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得太好了，这是我看过的对根源挖的最透彻的一篇文章
穆斯林（MSL）的“真理”和西方的“普世价值”
　　一，“真理”和“道理”
　　当今的穆斯林（MSL），是一群矛盾的人，他们在世界各地与其它文化交汇的地带制造冲突和混乱，制造恐怖，于是有人说：伊斯兰是邪教，哪里有穆斯林，哪里就有暴力。
　　可是穆斯林会告诉你，那样不对，那是由于对穆斯林的不了解造成的。他们说伊斯兰是最讲和平，最讲正义，最讲平等的宗教，不信你可以翻开《古兰经》去看看里面说什么，当你真正翻开《古兰经》里，就会发现，里面写满了和平，正义和真理。
　　穆斯林（MSL）的意思是：顺从。顺从什么？顺从真主，顺从和平和正义。这样的信仰怎么可能跟暴力与恐怖沾边呢？
　　于是，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并不是造成这些混乱的原因，而刚好相反，它是解决方案，只有回归伊斯兰真理，才能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顺从和平和正义。
　　与之类似，中国的儒棍们认为：儒家并不是造成中国落后以及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的原因，而刚好是解决方案，只有恢复儒家仁义道德的传统，才能复兴华夏民族的道德的正义。
　　这是两家在矛盾之中思考和挣扎的文化，尽管它们内部理论差异很大，但面临同样欲进不能，欲退不成的无奈和尴尬。
　　他们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追求“真理”的思想，区别在与它们各自认同不同的“真理”。
　　古希腊的哲人早就看出“真理”并不存在：
　　他们说：“假使汇集古今人类全部的智慧集合，也无法穷尽自然之奥妙”
　　因为我们的思维受到我们思维载体的限制，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承载我们思维的这些脑壳提供的能量去思考问题。
　　因此他们说：“我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我很无知”
　　他们认为人世间不存在绝对的“对错”和“善恶”，一切善恶对错都是根据人的需要而定的，你需要的就是对的，你不需要的就是错的，恶的。这完全视呼你的需要，跟那件事情本身的性质无关。
　　与古希腊原始理性的观点类似，中国的道家。也持这种“绝对真理”不可认知的观点。
　　老子说：道可道，非恒道也：一切确定了边界固定下来的道理（绝对真理），都不是永恒的道理。
　　因此道家认为，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绝对的对错和善恶。一切都只是个相对的概念。
　　道家说：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意指你不要用你主观的善恶之心去干扰事物自身的运行规律，与善与恶持持同等态度，即“无为”。
　　古希腊的理性和中国道家的相对性，是人类古典中，少有的两家持“绝对真理”不可认知的学派。
　　它们与其它儒家也好，伊斯兰也好的根本区别就是“真理观”上。
　　穆斯林（MSL）和儒家认为，“真理”是可认知的。那么，什么是绝对“真理”。
　　穆斯林（MSL）认为“真主”的意志代表“绝对真理”，具体落实在《古兰经》里，因此对真理其它过多的思考都是多余的，应该被禁止。儒家其实大同小异，只不过它的“真理”是儒家的伦理道德。但是在“绝对真理”可知性上，两者没什么区别。
　　跟穆斯林朋友聊天，他问我“信仰”是什么，我说大约是对某种特定思想的认同，形成特定的思维方式。
　　他说：不对，信仰对穆斯林来说，绝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穆斯林的整个生命，两世的生命。
　　他说：我不拜祖宗不敬鬼神，不畏强权，只相信真理和正道。
　　他又说：必要的时候，我们会用生命去提卫真理和正道，因为信仰对穆斯林来说，比生命更重要。
　　我想从这里，我们知道了“恐怖主义”的原理，那些恐怖分子，其实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们的行为，只不过是在用生命去捍卫“真理和正道”的正义而已。
　　追求真理，捍卫真理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到底什么才是“真理”？有没有绝对正确的“善与恶”？什么才是绝对的正义？
　　一只狼吃了一只羊，狼是正义的吗？羊很无辜凭什么被它吃？可是不吃羊，狼一家老小老会饿死，它只不过为了生存，它有什么错吗？如果它是正义的，天经地义的，那无辜的羊难道天生就应该被吃吗？到底谁代表正义？
　　八国联军进中国，搞殖民统治，杀人放火。这很不好。
　　可是没有侵略战争，如何摧毁封闭的闭关锁国体制？你去讲道理他们会听吗？
　　你说可以采用更好的方法，建立游戏规则，大家公平竞争。可这只能等大家都认同了游戏规则才行，没有前期的强迫认同，会有现在的游戏规则吗？
　　对那些被殖民者残害的国家和人民，殖民主义当然是邪恶的。
　　可是对那些侵略者国家经济发展来说，这个主义完成了现代社会发展的原始资本积累，使它们获得了发展的第一桶金，对它们来说，这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因而是一件好事。
　　而它们的发展在后期客观上带动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加速，再过一千年，等人们的情绪因素降低以后，就会客观的评价，那只不过是人世间发生的一场优胜劣汰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存在对错，也不存在善恶，它是必然要发生的。
　　如果因为它客观上“促进了人类整体文明的发展”我们就认为它是正义的，那被他们残害的人，难道是邪恶的？
　　如果肯定了这件事情主观上是邪恶的，那难道以后人类不需要优胜劣汰了？我们干脆倒回去不要发展了好不好？
　　其实狼吃羊和殖民主义，都是必然要发生的自然法则。大自然它永远是优胜劣汰的。这个没有办法，用我们的主观去确定它的善恶，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
　　可人总是有感情的，总是有愿望的。那我们怎么办？
　　其实世界只按它自身的规律进行，也就是自然法则。它并不按人的主观愿望进行。
　　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并不考虑我们喜欢不喜欢，它只考虑它喜欢不喜欢。可是它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它从来也不会告诉我们，我们只能去试，通常只有事后才知道。
　　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和“正义”，是因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不同的，不仅不同，而且是矛盾的，针对一个主体的正义，针对另一个主体则是邪恶的。
　　去纠缠谁的真理才是真理，根本没有意义。
　　可是人们很久很久并不清楚这一点。
　　早期希腊的理性被基督教“真理”所取代，走入了黑暗时代。东方道家的“无善无恶“被儒家的伦理道德的真理取代，同样走入了黑暗。
　　在真理的世界里，其实只有更黑没有最黑，何必再去争论谁最黑？
　　当“真理”把人类带入黑暗时代后，各种不同的“真理”开始了撕杀。
　　各自希望用自己的真理征服世界，让真理传尽人间。可是真理带给人类的除了屠杀还是屠杀，永无休止。
　　基督徒要搞东征，穆斯林（MSL）要搞圣战，要用自己的真理去征服对方的真理。
　　中国的儒家要搞教化，其实也还是要征服，你不征服谁让你教化？
　　它们象盲人摸象一样，用耳朵的真理去攻击尾巴的真理。纷纷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最正确的。可是谁都没有成功，即使在已经征服的地区，也还是会产生新的“真理”试图去摧翻旧的“真理”。
　　每一个人都是唯一的，人的认识永远不会统一，这世界永远了不会有“统一真理”，因此征服和被征服，屠杀和被屠杀永无休止。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打了最多的仗，杀了最多的人，他们发现，人永远也杀不完。他们打累了，于是开始怀念人类早期那些没有“真理”的幸福时光。
　　于是，他们开始搞“政教分离”，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卢梭用了一生的时候“把基督改造成人”。于是他们确立了“一个上帝，各自解释”的精神。
　　他们放弃了“真理”，开始讲“道理”，于是他们进化了。
　　道理不是真理，真理讲善恶，讲正义和邪恶。道理不讨论这些，道理只是一个平台。你喜欢把什么当成真理，随你喜欢，可是你绝对不可以因为你喜欢就强迫别人也喜欢。
　　道理不分善恶，只讲对等和平衡，你逼良为娼肯定不对，可是你非要逼娼为良，那也不行。道理只考虑你“逼不逼”的问题，不考虑你“善不善”的问题。
　　道理给善与恶同样的权力，道理给对与错同样的机会。于是人们不在争论，安静了下来。
　　对个人来说，每个人还是可以把各自认同的道理当成“真理”，可是对他人和社会来讲，
那只是他的“个人爱好”，于善恶无关，于社会无关。你喜欢什么是你的事，别人不喜欢，不关你的事。
　　所谓民主社会的基础是：它讲道理，不讲真理,真理只属于个人。
　　与之相反专制社会的基础是：它只讲真理，不讲道理。
　　所谓世俗社会，政教分离的原则是：道理高于真理。
　　集权社会的信念是：真理高于道理。
　　遗憾的是：儒家和穆斯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因此，蒋庆和苏小康等中国儒棍还在高喊要把儒教定为国教，其它文化在中国必须向儒教低头。
　　西北的穆斯林（MSL）还在叫嚣“向十三亿中国人传翻伊斯兰真理，绿化中华”。它们会得逞吗？当然不会。
　　恐怖分子之所以恐怖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正义感，而是因为他们的正义感比一般人更强烈。
　　如果“真理”可以确认，可以绝对化，那恐怖分子都会成为圣人，可惜真理无法确定，那么，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是真理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理”的正义冲动，已经使穆斯林（MSL）失去理智，失去思辨能力，失去自我觉醒的能力，在它们看来，一切都是绝对化的。只要他认准了的东西，绝对是正确的。
　　按照王力雄先生的解释是这样的：极端的民族主义一定程度就是这样产生的，它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正义性，帮助复仇者用更为神圣的道德压倒良心层面的道德。尽管那正义和神圣可能虚假(引用)。
　　这里我改造一下王力雄先生的话，由于“绝对真理”和“绝对善恶”的不可确定性。那些“神圣的正义”，不是可能是虚假的，而是它一定是虚假的。“真理”的神圣化只能带来邪恶。
　　至善＝至恶
　　二，“礼”比信仰更重要
　　宗教或者某种理论性的信仰，如果单单是一种纯粹思想上的信仰，对社会的破坏性是很小的，不仅破坏性很小，由于这种神圣性的自我约束，反而会对社会的稳定性形成经常是良性的作用，不管它的理论是对还是错，一个人们相信与人为善，崇尚道德的社会是相对稳定和平的社会，至少起到辅助性作用。
　　但问题是，在一些宗教信仰极为严重的地区，往往是受教育水平极低的地方。这些信徒，信息非常闭塞，所见所闻相对较少。那些宗教或者主义，别说去信仰，就是去读完都非常困难，一般百姓即不是神学家，更不是家，都只不过是些过日子的人，那些复杂的理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读完，弄懂，谈何信仰？
　　无论理论是对是错，你对一个你并没有读完，也根本搞不清楚的理论去信仰，不是迷信是什么？
　　所以，这些宗教也好，主义也好，无论它的理论深刻还是荒谬，对一般普通人来说，那不是信仰，只是迷信。
　　要求人们达到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来完成某种信仰的推广过程，这个工作显然是无法完成的。于是需要一些辅助性手段。也就是“礼”。
　　由某种主义或者宗教思想派生出一系列行为操守和生活规则做为做人做事的标准，这些按中国儒家的话来说，就叫“礼”。
　　中国儒家有非常庞杂的“礼仪”体系，万幸的是，经过数次“礼坏乐崩”，这些东西基本都被抛弃了，要不然咱们得活活累死。
　　可穆斯林的“礼”还保留的很完整，比如饮食和礼拜等等。
　　实际上，做为一种宗教，那些理论层面的东西，跟一般普通信众，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没有几个人真有时间的耐心去悟通那些大道理。跟大部分人有直接关系的不是做为思想的“信仰”，而是这些做为生活方式的“礼”。
　　在宣传上“礼”是一定要跟一些人们感情上的诉求挂勾的。这样利于干扰破坏人们的逻辑思维。比如儒家的“移忠入孝”，等。
　　一旦你陷入了这种思维，就很难再分清楚，哪些是思想，哪些是情绪。有人批评儒家的时候，你的第一反映不是考虑人家说的对不对，而是认为对方污辱了你祖宗，这样已经没办法再思考了。
　　在整体上，儒家是采用了“移礼入祖”的方法来解释其礼的合法性。
　　而伊斯兰则是采用“移礼入神（真主）”的方法来解释其礼的合法性的。
　　其实你整体的去看某个宗教体系，就会明白，那些理论性的说教其实只是个道具，对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何使人们去相信，那是绝对正确的。
　　完成了合法性的基本解释之后，下面的工作是如果去强化信仰。
　　一．用人们的“情绪诉求”挂勾来完成“礼”的合法性解释。
　　二．用“礼”来约束人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和行为，使之形成习惯,然后再用已经习惯的人去控制还不习惯的人,把他们变成习惯。
　　三．把已经形成“礼”的习惯的群体置于封闭系统中，进行不断的心理暗示和群体暗示，并形成互相监督。
　　这些是信仰组织和教义普遍采用的方法，传销组织也会采用这些方法。
　　000000如穆斯林（MSL）的孩子们，从一生下来，就被家长用各种行为进行约束，通过饮食等习惯，使得孩子们在心理上形成一种“自我识别”。等于在不断的告诉孩子们“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这样形成心理暗示和排斥性差异。进而形成孩子的“自我暗示”习惯。
　　以阻断其成长中跟其它群体交流恢复思维辨证能力的信息渠道。不再对这些礼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则无法交流，一旦你去对这些礼的合法性不要说是进行批驳了，只要你不遵守，尽管你不信MSL教，就会在对方心理上就会形成“你污辱对方祖宗或者某位真神的效果”,在情绪上和心理上无法与你自由讨论。
　　完成了这些生活方式的差异性培养之后，就会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当穆斯林孤身生活在其它群体中的时候，由于差异性的心理暗示，穆斯林常常会感到自己被排斥，缺少理解，产生挫败感，并逐步形成仇恨心理。遇到困难就想sha死几个非MSL人，之后仍然觉的自己很无辜.........只有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心理才能得到平衡。
　　其实主要因为这些“礼”的影响而非思想上的信仰影响，穆斯林总是聚居的，即使在城市里，也更喜欢独立出一个社区，完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否则心理无法平衡。
　　而在自己的社区里，通过互相监督，“礼”不断被强化，而不是被释解。
　　如果只是纯粹思想上的“信仰”差异，其实每两个人的思想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影响生活的交际，真正形成冲突的并不是思想和信仰，而这些“礼”，和维护这些“礼”的社团组织（宗教团体）。
　　所以，当我们看某种宗教或者主义是否构成严重冲突时，重点不是看它信仰什么，而是看它的“礼”形式是什么。那些教义只不过是摧眠师手中的一块怀表或其它东西，具体信仰啥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你摧眠，让你相信，他是绝对正确的。
　　中国的佛教和道教也是宗教，但这两家主要追求自我超越，也就是所谓“出世信仰”。
　　儒家是非常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它是入世的，因此它对社会构成严重冲突。
　　基督教本来也是入世的，但是宗教改革和政教分离后，基督教被迫“出世”，不再构成严重冲突。
　　但是伊斯兰教目前还是一种严重入世的宗教，对社会的冲突是非常大了。
　　用穆斯林的话讲：伊斯兰并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
　　有一个杜撰的小笑话：说陈近南把韦小宝叫到室内，对他说：“小宝是你个聪明人，我告诉你为什么要反清复明，，满人抢了汉人的银子和女人，所以我们要反清抢回来。至于复不复明，关我屁事。可是外面这些教众，你必须让他们相信，我们做的事情，是绝对正确的”
　　做为一种思维摧眠手段，伊斯兰教从技术上是非常成功的，它成功的把人们摧眠。入了眠的人把什么当成真理，当成正义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他们把什么当成真理，他们都会认为，那是绝对正确的，从而失去思辨能力。
　　三，“多元社会”的危机
　　穆斯林世界对欧美社会的冲击导致人们开始思考欧美所宣杨的“多元社会”的普世价值观是否成立，以及它是否万能。于是“文明冲突”开始成为热门话题。
　　纵观西方的文艺复兴和现代法制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目前的民主法制体系以及它附带的各种所谓“普世价值观”，是西方理性世俗思想和基督教神权的妥协的产物。
　　双方达成妥协，基督教承诺服法，服从世俗法制，不再干涉世俗事务。
　　而世俗社会不再追求基督教神权的责任，承认其合法性。
　　这种妥协是在双方让步的基础上进行的。
　　基督教对自身进行了改造，承认“道理高与真理”，真理只是个人的事情，而道理则是整个社会的事情，当真理跟道理发生冲突的时候，真理必须向道理低头。
　　这才是现代社会真正的信仰――“道理高于真理”。
　　但是由于这种妥协，使信仰并未解释清楚，实际上经过宗教改革后的基督徒，它首先的信仰并不是上帝，它第一位的信仰首先是道理，然后才是上帝和真理。否则，在美国基督徒占九成以上的情况下，就不会在宪法里写上：禁止任何人宣布任何一种宗教为国教。这样的教义。
　　但是由于妥协的原因，为了照顾各方情绪，在信仰的解释上，采取了一种“一个信仰，各自解释的办法”，，这样，就把“多元社会”解释成了普世价值观的一种。
　　可实际上，一个社会，最基础的评价体系只能有一种，也就是说，最终的解释权必须是唯一的，不可能出现二元，或多元的解释权分配，否则无法构成一个社会。
　　比如，人们有纠纷去打官司，可是由于多元社会的存在，于是，设立了两套法制系统，两个法院，它们的法律是各自不同的，一个法院判有罪，一个法院判无罪？这样的社会还能运做吗？当然不能了。
　　社会的最终解释体系只能是一种的，也就是“一体”。所谓多元，是在一体之下的状态，而不能超越“一体”。就叫做“多元一体”。按中国的说法叫“混元一体”。
　　0000000现在的困难是西方的民主先驱们为了便于各方接受，它们强调“多元”而淡化了“一体”，最终把“一体”排除在了普世价值之外，到了现在才开始反思。
　　这样就造成了，面对穆斯林移民，欧洲人长期采取了天真的“宽容”态度，愚蠢的认为，只要给各方自由，就会慢慢融合接受，最终冲突的出现让它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政策完全失败的现实。
　　如德国的穆斯林学生，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名不接受义务教育，不参加国家的公民教育和集体活动。荷兰和法国的穆斯林以宗教信仰为名，要求建立自己的学校和教育体系，不接受西方教育，形成自己的小社会，甚至要求在社区内执行穆斯林教法，不执行国家的法律体系。
　　澳洲的穆斯林要求按照穆斯林礼拜时间修改学校上课时间，并停止在医院提供猪肉食品。
　　意大利的穆斯林要求消毁某些公共雕塑，因为不附合伊斯兰教义。
　　000中国的传统猪年，居然妥协了在CCTV禁猪了！！！！以后还要妥协什么？妥协的什么程度？妥协到什么时候？0000
　　但是这些妥协，并没有平衡各方的观点，妥协不仅没有消除冲突，反而加重了冲突。因为你到底要妥协到什么程序为止？除非全世界完全执行伊斯兰教法，取消现在的法制体系，否则，还会有更进一步的要求提出来。
　　在现行所谓“多元”普世价值观下，没有人知道答案，于是有人惊呼，按照现在的移民政策和穆斯林的高出生率，再过几十年欧洲就会被绿化成为完全的伊斯兰社会，西方文明的根据地将会消失。
它们写出《欧洲最后的机会》，希望能找到解决方案。
　　00000中国也是一样，新疆的MSL，他们只要“多元”而反对中央政府的“一体”，这就是个大问题了0000
　　也有人比较乐观的说：在绿化之前，奥斯维辛就会在欧洲复活，所以不用担心，他们希望用一种极端去解决另一种极端。而且欧洲政治的整体向右转和新纳粹的迅速复活证明这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极有可能。很显然，如果穆斯林势力不能和平扼制，奥斯维辛就会复活。有因必有果，一物降一物。
　　意大利的新纳粹主张对穆斯林进行屠杀，法国的新纳粹主张要去攻击比犹太人更坏的敌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
　　有没有和平的方法可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
　　加拿大穆斯林协会的主席 Syed Mumtaz
Ali致力于将伊斯兰教法应用进某些民事纠纷中去安大略省1991年通过的仲裁法为这个运动铺垫了道路， - 只要涉案各方同意
（附带条件是判决可被上诉至加拿大法院） ，就可以授权宗教当局来仲裁家庭和财产问题。Mumtaz Ali
说，这第一次对伊斯兰声称的让步只是开始。像他在为伊斯兰教法法庭辩护中宣称的那样，
「在加拿大宪法保障下的宗教自由不仅意味着履行和传播宗教的自由，而且意味着可以被宗教律法完全支配一个人生命的方方面面 -
属灵的还有世俗的。」
　　他不但强调传统认为背教者必须 「在伊斯兰和刀剑之间选择其一」
的主张，而且还辩论说，如果加拿大忠於它自己的权利与自由宪章的话，那它必须允许该国的穆斯林群体惩罚那些抛弃或违背他们信仰的人。加拿大的穆斯林认为，如果宗教自由的宪章条款有任何真正意义的话，那他们的信仰
/ 宗教也应该被完全得到认同 ┅ 没能够 （将有关背教和亵渎的伊斯兰教法并进加拿大的法律） 将是对平等权利的极大违背 ┅
没有按照多元文化的精神来解释受保障的穆斯林权利和自由，将导致对加拿大宪法基本哲理的有效否认。这将是对区别文明人标准的珍贵的 「容忍」
（真正的容忍） 品质的悲惨违背。Mumtaz Ali 允许在这种背景下认识伊斯兰律法： 「不是必须在加拿大司法内执行对亵渎者 /
背教者的伊斯兰式的惩罚」 。即背教者并非要用石头砸死或砍头。但明显地该群体本身的一些惩罚是不能避免的，像 Mumtaz Ali
说的那样，加拿大没有权力阻止他们。（引用）。
　　00000很显然，其实是穆斯林在利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理论漏洞来冲击现行的法制体系。如果他们能够成功，谁都能看得出来，得到的将不是什么多元和谐社会。而是一个冲突不断的多元分裂的碎片社会。
& 五、自由经济的瓶颈与民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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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民主制度的一个经典困境在泰国出现了：穷人试图利用人数优势去推动再分配政策，而中上层将这种现象斥为多数暴政。事实上他信赢得民心的策略正是各种被反对派称为“合法买票”的小恩小惠政策，即使他腐败被曝，人民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黄衫军中一个口号则屡见不鲜：“低素质的泰国人还不适合民主。”他们推动的2007修宪内容中有一项就是减少民选议员的名额，改为委任，这是民主的倒退。
　　政治学里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命题：发达的中产阶级是健康民主的条件。一个解释是：中产阶级受教育程度高，比较开明，支持自由民主理念。这一点显然被泰国经验否证：一次次否定民主选举结果，涌上街头抗议的，都是中产阶级黄衫军。另一个解释是：只有当中产阶级占有人口相当比例时，民主才不会成为强烈社会再分配冲动的工具。原理很简单：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都跟我财产差不多，分谁的去呀？分到自己头上怎么办？不幸的是，泰国政治验证了这个命题：作为一个中产阶级孱弱的国家，它始终无法通过民主化瓶颈。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泰国有过19次军事政变，到现在还是无法通过民主途径解决社会冲突。
　　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泰国，而且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一旦政治民主，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就抬头；要想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常常不得不依靠独裁或者军政。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苏哈托时代的印尼就是例子。发展中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动荡，就在于在理性政治制度和自由经济政策之间，它往往只能二选一。（以上引用）
　　泰国显示出的是另外一种情况：在自由经济不充分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穷人首先要解决的是吃饭问题，他们要求平均，而不是平等。一旦民主，就会产生民粹政府，压制“自由经济成分”使国家无法完成资本积累，无法冲破民主困境。而要保住自由经济，就必须压制民主。
　　这里我们要问：是经济自由重要？还是民主制度重要？六 革命的遗产和荒唐的“普世价值观”
现在，西方的吹鼓手们，向人们描绘出这样一种民主前景：
　　民主＝人权＝自由经济＝社会富裕发达
　　在这里，“民主”和“人权”和“自由经济”被视为三位一体的事物，而且它们总是相附相成，成等同向增长的。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欧美民主社会，至少在它的社会内部，这三者确实是同向增长，并且共同构建了一个健康开明的社会。但问题是，它们是否总是同向发展？前面我们说过，它们并不总是同向的，有时候你越民主，就越没人权，要经济自由就得放弃民主，要民主就得放弃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把一个健康的开放社会解析成三个部分，事情就会看的非常清楚。一，民主制度 （制度实现）
　　二．可控的自由经济 （经济实现）(条件是需要避免民粹和龚断两种极端)
　　三．人权自由，言论开放，思想活跃。（文化实现）(条件是需要用各种方法
　　解体一元文化系统的社会)
　　可以看出由“制度实现”“经济实现”“文化实现”这三个基本单元，共同构成一个开放包容的公民社会。
　　但是，根据各种不同的条件，实际上，这三者并非可以同步实现的，它们其实是三个独立的单元，它们并不是一体的。各有自己不同的前提条件，当同时满足三者的条件成立时，他们就共同构成一个公民社会，当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它们三者之间本身是矛盾冲突的，你要实现民主制度就必须放弃实现经济自由，你要实现人权自由就必须放弃民主制度。
　　如&经济实现&”的条件是避免民粹主义和龚断两种形态,,但是西方的民主理论家们现在自己也承认,民主制度本身是没有办法避免这两种形态的,只要这两种形态需要的条件满足,它一定会出现,泰国的是一种民粹形态,查韦斯上台则更典型的民粹,希特勒则代表龚断,还有欧洲近期的左转风向.而民主制度本身,对这两种形态的出现无能为力,只能寄希望于它们的满足条件不出现.当然精英们可以制定一些教义和信条加在民主制度里,但是在真正的民主制度下,如果公众不认可,这些信条是没有意义的.
　　再如&文化实现&的条件是需要一个多元的文化环境做为支撑,可是在上已经形成绝对单元的文化环境中,民主制度不仅不能保障人权,相反会践踏人权,伊斯兰地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民主制度下,教徒们可以通过民主先举的合法形式,制定出歧视异教徒和歧视妇妇的法律,并合法的对改革派的权益进行剥夺,它完全附合民主程序,民主制度同样无能为力,
要改变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外部强权强行肢解其传统文化,强行制造出一个”多元社会”,仍然在教义上,这是反民主的..单一封闭文化系统是一种文化龚断,它跟经济上的龚断是一个道理,没有办法通过”自由竞争”自行调节,只能依赖与外力介入或内部革命摧毁.
　　如泰国的情况：“制度实现”同“经济实现”发生矛盾，只能选择一项。
　　如土耳其的情况：“制度实现”和“文化实现”（人权）发生矛盾，同样只能选择一项，它们不可能同时实现。
　　在土耳其，如果真正实现完全的民主制度，只能充当压制人权的工具，通过多数人的暴力镇压异端，并使之合法化，同样如果在阿富汗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塔利班会象哈马斯一样合法上台，人权完全丧失。
　　西方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制度”并不是万能的，民主制度本身，不能避免极端。它需要其它两个条件“文化实现”的“经济实现”的配合，才能健康发展。
　　否则，民主可以选举出奥巴马，也可以选举出希特勒，哈马斯，尼泊尔的（毛主义游击队），查韦斯，等等，他们都是反民主，主张集权的，可他们都是可以通过民主上台的，不管它是左极端还是右极端。单纯一个民主制度是无法阻止他们成功的。
　　现代人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民主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是又只能去追求,因为集权一定都是不好的.
　　我们以英美为例可以清晰看出民主成功的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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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07:52
　　首先，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后，它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国家，有选举权的人只有25％（具体数记不清了，懒得查），如果它当时是全民民主的，就不会再有圈地运动，就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就会完全类同今天泰国的情况，成为一个不断政变的国家。它实际上只是中产阶级内部的民主，而广大劳动阶级完全成为剥削对象，没有政治权力，这样保证了它完成原始积累，完成了“经济实现”，条件成熟之后，通过数次改革，逐步把选举权扩大到全民。
　　美国的过程与英国基本类似，不过美国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有人说，美国的第一桶金是印弟安人，第二桶金是黑奴，通过这两桶金，它不仅完成了资本积累过程，而且解决了“民族问题”。也就是说,它不仅完成了&经济实现&而且完成了&文化实现&然而这个过程是十分血腥的.
　　如果把还原来看，美国人直接登陆美洲，就按它们现在鼓吹的“普世价值观”把一套“民主制度”强加到印弟安人头上，那么，印弟安人会用选票把白人赶回老家，美国人估计连绿卡都拿不到。
　　如果独立之后，就实行全民的“民主制度”，它不仅不能完成资本积累，而且无法解决民族问题，因为黑人跟白人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不同，没办法生活在一起，如果有自己的“民族自治区域”的话，会分裂成N个国家。
　　这个路线是很清楚的，第一，民主首先只是白人有产阶级内部的民主，底层人民和外民族是没有民主的，通过对底层人民的权力剥夺来完成资本积累和自由经济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序后（经济实现），再把权力扩大到全民（制度实现）。
　　同时，通过对外民族的完全权力剥夺，完全歧视政策进行文化和信仰同化，并不惜采用屠杀和灭绝的方式镇压反抗者。这样，解决了两个问题：一，首先解决了民族区域的问题，使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不可能，成为完全的混居。二，解决了文化差异问题，使由文化和信仰不同产生的分裂意识也成为不可能，实现了价值观的同化（文化实现）。
　　这样，他们的线路就很清楚，分为几个步骤：
　　一， 经济实现。
　　二， 文化实现。
　　三， 制度实现。
　　最终构成了一个良性的民主公民社会。
　　其中，第一步和第二步的顺序是可以互换的，也可以同时进行，因为它们是针对“同一价值观文化内部”和“不同价值观文化外部”两种不同客体进行的，不会互相干扰。
　　但是，一二两步和第三步的制度实现，是无法互换的，否则就会出现象泰国
　　一样的低效民主，或者出现国家分裂，或选出希特勒式或哈马斯式政府是非常可能的，最终走向民主的反动。
　　现在世界的很多混乱局面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西方为了掩盖其血腥的民主过程，把明明不可能同步的三个独立单元，捆绑成一体进行销售，硬说它们是一回事，美其名曰：普世价值观。
　　我们来看那样在西方推动下实现了民主的国家，就会发现，凡是经过比较彻底的反封建革命和土地革命之后的国家，再实现民主，就会走向比较迅速健康的发展道路。凡是未经革命洗礼和未经土地革命而直接套用民主制度的国家，基本上动乱不停，停滞不前，不断发出反民主的革命要求。
　　如南美洲和非洲就比较典型。这里很多国家直接套用美式民主，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社会不停的动乱。反政府武装主要在这些地区活动。民众要求革命而不是民主。
　　印度和中国的对比则更加强烈。
　　中国发展的潜力和现状明显比印度要好，说中国人聪明能干那倒未必，印度在某些行业的发展非中国人所能及。但是我们看到，印度的发展仅仅局限在局部区域，全国性的发展和改革极难推进。在大部分农村地区，说还停留在封建社会也不为过，明显反人性反人权的种性习俗和极端的愚昧宗教势力用“民主自由”和“信仰自由”的名义得到了法律认可。土地龚断以民主的名义得到保护和加强，无法改造。由于共产党主张平均，附合大多数中下层的利益，在印共撑权和各邦社会矛盾相对缓和，相对稳定，但是印共准备推行土地改革的主张时，却糟到了民众强烈抗义，使改革无法进行。社会财富和土地的分配状态继承了封建时期的遗存，在大多数地区，自由经济的原始积累连开始都无法进行，但是这种封建遗存却得到了“民主制度的法律保护”改革无法进行。
　　就目前的情况看，中国未必样样能超过印度，很多方面其实还不如，但是由于毛的革命完全颠覆了封建社会的一切遗留问题，文化大革命，把一切封建社会的反人权反自由的清规戒律打入万劫不复之地，无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都被扫清了道路，只要到一定程度出现一套民主制度，中国随时可以走上健康发展的民主道路，不过这不是民主的功劳，而是革命的功劳。所以，不管中国还有多少问题，人们对比印度时，总会看到更多的光明，客观的讲，再过几百年，当人们的情绪化反思过去之后，中国人还是应该感谢毛的革命。七
封闭系统需要的是革命而不是民主
　　通过以上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健康的公民民主社会，不是单靠一套民主制度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经济实现”“文化实现”和“制度实现”三个环节的配合才能完成，有些阶段是无法超越的。
　　革命的最大特点是它的暴力性和不公正性，但是它的优点是可以解决民主不能解决的问题，来看毛的革命。
　　毛的无产阶级革命，土地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无疑是破坏性极强的。经济被破坏，文化被破坏，有些东西被破坏之后是无法逆转的，有些是可以逆转的。
　　如经济，破坏之后，可以再发展。但是有些文化破坏之后，是无法修复的。
　　儒家文化做为一种控制中国二千年的文化，根深谛固，动摇不得。象现在的伊斯兰社会一样，这个封闭的系统内部已经完全僵化，完全龚断，任何异端都会被消灭在萌芽状态。鲁迅叫做：“在中国，每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流血”。祖宗家法不可变，在它内部已经没办法进化，龚断产生暴力革命，革命产生新的龚断，不断循环，每一二百年就要大杀一次来达到新的平衡。
　　有人说，中国自始至中没有神权，唯一的统治者是皇权。而西方社会是神权和君权并行的社会。其实这一点是西方对中国的误读。西方人通常用自己的定义去衡量别人的社会，于是得出了中国只有君权的结论。可是如果完全按照西方的定义，中国即没有奴隶社会也没有封建社会，中国的古典社会形态并不附合西方对“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经典定义..
　　这由于西方对这些定义下的太狭隘造成的。如果我们把定义下的宽泛一点，不要管它有神没神，神权只不过也是用来维护宗教的伦理道德权力的。
　　我们把它叫做“道德权”，那么，就会看出，中国社会跟西方社会是类同的，不完全是君权。也同样有类似西方神权的“道德权力”，只不过中国不叫神权，而应该叫“圣”权。因为传统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是靠神权维护的，而中国的伦理道德是靠儒家的祖宗家法的“圣权”来维护的，它们虽然内部结构不同，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它们充当同样的角色。
　　儒家中国自始至终是一个宗法社会，宗法权也就是“圣权”，有时候甚至会超越君权，自唐律制定出“德本刑用”的立法原则之后，这一直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立法原则，可以看出，皇家的“刑”在原则上，它只是用来维护伦理道德的“圣权”的，圣权才是这个社会的根本。君虽然自己可能逃避管束，但是如果他完全不守传统宗法的伦理道德“圣权”，它在这个社会中是站不住脚的，君权同样要附合“圣权”的要求才能生存。
　　通过“君权”“族权”“家法”等等构成一个中国社会的宗法神圣权力体系，使每个人都动弹不得。
　　穆斯林社会用类似的方法构成一个同样让人动弹不得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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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08:31
　　这种封闭社会的权力结构，有些是明确写入国家法律的显权力，有些是做为宗教或民俗信仰存在的隐权力，但隐权力并不比显权力小，有时候相反会更大,它们只是形式不同,但都拥有对他的处置权。
　　当以民主的名义推翻君权的显权力之后，宗法或宗教等等隐权力却做为宗教信仰或民俗习惯得到了保护，不仅如此，宗法权或宗教权还会偷梁换柱，用民主投票的权力，使自己合法化漂白。公开的行使镇压异已的权力。如印度的种性制度仍然可以在民主之下以宗教信仰或者民族习惯以自由的名义保留。伊斯兰社会可以用民主投票的方式对叛教者进行处罚，这到底是自由还是不自由呢？
　　面对这样的问题，西方的民主理论家们无可奈何，这只能说明西方人对东方社会权力结构的无知。
　　但是面对毛的革命，这些宗法潜权力无处藏身，纷纷被纠出来批斗。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那些被破坏的文物当然无法复原了，但是被破坏掉的整个儒家祖宗家法社会结构也同样无法逆转了。
　　五四青年们批判传统文化，但是他们的言论自由是谁给的？是西方侵略者的枪炮使他们有了一定的言论自由。如果西方人完全退出对中国的影响，在当时用民主投票的方式，选出伦理道德的民选卫道士。这些不忠不孝，数典忘祖的文艺新青个无疑会被祖宗家法处死，谈何进步？
　　新疆世俗穆斯林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央集权的压制下，伊斯兰宗教领袖被禁声，而世俗学者则在集权的协助下发声，虽然没有完全的话语权，但是如果新疆失去中央集权的影响力，这些进步青年无疑会被民选出来的宗教领袖用同样数典忘祖的名义处死。
　　不错，现在由于有利用价值，在政府的协助下，儒家表面上又在中国死灰复燃了，但是应该看到被毛破坏掉的宗法社会基础建制已经无法复原了。儒家只是临时性的文化傀儡，宗法社会已经被彻底革命掉了。
　　我们说，在一个封闭系统中的单一文化，它的理论主张什么，其实是不重要的，那只是个摧眠师的道具而已，跟一般百姓是没有关系的。重要的是通过它建立起来的一整套宗法或宗教的权力结构形成人们互相监督的体系，使人动弹不得。
　　我们来看现在的所谓儒学复兴，著名的儒棍蒋庆苏小康等主张儒教的人，在儒家内部都受到围攻。儒家认为他们丢了儒家的脸。
　　一派把儒家解释成尊守王士道的集权支持者。另一派又把儒家解释成主张民主自由的急先锋，又划分出所谓专制儒家，民主儒家，原始儒家，封闭复古儒家，开放搞活儒家等等，有某儒告诉我说：其实孔子和孟子根本不能代表儒家思想，程朱更是瞎扯淡，只有春秋大义才能代表儒家。前些天又碰到一儒，该儒为了解释文怀沙事件，研究出一套“人不风流枉儒家”的理论，宣称儒家对男女之事看得是最开的，在该儒的理论里，儒家成了性解放的代名词。这里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已经形成了类似基督教改革后的“一个上帝各自解释”的局面，宗法社会建制已经破产，没有人再来约束你必须怎么样理解。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解释权，你可以把它解释成任何你喜欢的样子，别人说你不代表儒家，你可以反问他“凭什么你就能代表”？，是的，他也不能代表。
　　这个时候的儒家，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理论信仰，你愿意认同就认同，不认同拉倒，或者把它解释成随便什么样子，没有人约束你。
　　它不再是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了，所以它消毒了，对未来中国，不再构成然胁。
　　可是在穆斯林世界里，由于没有进行充分的革命，这点是做不到的。
　　假设，伊斯兰世界来一场毛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那些阿訇毛拉拉出去批斗，各种仪式被当成封建迷信进行打倒，不服气的镇压。经过几十年后，伊斯兰信仰当然会象儒家一样再复兴，但是已经跟先前不同了。不同点在于－新的宗教领袖宣教时，他首先想到的不再是“他想让人们怎么样”，而是“人们想听什么？”，他们会象于丹一样解释《古兰经》。因为已经习惯了标新立，自我显示的年青人，如果不喜欢你的说教，干脆另换领袖，或者干脆起哄赶你下课。每个人都更相信自己的理解，而不是家长的说教和宗教神职人员的说教，年青人会想“我的才正确，你懂个屁”。
　　一种宗教，它经里讲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解释权的分配问题。如果解释权回归到每个人手里，其实任何一部经都会被解释成成千上万种理论。根本无法统一。
　　西方人天真的“信仰自由”观，无法对封闭社会的潜权力进行拆解，但是革命能，无论是外部的革命还是内部的革命。通常一种完全封闭的文化系统如伊斯兰世界内部无法产生这样的革命，即使产生也必须依靠外部动力进行推动。儒家之前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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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08:58
讲理的集权和不讲理的民主
　　习惯上人们会认为，民主国家比较讲道理，而集权国家一般不讲道理。不过仔细看下，这要看讲的是谁的“理”。
　　如果“理”是指道理（游戏规则），那么民主体制， 是一种讲理的体制，而集权是不讲理的。
　　如果“理”是指真理，则相反，集权体制，是一种讲理的体制，民主则不讲理。
　　我们看到，旦凡集权政权，它一定是有一套“真理”理论做为其核心内容的，比如一本经，或者一种主义，一本书等等，做为镇国之宝，也做为政权的合法性依据。
　　这本经，或者主义都不仅仅是一种信仰或者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里面规定什么叫“对”什么叫“错”，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等等的划分标准，离开了这本“经”，集权体制是无法解释，也无法生存的，这就是它们的理。
　　因此，集权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讲道理的体制，原则性极强。做任何事情，处理任何问题都要先翻经或者书，否则便无法确定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该不该做，不管是有神的集权还是无神的集权，它们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偶而对经上的解释还会有分歧，于是，往往集权体制都非常注重学问，豢养大批神职人员或知识分子，这些人的日常工作就是翻书和抬杠，俗称辨论，以便确定某件事情是否附合“真理”和“正义”。
　　有人说印度人人都是家，其国民素质非常高，但是这些素质什么也生产不了，中国是另外一个学问极深的国度，古往今来思想巨著浩如烟海，同样不起作用，只不过平添了一个专业抬杠的“知识分子”阶层，伊斯兰世界同样有一个规模庞大的神职人员阶层，充当解释“真理”的工作。
　　美国之所以比中国发达许多，有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政治家多，家少。
　　相对与集权的讲理来看，民主体制，实际上是非常不讲理的，它只有一个“道理”，道理不是真理，道理只是游戏规则，并没有具体原则，也没有固定结论。同样的事情，这次它可以这么干，下次它可以那么干，没什么对错，只要人们喜欢就行。这在“真理”政权是绝对不行的，那不是没有王法了吗？还有没有是非善恶呀？凡事总要有个原则，有个标准吧。遗憾的是，民主体制，实际上是没有原则和标准的，它只按现实条件下人们的愿望运做，所以民主从来不讲理。
　　民主体制和集权体制的一个最大区别就是集权体制总有一本书（或者是经，或者是主义）做为国家的基本教义，做合法性的最终解释。而民主体制从来没有这样一本固定的书，因为它的合法性依据是根据民意来解释的，不需要用一本书来解释。
　　美国是个典型的“不讲理”国家，拿联合国来说，类似联合国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欧美搞出来的游戏规则，按理说它本应该以身作则，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可美国基本不拿联合国当回事，会费它想交就交，不想交就不交，它想打谁，联合国通过就一起打，通不过它自己打，条约它想守就守，不想守就退出，管你什么有理没理，基本上，它做什么事情主要看它心情，没有什么一定的原则。想比中国这种把原则供起来当神的集权国家，动不动要在联合国框架内用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的负责任的大国，美国实在是太不讲理了。
　　我们集权国家，凡事都是要讲个原则，讲个是非的。
　　我们有教义，而美国没有教义。
　　民主体制的公民投票，不需要写一篇十几万字的论文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无比光荣正确，而又逻辑合理的，它只需要简单的告诉你，它支持谁就行了。
　　同样，候选人也不需要写论文来证明，它的主张逻辑严密，理性客观，附合真理和教义，它只需要简单的告诉人们它想怎么干就行了，无所谓对不对。
　　当然了，在对外宣传上，当然还是要找出各种理由来说明自己光荣正确乃至善良正义等等。可这只是宣传。
　　这样就造成一个误区，由于集权政治习惯了拿教义说事，经常把民主政治的这些宣传当成教义，可经常又发现，它们做事并不附合它们自己的教义，于是得到了，美国有双重标准。实际上哪是什么双重标准，根本它就没标准。它做事情主要考虑：民众的心情，利益，利害关系。至于是否附合教义和标准，它是从来不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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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0:03
　　九 无聊的民主派
　　生活在集权之下的人，愿望和看法无法表达，心情是比较压抑的,大多喜欢民主。
　　于是，大多在集权政治中，总是会产生一个民主派，奔走呼号，为
　　但是，民主派经常有一个通病，就是为了民主而民主。
　　其实人本质的目的是生活幸福，民主只是手段，民主能让人生活幸福，所以人们喜欢民主，但并非民主能解决一切问题，满足人们的一切愿望
，民主本来只是一种谈判机制，一种游戏规则。
　　台湾人说的好:民主只解决权力来源合法性的问题,并非民主了就一切万事大吉了,所以台湾的民主已经非常好了,甚至比日本都好,还不完善的是法制,而不是民主,也就是说,用什么手段和方法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是民主之后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而不是民主本身能解决问题.台湾的民主很好,但是法制还有很大问题.
　　但是经常集权体制下的人，并未真正参与过民主，并不了解民主的本性，同时又羡慕民主国家的体制，于是，经常把民主国家宣传的口号，当成民主体制本身，这样就形成了“民主基本教义派”。
　　何谓“民主基本教义派”？是指把成熟民主国家现阶段的一些基本政策和原则，当成了民主本身进行教义化处理后产生的教义化民主观点的人。
　　韩非子有个《郑人买履》的小故事，说的是有郑人要买鞋，先量好尺寸，记在心里，可是到了集上买的时候突然忘了尺寸，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只好回
　　家拿尺寸去了。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叫“异化”，当异化出“度”的时候，郑人只相信这个“度”，而不相信“本我”了。
　　“民主基本教义派”，实际上就民主的一种异化，真正的民主体制并不需要“民主基本教义派”。
　　所谓民主体制，它的核心价值是公民的一种谈判妥协机制。社会是由无数多个矛盾重重的利益阶层和群体组成的，如何能公平合理的解决人们之间的分歧呢？人们通过民主这种体制来平衡之间的利益关系，互相做出妥协达成共识。
　　美国的民主制度，其实就是独战后，一帮拿了枪的农民代表跟一帮农场主谈条件谈出来的结果，因为谁也吃不下谁，最终只能采用这样一种利益平衡互相监督的方式解决，当时没有人对这套制度满意。可是运行之后，发现还不错，于是N年以后，美国的政治家得出一个结论“最不坏的，就是最好的”。
　　当初黑人手里没有枪，所以他们是享受不到民主权力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体制的原始本质，它并不是一种道德体制，而是一种利益平衡体制，是强盗分脏的体制，而不是公民平等的体制。这并不是说它不讲平等，实际上它是非常讲平等的。你跟善良的百姓谈条件，可以玩玩牧民之术，讲讲道德正义的理论，宣称自己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于是群众一哄而散，以为真。可是强盗们不吃这一套，强盗通常都是些光棍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只讲公平，不讲道德，既然脏是大家一起抢的，那分起来一定要公正，否则会大大降低下一次合伙做贼的兴趣并很可能火拼，这是大家都不愿望看到的，这样就实现了公平。
　　如果强盗们都是道德家，互相礼让，大概这世上就不会有民主了，也不需要民主了，大家都是善人，有好东西互相让还来不及，何必要民主呢？
　　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民主逐步扩大到全民，人们发现这是一种最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谈判机制。有很多事件，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都是相反的。人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喜欢把民主解释成一种道德机制。
　　这里的重点是说：民主是一套根据人们的愿望，利益和利害关系，解决具体问题，处理具体事务的妥协机制，它可以根据具体事情得出各种妥协性方案。并没有即定的原则和教义。这跟集权思维习惯了教义式思考的人凡事要讲原则，是不同的。民主它会象变色龙一样，随环境不同随时变化调整自己。
　　当然，人类社会的形态，是一个缓慢长期变化的过程，它有长期稳定性，那么相应的，民主体制下对一些类同问题，也当然会得出经常性方案。习惯上叫：政策连续性。但这只是它的度，而不是它的本。
　　“民主基本教义派”就象那个买履的郑人一样，总是把“度”当成民主本身，天真的认为，只要民主了，那些度就会到来，比如鼓吹的“普世价值”观，这只是一种度，而不是本，它有它的适用范围，在适用范围内，它是好东西，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它就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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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0:28
　　欧美民主是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步解决并达到了公民开明社会所需要各项条件才逐步完善起来的，有些阶段是无法跨越的，有些弯路是必须要走的。比如前面所说的“文化实现”“经济实现”，
　　文化实现：需要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社会文化氛围，来满足良性民主所需要的多元制衡，且相互认可的条件，在一个完全单元封闭的文化环境下，民主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伊斯兰社会。
　　经济实现：经济实现需要一个坚实的中产阶层支持自由竞争式的经济发展，并采用各种方法避免龚断的形成，以防自由经济异变成“反自由经济”。
　　在不满足上述条件下，单纯一个民主制度，不仅不会保障人权，反而会践踏人权，成为多数暴力的合法性依据。
　　要想在不考虑条件下，实现“民主基本教义派”的理想，实际上需要的是集权，而不是民主，因为在民主下，人们不喜欢的话，随时可以推翻那些教义，那谁来保证它不被推翻？只能有一个按教义办事，而不按“民主游戏规则”办事的强权才能保证教义被不翻案，所以说，“民主基本教义派”实际上是不民主派，而是集权派，虽然他们口号喊的最响，那只是一种异化的“度”。
　　在集权社会的待转型期，社会中总是会出现一个激进的民主派，也就是“民主基本教义派”或“民主教义派”，一般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会为民请愿，针对时贬，推动社会转型。
　　这里的问题是，这个“民主教义派”的民主主张，通常是“道义冲动”而不是“利益冲动”。而现实的民主政治则是利益平衡机制，这注定了民主教义派在现实民主政治中，是没有立足之地的。
　　在集权政治中，政治和学术是一体的，学术为政治服务，为统治者编造各种理由证明合法性，但同时又反过来用学术正义干涉政治人物处理现实问题。中国的学术人物，一般会指责政治干预学术研究，但其实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集权政治和学术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学术也同样干涉政治。
　　但是，在民主政治下，学术的政治则是分开了两个不相干的工种。学术主要研究宏观的发展方面问题，并不干涉具体的政治实务处理。学术会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参考，往往在理想环境下成立，但是实现这些理想所必须采用的微观手段，则是政治家的事。因此在民主政治下，学者即不属于当权派，也不属于反对派，它们只是独立于政治之处的知识阶层。而政治家进行政策选择时，也没有必要一定要依照学术理念进行，政治家的主要工作是平衡各种利益关系，而不是研究政策的学术正义性，两者是互不干涉的两个部门。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民主政治是一种党派政治，各各党派分别做为一定阶层或集团利益代表，通过规则进行谈判，达到平衡状况。并不存在也不需要一个代表所有人根本利益的超党派的“总党”，因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取向是矛盾甚至敌对的，只能由各自代表谈判解决，你不可能同时代表两个矛盾的双方。如果真有这样的“总党”出现，那其实民主已经没有意义了，既然总党已经可以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总方向了，那再选来选去不是浪费时间吗？
　　了解了民主政治的本质，我们就会明白，“民主基本教义”派，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是个没有意义的派别，必然会被抛弃，但是在集权政治尚未结束时，他们却很有意义，集权政治除了一小撮即得利益者之外，会令所有人不爽，所以大家都反对集权，这个时候“民主教义派”激进的民主主张代表所有人的利益。可是一旦集权被推翻，人们就会民现，“民主教义派”它不代表任何具体阶层的利益，只鼓吹发达民主国家已经成熟的基本教义，而完全忽视自身的具体情况。这时就会被人们抛弃。
　　比如中国的所谓民晕人物们，激烈的鼓吹欧美的具体民主教义，把民主，人权，自由经济，民族问题，等等混在一起，一块支持，得到了很多人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它又很难具体站在某个单一利益群体的立场上说话，比如经济市场化，私有化，跟下岗职工问题是矛盾冲突的。那你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
　　人权谁都喜欢，但是，民晕们居然把人权和民族问题放在一起来谈，跑去跟藏D，疆D等团体合作，这虽然得到他们的支持，可却遭到了更多人的反对，这是不得人心的。
　　这样的后果就是，人们虽然从广义上支持民主，但是做为民主教义派的民晕们，长期处于一种“想说爱你不容易”的境地，甚至受到人们的烦感和厌恶。人们听到他们喊民主，这很好，喊人权，这也很好，可是每当人们问他们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回答，他一回答就会得罪人。这样长期民晕们只是拿着一些“教义”空喊，无法跟任何一个具体的利益群体合作，人们也对他们失去了兴趣。
　　在现实的民主政治中，一个派别你是必须跟固定的利益群体站在一起的，这样才能长久。严格的说，这些“民主基本教义派”，他们不是政治人物，也不是未来的政治派别，他们只是过渡期的产物，属于知识分子或学者人物而不是政治人物，一旦民主实现，他们就会退出舞台。由真正代表确定群体利益的代表们上台表演，他们完成了自己的史命。
　　说实话，民主教义派在中国未来政治舞台上的地位，还不如“新毛派”。现实政治下，一个党派，你的理论是否附合逻辑严密性是不重要的，关键看你能否代表一定量的利益群体，毛派代表的是民主转型期，受到资本原始积累冲击严重的社会底层穷人强烈的“平均”愿望，当然会受到大量人群的支持，这相当于泰国的“经衫军”，将来他们会代表底层利益去跟资本家谈判。
　　可喜的是，中国民间思潮正在呈现大分裂小聚合的礼坏越崩的局面。当数年前高喊“灭日屠美”的爱国愤青们，已经分裂成各种更为细化的愤青派别。
　　如，左愤，右愤，毛愤，民族愤等等，“爱盟”已经破产，门前冷落。
　　而且，现在正在呈现一种，左右同时要求民主，包括民族主义者同样拥护民主的局面，不同的时，这些派别，均拒绝于传统的早期“民晕分子”合作。
　　他们与“民主基本教义派”的区别是，他们的民主，是有具体的利益目标，代表非常具体的利益群体，不是为了民主而民主，民主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对“教义派”来说，民主就是目的，所有的理想只是几个教义。
　　所括新生的民间“新共产主义者”，同样要求民主，他们区别与官方利益集团式共产，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信仰者。
　　谁对谁错并不重要，一个多元制衡的文化环境，才是建设良性民主社会的文化基础，如果在一个单一封闭大一统式的文化环境中，失去了文化平衡气氛，就算有民主，也是恶性的。
　　这些民间思潮会通过不断的分裂组合，最终形成未来中国社会的各种利益代表和党派，而“民主基本教义派”会被挤出舞台，伊拉克大选选出的并不是西方培养多年的海归民主教义派，而是土生土长的“伊拉克”，南联盟的转型后，教义民主派迅速被暴怒的群众赶下台，因为他们只知空喊口号，习惯性的搞平衡，从不关心人们真正想要什么，他们谁也代表不了。
　　民主政治，是非常现实的利益平衡和角逐游戏，而“民主基本教义派”只是煽情的理想主义者。民主是一样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民主政治则是受到深层的文化，阶层，民族，等影响而各自不同的，不要以为有了民主，我们就成了美国，我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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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1:08
伊斯兰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这世上是没有绝对善恶的，同一件事情，你从无限多个角度去看，会看到无限多个善恶，所谓“善恶”只跟你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关。
　　但是在伊斯兰的境界里，“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谬误”，则是不共戴天，根本对立的。它一旦认准一件事情是真理，与之相对的就被认定成邪恶，并永恒的去仇视，这样形成一种极偏执的人格，而他们恒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正义的，这就跟受了鼓惑的天地会教众是一个道理，俗称中邪，基本是一种心理病态，可是却被人们当成了“信仰自由”去尊重。
　　中国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迷失了道的混蛋，就会在德上纠缠不休
　　失德而后义――迷失了德的混蛋就会在义上纠缠不休
　　失义而后礼――连义都迷失了的混蛋，就会在礼上纠缠不休。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其实根本的分歧在与对“真理”这个概念理解上的分野。中国的道家也好，古希腊的古典理性也好，虽然细节上千差万别，在是在这一根本性认识上，是没有分别的。那就是――事物的多面一体性，终极真理不可认知，没有绝对善恶。
　　黑格尔把这个表述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并不指合人们的愿望，而是指它自然有它自身的道理。
　　按照道家的表述叫做：不以善恶定是非。
　　所以，任何理性思维，它看问题总是习惯从多角度去看，它总是不断辨证的，不会形成绝对，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
　　但是，主观感性的思维习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习惯用自己的“心”也就是情绪去看问题，用直观得出结论，这样就失去了辨证性和相对性，形成片面观点。从而失去了道（辨证思维）。
　　于是，在德上苦苦求索而不得的时候，就需要设一个标志在把“德”固定下来，比如神，比如祖宗之类的东西，以证明“德”的合法性，因为除此他们没有办法说明“德”的合法性。
　　当德越搞越复杂，纠缠不清时，他们干脆凭自己的朴素“正义”感，直接把“义”定为真理。
　　连“义”也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些习惯性的教条的规矩了，这就是礼。
　　这个过程，是人的思维和智商逐步降低的过程，也是一个失去思辨能力的过程。
　　有位台湾学者说：“道家是给上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儒家是给中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墨家是给下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公允，可它也反映了一个思辨力逐渐降低的过程。
　　有一种说法是：道家是中国人的智慧，墨家是中国人的良心，儒家是一种和稀泥的东西。
　　这反映了两家的异同。儒家是个比较模糊的东西，个性不太鲜明，它讲道德，但是主要靠吹，并不主张类似穆斯林和墨家一样，用生命去捍卫自己认为的真理，搞出一些中庸，和而不同之类的东西来平衡自己，显得很虚伪。
　　儒家是这样一种东西：儒家对中国2000年的贡献是：不排斥其他文化，统统染色了以后变成自己大酱缸的一部分肢体。这种贡献能力来自于他没有逻辑性，因此不会发觉其中有很多本质矛盾根本不可调和，儒家硬是调和了！
　　儒家的罪恶在于：这个大酱缸把中国人脑子全搞坏了，还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除了小聪明，连基本的思辨能力都没了，这民族早就彻底废了。谎言漫天飞而毫不在意，只有这个民族做得到这一点。（引用）
　　脱胎于儒家的墨家看穿了儒家的虚伪，同儒家决裂。儒家虽也讲“正义”“道德”，但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要维持秩序。
　　在墨家里“正义”和“道德”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真正的目的，是墨家理想的本身。
　　墨家思想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是执着的,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君权..
　　与墨家相比,其它各家思想者更象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它们鼓吹宣传各自的主张,然而他们的主张是必须通过当时的君权或者社会的认可,通过社会”公权”的形式才能实施的.
　　墨家则不同,墨家除了是一个思想流派之外,它更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组织.有严格的律条&墨法&和组织关系.有人形容象现在的黑社会.,全盛时期组成天下闻名的”墨家军”.东征西伐.
　　墨家纪律严明,上下讲绝对服从”
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向前冲时脚跟不能后转,否则不佩做墨家门徒.
　　墨法要求墨家人犯了死罪,要按墨法处死,即使已经得到了君王的宽恕,也必须按照门内规矩处死.墨家门徒担任了国家公职人员,但仍然必须按照墨法施为,否则视为背叛,要受到门内严历报复和处罚.
　　与之相比,当时极端的法家信徒,对法家律条的权威性同样是不容质疑的,同样有记载法家门徒出于无奈违背了律条,向君王请死,在得到君王的理解和宽恕之后,仍然劝说君王处死自己,并耐心讲解”法”的严肃性和不容挑战性,在法家看来,”法”的律条是不应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动摇的.只有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才能服众,才能构建一个令出必践,强力而高效的行政主体.
　　在对自己信条的崇拜上,法墨同样是近呼偏执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法家是维护王权的,它必须在王权下去赴死,而不得私自组成一个组织,动用私刑了断,如果他这样做,就构成对法家主张的绝对权威王权的挑战,那是违背法家精神的,所以它必须劝说君王杀死自己而不是自行了断.相反,墨家是反对且根本不在呼王权的,它可以用自己门内的私刑做出判决并执行.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王权是未经公众认可的权力,它没有合法性.,不应做为社会”公权”,.但是,在古代社会,王权是被视为社会”公权力”象征的,虽然在现在来看这是一种”伪公权”,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从对”王权”的态度上看,那么墨家是反对王权,主张平等的思想.而法家则是对王权绝对孝忠的思想,它是反动的.但是事物是有两面性的.如果我们不考虑”王权”的合法性问题,暂把它视为一种唯一的社会权共权力,或者用现代的民主社会的”公共契约”后形成的社会公权力来取代王权之后,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法家显然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唯一性和权威性是孝忠的,它不会另搞一套.而墨家则只信仰自己的律条,凡是不附合自己标准的价值观均被视为非法而随意挑战,也就是说,在信仰上它是完全不遵守公共契约的,因为它认为自己的”正义’比公共契约更重要.
　　无论其内部的理论差异有多大,仅从思维结构和精神崇拜上来看,在华夏源发文化里,同伊斯兰情结最为接近的,就是墨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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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1:36
　　墨家被视为中国文化里至善和至义的象征,它有几个与众不同的特点
　　一,自组织性,它不象其它各家一样,只通过宣传鼓吹自己的学说,以期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自己搞一个组织,在内部执行自己的制度.
　　二.信仰高于社会公权.,实际上,这种情结,它不管你是伪公权的王权,还是经过公众认同的现代社会权权,只要不附合它自己认定的”真理”和”正义”,它是一概反对的.也就是说,它不管你是集权的还是民主的,它不认为政治上的政体有合法性,它只认同自己的信仰性”真理”,而不认可契约性”道理”.
　　信仰高于社会公权,真理高于道理.
　　三,强烈的律他性.
墨家的主张并不会象比如佛家一样自己用来修心养性,而是带有强烈的社会约束愿望的,主张用实际行动去改造社会.”义战”更是鲜明的表达了其主张.
　　在来源于&墨子.所染&的&当染&里,更是鲜明的提出了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等等主张,并有”选帝王”等要求.
　　我们看墨家这些特点,也刚好全部附合穆斯林的特点.
　　人家研究穆斯林（MSL）社会发现,”国家”,”政权”这些概念,在穆斯林眼里,并不具有象其它信仰里那么神圣,穆斯林并不归属于某一特定的政权和国家,而是归属于伊斯兰世界,在他们眼里,信仰是高于国家和政权的,他们常常会为了伊斯兰信仰而不理会国家和政权的差别,并把这视为”正道”.当年的墨家军于其它军队的最大区别是,,其它军队都是归属于特定政权的,无非是为了权和钱而战.而墨家军,东征西伐的目的则是为了”非攻,也就是不让别人打仗而战,是为了和平而战,结果他们成了当时最能打的人.他们最大的兴趣是推行其主张的”和平与正义”,而对自己建立一个政权和国家并没有太大兴趣,象这样只为了信仰而战的战士,估计只有伊斯兰圣战者才能相比.区别只是墨家叫”义战”,而穆斯林（MSL）叫圣战,墨家要用”义战,义兵统一天下”,而穆斯林要用”圣战,和圣战者统一天下”.
　　墨家不象其它一样只是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真正的实践派,它不需要通过社会认同和契约来推行其主张,而是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捍卫其主张.墨家有”墨辨”(理论派)和墨侠(实践派)之分,墨侠成为秦汉侠客文化的鼻祖.他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牺牲去捍卫他们自己认为的”真理”和”正道”,维护社会公道和正义.穆斯林显然也喜欢这样做,如果当时有炸药的话,墨侠们搞出自杀性袭击来是一点不奇怪的.
　　四,墨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且这种制度不需要通过国家政权认可而自己执行.
　　它们有自己严密的组织和纪律性,并有自己严密的刑罚制度不得违抗.”墨”这个字,本身也是一种古刑名,显示了墨家的刑罚特点和制度特点.这后来成为中国帮会文化的鼻祖,当然帮会早就不讲和平了,但是帮会继承了”义”字.
　　显然,墨家组织,它不接受所在国家的刑律制度和文化管理,它在内部自成系统,自成一个社会,于任何所在国形成独立的”平行社会”,伊斯兰也是这样
　　墨家由于完全不接受当时王权社会的合作,和主张个人主义道家杨朱学派一样,由春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天下两大显学,成为了被王权和儒家灭绝的最为彻底的两个古典思想流派,被儒家孟子骂为”无君无父”的禽兽,因为在它们的”平等”里,是没有儒家那种等级之分的..
　　新时代的”新墨家”学者们,提出了”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的观点.是很准确的.
　　墨家的”正义”感,并不是假的,穆斯林的也一样.
　　但是事物是有两面性的,同一件事情,针对不同问题,得出的善恶结论是不同的,你很难说它一定是善的,或者一定是恶的,需要的是平衡两者关系,而不是绝对的支持或者反对.
　　这世界除了人的感性”正义冲动”之外,还有来自”自然法则”的约束,如果你不理会,不平衡它与自然法则的关系,把自己的正义当成真理去挑战法则,则会受到法则的报复,由正义转化成邪恶.所谓物极必反,,正义失去了约束再进一步,它就是邪恶,过犹不及..
　　相对来讲,墨家思想并不聪明,智慧也不高,但是很执着.它是否对社会有益要看它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区间发生作用.
　　人越聪明对社会贡献越大是不成立的,人越聪明越成功也是不成立的,这个社会有所作为的人,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人,但一定是很执着的人.
　　来源于朴素”正义”感的良知,本身对社会是有益的,任何社会都需要这样的人,但是,如果失去了理性思辨和相对性的约束和平衡,它就会走向极端,走向它的反面而成为邪恶.
　　墨家的正义可以转化为”黑社会”的义,穆斯林（MSL）的真理可以转化为恐怖分子的”正义”.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真理”和”正义”不够信仰,相反是因为他们太信仰了,只是失去了思辨力.
　　一种”正义冲动”,如果加上太多的僵化教条,不容再质疑,不容再辨证,将会完全失去它本来的意义,就象前面说过的”郑人买履”的故事一样,由对”义”的崇尚,转化为对”度”的崇尚,教义化的”正义”,不再是正义,而只是正义的”异化”,只是一个度,而对这个”度”的崇尚完全泯灭人原发的,朴素的正义感,转化为用僵硬的教条去杀人的工具.
　　伊斯兰是一种典型的”教义化正义”,已经完全丧失了正义的本性,
　　儒家是用”仁义理智信”来杀人的,而穆斯林则是用”真理”和”正道”杀人的.
　　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至高的道德,不再去纠缠道德,因此能完成真德..
　　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低下的道德,格守道德信条纠缠不清,因而失去了真德.
　　美国不是一个道德至上的国家,相反它是一个利益至上的国家,它在宪法里注明”美国利益高于一切”.
　　但是它有一套机制在善于恶之间进行平衡,不断选择和变化以求适应不同目标和要求.
　　按照中国道家的理论,这叫:不以主观的善恶定是非,而是顺呼天道自然而为之.
　　你很难说它做的哪一件事是绝对正义或绝对邪恶的,其实它只考虑它自身的自然要求,而不过多的纠缠正义.
　　美国本身主观上是自然法则的体制,尊守”强者为王,物竞天则,优胜劣劣”的法则,不仅不去用”道德信条”约束人们互相竞争甚至斗争,去搞什么舍已为人,反而制定规则促进竞争,宣杨个人利益至上.看似不崇尚道德.但是最终它客观上做了最多有利于人类发展和道德的事,这就是上道.
　　以前有个朋友感叹说:中国的道家去了美国,墨家去了中东,而把和稀泥的儒家留在了中国.
　　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但是确有道理.
　　伊斯兰是什么?
　　它只是一种,经过教义化处理而异化之后的”伪正义””伪真理”,它是失去了道的思辨之后,形成一种孤立的,不假思索的正义性邪恶.它的真理和正义不是假的,但却是无道,无德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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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4:06
　　我们知道，这世上是没有绝对善恶的，同一件事情，你从无限多个角度去看，会看到无限多个善恶，所谓“善恶”只跟你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有关。
　　但是在伊斯兰的境界里，“正义”和“邪恶”，“真理和谬误”，则是不共戴天，根本对立的。它一旦认准一件事情是真理，与之相对的就被认定成邪恶，并永恒的去仇视，这样形成一种极偏执的人格，而他们恒认为，自己是绝对正确的，绝对正义的，这就跟受了鼓惑的天地会教众是一个道理，俗称中邪，基本是一种心理病态，可是却被人们当成了“信仰自由”去尊重。
　　中国老子说：
　　失道而后德――迷失了道的混蛋，就会在德上纠缠不休
　　失德而后义――迷失了德的混蛋就会在义上纠缠不休
　　失义而后礼――连义都迷失了的混蛋，就会在礼上纠缠不休。
　　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其实根本的分歧在与对“真理”这个概念理解上的分野。中国的道家也好，古希腊的古典理性也好，虽然细节上千差万别，在是在这一根本性认识上，是没有分别的。那就是――事物的多面一体性，终极真理不可认知，没有绝对善恶。
　　黑格尔把这个表述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这里的合理，并不指合人们的愿望，而是指它自然有它自身的道理。
　　按照道家的表述叫做：不以善恶定是非。
　　所以，任何理性思维，它看问题总是习惯从多角度去看，它总是不断辨证的，不会形成绝对，任何事物都有相对性。
　　但是，主观感性的思维习惯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他们习惯用自己的“心”也就是情绪去看问题，用直观得出结论，这样就失去了辨证性和相对性，形成片面观点。从而失去了道（辨证思维）。
　　于是，在德上苦苦求索而不得的时候，就需要设一个标志在把“德”固定下来，比如神，比如祖宗之类的东西，以证明“德”的合法性，因为除此他们没有办法说明“德”的合法性。
　　当德越搞越复杂，纠缠不清时，他们干脆凭自己的朴素“正义”感，直接把“义”定为真理。
　　连“义”也搞不清楚的时候，就只剩下一些习惯性的教条的规矩了，这就是礼。
　　这个过程，是人的思维和智商逐步降低的过程，也是一个失去思辨能力的过程。
　　有位台湾学者说：“道家是给上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儒家是给中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墨家是给下等智慧的人解易的书”。
　　这种说法虽然有失公允，可它也反映了一个思辨力逐渐降低的过程。
　　有一种说法是：道家是中国人的智慧，墨家是中国人的良心，儒家是一种和稀泥的东西。
　　这反映了两家的异同。儒家是个比较模糊的东西，个性不太鲜明，它讲道德，但是主要靠吹，并不主张类似穆斯林和墨家一样，用生命去捍卫自己认为的真理，搞出一些中庸，和而不同之类的东西来平衡自己，显得很虚伪。
　　儒家是这样一种东西：儒家对中国2000年的贡献是：不排斥其他文化，统统染色了以后变成自己大酱缸的一部分肢体。这种贡献能力来自于他没有逻辑性，因此不会发觉其中有很多本质矛盾根本不可调和，儒家硬是调和了！
　　儒家的罪恶在于：这个大酱缸把中国人脑子全搞坏了，还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除了小聪明，连基本的思辨能力都没了，这民族早就彻底废了。谎言漫天飞而毫不在意，只有这个民族做得到这一点。（引用）
　　脱胎于儒家的墨家看穿了儒家的虚伪，同儒家决裂。儒家虽也讲“正义”“道德”，但那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要维持秩序。
　　在墨家里“正义”和“道德”不再是手段而成了真正的目的，是墨家理想的本身。
　　墨家思想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是执着的,主张和平,反对战争,反对君权..
　　与墨家相比,其它各家思想者更象是知识分子和学者,它们鼓吹宣传各自的主张,然而他们的主张是必须通过当时的君权或者社会的认可,通过社会”公权”的形式才能实施的.
　　墨家则不同,墨家除了是一个思想流派之外,它更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组织.有严格的律条&墨法&和组织关系.有人形容象现在的黑社会.,全盛时期组成天下闻名的”墨家军”.东征西伐.
　　墨家纪律严明,上下讲绝对服从”
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不管前面是刀山火海,向前冲时脚跟不能后转,否则不佩做墨家门徒.
　　墨法要求墨家人犯了死罪,要按墨法处死,即使已经得到了君王的宽恕,也必须按照门内规矩处死.墨家门徒担任了国家公职人员,但仍然必须按照墨法施为,否则视为背叛,要受到门内严历报复和处罚.
　　与之相比,当时极端的法家信徒,对法家律条的权威性同样是不容质疑的,同样有记载法家门徒出于无奈违背了律条,向君王请死,在得到君王的理解和宽恕之后,仍然劝说君王处死自己,并耐心讲解”法”的严肃性和不容挑战性,在法家看来,”法”的律条是不应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动摇的.只有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才能服众,才能构建一个令出必践,强力而高效的行政主体.
　　在对自己信条的崇拜上,法墨同样是近呼偏执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法家是维护王权的,它必须在王权下去赴死,而不得私自组成一个组织,动用私刑了断,如果他这样做,就构成对法家主张的绝对权威王权的挑战,那是违背法家精神的,所以它必须劝说君王杀死自己而不是自行了断.相反,墨家是反对且根本不在呼王权的,它可以用自己门内的私刑做出判决并执行.
　　按照现代的标准来看,王权是未经公众认可的权力,它没有合法性.,不应做为社会”公权”,.但是,在古代社会,王权是被视为社会”公权力”象征的,虽然在现在来看这是一种”伪公权”,
　　如果按现在的标准,从对”王权”的态度上看,那么墨家是反对王权,主张平等的思想.而法家则是对王权绝对孝忠的思想,它是反动的.但是事物是有两面性的.如果我们不考虑”王权”的合法性问题,暂把它视为一种唯一的社会权共权力,或者用现代的民主社会的”公共契约”后形成的社会公权力来取代王权之后,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法家显然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唯一性和权威性是孝忠的,它不会另搞一套.而墨家则只信仰自己的律条,凡是不附合自己标准的价值观均被视为非法而随意挑战,也就是说,在信仰上它是完全不遵守公共契约的,因为它认为自己的”正义’比公共契约更重要.
　　无论其内部的理论差异有多大,仅从思维结构和精神崇拜上来看,在华夏源发文化里,同伊斯兰情结最为接近的,就是墨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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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2:14:51
华夏文明与中国潜实力及危机
　　20世纪90年代，随着考古学大量成果的出现和地下竹简帛书的大量出土，古史辨派已声誉扫地，梁启超、胡适所建立的先秦文化史体系完全被颠覆。现在已经到了走出迷茫、走出疑古、重光道术的新时代了(引用)。
　　什么是华夏文明?上古时期中国大地上的族群,被简单的分成,南蛮,北狄,西戎,东夷,这是他们的互称,并不存在一个单独的”汉族”,有人研究说,仅在狭小的中原地区相当于河南不到一半的地方,当时就存在三千多个方国(应该是部落),这些族群分别有不同的文化传承和血统传承,有交融也有差异.它们在现在称为中原的地区交汇,部族之间进行无休无止的兼并和屠杀,征服和被征服的战争.这迫使各族属之间,必须拼尽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以从中取胜,一种封闭隔绝的环境,会封闭人的智慧,大多数人类文明发达地区,也是争夺和拼杀最激烈的地区.于是,在中原地区孕育出了华夏文明.这个文明的形成过程中,有大量的文化和民族被灭亡,被摧毁,被重建,被发展.其中的民族关系也文化传承关系十分复杂,大概永远也不可能弄清楚,到底谁是谁的,现在有一种文化西来说和文化说的争论,个人觉得没什么意义.就算它是西来的,它也早已本土化了,就算它是本土的,它也吸收和补充了大量的外来元素,谁为主,谁为次,根本就无关紧要.
　　但是很清楚,华夏文明,它是一种多民族交融的产物,而汉民族的形成则是晚之又晚之后的事情.
　　其实华夏文明一直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分流,就是&易道阴阳&为代表的道家尚自然文化
　　,和以儒家为代表的宗法秩序文化.法家出自道家,以道家的理论为其理论依据,以客观规则为分析事物的切入点,墨家则出自儒家,以人的感情愿望为分析事物的切入点,只是墨家抛弃了儒家的等级秩序而变化成为一种平等秩序,这是其理论来源和认知的切入点.
　　有趣的是,由于脱胎于道家的法家更重视秩序,把道家的”由道生法”中的法推向了极至,因此,在现实的性格中,法家人物更愿意和同样讲秩序的儒家合做,虽然经常互相攻击漫骂,但自大一统后,中国社会始终是一个儒法并用的社会.而脱胎于儒家的墨家,脱离了儒家的等级之后,现在中墨家人物更愿意和自由浪漫的道家人物为伍.
　　当然更有其它如阴阳,纵横,名家,仙家等更多更细的分支.
　　但是,从认知切入点上来讲:主要是这两个脉胳.
　　道家视角,首先求”真”,也就是说,它首先不考虑善恶,只要是客观存在的,它就去分析.
　　儒家视角,首先求”善”,也就是说,它首先考虑这件事情是否附合人的善良愿望,而较少考虑它是否客观.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相信,道家文化的原发思考,来源于母系社会的文化遗存,可以用”母性多元”来形容它的特点.
　　而儒家文化,则来源于之后的父权社会的理论,可以用”父权一统”来形容它的特点.
　　当然这个详细的细节很难讲清楚,有些只能凭个人感觉了.
　　这里要说明的是:华夏文明,它本来就是一种多元文化,而且它不仅”多元”,而且多”源”.
　　至于’儒术独尊”后,在王权压制下,强行”和谐”之后的一统,则代表这个文明期的终结,对华夏文明来讲,一统之后更多的是对文明的破坏和歪曲,而不是建设.虽然之后的儒家政客们大量编造篡美化儒家,但只要稍知华夏文化的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今的考古发现上,都能知道,儒家这种胡编乱造的强制”和谐”是占不住脚的.中国文化中,只要思想环境稍有宽松,一定会出现”道儒之争”,,
　　著名国学家冯友兰先生曾考证出孔子年龄早于老子,后被考古证据拆穿后,不得不承认,这只是为了证明儒家的正统性随意编造出来的.
　　儒家”一统”的形成和”汉族”的形成,大约是同期的,在汉代形成.
　　我们可以说:汉民族的形成,标志着华夏文明的终结.自此之后,华夏文明已经风光不再了.
　　当初百家争鸣,各不相让,多元交融的华夏文化,早就被停滞和封存了.
　　新法家说:儒家的污染,使华夏文明丧失了血性和力量.
　　新墨家说:中国人缺的不是智慧而是良心,是儒家使中国人失去了良心.
　　新道家又说:儒家文化的奴役,使华夏人完全失去了自由和智慧.
　　谁对,谁错?
　　华夏文明的优秀之处在哪里?它有吗?
　　我觉得它有,它的优秀之处,不在于它创造了一种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又”和谐”的绝对真理.而是在于它的”多元”和它的”多源”.
　　正是这些矛盾重重,互不相让,各执一词的不同,曾构筑过华夏的辉煌.
　　道家以深邃超脱的思考去洞析自然万物之奥妙,人说孔丘眼里只是一家一国,而老子眼里则是整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不以人的感情去曲解万物的原意和自然.他们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和智慧给这个民族.
　　墨家以近于偏执的正义感企望唤醒人们的良知和善意,用勇于担当自我牺牲精神的去挑战 社会的不公.
　　法家则用它们铁血的纪律和秩序去完成民族的力量和扩张.
　　任何事物都是多面性的,利于弊共存,善于恶共生,如果你一定要去和谐它们,其实无论你怎么选都是错的.
　　举个例子说:有一种说法,南方汉人,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的经商本领是超群的.散落在世界各地经商并发达的,也主要是这些人.他们喜欢四海为家,飘洋过海,在夹隙中生存,并努力寻找赚钱的机会.著名的温州帮和潮州帮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有沙子的地方我们就能让它生财.
　　上中国历代混乱期,死亡人口数次达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在这样惨烈的动乱之后,只要给上几年和平,南方汉人就会再造一个丰衣足食,萦歌燕舞的江南.这种经济重建能力,世上除了犹太人,是没有哪个民族能够相比的,动乱之后的波黑集贸市场里的摊贩,除了犹太人就是江浙人,其实人是无法在这种竞争中立足的.
　　相比之下,北方汉人显得迟屯懒散,守土,恋家偷懒,不思进取,喜欢守着老婆孩子热坑头过小日子,不是逼不得已,轻易是不出外的,上那些飘洋过海的汉人,没有几个北方人.
　　可是网上的一个调查”如果日本人再打进来你怎么办”..北方人大多选择”跟他们拼了”,而江浙人则很多选择,它从东边打进来我就往西跑,实在不行我就跑国外去.
　　所以,人们常说,旦凡有什么事情,你看喊口号的一定多是南蛮子,可真冲上去送死的则多是北方佬.
　　当然这种说法不全面,也不准确,只是做个比喻.
举报 | 12楼 |
时间： 22:15:18
　　如果你一定要发现各自的劣根性,玩弄”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鬼把戏,硬要对其进行改造.其实你无论如何选择,如何改造,都会毁灭掉各自的特点.
　　你非要搞出什么优劣,其实优的另一面就是劣,在这方面优,在另一个方面一定是劣的.
　　谁没有劣根性?
　　中国早期的文化,早就有要疏,不要堵的智慧,叫做顺其自然,为什么一定要强行改变它呢?让它们是各自本来的样子,有什么不好?
　　简单的说,让南方人出费用,北方人去做战不是挺好的嘛.
　　一定要弄出什么标准来确定谁的理念好,谁的不好,其实不管是什么样的标准,都会毁灭文明,毁灭文化.
　　任何一种思想,都有它的适用范围,在它的适用范围内它是好的,出了范围就是坏的.
　　同理,坏的思想,只要进了它的适用范围,它就是好的.
　　华夏文明毁灭的最大凶手就是”一统”和”和谐”,这种东西让所有的文化失去了色彩,我们岂止失去了”良心”,其实我们失去了一切.
　　华夏文明,更象是一个被诅咒的文明,它被封存进了一个魔瓶,并贴上了”儒家”的封条,用无数编造的,把它弄的面目全非,不伦不类.
　　现在的中国,虽然庞大,但不过是纸老虎和病老虎,所谓”崛起”,是官方扯的一个比较纯粹的淡.,在这种胡言乱语中,谈何崛起?
　　西方有一种”中国危胁”论,我认为是一种误判,在集权制下的中国,其实不会对世界和周边国家构成危胁.因为它的力量是十分虚伪和脆弱的.真实的力量比表面看上去脆弱的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他的发明,实在是对中国体制的一个总结.在中国,无论是汉人的政权还是外来的统治者.它们的主要工作和力量必须是放在内部的.
　　中国这种集权制,内部矛盾重重,必须象走钢丝一样小心再小心的平衡的压制内部矛盾,哪有什么精力对外,它要敢对外搞,导致内部压力减小,随时有被颠履的危险.所以,历来中国统治者,除了开国初期叫嚣一下之外,不管是哪族的统治者,除了卖国,还是卖国.对外出让一点利益反正是无所谓的,又不是他们家的.不是他们不想对外,实在是没这个精力.
　　可是,中国要真民主化了,汉民族要真掘起了,那才真会对世界很多国家和民族构成实质性危胁.
　　华夏文明是一个被诅咒的文明,汉民族是一个被诅咒的民族.而民主将会是这个文明和这个民族的开瓶器.
　　一旦,这个民族拿到了自由,真正实现了掘起,在一定范围内,将不会再有约束力量.
　　华夏文明是被封存了,但并未灭绝.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