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游】19.又看“老战友”
&&&&&&&&&&&&&&&&&&&&&&&&&&&&&&
又看“老战友”
&&又有一年多没看望“老战友”了，真想它呀！
&昨天，我们六位地勤老兵，冒着冬日里的严寒，来到了北京最北边的昌平，来看望我们的“老战友”。
如今它过的还好吗？生活怎样？居住条件改变了吗？带着种种疑问，我们踏入了它的家门。
“老战友”的家，中国航空博物馆。
&&&&&&&&&&
里—2，毛主席坐过的专机。
&&&&&&&&&&
伊尔—14，毛主席坐过的专机。
&&&&&&&&&&&
维克斯—843，该机组被授予“英雄机组”的称号。
伊尔—18，毛主席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的飞机。
毛主席坐过的专机进入座舱收费10元
俺的“老战友”，好兄弟，歼六战机。
进入山洞展厅进行参观
&&&&&&&&&豫剧大师常香玉抗美援朝时捐献的战机，据说当时的价格是18万。
民航乘务人员的服装展示
上回来这里参观，环境还没有这样优越，看来“老战友”的居住环境的确改善了许多。
各种各样的老式战机、设备、武器、器材，应有尽有，让人目不暇接。
发动机展厅
乌雅克—17飞机&&&&
涡喷六型发动机，它的每一个零件我都抚摸过。
老式飞机展厅
战友老吴讲起飞机的历史来头头是道
“列宁”号飞机
米格—15战机，一级战斗英雄刘玉提用它击落敌机6架，击伤2架。
米格—15飞机，一级战斗英雄张积惠用这架飞机击毙美国“空中英雄”戴维斯。
&运—5运输机，周总理的骨灰曾经用它撒向了祖国的江河湖海。
&&&&&&&&&&
米格—21飞机
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驾驶的飞机，曾经令日寇飞行员闻风丧胆。
F—86飞机，抗美援朝时美军飞行员使用的主要机型。
看到了一排排整齐的战鹰，就想起了部队机场的跑道、停机坪、加油车.....
三叉戟客机&&&
战友们看到了飞机，就像回到了老部队，看到了老战友。
歼—11，它是我国制造的第三代重型歼击机。
歼—10，它是我国自行制造的，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先进战斗机。本机是日首飞时使用的原型机1001号，它的研制成功使我国进入了世界上能研制第三代战斗机的少数航空强国行列。
歼轰—7A，俗称“飞豹”，它是由603所设计、西飞公司生产的我国第一种超音速、全天候歼击轰炸机。&
俯视“轰—6”，一个庞然大物。
水陆两用飞机
看到这个塑像，外行人一定会猜出一连串的遐想，告诉您：就是当年的我们—等待战鹰返航的地勤兵。
&&&&&&&&&&&
中国航空之父—冯如
再见了！“老战友”，再见了！航空博物馆，明年我们还会来看你们的。
我的更多文章：
( 07:18:49)( 09:50:14)( 06:07:54)( 19:32:24)( 06:59:45)( 07:23:40)( 08:34:33)( 06:00:58)( 19:07:41)( 08:35:29)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　　10月25日，是志愿军抗美援朝入朝参战60周年，一项持续10年的工作也即将走向终点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实习生 郑李 发自丹东、沈阳
　　10月8日，詹琪坐火车到了成都。这是10年来他第三次去四川。三次四川之行，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寻找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18万烈士的名单。
　　詹琪是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部主任，今年60岁，专项负责抗美援朝烈士名单整理。他从2001年开始做这一工作，至今已经持续了10年。
　　两天的时间里，詹琪看着四川省民政厅的同志拟出新的文件――《四川省民政厅办公室关于核对四川省抗美援朝烈士名单的通知》，深感欣慰。志愿军烈士最多的四川省，烈士名单的核对工作相对繁重。
　　此前在8、9月，安徽、河南、山东、内蒙古、山西和湖北的民政部门，已专门派人到沈阳，送上核对过的各省份抗美援朝烈士的名单。
　　这一调查最早在2006年有了结果，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公布了准确到“个位数”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数字：18.3108万人。
　　那些长久沉睡的名字，代表一个个年轻的灵魂。他们被从各地尘封已久的档案室里找出，录入电脑，然后整齐地排列在装订好的A4打印纸上，上面盖着各地民政部门鲜红的印章。
　　他们绝大多数是志愿军人，也有小部分民工、医护人员、交通运输人员、战地记者和文化工作者等；他们大多为战死，也有部分因为冻伤、患病等原因而死。他们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死时尚不满30岁。
　　从今年开始，詹琪和同事们开始了对烈士名单、资料的最后核对工作。纪念馆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希望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完成对18万烈士资料的核对工作，最终的数字会有增减，但不会有大的波动。
　　这场持续10年的努力，正在一步步走向终点，尽管它距离战争结束，已有57年。
　　“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
　　57年前的这场惨烈的战争已经淡出社会的记忆，但18万阵亡烈士的家属，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亲人的努力。
　　10月19日下午2时，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内很空旷，稀稀落落的参观者只有二三十人。一位东北口音的女士一边对照着志愿军番号名录，一边给家人打电话，询问当初老人入朝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在50军。“到纪念馆查烈士名录的人，年年都有。”副馆长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每年有二三十人，而往年多的时候有五六十。如果算上电话问询的，人数就更多。纪念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差不多天天都能接到这种电话。
　　沈阳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了123位志愿军烈士。到这里寻找烈士名单的人，每年也不少。“18万多的烈士，每个烈士后面都有亲戚、朋友，这个群体得多大？”一位陵园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可自朝鲜战争停战至今，从纪念馆到国家有关部门，一直也没有一份完整的抗美援朝烈士统计名单。
　　其实，就为这场战争建立纪念馆而言，中国人不比美国人晚。199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40周年，也是中国和韩国建交一年后，抗美援朝纪念馆在丹东扩建开馆。而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墙建成时已经是1995年。不过，纪念墙建成时，美国官方将阵亡者的统计数字刻到墙上，共计54246人。
　　由于抗美援朝战争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多，作战地域广，战场情况十分复杂，大量阵亡的志愿军战士就地安葬，难以及时统计烈士数量与姓名，也有不少烈士因受伤后转运至医院甚至国内的途中死亡。
　　几十年来，这场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数量和姓名，都分散在军队和各地民政部门手中，缺乏完整的调查统计。仅对于烈士的数字，便有多种统计口径。诸多的学术论著、媒体报道、陈列展览，都模糊或回避了志愿军牺牲人数，数字仅仅精确到“万”。“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国家经历过一些运动，像‘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期间，关于抗美援朝的史料收集和宣传等受过很大冲击，迟迟没有走入正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各地，也没有专门的部门来做这个统计。”尹继波对南方周末记者介绍，
　　他所在的丹东纪念馆，也在中国国内时局变化中经历了几起几落。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纪念馆工作都没有开展，甚至连正常展览都没有，更无暇去做烈士统计。直到1993年纪念馆各项工作都正常起步以后，才开始着手做这件事。“都60年了，交代不过去。”詹琪感慨说。
　　“可以办，但你们得找民政部”
　　为征集名录，纪念馆早在1999年5月便已进行尝试。这年是抗美援朝出兵50周年的前一年，纪念馆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信，提出决定在馆区建立碑林，刊刻烈士名单，希望各地能把部队以及支前的工人、农民、学生、医生、司机等英烈名单，寄到纪念馆，如果是团级以上的干部有照片的，也一同寄来。
　　结果响应寥寥，只有三十多个单位回了函。
　　2000年，当时的纪念馆馆长找到詹琪，要他专门负责这一工作。最初馆长答应老詹的条件是，征集到名单就报销差旅费，征集不到，则个人承担。按老詹理解，只有把全国的志愿军烈士名录都拿到手，才算说得过去。最初他很乐观，各地烈士名单的材料都由民政部门掌握，把事情和他们说明白了，一定会得到支持。
　　利用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名义，他给县级以上的民政部门发函，“一发就是两千多封”。
　　结果，“2000年抗美援朝50周年纪念大会之后，也才收到138封。”詹琪回忆。他寻思着，纪念馆是文化系统，但不取得民政部门的支持，就完成不了这工作。
　　2001年3月，他找到丹东民政局优抚科长张铁志：“抗美援朝胜利都快50周年了，作为纪念馆，我们有义务做好烈士名单的收集工作，所以向您求助。”张铁志答应出公函，出介绍信。
　　之后，纪念馆再次向全国各市(县)民政局发函，称计划于2003年7月抗美援朝胜利50周年之际，出版《抗美援朝烈士名录》。信函上都加盖了丹东市民政局的图章。
　　但丹东市民政局的介绍信，詹琪感到出了省就不管用了。老詹找到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得到了他的支持。2001年10月，信函上除了丹东市民政局和抗美援朝纪念馆的章外，又加上了辽宁省民政厅的章。
　　辽宁省民政厅对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不仅派了辽宁省革命烈士编撰办公室的主任协助詹琪跟进，而且成立了征集核对抗美援朝烈士名单办公室。
　　2002年后，第一个响应的是志愿军烈士较多的山东省，之后，黑龙江、吉林、湖南、江苏也都及时为他们提供了烈士名录。
　　但光发函，并没办法把全国的民政系统调动起来。民政部门也有难处――一般地级市民政部门，负责优抚工作的工作人员只有1个人。赶上赈灾、发放抚恤金等工作，会极其繁忙。老詹很理解。“事儿大家都支持，但毕竟人家有自己的工作。”
　　此外，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在漫长的政治运动中遗失了档案，有的地方民政部门保存志愿军烈士的资料不完整，少得可怜。
　　詹琪碰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些地方民政部门需要“上级”指导。有地方民政部门领导对他面露难色：“这个事情很重要，应该协助你们；但我们也有困难，没有上一级批示挺困难。”有的省民政部门领导对詹琪表示，需要国家出面。“可以办，但这个事你们得找民政部。”
　　老詹除发函外，同时在各地跑。2001年，他去了辽宁、河北、山东、黑龙江、吉林、山西等省。在河北，他从地级市开始，先去承德，办完事上火车睡觉，次日到秦皇岛，晚上睡火车，接着再去沧州。“白天办事，晚上睡火车上，住宿费都省下来了。”
　　跑着跑着，老詹发现自己想简单了，“当时只报了10万元的预算”。2004年他第一次去报销时，实际费用已经有近20万元。最后在馆长帮助之下，费用都报掉了。
　　2004年，老詹去了趟天津。和天津民政局的人吃饭时，对方答应帮忙引荐国家民政部的领导，这帮了老詹的大忙。詹琪在民政部见到了优抚安置局的几位领导。事儿有民政部领导的支持就好办多了，2004年成了大丰收的一年。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抗美援朝的民间纪念
　　南方周末记者 秦轩
　　抗美援朝60周年之际，民间对抗美援朝死难者的悼念悄然升温。郑州成立了志愿军老兵之家，重庆老兵在清明节后去朝鲜举行悼念活动。而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发现民间自发悼念的人比以前多了不少。
　　“我不想让他被历史埋没。”在国家环保部工作的官员牟广丰说。3个月前，他从家里门厅上的柜橱里，取出二哥牟敦康的遗物，都是他与亲友们的往来书信。
　　牟敦康是解放军最早一批空军飞行员，毕业于东北老航校一期，1951年10月参加抗美援朝时任空军飞行大队长，战斗英雄张积惠和赵宝桐当时是他的副手。11月底大和岛战役中，他在和联合国军的交战中驾机坠入大海，参战时间只有40天。
　　至今，他和他的战鹰依然沉睡在海底，“距中朝边境线也就几十公里”。牟广丰说。他曾托人与朝鲜联系，希望过去吊唁，但是一直没有回音。
　　上世纪80年代中牟广丰搜集到这批信件，一直束之高阁，很长时间没有去处理。抗美援朝60周年临近，他和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以及丹东档案馆联系，在后者的帮助下，决定将这批泛黄的信件整理并结集出版。
　　在牟敦康和他的父亲、战友，以及女友的多封家书里，这个意气风发的单纯的年轻人，形象栩栩如生。在训练、战斗的间隙，他和亲人倾诉家事，和战友们谈论战斗、生活以及理想，用朝鲜话开玩笑，相互鼓励。字里行间，看不到他对个人牺牲的任何顾虑。
　　牟广丰并不想讨论这场战争的意义，但觉得自己的二哥是为国家而死。牟广丰说，“当时的人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么一个仗，但的确是真心实意地为国家付出，这样的感情是真实的。为国家捐躯的人，无论如何都应该被记住。”
　　据牟广丰介绍，前几年他去美国出差，被华盛顿的韩战纪念碑所震撼。“他们是如此地重视生命。”牟广丰感慨地说。
　　就在牟广丰筹划出书的同时，72岁的赵玉斌也找到丹东档案馆。两年前，他和家人自费花了1.5万元，印了一本志愿军信札，总共印1000册。
　　信札的内容都是志愿军战士与他们家庭的往来书信，以及战士们留下的照片。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赵玉斌才12岁。和很多丹东百姓一样，赵家成为安置志愿军的临时驿站，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住久了，赵家便成为战士们的丹东办事处。据赵玉斌介绍，有些战士托他们代寄书信，为家里的亲戚代购物品，甚至有个战士还托他家帮助介绍过对象。
　　不过，战后由于家庭住址变迁，他和这些穿着军装的朋友失去了联络。
　　赵玉斌对这场战争给丹东带来的灾难，记忆犹新。“美军打到鸭绿江的时候，朝鲜难民背着大包小包游过江。”赵说。他还记得美军轰炸丹东后，市区一片废墟，女人的头发挂在电线杆上。
　　“这批遗物体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丹东档案馆的研究员迟立安说，“那时候的人都很单纯，现在这种精神没有了。”
　　10月22日，沈阳志愿军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还没接到60周年纪念的通知。但记者傍晚在陵园看到，蔡正国烈士墓前放着11朵白色菊花，几串金黄色和银白色的纸元宝各一串，显然他的亲人们已经来过了。
　　虽然在电视和报纸上几乎看不到烈士家属们的活动，但在网上以抗美援朝为主题的论坛中，贴着许多寻人启事。
　　在百度贴吧的抗美援朝吧里，就有如下的帖子：我是青岛人。我的大爷也是抗美援朝牺牲的。他出生在山东省胶南县南辛庄大场村。参军后就去抗美援朝了，名字叫王永思，是32师炮兵连的……
　　还有一位31岁的辽宁网友，在帖子里写道：
　　我有一个大爷，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父亲去年病逝了，生前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到他哥哥的墓前去看一看。很遗憾，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我们做儿女的，想替父亲了却他的心愿，替父亲去看看大爷。大爷的名字叫赵守奎，黑龙江人，不知道具体安葬在哪？能找到吗？
　　60年过去，许多烈士至今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的亲人们，至今仍未放弃对亲人的寻找。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
（编辑：金小贝）
相关阅读：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观点，与今日惠州网无关。
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李兆燕：一起下乡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
当年，曾是班主席，但那是你们选的。帮助过许多同学，也得罪过一些人，其实都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上自习课可以写作业，可我经常是你们随叫随到的人，我的作业要回到家才能完成，你们理解我吗？1968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我自愿报了名，没想到你们的爸爸妈妈那么相信我，让你们也跟了我去了好几个，我真对不起那些跟了我去的同学，因为，在插队落户的最艰苦的日子里，我却老是被通知到乡里参加什么这个会那个会什么的，逃避了多少艰苦的劳动啊！我更对不起你们的是：1970年我就离开了插队的那个山村，到了县城，而你们还苦苦奋斗在那个山村，直到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一年，我们三年五班的同学终于有了一次聚会，我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深感遗憾。你们给我寄来了你们的通讯录和集体合影，在照片上我见到了我们的班主任郭连吉老师和其中一些同学的身影，但没有看到跟我一起下乡的那几个同学。一起下乡的同学们你们都好吗？我很想念你们。&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李兆燕：好想将当年落下战斗英雄的插队山村开辟成旅游点
我在去年曾写过一篇博文，题目是《在插队的偏僻山村见到全国战斗英雄张积惠》，曾经被众多网站加精转载
&&这篇博文的大致意思是1969年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的全国战斗英雄张积惠曾乘军用直升飞机降落到扎兰屯达斡尔乡的六村进行调查研究，不久这里修起了一个军用飞机场和一条通往大兴安岭博克图的国防公路。
&那年机场开通后不久，沿着公路由南向北开来了13两军用北京吉普车，这些车在孔雀沟机场逗留了大约30多分钟后继续向北开走了。据我从当时还没有撤走的机场指挥部的人那里得知，这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前来视察，当时我们不知道，走后才告诉我们的。他们此行的目的地是大兴安岭的博克图沈阳军区守备师，因为这条公路是随机场一起修建的，视察机场也是此行的目的之一。
现在，这个飞机场仍然存在，只是上面长了一层薄薄的草。
现在想来，这里依山傍水也确实是一个得天独厚的旅游胜地。
机场的轮廊依稀可见。我是2007年7月到那里拜访的。只是村里的大多数少数民族户几乎都外迁了，村子基本成了汉族村。
机场距扎兰屯的直角距离为45公里，先从扎兰屯向东到二村，再从二村向北到六村（即孔雀沟）。机场的东南点为：东经：122度51”17.73，北纬48度11”14.80；机场的西北点为：东经：122度54”06.36，北纬48度11”45.18.用谷歌地图即可看到。
我有一突发奇想：是不是可以将六村开发成一个旅游点，一是请回一些能歌善舞的达斡尔族的居民在这里为游客举行民族习俗表演，吃民俗餐，体验民俗风情；二是村边的音河水流平稳不深，可以做漂流旅游项目；三是在村边开辟骑马项目；四是这里过去少数民族有打围的习俗，可以开辟活物打靶项目；五是利用现成的飞机场开辟空中旅游项目，每飞一架次到扎兰屯上空俯瞰扎兰屯风光，这个项目一定深受欢迎。六是在附近的上坡上开辟一个滑雪场。此旅游点一旦开辟成功，当地村民的生活也会从旅游业的发展中获得收益。不知当地政府是否有此兴趣？期待此意能转达给扎兰屯有关部门做论证。因为这是我的第二故乡，太希望在扎兰屯附近能再多一个旅游景点啦！让扎兰屯这个全国4A级旅游城市再增添一个亮丽的景区。
-------------------------------
《在插队的偏僻山村见到全国战斗英雄张积惠》
那是40年前的1969年，中苏关系异常紧张，村子上空周围经常能够看到莫名其妙的信号弹，大家也不以为然。夏天的某一天，我们这些知青和往常一样拿着锄头与社员们在距村西不到一里地的田里锄地。这是距村子最近的一块地，所以这天出工的人也比往常多一些。大家有说有笑地在地里忙活着。大约在10点多钟，许多人隐约听到了天上有嗡嗡的引擎声，声音越来越近，这里的社员从来没有见过飞机，听到声音后很是惊异不解，倒是我们在城里长大的知青已经猜出十有八九是飞机的声音，于是顺着声音向东边的天空望去。只见两架军用直升飞机由远而近，向我们所在的位置飞来，大家又惊又喜，欢呼着，雀跃着，向天空挥舞着双手。飞机似乎是发现了我们，在我们的上空盘旋了两圈之后，降低了高度，竟然降落到了我们六村的前队与后村之间的空场上。
大家飞也似地向村里飞奔，待我们跑回村里到达两架飞机降落的地方，早有两名军人守候在飞机两侧，阻止了我们进一步的靠近。这时引擎声已经变小了，螺旋桨也停止了转动，从一架直升机里下来了三名岁数稍大的军人，其中一名军人开始向我们喊话：“老乡们，你们好！我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全国战斗英雄张积惠，下面请张副司令员为大家讲几句。”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我们知青都知道，张积惠是在朝鲜战场上，打下美国王牌飞机全国有名的战斗英雄，因此，鼓掌的声音格外地响。他矮胖的身体，始终面带微笑。他并没有向我们讲话，而是亲切地问我们：“这个村叫什么名字？”大家七嘴八舌地喊，叫“六村，也叫”孔雀沟”。他问：“你们这里谁是生产队长啊？”大家指着我们白音大队副大队长郭福林喊着：“他是我们生产大队的大队长。”又指着我们建国小队的队长多恩祥喊着：“这是我们的小队长。”张积惠将他们两人叫到了跟前，问：“你们是什么民族？”答：“达斡尔族。”问：“村里都有哪些民族？”答：“达斡尔、蒙、鄂温克、吉尔吉斯、满和汉共6个民族，27户人家。”生产队长指着我说：“还有一个知青点。”问：“你们知青点多少人？”我答：“11个人，是从天津72中学到这插队落户的。”张积惠一一向我们问候后，转向郭福林和多恩祥说：“这里下雨之后雨水会顺着哪个方向？.......”两位村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二十多分钟后，张积惠邀请这两位达斡尔族的村干部与张积惠一起上了一架直升飞机。一阵轰鸣之后，飞机很快升上了蓝天，从来没有见过飞机两位达斡尔民族村干部，就这样在张积惠的陪同下坐着飞机，向西北方向飞去。十五分钟后，载着两名达斡尔族村干部的直升飞机又从西南方向飞了回来，原地降落。两名村干部走下飞机欣喜地回过头瞅着这个奇怪的大家伙，然后与走下飞机的张积惠热情地握着手道别。大家鼓掌。张积惠与随行人员在大家的掌声中分别上了两架飞机。一分钟后，飞机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声音，螺旋桨越转越快，带起了地上的小草，人们用胳臂当着眼睛向后退着，两架直升飞机先后离地，迅速飞上了蓝天，一前一后向着东南方向飞去，人们抬头目送着这位将军，目不转睛地盯着两架渐渐远去的飞机，直至消失在蔚蓝色的天空里。偏僻的山村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
几天过去了，人们还在议论着，相互描述着当时的感受。六村太偏僻了，闭塞的交通使这里的人们没有见过汽车，也没有见过火车，更不用说是飞机了。对于我们这些只有在小人书才能看到战斗英雄的知青们，却奇迹般的在知青点见到了。因此，这天是六村所有村民也是我们全体知青最难忘的一天。&
这次张积惠并没有向大家说明来意，但半年以后，这里来了成千上万的民工，又过了半年，在我们村西修起了一个3000米长的简易飞机场和一条通往大兴安岭驻军的简易公路。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乔志学　郑德厚)(转载）
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
　　　　　　　　　　　　　　　　　　　& &
乔志学　郑德厚
&&&&&&&&&&&&&&&&&&
&&&&&&&&&&&&&&&&&
&&&参加北京上海抗大研究会一次“沂蒙山小调座谈会”留影
（前排左起：陈承芳、邱健、阮丹妮、王春绮；后排左起：魏宝玉、郑德厚、傅泉、乔志学、若屏）
　　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第一分校，创建于1938年冬，在敌后办学历时7年多，经过两次挺进敌后的长途“东迁”，行程5000多里，从延安到晋东南，后到山东。抗日战争胜利后，奉命北渡渤海湾，进军东北，归属总校建制。
　　随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抗大一分校应运而生。
　　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战略相持阶段全党的方针、任务。会上，毛泽东《论新阶段》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强调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并号召冲破日、伪、顽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去带领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扩大、发展和建设抗日根据地。
　　会后，党中央、中央军委就敌后创办大分校问题，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领导人进行磋商。朱德、彭德怀、左权电复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估计今后形势更加严峻，前后方交通更困难，往返需时更多，以及延安物质条件更难解决，同意抗大一部分来晋东南成立分校。”
　　在收悉八路军总部领导人的回复后，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在晋东南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12月13日，抗大召开了干部动员大会就组建分校问题进行动员。
　　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编成一分校的单位，计有抗大第五大队和第六大队，第一、三、四大队各一部分，陕北公学旬邑分校大部分，西北抗日青年训练班一部分，共计3000余人。这些单位和人员限定在1938年12月中下旬到甘泉一带集中，然后编队、动员，向晋东南挺进。
　　12月22日，抗大第五、六大队的教职学员，到达甘泉。当日，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额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也来到甘泉。罗瑞卿在一分校东迁动员大会上宣读了中央军委12月13日发布的命令：任命何长工为校长、周纯全为副校长。同时宣布了总校的命令：韦国清为训练部部长、黄欧东为政治部主任，并决定组成第一分校党务委员会，书记黄欧东、委员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刘浩天。
　　12月25日，抗大一分校在延长县召开了成立大会。
　　从12月27日起，学校用了1周的时间，在延长进行整编，欢度元旦。日从延长出发，经过艰苦的行军，于21日到达上级指定位置——屯留县故县镇，顺利完成了东迁晋东南的任务。
　　八路军总部领导到学校讲课，第一期毕业，学员喜获朱德题词。
　　1939年1月，学校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确定编制机构，任命各级干部。学校设校部、训练部、政治部，中层设处、科、室。学员编为7个教学营29个学员队。5月，奉八路军总部指示，为适应敌后战斗环境的需要，增设学员支队建制。
　　经过紧张、认真的准备。2月23日，春节刚过，在故县镇隆重举行了第一期开学典礼。身着灰棉军装的全体教职员工，在尚未播种的田野上，席地而坐，抗大校歌和抗战歌曲此起彼伏。朱德和左权在校领导的陪同下进入会场，全校同学起立，热烈鼓掌欢迎。朱德慈祥和蔼的面容，朴素干净的军装，稳健沉着的举止，给大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开学典礼由校长何长工主持。他首先代表全校师生，对朱德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在百忙当中莅临第一期开学典礼，表示衷心的敬意，并向两位首长敬礼。在典礼上，朱德作了《敌后形势和斗争》的报告，阐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勉励学员们克服困难，振奋精神，圆满完成学习任务。
　　第一期学员共2337人，其中420人是晋东南招收的部队连排干部。知识青年多是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冲破重重阻力，闯过道道封锁来参加革命的，他们到延安进抗大或陕北公学，不久即被编入抗大一分校，挺进敌后学习。他们千里跋涉，经受行军锻炼、上了战争年代的重要一课，今天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心情格外高兴。
　　1939年上半年，环境比较稳定，课程进行较为顺利。一分校到达晋东南后，对外称“第十八集团军总部随营学校”。学校与总部驻地相距很近，因此，不仅在物质供应、生活条件等方面得到总部的关怀与帮助，而且在教学工作和政治思想工作等方面也得到总部的及时指示。当时，总部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一般都通知学校派人参加。1939年5月，总部传达张闻天在延安马列学院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若干理论问题》的讲话，副校长周纯全参加了会议，会后作了传达学习，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的教学内容更加丰富。
　　从1939年4月到6月，总部领导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陆定一和北方局领导杨尚昆、朱瑞等，都曾到学校作报告或讲课。朱德担任的军事课讲授的时间最长，从4月到6月，星期六都按时到校讲授《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在讲课中，他经常回答大家提出额各种问题，联系实际，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师生们很爱听。大家亲切地称：“总司令是我们的‘老园丁’。”
　　进入六月份形势趋向紧张，敌机时来骚扰。各队增加了防空教育，带伪装上课，指定了疏散位置，遇有突袭迅速隐藏，敌机过后恢复上课。7月初，日军出动5万兵力，进犯晋东南抗日根据地，总部命令一分校从上党地区向太行山南部的壶关、平顾、长治、陵川一带转移。进入太行山南部后，学校除坚持教学训练工作外，根据总部“深入发动群众、巩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抽调数十人组成占地工作团，由干部科科长欧阳平，民运科科长罗野岗，支队政委铁坚、刘惠东，文工团主任袁成隆负责，深入屯留、壶关、长治、潞城、高平、陵川、黎城、平顺一带，组织发动请自重，建设民主政权。占地工作团还组成若干个游击小组(实际是武工队)挺进敌占区（首先是学校原驻地）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武装，组织抗日游击小组或抗日自卫队，动员民工拆桥破路，空舍清野，袭扰、打击敌人，坚定群众抗战信心，开展游击战争。
　　7月中旬，总部决定一分校对外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直属第三纵队”，又称“太南游击司令部”。任命何长工兼司令员、杨奇（总部锄奸部部长）为政治委员。9月，一分校以文工团和战地工作团组成工作队，协助太南军区黄克诚司令员，到国民党友军新五军、四十军、骑兵十四旅等部队做统一战线工作。
　　8月上旬，疯狂一时的日军“围攻”宣告破产，学校环境逐步稳定下来，住在壶关的神郊一带。学校领导根据全校工作需要，为了解决基层管理干部的不足，开办了第二期区队长训练班。学制3个月，到11月份圆满结业，学员全部留校工作。
　　在太行山区的这段时间，全校同志团结战斗，共同努力，在完成繁重的工作队任务的同时，克服困难，完成了第一期的教学任务。9月18日，在壶关县神郊大庙举行了第一期毕业典礼，毕业学员手拿印有朱德题词的“从工作中继续学习锻炼自己”的毕业证书和蓝色证章，心情格外激动。大家互相勉励，决心在新的征途上奋斗不息。
　　朱德说：希望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像老母鸡孵小鸡，孵出千万个坚强的抗日干部，为了培养干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一分校到山东敌后办学，就地培养山东部队的军政干部。命令学校留一部分人员，由何长工负责，做好迎接总校迁址晋东南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对一分校的领导作了新的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部长。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学校立即进行了组织调整，将1000余人编成了3个行军大队。全校女干部、女学员，同文工团编为宣传大队随校行动。学校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在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的率领下，准备向山东进发。
　　日，一分校东进队伍从太南驻地神郊地区出发。经过4天行军，至达群山环抱的西井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天，周纯全等学校领导前往王家峪，向总部首长汇报并请示工作。朱德在听取一分校东迁的情况汇报并询问了有关问题后，强调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连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南可威逼沪宁，北可进逼平津，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要地。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回旋余地大，但缺干部、缺子弹，这次作为见面礼，他们会很高兴地。希望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批又一批，孵出千万个坚强的抗日干部。
　　11月25日，学校全体人员离开西井镇继续东进。在兄弟部队的掩护和地方党组织及秘密交通员的有力配合下，于日到达山东沂南县孙祖乡，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迁。1940年春节过后，山东各部队选送的学员陆续报到。这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的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670名。3月初，举行开学典礼。徐向前司令员到会并讲话。他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不久，斗争相当尖锐复杂，战斗将是频繁的，环境也是很艰苦的。你们全体师生只有学会“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才能适应客观的斗争环境。办学的实践证明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十分正确。
　　学员入学前，为适应分散流动情况下的教学环境，学校对训练编队作了调整，学校直接领导大队。大队为建制训练单位，有健全的训练组织，担负重要教学任务。大队分工是：第二和第五大队培训军政干部，女生队隶属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负责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专业技术干部，并负责由参谋和营、团干部组成的参训队的训练工作。1940年2月，上级又决定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鲁西军政干校划归一分校兼管，分别改称一分校第一支校、第二支校。同时，胶东支校改称第三支校。学校担负的训练任务又加重了。
　　学校各大队在组织教学时，往往是一面警戒敌人，一面进行教学，经常是拂晓起床，打好背包行装，吃完早饭，把学员拉到村外，如无敌情就在场院或树林里上课、操练；如有敌情则区别不同情况灵活处置；或派部队警戒敌伪的流窜袭扰，掩护各队照常上课，或设法转移。学校以教学为主，武器很少，学员有多是排连战斗骨干，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主动作战。但是，在周围都是敌伪势力包围ideas情况下，学校警卫力量又很少，因此必须把全体人员组织起来，保卫学习，此间自卫性的小型战斗时有发生。同时，学校还参加了统一组织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以及开辟、巩固根据地的战斗。
　　日，学校参加了徐向前司令员指挥的孙祖战斗。当时，沂水、莒县、铜井、朱位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进犯沂蒙根据地，沿途横冲直撞，到处抢劫，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抵孙祖附近时，遭三纵第二支队的痛击。学校奉命配合作战，当即派出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侧翼截击敌人。敌为逃脱被歼命运，多次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逃窜，均被击退。这次作战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官兵190余人，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在祝捷大会上，校文工团演出了赶排的活报剧《狠狠的打》和现代京剧《治恐日症》。广大军民无不沉浸在战斗胜利地喜悦之中。
　　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多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学校的任务是在东西梦山一带活动，坚持内线战斗，配合外线主力部队打击敌人。
　　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甩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径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的东南部彩云山一带。学校决定二大队由蒙山移驻东蒙山，三大队、五大队原地休整待命。
　　11月30日拂晓，情况突然发生变化，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形成大规模合围大青山地区的态势。学校立即抢占有利地形。之后，发现山东分局、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1000多人向大青山迎面而来，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阎捷三等领导决定：学校必须迅即组织力量，扼守要地，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学校领导分析了敌情，认为西南方向敌军战斗力弱，易于对付，决定向西蒙山突围。
　　校长周纯全担负起统一指挥的重任。他命令第五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得力中队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第五大队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第三中队，分别抢占梧桐沟北和大顶山北口高地，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周纯全命令训练部副部长阎捷三负责组织突围。勇士们边冲向敌人射击，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掩护着突围人员迅速通过。
　　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遇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些同志不幸中弹倒下。再次千钧一发时刻，第五大队额第二、第三两个中队的战友向敌人主动冲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力吸引敌人火力，掩护突围。与此同时，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在阎捷三的指挥下，回身向两侧的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终于使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大青山突围虽是成功的，但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五大队的第二、三中队的学员几乎全部阵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第二中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副队长汤世惠等16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警卫分队和机关突围人员中也牺牲而来一些同志。
　　在突围后的当晚，校长周纯全派出军事教员郝云虹等，向山东分局领导汇报情况。听完汇报，黎玉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一仗发生得太突然了，伤亡太大了，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处都缺干部，一分校牺牲了那么多连排干部学员，实在令人痛心，你们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冲杀出来的，这就是胜利。没有拼死的搏斗，要从敌人围歼圈里冲杀出来时不可能的。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抗战史上一次空前壮烈的战斗！抗大一分校立下了具有独特意义的战功。”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北渡渤海，挺进鸭绿江，执行新的任务。
　　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地曙光已露出了地平线。战争形势的发展，把搞好和加强城市工作的任务提上了重要日程。这年8月，山东分局为贯彻中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一期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对象的审查。选调和毕业分配，一分校负责训练。
　　这期城市青年队的成员，是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学生最多。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高中，少数为大学，年龄多在18岁左右。男生多于女生。学员在学习期间改名换姓，不准谈真实姓名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彼此只谈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是为了适应当时工作环境的需要。城工部事先向学员进行了教育，学员对此既无怨言，也不感到意外。主要课程是党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期间，教员和队干部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与学校的其他教育融为一体，取得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效果，给这些城市青年留下了深刻印象。学员毕业后，都愉快的走上了工作岗位。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政治路线鼓舞下，一分校根据党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城青队继续开办，学员名额达到1200多人。4月2日，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学期开学典礼，这是一分校7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的开学典礼。大家心情振奋，典礼热烈隆重。校长曾国华，政委梁必业在会上讲话，要求学员为迎接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
　　9月3日，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欣喜若狂。学校在费县召开科庆祝抗战胜利地大会。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一分校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主任徐洪才率领，近期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帆船和木船，分别从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14日到达安东（今丹东）。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至此，一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敌后办学的成功，是我国军事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抗大一分校7年多的历史，是一部敌后办学的成功史。他为党培养了2.4万多名干部，不仅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积极地贡献，而且也为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一大批大智大勇，赤胆忠心的中高级干部。在一分校工作和学习，后来成长为共和国将军的有88位，其中上将5位，他们是周纯全、韦国清、杨得志、迟浩田、杨德中；中将20位，他们是曾国华、梁必业、孙继先、聂凤智、刘浩天、杜义德、张仁初、何德全、邓逸凡、田震环、朱光、许乐夫、向孝书、刘立封、张明、林虎、侯书军、徐春阳、钱抵千、高克；少将有张雄、阎捷三、欧阳平、贾若瑜、王德、裴宗澄等63名。在全国和省、市、自治区担任领导职务的有何长工、黄欧东、铁瑛、苏钢、张再旺、白介夫、官俊亭、张玉华等。还有著名的作家白刃、曲波、刘知侠；词作家沙虹；曲作家王久鸣、吴白桦；摄影家柳成行；高级记者吴化学、孔迈、阎吾、于冠西；战斗英雄张积惠、高月明等。
　　它创造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坚决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抗大一分校办校的根本，办校的方向，各级领导通过各种方式反复进行宣传，从而使全体人员不断加深对这一方针的理解，并结合斗争实际认真加以贯彻落实，才把一分校办成了颇有名气的、培养合格军队的干部学校。实践证明，这个教育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一分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抗日军政干部。当时的教育对象，既有从部队选拔的基层干部，又有奔向革命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虽有一定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经验，但缺乏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为了从根本上转变他们的世界观，学校通过政治教育，和参加各种实际的斗争锻炼，首先使其成为优秀的抗日战士，继而成为坚定地共产主义者。
　　（三培养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良好校风。学校各级领导率先垂范，常抓不懈。通过思想教育和自觉养成，把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志紧紧地团结成一个坚强集体，上下级之间、同志之间、军地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大家坚定乐观，朝气蓬勃。学校一直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革命传统，作为考验教职员工的重要标准。学校不断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要求全体人员具有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到底。一分校在大青山突围等多次战斗中，不少同志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业绩永留青史。
　　（四）建设坚强有力地各级领导班子，是办好学校的关键。建校之初，党中央、中央军委就选调了久经斗争考验，又有办学经验的同志担任学校的领导。学校也把一大批理论修养较好、领导水平较高的优秀干部配备在教学第一线和各级领导岗位上。这些同志胜任工作，以身作则，密切联系群众，成为名副其实的学习建设的带头人，深受教职员工的拥戴。
　　（五）认真执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学校要求政治教育，运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去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学校经常进行形势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引导学员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斗争中的何自己头脑中的各种问题。军事技能教育从部队需要出发，贯彻战教一致、以战教战的原则，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收到了学以致用的效果。教学中实行少而精，采用启发式的群众自我教育方法，生动活泼，卓有成效，深受欢迎。
　　（六）认真贯彻“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敌后办学指导思想。正确处理教学与战斗的关系，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学校又以战场为课堂，一方面学习战争中的新鲜经验，一方面把作战所需的各种军事技能，列为教学的重要内容。
　　（七）始终不渝地加强教员队伍建设。学校培养了一支政治坚强、教学水平较高的教员队伍。建校之初，教员奇缺。学校一方面从上级请调，一方面从全校人员中选择军政素质好的干部，设班培养。以后又从本校的毕业学员中和曾受过日本和友军军校训练的干部中陆续选调。学校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照顾，使教员处处感到温暖，更加忠诚和热爱党的教育事业。教育不辞努力，循循善诱的工作精神，受到人们的崇敬。
　　（八）政治工作坚强有力，充分体现了生命线的作用。学校十分注意各级党组织的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在战斗中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带领广大群众完成了以教育为中心的各项任务。学校注意加强政治机关的政工干部队伍的建设，在建校之初就选调优秀的同志进行培训，使政工干部队伍不断得到充实。政工干部严以律己，以身作则，深入实际，耐心疏导，富于牺牲的精神，受到人们的称赞。政治工作围绕中心任务，适时开展各种有教育意义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活动，表现了政工人员丰富的创造力。
　　（九）在完成教育任务的同时，必须担负起宣传队、工作队和战斗队的任务。这是我军宗旨和学校所处的斗争环境决定的。从全局讲，只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鱼水相依才能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从局部讲，只有把群众工作做好了，才能争得较好的办学环境。为完成战斗队的任务，学校实行军事化，随时进行战斗。在完成宣传队和工作任务方面，文工团和民工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后勤工作保证了教学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学校主要依靠根据地人民的支持，同时组织全体人员开展大生产运动，尽量减轻群众的负担。后勤人员千方百计筹措物质，以有限的财力物力，保障教育训练及各项工作得以正常进行。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这种群策群力、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战胜困难的无价之宝。
　　一分校一切成就的取得是与根据地党和群众的无私支援是分不开的。一分校的校友衷心感谢、永远怀念晋东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父老乡亲。
　　今天，研究历史的经验，目的是从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以便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业搞得更好，把军队建设得更好。
　　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作者：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
来源：山东省费县抗大中学网站(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