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弹之父于敏和邓稼先的保密暗语：打上了一只松鼠_绿政公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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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弹之父于敏和邓稼先的保密暗语：打上了一只松鼠
舒平、罗少华/青年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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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月9日上午，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之一的于敏院士荣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也是此次唯一获得该奖项的科学家。据新华社发布客户端消息，习近平亲自为其颁发奖励证书。       于敏被称作中国氢弹之父，但早年，他的名字却鲜为人知，被媒体称为“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表态要加快研发氢弹的速度。       当年，于敏带领科技人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核物理学家于敏获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是一个神秘人物，曾经“隐身”三十年之久，直到1988年他的名字才得以解禁。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科学家发了言。       由于保密的原因，这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著述多未公开发表，连他的妻子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不过他的杰出贡献仍有蛛丝马迹可循，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在《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中提到，“研制氢弹工作主要是于敏他们做的，方案是于敏提的，也得过大奖”。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国产的土专家一号”年轻时的于敏       日，于敏生于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今属天津市)。他父亲当时是天津的一位小职员。于敏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度过的，童年亡国奴的屈辱生活给他留下惨痛的记忆。他在天津耀华中学念高中时，以门门功课第一闻名全校。1944年，于敏考进了北大工学院机电系。但上学后于敏发现，因为是工学院，老师只是把知识告诉学生会用就行了，根本不告诉学生根源。而他却偏偏喜欢沉浸在“纯粹”的理论之中，高深的物理学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他。1946年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自己的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他在理论物理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并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赢得教授们的欣赏。1949年于敏本科毕业，考取了张宗遂先生的研究生。张先生病后，胡宁教授担负起指导之责。在两位先生的悉心教导下，1951年于敏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不久，他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这个所1950年才成立，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任副所长。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对此于敏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土专家’不足为法。科学需要开放，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大的学术气氛中，互相启发，才利于人才的成长。现在的环境已有很好的条件了。”提前进入氢弹研究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       在我国研制第一枚原子弹尚未成功时，有关部门就已做出部署，要求氢弹的理论探索先行一步。为什么提前研究氢弹?原来，原子弹和氢弹有很大差别，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威力要大得多。1960年底，钱三强找于敏谈话，让他参加氢弹原理研究，于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钱三强的组织下，以于敏等为主的一群年轻科学工作者，悄悄地开始了氢弹技术的理论探索。他的一位老同事对记者说，这次从基础研究转向氢弹研究工作，对于敏个人而言，是很大的损失。于敏生性喜欢做基础研究，当时已经很有成绩，而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重，集体性强，而且意味着他必须放弃光明的学术前途，隐姓埋名，长年奔波。       于敏开始涉足深奥的核理论研究工作。当时国内很少有人熟悉原子能理论，是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和于敏等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于敏没有出过国，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他几乎是惟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高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是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钱三强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于敏几乎从一张白纸开始，他拼命学习，拼命地汲取国外的信息，在当时遭受重重封锁的情况下，他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奋，举一反三进行理论探索。从原子弹到氢弹，按照突破原理试验的时间比较，美国人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英国四年零三个月，法国八年零六个月，前苏联四年零三个月。主要一个原因就在于计算的繁复。而我们的设备更无法可比，国内当时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并且95％的时间分配给有关原子弹的计算，只剩下5％的时间留给于敏负责的氢弹设计。穷人有穷办法，于敏记忆力惊人，他领导下的工作组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一篇又一篇的论文交到了钱三强的手里，一个又一个未知的领域被攻克。四年中，于敏、黄祖洽等科技人员提出研究成果报告69篇，对氢弹的许多基本现象和规律有了深刻的认识。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世界上引起轰动。1965年1月，毛泽东主席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远景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位。这年，于敏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9月，38岁的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赶往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抓紧计算了一批模型。但这种模型重量大、威力比低、聚变比低，不符合要求。于敏总结经验，带领科技人员又计算了一批模型，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于敏高兴地说：“我们到底牵住了‘牛鼻子’!”他当即给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为了保密，于敏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隐语：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年底，于敏开始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在氢弹原理研究中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解决了热核武器大量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并在平均场独立粒子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日8时整，空军飞行员徐克江驾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罗布泊空投区。随着指挥员“起爆!”的指令，机舱随即打开，氢弹携着降落伞从空中急速落下。弹体降到距地面两千九百多米的高度时，只听一声巨响，碧蓝的天空随即翻腾起熊熊烈火，传来滚滚的雷鸣声……红色烟尘向空中急剧翻卷，愈来愈大，火球也愈来愈红。火球上方渐渐形成了草帽状云雾，与地面卷起的尘柱形成了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距爆心投影点四百米处的钢板铸件烧化，水泥构件的表面被烙；布放在八公里以内的狗、十公里以内的兔子，当场死亡一半；七百米处的轻型坦克被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冲击波把距爆心投影点近三公里、重约五十四吨的火车吹出十八米，近四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被揭去半截，十四公里处的砖房被吹散。科技人员把爆炸当量的数据送上来了――三百三十万吨。当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新闻公报》，庄严宣告：“我国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进行了五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人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后来，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访华时，同于敏晤面，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与死神三次擦肩而过       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于敏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69年初，因奔波于北京和大西南之间，也由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过度的劳累，他的胃病日益加重。我国正在准备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于敏参加了这两次试验。当时他身体虚弱，走路都很困难，上台阶要用手帮着抬腿才能慢慢地上去。热试验前，当于敏被同事们拉着到小山冈上看火球时，已是头冒冷汗，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大家见他这样，赶紧让他就地躺下，给他喂水。过了很长时间，在同事们的看护下，他才慢慢地恢复过来。由于操劳过度和心力交瘁，于敏在工作现场几至休克。直到1971年10月，考虑到于敏的贡献和身体状况，才特许已转移到西南山区备战的妻子孙玉芹回京照顾。一天深夜，于敏感到身体很难受，就喊醒了妻子。妻子见他气喘，赶紧扶他起来。不料于敏突然休克过去，经医生抢救方转危为安。后来许多人想起来都后怕，如果那晚孙玉芹不在身边，也许他后来的一切就都不存在了。出院后，于敏顾不上身体未完全康复，又奔赴祖国西北。由于连年都处在极度疲劳之中，1973年于敏在返回北京的列车上开始便血，回到北京后被立即送进医院检查。在急诊室输液时，于敏又一次休克在病床上。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于敏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       在中国核武器发展里程中，于敏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和能源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大家的注意，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报告，并立即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邓稼先和于敏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作了深刻分析，向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与王淦昌、王大珩院士一起上书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使我国的惯性聚变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       于敏说：“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的。对此，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丧失了我们的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以保持我们的威慑力。”       于敏虽然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但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京剧。他从小就会背不少古诗词。如今，工作少了，他至少一天要拿出3个小时的时间来读他喜欢的书。这些书包括《资治通鉴》、《史记》、《汉书》、《三国志》、《三国演义》、《红楼梦》等等。隔三岔五地，他还会去看上一次从小就爱看的京剧。       《三国演义》中他喜欢这一段：“昔先帝败军于楚，当此时曹操拊手，谓天下已定，然后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是，难可逆料，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他说，这是非常好的一种品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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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于敏,最高科技奖,氢弹之父,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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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荣获了“2014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为他颁发了获奖证书并合影留念。颁奖仪式结束后，面对殊荣，于敏淡定而谦逊地说：“这个奖更应该属于我们的集体，没有同事们，我个人是难以取得今天这样成就的！”寥寥数语，尽显大家风范。
寒门之子发奋苦读
于敏1926年8月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归属天津市)一户普通人家，父亲是一位小职员，全家靠父亲的微薄收入度日。于敏自幼聪慧，深受父母喜爱，到了上学的年龄，尽管家庭生比较贫寒，父母还是想法设法筹钱将他送进了学校，希望他好好学习，将来有所作为。于敏深知学习机会来之不易，学习非常用功，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于敏读书的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年少的于敏心中常常感到透骨的疼痛，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刻苦学习、掌握本领，将来用知识救国，绝不能让日本恶魔永远在我们的家园横行霸道！”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进入高中后，于敏学习更加刻苦，门门功课第一，全校闻名。
1944年，于敏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上学不久于敏发现，由于学的是工科，老师教学的重点主要放在教学生如何实际操作上，理论知识讲的相对少些。这种状况让于敏有些苦恼，因为自已从上学起，一直喜欢理论探寻，高中开始尤其对物理学情有独钟，于是经过一番努力，两年后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开始理论物理的学习。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自内心的喜欢，让于敏在理论学习和研究方面的天赋很快展现出来，赢得老师们的欣赏，成为本专业的佼佼者。读书期间，除了认真学习专业课外，于敏还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各方面知识，常常是图书馆闭馆时最后离开的学生之一，久而久之同学们送给他一个“老夫子”的雅号。不过于敏虽然是学习上的尖子，但绝不是那种“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究，而是时时关心国家命运的热血青年。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贪腐严重，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北京（时称北平）各大学校学生经常搞抗议游行，于敏总是积极参加，并常常冲在前面，慷慨激昂的高呼口号，一次遭遇军警驱赶，对抗中连眼镜都挤掉了，他依然呼喊不止。
1949年于敏顺利完成本科学业考上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张宗遂教授，张教授后来身体欠安，于敏又在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学家胡宁教授指导下学习。经两位教授精心指导和自己的刻苦努力，1951年于敏伴随着新中国初生的朝阳以骄人的成绩毕业。不久，在两位导师的赞扬中，著名科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知道了于敏。慧眼识才的二人果断将他调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这个研究所刚成立一年，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与彭桓武任副所长，正需要有才干的年轻科研人员，从此于敏开始了自己的科研人生。
进入研究所后，于敏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每次领导交给的课题不仅能圆满完成，在一些问题上还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不乏独到之处，迅速在同期入所的年轻科研人员中脱颖而出，受到领导和前辈科学家青睐。1957年，以日本理论物理学家朝永振一郎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领域专家学者访问团来华访问，钱三强安排年轻的于敏参加了接待和学术交流。交流中于敏的专业学识与才华给朝永振一郎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日本科学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他得知于敏从未出国到西方发达国家留学时，十分惊讶。访问结束回日本后，朝永振一郎发表文章对于敏大家赞赏，称他是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
国家高层领导决定，我国开始探索、研究氢弹理论。当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还在研制中，之所以启动氢弹研制，是因为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其威力要比原子弹大得多。提前研究，就可以在原子弹研制成功后，快速研制出氢弹。
1961年1月的一天，一场大雪后的北京，银装素裹。正在忙碌的于敏，突然接到时任主管原子能工业的“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办公室通知，钱三强要找他谈话。于敏立即放下手头工作来到钱三强办公室，简单寒暄几句后，钱三强神情严肃地对他说：“我国要开始氢弹研制，经组织研究，上级批准，决定成立一个科研小组，由你任副组长，领导并参与氢弹原理研究，今天想听听你的意见！”钱三强的话让于敏有些意外，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他心里清楚，自己一直从事原子核基础理论研究，而且已经取得一定成绩，此时转向氢弹研究，等于放弃研究成果，一切从头开始，同时他也清楚，氢弹这类核武器研究，不仅任务艰巨，集体性强，还需要严格保密，长年隐姓埋名在外奔波，非常辛苦。但他更清楚国家的需要，于是毫不犹疑的表了态：“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尽全力完成好任务!”就这样，年轻的于敏踏上了氢弹研制之路。
很快，在钱三强、王淦昌、彭桓武的领导下，以于敏等为主建立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悄悄开始了氢弹技术理论研究。
研究工作几乎从零开始。当时我国面临西方国家的重重封锁，能查到的国外资料很少，国内也很少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于敏知道，唯一的办法只有靠自己努力，在艰难中不断探索。于是他拼命学习相关理论，千方百计搜集国外信息。研究工作需要大量极为复杂的计算，而当时我国只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且95%时间安排给原子弹研制的计算，面对这种现状，于敏急中生智，想了个土办法，带领全组成员，每人手拿一把计算尺人工计算，他每天废寝忘食的工作，一干就是10多个小时，常常大家下班了，他还在忙碌。同事们看他太累，纷纷劝他注意身体，可他总是微笑着回答：“为了国家需要，我个人累点没关系，不算啥！”那种急国家所急的心态溢于言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不久，一份份浸满智慧与心血的研究报告相继出炉，一个又一个未知领域被攻克，经过4年的努力，于敏和他带领的科研人员们对氢弹原理有了基本而深刻的认识，为氢弹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于敏曾经的领导、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彭桓武院士生前回忆说：“于敏研究氢弹完全是靠自己，他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有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的工作是开创性的。”
钱三强更是称“于敏的工作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氢弹爆炸震惊世界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全世界为之轰动。两个多月后，毛泽东主席听取国家计委有关问题汇报时提出：我们有了原子弹，氢弹也要快。此后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下达指示：氢弹的理论研究要放在核研究首位。不久，于敏和科研小组成员一起调到“核武器研究院理论部”，集中力量攻克氢弹。
国家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氢弹研究增加了动力，也创造了条件。1965年9月，于敏带领一支小分队抵达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利用那台每秒万次的计算机开始攻坚。当时计算机性能不是很稳定，使用时间又很宝贵，于敏便每天泡在在计算机房里，一摞摞计算数据出来后，他伏案、有时甚至趴在地上认真查看，仔细分析结果，分析不完，就带回宿舍稍事休息，继续琢磨。从0到9，这10个阿拉伯数字在很多人眼里是十分枯燥的，但在于敏眼里却像战场上奔腾的千军万马，他俨然是一位在演算纸上指挥这“千军万马”的将军，夜以继日地在浩如烟海的数字中计算、推演，寻找最佳方案，每天工作都在12个小时以上。很多时候，别人从计算结果中看不出来的东西，经他抽丝剥茧一分析，就成了重要的问题。最后几经努力，于敏终于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面的重要课题，带领团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方案出来后，于敏立即高兴地打电话向直接领导、我国核物理学家邓稼先报告，出于保密，于敏用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语言告诉邓稼先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去你那里。”邓稼先第二天赶到上海，为于敏等人庆功并解决了具体问题，然后将他们的研究方案带回北京。经各方面专家认真讨论和完善，这份方案被确定为中国氢弹研究的主攻方案。此后，中国氢弹研究势如破竹，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几个月后的日即成功进行了氢弹原理试验。
日8时，大西北罗布泊，一架载有氢弹的飞机进入预定空投区。随着指挥员一声铿锵有力的“起爆”命令，机舱打开，一颗氢弹带着降落伞跃出飞机急速下落。弹体降到距地面2900多米时，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湛蓝的天空上腾起一团熊熊燃烧的大火球……红色烟尘急剧翻卷着，越来越大，越来越红。渐渐的火球上方出现了草帽状云团，与地面卷起的尘柱汇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强烈的光辐射，将设在距离爆炸中心投影点400米处的钢板融化、700米处的轻型坦克完全破坏，车内动物全部炭化；致使分别布放在8公里内和10公里内的一批狗、兔子死亡一半；冲击波还把距爆炸中心投影点近3公里的一辆重约54吨的火车推出18米、近4公里处的半地下仓库揭去半截、约14公里处的砖房吹散……很快，爆炸当量计算出来——330万吨。当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公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国在2年8个月时间内进行了5次核试验之后，今天，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
面对氢弹爆炸成功，于敏流下热泪，这泪水既有激动又有喜悦。的确，多年来于敏为氢弹的研制成功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国核武器研制基地位于青海高原，于敏曾8上高原，6进戈壁。他高原反应强烈，每次到西北高原，早餐只能吃1两主食，午晚餐也只能勉强吃下一、二两米饭，还时不时呕吐，睡眠也非常差，常常整夜无眠，体力消耗很大，从宿舍到办公室不过百米的距离，他有时要歇好几次。即便如此，每次他都坚持工作，直到遇到的技术问题全解决后才肯离开基地。首次氢弹原理试验，为了确保完整拿到测试结果，试验前，于敏半夜顶着戈壁滩零下三、四十度的低温，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爬到高达102米的铁塔顶端，检查和校正测试项目屏蔽体的摆置……很多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说：“于敏是在用生命制造氢弹！”
我国氢弹的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纪录。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3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苏联用了4年3个月，而我国仅用了2年8个月，堪称奇迹。丹麦著名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玻尔访华和于敏会面时，对他十分钦佩，称赞于敏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是“中国氢弹之父”。西方通常习惯将科研领域中理论突破上起重大作用的人称为“某某之父”，可于敏对“中国氢弹之父”的称呼却不喜欢，他认为这种称法不科学，他不无风趣地说：“氢弹研制是一项大科学系统，需要诸多学科、各方面力量全面配合才能成功，我只是起了一定作用而已，氢弹总不能有好多个‘父亲’吧！”
氢弹爆炸成功后，于敏并没有回到自己感兴趣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而是根据国家需要，继续在中国核武器研制中探索、前行。10年动乱结束，国家科技发展迎来春天后，于敏意识到惯性约束聚变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为引起有关方面关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一定范围内作了“激光聚变热物理研究现状”的学术报告，并着手组织指导了我国核理论研究的开展；1986年初，于敏和邓稼先基于对世界核武器科学技术发展趋势的深刻研究和分析，向党中央提出了加速我国核试验的建议。后来事实证明，这项建议对我国核武器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88年，于敏和王淦昌、王大珩院士共同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加速发展我国惯性约束聚变研究，并将它列入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
几十年来，于敏在科研上成就斐然，他的贡献也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认可，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9年三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4年获求是基金杰出科学家奖。1985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987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1999年，中央军委召开大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他第一个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如今，年近9旬高龄的于敏，虽然从科研一线和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但他仍然关注着世界核武器发展的最新动向。最近他指出：现在的核武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和新的历史阶段。它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某些核大国的核战略有了根本性改变。过去是威慑性的，现在则在考虑将核武器从威慑变为实战；二是某些核大国加紧研究反导系统，并开始部署，使得核武器对它没有威慑性。防御了对方的威慑，就成为新的垄断。于敏指出：我们当初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才研制核武器，面对目前情况，如何保持我们的威慑能力，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丧失了威慑能力，我们就退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就要受到核讹诈。但我们不能搞核竞赛，不能被一些经济强国拖垮。我们要用创新的符合我国国情的方法，打破垄断，保持我们的威慑力。可谓言辞凿凿，意义深远……
于敏耄耋之年写过一首七言律诗——《抒怀》，诗曰：忆昔峥嵘岁月稠，朋辈同心方案求，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宏谋；身为一叶无轻重，众志成城镇贼酋，喜看中华振兴日，百家争鸣竞风流。
这首诗无疑是他真实情怀的写照，写出了一位科学巨匠的谦逊之心和拳拳爱国之情。面对这样一位宁静致远的老人，我们除了敬佩还是敬佩！于敏先生，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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