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更新发展看未来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洁劫，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五分之四的人卷入战争。英国人民在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表现出勇气和团结的力量。战后的英国经济状况愈见衰竭，政治、军事实力逐步衰落。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大英帝国”的结束大大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地位，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事实：英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而仅仅是美苏冷战的旁观者。英国工党在执政的6年中，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将私有工业企业、矿山、铁路国有化，实行免费医疗和发放老年抚恤金等制度，改革教育制度，使像哈代笔下的裘德这样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工人们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工党采取的措施为要求改革社会结构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但是“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改革的进程滞留不前，人们感到建立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理性、理想、信仰、道德等观念动摇以至轰毁。二次大战前在法国产生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欧洲各国，世界是混乱荒诞的、人生是荒谬虚无的思想弥漫。 　　战后文学各种流派及倾向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和渗透。这时期没有产生象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这样有影响的大家，也很难说哪种文学流派或倾向绝对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小说与戏剧中的“愤怒的青年”和诗歌中的“运动派”，抨击时弊、抒发怨愤，关注现实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塞缪尔·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及60年代默多克等作家的哲学寓言派小说则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从哲学角度探讨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创作上多采用寓言、象征等技巧。在法国新小说和文学中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下，60年代后期和70年初，英国小说中还出现了约输逊为代表的“形式革命派”，试图彻底摈弃传统结构，他们在小说中将各类文体及图片、手稿摹迹等混排，书中全页空白或挖洞；活页小说则可以找任何次序阅读，将现代主义文学几乎推向极端，二次大战以后变化发展了现代主义被称为“后现代主义”，以别于20年代高潮时期为代表的现代主义文学。 　　尽管战后文学在独创性和影响性方面不如战前文学，但老将新秀的佳作不断出现。对于战后至今40余年的文学，由于缺少时间的距离，我们还很难作一个较为全面的把握或较为公正的评价，对于未来文学发展的面目我们更是难以预测。但是，无论文学如何随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文学这种人类认识世界的美学手段、人类精神生活的重要部分将与人类共存。 　　二、变化的诗风 　　1、“运动派”诗歌 　　50年代，一批诗人、批评家想要复活战前西方文化的艺术形式和人文主义内容，以“运动派”而著称。他们不赞成贝克特的“荒诞派”戏剧所表达的反文化和反人文主义倾向，不赞成艾略特向古典文化和宗教寻找出路的方式，也不愿回复呆板的传统形式，他们试图在僵硬的传统和抽象的存在主义之间寻找一条折中道路。有的评论家认为“运动派”诗人写作方式上过于拘谨和斯文，有的评论家又称赞他们在恢复传统文化方面采取的审慎、理智的态度。“运动派”诗人在50年代以后大多改变了写作风格。 　　菲力普·拉金（1922—）是“运动派”的代表诗人。他以哈代为榜样开始写诗，诗题广泛，常表达在当今社会中直面人物所需要的勇敢精神，诗风简朴优雅。他们第一部诗集是《受骗较少的人》（1955—），尽力避免 30年代“奥登派”诗歌的政治狂热和40年代诗歌的过份感情化。唐纳佳·戴维与拉金同龄，是运动派的诗人和理论家。他提倡英国18世纪新古典诗歌的简朴、清晰风格，避免晦涩，但同时他又乐意接受现代诗风影响，并不固守传统。他有4部诗集，诗的词汇丰富、有想象力，既有文言古词，又有现代俚语。 　　2、60年代诗人 　　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诗坛每10年都有一位具有代表性和富有影响的诗人。 　　20年代出现了艾略特，30年代有奥登，40年代和50年代分别以迪兰·托马斯和拉金为代表，60年代的代表人则是特得·休斯（1930）。他深受叶芝的影响，在剑桥大学接受的人类学、民俗学教育对他诗作的题材和风格很有影响。他以粗犷、时而断裂的诗行描写动物的狡诈和凶猛，写人的诗则强调人性本能和兽性的一面。他的第一部诗集是《雨中鹰》（1957），一开始便以强烈的感情、出色的想象显示出与50年代“运动派”诗人截然不同的风格。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欧州人内心的混乱及动物和人身上表现出的盲目、狂烈的本能力量，成为他诗作两个重要的主题。他的第二部诗集《卢泼卡尔神》 （1960）诗题来自罗马神话中牲畜之神，表现动物狂暴的世界及人在忍耐极限时的野蛮，情感狂放而诗风明晰连贯。1961年，他与诗人托姆·盖恩合作出版了诗集，自己又独立完成了一些诗作。1970年出版的长诗《乌鸦》采用民间文学素材，诗中的乌鸦聪慧、强悍，能战胜一切灾难，而另一角色上帝有时是乌鸦的伙伴，有时又是敌人和对手，常常是被动的。长诗表现在无情、敌对的宇宙和社会中人们艰难生存，悲观色彩浓郁。 　　特德·休斯的诗作影响很大，一些年轻人模仿他的诗题、诗风，形成了 “特德派”。还值得一提的是休斯的妻子西尔维亚·普拉斯，一位著名的美国诗人，于1963年自杀。她的悲剧色彩的诗与休斯的诗有密切的联系。 　　托姆·盖恩（1929）是60年代仅次于休斯的重要诗人。他的早期诗作曾收入“运动派”诗集，赞美人与命运斗争的勇气、精神，诗的风格上具有男子汉气概。《我的悲哀的船长》（1961）开始诗风发生变化，进取的纠纠雄气减少了，代之以细致的思索，显示出美国诗人威·卡·威廉斯和马里安·莫尔的影响。《魔草》（1971）是他的优秀诗作，取材《奥德修记》中尤利西斯凭借魔草战胜女妖魔法的故事，表现人性内在的，具有心灵洞察力和生动、成熟的风格。盖恩长期居住美国，作品中包含两种文化，许多评论家把他称为“盎格鲁——美国”诗人。 　　三、戏剧的再次振兴 　　1、“愤怒的青年”戏剧 　　1956年，英国上演了一出新戏：奥斯本的《愤怒的回顾》，这是一批被称为“愤怒的青年”的戏剧家、小说家中的重要作品，也标志着本世纪英国戏剧第二次高潮的开始。 　　“愤怒的青年”是本世纪50年代英国文坛上重要的文学运动，反映战后英国社会人们的思想情绪和苦闷，年轻一代不满足于光是生活好一些，他们期望社会能够提供更好的结构形式，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现实让他们失望了。青年作家们由不满而痛苦，由痛苦而愤怒，以小说和戏剧作品来抒发，这场运动随着《愤怒的回顾》的出现达到了高峰，“愤怒的青年”剧作不仅反映了一代人积聚的不满情绪，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戏剧方向：即写反映下层阶级生活的现实主义戏剧，有的将它与舞台上流行的起居室为背景的喜剧相对，称为“厨房水槽”剧。剧中以工人阶层的人物为主角，反叛社会中上层资产阶级，但他们表达的情绪不限于工人阶级，而是整个英国社会青年一代的不安、躁动和挫折感，向社会提出情感强烈的抗议。1956的以后，剧坛呈现活跃景象，许多剧作家写作现实剧、荒诞剧，或二者因素兼而有之的戏剧。英国戏剧至今仍是西方戏剧中最有活力和影响的部分。 　　约翰·奥斯卡（1929）出生于大危机开始的那一年，12岁丧父，母亲是酒吧女侍。他先是为杂志工作，但在戏剧事业中找到志趣和才能所在。《愤怒的回顾》上演引起观念极大的兴趣，尤其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们产生很大的共鸣。主人公吉米·波特出身工人家庭，在战后接受了高等教育，尽管他有才能，但他明白上层社会总是在他们上升的道路上设置障碍。他只有向出身中产阶级的妻子艾莉森发泄自己的沮丧和愤怒，作者在剧中恢复了忽略已久的戏剧手段：激烈的长篇演说，借人物之口抨击时政，表现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一代人的焦虑心理。戏剧形式上采用了传统的现实主义戏剧手法，全剧主要是主人公独白，略加上其他角色的话。《演唱者》 （1957）中的音乐厅演唱者阿基莱斯也是生活道路上的失败者，在时代的重压下苦苦挣扎，父子两代喜剧演员的命运成了摇摇欲坠的帝国的象征，他的历史剧《路德》（1961）享有盛誉。奥斯本60和70年代创作的剧作都不如他作为“愤怒的青年”戏剧代表时的创作受到热烈欢迎。 　　阿诺德·威斯克 （1932）也是“愤怒的青年”的代表性剧作家，对50年代戏剧更新作出了贡献。他常以伦敦东头的犹太家庭为题材，表现个人与社会压力之间的冲突。 《大麦鸡汤》（1958）从犹太人观点向分崩离析的英国社会提出抗议。战前，穷苦的犹太工人因他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法西斯主义的仇恨而团结在一起。战后，年轻一代发生了变化，比他们的长辈更个人化，到60年代，已长大成人的青年们有的致富，只顾自己；有的仍然受穷，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只有30年代的老共产主义者还坚守信念，但他们已老弱，徒劳地劝说儿辈去关心整个社会。这部剧作与《根》（1959）、《我在谈论耶路撒冷》（1960）构成了《鸡汤》三部曲，1960年上演时给观念深刻印象。作者把戏剧看作使人们逐步觉悟的手段，把工人阶级从怠惰漠然的状态中唤醒过来，引向社会主义，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威斯克非常熟悉社会俗语和地方方言，戏剧对话采用通俗语言，后来的剧作在现实主义手法上又加上了寓言色彩。 　　2、荒诞派戏剧 　　荒诞派戏剧是战后西方戏剧界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于50年代初出现于法国。尤内斯库、贝克特、阿达莫夫等剧作家从存在主义观点出发，打破了传统戏剧的写作手法，借助各种舞台手段，揭示人生的荒诞性、人类存在的虚无性，以荒诞的形式来表现荒诞的内容，反映荒诞的世界和人生。合乎逻辑的传统戏剧结构被杂乱无章，几乎无情节的表现方法所取代；具体的时间、地点不复存在；稀奇古怪的舞台形象、机械可笑的动作、灯光和音响的特殊运用，文不对题、毫无意义的语言，共同体现人生现实的不合理性。荒诞派戏剧的影响从50年代后期起传遍西方。 　　塞缪尔·贝克特 （1906—）是法国籍的爱尔兰人，用法语写作，又把自己的大多数作品译成英语。他学生时代游历巴黎时，曾担任现代派作家乔伊斯的秘书，深受他的创作的影响，1936年后定居巴黎。他从20年代末开始写作，最初写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他的现代主义诗作《婊子镜》（1930）比艾略特的《荒原》还要晦涩难懂。在年之间他写了三部曲小说 《马洛依》、《马隆纳之死》和《无名的人》。他的代表作是剧本《等候戈多》（1952），这也是荒诞派戏剧中最有代表性的。戏没有什么情节，两个主人公在一条村路上自称等待戈多。第二天枯树长出了新叶，两人还在苦苦地等待。他们胡言乱语，行为荒廖可笑，等待戈多是唯一的生活内容和精神支柱，可是就连虚无飘渺的希望都“迟迟不来，苦死了等待的人”戈多是谁，为什么要等他，剧中都未作交代，没有剧情的发展，没有戏剧冲突，出现的是乡间荒野枯树和似乎失去正常思维、语言能力的人物，正是在这混乱、荒诞中揭示了“人类在一个荒谬的宇宙中的尴尬境地”。在《最后的一局》 （1957）、《啊，美好的日子》（1961）等剧作里，人物不是轮椅中的瘫痪者，垃圾桶里的残废人，便是浑浑噩噩的混世者，他们身残志缺，精神空虚，没有希望，在啰嗦的废话、无聊的举动中苦捱时光。 　　哈罗尔德·品特（1930）是英国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人物。他生于伦敦东部哈克尼一个犹太穷裁缝家庭，在二次大战阴云下度过青少年时期。1948年他在美国皇家戏剧学院学习，演过戏，1957年写出他的第一个剧本《一间屋子》。在法国荒诞派的影响下，他进行新的戏剧实验，创作了《生日晚会》 （1958）、《升降机》（1960）、《看管人》（1960）等著名剧本。他深受贝克特和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等人的影响，表现荒诞派戏剧共有的主题：外界荒诞不可捉摸；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人失去了自我，成为“非人”等。他剧中的人物常受到某种来自外界的威胁，他们处在恐怖中，相互间又无法交流和沟通。他常以一间屋子作为展开剧情的场所，“屋子外面是一个向他们压下来的可怕的世界”（品特语），评论家把他的作品称为“威胁的喜剧”。 《一间屋子》里上了年纪的赫德夫妇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房子破旧不堪，里面只有一点亮光，老夫妇在屋里才有一点安全感。一对的年轻夫妇和失明的老黑人先后来租房，接着赫德太太也莫明其妙地瞎了眼。 《生日晚会》描写钢琴家斯坦利在演出失败后避居在一个海滨公寓，不与外界来往，也不为女房东和一个姑娘的纠缠所动。两位来客扰乱了他的安宁，在他的生日晚会上，来客对他大兴问师之罪，斯坦利惶恐不安，精神失常，被送进医院，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全剧内容无逻辑性、人物行为古怪、对话难以理解，但制造出恶梦般的恐怖气氛。《看管人》里阿斯顿带回了一个老流浪汉戴维斯，但他自己的生活与流浪汉一样漫无目标，他的家只是堆杂物的破旧房子。这个家还遭到戴维斯的觊觎和试图侵占。品特描述的情景是荒诞离奇、神秘恐怖的，但又扎根战前和当时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人物多是失业者、小职员、流浪汉及其它下层人物，他善于运用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对话很少，意义含混又能切合他们身份、性格特点。他是英国自己的“荒诞派戏剧”的代表。 　　四、五光十色看小说 　　l、传统风格小说家 　　给战后的小说进行一个分类是十分困难的，现实主义小说与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有了很大变化，现代主义小说也与20年代鼎盛时期的现代主义小说有所不同，更多的作家作品是吸收、溶合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特色。 　　在相当一批作家在战后以传统的文学手法进行创作。伊夫林·沃在战后20年又创作了多种类型的小说，其中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题材的优秀作品——战争三部曲 《荣誉之剑》（1965）将他一贯的讽刺技巧和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处理历史、社会和宗教问题。安格斯·威尔逊 （1913—）是当代文学中有影响的讽刺小说家。《盎格鲁—撤克逊态度》（1956），用讽刺笔法写考古方面一场可笑的骗局及一个教授的家庭和学术生活，结构复杂、人物众多，剖析了人际关系虚伪的现代社会。乔治·奥韦尔（）是位政治倾向强烈的讽刺作家，他的作品在战前与战后文学之间起了桥梁作用。他早期作品以贫穷为题材，有狄更斯现实主义小说的影响，后期小说则较为政治讽刺。《动物乐园》（1945）写了寓言性质的动物故事，《1984年》（1949）则是反面乌托邦小说，都表现对极权主义的谴责，贯穿了反苏和反斯大林的情绪，捍卫自己所信奉的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安东尼·鲍威乐（1905—）早期的讽刺小说以不露声色的冷嘲方式叙述一次大战以后贵族、乡绅、艺术家等人的生活。他的名望主要奠定在他5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的长篇系列小说《伴着时光之曲而舞》上。这部小说前后12卷，可分为4个3部曲，通过主人公前后30多年成长及经历，展现从20年代到二次大战以后社会生活全景。作品卷帙浩繁，出场人物200多个，吸取了19世纪英国小说的传统。乔伊斯·卡里 （）是二次大战前后较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马嘴》 （1944）等写人物冒险故事，富于幽默，擅长滑稽怪诞人物的描写，与狄更斯有相象处，也汲取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技巧。查·珀·斯诺 （）是19世纪现实主义传统的忠实继承者，他反对使用意识流和隐晦象征等手法，也不赞成文学过于注重弗洛伊德主义和存在主义，认为小说应更紧密地联系人与他的社会环境。他于年写了11部既有连续性又可独立成篇的小说，总题为《陌生人和兄弟们》，通过描写20——50年代一些人物的生活来透视社会，他的人物是政府里的政策制定者、大学首脑、官僚机构中的职员及警察，题材是野心勃勃的人在权力欲驱使下的举动和普通人因此得忍受的后果；急于在官职方面往上爬的人们如何处积虑地钻营；依然充满阶级和门第偏见的现代英国社会的伪善。他的小说注重运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充实的人物性格刻画和对社会作无情审察，基本上继承了特罗洛普、萨克雷、乔治·艾略特和高尔斯华绥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 　　格雷姆·格林 （1904—）是当代最重要的英国小说家之一。他的小说打破了严肃小说、惊险小说和科学小说等类型界限，混合在一起，把惊险小说变为适于表现当代生活和具有文学价值的形式。他的哲学性小说和轻松性作品——他自称为“消遣作品”——都享有盛誉。 　　战前格林写作了《斯坦布尔列车》（1932）、《一支出卖的枪》（1936）等间谍、惊险小说，情节紧张，沉闷的景色捕促住了30年代的基调。他还写了一类“严肃的文学作品”，如《布赖顿硬糖》（1938）、《权力与荣耀》 （1940）等。前部小说讲一个十几岁的被追捕的少年的故事，堕落的天主教徒受苦和寻求精神慰藉的主题出现在格林许多作品中。后部小说是以墨西哥为背景的宗教小说，格林小说喜欢异国他乡背景，以更深刻地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问题的核心》（1948）是格林战后重要作品之一，主人公斯科比诚实地面对自己抛弃宗教、背弃妻子的过错而自杀。战后著名小说还有《病毒发尽的病例》 （1961）、《人的因素》（1978）等。格林是天主教徒，特别关注爱、宗教信仰、同情、怜悯和背叛等道德问题，他认为世界上充满罪恶，人类参与了罪恶活动，灵魂永远受谴责。他小说中人物常是一些罪犯、疯子或不信宗教的人，格林赞赏他们寻求灵魂安宁的内心斗争，赞赏使他们免于自满的谦卑行为。格林更是艺术家，他的小说题材广泛驳杂，有不少作品是描写重大国际政治题材的，在严肃的内容外蒙上惊险小说的色彩，善于安排情节、制造紧张的悬念，并采用电影剪辑手法。就小说结构形式而言，他的作品中传统的成分多于革新的因素。 　　2、“愤怒的青年”小说家 　　“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是以韦恩的小说《每况愈下》（1954）和艾米斯的小说《幸运儿吉姆》（1954）开其端的。这个流派的主要小说家还有约翰·布莱思和艾伦·西利托。他们在艺术技巧上多采用现实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通过对主人公命运的叙述来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尽管他们在艺术上并没有很大的创新或精湛的成就，但由于相当真实地反映了战后英国青年一代的精神危机与生活悲剧，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金斯利·艾米斯 （1922—）是“愤怒派”中影响最大的小说家。他的成名作《幸运儿吉姆》塑造了新型的喜剧性“反英雄”人物形象。大学里的青年讲师吉姆·狄克松在环境熏陶下变得世故，他瞧不起教授威尔奇，但为了名誉和地位还是讨好教授。他没有真才实学，却假冒精通历史。他以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卑鄙的手段和虚伪的礼节，获得了地位，搞到了女人，在他所嘲笑的世界里舒服地生活下去。人们常把艾米斯与伊夫林·沃相比，他们都擅长社会讽刺喜剧，在幽默和闹剧中潜藏愤怒与尖刻的基调。但沃主要是取笑社会上层，艾米斯则写的是较下层的人物，嘲讽自大的外省人和那些伪学究。他把吉姆自我中心的“反英雄”的个性及战后社会虚伪自私的人际关系揭露得淋漓尽致。第二部小说《那种不安感》（1955）中的主人公是想借助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图书馆员，处于实现野心和讲求道德的矛盾愿望中，也是一部批评社会、表示“愤怒”的讽刺小说，艾米斯又创作了《像你这样的姑娘》 （1960）、《一个英国胖子》（1963）、《杰克的事情》（1979）等长篇小说，主要是继承现实主义的讽刺喜剧传统，他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发起了“愤怒的青年”文学运动。 　　韦恩（1925—）的 《每况愈下》写一个中产阶级子弟查尔斯大学毕业后拒绝接受正常的生活秩序，当杂工、小贩、甚至沦为走私犯的经历，主人公心中充满愤怒的情绪，在生活中寻求人生价值。约翰·布雷恩（1922）的《往上爬》中的兰布顿，不择手段地挤入“高贵”的阶层，又感到空虚。爱伦·西利托（1928—）是“愤怒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也是战后出色的工人小说家。他出身工人家庭，在贫民窟里长大。他的第一部小说《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1958），描写青年工人亚瑟·西顿平日里在工厂拼命干活，星期六晚上酗酒、追女人，星期日早晚钓鱼，然后再去应付下周条件恶劣、繁重的劳作。他不满现实，又不知如何反抗，只是蔑视权威，争吵斗殴。《长跑运动员的孤独》（1959）里的青年代表教养院去参加长跑比赛，故意把冠军输给别人，让教养院的头头脑脑们失望，作为反对的一种手段。西利托记录了工人们的思想和动机，他们拒绝向这个社会承担责任。他既不谴责也不赞美他们，既不感伤也不理想化地描写他们的生活状况，读者却对他们产生同情并对他们否定、愤怒的情绪有所理解。小说中生动的对话传达了工人的语言。西利托笔下的人物有些像“愤怒的青年”，但他们与社会更为对立，叛逆常有更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他把作品中蕴藏的对社会的批判化为小说的一部分，而并不显得在宣传。 　　“愤怒派的”作家们对社会的不满是强烈的、弥散性的，又是模糊的，他们找不到更有价值目标的新文化。有评论嘲弄他们愤怒地撞击文化之门不是为了毁灭门，而是为了闹出一片喧嚣，让他们自己进去。到60年代，有的作家转向写别的题材，有的因为写书功成名就，“愤怒”便被消解，再也发不出强有力的抗议之音了。 　　3、革新派小说家 　　50年代，大多数英国小说都承袭了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传统，但也有为数不少的作家从哲学角度探讨社会和人生，试验新的表现形式。 　　威廉·戈尔丁 （1911—）从人的本性的角度去探讨西方社会令人悲观状态的原因。他认为人“性本恶”，文明能控制恶的倾向却不能改变它，人的无政府主义本性最终会使有序的社会走向崩溃，他的小说在50年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很大反响。戈尔丁毕业于牛津大学，在二次大战中参加了许多战役，强烈反对纳粹主义。在反纳粹战争中他逐渐认为：人类往往并非故意而是由于本性驱使去毁坏建设美好世界的机会，这种观点贯穿在他的小说中。他的第一部小说《蝇王》（1954）讲一群英国学童流落到孤岛上，由于离开了文明社会而使人性中某些固有的本能得到充分发展，因而变成了残杀同类的野蛮人，一切都被恐惧、迷信、权势、蛮力所支配，少数试图与这种倾向作斗争的人，由于大多数人的邪恶，而成了牺牲品。这个小说获得了198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在第二部小说《遗产继承者》（1955）中，人类毁灭了史前尼安德特人原始的和谐世界，他们把罪恶带往所到之处。以宗教为素材的《塔尖》 （1964）里，渎圣和罪恶的行为充斥在建造塔尖的过程中，塔尖越造越高，而原先一直期待塔尖矗立的教长，对宗教的信心却日益减退。戈尔丁喜欢把人物置放在奇物或原始的场景中，他们有机会建立新的、完美的生活方式，就像亚当和夏娃站在伊甸园中，但人类在贪婪、自私和欲望中残杀，失去了美好未来。戈尔丁在60年代还创造了许多小说。1979年，他写了《看得见的黑暗》，一个在战火中被严重烧伤的男孩，脸上、身上可见的痴痕，作品有浓郁的象征色彩。戈尔丁以象征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被称为寓言家和道德家。 　　艾丽斯·默多克 （1919—）也是一位被称为“寓言编撰家”的小说家。她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她的第一部著作便是批评论文集《萨特，浪漫的唯理论者》 （1953）。她的第一本小说《在网下》（1954）显示了多种影响，没有责任心的主人公及他的冒险经历与“愤怒派”的作品有点相象，但小说又显示萨特和贝克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她把幻想的事件织入日常世界，创造出似真似假的神秘故事。《逃避巫士》（1956）、《沙堡》（1957）两书中都有魔术、双重意义和象征主义的痕迹。《钟》（1958）讲的是一个由非神职人员组成的宗教团体的解体，个人以及社会的失败都起因于缺乏爱和恋爱的失败，这个宗教团体的失败成为人类及宗教失败的象征。《黑王子》 （1973）是默多克结构最为精巧的小说，表层上是谋杀奇案，但许多阐释使之成为哲理小说。故事封闭在开头的两篇序言和结尾的6篇附录之间，序由虚构的作者和编辑所作，附录则由他们两人和作品中4个人物所作，每个人都对小说中事件作出不同解释。默多克显示真理可能随人们不同视点而变异。 　　默多克的小说由于采用暗示性语词间接地表达意义，时常难以理解，但她表现出强烈的情感、想象和严肃性，并富有幽默的机智。 　　穆丽尔·斯巴克 （1918—）在作品里探讨人的个性问题，常使用象征手法。《死亡的提示》带有喜剧意味，书中一些年事已高的人面临日益迫近的死亡，一次又一次神秘的电话引发他们不同的反映。她往往把小说放在狭小的、又各式各样的世界里，以冷静而又同情的态度描绘人物。《吉恩·布劳迪小姐的全盛时期》 （1961）以后的小说语调更为严肃、态度更趋冷静。布劳迪小姐的故事大受欢迎，这位女教师对她的学生产生了奇特的影响。《曼德巴姆门》 （1964）中耶路撒冷圣地被曼德巴姆把门分割为两半，这成了一种象征，去朝圣的英国女人在旅途遇见的人们都具有双重性格。斯巴克被称为天主教作家、讽刺作家、超现实主义者，这些都是她创作的一些特点，难以概括她的全貌，也正说明她创作的复杂性。 　　劳伦斯·德雷尔（1912—）的 《亚历山大四部曲》（）试验了许多新的叙事技巧，四部曲没有传统的时间上的衔接，前三部从3个不同角度描绘二次大战以前亚历山大港发生的事件，第四部汇合前三部故事线索，试图根据相对论的理论从深度、广度、长度及时间4个方面来创作小说。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1969）以维多利亚传统方法来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又用现代观点，探讨小说本身实质。 　　4、妇女小说家 　　在整个英国文学发展中，妇女作家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19世纪出现了奥斯丁、盖斯凯夫人、勃朗特姐妹、乔治·艾略特等出色女小说家，在现代英国文学中，伍尔夫和曼斯菲尔德堪称大家，康普顿·伯内特、伊丽莎白·鲍温、丽贝卡·韦斯特等也各有成就。正如我们不会单列出“男性小说家”一样，我们本也不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分类法，而人们经常这样做，一是因为在文学天地里驰骋的女性毕竟少于男性，成功的女性作家因此较引人注目；二是因为妇女作家可能具有不同于男性作家的性别文化。把当代文学中的莱辛和德拉布尔划人妇女小说家，便是因为她们的小说较多地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呈现出与同时期的女性小说家默多克、斯帕克不同的面貌。 　　多丽斯·莱辛（1919—）被看作当代英国最优秀的女作家，擅长刻画知识妇女的形象，通过她们的经历表现广泛的题材和独特的主题。莱辛在南非生活了20多年，处女作《草儿在歌唱》（1950），描写了紧张的种族关系。 《玛莎·奎斯特》（1952）是她的代表作，与其他的四部小说《正当的婚姻》 （1954）、《暴风雨掀起的涟漪》（1958）、《被陆地围住》（1965）和《四门城》（1969）总称《暴力的孩子们》。前四部以南非罗德西亚为背景，描写当地种族、政治、社会、性等问题，而最后一部以五六十年代英国为背景，写主人公玛莎回英国后的精神过程，这卷中集中探讨了在男性统治的社会中妇女的地位问题。她以奎斯特 （英语意为“寻找”）的经历贯穿，带有自传成分。全书在对可怕的核战争的预言式的幻想中结束，战争的幸存者是新人种的孩子们，他们胜过了先辈——那些“暴力的孩子”。莱辛最著名的小说是《金色笔记本》（1962），女主角安娜像作者本人一样，在南非长大，富于正义感，曾积极投身于左翼活动并一度加入英国共产党，又感受到幻灭的痛苦，在男性统治的社会里独立生活、工作时面临许多问题。她和女友莫莉都是离了婚的“自由女性”，在经济上不依赖别人，在思想和政治上也不肯盲从，作为独立的新型女性形象，她们在60年代激动了一代西方妇女，“在整整一代妇女思想和情感上打下了烙印”。作者揭示了两性冲突，但首先把它看作社会文化的产物，而且与更广泛的时代矛盾交错联系，在现代女性谋求解放的经历中，表现出有关政治、文化的多重主题。作者采用多层结构来叙述多重主题，有一小部分用传统的方式叙述，4个笔记本则记录了片断的人生和思绪：黑色笔记叙述主人公在南非的生活；红色笔记记录与政治相关的事；黄色笔记本是部小说草稿；蓝色笔记则是私人日记，最后一节前插入了独立的一节即“金色笔记”，以破裂的故事讲述四分五裂的人生。《黑暗的夏天》（1973）是作者另一部女性主义小说，讲一位中年妇年在25年为人妻母后的“自我发现”。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 （1939—）也是当代英国享有盛誉的女作家，她作品里的主人公几乎全是女性，写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妇女的奋斗和追求。《贾里克年》（1964）、《魔石》（1966）、《金色的耶路撒冷》（1967）、《针眼》（1972）都围绕着妇女解放的主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小说创作依然十分活跃。当代小说受到了影视艺术等非书面的大众化传播媒介的冲击，阅读小说的文化环境与狄更斯时代大为不同。小说自身也存在分裂的现象，一方面“纯小说”曲高和寡，另一方面侦探、言情等通俗小说呈现文学“商品化”趋势。美国著名的小说家索尔·贝娄说：“我在心绪不佳时，几乎可以使自己相信，小说如同印第安人的编织书或制僵手艺，是一门日趋没落的艺术，无前途而言。”但这毕竟是沮丧之论。英国小说连同整个文学将随着人类生活而变化、更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