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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谡死于狱中，并没被诸葛亮问斩
&读《三国演义》，诸葛亮犹如一尊完美的天神。但看《三国志》，诸葛亮便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伟人，只是不再十全十美。他会犯错，甚至犯大错。在他身上也有常人的一些缺失。大家所熟知的“诸葛亮斩马谡”一事，便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他的真相。
马谡为诸葛亮一手所提拔，从北伐前普通的越隽太守提至高级将领参军，并被委以先锋重任。
首先，马谡的确是个人才。《三国志》裴注引《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这里体现了马谡的才识。而且，南征是诸葛亮首次亲自带兵指挥，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而这个辉煌就与马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成了诸葛亮重用马谡而不用那些老将的起因。
第二，诸葛亮与马良、马谡兄弟的关系非同一般。《三国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及先主入蜀，诸葛亮亦从后往，良留荆州，与亮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这里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可见，他们早已称兄道弟。《马良传》所附“马谡”传又说：“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
关于先主（刘备）是否确有此言，众说纷纭。诸葛亮很器重马谡，甚至无视刘备的训诫。但有些学者认为这只是后来的附会。金性尧《三国谈心录》：“《马谡传》（并无独立的马谡传，该传附于《马良传》——袁按）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不谓然。后人对此事常有引用，《集解》引朱璘云：刘备病危时，与托孤之外，不闻品评一人，何以于马谡如此注意？诸葛亮之事刘备，极其谨慎，平日无一事任意而行。刘备果有是命，必详加审查，‘何至竟云亮不以为然？’朱邦衡云：‘当日托孤，事势危迫，宿将如子龙，时望如陈震、董和，不闻一及。马谡是时名位卑微，亦位显有过失，先主何以预为叮咛？朱氏（璘）之辩甚是。’两论皆甚精当，必是因马谡败事被斩而附会上去的。”刘备长于看人，且看得很准，死前也不只臧否马谡一人。如还称赞向宠，诸葛亮《前出师表》就明确提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於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而刘备对马氏兄弟很熟悉，器重马良，《马良传》：“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会先主败绩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刘备似对马谡无好感，而诸葛亮跟马谡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故在其托孤时特意训诫诸葛亮，并非不近情理。
刘备托孤，“顾命大臣”本不只诸葛亮一人，还有李严（后改名平）。《三国志》《李严传》：“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刘备如此精心安排，显示他主要倚重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却深知他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刘备生前，对诸葛亮的战略计策多所采纳，却从未让其单独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临死，他还是安排李严“统内外军事”。其用意之深，值得玩味。可惜，诸葛亮并无自知之明，未能认真执行刘备遗嘱。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未成功，固然有各种因素制约，但诸葛亮缺乏独当一面的军事才能，难于胜任重大战役指挥，却也是重要原因。于此看来，刘备颇有先见之明。刘备对马谡的批评也不失先见之明。刘备的话明明见于正史的《三国志》，为何有些学者认为这只是“附会上去的”？我想，他们是为了保全诸葛亮的完美形象，长期以来，“诸葛一身唯谨慎”已广为乐道，好心的学者不愿让诸葛亮身负抗主之名，也属可以理解。
同样，很多学者不相信《三国志》关于马谡失街亭后曾有“逃亡”一事。金性尧《三国谈心录》：“《蜀志》《向郎传》记，‘郎素与马谡善，谡逃亡，郎知情不举，亮恨之’。此事亦不确，谡果逃亡，本传中为何未载？就马谡的性格与人品看，尚不至此，何焯、周寿昌皆有辩驳。”我认为金性尧此说可以商榷，所以载于《向郎传》，便是因为马谡畏罪潜逃，“郎知情不举”而被罢丞相长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的高官，致使他赋闲二十年。《向郎传》裴注对此深信不疑：“臣松之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马谡“本传”中未载“逃亡”，他们所以不信，“本传”却记有刘备对马谡的品评，他们还是不信。
马谡虽然才高，却同诸葛亮一样，缺乏领兵作战经验。因此，他在街亭不听副将王平苦劝，也不顾诸葛亮的再三叮咛，竟屯军于山上，致使惨败。但他罪不至死。首先，他是因为缺乏经验而部署不当，并面临魏军的突袭和火攻时，应变失当而导致失败，并无偷生渎职。再则，街亭失守只是初战失利，导致大军整体溃退，则有诸葛亮总体部署和指挥上的无能，如没有应急措施和二道防线。因此，主要责任并不在他，而是在诸葛亮身上。当时参军蒋琬（诸葛亮亲定的死后继承人）曾劝诸葛亮：“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其时，为马谡求情者当不止少数，诸葛亮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然而，诸葛亮最后还是选择了斩马谡，则是深有原因的。
这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诸葛亮独揽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军事的一切大权。《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这自然违背了刘备托孤初衷。作为另一个“顾命大臣”的李严，完全被排斥于领导中心之外，酿成两位顾命大臣之间的严重内讧，最终以李严的失败丢官告终。李严在争斗中不惜采用低劣卑鄙的手段，事情败露，也属咎由自取。然而，诸葛亮的专权自重形象也并不光彩。读《前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等言，可深感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教训口吻犹如太上皇，就此而言，也是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文献。如不考虑诸葛亮对汉蜀刘氏政权的长期忠诚，那么诸葛亮之对后主，也可以与曹操之对汉献帝有一比了。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再三感叹：“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在独断专横并与李严激烈内争的过程中，很难设想诸葛亮会对首次北伐的失败认真反思，并引以为训，他只会为他的失败寻找推托之词和替罪之人，于是，导致首战失利的马谡也就非死不可了。
关于马谡的死，《三国志》的记载有所不同。《三国志》《马良传（所附‘马谡’传）》：“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这里说“谡下狱物故”，也就是说死于狱中，并无问斩。《三国志》《诸葛亮传》：“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馀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这里却说，是诸葛亮回了汉中，再把马谡杀了。《三国志》《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马谡一案连累很多人，向郎为此罢官，张休、李盛也连带被斩等等。马谡虽曾有潜逃，但后来还是甘心赴死的。死前给诸葛亮写信道：“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与黄壤也。”看来，马谡是下了决心用自己的人头来给诸葛亮解难题，只是提出要善待他的后人。当然，对马谡之死不免内疚的诸葛亮是必定会善待其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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