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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com 版权所有：上海博物馆玺印馆、青铜精粹展
三楼历代玺印馆
上海博物馆之中国历代印章馆是目前国内外第一个专题陈列玺印篆刻的艺术馆。展馆内借助高低错落的展柜，应用多种技术手段，使实物与辅助陈列相互配合，仿佛让人进入一个雅致、朴素的玺印宝库之中。在380平方米展馆内，展出玺印篆刻500
余件。整个陈列以印章艺术的发展历史为线索，上自西周，下迄清末，是从馆藏一万余枚印章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具有代表性、艺术性的精品。这些形式丰富、类别多样的实物展品，为观众展示了中国印史的悠久历程和各个时期印章的不同风貌及其深厚的艺术内涵。
玺印始于官署长官工作职能的印证。中国玺印多以文字体现。早期的玺印发现于商周之际,到东周时有着广泛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个人的作用直接与社会活动相联系,于是私人印记也大量出现。玺印是凝文字书体之酶和雕刻技巧相结合的艺术,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多年。从16世纪的明代开始,印章艺术又和文人书画相结合,乃至成为作品的构成部分。于是出现了明清两代五百年间具有革新精神的文人篆刻艺术,改变了篆印历史的漫长进程。
早期的古玺印
中国古代玺印发现于商周之际，早期玺印的功用，与工官器物制作及其铭记有关。春秋战国时期，官署和私人的玺印大大发展，印文书法结构丰富多样，并出现了印钮和印文具有差异的地域特点，所谓'六国文字'，在印文中表现颇为明显。
《涡纹玺》西周 直径2.9cm，高1.0cm
中国印章起源于商代。殷墟考古发现的商代铜玺，证实了印章已经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使用。在此以前，印章的雏形与抑压器物纹样和铭记文字的工具性印模有关。这件西周“涡纹玺”有见于商和西周早期青铜器上的纹样，具有重要的实物史料价值。
《春安君》战国 纵2.3cm，横2.3cm，高1.9cm
战国时期官玺已开始形成不同等级的质料标志，齐、三晋中出现了玉质的君侯官玺。
“春安君”是三晋制作的封君之玺，表明玉玺已成为一种新的地位象征。
这是一方青白玉官印。这件玉玺是颁给当时封为“春安君”的人物的官玺。它是战国实行封君制度的遗物。中国历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官私玺印作为取信的凭物和标志逐渐普及。古代中国有“君子佩玉”的习尚，玉印具有佩饰和玺印的双重功能，也是佩印者社会地位的象征。
先秦玺印的功用与形制
春秋以后玺印的使用已十分普遍。当时文书来往、货物流通的封检及器物制作的信用，多以印玺为凭证，并且成为等级身份的象征和行使职权的信物。官玺的形制和文字具有某种规范，私玺制作更注重便利和美观，有的极为精工，且出现了圆形玺、成语玺及与佩饰相揉合的多样品式。
《禺疆圆形玺》战国 质地：青铜
这是一方战国图形印，刻着一个正面站立、人面鸟身的神人，生有双翼，头部两侧珥有双蛇，双足还各踏一蛇，形象怪异神秘。这便是《山海经》中记载的北方神人“禺疆”。传说禺疆活跃在水里，陆上和空中，是水神，也是风神。这类肖形印表现题材十分广泛，是缩万象于方寸的美术小品。
《“陈之新都”铜玺》战国楚国 纵2.8cm，横2.8cm，高1.7cm
质地：青铜
公元前278年，楚国迁都于"陈"，即在今天的河南淮阳。这枚官印当是此后所铸。印文具有浓厚的楚文字书法特点，刀法酣畅恣肆，布局虚实相间，具有强烈的对比效果，反映了战国玺印成熟完美的艺术手法。
《玺印敬事》战国 质地：青铜
&&&&此印为青铜质。印面作盾形，下圆上方，镌刻有篆文“敬事”，属于带有箴言性质的词语印。
此方玺印很明显是按照三个字来布局的，把“敬”字作为两个字来处理，三个部分平均分配空间，各占三分之一。“敬”字左边的“苟”把两边平分，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对称关系，尤其是下部，左右两边遥遥相对。由于印面是上大下小的马蹄形，所以上部略松，下部随形布势，比较紧凑，上部边框的转弯处略断开一些，给人一种上虚下实的感觉。
体现不同地域特点的古玺
战国官私玺的文字和形制风格，除了共性之外，还具有不同的地域特点。齐国地区、燕国地区、三晋地区、楚国区各有风貌，但字形非常复杂，是各国地区保护倾向的体现。承续西周籀文遗规的秦玺文字趋于整饬，为其后形成统一的玺印体制创造了条件。
古玺文字在多种印形中具有或谨严、或精丽以及疏密和谐的艺术效果，反映出当时成熟的制作技巧和审美风尚。
燕是战国之时偏安于北方的比较弱小的国家。初都于蓟(今北京附近)，战国晚期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前279年)又以蓟西南不到70公里的武阳为下都。燕公玺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方形阴文玺，另一种为长条柄钮朱文玺。
这种方形阴文玺，一般边长为2.1—2.4厘米。印文最常见“某都某”格式，如“平阴都司徒”、“徒口都丞”等。
另一种为长条柄钮朱文玺。比如这件《大司徒长ヶ乘》极富燕玺特色，别的国国家没有。这类长条阳文玺可能就是《周礼》所说的“玺节”。
《大司徒长ヶ乘》战国燕国 柱钮 高12.5cm，纵4.9cm 横4.9cm
《匈奴相邦玉玺》战国赵国 纵2.45cm，横2.45cm，高1.82cm
这是赵国颁给匈奴部族首领的“匈奴相邦”玉玺。赵与北方匈奴相邻，以中原“相国”这一官称制作玉玺封赐对方，是双方形成修好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目前最早的中原王朝颁给周边民族的官印。
《上赣君之信玺》战国楚国&纵2.1cm，横2.2cm，高1.3cm&质地：青铜&&
上赣在江西南面，楚人习惯南方为上。上赣君是楚国设在江西一带的楚国封君。
信玺用于对国内和四夷用兵事宜。
《巴蜀图符玺》战国 直径3.4cm，高1.2cm
质地：青铜
巴蜀图符印多出土于四川，印面内容为多种固定的单个符号组合，其义尚不能解读。印形多为方形或圆形，背面有钮。
秦汉规范的确立与延续
秦代推行“书同文”政令，玺印文字、钮式趋向统一。至西汉趋于完备。各级官爵印的质料，形制确定了严格的规范，缪篆成为印章的专用书体，由此形成延续八百年的秦汉印系。这一时期出现了玺印制作的高潮。官私印文讲究布局平稳和谐，具有端庄淳厚的特点。东晋至南北朝常出现政权更迭,促使官印篆书走向蜕变,形制不再统一,制作较为粗犷,这一时期民间佩印的风气趋于衰退。
《“宜阳津印”铜印》秦 纵横2.3 厘米，高1.7
厘米质地：铜
秦代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官印制度与之相配合，由中央统一颁铸，授官授印，等级分明，结束了战国时期印制、印风多元的局面，官印规范自此稳定下来。秦官私印以方形为主，如“宜阳津印”。低级官署或官吏也有长方形的印式。
此印系秦代私人印玺，青铜质，鼻钮。形制袭官印中的半通印，呈长方形，印面以日字格界分，阴文篆书直读“焦得”二字。印文布局富于匠心，“焦”字易上下结构为左右结构，与纵长的“得”字形成体态的变化与对比，在面积上避免了平均分配，具有很强的艺术性。
两汉的印章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官私印形制规整，钮式雕刻精美，印文书法和构图祟尚平整谨严的风格，对后世的印章具有深远的影响。
秦汉印系官印形制稳定并在质料、钮式、印文自名方面确立了严格的等级标志。螭、龟、鼻钮或玉、金、银、铜质料分别代表了从天子到中下级官吏的不同等级地位。
《“广汉大将军章”银印》西汉高2cm，纵2.35cm，横2.35cm
&&&这枚龟钮银印，是西汉晚期颁给“广汉大将军”的官印。在汉代，官吏俸禄二千石得佩用龟钮银印青绶，称“章”。龟在中国古代被视为阴物，寓有为臣之道，功成而退之义。&&&
形式多样风格严谨的汉晋印章
秦汉时设立掌管符玺的官署。各种质料、钮式、印绶，分别与“玺”“章”“印”三种称名相对应，作为等级的标志。这一时期出现了玺印制作的高潮。官私印文讲究布局平稳和谐，具有端庄淳厚的特点。三国西晋之际字形平正方直。流行于汉代的玉印和鸟虫书印，风格华美精丽。边远民族的官印，有其各自的钮式。私印形式自由不拘，圆形印和成语印使用是当时的风俗。
《封泥》西汉
封泥是古代用印的遗迹。在纸张未发明或普遍使用的时代，各种文书多写在竹木简上。这些文书和货物在传递过程中，往往要在结扎处加封印记，以防私拆。铃有印文的泥团，就称为"封泥"。
早期印章的使用，一是在陶器和其他材质的器物上留下印记，表明生产者或所有者，采用抑印或烙、錾等方法。二是钤印于封泥，除了标志行为人以外，主要是为了在竹、木简牍文书或其他物器的传送过程中防止他者非法开启。
《河间王玺封泥》西汉纵3.25cm，横3.4cm&质地：泥
《河间王玺》是西汉早期的一件封泥。汉代帝、后、诸侯王印文自名为“玺”，这件封泥保存了西汉王玺的印文风貌，是存世稀见的珍品。汉初为了巩固政权，曾分封了许多同姓诸侯王到各地。河间王刘辟疆也是受封的同姓王之一，他初封于文帝二年(公元178年)，封地在今河北省境。
《遒侯骑马》西汉 高51cm，纵74cm,横74cm
质地：青铜
在古玺印中，有一种专供烙印于马屁股的所谓“烙马印”，亦称之为“马印”或“烙印”。“遒侯骑马”遒侯骑马是存世最大的一件烙马印，因有确切可靠的年代和功臣侯名记载，历两千年而风采不减，更显珍贵。此印合范浇铸成型，印纽为上大下小的梯方柱形，内中中空；印面四字等分，阳文古朴，书体近似汉篆；整体空灵，宽可走马；不设边框，整体设计适应火烙的应用需求。遒侯为西汉侯爵名，遒县为其封邑，遒侯国国都在今河北涞水北。西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十二月丁丑，始封匈奴降将李隆强为遒侯，初置遒侯国。
遒侯国作为诸侯国，每年需向朝廷进贡，赋税，马背民族出身的李隆强，养马自然是其强项，将其封地置在今河北涞水北，当是出于用其长和强军壮马之战略需要，遒侯国遂成为汉朝军马养殖基地之一。两方'遒侯骑马'官印传世，无声地印证了当时遒侯国畜马之规模。
烙马印通常是为了便于朝贡统计、区别用途和防止丢失，而在马的相关部位火烙印记，供识别之用。
《妾徵》&&西汉质地：青铜
型制为扁平四方形印身，瓦钮。方形印面上有阴文篆书横读“妾徵”。妾，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徵是人名。印文字体简化，疏密有致。
西汉初期的汉官印。西汉初期“汉因秦制”,承袭秦代的郡县制,另一方面又分封同姓为诸侯国。其官印的形制特点直接由秦印发展而来,几乎与秦印相仿,较难区分鉴别。印多白文,印面上常有田、日形界栏。印文释读顺序多正读,也有横读,偶有交错文,虽极似秦印,但仔细分辨其文字较秦印文字方平正直,古玺文字的意味全无。四字、两字印的印文与界栏边相贴近。四字印成正方形,而秦官印多为2.2&2.3厘米,略呈长方形。印钮也较秦印有变化,出现蛇钮,半通印出现鱼钮。
《浙江都水》西汉 质地:青铜
白文，使用秦代的“田”字格体制，正读，蛇钮。浙江，西汉时属会稽郡。汉印是后人篆刻的典范，以平淡无奇，坚实严谨为长。
东汉的官印，规复旧仪，与西汉大体相似。但也受到新莽的影响。最为明显的是笔画的起落，多方削而成，这种方削之势，后来发展成笔画中间细，两边涨成方角，犹如小爨的笔画（爨宝子碑），这是西汉和新莽不曾有过的，是东汉的一大特色。所以临摹东汉官印，掌握这点很重要，也能求形似。
《汉匈奴破虏长》西汉 &驼钮 高2.9cm
纵2.3cm,横2.3cm 质地:铜
此印为匈奴，两汉时期北疆最强大少数民族，东汉分裂成南北两部。破虏，是汉政权给予帮助汉征伐有功的匈奴贵族的赐号。长，族中的官吏。
《日南尉丞》西汉
&方形 瓦钮 高1.7cm 质地:青铜
印面有阴文篆书“日南尉丞”
2行4字。日南，原秦代象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改为日南郡。尉丞，是汉代郡都尉佐官。
《武意玉印》西汉纵2.3cm，横2.3cm，高1.65cm
质地:白晶石
西汉武意玉印，是汉代鸟虫篆印中的珍品。鸟虫篆以鱼、鸟、虫等形象为笔画，装饰趣味强烈，是古代美术化的书体，它成于春秋战国，盛行于两汉。这种篆法，贵在既要表现文字形体，又不失法度地展示鸟虫形的神韵。此印结体布局巧妙穿插，繁而不乱，构思卓绝。此印边沿较为残破，印文与印边多处相合，“武”字略窄于“意”字。“武”字的上半部分像一只翘首上望的凤鸟，凤鸟栩栩如生，鸟头、翅膀、脚爪都惟妙惟肖；下部分的“止”则好似一只向上张望的小鸟与一条小虫。“意”字的第一横为鱼形，其下为屈曲缠绕的虫形。整方印布局合理，笔画排布疏朗中见茂密，笔画根据需要有粗细变化，使得此印更加富有活力，生气盎然。
《闾丘长孙》西汉 龟钮 质地:青铜
印面有鸟虫篆“闾丘长孙” 2行4字。闾丘，原春秋邾邑，汉为县。长孙，人名。此印系私人印玺。
《魏嫽》西汉 质地：玉质
此印白玉质。凿白文篆书“魏嫽”两字。此印保存完好，线条清晰，文字精致，笔画粗细统一，然无呆板滞涩之感。转角处方圆变化多样，边栏微有残破，但无伤其庄重。印中大胆运用圆形、三角形结构，使全印在平和静穆之中透着俏皮。“嫽”字“女”旁上半部分微有倾料，打破印章呆板之感；“火”旁的两小撇以尖笔收尾，使规整中富于变化，是古代印人的匠心之处。
《设屏农尉章》西汉 方形，龟钮 质地：银质
设屏，原为汉代张掖郡，新莽改制时改为设屏郡。农尉，即农都尉，汉武帝初置于边郡，主管屯田殖谷。新莽沿置。
《朱雀图形印》西汉青铜质地&
型制为方形印面上4柱连背，中空，鼻钮。印面有阴文图案“朱雀”。朱雀，南方七星宿的总称。朱雀又称朱鸟，七星联起来像鸟形。南方属火，故称朱鸟，其形取象于丹鹤。
《荜闺苑监铜印》汉灵帝 瓦钮 纵2.4cm，横2.4cm，高2.5cm
质地：青铜
“荜闺苑”是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所建的东、西2个宫苑，地处洛阳宣平门外。这是管理园林的官员的官印。
子母印又称“套印”，起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六朝，是大小两方或三方印套合而成的印章。人印腹空，可以合宜地套进一方或二方小印，形成母怀子的形状。也有套进一方两印成一组三方的。在一方印章的体积中，兼备了几方印的使用价值，古代印匠的工艺水平由此。套印是汉代私印中新兴的形式，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安排较多的内容，构思巧妙。
《陈充信印.陈长公印》东汉 方形 龟钮 质地：青铜
此印系东汉私人用印。内外两印相套而成。内印印面有阴文篆书“陈充信印” 2行4字。外印印面有阳文篆书“陈长公印”
《干阳铜印》东汉
这枚私印的形式十分独特，它以盘曲的龙虎组成印体，既作佩饰，又可供用，构思十分巧妙。印钮原本是供捏手和穿系印绶的，出于装饰和寓意的目的，逐渐衍生出多种不同的艺术化形式，印钮也由实用转化为重在审美的造型艺术。这枚印的龙虎钮运用透雕的手法，造型极具动势和力感，体现了古代印工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和印钮制作的水平。
《“刘诩信”印》东汉 驼钮 纵2.8cm，横2.7cm，高2.8cm
质地：青铜
阴文篆书“刘诩信印”2行4字。刘诩，人名，为东汉私人用印。
《巨蔡千万》东汉高4.4cm&柱钮质地：青铜
“巨蔡千万”表明商贾们在一切饮食、用方面都“恣所好美”的生活态度。他们财大气粗，是断断不肯用粗糙草率印章而自损面子的。此印为阳文（朱文），无边框。印文均取横势，笔画圆转流畅，有行云流水之感。印中横画间距匀整，弱化了字的大小对比。“蔡”中的“示”紧密地穿插在上部所留的空隙中，使得印文浑然一体。“千”与“万”竖画相连，更增强了整体感。这方印没有边框，上下边框是分别借用首字的第一笔和末字的最后一笔，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作者的巧妙构思，正是创作者的有意为之使得这方印具有了独特之美。
秦汉印系是中国印章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形态特征是：印文以小篆为基本结构，形体趋于方正，逐渐形成专用书体，即“摹印篆”或称“缪篆”。印文以阴文为主，主要出于范铸。玉质玺印则多采用砣治而成。汉玉印表现出布局均匀协调，线条端庄劲挺、流畅自如的艺术风格。
《魏霸玉印》东汉纵2.8cm，横2.9cm，高1.9cm
质地：白玉
“魏霸”玉印是汉代玉印的代表作品，也是目前发现的印体最大的汉代玉质私印.据史书记载，魏霸是东汉和帝时人，曾任巨鹿太守、太常等职为政简朴。“魏霸”印文清朗妥适，线条匀落流畅，遒健中见婉转，具有一种文静典雅的韵味。
《李豊私印》东汉
青铜质地，麒麟钮。阴文篆书“李丰私印” 2行4字。李丰，人名，东汉私人用印。
&《虎牙将军章》三国纵23.5cm,横23.5cm，质地：银
虎牙将军，汉魏晋南北朝将军名称。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始置，田顺任虎牙将军，掌征伐。三国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沿置，位第三品。晋代改称武牙将军。南北朝沿置虎牙将军，是安置勋戚的虚衔。
《关内侯印》西晋龟钮质地：&鎏金青铜
此印为鎏金青铜质。扁柱体，顶部有1个龟形钮，龟首上昂。正方形印面上有2行阴文篆书"关内侯印"。关内侯，爵名，战国秦置。三国魏定为第十等，多系虚封，无食邑，以赏军功。晋沿置之。
《祝遵印信·祝遵·汉辅三套铜印》西晋&辟邪钮质地：铜
三套印是流行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一种私印形式。印钮通常铸成辟邪钮，其中最大的一方为母兽，中间一方为小兽，最小的一方通常铸成鼻钮形式，子母相嵌，形成母兽抱小兽的形态，并可穿印绶，构思十分巧妙。三套印通常含有印主的名和字，便于在不同场合使用。这件套印的印文分别为“祝遵印信”、“祝遵”和“汉辅”，印文端庄细劲，布白均匀，是西晋时期朱文印的典型风格。
秦汉时期，中原王朝根据与周边各民族不同的关系制定了一套有别于内郡的官印制度，用于赐封归附中原王朝或相互修好的部族首领。以金、银、铜质及王、侯、君、长的官号区别不同等级，又以驼、马、羊、蛇钮式作为不同族别的标志。三国、魏晋仍然沿袭了这一制度。这一类印章是中原王朝与兄弟民族政治关系的实物见证，也是华夏民族逐渐融合的历史见证。
《晋归义氐王金印》西晋&驼钮纵2.25cm，横2.15cm，高3.2cm，重88．5克质地：金
这方“晋归义氐（dī）王”金印，是西晋王朝颁发给氐族首领的官印。汉晋时期，中原朝廷对归附或臣服的边远民族首领，赐以“归义”王、侯、君、长的封号和相应的印章。王的规格最高，所以颁给金印。传世汉晋金印少见，因此显得十分珍贵。
《晋归义氐王印金印》西晋 纵2.25cm，横2.15cm，高3.2cm
质地：黄金
此方金印重87.5
克，印文凿刻而成，线条犀利明快，布局跌宕起伏，可谓“疏可走马、密不容针”，是晋代凿印的代表风格。
趋向粗放的东晋南北朝官私印&
两晋以后，社会日常文字由楷书取代篆隶，缪篆的规范因环境变化而发生形变，结构笔形的草率简化与体势的方折倾向是此期印文的一般特点。晋室南渡，割据和争战延续至隋统一。这一时期官印的体制和形式虽仍规模两汉，但各朝风格颇不相同，印文先后表现为细锐劲利和粗壮厚实的新风气，印纽式样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雁门太守章》兼以侧锋，或藏或露，随意运奇，饶有粗细起伏、不可端倪的节秦韵律变化。因此，它较之其他样式的汉晋印章线条，尤为富于强烈的、抒情达意的表现力。
这种呈“凸”字形的印章，上面的印鼻有孔，可以穿带而佩，鼻端作一小印，连同其余五个印面故称“六面印”。传世六面印的一种典型风格为带边白文，每字为一行，密上疏下，印文竖笔多引长下垂，末端尖细，犹如悬针，所以有"悬针篆"的俗名。这种风格虽然尚有笔意舒展、疏密相映的好处，但很容易流于庸俗，远不及汉印的相茂，故历来篆刻家只偶一为之。
“宣威将军”
魏置，南朝或置或不置，北魏亦置。唐为武散官名，从四品上，宋同，金正五品中，元升正四品。明正四品初授明威将军，升授宣威将军。清废。
“龙骧将军”是中国古代武职官名，主要见于南北朝时期，龙骧将军地位高下不一，北魏、北齐均第三品，南朝梁有将军号二百四十以上，龙骧叙次在一百七十以后，远较西晋初置时低。隋代以后无。
威烈将军，古代将军名称。三国吴始置，为统兵将领。韩当曾任威烈将军。南朝末沿置为八品将军，散号。北朝北魏沿置，正七品上，用以褒赏勋庸。北周时亦置，秩正三命。
唐宋金元官私印的新式样
隋代对旧制多有变革，官印形制益大，印文用小篆，一律作朱文，完成了用印方式从封泥向钤色印的转换。唐承隋制，中国古代官印从此形成新的体系。
隋唐篆书印文圆润疏朗，宋代趋于平实整齐，至金元时纯用排迭屈曲的九叠文。唐宋时出现隶、楷书的官私印，书法清新质朴。宋代开始流行签字式的花押，丰富了印文的表现形式。
辽、西夏、金、元曾以自创的民族文字入印，但多仿照汉文篆体模式。
《都检点兼牢城朱记》五代
都检点是五代设置的禁军最高统帅官。宋初即废。清代借称提督。
唐宋朱记，具有特定的格式，它的主要特征为:不全用篆书入印，而出现以隶书或楷书入印；印文较少盘曲折叠，章法结构拙朴自然，不作刻意安排；四面多是长方形状的；最后一条，也是最显著的一条，印文最末均有“记”或“朱记”的字样。这类官印是中下级官印的专利品，其文字朴实、稚拙，自然真率，绝无一般官印排叠装饰、基本布满的特征，给人以满不在乎、不经意而为之的感觉，甚而影响北方的辽、金。但正是这种不事雕饰的风貌，倾倒了后世无数篆刻家。
《“齐王国司印”铜印》唐高3.64cm，纵5.65cm，横5.65cm
从隋代开始，官印的体制确立了新的规范和形态。行政系统以官署公印替代此前的官职印，唐承隋制，其后中国社会官印基本延续这一体制。&
隋唐印制在形态和用印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印文改铸凸起的阳文，形制增大，钮式简化；印文重新确立小篆规范；采用印泥直接钤印于纸上。唐代初年的“齐王国司印”代表了隋唐官印的典型风格，印文布局疏朗，圆转与方折互见，具有稚拙的趣味。
唐宋金元官印风格的演进
隋唐确立新的印制，中央及地方以官署印取代了此前的长官印。北宋时背款加刻监造机构并实行印牌制度，金代官印出现编号，这一时期钮式朴素，流行橛钮和杙钮，印制简化。
各少数民族颁发的官印，制作形式多受唐宋的影响。西夏及元八思巴字官印以九叠篆为模式，呈现绵密匀满的风貌。
《“神虎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铜印》北宋 纵5.5cm，横5.43cm，高4.83
这是北宋时期禁军将领所用的一件官印。“神虎”即神虎军，“指挥”和“都”是禁军的军事编制单位，都一级的统兵将官称为都头。“朱记”则是唐宋时较低级的官印称谓。据《宋史·禁军志》记载，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选陕西州兵马编为神虎军，下有指挥二十六。这件铜印印背镌刻有咸平二年的纪年款，对《宋史》的记载是很有价值的补充，也是北宋时代官印的代表性风格。
《管领本投下中兴等路民匠达鲁花赤印》元纵8.2，横8.1cm，高7.6cm
辽、西夏、金、元都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各自创制了不同于汉字的民族文字。契丹文、西夏文和八思巴文都曾经使用于官印，但印章的形制仍以唐宋为模式，如这件八思巴字官印，在形态上反映出中原印章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
唐宋元的私印与押记
唐代书画上已采用鉴藏印记。宋元文人名号、斋室印和闲章渐开风气。都市经济的繁荣也扩大了民间用印记的用途，还出现了楷书印文，一度衰落的私印渐趋复兴，并表现为不同于官印的演变趋势，为其后文人篆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宋朝皇帝徽宗赵佶雅好书画，喜欢在御府收集的名书画之上和自画的作品上加盖鉴藏印。因此,宋徽宗时代御府装卷，常常钤有许多印章，琳琅满目。特剧是手卷形式，在绫天头、前后隔水、本幅和贉尾纸等位置上，内府各印的钤印几乎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最多见的有“大观”、“颐和”、“宣和”等联珠形式的小玺印和一枚圆形双龙印。宋高宗也有“绍兴”、“御书之宝”等鉴藏印。
《“御府图书”印章》宋代 质地：象牙
《花押印》北宋 质地：玉
这是一件北宋花押印。“花押”又称押字或签押，是古人按照各自的喜好，设计的代表个人信用标志的符号。花押印主要流行于宋金元时期，为各个阶层人士所普遍采用。传世宋元时代的私印中，奇异神秘的花押印是一个重要特色。
据史料记载，宋代皇帝都有自己的押字，这件花押印为玉质夔龙钮，根据形制和钮式推断，应为北宋某一位皇帝所使用。
《柯山野叟》南宋 质地：瓷
摹仿官印九叠篆，是宋私印的突出一翼。布局匀落，印文曲叠周正，线条挺拔，与官印一脉相承。典型的如这件南宋“柯山野叟”瓷印之类，风气的渗透、延续及至元代一部分私印和“谨封”等书简用印，仍继续以九叠篆入印，这在当时可能被视为正宗。
契丹文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契丹族使用的文字，分大字和小字两种。大字创制于公元920年，脱胎于汉字，约有一千字以上。小字是迭刺受回鹘文启示而创制的。契丹文约使用了三百多年，1191年后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认识。直到上一世纪20年代方被发现
&&&&元代盛行花押印的原因,是因为做官的蒙古人、色目人很多不识文字,也不擅执笔签字画押,于是就在象牙或木头上刻上花押来代替执笔签字。由于元代的盛行,故俗称“元押”。此外,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亦属于押字印一类。
此外,元代还有用蒙文刻成古代符节形式的印,从中剖开,双方各执一半,以为“持信”,称为“合同印”,亦属于押字印一类。
《经筵讲官》元质地：玉
白玉质地，局部带沁，底部刻经筵讲官四字，笔锋细腻。印纽雕饰有一螭龙，其细身长尾，匐于璏面，回首而视，身形流畅，给人以律动感。螭龙蹲伏低首，亚字眉眼，双眼微凹，极具威慑力，广额如意形大耳，眼际往上翻卷，与颈、身互连接。螭龙身躯修长，肢体柔韧，攀伏于璧上作半圆状，前肢收于腹下，后肢蜷曲，尾贴服于背，蓄势待发，营造出慑人气势。
螭龙背上有戟状物，排列细密，一丝不苟，光润肌理，有如波光。整体布局饱满，充满张力，雕工苍劲，线条流畅，是典型元代玉龙印押的造型，可与现存各大博物馆的同时期器物向参照。
明清文人篆刻的兴起和繁盛
明清官印有严格铸凿规范，事实上已无艺术特性。文人篆刻流派起自明朝。明中叶石质印章普及，便利了以艺术鉴赏为主要功用的篆刻创作，当时人文书画的空前发展，也推动了和书画创作有密切关系的文人篆刻的兴起，由此引导出明清五百年间篆刻艺术波澜壮阔的历史。
明代官印继承金元式样，清代官印共铸满含文字，印文、形制均有严格的规范，已无艺术意趣，完全成为信验的工具。
明代私印除使用小篆外，并以古文入印。由于鉴藏古印风气的流行，印章的制作出现摹仿古制和追求新意的两种风格。
《多罗郡王印》清 银鎏金 纵10.8 厘米，横11 厘米，高11.7厘米
& 重4.49千克
明清官印在制度的规范下继续演化，除“九叠篆”印文以外，又有“柳叶篆”、“悬针篆”等多种变体，与不同的质地、钮式相组合，构成官印的繁复等级。以方形、长方形为基本形制，程式化特征十分明显。
“多罗定郡王印”为清代镀金银印，麒麟钮，用满、汉两种文字的篆书对照，符合《清史稿&舆服志》记载。此印钮式铸造精细，凸现了一种尊贵、神秘、森严的气势。
文人篆刻流派的形成
明中叶以后，文人书画进入发展高潮，和书画创作息息相关的印章，也有相应的促进。文人墨客自镌石章托古寄兴的风气流行，治印的技巧和审美观念相应出现新的变革。
明后期的文彭、何震、苏宣、汪关等印家，以追摹秦汉典范为号召，寻求形式变化，由于取法的不同，开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流派。文彭的吴门派、何震的徽派、汪关的娄东派是明清之际享有盛名的篆刻派系。清初印坛在摹仿文何风貌的同时，也出现了程邃、许容等有个性的篆刻新风格。
明代中后期文人篆刻之风日益兴盛。以吴门画派的中坚文征明之子——文彭为代表的兼擅篆刻的文人，顺应潮流，多用青田石自刻印章，进一步推动了风气，因而被尊为篆刻流派的开山人物。文彭篆刻师法汉印和宋元印，风格端庄古雅。由于父子两人当时的社会地位，对周围的文人群体影响很大，形成了旧称“三桥派”的印人群体。
《文彭“七十二峰深处”牙章》明纵3.1 厘米，横3.1 厘米，高4
厘米象牙质地
传世文彭的真刻有石章、牙章，但传世数量极少。华笃安、毛明芬夫妇捐赠的“七十二峰深处”牙章传为抗战时期出土，左侧可见“文彭”两字草书款。印文布白匀整，线条细挺圆润。
&& 文彭()，中国明代篆刻家。字寿承，号三桥，江苏苏州人，书画家文徵明长子。曾任南京国子监博士。对诗文、书画、篆刻均有造诣。对六书有深入的研究，和何震主张篆刻必须精通六书，才能入印。他所用牙章，亲自篆写，请南京李石英镌刻。据说在南京时，偶然得到民间雕琢首饰用的灯光石，用来制作印材，篆刻家可以亲自镌刻，既方便又能得到满意的效果。从此冻石之名才被世知，冻石也被篆刻家所广泛采用，给明、清流派篆刻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文彭其印法为后世所宗，被视为流派印章的开山鼻祖。他所创的印派，也称“吴门派”。这方“七十二峰深处”印为象牙质，印文以沉静清丽为基调，气韵流动，犹有宋元遗风。镌刻秀润挺健，表现出很深厚的功力。
晚明何震、苏宣、梁袠、李流芳、归昌世、何通等人，一定程度受到吴门印风的浸淫，又有个人的探索和实践，在强调师法秦汉宋元的同时，从刀法、篆法各方面融入个性的创变，是晚明篆刻一个重要的风格群体。&
是明代中叶有很高成就的篆刻家。字主臣、长卿，号雪渔。安徽休宁县人，寓居南京。文彭在南京时与他的交谊密切，与文彭独树一帜，矫正时弊，实现书法与刀法的统一。篆刻作品纯朴清新，遒劲苍润，素以流利、逸、典雅、古朴而闻名。时人誉称“近代名手，海内第一”。与文彭齐名，并称“文何”。
《何震“笑谈间气吐霓虹”石章》明&纵4.05cm，横3.9cm，高7.1cm
& 何震所作的“笑谈间气吐霓虹”是其目前存世屈指可数的篆刻原石之一。印文布局匀整，字里行间一气相贯，运用冲刀刻印，刀迹显露，体现了何震猛利清健的作风。他的边款文字不同于文彭的双刀勒碑刻法，初创单刀为主的切刻法，有苍古生拙之趣。此印印主为明代文学家朱之蕃，寓意谈笑间流露的才华如气吐霓虹般美妙。
汪关，生卒年不详，约活动于万历、崇祯()年间。中国明代篆刻家，字尹子。安徽歙县人，寄居江苏娄东，与程嘉燧、李流芳交往甚密。周亮工把文彭以后的篆刻家分为“猛利”和“和平”两派,推何震为“猛利”派的代表人物,推汪关为“和平”派的代表人物,可见其当时的名望。明末许多文人士大夫如董其昌、王时敏、文震孟、恽本初、归昌世、李流芳、钱谦益、赵文佩等人的用印,大都出自汪关之手。
《汪关“张炳樊印”石章》明 纵4.55 厘米，横4.55 厘米，高3.2
汪关是晚明徽州地区篆刻家，他师法汉代铸印并融入宋元朱文印的书卷气，印风和平典雅，别开纯正的复古印风，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张炳樊印”石章是其风格代表之作。
《汪关“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
“子孙非我有，委蜕而已矣”印文出自《庄子·知北游》。端稳的布局中透露着清丽的内质，充分显出他功力非凡，不论篆法、运刀、结构等，俱精严入微，工整却不失古朴自然之趣。是其传世罕见的精品之一。印文线条的交接处状似“焊接点”，这是汪关朱文印的典型作风。汪关的篆刻后世称之为"娄东派"。
《“朱察卿”玉印》明 质地：玉
朱察卿（约公元1561年前后在世），字邦宪，号象江（江、冈二字吴语同音，文氏因此误写），曾为太学生。他慷慨任侠，其所交吴门文徵明、许初、陆师道、徐中行、吴国伦，沈明臣、王穉登等人相友善，诗翰往来，岁无虚月，著有有《朱邦宪集》。
《韩约素“口衔明月喷芙蓉”牙章》明纵3.9cm，横3.95cm，高2.95cm
韩约素，号钿阁，是晚明的女印家，约活动于万历年间，其夫梁袠亦为当时篆刻名家，其印继承何震风格，临摹作品神形兼备。韩治印得其夫指点而与之齐名，创作风格婉丽隽秀。相传她喜欢篆刻好的冻石，平生作品很少，因此这件牙章至为珍贵。
《甘旸“东海乔拱璧穀侯父印”》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质地：玉
甘旸，江宁（江苏南京）人，隐居鸡笼山。字旭甫、旭父，号寅东。活动于明万历间。工书法，篆书负有盛名。精篆刻，嗜好秦印、汉印，善治铜、玉印章；所作用刀以切刀为主，线条苍莽浑厚，布局灵活自然，神韵极佳。存世有《甘氏印集》、《甘氏印正》。
程邃，歙县（今属安徽）人，生于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程邃，明末清初篆刻家、书画家。是“徽派”的创始人。他的朱文印，以钟鼎古文入印，追求苍浑古朴。白文印吸取汉印的明确稳定，寻求表现自己的艺术个性。
《程邃“徐旭龄印”》清
所作“徐旭龄印”为其代表作，此印在形式上取法汉印，但在印文、布排、朱白等方面极尽匠心。印文用笔圆润浑穆，转折处不露棱角，以直线为主，略参弧笔，将动与静有机地结合，庄重中蕴含了灵巧。“徐”字“彳”部的厂半部分打破丁小篆作竖向取势的方法，运用斜笔结构，与上部笔势协调；“余”部的下方二点，用两个向背的折笔，不同：厂规范小篆竖画。经如此变化后的“徐”字，产生了避熟就生的意趣。
《戴本孝“冒襄”六面石章》清纵2.25cm，横2.25cm，高4.55cm
明清之际文人士大夫讲究书斋陈设与文玩用器的工艺和品质，不仅追求印文的文学情趣，而且注重形式的赏玩品格。这一时期印章形制力求新奇多种。寓意“八面玲珑”的“冒襄六面印”形制别出心裁，印形有方、圆、长、椭圆、葫芦形等多种，形态新奇而又携带方便。此印为当时画家戴本孝刻制，反映了明清之际文人用印的审美趣味。
《葛潜“米汉雯”印》清质地：瓷
清代华亭书法篆刻家葛潜为米汉雯(清康熙年间书法家)所刻米汉雯印(瓷质白文姓名印)即是存世不多的瓷印。
清中期的主要流派
文人篆刻在清中叶进入盛期，各种流派孳乳，其风格鲜明多样，乾隆嘉庆金石学勃兴，更开拓了印人取资传统的视野，相沿已久的刻印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浙派和邓石如派。一些书画家兼事治印，也各具神采，使这一时期的篆刻奇峰迭起的盛况。
邓石如（）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安徽怀宁人。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完白山人，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邓石如的篆隶为世所重，是一位具有开拓之功的清代书法家。篆刻初于何震、苏宣中取法，强调以书入印，不尚奇巧，其流转圆动的印文体势和自然流畅的冲刀技法，体现了“刚健婀娜”的特征，成为当时别开生面的篆刻新风。邓石如提出的“计白当黑”创作法则对书法篆刻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邓石如“淫读古文甘闻异言”石章》清 纵3.1 厘米，横3.2 厘米，高5.3
“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一印的文句取自汉代王充所著的《论衡》。作品以圆转的线条为主，打破了相沿成习
“白文用汉”的陈规。
《高翔蔬香果绿之轩》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
高翔（），清代著名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字凤岗，号西唐，又号樨堂、犀唐等，江苏扬州人。他一生从未做过官。擅画山水花卉，间作佛像人物。篆刻与汪士慎、丁敬齐名。又与高凤翰、潘西凤、沈凤并称"四凤"。高翔少年时期崇尚石涛，后与石涛结识为友，常相往来，情谊深长，受益颇深，是石涛的挚友和忠实追随者。
清代浙派和邓石如派是对后世影响最为持久的两个篆刻流派。浙派又称西泠印派，是以技法先后相承的钱塘印人为主体的一个风格流派。丁敬是浙派的创始人，其在篆法、刻法、刀法上都有个人独创，布局冲淡质朴，印文书体简洁端庄，刀法苍茫古拙。
丁敬（）清代书画家、篆刻家。字敬身，号钝丁、砚林，别号龙泓山人、孤云、石叟、梅农等，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人。乾隆初年举鸿博不就，卖酒街市。嗜好金石文字，工诗善画，所画梅笔意苍秀。尤精篆刻，擅长切刀法，为“浙派篆刻”开山鼻祖，“西泠八家”之首。
《丁敬“扬州罗聘”石章》清
这是为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刻的印章。罗聘，为金农入室弟子，布衣，好游历。人物、佛像、山水、花果、梅、兰、竹等，无所不工，笔调奇创，超逸不群，别具一格。善画《鬼趣图》，画鬼态无不极尽其妙，借以讽世。亦善刻印，著有《广印人传》。
《丁敬之六面印》清
这枚独特的六面印是丁敬生前自用的，印文分别刻为“龙泓外史丁敬身印信”，“丁敬之印”，“敬身之印”，“敬身”，“砚林丙后之作”及“龙泓馆印”。各面的布局和印文形式各异，篆法简洁工稳，自然平淡，采用顿挫起伏的切刀法，线条浑厚凝练，具有轻重疾涩的变化，表现了一种含蓄质朴的高古之美。
蒋仁（），原名泰，字阶平，后来因得“蒋仁”古铜印，极为欣赏，遂改名为蒋仁，号山堂，别号吉罗居士、女床山民，浙江仁和（杭州）人。性孤冷，寡言笑，终身罕与世接。
《蒋仁“真水无香”石章》清纵3.3cm，横3.25cm，高8.25cm
传承丁敬风格的有蒋仁、黄易、奚冈，后人称之为“西泠四家”。蒋仁的“真水无香”简静平淡，气息高古，印石经火焚而残损，尤其显得古朴。
黄易（1744
年11月12日～日），字大易，号小松、秋盦，又号秋影庵主、散花滩人。浙江钱塘人，兼擅篆刻，与丁敬都并称"丁黄"，为“西冷八家”之一。
《黄易刻小松所得金石石章》清乾隆质地：青田石
在浙派印人中，黄易的印风以工稳见长，“小松所得金石”是他31
岁即乾隆三十九年时，在河北元氏县访得著名的汉代《祀三公山碑》后，为铭记此事而作，边款秀逸宽博，法度谨严。
清代浙派篆刻“西泠前四家”中除了丁敬、蒋仁和黄易之外，还有一位承上启下的重要人物—奚冈。奚冈也是“西泠八家”之一，他的篆刻继承了丁敬朴茂古秀的一面，茂密处见通透，浑成中见散逸。而最厌恶妩媚一路的印风。
《奚冈“龙尾山房”石印》清亁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
“龙尾山房”是一方朱文印， 是奚冈 25
岁时的圆朱文力作，全印中没有一根直线条，大部分横线两端都向上弯曲，笔势婉转流动，结体舒展轻松，缺蚀的线条和几处稚拙的笔意，使全印繁茂、明快、飘逸的气韵和谐地统一起来，煞费匠心的安排被自然不做作的效果遮去。
丁敬创立的刻印技法，由蒋仁、黄易、奚冈等人从不同方面有所发挥，使这一流派的风格形象趋于丰满。清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四朝，浙派呈现从者如流的盛况。钱塘印人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被称为“西泠后四家”，是后期浙派的代表人物。
&《陈豫钟印四面印》清
陈豫钟（年），字浚仪，号秋堂。印风工整，含蓄，法度严密，刀法在浙派诸子中最为内敛。“陈豫钟印”是作者的自用印，印作四面刻陈氏的姓名、字、斋号，风格工稳端严。
《陈鸿寿“江郎山馆”印》清 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
陈鸿寿（年），字子恭，号曼生。曾入阮元幕府，后官江苏溧阳县令，升河工江防同知。陈鸿寿善书画，能诗，曾在溧阳与制陶名家杨彭年合制紫砂茗壶，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物。篆刻用刀恣肆爽利，节奏明快，具有苍劲冷峻的特点。
两陈的印款风格皆隽秀精诣，陈豫钟端庄内敛，清秀而不失朴厚，陈鸿寿则灵动简洁而具古意，深得时人称誉。
乾隆印坛，百花齐放，以丁敬为首的西泠浙派风起云涌，异军突起，而在上海松江一带，以张药之，王睿章、王玉如、鞠履厚等“云间派”印家却在为海派篆刻的崛起，默默地耕耘着。松江是上海历史文化之发祥地，而“云间派”是海派篆刻之根，其中鞠履厚又是“云间派”之标志性人物。&
《鞠履厚“宝俦字生山”石章》清
鞠履厚（后），江苏奉贤（上海）人。云间派。字坤皋，号樵霞，又号一草主人。活动於清乾隆间。持身俭素，朴质无华，尚气节，重信誉。究心於经史子集，体弱而弃举业。长於六书，兼工篆刻。刻印师事王睿章，与内表兄王玉如相切磋，同为云间篆刻名家。摹仿前人作品工整秀丽，功力颇深，不为传统束缚，勇於探索，艺名噪声一时。
竹根印更是流派篆刻艺术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一度成为石印之外士大夫们追捧的雅玩之物。竹印在汉代已偶有见得，而盛行却在清代中晚期。印人中较早涉足竹印的有乔林。
《乔林“桃林潭水”竹根印》清 质地：竹根
乔林（1731-？），字翰园，江苏如皋人。精研六书篆籀之学，悉心研究数十年，善篆隶书法，淳古浑劲，深得秦汉遗意。工篆刻，凡晶、玉、瓷、牙、铜、石诸印材无不如意，竹根印尤精雅绝俗。乾隆时游京城，与著名学者毕沅相交，毕沅礼贤下士，爱才尤笃，乔林常客毕氏灵岩山馆，为其摹刻碑版。大学士彭云楣曾以乔林竹印进献宫中，深得乾隆皇帝宸赏，便查问边款中署“墨庄”者为何许人？经筵讲官张冠李戴，指认为是宋人手制，乾隆命侍臣作《竹根图章歌》以记之。
《林霔“从来多古意可以赋新诗”石章》清
林霔，字德澍,号雨苍,别号洞渔人,晚号晴坪老人,侯官(今福州)人。侯官人林霔，字德树，精刻印，书法长于篆隶。印风与晚明莆田派相近；所作虽时有怪谬，但工整者居多，颇有清秀之趣。清嘉庆十年(1805年)，撰《印说》10则。
巴慰祖()，字隽堂、晋唐，号子籍、子安、莲舫，歙县人。家境富裕，雅爱收藏古玩和书画、印章，珍品颇多。治印初学程邃，后来变更风格，改宗汉代古印，构思奇巧、章法绵密、字体工秀，得汉印之神而又有自己的面目。赵之谦对巴慰祖的作品甚为折服，曾对挚友魏锡曾说“近来所作，多类子籍”。并把巴慰祖与丁敬、黄易和邓石如相等同，称“丁黄巴邓”。
《巴慰祖“乙卯优贡辛巳学廉”石印》清
所刻“己卯优贡辛巳孝廉”朱文印，篆体近寸：六朝、唐、宋之朱文印，但线条较粗，笔力厚实，稳健圆转，布局子和而谨严，规矩而不滞。“孝”上部拉长，以对称“己卯”占地，也使“廉”宇缩短些。此印字形活泼，篆法和刀法均显得柔和、徐缓，体现了巴慰祖的风格。
个性鲜明的晚清印风
浙派印风延续至清末。赵之琛等人谨守家法，杨澥、钱松则虽受熏染而终有变化。邓石如派经吴熙载推向精熟，影响亦为深远。
晚清印家蓄志创变，强调个性表现的意识更为强烈，地域师承的因袭渐趋弱化。晚清六家各以不同的艺术个性倡导新风，对于现代印坛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些金石家雅好治印，多以摹古为法，风格谨严庄重。
后期印章逐渐增加了文人墨客的气息，用料也多样化。
赵之谦（年）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是晚清艺坛诗文书画篆刻都卓有成就的艺术家。篆刻由浙皖两派直师秦汉，更能冲破前人束缚，扩大取资的范围，涉猎广泛，并能为己所用。赵之谦开创以北魏书体刻阳文款识以及以汉画像入款的新风，给后人以很大的启示。他的艺术思想及作品，对近代的书画篆刻具有一定的影响。
《赵之谦“滂喜斋”石章》清 同治八年
滂喜斋是潘祖荫的藏书室。潘祖荫（年），字伯寅，号郑盦，苏州人。世人知道潘祖荫，多是因为他曾当过清朝刑部尚书。作为道光咸丰年间清流派一度的掌门人，除了议论朝政之外，三代钟鼎，秦砖汉瓦，魏晋碑帖以及宋版图书，成了他搜罗的对象。滂喜斋所藏古籍，不以繁富相炫，而以世间稀有秘籍精品称甲吴中，闻名南北。
清同治三年（1864），潘祖荫结识了进京参加会试，但却落第的赵之谦。潘氏十分赏识赵之谦的才华，从潘祖荫为赵之谦的《悲盦居士诗剩》作跋中可见：“大集捧读三日，自口至心惟有佩服而已，觉二百年来无此手也。”同治八年（1869），
潘祖荫和赵之谦关系非常好，他的所用印章，均出自赵之谦之手。这是赵之谦41岁时为潘祖荫刻“滂喜斋”正方朱文印，边款为“同治己巳春三月，赵之谦刻呈伯寅少司农鉴正”。一同送去的信上大略写着：“大印已毕工，谨呈上。……不识长者以为何如?”赵之谦长潘氏一岁，此处称“长者”，盖是尊敬潘氏的缘故。潘祖荫刻《滂喜斋丛书》第一集，赵之谦为题端。
《赵之谦“赐兰堂”石印》清纵3.4cm，横7.3cm，高4.8cm
“赐兰堂"一印是他应大收藏家潘祖荫之请所刻，气势酣畅，刀法峻健，不失为一件成功之作。
《钱松“归安杨岘第五字见山又字季仇之印章”》清
钱松（年），字叔盖，又字耐青，号铁庐、西郭外史等。是晚期浙派中个性独特的人物。蒋仁是“西泠八家”之一。钱氏于刀法、篆法均有不蹈故常之处，刻印以切带推、削，缓慢行进，线条极具涩势。钱松的篆法质拙，方圆互参而善于蓄势，具有虚和恬淡的意趣。
吴熙载（1799年～1870年）字让之，江苏仪征人。他是清代著名书法家包世臣的学生，善四体书和写意花卉。是清代的篆刻家、书画家。一生成就最大的是篆刻，篆刻得邓石如精髓，而又能上追汉印。晚年运刀更臻化境，在浙派末流习气充满印坛的当时，将皖派中的邓派推向新的境界，对清末印坛的影响很大。吴熙载一生刻印数以万计，但多不刻边款，以致流传甚少。
《吴熙载“震无咎斋”石印》清&
“震无咎斋”印集中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而无丝毫的刻意与做作，堪称佳绝。吴熙载是邓石如篆刻的发扬光大者，后来学习邓派者往往由他入手。
晚清印家积极追求个性的表现，徐三庚的印风充分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
徐三庚（）清末著名篆刻家。字辛穀，号井罍，浙江上虞人。工篆隶，与吴熙载、赵之谦齐名，能摹刻金石文字，所刻吴皇象书天发神谶尤佳。刻印力追秦、汉，能于邓石如、吴熙载诸家而后，别树一帜。
《徐三庚“延陵季子之后”石章》清纵2.7cm，横2.7cm，高5.3cm
徐三庚与赵之谦的篆刻有相似的起点，都经历了由浙派转而邓石如的取法过程。其篆印强调动态，印风飘逸多姿，常用夸张的手法使印章出现强烈的疏密对比。《“延陵季子之后”印》是其代表作之一。印文中“延陵季子”是指春秋时吴公子季札，以贤能多闻著称。
吴昌硕（～），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又署仓硕，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篆刻家，“后海派”代表，杭州西泠印社首任社长，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合称为“清末海派四大家”。他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为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都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等方面均有很高的造诣。吴昌硕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王一亭、潘天寿、陈半丁、赵云壑、王个簃、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
《吴昌硕“仓硕俊卿之印”两面石章》近代 纵2.25cm，横2.3cm，高8cm
质地：鸡血石
吴昌硕篆刻早年初师浙派，后又融合浙皖两派之长，尤其参以邓石如、赵之谦、徐三庚、钱松、吴熙载等诸派翘楚印风熏染。在上海他认识了许多诗人、金石收藏家和书画篆刻家，尤其受到吴大征、吴让之和潘祖荫等人的赏识，眼界大开，得以遍观各大收藏家的钟鼎古物、金石拓片和书画真迹。吴昌硕的篆刻掺入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形拙气盛。其早期得力于对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文字资料的艺术借鉴，化而用之，使其篆刻作品的内涵十分深厚。
鸡血石章“仓硕&俊卿之印”是他的一方自用印，作于34岁时，这件印作陪伴着他几十年的书画创作，形成了质朴圆浑的面貌。吴昌硕的印风对当代印坛以及日本篆刻均有深刻的影响。
吴氏刀法兼具浑厚劲迈的艺术效果。在印面形态上，采用敲击、磨砺等人为手法造成浑然天成的残破效果，表现笔墨情趣与金石质感相糅合的审美趣味，是篆刻史上写意印风的早期开拓者。
这方“文章有神交有道”白玉印章，印身边款为：“戊子春，余识仲勉于沪上。晨夕谈论古今事，恨相见晚。仲勉工举子业，客将赴京兆濒行曰，何以赠我？余曰有印在，因作此以奉。安吉吴俊”。
依印章边款可知，“戊子年”即1888年，此印为作者45岁时为友人龚心钊（1870年至1940年）所刻，龚氏字仲勉，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士，授编修，是清代著名的外交家，平生笃好文物，收藏甚富，颇有见识。依此印边款可知，吴昌硕对他十分赏识，有相见恨晚之感，故于君临行之际赠送此方“文章有神交有道”以示对他的夸赞。
章法上看，“文章有神交有道”白玉印采用“二二三式”构图，前松后紧。印面左上角的“文”字与右上角的“交”字简约经济，左下角的“章”主竖笔长贯印面，三字以其稀疏对其他五字的紧密，调匀了全印变化中的比重，法遒理整，横生天韵。其线条篆中有隶，隶中有篆，每根笔画质感的内涵及外延极为丰富。由于印面小，排字多，线条粗难免伴来笨滞与拥挤，他在结体中参邓石如与徐三庚的优美造型，印文线条横粗竖瘦，以粗线条配以留空及斜弧笔势，加之刀法的爽捷，故此印雄劲厚重与拙秀灵动并举，精神矍铄。
胡钁()，一名孟安，字菊邻，号老鞠，清浙江桐乡人。清同治八年(1869)中秀才。善书画篆刻，工诗词。善治印，工刻竹，治印名声和吴昌硕相媲美，不相上下，虽苍老不及而秀雅过之，刻竹极精。
“硬黄一卷写兰亭”石章》近代质地：青田石
胡钁的刻印刀法敦厚，锋芒不显。章法以疏朗自然为主，古穆宁静。
“硬黄一卷写兰亭”是他的代表作之一。此印以切刀边款的形式刻录《兰亭序》全文324
字，印石顶部又刻有吴澂画“兰亭曲水流觞”图。使作品具有多侧面的欣赏元素，也展现了其兼擅多能的艺术涵养。
黄士陵（公元），字穆甫，也作牧甫，安徽黟县人。出身书香人家。是篆刻“黟山派”开宗大师，是晚清的书画篆刻家，尤其以篆刻著称当时。初师浙派及邓石如、吴熙载，后专攻汉印、古玺。善于用薄刃冲刀力求再现汉铜印光洁研美的本来面目，独具峻峭清劲的风采，章法往往匠心独运，险象丛生，却能险中求稳，稳中见奇。
《黄士陵“十六金符斋”石印》晚清
这件“十六金符斋”印，刀意犀利，章法严密，结体自然，繁简的占地调配造成疏密的映照，更是取得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黄士陵“黟山汪氏”石章》近代纵2.3cm，横2.3cm
黄士陵的出现，是当时金石学发展深刻地影响艺术家风格构成的一个典型案例。他早年在浙派和邓派中浸淫多年，后又受金石家群体的影响，深入探索三代、秦汉金石文字，融汇贯通，形成独立的创作旨趣。他的篆刻追求纯正古雅的意趣，认为作品的“金石气”应当通过文字书法本身的古法与古意来实现。“登甲印信”“黟山汪氏”充分表现出其鲜明的风格特色。
《狮钮寿山石印》（左）鱼脑冻石质《九狮钮寿山石印》（中）《浮雕龙纹寿山石印》（右）
《九狮钮寿山石印》（中）王福庵治印
王福庵（），现代书法篆刻家，“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浙江杭州人，年五十居上海。精篆刻，是。书法工篆、隶。得吴昌硕鼓励，另辟蹊径，专工小篆与金文。所书小篆工整规范，秀美遒劲。
明清印材及印纽雕刻
中国古代印章素有重视印材、印纽的传统。宋元以前制印大多用质地较为坚硬的金、银、铜、玉或水晶、犀角、象牙、竹、木等为材料。宋元以后，印章成为文人的清玩。人们继承传统，会继续使用这些传统材料来雕刻印章。
《神鸟钮玉印》明（左一）《螭钮玉印》清（右二）
《螭钮玉印》清（左一）《瓦钮玉印》清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
《龙龟钮象牙印》明
象牙是一种白色硬质物体。主要成分为牙本质，和骨头的成分相似。狭义地说是雄性的亚洲象、非洲象、猛犸象的獠牙，广义地也可以指河马、野猪、海象、鲸等动物的獠牙或牙齿。象牙在古代是一种贵重的材料，用来制作印章、假牙、扇子、骰子等。
《鹿钮犀角印》清 质地：犀角
犀角即犀牛角，俗称的亚洲角，小的一二斤，大的十几斤重，犀角为珍贵的中药材和雕刻原料。犀角有纹丝，而且较直，较粗。犀角横切面为小砂眼，形似蜂窝状，斜切面为鱼籽状纹，犀角的纹丝都是直线形，互不粘连，有破茬处用手一撕轻松到头，犀角圆身的上面有一深沟，底部洼进部分底面凸出一条岗，俗称天沟地岗。
《牛钮黄杨木印》明 质地：黄杨木
黄杨木雕因所雕刻木材是黄杨木而得名。黄杨木生长缓慢，四五十年的直径仅有15厘米左右，所以有“千年难长黄杨木”的说法。黄杨木质地坚韧光洁，纹理细密，色黄似象牙，年久色渐深，古朴美观，硬度适中，是一种雕刻小型圆雕的最佳材料。圆雕制钮，为南方常见之水牛咬蹄姿势。身躯浑圆，简约概括，而牛角、牛眼、牛嘴则刻画细腻。
《潘西凤刻随形竹根印》清乾隆 质地：竹根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年间，竹刻艺术处于鼎盛时期。潘西凤刻竹除精于“平面浅刻”法以外，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擅于利用畸生或废次竹材，略加刮磨，削制成器，以此达到竹器之天然浑成、巧夺天工的妙趣。潘西凤还以擅刻竹根印章著称。作品圆润浑厚，有古风，名盛于时，为时人所珍。他的治印才能还充分体现在他的笔筒、臂搁作品之中，所留款印丰富而极具变化，字体以篆书为主，形状或方或圆或椭圆，外框或有或无，文字或阴或阳。这些款印布局合理，颇为作品增辉添色。自潘西凤之后，社会上的大批治印艺人参与到竹刻的艺术创作中，艺人刻竹亦多是以刻印方法入竹，这当与潘西凤在其中起到的启导作用有关。
除传统的印材以外，多种叶腊石因具有质地晶莹、色泽绚丽的特点而广泛使用，其雕刻清雅工整，颇有胜于玉雕的。
清康熙、乾隆之世的钮制，题材多样、技法圆熟。福建寿山和浙江青田、昌化的印纽雕刻历史久远。晚清与绘画相融合的浅浮雕装饰颇为流行。
《狮钮寿山石印》清
寿山石产于福建寿山。由于出产坑口不同,各种寿山石的质地也不尽相同,有的在品性上甚至还有很大的差别。寿山石有田坑、水坑和山坑之分。就品质而论,田坑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寿山石品类繁多,常见的有白芙蓉冻、脑脂胭脂冻等。
向有“石中之王”雅号的田黄石是寿山石中的佼佼者,其表层透明色黄,肌里透澈规则。其中“黄金黄”、“桔皮黄”最为稀贵,“枇杷黄"、“桂花黄',与“熟粟黄',也为珍品。对于田黄石历来就有“黄金易得,田黄难求”之说。普通的寿山石,不如青田石细糯,运刀有一种粗涩感。
《狮钮寿山石印》清质地：寿山石&
《九螭钮寿山石印》晚清民国 质地：寿山石
《浮雕“八仙上寿图”田黄石章》清 高8.3cm
质地：田黄石
此章以寿山石中的名品——田黄为印材，印体四周采用深浮雕手法表现
“八仙上寿”图卷。
这件作品中不同的人物形象表现栩栩如生，山石古松雕镂细腻精致，构图繁而不乱，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手法。色泽古雅、质材名贵的印石和精湛的雕刻工艺相结合，使这方印章成为珍贵的印钮装饰艺术珍品。
青田石产于浙江省青田县,并因此得名。青田石质细腻温润,极易受刀,且刀趣表现力丰富,为篆刻家最爱使用的印材之一。青田石有青、黄、淡红及青灰等色彩,其中以灯光冻、白果冻、松花冻较名贵,上品封门青最为著名。
鸡血石是昌化石中最珍贵的一种，产于浙江昌化县。昌化石有红、黄、灰等色,且往往交织在一起。其中有一种犹如煮熟藕粉状的“藕粉冻”(昌化冻)较为上乘,一种在石中凝有像鸡血色状的称为“鸡血石”。“鸡血石”中以其石底质地越佳,血色越多，越鲜,越活,越为珍贵。
一方石上如有黑白红三种色块组成，又被称为“刘关张”(即刘备、关羽和张飞之喻)。如一方石上布满鸡血,则有“大红袍”的美称,最为罕见珍贵。
《丁敬刻两湖三竺卍壑千岩石章》清乾隆质地：煤根石
煤根石，是煤的一种石化现象，呈灰黑色略带蓝黑，属传统的名印石之一。煤根石的色泽亮度均不及煤精，唯在篆刻上稍强于煤精。是收藏家们珍视的“罕见.
珍稀”印石之一。
&《海兽钮楚石印》清质地：楚石
楚石，又名墨晶石、紫石、墨玉，产于湖南省洞口县、新化县一带。该石质地细腻，黑色而脂润，纯净无暇，通体黝黑，极具光泽，磨光后黑如漆，格外晶莹，又被称为"黑玛瑙"。以墨晶石雕制印章、墨砚、玩具等已有300多年历史，雕制品古朴典雅，既有似玉雕的晶莹细腻，又含石雕的粗犷豪放，别具一格。石粉呈灰黑色者较轻。石粉呈淡灰色者石质坚实，光泽较强。石粉呈深灰近黑色者，光泽亦强，较重。石质粗涩无光者，是为劣材。
《狮钮水晶印》清道光（公元1821——1850年）《圆形水晶印》清
&《琥珀（蜜蜡）虎钮印》清代 质地：蜜蜡
蜜蜡即密腊，琥珀的一个品种，呈不透明状或半不透明状的琥珀被称作密腊，树木脂液化石。蜜蜡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天然珍贵宝物。它的产生形成需经千万年，其间历尽沧桑磨练，又令它增添了无数瑰丽的色彩，万千变化。蜜蜡的神奇变化，使它几乎无一雷同，都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它的美丽、神奇，每每予人一番惊喜。蜜蜡肌理细腻，触手温润，熨帖人心。
这件田黄石印章体量很大，随形雕出山体，并用浅浮雕刻出老梅，仙人等画面，堪称精品。
四楼第三展厅《酌彼金罍——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粹展》
本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湖南省博物馆携手，将集中展出皿方罍与湖南出土青铜器精品，使观众透过皿方罍了解湖南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展出时间为日至日，展览地点在上海博物馆第三展厅。&
湖南商周青铜器以造型独特、纹饰精美、铸造精良著称于世。皿方罍造型雄伟，纹饰瑰丽，是目前所知青铜罍中器形最大的，堪称“罍中之王”，是一件举世无双的青铜艺术瑰宝，极具艺术价值。它的辗转流传经历更是令人感慨：1919年出土于湖南桃源的一个小山村中，后器身被文物商人购得流失海外，自此身、盖分离近一个世纪。2014年秋，皿方罍从美国回归祖国的新闻轰动国内外。它对于湖南地区商周时期的青铜文化，以及中国古代青铜器及其铸造工艺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湖南位于长江中游。考古发掘表明：商代早中期，来自中原的青铜文化进入湖南；商代晚期开始，湖南成为长江以南生产青铜器的主要地区之一。湖南出土的商周时期青铜器具有多种面貌，其中一部分器物在形制、纹饰和铭文方面均与中原地区青铜器一致，应来自中原；另一部分器物则显现出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地方风格，既有融合中原青铜器形成新的特点，也有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相互联系而产生的结果。湖南青铜器绝大多数出于窖藏，出土地点多在山顶、山坡、河、湖及其岸边。大多为一件单独出土，有些容器出土时，腹内装有玉器和其它小型铜器，有人认为这是源于当时湖南地区一种独特的祭祀礼仪。湖南出土的青铜器多动物造型与大型器物，以酒器为主。展览中的11件青铜器是从湖南发现的300多件商周青铜器中精选而来的，基本涵盖了上述特点，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湖南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契机。
《皿方罍》商末
高88厘米口横26.1厘米口纵21.6厘米重51.5千克
1919年桃源县水田乡茅山峪出土
罍是古代一种大型盛酒器和礼器，诞生于商代晚期，流行于西周至春秋中期，绝迹于战国时期。青铜罍在历史上流行时间较短，尤其是方罍更是十分稀少。
在商周两汉，王宫贵族的盛大宴会上，罍是用来盛酒或水的必备器物。其形制分为方体和圆体两种。在商周至两汉，罍的形式、工艺逐渐由繁变简。方体青铜罍作为早期繁复奢华的形制，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代器物造型上的高超设计，也代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青铜铸造的发达程度。而方体罍因其制造技术最为复杂，更是尤为珍贵稀少。据史书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的后代为争罍而引发的宫廷流血争斗。可见罍在古代器物中的重要性。
皿方罍为商朝晚期铸造，是殷商的高级贵族之一皿氏家族的器物，中原商朝人南迁时带入湖南。虽然考古发现表明，湖南一带在商朝中前期已掌握了青铜铸造技术，但要铸造如此精美复杂的方罍重器还缺乏能力，而且方罍的器形、纹饰、铭文完全属中原殷墟风格，皿方罍的颜色黑亮，是所谓的“黑漆古”，它需要在腐蚀酸的环境中埋藏千年以上才能形成，这与中原青铜器在碱性土壤中所形成的颜色不同，显然是中原商朝人南迁时带入湖南的。
皿方罍（l&i），商代晚期铸造，属酒器中的盛酒器一类，因器口铭文为“皿天全作父己尊彝”而得名，被称为“方罍之王”。该器于1922年被发现，器盖于1956年由湖南省博物馆保存至今，器身流至国外。日经多方沟通和协议，皿天全方罍于6月14日回归中国长沙。
皿方罍原器身通高63.6厘米，器盖通高21.5厘米。该器形体高大、富丽堂皇，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方罍中最大、最精美的一件，堪称“方罍之王”。
皿方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盖铭为两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器铭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这段文字中，“皿”是器主族氏名，“天全”才是器主名字，“己”，是器主“天全”先父受祭拜的庙号之名。皿是商周时期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大族，1977年陕西陇县韦家庄发现了一件皿氏族人的青铜簋，年代与皿方罍相同。这件簋出土于一座西周贵族的墓中，其主人与皿方罍的主人，显然是同族人，“天全”与他的父亲当是商周之际，身负某种使命来到湖南的周人。
盖作屋顶形，中央立有屋顶形盖钮，盖、器子母口。直颈圆肩，腹壁斜收，下置外侈的高圈足，圈足上方四面各有一个方形小镂孔。肩部左右两侧设兽首衔环耳，前后两侧设兽首，正面腹部下方置一兽首鋬。
通体自盖至圈足的四隅、四面中央均设有钩状棱脊。盖面与腹部装饰相同的兽面纹，颈部、上腹部、圈足饰鸟纹，肩部饰龙纹，上腹部鸟纹中间还饰有牛角兽面纹。盖铭为两行八字：“皿天全作父己尊彝”;器铭为三行六字：“皿作父己尊彝”。皿方罍造型雄伟，纹饰瑰丽，为一件举世无双的青铜艺术瑰宝。
这件距今3000多年的“皿天全”方罍，造型雄浑，形体巨大，通体集立雕、浮雕、线雕于一身，其高超卓绝的铸造技术，神采飞动的气势和令人倾倒的精美纹饰，是其他古代青铜器无与伦比的，堪称“罍中之王”，是举世无双的“稀世珍宝”。皿天全方罍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兽面纹壶》商代晚期
高47.5厘米 口横15.7厘米 口纵11.8厘米重4.3千克
1957年拣选于株洲废旧物资交接站
这件提梁壶的造型十分优美。盖的顶部有菌状捉手，盖、器为子母口。器口呈扁圆形，粗颈，鼓腹下垂;提梁呈倒置的U形，两侧顺器身略为弧曲，两端为龙首。圈足为后配。盖、腹装饰兽面纹。上腹部饰虎头式兽面纹，下腹部饰牛首式兽面纹，兽目中空内凹，角端、耳端、鼻部和颚部均有凸起的圆乳作装饰。兽面纹的两侧配置倒立的龙纹。盖面有四条钩状棱脊;沿着提梁中脊线也密布钩状小棱;腹部正面前后分别饰有一小立鸟，下连钩状小棱脊;腹部侧面两边均有三个小立鸟相连的棱脊，立鸟形的棱脊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特色。
《兽面纹方尊》商代晚期
高54厘米 口横34.4厘米 重约15千克
1950年拣选于长沙废铜仓库
这件方尊经修复完整。敞口，长颈折肩，腹壁斜收，高圈足。四角及四面中央有一道从口部到圈足的宽厚棱脊，棱脊顶端伸出口沿。肩部中间为兽首，四角的怪鸟为修复时后配。颈上部以棱脊为中心饰一组内卷角兽面纹，面部朝上。颈下部饰虎头式兽面纹，肩部以兽首为中心饰一组相对的龙纹，腹上部饰俩俩相对的鸟纹，腹下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圈足上部饰相对的鸟纹，圈足下部饰曲折角兽面纹。这件方尊与安阳殷墟所出同类器物相似，但铸造质量存在差距，因此这其铸造产地究竟是否在安阳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兽面纹尊》商代晚期
高73.2厘米 口径61厘米 重27.3千克
1966年华容东山出土
这件尊是湖南出土青铜尊中最大的一件。大敞口，颈部收束，圆肩折腹，高圈足。从腹部到圈足有三道钩状棱脊，圈足上端有三个大十字形孔。肩部对应棱脊的位置有三个立鸟形饰，这种扁状立鸟是长江流域青铜器的一种装饰题材，以立鸟为中心各饰一组对称的长鼻龙纹。腹上部设置三个直立的兽首，兽角作曲折的大羊角。三组立鸟和三组羊角兽首相间排列。腹部装饰外卷角兽面纹，体躯呈分解式，在角、鼻、颚和体躯的某些部位均有螺旋状的凸起。圈足饰虎头式兽面纹。兽面纹以粗大的云雷纹为地纹。这件尊的口径很大，腹腔较矮，圈足很高且足壁外弧，这种样式的青铜尊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较多。
《象尊》商代晚期
高22.8厘米 长26.7厘米 宽14.4厘米重2.8千克
1975年株洲醴陵市仙霞狮形山出土
象鼻上卷为流，象背开口，腹内中空。额头对称各饰一条卷曲的蛇纹;耳背饰凤鸟纹，耳下饰长尾鸟纹;象鼻饰鳞纹，内侧顶端攀伏一头小虎，外侧棱脊顶端作小蛇状内钩;腹部饰龙纹，下腹部饰体躯完全省略的龙首;前足饰虎纹，后足饰兽面纹的一半，后足近腹处还有一条倒置的小龙;臀部饰虎头式兽面纹，其下还有两个相对的龙纹。整个器物共装饰20余只各种动物个体，纹饰繁缛瑰丽。这件象尊铸造精致，造型生动写实。
《豕尊》商代晚期
高40厘米 长72厘米 重19.75千克
1981年湘潭九华船形山出土
整体造型为十分逼真的野猪形象。腹内中空，长嘴微张，獠牙尖长，圆目深凹的圆形瞳孔。背脊鬃毛挺拔，四肢刚健，臀腹浑圆，腹腹后侧下部还有显示性别特征的凸起。盖面设有一小立鸟。
猪首饰有云雷纹，盖面、颈部、腹部以及臀下部均饰有鳞片纹，这是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常见的一种装饰。四肢部分装饰龙纹，前腱龙首朝上，长尾上卷，在龙首与卷尾之间还置一小龙;后腱龙首朝下，龙角作比较少见的分歧状样式。四蹄侧后方均有小乳突。腹部前后两侧横穿一对密封的圆孔管，可作穿绳或棍用于抬举。
《大禾方鼎》商代晚期
高38.5厘米 口横29.8厘米 口纵23.7厘米重12.85千克
1959年宁乡黄材镇胜溪村出土
这件方鼎四角有棱脊，纹饰也非常有特色，器壁四面装饰高浮雕的人面纹饰，人面五官的形象十分准确，面宽而方，嘴型宽大，吻部突起，高颧骨，大鼻，眼睛上有两道弯眉，粗大的双耳分列于两侧。从五官特征来看，比较近似于蒙古人种的脸部特征。双耳的上侧还饰有商代兽面纹常见的曲折角，下侧有兽面纹的腿和足，整体以云雷纹为地纹。这种纹饰可能是一个人兽合体的神人形象，反映的是当时巫师一类的人物。鼎腹内壁铸铭文两字“大禾”。这是现有商周青铜器中唯一一件以人面为饰的方鼎。
《兽面纹瓿》商代晚期
高42.5厘米 口径23厘米 重13千克
1959年宁乡黄材寨子村寨子山出土
盖作穹窿状，盖钮上饰盘龙。器身圆肩、鼓腹，下置矮圈足。盖、腹、圈足饰有六道棱脊，肩部三道棱脊和三个兽首相间排列。盖面、腹部饰外卷角兽面纹，肩部以兽首为中心有三组相对的龙纹，圈足饰六组相对的龙纹，组成六个兽面。整器纹饰都是典型的殷墟风格，但盖钮盘龙的装饰具有南方青铜器特点。出土时瓿内贮藏有224件铜斧，铜斧大小基本一致，这是南方地区存在的一种特殊的埋藏现象。&
博物馆里有很多精美的展品，但一边走一边看很辛苦耶，我还是坐下来听讲解吧。
& & 听多了耳朵也吃不消呀！我还是拿着平板玩一会儿吧，放松一下心情后，接下来看展品就更有兴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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