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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里亚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沈坚 [作者赐稿]伊利里亚人是活跃在古代巴尔干地区的一个重要民族集团，包容着众多的部落和支系，散布在颇为广袤的地域范围内。由于伊利里亚人没有文字，有关其历史活动的文献资料，主要仰赖于同他们有过相当联系的希腊、罗马人的著述。在对这个族群本身状况作以描摹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有关伊利里亚人与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世界及周邻其他族群交往关系的记载，这就为我们展开欧洲古代民族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具体说来，伊利里亚人的交往对象主要包括：希腊人、马其顿人、色雷斯人、凯尔特人和罗马人，等等。 一 作为在欧洲最早点燃文明之火的民族，希腊人从很早时候起就同毗邻而居的伊利里亚人有所交往了。美国学者罗斯托夫采夫认为，早在青铜时代晚期和铁器时代早期，伊利里亚人已经受到来自希腊的米诺斯文明的影响；伊利里亚人是在希腊文明的影响下，发展起自己独有文明的 。事实上，伊利里亚人本身及其文化的形成，也离不开同周边族群、首先是希腊人的长期交流。 伊利里亚人（Illyrii或Illyrians），据说可能得名于斯科德拉（今阿尔巴尼亚北部斯库台）和马蒂河之间的一个小部落，起初就是由希腊人首先应用该名的 。如同诸多古代民族一样，伊利里亚人的民族渊源往往也被追溯到某些英雄神祗，即同所谓名祖神相联结。依照罗马作家阿庇安的说法，伊利里亚人的先祖就同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赛东之孙、独目巨人波吕斐摩斯之子伊利里阿斯有关 。我们知道，希腊神话的来源十分复杂，其颇多题材与情节显然袭自外域，曾经由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积淀中汲取过养分。传说中伊利里亚人同希腊海神后裔的这段亲缘关系，虚幻缥渺，由此体现的究竟是希腊神话对伊利里亚人固有文化成份的吸收，还是伊利里亚人借用了希腊神祗的名号，抑或希腊人为其邻族赋予了自己的文化色彩 ，尚不可征，但起码表明，伊利里亚人同希腊人之间早已形成了密切的历史性联系。 自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人如其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别的地方那样，也开始了向伊利里亚人所在的亚得里亚海和爱奥尼亚海沿岸及附近地区大量移民，按照母邦的模式相继建立起殖民城邦。其中颇富盛名的一些希腊殖民城邦有：今阿尔巴尼亚沿海的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在今费里附近）、埃庇丹努斯（Epidamnus，今都拉斯）、利苏斯（Lissus，今莱什）、布弗罗顿（今布特林特），与今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海岸相望的伊萨（Issa，今维斯岛）、法罗斯（Pharos，今赫瓦尔岛）、科西拉－尼格累(Corcyra Nigra，今科尔丘拉岛）、赫拉克莱亚（今址不详）以及埃皮鲁斯对岸的科西拉（Corcyra，在今希腊科孚岛），等等。 这些希腊人殖民城邦的建立，最早可能始于地理位置偏南的埃皮鲁斯的科西拉，尔后次第向北推展。据信，科西拉的创建者起初大概是来自埃雷特里亚的希腊人和伊利里亚族系的利布尼人（Liburnii或Liburnians） ，正是他们共同建立起了这座混合型的城邦。约公元前733年，统治希腊科林斯的巴凯厄迪（Bacchiadae）家族的凯尔西克拉迪斯（Chersicrades）所率移民，在逐走原居于此的利布尼人和埃雷特里亚人之后重建该城 。嗣后，科西拉遂成为向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进一步殖民的据点，科西拉移民在其母邦科林斯的支持下，又曾先后建立过埃庇丹努斯（约前627年） 、阿波罗尼亚（约前588年） 等一批城邦。这些殖民活动往往伴随着同本地居民之间的武力争夺。约前625年，科西拉偕同科林斯海军，迎击并驱逐伊利里亚人的舰队。此外，希腊移民还在达尔马提亚海岸建立了特拉古里昂（今克罗地亚特罗吉尔）、埃佩蒂昂（在今斯普利特附近）等其他殖民地。 希腊人在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沿岸新建的殖民城邦，在政治上并不依附于自己的母邦，而是保有各自的独立地位，但依旧不同程度地维系着与本土的经济、文化往来，讲希腊语，恪守传统的宗教和习俗，并移用母邦的某些行政管理制度。根据普鲁塔克的描述，埃庇丹努斯的希腊移民每年推选一名官员，称“销售者”（seller），主要负责管理城邦市场。希腊人和邻近的伊利里亚人之间所进行的全部商业交易活动，都是在此间的市场上进行的 。埃庇丹努斯和阿波罗尼亚的铸币，同样反映出科西拉的强烈影响。早期希腊殖民城邦的居民人数尚少，其经济活动主要围绕在希腊母邦和当地伊利里亚部落之间充当贸易中介人的角色。随着后来其本身人口渐增，手工业日趋繁盛，殖民城邦的制成品也陆续开始向伊利里亚部落直接出售。现今的考古发掘物里，经常可见这一类希腊式物品。在今阿尔巴尼亚中部和马其顿奥赫里德一带出土的所谓“伊利里亚人”头盔，被认为实际上可能是制作于科林斯、当时用来向蛮族地区输出的重要货品 。奥赫里德湖附近特雷本尼希特发现的青铜瓶，据推测大概也是出自公元前6世纪的科林斯人之手艺 。在这种相互交换活动中，内地的伊利里亚居民为希腊移民同样提供过某些颇具价值的物品。希腊人和伊利里亚人通常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贸易交往的范围十分广泛。据认为，公元前6世纪时经由品都斯山西麓、奥赫里德湖西岸，向北延伸通往中欧的这条路线，其贸易规模可能比从塞尔迈湾的港口沿阿克修斯河溯流而上的路线来得大得多。
通过沿湖地带，在亚得里亚海与爱琴海之间还存在其他一些横向的贸易联系。这两条路线的交汇处，便形成了类似特雷本尼希特那样的富裕的经济文化中心 。在希腊人的长期影响下，伊利里亚人地区开始出现了种植葡萄、橄榄、柑橘类水果的园艺业，奴隶制度也被引进。 不但经济交往方面，双方的密切关系还直接表现于殖民地本身的人口构成，很可能已带有混合的色彩。依照阿庇安提到的一部古代传奇作品的说法，科西拉的居民就是由本地的伊利里亚人和开创殖民地的希腊移民“混合而成的”，这一观点已为后世的考古发现所印证 。埃庇丹努斯的希腊移民比之毗邻的伊利里亚族系的道兰底人（Taulantii或Taulantians），虽然仍呈差异，各具特性，却毕竟形成了彼此错杂定居的格局 。 不过，就总体而言，希腊人的经济文化影响终究没有消蚀并完全改变伊利里亚山区游牧民和战士的生活性质 ，伊利里亚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因而依然存续、延展。 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希腊的科林斯系统移民（包括科西拉）在亚得里亚海的殖民扩张中曾经有过十分突出的作用，或者不妨说，与亚得里亚海沿岸地区伊利里亚人交往最多的希腊人，当属科林斯人；他们所接受的希腊文化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得自于科林斯人的。 因此，当我们重新审视前已述及的有关伊利里亚人起源的希腊神话时，大概也可试作一番推想。 人们何以会将伊利里亚人的先祖同海神波赛东联系起来？ 据说，最初波赛东可能是“伯罗奔尼撒半岛古老的海神，其崇奉者为沿海渔民” ，早在前多里安时代的迈锡尼铭文中已见其名。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的重要城邦，不可能不受此影响。科林斯移民浮海泛舟于亚得里亚海地区殖民，也当同时携去自己的宗教信仰。他们是否也会情不自禁地将所遇到且过从甚密的当地民族伊利里亚人，同自己久已崇奉的海神的后裔牵扯到一起了呢？ 由于彼此错杂居住，来往繁密，希腊语言在部分伊利里亚人中间开始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邻近埃皮鲁斯的伊利里亚南部居民中，似乎出现过一些“能说双重语言的”部落。英国学者哈蒙德和格里菲思提到，同埃皮鲁斯人 混居的一些伊利里亚部落，象道兰底人、比利昂内人（Bylliones）、巴提尼人（Partheni）、布利吉人（Brygi或Bryges）等，他们或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可能已成了会同时使用土著语言和希腊语的双语者 。 伊利里亚人同沿海希腊殖民城邦的交往，其实尚不止于经济、文化方面，也涉及社会、政治领域。在希腊人的殖民地里，伊利里亚人不属奴隶，但也不象希腊人那样享有公民权利 。尽管如此，他们仍以自己特殊的方式介入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公元前436年，埃庇丹努斯发生内战，被击败的希腊移民贵族派逃奔邻近的伊利里亚族系道兰底人处，以求支援。他们允诺陷城后将埃庇丹努斯城邦公民权授予道兰底人首领，以此为条件，换取了伊利里亚人的出兵相助。公元前433年，贵族派反攻获胜，在埃庇丹努斯建立寡头政权。道兰底人的首领果然以助阵有功而取得公民权，开始迁居入城 。另一方面，公元前3世纪中叶，伊利里亚族系的道兰底人与利布尼人彼此展开势力范围争夺时，也曾求助过希腊人的科西拉殖民地。这次，希腊人则借机驱逐利布尼人的舰队，控制了下亚得里亚海（埃庇丹努斯－巴里）的最佳运输和贸易通道 。希腊殖民城邦同样通过对伊利里亚人内部事务的干预，以谋取政治上的好处。 伊利里亚人和南方邻居中交往颇深的另一个族群，是马其顿人（Macedonians）。相传其名源自一酋长Macedon或Macednus，在希腊神话里，他被视作宙斯与帖萨利亚地方国王丢卡利翁的女儿提伊亚所生之子。 马其顿的地域范围，大致为东起梅斯塔河下游、罗多彼山脉西麓，西达亚布拉尼察山脉、奥赫里德湖和普雷斯帕湖，南抵哈利阿克蒙河至塞尔迈湾，北接伊利里亚，几及今希腊北部、保加利亚西部与马其顿共和国全境。
从历史的角度看，古代马其顿人的族属十分复杂，历来众说纷纭。马其顿人起源不详，“即使在古代也看法不一，不是把这个居住在受希腊影响的北部地区的人民看作是希腊人，就是看作为希腊化的色雷斯人。” 此外，现代学者中也有人认为，“马其顿居民的大部分系由色雷斯人和伊利里亚人部落构成”。 而英国的哈蒙德则强调了希腊族系多里安人的作用。他指出，侵入该地的多里安人中的一支马其德尼人（Macedni），其残余部分可能构成了古典时代马其顿人的核心 。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马其顿人（至少其上层统治集团）曾竭力表白他们属于希腊人，国王亚历山大一世因向人证明自己先祖渊源于希腊的阿尔戈斯，而被允准参加奥林匹亚赛会26。作为一项泛希腊化的大型祭神活动，凡参与赛会者，必得为希腊人，这在当时堪为一条严格规定的入门线。马其顿王最终能为希腊世界所接纳，大概意味着其血统“纯正”，“政审合格”了。有人也注意到，马其顿人的风俗制度似乎与多里安人的文化更为接近：比如，都有一个强大的王权，一个拥有封地的贵族阶层，以及一个受到束缚的农民阶级27。似乎可以肯定，马其顿的王族同希腊族系是存在比较密切关系的。但在多里安人入侵之后，马其顿地区可能又曾有过来自伊利里亚人某些分支的进袭。从考古发现的古冢遗址来看，伊利里亚人约于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中叶左右，一度南下控制了阿克修斯河（今瓦尔达尔河）下游沿海平原部分地区，占领过维吉纳。哈蒙德在肯定马其顿王族大体源于多里安人血统的同时，也关注到地处北隅、人文情况更其复杂的上马其顿地区的部落，指出他们“似乎是由希腊人、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的成份组成的”，28这就是说，带有更充分的混杂的性质。 古马其顿人的语言如其族源一样，也曾使诸多学者时感困惑。德国学者O.霍夫曼（O.Hoffmann）、希腊学者J.N.卡勒利斯（J.N.Kalleris）、I.K.庞波纳斯（I.K.Pomponas）等,都曾对此作过长期的深入研究，哈蒙德在他与格里菲思合著的《马其顿史》中，对马其顿的语言问题也辟有专章加以讨论。 他们认为，所谓“马其顿语”其实并非一种单独语言，而是一种很早就发展起来的独特的希腊语方言。29 其词语风格益显古朴，与其说接近于古典时代，不如说更带有荷马时代的特征。马其顿方言大致应属希腊人的伊奥利亚方言集团。30 由于马其顿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曾分别与不少民族为邻，其语言构成终不免掺入了一些其他民族的语言素材。譬如，基于宗教祭拜仪礼，马其顿语言曾吸纳了色雷斯语、弗里吉亚语的某些相关语汇。马其顿人还从毗邻的伊利里亚人那里接受过作为武器的一种投矛及其伊利里亚语的名称。31类似例证还有不少。现今学术界一般相信，马其顿人主要说的是希腊语，但也混杂了色雷斯语和伊利里亚语。32 这种混杂，毋宁看成是马其顿地区居民中尚存有讲色雷斯语和伊利里亚语的部落成员，同时也意味着马其顿语本身吸纳的某些色雷斯语和伊利里亚语因素。 伊利里亚人与马其顿人之间的交往始于何时？ 目前尚无法断定。据推测，马其顿人传说中的首任国王佩尔狄卡斯一世（PerdiccasⅠ）在约公元前650～640年左右自哈利阿克蒙河畔东迁，征服了阿克修斯河下游一带。马其顿人的这一军事压力，或许导致了伊利里亚人在维吉纳统治的终结。此后，伊利里亚人的势力在爱琴海沿岸地区遂渐消退，重被逐回了北方。 约公元前5世纪，居住在今阿尔巴尼亚东南部科尔察和德沃利一带的伊利里亚族系的恩基利人（Enchelees或Encheleae），形成了某种政治实体（亦说王国）33，与马其顿王国相邻，彼此之间时起龃龉，互有进退。公元前423～359年间，恩基利人在斗争中曾据优势，其势力尤以巴杜利斯（Bardulis）主政期间为盛。巴杜利斯一再干预马其顿王国事务，占其疆土，迫其纳贡。34 公元前393年，伊利里亚人的一支奥塔里亚特人（Autariatae或Antariatae，一译安塔里亚特人），曾将刚刚登位的马其顿国王阿敏塔斯二世（AmyntasⅡ，前393～370年在位）一度赶下台，并强迫其臣民向自己缴纳贡赋。前359年，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斯三世（PerdiccasⅢ）与恩基利人首领巴杜利斯交兵战殁，其弟腓力二世继立之后，双方的力量对比始生逆转。腓力二世励精图治，改革国内政治、军事，致使马其顿国力陡升。 前358年，腓力二世攻伐培奥尼亚，大破伊利里亚人。他又趁巴杜利斯死后恩基利人趋于衰落之机，一举将其降服（前344年）。前336年，腓力二世遇刺身亡，其子亚历山大继任马其顿王。前4世纪中叶左右，道兰底人的势力兴盛。其统治者格劳西亚斯（Glaucias）与恩基利人统治者克利特联手，起兵攻扰马其顿。正拟东征波斯的亚历山大为解除后顾之忧，不得不先挥师北向，进至多瑙河沿线，征讨侧翼的伊利里亚人及色雷斯人。他认识到，“只有先把他们彻底降服才行。”35 佩里昂（今科尔察附近）一役，亚历山大以狡计力败伊利里亚人联军。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在转战巴尔干的返程中，也曾一度与奥塔里亚特人相遇，发生矛盾36。然而，伊利里亚诸部落和马其顿人的冲突，并未因此次亚历山大的军事征伐而就此止息，亚历山大一死，道兰底人统治者格劳西亚斯同马其顿执政者卡山得之间立即爆发了关于埃皮鲁斯的霸权之争。
公元前307年，格劳西亚斯督师攻入埃皮鲁斯，推翻亲马其顿政权，将受其庇护的埃皮鲁斯王子皮洛士扶上王位。这就是那位后来曾以喋血鏖战而驰名南意大利、一再令罗马人惊恐不已的埃皮鲁斯国王。 迄公元前3世纪，恩基利人、道兰底人的政治实体趋于瓦解。与此同时，随着马其顿和埃皮鲁斯王国的衰颓，阿尔迪安人（Ardiaean或Ardiaei、Ardei，一译阿狄伊人）的势力开始兴起，发展成为伊利里亚族群中的首强，以达尔马提亚南部海岸为基础形成了伊利里亚王国。国王普勒尤拉图斯一世（PleuratusⅠ,约公元前260年左右在位）及其子阿格隆（Agron，公元前250～231年在位）执政期间，阿尔迪安人逐渐向南扩展，直抵斯科德拉和利苏斯一带。伊利里亚人活动范围的延伸，伊利里亚王国的崛起，引起了与外部世界其他力量、特别是罗马之间更为广泛的接触，并激发了一系列的冲突。于是，伊利里亚人的对外关系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二 根据史载，早自公元前4世纪末起，伊利里亚人同侵入巴尔干的凯尔特人就有了交往。 前310年，酋长莫里斯托莫斯（Molistomos）率领的一支凯尔特人曾发起攻袭，触发了一 场伊利里亚人的大规模溃退。这场大溃退的主角就是奥塔里亚特人37。据说他们居住在达尔马提亚的纳罗纳河上游以东、德林河右岸，至今塞尔维亚南部的达达尼山脉一带。阿庇安称其为奥塔利恩斯人（Autarienses），相传为伊利里亚人始祖伊利里阿斯的六个儿子之一奥塔利阿斯的后裔38。奥塔里亚特人的大部分在逃离原居地后，随即攻击伊利里亚人的另一支系、由奥多伦特（Audoleonte）统治的培奥尼亚人（Paeones或Paeonians）。培奥尼亚人获马其顿执政者卡山得援兵之助，进行了顽强抵抗。奥塔里亚特人以兵败而致分裂：一部分加入了凯尔特人的队伍，参与对希腊神示所德尔斐乃至小亚细亚的远征，后来曾因遭遇水污染引起的瘟疫，大批死亡。阿庇安将此事名为“阿波罗的复仇”39。其余大部分人中，约2万人被卡山得作为军事移民安置在马其顿边境奥尔贝洛山（M.Orbelo）附近；另外的部分则散落于威尼蒂人（Veneti）和达尔马提亚海岸的其他人群之中，渐趋消融40。奥塔里亚特人的力量被摧毁时，凯尔特征服者便取而代之，在其故土扎营落脚。 事实上，伴随凯尔特人的到来及其影响的渗入，也引起伊利里亚人的一些支系发生相应变异。例如，伊利里亚西北部的爱阿彼得人（Iapydes或Iapodes，一译雅波德人），其城镇名称Metulum、Avendone、Monetium，可能都是凯尔特语的，他们的武器亦属凯尔特人使用的那些类型；但仍保持着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传统的文身风俗41。而潘诺尼亚人（Pannonii）、卡尔尼人（Carni）之中，因长期融汇而吸纳的凯尔特因素恐怕就更多了。有人甚至主张，伊斯特利亚人（Istri）、利布尼人（Liburni）、达尔马提亚人（Delmetae或Dalmatians）及道兰底人、恩基利人、阿尔迪安人等一些最重要的伊利里亚部落都混有凯尔特人的血统42。 伊利里亚人各分支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除希腊人以外，应属罗马人了，这构成了他们对外关系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 伊利里亚人与罗马人的关系，最早或许可以上溯到由来已久的海上贸易。伊利里亚人长于采盐，并向海外贸易伙伴输出岩盐，其中包括罗马人、希腊人、凯尔特人以及其他部落。而伊利里亚－罗马政治关系的建立则稍晚近，大致经历了一个变动的过程，或和缓，或对抗，或弛或张；其变动的缘由，几乎总是同罗马实力的消长沉浮联系起来的。自公元前3世纪中叶起，由于罗马国力愈渐强盛，在陆续敉平意大利诸族之后，罗马人开始越出亚平宁半岛向外海扩张，逐渐将亚得里亚海视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一部分，遂同伊利里亚人产生了更为深入的接触。 亚得里亚海东部沿岸，尤其是达尔马提亚一线，海岸曲折，岛屿密布，多天然良港。早自远古时候以来，伊利里亚族系的利布尼人、伊斯特利亚人、阿尔迪安人诸部，即利用其娴熟的航海驾船技术，出没驰骋于海上，以劫掠邻近的希腊人、意大利人商埠为业。这种屡见史籍的伊利里亚式的海盗营生，很可能与他们当时所处的原始社会晚期军事民主制下崇尚武力的生活风习相适应，以至阿尔迪安人建立伊利里亚王国之后，海上劫掠之风依旧十分盛行。
国王阿格隆在位期间，伊利里亚人先后占领了埃皮鲁斯部分领土、以及希腊人殖民城邦科西拉、埃庇丹努斯、法罗斯，并发生了针对意大利商人的海盗掳掠活动。伊萨慑于伊利里亚舰队的威胁，请求罗马援助。时值伊利里亚国王阿格隆新丧，寡妻托伊塔（Teuta）以幼王皮涅斯（Pinnes）监护人和摄政的身份执掌朝政，继续奉行阿格隆的进取性政策。前230年，罗马遣使赴伊萨调查，并指责托伊塔纵容海盗行径。托伊塔答称：阻止臣民从海上赢得战利品，是与伊利里亚统治者的习惯不合的事情43。随后，罗马使节在返国途中遭伊利里亚人袭杀。这一事件恰好给正欲向亚得里亚海肆行扩张的罗马人提供了进攻的口实。前229年秋，罗马元老院下令进兵伊利里亚，是为第一次伊利里亚战争。伊利里亚舰队指挥官法罗斯的德米特里（Demetrius）旋即倒戈，未经战斗即将舰队拱手让与罗马人。伊利里亚族系的阿丁坦尼人（Atintani）也随即降附罗马。次年，托伊塔被迫宣布投降，放弃对所占希腊人城邦的领土要求，并允予赔款。伊利里亚遂成罗马的保护国。 公元前220年，继托伊塔死后任伊利里亚王国摄政的法罗斯的德米特里，趁此时罗马正忙于同山南高卢人作战之机，断绝与罗马人的关系，重操海盗旧业，并与马其顿结盟，入侵罗马保护下的领地。前219年，罗马再度派兵进犯，第二次伊利里亚战争爆发。罗马人迅速攻破了德米特里在法罗斯和迪奈尔两地的防御，迫其败遁马其顿。前218年，伊利里亚人统帅司凯尔狄莱达斯（Scerdilaidas）与罗马媾和停战。 在其后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罗马由于自身战略地位遭受迦太基的严重威胁，军力不济，捉襟见肘，不得不对伊利里亚人采取妥协笼络的策略，双方关系较为和缓。在巴尔干的权力角逐中，伊利里亚王国一度成为罗马－马其顿两大强邻之间的“缓冲国”44。司凯尔狄莱达斯之子普勒尤拉图斯二世（PleuratusⅡ，前206～前180年在位）奉行亲罗马政策，并参与罗马对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连年征战。普勒尤拉图斯二世之子根修斯（Gentius，约前180～前168年在位）继任伊利里亚国王后，始于斯科德拉建都。他一改其父旧政，力图摆脱对罗马的依附地位，乃转而与马其顿国王佩尔修斯（Perseus）缔结同盟，共抗罗马。而罗马此时则已通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力克宿敌，霸权在握，军事政治实力大增，遂又紧锣密鼓，重新实施向巴尔干推进的征服计划。前171年，罗马发动第三次马其顿战争。根修斯履约站在马其顿一方，开展对罗马人的海上作战。前168年，罗马大军围陷斯科德拉，败俘根修斯。罗马人在使根修斯蒙受羞辱之后，据阿庇安说，随即又劫掠了伊利里亚人的七十座城镇45。自此，阿尔迪安人的伊利里亚王国便不复存在了，伊利里亚南部地区被纳入罗马的统治权力之下。 罗马在越海对伊利里亚王国大举用兵的同时，也积极地向富庶的伦巴第平原之东北推进。为了监视东阿尔卑斯山通道，镇压伊利里亚族系的伊斯特利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的劫掠和骚扰，公元前181年，罗马人于亚得里亚海北端沿岸建立阿奎莱亚殖民地，以作行动基地。46面对罗马国家愈渐强化的压力，伊利里亚人其他诸部仍继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战事遂移至伊利里亚北方和内陆。前177年，罗马欲图解除对阿奎莱亚的威胁，曾派执政官克劳狄乌斯·普尔彻兴兵进攻伊斯特利亚人。前156年，罗马又以达尔马提亚人袭其属民为由，派兵征伐，先被达尔马提亚人击败。罗马执政官腓加拉斯旋以重兵、弩炮连续猛攻，始攻克达尔马提亚人固守的得尔密尼昂城。前119年，罗马执政官西西利阿斯·梅特拉斯初步降服了达尔马提亚人。在此前后，罗马人还相继出兵进征爱阿彼得人（前129年）和塞吉斯泰人（Segestani,前119年），一度迫其臣服，但不久，他们重又反叛。前78年，达尔马提亚人再次起义，使罗马人罹受巨创，不得不耗费两年时间穷于征讨。因此，罗马对伊利里亚诸部的征服战争，往往此起彼伏，几经反复，旷日持久。在恺撒时期，伊利里亚人利用罗马人陷入内争、无暇他顾的混乱状态，伺机举事，接连消灭恺撒派遣的镇压部队（前50年、前48年），47他们还直接介入了恺撒－庞培之间的内战48。这些行动实际上都起到了抑制和推延罗马征服步骤的作用，使他们一度赢得了短暂的自由。
后来屋大维为征服伊利里亚人，也曾费尽心机。公元前35年，屋大维首次发兵侵入伊利里亚，先后征服俄克西伊人（Oxyaei）、柏托尼提人（Parthoneatae）、巴西阿提人（Bathiatae）、康培伊人（Cambaei）、美洛门尼人（Meromenni）、彼利西伊人（Pyrissaei）、内累西人（Naresii）、因特夫罗尼人（Interfruini）、格林提狄翁人（Glintidiones）、希巴西尼人（Hippasini）、培西人（Bessi）以及道兰底人、爱阿彼得人、潘诺尼亚人。其中，居住在外阿尔卑斯山地区的爱阿彼得人，桀骜不驯，蛮悍勇武。阿庇安说他们在“大约二十年内两次赶走罗马人”，还袭掠了阿奎莱亚和特吉斯特的罗马殖民地49。屋大维不得不亲率大军前往征讨，并持盾挥剑，身先士卒，在美都隆与之展开激战，竭尽全力始得战胜爱阿彼得人。随后，他又移师力挫塞吉斯泰人的暴动。次年，屋大维第二次入侵伊利里亚，经过艰苦鏖战，才攻取达尔马提亚人占领的普罗摩那、西诺丁等城镇，最终降服了伊利里亚人中这一极富反抗精神的支系。 罗马帝国建立以后，随着罗马人继续向多瑙河地区的扩张，公元6年，当地的潘诺尼亚人遂在巴托（Bato）兄弟的领导下奋起反抗，以布留西人（Breuci）为代表而掀起二十万人的大起义，强烈震撼了帝国统治当局。屋大维派他的义子提比留统军讨伐，苦战三年之久，直至公元9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这是伊利里亚人抵抗罗马征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行动。 显然，罗马完成对整个伊利里亚地区的征服，曾历经波折，有一个渐进、反复的过程，所以，罗马得以在当地建立统治机构，绝非一蹴而就，而是几经变迁。公元前167年伊利里亚王国败亡后，其疆土被分为三部分，但似乎并未很快形成一个罗马人的统一的常设行政管理机构。50开初，伊利里亚的一部分由罗马山南高卢总督辖治，其南部地区则被同马其顿联为一体。总之，当时罗马对伊利里亚的征服范围虽则逐渐有所扩展，但实际控制力可能还十分薄弱，仅仅停留在短期性地派兵弹压本地一些部落的零星反抗活动之上。如同在其他被征服地区一样，罗马后来在伊利里亚设置了伊利里库姆（Illyricum）行省。至于伊利里库姆行省的正式设立究竟始于何时，史载则多语焉不详。但一般肯定，直到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完成对达尔马提亚人的征服以后，才称得上在整个伊利里亚地区最终组建起一个罗马行省51。大概直至公元前27年后，当罗马人着力于沿萨瓦河流域朝多瑙河一带不断扩张的时候，伊利里库姆仍是一个元老院行省（senatorial province），约至前11年时，变为皇帝直辖行省（imperial province）52。公元9年潘诺尼亚人大起义失败后，伊利里库姆始被罗马分成了两个行省，起初称上、下伊利里库姆，后改称达尔马提亚、潘诺尼亚行省。随着时光的流逝，行省的范围及名称虽时有变更，可是此后罗马对于伊利里亚人实施了长逾五百年的统治，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由于原先文明程度存有的落差，伊利里亚人同罗马人的交往、文明成果的授受影响，并非完全平等，不过毕竟互有吸纳，多少尚属一种双向的交流。伊利里亚族系利布尼人时常用于海上劫掠的船只“利布纳”（liburna），以性能优越蜚声亚得里亚海一带，曾深得罗马人的青睐而大加效法，嗣后屋大维就是采用这种战船在亚克兴海角一举大破安东尼舰队的。长期的交互影响，也在双方的语言中有所反映。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里，据悉，就有某些词汇是来自伊利里亚语的53。 但是统而言之，罗马先进文明所赋予伊利里亚人的影响，终究构成了这种双向交流关系的主导方面。罗马人在伊利里亚占领地设立了许多用于军事防御的兵营、要塞和城市，并鼓励修筑精心设计的道路系统，以便将征服地区与意大利本土加以连接，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经由伊利里亚南部、横贯巴尔干的埃格纳提亚大道（Via Egnatia），它西起都拉丘姆（原埃庇丹努斯），东达君士坦丁堡。在伊利里亚的通衢大道沿线及沿海兴起的一些城镇，经济文化也愈见繁盛，象都拉丘姆、伊斯特利亚的特吉斯特（今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波拉、帕伦丘姆、达尔马提亚的萨洛纳（今克罗地亚斯普利特附近）、扎拉（今扎达尔）等，均为当时颇具影响的商业城市。此中不乏沿袭旧有的伊利里亚人居留地、希腊人殖民城市，同时也有罗马时代新建和改建的。从公元前1世纪以来，伊利里亚乃至巴尔干其他地方呈现的都市化倾向，无疑是罗马文明影响的重要成就。罗马的士兵、官员和权贵纷至沓来，移居伊利里亚城市，引进其行政、法律制度，建立大地产，并促进了奴隶制关系的发展。罗马的移民开始同伊利里亚本地居民杂居共处，导致了彼此间的接近与互融。譬如，达尔马提亚沿海就住有“稍微混有土著血统”的来自意大利的移民。随着罗马人的文化影响进一步深及伊利里亚各地，罗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旨趣逐渐开始为当地居民所接受，拉丁语流行城市，成为城里的交际语言。后来，罗马驻军利用伊利里亚人强悍勇武、具有不凡的战斗素质这一特点，开始在他们之中招募士兵，久而演为定制，犹如现今英国人定期征募廓尔喀人士兵蔚为传统一样。这种长期性作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罗马化。应征入伍的伊利里亚裔士兵，“不仅成了罗马帝国疆界的捍卫者，又成了罗马生活方式的护卫士”54，伊利里亚人已然成为罗马军团重要的兵源之一。
伊利里亚裔军人置身于罗马人的语言文化环境中，自然易于受到罗马文化的濡染，以致在他们当中“逐渐造成了一个多少有些罗马化的土著贵族阶级”55，日后罗马当局正是通过他们而在伊利里亚本地居民中担负基层的统治之责。帝国晚期活跃在罗马政坛的一连串雄强有力的军人皇帝，从德西乌斯、克劳狄二世、奥勒利安，到普罗布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一世，无不都是起自于伊利里亚地方的。 尽管如此，对于伊利里亚人罗马化程度的估计，仍不宜过高。与当时同处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高卢、西班牙等地相比，包括伊利里亚在内的整个巴尔干地区，罗马化的水平其实还是较为有限的。“长达五个世纪的罗马统治期间，始终未能取得文化和语言的完全统一”56，没有出现象高卢语、西班牙的凯尔特伊比利亚语那种走向消亡、最终为拉丁语所取代的景象。在广袤的伊利里亚内陆和乡间，罗马化进程几乎未曾得到普及，人们一如既往地沉醉于昔日的生活。罗斯托夫采夫即认为，“像达尔达尼亚这样的地区（注：即达尔达尼人居住之地）无疑在很长时期内一直保持其古老的部落组织，也许始终如故。”57而且，即便在城市中，也没有使居民彻底罗马化。大部分伊利里亚人依然多少保留并继续沿用着自己的传统语言（只是部分地吸收了某些拉丁语汇）。 伊利里亚未能完全罗马化的原因，比较复杂。一则，可能同邻近的希腊语地区希腊文化仍得保存、对于外来的拉丁文化始终具有强劲的排拒力这一外部条件有关；其次，也是因为巴尔干地区山峦起伏、人群交往颇受阻隔之故；加之，帝国多瑙河边界线的极度脆弱，不足以有效地防范境外蛮族的渗入，一再发生同伊利里亚居民相融的事实，这便在客观上抵消着罗马人的影响。 从巴尔干略显漫漶的历史纪录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伊利里亚人并不是一个甘于局处一隅、完全自闭绝交的古代族群，而是同周边世界一直保持有多方面的交往。在与外部文明、尤其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持续接触及其濡染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个性。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深刻的文化交往与互渗之中，伊利里亚人的传统得以陶冶、存续，另一方面，又在兼容和吸纳的基础上，寻觅着新的发展走向。 民族大迁徙时期，匆匆流过的匈奴人、日耳曼人及阿瓦尔人，浮光掠影，未及在巴尔干留足扎根，自然没有改变伊利里亚的民族文化特质。然而迄至公元6、7世纪，罹经斯拉夫人入侵风雨的洗刷之后，伊利里亚人中的很大一部分却不由自主地与之发生了历史性的混化，连伊利里亚这一名称也被最终地抹除了。而那些遭受驱逐、被迫退入荒僻山区的伊利里亚人余裔，不得不“改变了务农的生活，成为了牧羊人”，58由此形成了今日的阿尔巴尼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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