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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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白话文
黄侃与胡适的“文”“白”之争
　　五四时期围绕白话文运动的那场狡黠、机巧、趣味与智慧又充满硝烟的争论，以黄侃与胡适之间的争论最为吸引人。
　　胡适是五四白话文运动最早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反对白话文运动的有大学者吴宓、黄侃、林纾、梅光迪、章士钊等人，其中尤以黄侃为最。而黄生性恃才傲物、狂狷尖刻。如此之人，又是反对白话文最凶者，黄侃对胡适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有一次，黄侃对胡适说：“你提倡白话文，不是真心实意！”胡适问其故。黄侃正色答道：“你要是真心实意提倡白话文，就不应该名叫‘胡适’，而应该名叫‘到哪里去’。”把胡适气得脸都白了。
　　又一次，黄侃在讲课中赞美文言文的高明，刻薄地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11字。而用文言则仅需‘妻丧速归’4字，电报费可省多半。”
　　这一次，胡适回击了，而且巧妙得令人拍案叫绝。也是在课堂上，胡适大讲白话文的好处时，有位同学不服气地问：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一点缺点都没有吗？胡适微笑道：没有。这位学生想起黄侃关于文言文电报省钱的论调来，反驳道：怎会没有呢，白话文语言不简洁，打电报用字就多，花钱多。胡适说：不一定吧。要不我们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了。复电便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非常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
　　学生们果然纷纷拟稿，最后胡适从电稿中挑出一份字数最少的且表达完整的，其内容是“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念毕说：“这份电稿仅１２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了。我用白话文只须５个字：干不了，谢谢。”随后胡适解释道：“干不了”，已含有才学疏浅、恐难胜任的意思，而“谢谢”既有对友人费心介绍表示感谢，又有婉拒之意。可见其语言的简练，并不在于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只要用字恰当，白话也能做到比文言文更简练。
　　胡适的精辟阐述，是对黄侃“文言文电报省钱”之论调的回马一枪,同学们听后不由得纷纷点头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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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又对白话文的优点大加颂扬，这时，有些醉心文言文的学生，听不入耳，心中厌烦，不免萌生了抵触情绪。正当胡适讲得得意时，一位魏姓学生，突然站起来，声色俱厉地提出抗议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冲着他微笑着说：“没有的。”那位学生更加激愤地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扶扶眼镜透出沉思的目光，然后柔声细气地解释道：“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决定不去，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写的，也很省字。请学生们根据我这一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看看究竟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胡适说完这段话后，只听得课堂内“嚓、嚓”的取纸声，顿时整个教室呈现出紧张沉寂的气氛，每个学生都在开动脑筋，认真地编写电文。&&&15分钟过后，胡适让学生们自动举手，报告用字数目，然后从中挑选一份用字最少的文言电稿，电文是这样写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说，这份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存在即合理，新出现的事物总是在一些方面超过以前的东西。这个“白”，我觉得是撇去了文言文中的那些虚无的东西，剩下一些直白简练的，上面就是很有趣的例子。。。。。。。。。。。。。。。。。。。。。。。
为什么会干不了？相比文言文的回答 胡适先生的话缺少事情的原因，我想 要是一个不明白胡适先生的人看到这段话一定会追加提问 这样不但增加回电数量且会给人一种 狂妄 浮躁 无诚意的感觉，而“才学疏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则不同 既详细说明自身干不了的原因是才学疏浅 又以恐字表达自身的谦虚 不堪从命就更是增加了尊敬对方的意味，故 我认为文言文并不比白话文差 且在文化传承上较之更为重要。如果在平时的语言环境中塑造一种 不卑不亢 柔和的氛围 创造一种个人与社会的良性循环 那么重新恢复文明之邦的美名 将不再是梦！而文言文 我认为将是实现这个美梦的不二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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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胡适的恩怨
本文作者：赵映林
如果生活在五四前后的中国，只要向任何一个知识青年提问："你喜欢读什么杂志？"他会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新青年》杂志。"如果再问他："你最敬佩的人物是谁？"他同样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是胡适和陈独秀。"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毛泽东就曾这样回答过提问。
凡读过美国著名记者、作家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的读者，势必会记得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斯诺访问时说过的这么一段话：" 《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胡适只比毛泽东大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毛泽东生于1893年）。还在毛泽东读中等师范学校时，胡适早已因鼓吹和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文学改良而声誉鹊起，成为当时以至后世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当毛泽东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了一个月薪八元的图书管理员的职位时，胡适那时是北大最年轻的新派教授。毛泽东曾不失时机抽空去旁听过胡适的课。这也是毛泽东一度称自己也是胡适学生的由来。后来，毛泽东同萧三等人经杨怀中先生介绍专程去拜访过胡适，同胡适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并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胡适作过报告，解答问题。从这，我们不难看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尊重和仰慕。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人在长沙创立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不久，会员中一些有抱负的青年怀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愿望，响应蔡元培、吴玉章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积极组织到法国勤工俭学。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七、八个月来，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留法勤工俭学的宣传、组织和准备的工作上。"可到了临行前，毛泽东却决定不去法国了。当时，许多新民学会会员很不理解。对此，毛泽东作了解释："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一年多后，也就是在日，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一封信中又说到这件事："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一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和黎邵西（即黎锦熙）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由此可见，毛泽东之所以最后决定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主要原因是在于他要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国内的问题。他认为这样对国家、对民族是更为有利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毛泽东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内最了解国情、最了解农民的领袖。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理论的形成，不能说与此没有渊源关系。
毛泽东不去法国的第二个原因呢？则是与胡适的态度有关。毛泽东为是否出国一事，"专门问过"胡适，胡适赞成、支持他留在国内研究问题。因为胡适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毛泽东在信中提到胡适的《非留学篇》一文，说明毛泽东读过这篇文章，受到这篇文章影响。
毛泽东不去法国留学的第三个原因，还与那一时期刚好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有关。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但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
当时在报刊杂志上见到的"主义"，在文人学者嘴里的"主义"是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建国后把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解释成单纯反对马克思主义，不免有为了证明自己正确而不惜曲解他人之意贬低他人之嫌。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是针对一切"主义"的，而非专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含着救时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作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反对把"主义"当作金科玉律的宗教教义顶礼膜拜，看出了盲目崇拜"主义"的危害。胡适简直是在为以后的"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画像。但是，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陈独秀因为被北洋军阀政府关在监狱里而没有参加"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对当年发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实际上是投身民众运动抑或继续坚持思想启蒙之争"。也就是说谈不上是什么反对马克思主义。还要说明的是，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首先并主要发生在胡适与李大钊之间，但直至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
毛泽东在这场争论中是什么态度呢？就目前见到的史料，笔者认为毛泽东是赞成"多研究些问题"的，因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在湖南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亲自为这个研究会拟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问题"，如"孔子问题"、"东西文明会合问题"、"经济自由问题"、"国际联盟问题"等等，共计七十一大类，其中的教育、女子、劳动、华工、实业、交通、财政、经济八大类又分列出八十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如"杜威教育说如何实施问题"、"中等教育问题"、"女子交际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联邦制应否施行问题"，合计一百四十四个要研究的"问题"。既然要研究中国的问题，当然不可能跑到国外去研究。所以，毛泽东也就不去法国了。
而五四运动的发生更坚定了毛泽东留在国内参加火热斗争的决心。
之后，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一手创办了"文化书社"。书社里重点销售的图书也有胡适的一些著作，如《尝试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白话书信》、《短篇小说集》，或是登载胡适文章较多的刊物《新生活》，还有就是胡适的老师美国杜威教授的书，如《杜威五在讲演》、《实验主义》、《现代教育的趋势》、《美国政治的发展》等。从文化书社销售的这些书刊，也折射出青年毛泽东对胡适的态度与立场。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不仅受到胡适的影响，而且在从事革命活动时也得到过胡适的支持。
《西行漫记》记载说，1919年，毛泽东在回湖南的前夕，曾专程前去拜访胡适，目的是"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欣然接受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表示尽力给予支持，以后他也是这样做了。说明胡适不是口是心非。
是年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当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时，胡适看过之后立即在8月 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新书评介》一栏中，对毛泽东的文章和《湘江评论》作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胡适撰文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样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接着他又专门对《湘江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作了高度评价。胡适写道："《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天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此时的胡适已经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可却对充满反叛精神的《湘江评论》与毛泽东的这篇《民众大联合》的文章给予这样高度的评价，也反映了当年风云际会、名满天下的新派教授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器重。胡适确实很有眼光。可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办了五期，就被湖南督军张敬尧下令给查封了。
胡适的这段评介、赞扬，无疑是对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革命运动与《湘江评论》的极大支持与鼓舞。以胡适当年的身份、地位与社会影响，他的这篇文章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远非一般人所能及。即使如后来名声响彻云霄的李大钊、鲁迅也是不能及的。正是由于胡适对《民众大联合》一文的褒扬，使得该文迅速为《新青年》、《星期日》、《晨报》、《新潮》、《时事新报》、《星期评论》等报刊所推荐与转载。1949年后为了迎合需要，大陆在五十年代狠批胡适时，不惜移花接木，把胡适主持《每周评论》时撰写的这篇文章算到了李大钊头上，公开否认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对青年毛泽东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持。此举正应了胡适说过的一句话：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此任意对历史事件进行剪裁，正是后来及 "文革" 把朱德与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篡改成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等各类篡改历史的滥觞。
根据现存已查阅到史料，我们得知胡适当年还曾支持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日，毛泽东又拜访了胡适。胡适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来谈湖南事。"谈什么呢？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到了这次拜访胡适所谈的内容。当时毛泽东正在北京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为了争取支持，毛泽东去拜访了胡适，把办学的目的与初步计划向胡适求教。"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毛泽东在此还特别说明，自修大学的名字是胡适先生给起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胡适后来在日记中追忆了这件事："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他说，他要回长沙去，用船山学社作为'自修大学'的地址。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回去了"
日，这天是毛泽东生日，中午，胡适在台北家中留秘书胡颂平吃饭，谈起了毛泽东的老丈人杨昌济。胡颂平由此便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带进去的吗？"胡适告诉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生怕生事，把它烧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那天，胡颂平还特地把心中一个疑问提了出来，他问胡适，"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胡适告诉说："不，当时章行严（章士钊）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不过毛泽东说自己进北大图书馆是杨昌济先生介绍的。
毛泽东从胡适处取回请胡适修改的"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后，就正式拟定了"湖南自修大学章程"，并采纳了胡适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办法。说明毛泽东很重视胡适提出的建议和意见，也反映了青年毛泽东在从事革命活动时是得到了胡适的支持的。正因为这样，胡适才赢得了毛泽东对他的尊重。1920年4月，当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胜利后，就回到了湖南。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驱张"后的形势。信中写道："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如果胡适对青年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没有给予支持的话，毛泽东是决不会写信向他报告湖南"驱张"后的新形势的。
不过，胡适与毛泽东的这段交往，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而"道不同，不相为谋"了，最终走向了势不两立。
胡适终其一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不赞成暴力。他说生物进化，无论是自然的演变，或是人为的选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变异，绝没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可以一步跳到，更不会有一步跳到之后可以一成不变。胡适还进一步说，以为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后又可以用一阶级专政方法把持不变，这完全是达尔文以前的武断思想。胡适认为这是顽固不化的表现。他几十年来孜孜不倦致力于鼓吹自由主义与民主政治，讲宽容，讲人权。说民主是人类在政治上最进步的方式；自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这两样东西，如果了解得适当，运用得适当，都能够增进人类的幸福。1935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年来关于民治与独裁的讨论》，强调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说："（我）反对中国采用种种专制或独裁的政制，" "我至今还相信这种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国家统一的最有效的方法"。而毛泽东恰恰是一生服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认为阶级斗争可以解决世界上的任何难题，不仅是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要靠阶级斗争，甚至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可以解决经济建设、经济发展问题，从而不惜登峰造极，剑走偏锋。
1927年以后，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国共两党的内战，没有见到胡适对共产党暴动的批评，但可以肯定，胡适是不会赞成中共的武装斗争的。不过，在三十年代中期，胡适在一些文章里对苏俄还不时的给予赞美，直到1945年美苏勾结的雅尔达秘密协定的内容暴露于世后，胡适才彻底改变了对苏联的看法。有趣的倒是他对国民党的不间断的批评，直至发起人权运动，抨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从主观上说，胡适很想把国民政府引上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的道路，在中国实现"民治"。当然，这只能是胡适的一厢情愿。
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西安事变的发生，胡适终于倒向了国民党蒋介石。但这并非意味着胡适放弃了自由主义立场，与国民党同流合污。他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却又不满蒋的独裁专制。作为胡适来说，也许是两相权衡，取其一吧。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人心，大打统战牌。像胡适这样的名人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努力争取的"统战对象"。最突出的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45年。那年3月27日，国民党行政院发表胡适为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代表团代表。4月25日，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泽东指示与胡适长谈，希望胡适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谈话中，胡适搬出《淮南子》的无为主义，规劝中国共产党从事单纯的政党活动，作为国内的第二大党参加选举。
第二件事还是发生在那一年。这年的7月1日，国民参政会的民主党派人士傅斯年、黄炎培、章伯钧、褚辅成、冷、左舜生六人访问延安。其中的傅斯年既是胡适的学生，又是胡适的挚友。毛泽东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统战机会，在见面之后，毛泽东便以学生的身份请傅斯年代他向远在美国的老师胡适问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对延安的感受与黄炎培对延安的感受是截然相反。从延安回到雾都重庆，黄炎培出版了《延安归来》，对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加赞赏，说延安" 一片光明，温暖而自由。"可傅斯年却说毛泽东的气度"咄咄逼人"，政治作风似乎并不民主。在重庆的报纸上，傅斯年通过文章向自己的老师兼朋友胡适转达了毛泽东的问候，也谈了对毛泽东的上述印象。
胡适见到傅斯年的文章后，并没有改变自己对共产党的看法。是年的8月24日，胡适在纽约发了一封著名的电报给毛泽东："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兄转达吾兄问候胡适之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前夜与董必武兄深谈，弟恳切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廿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试看美国开国之初，节福生（现译杰弗逊）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手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选举取得政权。又看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此时正值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是。而斯大林于胡适电报之前两天，也催迫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电报说："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对斯大林的这封电报，我们现在知道，毛泽东非常不满，窝了一肚子火，1949年底，毛泽东去莫斯科，终于将憋在心中的这股气发了出来。
不论是胡适的"规劝"，还是斯大林的高压，毛泽东是不会听的。胡适的这种态度决定了毛泽东不再对胡适存有幻想了。但毛泽东还是做了最后一次的努力，他放出话来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了后笑了："不要相信共产党的那一套！"这样一来，胡适终于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名单中被剔除了。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取得全国政权的前夜，日，新华社在广播中将一生反对暴力的胡适列为战犯。这以此后，胡适又多了一个头衔--重要的战争鼓动者--战犯。
时间进入五十年代后，中国共产党经过镇压反革命、土改和抗美援朝后，政权已经完全得到了巩固。1954年，毛泽东发动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而在这之前，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初的"三大运动"的同时，大陆就开始了批判胡适，只不过当时仅限于知识界的小规模会议。1951年秋天，先是由北京大学举办讨论"胡适思想问题"的学术会议，接着在上海召开"胡适思想批判座谈会"。在美国的胡适知道后说道："我一向是乐观的人，总觉得这种局面不会长久。他们清算北大，我觉得越清算，越提醒人家对某种思想的回忆。想想那时学术平等，思想自由空气，大家会更加深刻了解。他们清算'胡适思想'，等于温习胡适的书。"胡适估计"这种局面不会长久"，是错估了形势。到1954年，大陆思想文化界终于掀起了一场全面大规模地批判胡适思想的政治运动。
这年的10月16日，毛泽东就《红楼梦》研究致函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及有关人员，号召开展"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一时之间，批判会不计其数，批判文章如雪片飞舞，大家口诛笔伐，当时确实使胡适在大陆的威信扫地。一大批专家学者如俞平伯等人受到批判。从1951年算起，这场运动前后断断续续进行了七年，直到1957年反右时才告结束。那时大陆还派人向旅居美国的胡适说："我们尊重胡先生的人格，我们反对的不过是胡适的思想。"胡适笑了起来："没有胡适的思想就没有胡适！"
胡适的次子胡思杜没有随胡适到美国而留在大陆。北平和平解放后，他进华北人民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学习结束分到唐山铁道学院任教。在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中，他也不得不写了批判文章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香港《大公报》、台湾的《中央日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都转载了他的文章：《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在文章中他说："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指责胡适"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终在蒙蔽人民"、"某心为美国服务"。又说："（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状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还说："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胡思杜并没有因为批判了父亲，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而免遭厄运，1957年他也成为数十万右派分子中的一员，结果在绝望中自杀。
胡适回台湾时，蒋介石为了笼络胡适，专门约见了胡适，出示一份香港的《大公报》，上面有胡思杜批胡适的文章。蒋介石询问了胡思杜的近况，对此事表示"关怀"。孰料胡适却不领情，反认为这是蒋介石借此事嘲弄自己儿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讥，巧妙地兜出蒋经国的老底："我的小儿子天性愚钝，实不成器，不如总统令郎迷途知返！"胡适这是暗指1927年蒋经国在莫斯科写文章大骂其父蒋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是我的敌人"，这不是同胡思杜如出一辙吗？蒋介石一下子愣住了，没有料到胡适入室操戈，只好报以苦笑，不欢而散。
胡适对小儿子胡思杜的文章没有作过任何回应，只是把这份《大公报》的剪报粘贴在自己的日记里。但他对大陆批判自己的思想而累及了一大批留在大陆的学者（这些学者几乎不是胡适学生，就是胡适的朋友），又非常不安。他给沈怡写信说："此事（指大陆批胡适的运动）确使我为许多朋友、学生担忧。因为'胡适的幽灵' 确不止附在俞平伯一个人身上，也不单留在《红楼梦》研究或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里。这'幽灵'是扫不清、除不尽的。所苦的是一些活着的人们因我受罪苦！除夕无事，又翻看你寄来两批资料（指大陆批胡适的剪报），不禁想念许多朋友，终夜不能安睡。"
就在大陆批判和清算胡适思想的时候，台湾"国防部总政治部"在"特字99号《特种批示》中称胡适"是我们思想上的敌人"。
胡适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思想自由、言论独立、不肯盲从、追求真理，鼓吹民主政治，实现个人价值，是否超越了时代，而不为时代所容？否则，鲁迅为何要说胡适是一位"荷戟独彷徨"的历史斗士？看来，胡适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赵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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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鼓吹白话文学的“八不主义”：一不言之无物，二不摹仿古文法，三不讲求（拘泥）文法，四不作无病呻吟，五不用滥调套语，六不 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俚语。他以创作许多白话诗歌实践着自己的文学主张。1916 金 年8月23日胡适写了首诗叫《朋友》，据说是我国第一首白话诗，发表于1917年2月号 《新青年》杂志上，诗题改为《蝴蝶》：“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这首诗，讲平仄，讲对 偶，行文自由，意象清新，诗意浅露，格调不算高雅，但在当时封建禁锢几千年余威未尽的情况下，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大胆创新。所以后来胡适干脆把他的白话新诗集命名为《尝试 集》。&　　胡适是一位著名的文字学家，他写过一首关于文字方面的白话打油诗：“文字没有雅俗，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本来同一字，声音少许变了。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至于古人叫字，今人叫号；古人悬梁，今人上吊；古名虽未必佳，今名又何尝少妙？至于古人乘舆，今人坐 金 轿；古人加冠束帻，今人但知戴帽；若必叫帽作巾，叫轿作舆，岂非张冠李戴，认虎作 豹？……”（见《胡适文存》第一卷）这样深入浅出、诙谐幽默地介绍古今文字知识，将文言文与白话文对照，确实妙趣横生。　　胡适还写过政治白话诗。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 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　　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　　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四句反问，信手拈来，类比生 动，饶有风趣。据说后来《中央日报》登出这首诗，蒋介石看了，也忍俊不禁。看来胡适也不无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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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演讲趣闻
　　作为哲学家、学者、作家兼教授的胡适先生，不仅其诗其文对当时和后世有一定影响，其演讲艺术亦因有独特的风度而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誉。
　　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课堂上也便经常相机向学生宣传白话文写作的好处，遇有学生置疑，就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地进一步引导。有一次，一学生说：“白话文不简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慢条斯理、心平气和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秘书，我不愿意从政，不想去，为这件事我回了一份电报拒绝。请同学们根据我的这个意思，用文言文自拟一则电报，看看是白话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同学们跃跃欲试，最后选出一份最简练者，仅12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这时课堂很静，大家都凝神注目老师，看老师的白话电报还能怎样简练。此时，胡适像相声演员抖包袱一样，说：“干不了，谢谢！”仅5个字。大家都为先生的讲解暗暗称绝，对白话文写作也日渐有所认识。
　　难能可贵的恰是学问渊博的大师级学者，将自己的听众、读者放在平等的位置，于学生，更常以“老大哥的身份”，心贴心地交流、沟通，而不是以概念口号式的说教，去灌输去教训。一次讲禅宗的“不静观”，他侃侃而谈：“当你看到一位漂亮的小姐，你会神魂飘荡，如醉如痴。可是有禅宗修养的人却纹丝不动。缘何？他不是静止地看到现在的她如何美丽动人，而是看到她将来会变成走路蹒跚的老太婆，甚至变成蛆虫满身爬动的枯骨——想到这些，又有什么可爱呢？”此时，胡适环顾课堂，颇显沉闷低迷，便灵机一动，调侃戏谑道：“在座的各位小姐请放心，没有哪个男士会相信我的混话，下课后，你照样会收到男朋友寄来粉红色的求爱信……”顿时，教室如微风吹皱的湖塘，泛起了欢乐的涟漪。
　　胡适学识渊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恰到好处。在某大学演讲时，多次引孔子、孟子、孙中山语，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机智而戏谑地写道，“胡说”，引得哄堂大笑。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寓庄于谐，妙哉妙哉。
“”
黃侃（）初名乔馨，庠名乔鼐，后更名侃，字季刚，湖北蘄春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在小学之音韵、文字、训话方面造诣很深，可惜英年早逝，所发五十岁之后方开始著书之愿未及实现，故遗世著作甚少。
上世紀初，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胡适之先生作为新派人物之代表，大力提倡白話文写作，其阵地便是北京大学。而当时黃侃也任教于北京大学，他属于旧派人物，对白話文之痛恨尤甚，因此，他对于胡适先生之攻击尤为激烈。难怪周作人在讲北大名人故事時候，提起黃侃只好說“他的国学是數一數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來，着实不能令人恭维”。
在文化圈里流传有关黃侃与胡适之的幽默趣事，令人捧腹：
一、到哪里去
某日，黃侃道遇胡适，便说：“胡先生，你口口声声說要推广白话文，但我看你卻不是真心。”胡适不解，误码：“黃先生此话怎讲？”黃答曰：“如果你胡先生身体力行，你之大名便不该叫‘胡适’，而应改为‘到哪里去’才是。”胡适先生听后，竟无言以对。
二、电报费
某日，黃侃在課堂为学生讲文言文之美，又拿胡适举例：“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长达達十一字。而用文言文仅需‘妻丧速归’四字即可，只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后来胡适在课堂上讲白話文之好处時，有学生便提出疑问，幷以黃侃先生所举之例反驳。胡适说：“这不一定，我们可以做个试验。前几天行政院有朋友給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便发电报拒绝。回电用的白話文，非常省钱。同学们若有兴趣，可代我用文言文拟一则电文，看看是白话文省钱还是文言文省钱。”同学们纷纷拟稿，最終挑出一份字数最少、意思表达最完整的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胡适說：“这是十二个字，算是言简意赅，但还是太长。我的白話文只用了五个字：‘干不了，謝謝。’其中‘干不了’即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謝謝’則既有婉拒之意，又有表示感謝之意。所以，語言的简练，不在于白話文还是文言文，关鍵在用字恰当。”
三、墨子兼爱
某次宴会，胡适谈及墨学，滔滔不绝。黃侃忽然张口就骂：“現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胡适猛闻此言，尚未反应过来，只听黃侃繼續在骂：“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这一下胡适大怒起來。可是黃侃此時却又大笑起來，說：“且息怒。我只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学？我不是骂你，不过聊试之耳！”举座哄然大笑。
四、真车真马
某段時间，譚鑫培之京戏风靡北京，北京大学也不例外。一次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譚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戏太落伍，用一根鞭子算作是马，拿两把旗子算作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这時，只見黃侃起身，说道：“适之、适之，那要唱《武松打虎》怎么办？”，呵呵，又是胡适无语了。
五、著作监
“”“”
胡适之趣闻
&&&&&&&&&&&&&&&&&&&&&&&&& “侯大使”成“书蠹”
&&& 在美国，胡适有很多下层朋友，诸如司厨、车夫、打工仔……这些人对胡适的
“Ｈｕ”字发音不准，常称胡大使为“侯大使”
&&& 一天，“侯大使”应国会图书馆馆长厌温斯之请，和陪同人员往书库察看。当
时正值珍珠港事件前夕，我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古善本书运往华盛顿，委托美国
国会图书馆保存。这是件文化大事，馆长特意敦请大使光临开箱。不料“侯大使”
是个书迷，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
那些陪同前来的官员和图书馆长，他们原与“善本”无缘，被冷落在书库走廊，踱
着方步，焦急地等待“侯大使”出来。“侯大使”不知不觉在书库“候”了两个小
时，当他从书库堆里提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口里不停地大谈“善本”的价值
时，那位厌温斯馆长竟急不可耐地高叫起来：“‘侯大使’，你真‘候’得我们好
苦啊!”
&改写“唐僧第八十一难”
&&& 胡适在上海任中国公学校长时，一天，蔡元培带杨杏佛来胡适家道歉。杨是胡
的学生，早些天在一个大会上，大骂胡适的新文化改革。胡适没有发脾气，他说：
“《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我觉得原文写得太寒伧了，我想把它改写过。”蔡元
培问：“怎么改法?”胡适说：“唐僧取经回来，还要遭一难，因为这时在取经路上
被他的三个弟子打死的许多冤魂冤鬼，都来报仇了。唐僧情愿舍身，把他的肉，一
块一块地割下来，喂给一班冤魂冤鬼，他们每吃一块唐僧肉，可以增长一千岁。唐
僧说：‘我来舍身，使他们可以超生，可以报账。’”杨杏佛听得脸红耳赤。胡适后来将自己的文化改革主张写成《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文发表。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邀在“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上，以30年前这个话题作
了25分钟讲演，不想又引起反对派的“围剿”，说他是“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
化的方法，向西方人卖俏”，胡适见到这些文章，连说；“不要去管它，那是小事
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接着便向人们讲述了30年前这桩故
&&&&&&&&& &&&&&&&&&&&&&&“千家驹”成了“杨家驹”
&&& 胡适乐于成人之美，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他有一本由他牵线作伐而成，或
请他当主婚人、证婚人的新婚夫妇签名簿———“鸳鸯谱”，记录着当代许多文坛
名人美满婚姻的佳话。
&&& 1936年元旦，是经济学家千家驹与杨梨音女士结婚喜日，他们约请胡适证婚。
千家驹说，胡适先生名满天下，他一点不摆架子，是很有人情味的。他拿出一本
“鸳鸯谱”来，要我们在上面签名。举行婚礼时，他致词开玩笑说：“千家驹在北
大时，担任学生会会长，是著名的捣蛋头儿，但在今天的婚礼上，却一点捣蛋气息
都没有了，大概从今天起，千家驹已变成杨家驹了!”一席话，说得大家哄堂大笑。
在“鸳鸯谱”上第一对签名的是赵元任夫妇，以后有沈从文夫妇，徐志摩夫妇……
胡适纪新婚
　　胡适14岁时，就由母命与江冬秀订婚了。他18岁时，母命他由上海回家结 婚。他因家中没钱办婚事，自己也没钱养家，就以求学要紧，坚决地拒绝了办这桩喜事。直到他由美国回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年已27岁才完婚。写诗说： 　　记得那年　　你家办了嫁妆， 　　 我家备了新房　　 只不曾捉到我这个新郎。　　 这十年来，　　 找了几朝帝王，　　 看了多少世态炎凉。　　 锈了你嫁妆剪刀，　　 改了你多少嫁衣新样，　　 更老了你和我人儿一双。 　　 只有那十年的陈爆竹， 　　 越陈便越响。 　　
哄堂听胡说
　　胡适应邀到某大学讲演。他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的话，在黑板上写：“孔 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引得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旧瓶新酒考
　　胡适在北平时，因“旧瓶新酒”一词引发他的考据癖。他说：“现在的人爱引 用西洋古谚‘旧瓶新酒’，一定是被翻译错了。其出处在马可福音第二章，犹太人用羊皮装新酒，而不是用什么瓷玻璃瓶的。”当时有人特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先生考据擅专场，　　马可福音第二章。　　 原是旧皮囊一个，　　 难将新酒此中装。 　　 证明怕老婆 　　胡适生逢卯年，是属兔的。他太太江冬秀是寅年生的，属虎的。小兔自然怕老虎，所以有流传胡适怕老婆的笑话。　　胡适在接到朋友自巴黎寄来十几个法国铜币后，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 ，谐音恰为“怕太太”，乃戏赠友好成立“怕太太会”做为会员的证章。
文坛异军合奏
　　胡适和章士钊早年原有文字缘。章以古文词雄于世，常贬胡提倡的白话文为浅薄，而彼此有点失和。有次，他们在北京偶同筵席，因晤谈颇洽，乃合摄一影，各题诗词。章士钊为白话，胡适则为文言，成为文坛异军中的合奏，既饶风趣，且具历史价值。　　章士钊诗为：　　你姓胡来我姓章， 　　你讲什么新文字，　　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 　　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　 　将来三五十年后，　　 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 　　 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 　　 总算是俺老张投了降。　　 胡适诗为： 　　　 但开风气不为师，　　　 共生此言吾最喜。 　　　 同是曾开风气人，　　　 愿常相亲不相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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