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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阿祥：释“中国”
原标题：胡阿祥：释“中国”中国有着四千多年的文明史，表现在称谓上，除历代统一王朝国号外，又古今名号（如诸夏、华夏、中国、中华、禹迹、九州岛、赤县神州等）众多，域外称谓（如支那、赛里斯、桃花石、契丹等）繁杂。本篇讨论“中国”名号的来源与演变。按“中国”这一名号，历史久远，先秦时即已存在。然而，直到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前，“中国”都只是地域的或文化的概念；从夏、商、周直到大明、大清，都有自己的国号，并不称中国。那么，历史上的中国又是什么含义呢？它是怎样成为一个跨古今、括全域的通称的？在文化上都有些什么象征意义？中与国两字本来又作何解？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考证，予以梳理。一、释“中”释“国”《说文解字》：“中，内也，从□│，下上通也。”段《注》：“下上通者，谓中直或引而上，或引而下，皆入其内也。”今按中字本来的形义并非如此简单。据于省吾的考证，在殷商甲骨文及商、周金文中，中字的首尾都加有若干条波浪形的飘带，向右或向左飘，“本象有旒之旗”；商王有事，立此以招集士众，士众围绕在此周围以听命，故而又引伸出中间之中的意思。2由中间之中，产生了中的引申义与诸多美义。《说文》释中为内，又释内为入，段玉裁则发挥之：“中者，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段说甚是。盖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没有两端，就不会有中间；没有四方，就不会有中央。中作为地理用语，乃对外而言，乃别偏而言。然则中的涵义，又不独仅此，在文化上，中显得更为可贵，“天地之道，帝王之治，圣贤之学，皆不外乎中”3，故古人视中尤重。就为政而言，要“允执其中”4，“用其中于民”5；就立身而言，“民受天地之中以生”6，故一切言行要无过无不及，守常不变；就处世而言，中为“天下之大本”7；古人论道，也以中为归旨：“中即道也，道无不中，故以中形道。”8以此，文化上的中，为正为顺，为和平，为忠信，为合宜。中既具备了上述美义，中国人的心目中遂惟中为是。文化名人夏丏尊〈误用的并存与折中〉9略说：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与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它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住在北京。讨价一千，还价五百。再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这不但买卖上如此，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然则国字又作何解？《说文解字》：“国，邦也，从□，从或。”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国，邦也，从□或声。□其疆境也，或亦域字。”段《注》：“邦、国互训，,,,,古或、国同用。”又《说文》：“或，邦也，从□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注》：“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以凡人各有所守，皆得谓之或，,,,,而封建日广，以为凡人所守之或字未足尽之，乃又加□而为国。,,,,（或）从土，是为后起之俗字（即域）。”按殷商甲骨文没有或、国二字。周金文国字早期作或，以表示“执干戈以卫社稷”；后期孳乳为国者，盖加□以为国界，此属文字上的自然演变。中与国两字连在一起，便成为我国的古老名号之一－－中国。二、中国名号的起源1963年，在陕西宝鸡县贾村出土了何尊，其铭文云：“唯王初迁宅于成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这段铭文的意思是：成王初迁居于成周（成周指以洛阳为中心的地区）。先是武王克商后，在庙廷祭告于天说：我将居此中或，自此治理民政。又《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先王指武王。本诸上述，虽然何尊为成王时器，但由于追述武王祭告于天而言及中或；《梓材》虽然也是成王时所作，但由于追述皇天付与人民和疆土于武王而言及中国。以金文和典籍互相验证，则中国名号已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当是可以肯定的。更追溯之，从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知道那时商人称他们的国为中商、商方；卜辞及典籍中，商王都所在又称大邑商。10《说文解字》：“邑，国也，从□”；段《注》：“古国、邑通称。《白虎通》曰：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音韦，封域也。”于省吾〈释中国〉也指出：“古文字的或、国、邑三个字的构形有着密切的联系，故《说文》既训或与国为邦，又训邑为国。,,,,甲骨文屡见‘大邑商’之称，商代乃‘城邦制’，故以‘大邑商’代表商国。”商而称中商、商方者，乃相对于周边的诸方国（如羌方、鬼方、苦方、人方等）而言。方即国，《诗·大雅·皇矣》“维彼四国”，郑《笺》：“四国，四方也。”方既是国，则中商、商方也可称作中商国。商而称大邑商者，则是相对四土以及四方而言。甲骨文称：“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这是说占卜东土南土西土北土的年谷成熟；此外，甲骨文言祭四方者屡见，四方指四方远处的方国。而所谓四土、四方，均以大邑商为中心言之。商既可称中商国，则去掉商字，正是中国，胡厚宣因说：“商而称中商者，当即后世中国称谓的起源”11；田倩君也指出：邑既训国，则大邑商就是称谓中国之义，“准此‘中国’称谓的起源定然是从商代开始的。”12总之，中国确见于西周武王时期；商代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中国这一名号，却也形成了中商、商方、大邑商居于中的地域与文化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名号始于商代，也不为过分。三、地域概念的中国及其地域范围的扩大中国一名自西周初期出现以来，迄于战国，依据当时及后来人的说法，其所指地域随着对象与时代的不同，也不尽一致。其一，指京师。《诗·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以中国和京师互称，正表明其涵义相同，以此西汉毛《传》解释道：“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又《史记·五帝本纪》：“夫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南朝宋裴骃《集解》引东汉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按京师即后世所习称的首都，它是中央之都城，是天子所居之城。如此，则中国指京师，盖源于商代以大邑商对四土的观念。其二，指国中，国都。《春秋榖梁传》昭公三十年：“中国不存公”，即季孙不让鲁昭公在中国存身，晋范宁《注》：“中国犹国中也。”按古代的国以城圈为限，城圈以内为国中，城圈以外为郊，郊已不属于国的范围；住在城圈里的人称“国人”。这一概念，西周时已然存在；而由于西周分封的诸侯也都是一些城邦制的国家，所以到了春秋时期，当列国强大起来后，便以自己的国都为中心，看待境内的属邑时，遂以中国自居。如《国语·吴语》：“吴之边鄙远者，罢而未至，吴王将耻不战，必不须至之会也，而以中国之师与我战。”吴韦昭注：“中国，国都。”以中国指国中、国都，较之以中国指京师，中国指称的对象大大增加了，即从为周天子专用，扩展到为诸侯共享，而所指称的范围则仍以城圈为限。其三，指王畿。《周礼·大司寇》：“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其能改过，反于中国。”郑玄《注》：“反于中国，谓舍之还于故乡里也。”郑氏以中国为乡里，而乡里实等于近畿，属王畿以内之地。又《左传》昭公九年：“允姓之奸，居于瓜州。伯父（晋）惠公归自秦，而诱以来，使偪我诸姬，入我郊甸，则戎焉取之。戎有中国，谁之咎也？”是周的郊甸可以称为中国。周的郊甸既可称中国，则承此例，列国的郊甸也可称中国，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放大，即从城圈之内而城圈之周围了。其四，指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诗·大雅·荡》：“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又说：“内奰于中国，覃及鬼方。”这是作者借周文王历数商王罪恶，使中国以至远方各族怨怒的告诫，来警刺周厉王。又《诗·大雅·桑柔》：“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诗中的中国也显然是指周天子直接统治的地区。惟春秋时，列国逐渐强大，形势有了变化，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即中国已大为缩小。其五，指诸夏国家。周天子的直接统治区－－周国既可称中国，分封的诸侯列国－－诸夏也不甘居后，况且诸夏国家的利害相对于四夷来说，与周大体一致，于是中国也可用以指称周和诸夏这个总体。《左传》成公七年：“中国不振旅，蛮夷入伐而莫之或恤，无吊者也夫。”这里的中国，与诸夏之义相当。又《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何晏《集解》：“诸夏，中国也。”当中国的涵义由周的直接统治区扩展到诸夏时，遂为中国发展成诸侯列国全境的称号奠定了基础。上面已说过，列国初封时尚是一些城邦国家；以后，按照“诸侯立家”的原则，以扩建都邑的办法，又分封了许多贵族之家。于是本来是距离遥远的许多城邦，逐渐扩大为境界相接并拥有大片领土的国家。不过各国间的疆界还不很固定，边界上的城邑时常成为争夺的对象；而随着国与国之间“隙地”（无人区）的越来越少，列国疆域终于连成一片，换言之，即一个一个的“中国”并为一体，如此，中国终于扩展为列国全境的称号。其六，指地处中原之国。诸夏国家相对四夷都统称中国了，然而毕竟位置有远近，文化有高低，因此在习惯上，诸夏国家的内部还是有区分的，那些位置近（黄河中下游两岸以至江淮地区）、文化高的诸夏国家，往往并不承认环列其外围的位置远、文化低的诸夏国家为中国。然而，位置之远近、文化之高低并不是绝对的，以此，此义的“中国”所涵盖的国家也不会凝固。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尝论春秋之世，“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至于吴、越、楚、秦、燕等国，皆为蛮戎。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本非中国的吴、越、楚、秦、燕，随着疆域的扩大或文化的进步，也逐渐得忝或一时得忝中国名号。在春秋先后成为霸主的诸侯中，就有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霸主之国作为诸夏的重心，“尊王攘夷”的主角，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其进入中国的行列。到战国后期，魏、赵、韩、齐、秦、楚、燕七雄，事实上就都被视为中国了。把战国七雄都视为中国，是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广义的中国范围，它与上述的中国“指诸夏国家”含义近同；把吴、越、楚、秦、燕等国排除在外而特指中原诸国，则是习惯上的狭义的中国范围。 概括来看，先秦时期作为地域概念使用的中国，积有六义。推此六义的演变，则开始发生的时间，大体一义比一义晚；所指称的对象与地域范围，也基本上后者比前者为多为广。然而比较而言，第五、第六两义发生的时间既晚，沿用的时间也较久，涵盖面则最大。在此两义的中国的背后，实际上显示着一种相对于四夷的地理上与文化上的自豪感，表明了诸夏国家在民族、地理以及文化上的一种相互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已成为诸夏国家共同的国号，成为诸夏国家所共同拥有的地域的专称。然而进一步推求，地域概念的中国，其名则一，其义为什么会一变再变，再变而至于五、六变？且每一变基本上都是指称对象的增多而不是减少，指称地域的扩大而不是缩小？思之，当因中国文化上为一美名，中国代表着一种文化标准。四、文化概念的中国及其文化意义的伟大中字具有诸多美义，上文已述；而由中字之美义，又使中国成为一美名。《韩非子·初见秦》：“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赵居邯郸，燕之南，齐之西，魏之北，韩之东，故曰中央。”盖训中国为中央之国，其名已美；更求之，则中国之为美名者，尚不仅此。《战国策·赵策》记公子成谏赵武灵王胡服，对所谓中国有一段极具体的描述：臣闻之，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艺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学者，离中国，臣愿大王图之。是中国之为中国者，其人则聪明睿智，其用则万物所聚，其礼则至佳至美，是具有高度文明的区域；凡诗书礼乐不及或风俗有殊者，即不得在中国之列。文化概念的中国，其标准又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也就是说，文化上达此标准者，即为中国；反之则为蛮夷。文化是不断进步的，于是中国的地域范围不断放大，而中国的成员也不断地增多。文化的中国意义之伟大，正在于此！文化的中国地域范围之不断的放大，又有个过程。洪迈《容斋随笔》卷五“周世中国地”条：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河东之境有赤狄里（甲）氏、留吁、铎辰、潞国。洛阳为王城，而有杨拒、泉皋蛮氏，陆浑、伊洛之戎。京东有莱、牟、介、莒，皆夷也。杞都雍丘，今汴之属邑，亦用夷礼。邾近于鲁，亦曰夷。按洪氏所云，即大体以文化立说。吴、越、楚、秦、燕等国，春秋以至战国之世，大体已中国化；而老牌的中国如鲁、齐、晋、宋、蔡、陈诸国，其文化上的完全中国化也并非一蹴而就。如鲁号称旧邦，而《史记·鲁周公世家》云：“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是鲁，周初分封时尚未完全中国化，其它可想而知。西周以后，鲁、齐、晋、宋、陈、蔡、卫、曹等国，或以宗周之懿亲，或以前代之华阀，其为中国，已无疑义，而细揆其境内，蛮夷戎狄之非中国者，如洪迈所言，却也纵横参互于其间。《史记·匈奴列传》：“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中国疾之”；又《后汉书·西羌传》：“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中国”内部尚且如此，“中国”以外的四夷就更多，更加交错复杂，如戎、狄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夷分布在江淮至沿海地域，楚的南部则有群蛮和百濮。政治概念的中国，如果一定要追溯其本源的话，似乎可从明朝算起。翻检《明史》，明朝廷对内对外的诏令、敕谕，多自称中国；九篇《明史·外国传》中，中国作为明朝的代名词，与朝鲜、安南、日本、苏禄等国并称。又明清时代，来中国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国（或中华、中华帝国）18直称中国，而不用明朝或清朝。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作为国家或清朝的代名词，使用逐渐普遍，尤其是在国际交往中。到了晚清，中国作为国家的概念已经明确，中国的地域范围即指大清主权所达到的范围，但清朝的正式国号仍是“大清”。清朝在对外交往或正式条约中之所以乐于接受中国一词，那是一种传统心态在起作用，即沈醉于中国所代表的地域概念与文化意义：中心、中央、天下之中的国家，先进文明的中心；也未尝不是对鸦片战争后国际关系中屈辱地位的一种心理补偿：大清对外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所使用的国体意义上的“中国”，所伴随的是割地赔款的耻辱！历史真是既冷酷又深刻。同样一个中国，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即China，并无什么尊崇的意思；19清朝却将之当成一种褒称，一种尊号，一种可悲的精神慰藉。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中国才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简称，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国也有了明确的地域范围：“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即中华民国的全部领土。据上，由明、清而民国，政治概念的中国由习惯而逐渐走向定型。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理解的政治概念的中国，其含义又有了进一步的更新。现代学者认为：所谓历史上的中国，既不应该等同于历代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皇）朝，当然更不应该与汉族或中原地区划等号。把中原王朝或中央王朝和历史上的中国等同起来，并不符合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历史上的中国，“应该包括我们所明确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的一切政权和民族。”20那么用什么范围来规定历史上的中国呢？以政治为标准，则历史上的中国，正如谭其骧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总编例》21所指出的：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历史时期所有在这个范围之内活动的民族，都是中国史上的民族，他们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历史上中国的一部分。具体地来讲，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和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这一范围是中国历史演变成一个统一的、也是最后的封建帝国清朝所达到的稳定的最大疆域。之所以用清朝前期的历史疆域来确定历史中国范围，当然也不仅仅是由于地域的中国的多变，文化的中国的模糊，或任意选择一个最有利的历史时期。按现代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而民族的要素是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逐渐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作为现代民族走向历史舞台，正是在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传统的基础上，与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相联系的。现代民族和现代主权国家，确立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神圣不可侵犯的国际关系准则。近百年来，亚、非、拉地区许多原先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都在他们原有的即资本帝国主义破坏其独立以前的历史疆域内恢复了独立。根据以上这些原则和国际惯例，则政治概念的历史中国范围，理所当然地就是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疆域。1840年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前的清朝，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统一多民族的具备完整主权的国家；它有着明确的疆域范围（比如早在1689年即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界约》）。这一疆域范围，又是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谭其骧师《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就此讨论道：清朝以前，我们中原地区跟各个边疆地区关系长期以来就很密切了，不但经济、文化方面很密切，并且在政治上曾经几度和中原地区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到了17世纪、18世纪，历史的发展使中国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把中原地区和各个边区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而清朝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完成了这个统一任务。,,,,清朝的统一，实际上是先统一了满族的地区，即广义的满洲；再统一汉族的地区，即明王朝的故土；再统一蒙族地区和蒙族所统治的维藏等族地区。,,,,完成统一之时是在乾隆中叶，即18世纪50年代。据此，谭师结论：“清朝在18世纪时形成的这个版图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拿这个版图来作为历史上中国的范围应该是恰当的。”要之，政治概念的中国，较之地域概念和文化概念的中国，更加客观，更加全面，它是中国概念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是中国涵义的升华，它充分反映了这样的史实：中国的历史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无论文化高低，地域远近，是汉族抑或非汉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版图是由中原和边疆共同组成的；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继承与发展。（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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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里的中国Mymetal：2016年中国稀土进出口及价格走势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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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metal：2016年中国稀土进出口及价格走势简析
摘要：稀土被誉为现代工业“维生素”，在航空航天、电子工业、信息产业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也是公认的战略物资资源之一。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储量国和供应国，供应量占全球的88%，2016年中国稀土进情况及价格走势信息如下：
2016年稀土市场简析
2016年为“十三五”开局之年，在侧改革下大宗商品形势表现较好，国内经济也呈现上涨趋势，但稀土市场依旧低迷，终端未有明显改善。2016年稀土价格一季度平稳运行，市场低迷，需求疲软，市场持续性在低位震荡的状态。经4月份商储实施对稀土强力拉涨后，主流产品顺势走高，直至5月下旬价格保持相对稳定，而后市场进入淡季低迷期，下游需求收缩，稀土各产品一路疲软下行至10月中旬，在环保督查、国储利好消息等刺激下，商家顺势抬价，稀土主流产品在年底又有一波小幅反弹。
图1：2016年稀土主要产品价格走势图
稀土出口总量
月，中国稀土的出口总量为47227 吨，同比增长35.6%；平均出口价格为7.3 美元/千克，同比下跌31.8%，全年整体情况仍呈量增价跌之势。自2015年正式取消稀土出口配额和关税以来，出口价频受打压，部分国际大买家在行情低迷时大量购进稀土产品进行储备，价格上涨时使用，价格跌时再次购进，国内竞争形势激烈，被迫于低价出售。
图2：2016年稀土出口详情走势图
国内各省市稀土出口情况
根据我的有色网统计，2016年氧化镧全年出口14627.9吨、氧化铈4144.9吨、氧化钕496.3.1吨、氧化铕6.99吨、氧化铽41.7吨、氧化镝86.04吨、氧化钇1789.7吨、金属镧2074.4吨、金属铈487.5吨、金属钕391.8吨、金属镝8.4吨、金属铽0.9吨。其中轻稀土主要出口城市有四川、内蒙古、江苏、山东。中重稀土主要出口城市有江西、江苏、广东、湖南、北京等地。
图3：2016年稀土产品出口占比
图4: 2016年各省稀土出口情况
国内轻稀土产品出口厂家主要有内蒙古稀土国贸、乐山盛和稀土、甘肃稀土、淄博加华、益阳鸿源、徐州金石、有研稀土等。中重稀土出口厂家主要有常熟进出口海外贸易公司、宜兴新威、赣州虔东、长汀金龙稀土、江阴加华、赣州晨光、溧阳罗地亚等企业。
各国稀土情况
2016年我国出口至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稀土量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而在出口量保持增长的同时，出口均价却同比下滑，稀土产业链仍处于低迷形势当中。其中稀土产品全年出口至美国总量为9643.6吨，日本6044.4吨，荷兰2086.1吨。意大利1122.2吨，巴西1090吨，韩国1039吨。
图5：2016年各国稀土进口情况
其中轻稀土类主要产品氧化镧、氧化铈主要出口至美国、日本、巴西、荷兰、韩国、德国等地。而日本、韩国、越南等地仍是国外最大的重稀土市场。拿氧化镝来说，2016年日本从中国进口氧化镝54.819吨，占氧化镝全年出口量的63.7%。氧化铽2016年出口至日本39.7吨，占全年氧化铽出口总量的95.2%。
图6：各国稀土进口量占比
2016年稀土六大集团组建工作已全部验收完毕，大型企业占据了更大的市场份额，年底八部委的第三次联合打黑行动已经开启，各地打黑行动正在稳定进行中，再加上环保督查等利好政策因素，2017市场行情有望逐渐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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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编辑：杨文涛 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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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年出台“土十条”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记者杨维汉崔静）中国规划的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大气十条”“水十条”都已出台。记者11日从中国环保部召开的2016年全国环保工作会议上获悉，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土十条”）将于今年出台。环保部部长陈吉宁在会上介绍，“十三五”环境保护的总体思路是：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确保2020年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十二五”时期，全国堆存长达数十年的历史遗留铬渣处置完毕，并完成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环保部门加强重点领域风险防控，安排中央专项资金，支持重点区域实施重金属污染治理。2015年，环保部加快编制“土十条”，启动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试点示范项目，推进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陈吉宁表示，2016年要出台“土十条”并全面实施，启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详查，继续组织实施污染土壤治理与修复试点项目，建立规范的污染场地联合监管机制。环保部门在“十三五”时期将完成“土十条”编制并组织实施，加强土壤环境监测监管，实施农用地分级管理和建设用地分类管理，开展土壤污染污染治理与修复。“十三五”环境保护的总体思路中提出，“实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陈吉宁解释说：“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不是政策制定得越严厉越好，也不是标准制定得越高就越好，而是制定政策、标准在实际中能够确实执行，可以落实。是‘落在实处的严格’，而不是政策、标准停留在纸面上。”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经济年会今日于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举行，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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