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电影里：从一架大飞机的后舱掉下一战斗机，然后它在空中打开引擎起飞的。这部电影的片名叫什么？_百度知道
有部电影里：从一架大飞机的后舱掉下一战斗机，然后它在空中打开引擎起飞的。这部电影的片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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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落入了老谋深算的军火商菲力浦所布置的空中圈套：
美军最新研制的隐形战斗机F117:22： 战争经典片：
尤根·波夫纳 伊莉沙白·默汉 安德鲁·狄瓦夫
首映日期，能突破雷达扫描：
影片类型。
美军最新研制的隐形 战争经典片，现代战争，如入无人之境。菲力浦率他的同伙成功登上C-5运输机。
当摩根少校主控一架自中东某美军基地起飞的C-5运输机，现代战争。
军事机密首次爆光，美军隐形战斗机落入高科技窃贼之手：
影片时长，执行死亡任务快如火狐，运载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去执行秘密任务时：
迈克尔·科恩
主 演火狐117 sterl the fighter
军事机密首次爆光： 国语对白 中文字幕 简介:34
语言说明，美军隐形战斗机落入高科技窃贼之手，并控制了两架F117隐形战斗机
提问者评价
你知道哪里有下载的地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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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4条回答
我只知道从一架大飞机的后舱掉下一直升机的。是007里面的
火狐1173楼的回答得很对了
好像看过``是美国`或者是法国的``
壮志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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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你现在的位置：&&&&&&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一章 入学篇
北京电影学院故事第一章 入学篇
今天，“第五代电影”已不再是一个令人陌生的的名词了。　　但是，在80年代中期，“第五代电影”的处女作问世之初，人们对他们确实一无所知。从那时起，一个又一个青年导演脱颖而出，而且伴随着的还有才华出众的摄影师、美工师、录音师，这个艺术群体就引人注目了，当人们知道他们是出自同一所学校同一年级的校友时，关注的兴趣就更大了，不但限于他们本身，连他们的母校——北京电影学院也在注目的焦点之中。　　已经很难考证究竟是谁最初使用了“第五代”这个名词。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评论和研究文章频繁地引用，“第五代电影”的称谓几乎变成了“80年代中国电影”的同义语，至少在一部分不熟悉中国电影的人们眼里，是如此。有的人，恰恰是由此而开始对中国电影发生了兴趣。　　最初的作品是《一个和八个》（1983）和《黄土地》（1985）。在苍凉和壮烈的历史故事中，寄寓着刚毅的民族精神和悲剧意识，影像中的人和土地的原生态真实，使银幕下的同胞不胜惊讶：我们的父辈、故土和黄河的本来面貌原来如此？！大学生们欣喜，电影圈内震惊，即使是“第五代电影”的反对者们心里也清楚：一场重写历史的电影探索运动已经拉开序幕。从那时开始，第五代导演们踏上了一条始料未及的崎岖跋涉之路。　　经过十年的顽强坚持，“第五代”导演们跨入了成熟期。他们的影片更注重丰满的性格刻划和心理浓度，早期创作中对电影造型的过分迷恋，被从容而完整的叙事处理所代替，心态的平和跟手法的娴熟往往是合二为一的。他们的作品以凯旋的步伐，走过欧美许多国际影展，为中国，也为亚洲电影嬴得了受人注目的一席。　　1993年5月，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获得该年度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人和土地，人和文化的冲突，人在历史长河奔腾中的沉浮和不测，一向是陈凯歌关注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他将京剧和电影熔于一炉，主人公扑朔迷离的命运和恋情，跟半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纠葛，给人增添了绕梁三日的种种回味。　　在学院期间就读于摄影系的张艺谋，作为《一个和八个》和《黄土地》的掌机人而开始了他的电影生涯，但不久他就用《红高粱》这部风格瑰丽的影片证明了自己的导演才能。他以《秋菊打官司》赢得了1992年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94年，他的新片《活着》又被授予夏纳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如果说陈凯歌像一个沉思的诗人，那么，张艺谋更像一个编织瑰丽传奇的能手，将仪式和民俗纳入传奇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关于封建暴力压迫下中国妇女命运的故事，甚至使欧洲的民俗学和人类学者，当作一种民俗文本来研究。　　于是，陈凯歌和张艺谋被确认为“第五代电影”的两位突出的代表人物。　　但是，“第五代电影”是一个群体的创造。在这里，有风格各异，但历史意识和美学倾向趋同的许多“电影作者”，有熟练而敏锐的摄影师，也有勤奋、机智、不辞辛苦的美工师和录音师……。如果没有这些配套成龙、相互默契的老同学——合作者，单靠导演自己，肯定是孤掌难鸣、事倍功半的。　　有人说“第五代”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一个流派，因为，相互之间的风格和题材相差实在太大了。比如：田壮壮导演，很长一段时期追求纪实性风格，像描写内蒙草原风俗的《猎场扎撒》（1984）、表现西藏高原牧民故事的《盗马贼》（1985），都是明显的例子；后来他执导的影片《蓝风筝》（1992），写一个普通的北京家庭从50-60年代的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经历，情感惊心动魄，而叙述手法依然平淡沉稳，所谓“清空一气，明白如话”、“温柔敦厚”、“怨而不怒”，正是这种风格的写照。　　吴子牛导演恰恰相反，铿锵激越、峭拔奇崛成为他电影语言的一种特点，他偏爱战争、流放、边远地域非凡、历险的题材，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极致情境中的灵魂挣扎和内心呐喊，是他津津有味反复探索的题材，有人用“嗜血导演”、“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来形容吴子牛。不过，从他的代表作品《晚钟》(1988)、《大磨房》(1990)和《最后一个冬日》(1987)来看，爱和暴力的冲突，生命和苦难的角逐，才是吴子牛导演所反复寻求的题意宗旨。　　夏钢导演的“不显山，不显水”的含蓄幽默和心理描写；张建亚导演的喜剧风采和市民情趣；尹力导演的北京市民风情画般的真切感和纪实性；何群导演的社会问题片的朴素恳切语调，都表明了他们艺术面貌的多样性和个人化，第五代确实不是用单一的风格所能概括的。　　“第五代”中的女导演不但独立而且女性，她们经历着从制片到审查的种种困难，随着电影市场中的商业风险，李少红的《血色清晨》和《四十不惑》在洛迦诺电影节引人注目；胡玫的《女儿楼》和《远离战争的年代》；彭小莲的《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女人的故事》都细腻而深入地触及了女性独特的情感心理历程和社会传统观念的种种矛盾。“第五代”导演中年龄最小、锋芒最犀利的刘苗苗，23岁开始独立执导，到现在已拍过5部影片，1993年，她拍的新片《杂嘴子》在威尼斯影展获得国会议长奖，她那小小的个子和红红的双颊，远看上去还像是一个中学生模样，眼神里总是闪着一种热诚和轻信的光芒。她来自中国大西北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那里戈壁无边，浩瀚茫茫；当初她为了报考北京电影学院，要坐两天两夜的汽车才能走出省界，踏上陕西省的土地……。
　日，在离北京城区十几公里的北郊朱辛庄，聚集了一批风尘仆仆的电影人，他们是1982年毕业的校友，今天如约回到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旧址，来作一次十年后的团聚。　　“第五代”回到了他们的发源地。　　二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而且刮着五六级的大风。但是八十几位老同学却兴致高昂，从各自的住处赶到指定的登车地点。　　“我们分别已经整整十年了！十年前一群半大的孩子今天已是早生华发；十年的岁月已将电影学院82届载入了中国电影史册；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应当抽出一生中的一天聚会一次了！”　　聚会的通知上说明：请不要带子女，不要请记者，请不要驾私人车辆，也不要坐出租车……这是一次纯粹怀旧性质的老同学团聚。　　两辆大巴士载着八十几个老同学从城里驶向北郊。十年前，也是这样的车，也是这些熟悉的面孔，从郊区的学院到城里的电影资料馆，为了教学电影观摩来来回回往返了多少次啊！只不过当初是人更多更挤，车更破更旧……，难怪他们的车一跑在京郊公路上，当年的老歌就立刻响彻在车厢，《天上布满星》、《打靶归来》这些早已经被人遗忘的曲调，从大巴士中飘荡出来，响了一路。　　在今天已经是北京农学院的一间大教室里，八十几个同学完全按照当时上课的情形，端坐在单人课桌后的椅子上，他们每人身上都穿着一件白色的背心，上面写着：“十年了，别提他了！”这句揶揄自嘲的话里，包涵了多少成就、荣誉、坎坷、磨难、不公、委屈、离别、情变……，只有“第五代”们自己最清楚、最明了。　　在这种百感交集的情绪中，陈凯歌站到讲桌前，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遥想当年 朱辛庄内一百五十三同学少年无忌 十足狂妄评点今古 奋发向上欲与前人争短长十年过去 世称"五代"小有气象 而今相聚白发有添 豪情无减一笑仍然是童颜热爱艺术 忠实生命泪洒人生 开发人道再干十年 还要再开风气先决不食言
　　按照“君子协定”，这一天不许谈电影，不许谈创作，只许谈重逢的悲喜，岁月的变迁，谈家庭、孩子、谈婚姻的美满和离婚的……，还有出国，153人里有三分之一在国外，有在纽约艰苦地寻找电影投资的彭小莲、蒋晓真、有在加州的陈咪沙和孙立、有在英国忙忙碌碌地拍世界文化名人肖像的邓伟、有在……　　有一位校友站起来，读一封澳大利亚的来信：　　“来澳洲八年，七八班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人说起来像说一个神话，我都不敢承认自己是来自那个集体。因为签证来不及签，回不到你们的身边，在你们举杯的时候，请无论哪一个同学帮我买一个甲菜。”　　像说一个神话。一个有关于中国电影的神话。　　这个神话是从哪儿翻开它的第一页的呢？！
1978年，北京，朱辛庄。　　这是文化革命结束之后的第二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宣布恢复大学本科各专业的招生，这是自1965年以来第一次重新正式招收本科生。招生广告一出，全国轰动，申请报名者逾万。原定是导演、表演、摄影、美术、录音五个系总共招收100多人，每个专业只招收15-20人，但考生太多，不得不扩大录取名额，仅仅是表演系的报名者就有近万人，在城里招生处外的人行道上和院子里，堵得人山人海，黑压压一片，其中就有后来的《孩子王》和《爱你没商量》的主角谢园，《骆驼祥子》和《霸王别姬》的主角张丰毅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日合拍《一盘没下完的棋》的女主角沈丹萍。　　面对千分之一或者几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希望如此渺茫，为什么这么多狂热的青年人，非要为之一搏呢？难道没有比较现实和平凡的职业，让他们去选择、去应试，找到一条出路吗？　　事情要从1978年再往前倒退10年说起。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入了一场狂热而失去理性的政治运动，像童话里说的那个穿上一双魔鞋就疯狂跳舞的姑娘，想停也停不下来一样，文化大革命使一个有数亿人口的民族，颠狂盲从，欲罢不能。它在10年的时间里使中国的教育蒙受极大的破坏。从1968年开始动员全国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叫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实际上是把他们变成在乡村里的农民或者边疆生产兵团里的农业劳动力。从1968年到1978年，先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达到2千万人，他们从北起黑龙江、辽宁、内蒙；西起新疆、陕西、山西；南到云南、四川、广东、海南岛的不同农村和兵团农场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从城里下乡的时候是17-18岁的青年，有的还是14岁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许多人都已经年过30岁，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　　一位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有7年非凡经历，后来成了作家的邓贤，在199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知青梦》。这本书以不容置疑的调查报告、文献和统计资料，记录了知青运动的历史真相和巨大代价。有许多人把青年的生命永远地埋葬在了北国的冰原和南方的红土地之中。这也是后来的“第五代电影”为什么要执拗地、反复地表现“我们的田野”和“孩子王”的根本原因。　　因此，日，当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的通知一经发出，犹如一声春雷，给当时还在农村中的数量众多的知识青年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希望，一个奋力一搏的机会。因为这个新规定终于废除了文化革命中实行的“推荐入学制度”，重新恢复了择优录取的公平竞争。　　日，中国恢复大专院校统一考试制度，对还在农村的上千万知识青年和城市中的其他应试者来说，不仅仅是一次入学考试，而且是人生转折的一次拼搏的契机。这不仅仅是手上结满了老茧、肩上留下凹痕的知青们的一次命运选择，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命运抉择。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通向智慧之门，还是沉入愚昧的深谷，在临近世纪之末的重要时刻，不能又一次失之交臂。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中国1977级和1978级入学的各系科、各专业的大学生，是此前和此后都少有的质量优秀、人才辈出的群体。他们在农村油灯下的发奋苦读没有白费，他们藏龙卧虎，蕴藏着巨大的求知欲望，一旦获得大学优越的学习条件便如雨后春筝，飞快生长，在80年代初期迅速走上各专业的重要岗位，成为弥补知识界青黄不接的生力军。非凡的刻苦和大胆的独立思考精神，尤其是执著的使命感，使他们父兄一辈的知识分子既兴奋又感叹，看到了腾飞的希望。
北京电影学院成立于1956年，它的第一任院长是章泯，副院长是吴印咸和钟敬之。章泯是30年代左翼戏剧和电影运动的探索者，又是一位著名的剧作家和翻译家。吴印咸是杰出的摄影界前辈。钟敬之早年从事舞台美术创作，后来他和吴印咸都是延安电影运动的初创者。从1956年到1966年之间，电影学院已建成有编剧、导演、表演、摄影、美术、电影工程系的完善系统的学院，培养了许多各专业的人才。但是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粗暴地中断了它的正常的教学，使学院处于瘫痪状况。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全国招生。　　在全国设了北京、上海、西安三个考区。由于考生太多，北京考区每个专业都设立几个考场，每个系科都要经过初试和复试两道关口，进行大面积的淘汰之后，留下来少数艺术专业成绩特别优秀者，再参加文化课的考试，取得及格的成绩，才能录取。　　比如，这一年的导演系考试就有以下项目：　　初试：口试（一般文艺常识）；朗诵（诗歌、小说或故事片段，不得超过5分钟）；表演小品（当场命题、简短准备后立刻表演，不得超过7分钟）；作文（笔试）；　　复试：口试（文艺路线、文艺作品分析和电影专业知识）；命题编故事；表演小品；影片分析（笔试，当场放映完毕立刻写作）；
电影《英雄儿女》剧照右为田壮壮父亲田方
　　影片分析考试中放映的是《英雄儿女》，这是一部描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年时，在朝鲜抗击美军的故事。它描写了一个师政委跟他失散了多年的儿女在战火中重逢的故事，这一对英雄儿女，一个叫王成，一个叫王芳。他们的英雄业绩感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　　影片放映完之后，数百个考生被分别带入几个教室里，屏息专注，笔头沙沙作响地紧张写作着。30分钟之后，有个考生迅速地交了卷，导演系的一位教师很奇怪的问他：“你答完了吗？”“我答完了。”“你不要再检查一遍？”“不用了。”　　他一个人走出来，在校园里的小售货亭边买了一包便宜的香烟和几支冰棍, 走到一棵大树下的荫凉里，孤零零的坐在那儿。有一个年老的教师慢慢的走过来弯下腰，对这个考生关切的问：　　“你怎么啦？考得还好吗？一个人坐在这儿，有什么不舒服吗？”　　“不，不，我在等我的同伴陈凯歌，他还没写完！”　　“你……不会因为看了《英雄儿女》，心里太难过吧？”　　“噢，不会的，谢谢您，老师！”　　这个学生的名字叫田壮壮。　　他的父亲田方，在《英雄儿女》里边扮演政委王文清。田方是一个演技精湛人缘极好的老一代演员。但他于1974年在遭受了文化大革命8年的磨难之后身患癌症，默默逝世，没有能够活到江青和“四人帮”被打倒的这一天。　　冰棍在一点点溶化，变成果汁的冰水把纸盒洇湿了，但是陈凯歌还没有考完，没有走出考场。
陈凯歌60年代
　　田壮壮和陈凯歌从小就认识。他们的父母都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同事。他们俩家相距不远，就隔着几条胡同。田壮壮家的院子座落在西城区护国寺的宝禅胡同里。宝禅这两个字后来因为有宗教迷信色彩而改名为宝产。院门口有颗百年大树，是孩子们在它的荫凉下嬉闹玩耍的好处所。陈凯歌家住在离他家不远处的护国寺旁边，那里的小巷星罗棋布，不是叫太平胡同，就是叫百花深处，可见当年曾经文墨飘香，安居乐业。　　陈凯歌后来客居纽约，曾经深情眷恋地描写过念这胡同里安宁平静的气息：小贩们在春天暖洋洋的阳光下，挑着大箩筐走街串巷，箩筐里装着毛茸茸深黄色的小油鸡。伴随着小鸡们低声而尖细的欢叫,小贩走在围着他的孩子们中间，托起一只小油鸡在手上，指指才吐绿的柳枝，说：“嘿，赛柳絮。”在夏夜的朦胧中，乘凉的老人们三三两两地坐在胡同里的小凳子上，周围转着嬉闹的孩子们。空气里飘着晚香玉的幽香，远近传过来卖小吃的悠扬吆喝声。这真是一个古老京城的宁静之夜。
就在田壮壮家的那个大宅院里，住着好几户人家。后院里住着北影厂的厂长田方和他的妻子于蓝，他们都是人们熟悉的资深电影演员。在他们的两个孩子里，田壮壮排行第二。后院的邻居有北影厂资深导演崔嵬，他导演的电影《青春之歌》、《杨门女将》、《野猪林》和《小兵张嗄》，是中国观众津津乐道的作品。他人高马大，豪爽风趣，也是个大家喜爱的演员，他演过《宋景诗》、《老兵新传》和《红旗谱》里的主角，是60年代一位家喻户晓的电影明星。　　前院住着两户人家，一家是水彩画家兼电影美工师秦威，他的淋漓洒脱的水彩风景画在三十年代就远近闻名。他亦画亦影的才气和豁达宽厚的性格，在电影圈里人人皆知。另一家是北影厂有名的电影剧作家海默，他爱书如命，但更爱孩子。少年田壮壮是海默最好的朋友。他到海默家去从来不走院门。先从后院的墙上敲敲他的后墙，海默在书房里叫道：“是壮壮吧，过来吧！”他就像只猫一样从后院的树上爬过矮墙，轰然一声响跳到院里，钻进了海默的书房。有时候，敲敲墙，前边传来书房里的声音；“壮壮吧，这会别过来，我正忙着呢，啊——，明儿再来吧……”他们俩人尽管是莫逆之交，可是也有禁忌：书房里所有的书都不准壮壮随便乱翻，不许随便碰。这是壮壮和海默之间的约法三章。　　“你什么时候读什么书，我会给你准备的。”海默说。　　田壮壮和陈凯歌同岁。都是1952年生，都属龙。1966年他们都是14岁。　　和所有14岁的北京少年一样，他们都丝毫没有想到，在一个突如其来的夏天的早晨，怎么会卷入一场身不由己的惊涛骇浪之中，从此，不但改变了他们当时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他们整整一生。当他们后来手执话筒站在摄影机后面，当电影成为他们生命至关重要一部分的时候，1966年夏天开始的那场炼狱般的浩劫，成了他们终生投入的电影主题。　　当红卫兵涌进宝禅胡同这座安详宁静的大院的时候，昔日被广大观众所熟悉，所喜爱的电影演员和导演，甚至昨天大家还是老街坊、老邻居，进进出出都会亲切的问一声：“您吃了吗？”的熟人，立刻变成了“文艺黑帮分子”和“阶级敌人”。老艺术家们肃立当院，在炎炎的烈日下，低头罚站，看着从自己家里抄出来的字画文物，文学名著，在院子当中的青石砖上，被点上一把火，黑烟慢慢地升腾飘浮，漫延在胡同的上空。　　在长达几个小时低头罚站的一排人当中，就有田壮壮的父亲和母亲。而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导演的处境也许更糟。因为他身上的罪名还多了一条，那就是他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国民党。　　之后，他们就被送到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牛棚”中去监督劳动。　　在这之前，有一天的晚上，前院的海默很突然的把壮壮叫去，屋中间的几张方凳上堆满了几十本精装的文学名著，海默看着他，慢慢地说：“这些书，是我挑出来送给你的，你拿去慢慢看吧。”壮壮说：“我得问问我妈，她说能要，我再来拿，成吗？”　　可是，当天夜里，来了一群红卫兵和年龄不小，自称为红卫兵的人，把海默押走了，海默家的门上，贴上了交叉的封条。　　过了些天，就有北影厂的人，来通知家属，去认领海默的遗体，说他抗拒审查，畏罪自杀，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在昏暗的夜色中，田壮壮走到前院，站在贴着两纸封条的海默的厢房前，长时间长时间的站着，他从窗格中望进去，看不清里面的东西，可他好像看见了那几只凳子上放着的那一堆精装的文学名蓍，他觉得永远对不起海默，为什么那天没有立刻把书抱回家……
陈凯歌赴云南插队前
　　1969年的时候，田壮壮和陈凯歌都离开了北京，上山下乡。不过田壮壮去了东北嫩江冰雪覆盖的一个小村子，而陈凯歌去的是云南省西双版纳的景洪县。　　常年多病的母亲，一言不发地替儿子收拾行装，凯歌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母亲的病体和年幼的妹妹。父亲在牛棚反复请求，得到特别批准，到北京火车站来送儿子远行,当起动的列车渐渐加快，驶离站台的时候，一位苍凉的老人跟在列车后边不停地慢慢地奔跑，直到站台尽头，目送着载满了学生的火车远去……，站台上的父亲变得越来越小，凯歌忍不住的眼泪落进了咽喉。　　他低下头来不让周围的人看见他的眼睛，他的眼睛里是充满自责的悲哀和歉疚，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对父亲不可原谅的伤害：在一次纷乱而恐怖的深夜斗争会上，在院子里围满了红卫兵和造反派，高呼口号要打倒反动权威陈怀恺时，他冲上去推了父亲一把，他自己也被自己的这个行动惊呆了。他在后来反复讲到过这件事：一个当时14岁的孩子，为了什么？为了怕死吗？是的，但更怕的是，自己被逐出人群，因为想使自己留在这齐心一致地丧失了理性的人群中间，被承认是“群”中的一员，他伤害了他善良、本分的父亲。　　难道能够把历史的责任仅仅归结到几个人身上，成千上万的人就可以轻松自如的解脱了吗？　　“我不能不反复地、痛苦地审视这段历史，同时也反思自己。当审判台空出来的时候，我就自己站上去。”——陈凯歌如是说。
西双版纳林深草密，丛岭连绵。　　仅仅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就有知识青年至少十几万人，伐木开荒，放火烧山，屯田垦植，变原始森林为大寨梯田。刀锋过处，大而至于两个人合抱也不逮的千年古树，小而至于林间灌木和细草，一律都在砍平除尽之列。陈凯歌目睹了16岁的上海少年在百般困难中终于砍倒了一棵粗壮的大树，却被倒木压在底下的惨状，以及少年的父亲远道而来，一言不发地来到这棵倒木边默默祷念的情景。他看到了因为砍树，捣毁了蜂窝，被群蜂疯狂地追逐着的砍伐者的悲惨情景，不幸的知识青年一直逃到河里藏身水底，而当他刚一冒头呼吸时却被群蜂蛰死的结局。他也看到放火烧山，火势冲天，万木奔腾，复又成原的悲壮奇观。“山上是彻底沸腾了，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地飘下来，在空中互相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热气四面逼来，我的头发忽地一下立起，手却不敢扶它们，生怕它们脆而且碎掉，散到空中去，山如烫灼一样，发出各种怪叫，一个宇宙都惊慌起来。”　　这是陈凯歌在自传《少年凯歌》里引用阿城的小说《树王》中的一段描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发动者始料不及的是，在一幕幕大自然生灵的悲壮毁灭中，煅造出了历史的铭心刻骨的见证人。人类曾经在竹片、羊皮、麻纸、绢帛上记载过千百年来的生死兴亡、盛衰荣辱。到了今天，又多了记载的工具，就是胶片和磁带。仅仅在云南景洪生产兵团，岁月就给我们炼铸了阿城（《孩子王》、《棋王》）、叶辛（《蹉跎岁月》、《私生子》）、邓贤（《中国知青梦》、《大国之魂》）这样的文学作家，同时也铸就了陈凯歌这样的电影作家。　　有多少年仅16、7岁，生命之蕊还刚刚吐出嫩芽的男女，便永远长眠在那片被斧砍刀劈、裸露山峰的红土地上了。而从红土地上归来的人们，将反复地、不停息地用整整一生的时光来怀念它和述说它，因为在归来者的背后，是一个个不可驱散的活生生的灵魂。所以，知青文学永远不会有一个终止的句号。　　陈凯歌就是归来者中的一个。　　他走出了考场，独自一人站在朱辛庄电影学院校门前的那条林荫路上，参天茂密的杨树树冠在风中哗哗作响。一片的望不见尽头的饲料地伸延过去，接上了邻近村庄的大田作物，那是一片沁人的碧绿。过了许多年之后，陈凯歌仍恋恋不舍地说，当我看到那两排参天的杨树和那片开阔的农田时，我心里暗暗高兴：这一回我可能考上了，因为这里就和我们下乡的农村一样！　　在报考电影学院的前一年，他努力准备功课，为的是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但他失望而归。北大落榜，对他的打击尤其刻骨铭心。因为对陈凯歌来说，做的本不是电影梦，他情有独钟的始终是文学，尤其中国古典诗词。7岁开始，母亲就严格地教他日日诵诗，习字读书。他今天写的一手好字，能够背诵上百首唐诗宋词，首先要感谢的是他的母亲，他下乡那年，用扁担挑的两只纸箱子，一箱是衣物和什用，另一箱都是书。一本《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本王力教授的《诗词格律学》以及一套《红楼梦》，还有八册一套的中华活页文选汇集的古文选读，成了他在云南丛林草屋中，挑灯夜读的经书。唐宋遗风、韩柳文章、飘逸太白、热血稼轩……，岂止是平仄对仗，绝句格律，流入年青人血脉之中的，更有千古相承的道德箴言，所谓修、齐、治、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为其后深浸着儒家文化的陈凯歌电影的精神奠基和思想洗礼。如果说，后来的第五代导演素以相互不服,你争我夺的心气，在电影上拼一个高下强弱的话，那么，在文学这件事上，他们却众口一词，公认凯歌是“群”中的头羊，著名的《秦国人》是陈凯歌素描张艺谋的一篇文字，他写道：　　“西望长安绣成堆。张艺谋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后生。不是因为名字,而是他打了实在的主意，为艺谋，不为稻粱谋，为这，他拿着用血换来的相机去走物华天宝的秦地，阿房弃石，兴庆断瓦，去病陵前石雕，始皇穴中兵马。茂陵刘郎已作秋风过客，饮中八仙唯余黄桂稠酒，更有则天武后，以土为女身，万世横陈于关中大地。凡此风物种种、感受浸润足以涤胸襟，壮怀抱，识兴亡，举志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曾经十次登临华岳的张艺谋，远望天地人烟，想到更多的怕是包括他自己的万家忧乐吧。　　家事国事，亲人故人。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稼轩词中说：‘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陈凯歌写的是张艺谋，写他不甘芸芸，抱负在胸的一番意气，但在字里行间，却也寄寓着自己的感受、认同和志向,此中也确能见出他文字功底的深厚。如果说，别的应试者，是因为做一段情节小品或演一段戏显出的灵气、而被看中的话，陈凯歌一定不是的。他的表演、他的形体练习直到进校以后很久，还被同学们引为笑话，但正是他的文字功底，他的思辩和叙事能力，得到了考官的认可，才被录取为导演系的一个学生。
　　并不仅仅是陈凯歌、田壮壮在农村插过队，当过生产兵团的“知识青年”。这一年，报考电影学院的考生里，作过“知识青年”的归来者并不是少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了解“知识青年”这个词的涵义，我们也就很难理解“第五代电影”的故事来源和历史内容。
在第二考场上站着一名考生，他叫潘渊亮。他是一个中等身材，敦实有劲的男孩子。按照实物小品表演的规定，他要运用一根扁担和一条绳子，来演出一个短短的片断。表演时可以请另一个考生与他配合完成。　　主考教师汪岁寒教授、司徒兆敦副教授让他不要慌张，冷静地考虑和准备五分钟。　　潘渊亮和一个与他配合的女孩表演了这样一个故事：　　他和这位女学生都是刚刚到达北大荒原野上的北京知识青年。他们是垦荒大队的先头部队，是探路打标的侦察员。用作路标的木桩用完了，潘渊亮叫他的女战友拿着扁担守在这里，他赶回驻地帐蓬，去叫同伴运新的路标来。可是，当他一走开不久，女孩子由于害怕，由于孤单，她一个人守不住了。她忍不住地匆匆地往回走，可是没有沿着路标走，一下子就陷进了沼泽地的泥潭之中，她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陷。她大声呼救，尖叫声响彻了荒原，潘渊亮很快跑回来，来到她的旁边，但不能离开路标界定的干地走进沼泽去救她，万般危难之际，潘渊亮抛出绳子扔给女孩，叫她赶紧绑在扁担上，才把她从泥潭泥沼里一点一点的拉了上来……　　实物小品做完了。　　主考老师们默默地看着这位考生，潘渊亮很紧张，揣测着是不是自己的片断表演做的有很大的毛病。　　一位老师问他：这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情吗？　　潘渊亮沉默了很久，他慢慢地回答说：在离我们营地一里路的地方，那个姑娘陷下去以后，再也没有露出头来……　　一片沉默。　　老师问道：你在哪个省插过队？　　潘渊亮答道：东北生产兵团一师十七团，那个地方在黑龙江省普阳河边，靠近中苏边境一带。　　导演系第三考场上，另一个考生正在应试。　　他叫白宏。张家口药品机械厂工人。十年工龄，新提拔的车间副主任。　　在一旁放好的许多道具前看了一圈，白宏都选不中他能用来编故事的用品，他脸上一副困惑和焦虑的表情。　　主考教师韩小磊安慰他：不要着急，你也可用你熟悉的东西来做这个小品。　　白宏从他的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白纸，很快地做成了两朵小白花。　　他要表演的是这一个片断：　　一个工人挤在张家口火车站售票处，要买一张到北京去的火车票，时间是1976年4月。北京天安门广场正在万人空巷地悼念已故周恩来总理。　　可是，外地火车站当时接到上级有关规定：乘客如果没有当地党政机关签发的进京介绍信，一律不能购买进京火车票。人们都拥挤在售票窗口愤怒地责问，谁定下的规矩，为什么不能卖给我们车票。售票窗口的小板门一下子关上了。　　白宏从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朵小白花，放在自己的证件上，又放上一份买票的钱，耐心地敲开那售票口的小板门，迅速递了进去。　　不一会儿，窗口里伸出一双手，把车票和身份证递了出来，上面有两朵小白花。售票员加上了自己的一朵。　　所有的旅客都肃立着注目地对着他，为他让开一条道。　　白宏肃穆地双手捧着车票和白花，慢慢走出售票大厅。　　主考教师们的眼睛湿润了，参加考试的别的考生也屏息凝神地看着他，久久不能从这个节目的气氛中摆脱出来。
在另一个考场上，考生江海洋被指定用一个脸盆和几张邮票联在一起编成一个小品。他往脸盆里放了许多生活用品：毛巾、肥皂、食品、药物……在用包袱布包好的脸盆外边，他细心地缝上了一块小白布，贴上那几张邮票，拿起毛笔写下：唐山 地震灾区指挥部，抗灾救灾物资管理处收……　　在第一考场上，下一个考生在回答问题。　　录音机里播放着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的片断，考生谢小晶蹙着眉头认真地听着乐曲的明快昂扬的旋律，神情紧张地准备回答问题。　　“请谈谈对这首乐曲的感受。”主考老师很和气地提出问题。　　谢小晶是一位个子很高，却相当腼腆，不善言词的人，他的两只大手下意识来回搓着，头上冒出细汗。　　“我感到雪地、阳光，很明亮，很舒展。”他翻翻手掌，表示词不达意，苦笑一下，两只眼睛好像在求援，“我对音乐，讲不好……”　　“不要着急，你可以讲讲曾经有过的真实的感受。”　　“春天！大地上雪还没有化。我们几个同学骑马送我们知青集体户的小刘回北京，大队推荐上大学，只有一个名额……”　　“说下去。”　　“火车马上要开了，他把皮帽子摘下来，往我的手里一塞，说一声，多保重。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刚踏上火车，车就开了，小站只停一分钟。”他一边说，一边望着远处：“车开了，我手里捧着他留下的皮帽子，放开缰绳催着马追火车。马在雪地上跑，飞一样地跑，阳光照得刺眼，火车走远了……，听着这段音乐，我想起了那时的情景。”　　“后来呢？”　　“回到城里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这样干净，这样明亮，这样辽阔的雪地。”　　下一个。　　一个身材很小，穿一身黑色的布衣服的女孩子站到考场中央。她面色苍白，显得有点紧张。但她的眼睛闪着一种冷静而执拗的光。　　“你准备好了吗？”主考老师问。　　“好了。”　　“请你开始吧。”　　她开始朗诵，她声调很低，但透出一份真挚，一份深情：　　如果世界上真有不知睡觉的人，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　　一生睡的最少，最少！　　看，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　　就是一个最好的写照！　　这是一盏普通的灯吗？　　不！点燃的是他毕生的心血呵，　　最敬爱的周总理的红心在闪耀！　　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朗诵片断只限于5分钟以内。但是，监考席上坐着的五位老师没有一个打断她的朗诵，长诗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里，呼唤起痛苦、缅怀、崇敬和悲壮的回忆。　　不要说敬爱的周总理已经安息，　　这样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两眼炯炯发光，　　永远不会睡着！　　不要说敬爱的周总理的骨灰　　已撒满江河、大地，　　这样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生蓬蓬勃勃　　永远不会停脚！　　整整15分钟，她朗诵完了整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考场沉浸在一片庄重的寂静之中。　　她静静地站在考场中央。那一身黑色的粗布制服，使她显得格外瘦小。衣服的颜色并不见得是故意挑选的，但此时却显得分外凝重。好像是这首诗在视觉上的一个恰当的注释。　　“李少红，你现在还在部队医疗队吗？”主考教师问。　　“我是南京军区基层部队医疗队的护士。”　　“你为什么要学习电影？”　　“我喜欢！”　　“那你对电影有什么了解？”　　“我从14到17岁，在四川当过四年电影放映员。放过几百场电影。农村、部队、工厂都去放过，当时放的都是样板戏电影。大家拿着小板凳，坐在露天的场地上看。”　　“那么，你读到几年级？”　　“小学六年级。”　　“后来呢？”　　“我自学。我把县城图书馆的文学书和历史书。都一本一本地借来读过，有的读懂了，有的也不一定懂。”　　“你举一、两个你最喜欢的作家的名字。”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喜欢他的《卡拉马卓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为什么？”　　“真的人就像他写的那样。”　　就是这个瘦小平静、其貌不扬的女孩子，由于各科考试成绩都好，被录取进入了导演系就读。　　但是，人们并没有估计到这个文静瘦小的姑娘性格中深藏的坚韧和顽强，以及她对历史和社会矛盾倾注的忧患意识。13年后，当她奉献出《血色清晨》这部严肃的社会问题片时，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它证明，“第五代电影”决不仅仅是男人的事业。
在隔壁的考场里，考试还在继续。　　实物小品表演，道具是一个农村常用的大碗。一个矮矮胖胖、戴着一付近视眼镜的小伙子，认真地在用碗盛粮食，可是他仿佛听到了老鼠的在墙角的骚扰声，最后决定用粗瓷大碗来捉老鼠。他用半截筷子支起碗边，碗下放上诱饵，筷子上缚好绳子，他蹑手蹑脚走到屋角，趴下等候。老鼠咬食了，他猛拉绳子，扣住了！他围着大碗又转又跳。但想不出办法怎么能从碗里捉住这只耗子。他灵机一动，用手抓住碗身反复的摇晃旋转，“老鼠”尾巴伸出来了。抓住了尾巴，掀开碗，刚要抓住它——哗，“老鼠”跑掉了！　　这是一个很生动的喜剧小品。编得好，演得也好！　　“你很喜欢喜剧吗？”主考教师问道。　　“我说不好，我反正喜欢普普通通的事，带点幽默的事。”　　“你，插过队，下过乡吗？”老师问。　　“不，我没有，我是北京筑路队的。从1970年到1978年，我当了8年筑路工。复兴门、玉泉路、地下铁道、门头沟、周口店的公路我都修过。”　　“在筑路队干什么工种？”　　“二级壮工，一冬天我要磨短好几根钢钎，打完冻土后，手伸不开，热水泡过手，才能慢慢的伸展，筷子都拿不住，总是掉在地下。”　　“读过什么电影或戏剧方面的书籍？”　　“莫里哀、哥尔多尼、川剧喜剧选、元明杂剧选……”　　“将来想搞喜剧？”　　“干活这么累，老百姓总想有个人给他逗个乐，说个相声，侃个大山什么的，日子也好显得轻松点儿啊！”他的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总是那么温和、笑眯眯地看着你，他身上哪有一丁点喜剧家、文艺人的气息啊！彻头彻尾像个商店管帐的或者跑材料的采购员。　　他就是大器晚成的导演夏钢。90年代之初，他的《遭遇激情》、《大撒把》、《无人喝采》回荡着一种平民百姓的真切亲情，其中透出淡淡的幽默和机智的调侃，成为青年观众广泛欢迎的城市新电影。　　当导演系、表演系、录音系和美术系的考试都在紧张进行的时候，摄影系主任和几位教授对着一本照片影集，仔细端详，再三斟酌。影集上贴着四、五十张照片，风景、人像、静物和生活场景抓拍样样都有。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才华卓越、勤奋细致的摄影能手，这是一个少有的前途无量的艺术苗子。　　“可惜的是，他的年龄超过规定了。”系主任说。　　“超过了多少？不能破一破格吗？”一位爱才如命的教授力争道。　　“他28岁了，整整超过了6岁。我们规定是22岁以下。”　　“可是，这样的人放过去了，以后我们会永远后悔的。”　　“你敢放宽年龄吗？放宽二个月，就增加考生200人，放宽半年，增加500人，你要是放宽一年，就可以马上增加1000人，要增加多少人才能合法的使他得到考试资格？”　　“那怎么办？”　　“怎么办，只能先不让他参加考试，你以为我不想让他进来吗？”　　“他是什么地方的，叫什么？”　　“陕西人，叫张艺谋。”　　先秦宫阙，盛唐京华，曾经使西安在中国的封建文明史上熠熠生辉。当时称作长安的古都，曾经是唐代远近闻名、繁华熙攘的京城，迎送着来自丝绸之路的商贾和东瀛日本的高僧，成为亚洲甚至东半球的文化和经济中心。但是，近代以来，它却默默的忍受着冷落中的孤寂。80年代以后，西安的历史光彩再度焕发，兵马俑尤其出人意外的是中国新潮电影在此异军突起。《盗马贼》、《孩子王》、《老井》、，都出自西安电影制片厂，《红高粱》把华夏西部的瑰丽神话推向了极致。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西安又一次的受到了国内外的瞩目。　　但是，人们只知道八百里秦川，莽莽高原，滔滔黄河，提供了第五代导演跃马驰骋的广阔舞台；却不知道，正是西安古城直接输送了一整批第五代电影各专业的年青人才，特别是摄影人才。张艺谋、顾长卫、侯咏、智磊、王小列……在1978年的招生当中，西安是北京电影学院丰收而归的一个重点考区。
这一年，在上海考区，报考导演系的有600人，最后录取6人；而在西安，报考者有400余人之多，仅仅3人中榜，成为幸运的28名导演系学生中的成员，为了这三个考生的最后命运，导演系的权威老教授张客和吴国英特意飞往西安，和主持西安考区的文伦、王心语和司徒兆敦老师一起进行研究，作出“终审裁决”。　　这三个人是吴子牛（《晚钟》、《大磨房》、《最后的冬日》的导演）、张军钊（《一个和八个》的导演）和刘苗苗（《马蹄声碎》、《杂嘴子》、《家丑》的导演）。　　刘苗苗今天已经是宁夏电影制片厂的总经理了。但她谈起当年在西安考学时的紧张心理时，头上仍旧要冒出一层层细汗。那时，她只有16岁，实在是太小也太不起眼了，被人家当作溜进考场来看热闹的初中生。拥挤的考生都坐在走廊的长椅子上等着叫名字，他们分成不同的小组，先后进考场去做集体小品。刘苗苗也在这热哄哄的人群当中焦急地等待着。只听见王心语老师用像女人一样细气声音喊：　　“张军剑，张军剑有没有？”　　从她身后传来一声洪钟般的声音：“钊！李大钊的钊！”　　刘苗苗回头看去，只见身后站起来一个壮实硬朗，身穿洗白了的旧军装的青年，红扑扑的脸上发出油亮的光。这不是一个标准的解放军战士吗？他，就是张军钊--日后执导《一个和八个》的导演。　　“吴子牛，吴子牛到了吗？”　　一个中等身材的青年从她的前方站起来，答应完了之后，那青年回过头来看了看周围的考生，一双阴郁的眼睛里藏着不动声色的机警。他像一头躲在密林深处等待出击的野兽，他会一连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匍匐在草丛里静候，可是当他发现目标和机会到来的时候，他会像箭一样的飞射出去扑向食物，并且不会留下一点残渣和骨头。　　刘苗苗细心地观察他，发现他穿的衣服太旧，太破了。裤子后面还有一个小小的洞。但是她从这个人的奇特的眼神中看出，这一定是个经历非常复杂的人，因而他是考场上的一个可怕的对手。　　是的，小姑娘刘苗苗看得一点不错，吴子牛是一个在碱水里泡三遍，开水里煮三遍而依旧倔强地活下来的硬汉子。磨难使他对人间的公正和同情不存分毫希望，如果这次能考取，倒让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似的。他是抱着“冷眼向洋看世界”，再试一次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考试的。　　吴子牛1952年生于四川省乐山市。这个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小城, 因齐山而立的大佛而闻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乐山可是名实相符的山清水秀。吴子牛在一个温暖而洋溢着文化气息的家庭里度过了童年时代。他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乐山小有名气，是一个为人极其随和的教育心理学的老师，任职于乐山中等师范。吴子牛姐弟三人，排行第二。他的姐姐，是一位十分聪慧，文思敏捷的才女，是一个对世界，对人事充满了细腻的体验和同情心的姑娘。要不是那场文化革命，她一定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教师或医生。可是，在1966年夏天开始的疯狂的暴力面前，她震惊，她恐惧，不久就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导致姐姐发疯的原因，是父亲被隔离审查。每两个礼拜她要去探望父亲，给他送衣物和用品。她不能理解、也不能忍受一个普通人平白无故的被监禁，经过许多不眠之夜，她终于濒临崩溃。命运不但改变了这位善良姑娘的一生，也永远改变了吴子牛的性格。那个活泼、开朗的十四岁的少年永远失去了友善和欢乐的眼神，他双唇紧闭，沉默不语。他的眼光里一天天滋生着冷漠、怀疑、敌意和野兽般的犀利，好像一匹幼小的家犬被放在荒山密林里，在虎啸狮吼、蛇蝎出没的黑暗中，渐渐变成了一头幼狼。　　文化革命给吴子牛心灵的另一个大打击，是1976年夏天的乐山武斗。四川武斗和别处不同，动用了轻重机枪和常规武器。不但是工人，而且年仅十四、五岁的中学红卫兵也喋血江城，在无谓的流弹下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吴子牛目睹了一个少年红卫兵在黑夜的高楼上，想用强力探照灯照耀对立派阵地而被横飞的乱弹击中的惨状。这个红卫兵失血过多的苍白的脸，永远留在了他的眼前。也许完全是出于下意识，也许生命的毁灭必然催人过早的成熟，血，血，年青的生命付出的宝贵鲜血，使人在幻觉中变成历史磨盘里的浓稠的血浆。1990年，成年的吴子牛拍了他呕心沥血的影片《大磨房》。　　父母被遣送到僻远的农村去下放落户，姐姐康复无望，挣扎在疯人院的病室之中。日，在川南多雾的阴天中，吴子牛挑着衣物和书箱，孤身一人下乡务农、插队落户。安谷公社红旗一队的一户贫农老人家，成了他安身落脚的处所。每年32年细粮，其余是白薯、萝卜、米糠、杂粮，每月二两油，四两肉，……，他把定量的食物全部交给这对七十多岁的贫农老人，他就是这家里的儿子了。　　挑起80斤一担的粮谷对于吴子牛这个在城里长大的男孩子来说，不是件轻松的事，才走了半里路就感到肩膀要断裂开来一样。但一年以后，170斤一担的重量，他能行走如飞地走上二、三里地也不带喘一口气的，每天少说也要挑上几十个来回。他变成一个矮墩墩的壮实的农民了！历史是一个磨盘，生活也是一个磨盘。树墩上有清晰的年轮，手上的茧子里也有细密的年轮。1969年刚下乡落户，每天一个工挣8分钱人民币，到1972年，上升到每天一个工挣3角5分钱，在当时这是很大的奢侈，很高的收入了。　　知青小队的一项重要生产任务是给队里积肥送粪。开始从附近小镇的厕所里去掏粪，用人挑肩扛的办法，走十几里山路运回村里，肩上的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此后，大渡河上漂下来一根园木，是从冲散了了木排上散落下来的，知青们把它做成了一条运粪船，效率一下子就提高了几十倍。他们站在齐胸高的粪池子里拼命的掏，掏干了远近公社和小镇上的厕所，用小木船一船一船的把稠粪往回运，到了村边上往里灌水，一下子变成满满的一船。他们迅速地超过了积肥指标，一年的工分指标两个半月还不到就做完了。可以有八、九个月的时间躲到茅草屋里读书。书啊，黑夜里的亲人，沉默中的挚友；书啊，浓黑中的夜灯，寒冬里的炭火……。一盏松明，一堆古籍，吴子牛一夜又一夜地苦读，他的斗室里飘满了烟味。他买不起烟，卷起茶叶沫子抽。后来，茄子叶、青苔末子也抽。离他住的房子不远的山背后，住着一个戴眼镜的右派，是个被遣送回来的教师。沉默不语，形同木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柔弱的身躯和黑黑的皮肤组合在一起使人忍俊不禁，又使人肃然起敬。他一无所有，但有一屋子书。他不跟吴子牛说话，但他敞开门让他随意挑选想读的书。在这里，初中程度的吴子牛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诗词典籍的严格的训练。
“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水深波浪阔，无使蛟龙得。”对于从文化大革命里经历过来的中国人，都懂得不但生命的容量被超时空的压缩了，而且历史的体验也超世纪的压缩了。两千万知识青年在各自所在的农村中读书，他们读着中国历史的纲常经典，他们比较马克思主义和各类政治理论，他们不止是在文字之间读懂了，在年复一年的日月交替之中，在刀耕火种的漫长劳动中，他们读懂了什么是中国历史，也思考着中国的未来。　　招工、参军、煤矿、铁路……，一个个就业的机会，一次次回城的希望，对于吴子牛来说，都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看着身边的知青们一个又一个的回城、入学、上调，他绝望了。他偷偷地酗酒，一个人闭门独饮，借酒浇愁。他变得狂燥而暴虐，为一点小事就与人拳脚相向而且每架必胜。“安谷有个小知青，会背唐诗会打架，可不敢惹他！”他认命了，准备就此在大渡河旁了此一生。他也在醉后疯狂的筹划过：“老子提刀上凉山，落草为寇，做个终生的自由人！”但是酒醒了以后还得扛起锄头下田。　　1972年插秧的季节，队干部把他从田里叫上来，说是乐山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来招学员，叫他去见个面，试一试。“不去！招工招过十几回，表格也填了数不清，哪回是真的？”吴子牛目光凶狠的看着那村干部，像一头警觉的野兽面对着可怕的诱饵……。那干部离得他远远的，说：“我可是通知到了，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　　他被录取了。　　他们说他长得有点象洪常青，也许将来可以接替那个演洪常青的年龄不小又满身是伤的男角儿，为革命样板戏临时补个缺。吴子牛心里感到好笑。他哪有一点能跟头戴光环的革命指路人洪常青相像呢？但是没有洪常青，他就永远别想离开农村，别想回城，由于他像洪常青，以前历次招工而轮不到他的绝境突然得到了转机。　　在乐山市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里，吴子牛什么都干，抄剧本、刻蜡板、拉胡琴、当群众演员、当乐队队员……，只要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需要的事，他都积极刻苦、努力去干。他双唇紧闭，埋头干活。因为他必须珍惜回城这个比上天还难的机会。他借清扫环境的机会，把封存的文工团藏书室打开了，那里面保存着有文化革命以前出版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教材、文学史和艺术理论、莎士比亚和关汉卿剧集，甚至还有专门翻译外国理论的《电影艺术译丛》……。　　日。“四人帮”在北京被捕，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吴子牛独自一人站在江边，面对巍巍大佛，凭吊涛涛江水，十年来从不落泪的子牛，此景此情，潜然泪下。　　吴子牛顺利地通过了各项考试。尤其是命题讲故事。他讲的是他在悠悠往事中的一段平凡小事，在那些黑暗的日子里，他如何帮助和保护一位中学老师的故事。在第7分钟的时候，他自觉的停止了。司徒兆敦老师注视着他，说：“接着讲，讲下去。”　　他知道，他有希望了。他可能会得到入学的证券。　　他不知道，他面前的这个皮肤黝黑，表情沉着的瘦瘦的男人，从1967年到1974年，在“四人帮”的监狱里坐过整整七个年头，原因仅仅是为了他翻阅过登载江青当电影明星时的三十年代上海电影画报。　　这一年，吴子牛、张军钊、陈凯歌、田壮壮都已26岁，他们都以阅尽人间悲欢的心态，面对着大学考试的审判官。以他们成熟，也以他们各有擅长的知识准备，力争中榜。可是，刘苗苗不同了。她这一年刚满16岁，比起长兄般的对手，整整小了10岁。对于她，教授们实在太费踌躇了。“但是你们简章上只规定了年龄上限，从来没有规定下限，没有说16岁的学生不能考，不能录取啊！太小，可以长大嘛！”　　她的激情，她的敏锐，她口试时展示的读书量之广，她在小品表演中透出的想像力——她被指定扮演一名周总理的护士，怎样面对与病中的总理的交流——都使教授们不能不作出决定，应该录取这名宁夏小姑娘。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生，就认真的读过两遍《红楼梦》，说起来也许不能让人相信，但那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说，《红楼梦》不读五遍，你没有发言权。他老人家还说过《红楼梦》是一部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里面充满着阶级斗争哪。刘苗苗的父亲有一位朋友，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学问的人，是一个上了岁数的非党人士，家有藏书千百，古今典藉盈框。刘苗苗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先到这位伯伯的书房里去读两个小时的书，到吃晚饭时才回家。有时因为念书忘了时间，太晚了,她也被老两口留下来吃个便饭。什么叫“沙拉”，她就是从这儿得到启蒙才知道的。当然，在这个充溢着东西文化氛围的家庭里，她不只通读了《红楼梦》，也读了其他。　　宁夏自古为戍边征战之地，“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君不见走马川行雪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本世纪50年代以后，这里又变成充军流放之地，其中不乏由于政治运动中箭落马的文人墨客。然而民风古朴，宽厚忠恕，又是这个边远腹地的悠久传统。因而有舔血愈伤或悲愤发韧之作相继问世，如伤痕文学代表之一的张贤亮，其《灵与肉》（后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悲欢离合传奇，就充溢着瀚海阑干风物，暮雪纷纷柔情。　　刘苗苗生于斯，长于斯，看惯了大漠广野，走惯了风口峡谷。很多年以后，在1993年9月的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上，当她的《杂嘴子》放映完毕之后受到放映厅里一片热烈而友好的掌声之时，她情不自禁的涕泪交加了。因为她的宁夏，她的大漠，她的雪山和雪山下村落里的孩子们的故事，让世界上的人们充分的理解，充分的感动了。这时候，她在内心里默默地说，我的年长十岁的大师兄们，我赶上了。你们总说我小，整整十年我无声无息，可现在我追上了大队，我赶上来了。
当西安考区的招生工作已近尾声的时候，电影学院摄影系的几位老师在一间空屋子里接待一个沉默寡言的青年人，他眼神专注，表情严肃，虽然只有二十几岁，嘴边却已有两道深深的沟纹，他就是张艺谋。　　直到考试之前的一天，西安考区的老师们还在作最后的努力，千方百计地为他争取破格报名，但北京方面的命令是按规定执行。教师中仍然分为两派，一派强烈希望破格准考，一派坚持说制度不能随便更改，否则会带来一大批超龄考生要求破格报名，后果不可收拾。但不管持哪种意见的人，都肯定张艺谋是个难得的摄影人才，一定要得到培养和保护，绝不能让他流失和埋没。　　然而此刻考试已经马上要结束了。　　他们以非常惋惜的心情告诉张艺谋，爱莫能助！能做到的仅仅是为他联系了《陕西画报》社和西安电影制片厂，介绍他去那两个单位当图片摄影师或电影摄影师的助理，希望将来成为一个从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摄影师。　　张艺谋默默感谢。他还能要求什么呢？这确实已经是很大的关心了，他毕竟年龄超过了整整六岁。　　可是他心里还是想上学。　　自学，他已经花出了比任何人的努力和代价要大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心血，但他还是梦寐以求的盼望上大学啊！　　难道他的出身真的注定了他跟大学这个神圣殿堂永远绝缘了吗？　　张艺谋1950年出生在陕西西安。他的父亲过去是一个国民党的军人，由于他的父亲弟兄三个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生，就决定了这家在解放后的政治处境。大伯父在1949年以前去了台湾，二伯父投奔延安未成，遭到国民党的杀害，却在解放后很长时间内，被冠以“潜伏”罪名，这就加重他们一家人的不利处境。他父亲背着一个历史问题的包袱，从30岁之后，大半辈子就没能抬起过头来。张艺谋从童年时代起就生活在父亲的政治阴影下，跟别的孩子有着完全不同的记忆。他的磨难不是从1966年开始的，而是从一生下来就被注定了。许多年后，他回忆道：“有些干部子弟在‘文革'中也受到冲击，吃过不少苦，但‘文革'过去后他们就翻过来了，而我们这种人不同，没有什么‘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我一直是被划在这边的人。”　　也许恰恰是因为这样，张艺谋显得比别人要豁达些，成熟些，甚至乐观些。中国人喜欢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可是对于张艺谋来说，还没有“立”，就“知天命”了。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比什么都现实，只有活着，而且平安，才能自“立”。　　文化革命开始，张艺谋的父亲被送到陕西农村去放羊，当医生的母亲也被下放到农村。日，他跟一些同学一起，到陕西乾县杨汉公社北倪大队二小队插队落户，成为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他很平静的扛起行李就走。因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必然的归宿，到北倪大队甚至比想像的处境还要好一些。对于张艺谋来说，无所谓愤世嫉俗或怨天尤人，有的只是怎样用最积极的方式去面对现实，迎接命运。他有一付强壮的筋骨，像足球运动员一样有力的双腿。他吃的香，睡的着，有力气，能刻苦，什么重活累活都挑得起来。他带了红白油漆、画笔、刷子、直尺和各类大小尺寸的毛主席像的版样来到农村，下乡的当天，就冒着大雪在生产队的饲养院的门上画了一张特别大的领袖像，两边还写上了“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和“坚决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对联，饲养院焕然一新的消息立刻就传遍了全村上下，村里的大队干部非常满意，夸艺谋是听毛主席话的好知青，这样吧，你手巧心灵 ，慢慢画，把咱村里队部、场院、各家各户，都给画上，社员走到哪儿都能抬头见到毛主席。　　插队三年，张艺谋一边务农，一边画画，把毛主席像在北倪大队挨家挨户画了个遍，他的辛苦换来了老少乡亲的称赞和亲情：“艺谋是咱北倪村的好后生。”　　1971年，陕西咸阳国营第八棉纺厂招工，因为会画画，又是一个打篮球的好手，张艺谋被招进国棉八厂当了工人。　　每天把一百多斤的原料袋扛进车间，一干就是好几个小时，或者是把四层厚的坚固呢哗啦啦的一下子撕开，这种重复的体力劳动他天天都耐心地干着，累得汗流浃背。但是当一天的劳动结束后，洗洗干净，伸直腰板躺在木板床上的时候，他也会望着黑旧的房顶一遍遍地想到：我难道就这样永远下去吗？　　这是1974年。　　世界上任何一个最有想象力的人，也不能异想天开地预见，在陕西咸阳棉纺厂里的一个青工，要迈开他的两脚，向欧洲国际电影节的奖台走去。但是，事实上这个神话般的进程，却实实在在的从1974年的某一天悄悄地开始了。
因为，24岁的张艺谋决定，要开始攒钱买一台国产海鸥牌照相机。　　事情是从他到一个学画画的朋友那里玩开始的。　　那是一个西安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学生。他的床头边挂着一幅风景油画，是临摹十九世纪俄国风景画家列维坦的《深渊》。因为是真正的油画而不印刷品，张艺谋被震慑了。黄昏、池塘、倒影、丛林，色彩迷人的力量和林中空气的清香，使他的灵魂受到一种巨大的压迫。他呆呆地坐在那儿看了许久许久，留连忘返。可是他痛苦地承认，要达到这样的绘画技巧，对于他来说，是太晚了。但是照相摄影完全可能，要学摄影，一定在学摄影！就这样决定了！　　用各种苦力和劳动代价攒钱买到了一台上海出产的海鸥牌照相机，借来文化革命前出版的黄翔和薛子江著的摄影艺术知识读物，张艺谋埋头苦读，但是借书到期了要还人家，也不能老拖着不还啊！“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张艺谋用手抄的方法，工工整整的把这两本书一字一句完完整整的抄了下来，加上图表和图例，照画不误。从这时开始他就养成了白天上工，整夜抄书和放大照片的工作习惯。　　为了拍风景，张艺谋曾经十一次上华山。　　从咸阳到华山，要走十几个小时的路程，中间要经过西安、孟源、华阳县，再坐车直达华山。除去来回路上的时间，在山上只能停留几个小时。张艺谋十一次登临华山，都是用的星期六晚上到星期一清晨之间有限的48小时，因为他不能缺勤，更不敢请假。经过四年的痴迷狂热，反复尝试，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学习冲洗扩印，他在黑白照相上已经达到了使专业摄影师也为之吃惊的水平。当他的裱装工整的摄影作品集送到电影学院摄影系教师们手中的时候，谁都知道，这样的学生，以后恐怕再难碰到了。但是谁也没有办法改变这个局面。　　当1978年电影学院招生工作全部结束，录取通知书都发出去的时候，超龄考生张艺谋的命运看来就这样定了，完全没有希望了。　　但是，柳暗花明，绝处逢生。　　当时的文化部部长黄镇对电影学院的招生下达了两个指示：第一，鉴于今年考生中成绩优良者很多，是多年来艺术院校未能招生，人才存留所致，希望考虑适当扩大录取名额，有利于电影人才的培养和事业的发展；第二，发现特殊的摄影人才张艺谋，因已超龄，不能参加考试，希望破格录取，学习两年，以图片摄影为主，学习期满后可考虑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从事新闻或图片摄影工作。　　对于第一个指示，电影学院领导欣然执行。从原定的录取120名考生扩大到150名。但是对于第二条指示，学院领导实在感到为难了。　　不经考试而录取学生，这对于一所大学而言，意味着什么？它的威信，它的制度，它的声望在今后将怎样继续树立？　　摄影系教师产生了强烈的抵制情绪。难道我们对这个考生的才能和水平都不如你清楚？我们都是冷漠无情，麻木不仁，只有你高瞻远瞩，伯乐再世，才使千里马得以扬蹄奋进？！僵持的局面拖延了几天，电影学院终于作出一个决定——一个谁也不能估计到它的艺术后果的决定，向陕西咸阳第八棉纺厂发出一封公函（不是录取通知书），公函上说：……根据上级指示，决定接受你厂工人张艺谋到我院摄影系学习，请携带有关证明、户口和粮油关系来我院理入学手续……　　北京电影学院此前和此后，都从未有过不经考试收取学生的事例。历史将怎样评价这次破格录取的功过利弊？　　是的，张艺谋是以优秀的成绩圆满的结束了在校四年的功课，不但毕业成绩优异，后来还以轰动世界影坛的成就证明了自己无愧于这次破格录取，无愧于电影学院，也无愧于中国电影史。　　胜利者不受规则的制约。历史是胜利者的纪录。　　那么，制度呢？公正呢？机会面前人人平等呢？　　是的，每一次考试都不可能绝对公正。但是，就在难忘的1978年，命运之神在造就了一些人的机遇和光明前程的同时，是否也恰恰对另一些人关上了大门？历史有没有遗漏了第二个张艺谋？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在一切幸与不幸、公正与不公正、必然与偶然、恒心与巧遇、痛苦与欢乐的混含中，汇成了英雄们叱咤风云，伤痕累累的非凡伟业和芸芸众生默默无闻、消逝的生命。　　1978年9月，朱辛庄。　　全国各地被录取的考生，正在告别亲人，打起背包，沿着陆路水路，穿越北国和江南的大地，向着北京电影学院走来；向这座远离城市，农田环抱的学院走来。　　这一次，不同于10年之前。　　希望、抱负、幻想、拼搏，为中国电影的复兴而奉献青春的梦想，跃动在每个被录取者的胸中。　　朱辛庄，你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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