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上10大让人后背发冷的真实复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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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10大让人后背发冷的真实复仇事件！
卡尔.V.埃里克森埃里克森深藏怨恨50年，因他曾是更衣室恶作剧的受害者。2012年，他追踪了那位深受大家喜爱的学生运动员诺姆.约翰逊的家庭住址，于是73岁高龄的他便找上了门，敲门确认了诺姆.约翰逊的身份后，两枪将其击毙。埃里克森因此被判处终生监禁，但他还是成功复仇。2.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后，希特勒的许多集中营都被美国接管。其中一个是位于巴格利亚的达豪集中营，在美国部队发现该集中营，寸草不生，尸横遍野之后，他们决定拒绝纳粹士兵的投降，并对75名纳粹人员进行了大屠杀。3.亚隆伯尔亚隆伯尔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有一段爱恨情仇的历史，1800年当伯尔竞选总统时，汉密尔顿支持他的对手托马斯.杰斐逊，这让当时担任副总统一职的伯尔失去了当选总统的机会。伯尔因此将汉密尔顿视为死对头，并于1804年开枪杀死了他竞选总统的对手，同时这也葬送了伯尔的政治生涯。这段复仇的经历将他所拥有的一切毁于一旦。4.戴夫.卡罗尔你可能认识麦氏兄弟乐队的吉他手戴夫.卡罗尔，在他前往内布拉斯加的旅途中，行理工弄坏了他需要弹奏创作音乐的吉他。卡罗先后向许多部门投诉，希望得到吉他赔偿费用。美联航糖色给他许多借口，并拒绝赔偿任何费用。于是，卡罗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写成了三首歌，并被大家所欣赏。在这次甜美歌曲复仇之后，美联航的股价暴跌10%。5.波林.帕克和朱丽叶.休姆1954年波林.帕克和朱丽叶.休姆，这两位年轻人，在杀害帕克的母亲霍诺拉后，成为新西兰的名人。20世纪50年代，帕克和休姆成为了亲密好友，不过似乎有点太过亲密了。在两家人决定把她们分开之后，休姆家准备动身去南非定居。当霍诺拉拒绝帕克陪同休姆一家去南非时，这两个小女孩在公园中将霍诺拉重击致死。两位女孩因此被判有罪，其中一项惩罚就是终生不得与对方相见。1994年，这场谋杀案激发了彼得.杰克逊拍摄《罪孽天使》这部电影。6.詹姆斯.安斯利安斯利家族当时非常富有，并在爱尔兰享有一项受人尊敬的头衔，亚瑟.安斯利是一家之主，但是他的弟弟查理德想要夺权，所以邪恶的查理德叔叔毒死了亚瑟，并将他的儿子绑架到美洲去当契约仆人。在詹姆斯还清他的债务之后，他回到了爱尔兰，并揭发了这个丑闻，理查德身败名裂。7.皮埃尔.皮科一位20世纪名为皮埃尔.皮科的法国鞋匠，被大家公认为大仲马小说《基督山伯爵》的灵感来源。皮埃尔与一位富贵女订婚，他的朋友，卢皮昂，索拉里和肖巴尔嫉妒他的好运气，于是他们诽谤他为英国间谍，导致皮埃尔被关了7年之久。然后他从囚犯神父托里那儿得到了一大笔财产。出狱后，他精心谋划了10年，最终毒杀了索拉里，杀死了肖巴尔，然后开始了向迎娶了他前未婚妻的卢皮昂的复仇。他首先哄骗卢皮昂的女儿嫁给了一个罪犯，罪犯随后入狱。然后将卢皮昂的餐馆烧成灰烬，随后捅死了他。8.艾伦.拉尔斯凯这场复仇计划是由一圈人实施的。艾伦.拉尔斯凯因每天向数不胜数的人发送垃圾邮件而被人讨厌。然而，他并不聪明，因为一些人能追踪到他的地址，并给他发送垃圾邮件。他甚至每天都能受到100磅的垃圾邮件。最后，他因恶意操纵公司股价而在狱中服刑了51个月。9.NakamNakam又名“犹太复仇者”，由阿巴.科夫纳和联合游击组织成员组成，他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军事集团，在立陶宛活动，接受苏联的指令。大屠杀中死亡人数高达600万，这让他们既厌恶又震惊。于是这些复仇者们给身处美国战俘营的党卫军送了3000条涂满砒霜的面包，1600人吃了面包，400人因此丧生。10.科拉.克里平在克拉.克里平发现他丈夫霍利.克里平的婚外情之后，1910年她带着身价财产秘密消失。霍利医生变卖了他和科拉的财产，并与他的情人埃塞尔.妮夫一起环游美国。然而，一具骸骨被人们发现死在克里平家中的地下室中，霍利医生因谋杀罪而被判处绞刑。然而，2007年，那骸骨被检测出属于一位男性，并不是科拉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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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被称为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复仇之神？
伍子胥是楚国人，又叫伍员，他的父亲伍奢，他哥哥叫伍尚，都在楚国为官，伍子胥家在楚国是有相当势力的，世代为官，也很有名望。楚平王的太子楚建有两位老师，一个是费无忌，另一个就是伍奢。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下一任国王身边最顶级的大臣依然有伍家人。那么问题来了，太子还不是国王，而楚平王还没有老去，时光开始了他神奇的离间模式：用一个美女来瓦解父子之间的亲情。原来楚建已经婚龄，按照惯例，得去邻近之邦秦国找个老婆，搞政治联姻。本来挺好，年轻的太子和秦国的公主结婚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可是，秦国公主太美了，当费无忌看到后就决定先给楚平王受用，他吹了不少风，结果楚平王自己把这未来的儿媳给收入后宫。按说太子也没什么损失，毕竟也还只是未婚妻，何况楚平王还给他找了另一个女人。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朝着对他不利的方向发展了。首先是这个小妈很受宠，不但挤走了他亲娘的宠爱，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楚轸，未婚妻成后妈，生个弟弟和他争宠，这都不算太大的事，如果他能一直待在楚都的话。但是小人做了坏事总担心别人报复，太子建还没怎么着费无忌，费无忌先出手了。他不断地在楚平王面前说太子的坏话。坏话说多了，连楚平王都觉得可能有问题，于是一纸诏书将太子送离首都，去守卫边疆。太子被撵，伍奢也得受处分。费无忌本着坏事要做绝的原则向楚平王提了个计，那就是把伍奢抓起来，利用他当人质，让两儿子来救父亲，如果来了正好一网打尽，不来就更有借口除掉。楚平王也是昏了头，真的就拿起屠刀对准了伍家。结果正如伍奢预料地一样，厚道老实的伍尚来了，暴戾自负的伍子胥没来，于是伍子胥的父亲和哥哥就再也没有回来，伍子胥踏上了逃亡之路。经历过重重磨难之后，伍子胥终于逃到了吴国。为什么选择吴国作为最后的落脚点？个人感觉也是无奈。伍子胥到过的国家有宋国，郑国，晋国。宋国是太子建落脚地，但内乱，不宜待，郑人对伍子胥倒是挺好，但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还是到晋国去了，估计还是实力的问题。他们又晋国后，晋国让他们作内应来灭郑国，结果他们回到郑国还真想把这事给做出来，结果被人给告了，事情败露，太子建被杀，伍子胥不得不带着太子建的儿子公子胜逃跑。往哪逃？不能回楚国，秦国也不能去，齐国是楚国盟友，也只能往吴国跑了。但逃跑可不是那么简单，伍子胥昭关一夜白头就是明证，要不是碰上个讲义气的渔父，伍子胥的人生就完了。被逼无奈的他，终于到了吴国，吴王僚刚刚执政，公子光为将军。伍子胥通过公子光与吴王接上了头，开始了他的复仇人生。吴楚两国历来斗得多，谁也不服谁。因为采桑事件，两国大兵团交战。吴国派公子光前去讨伐楚国，攻破楚国的钟离、居巢凯旋而归。伍子胥劝吴王僚说:楚国可攻破，希望再派公子光去。公子光对吴王说:那伍子胥的父兄被楚王杀害，劝大王讨伐楚国是为了报私仇罢了。攻打楚国未必能攻破。伍子胥知道公子光有野心，想杀掉吴王自立为王，又不能说穿此事，于是就将专诸推荐给公子光，自己退出朝廷与太子建的儿子胜躬耕于田野。公元前516年，楚平王病死。公子轸即位称王，是为楚昭王。楚平王一死，新君即位，国政尚未稳固。此时吴王僚又派两位公子率兵袭击楚国。楚国派兵切断吴兵的后路，使吴兵不能返回。吴国国内空虚，公子光就派专诸行刺吴王僚而后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庐。阖庐继位后，志得意满，就召伍子胥赐官行人，与他共商国事。公子光的夺位成功，很大一部分得归功于伍子胥推荐的特色人才，换句话说，如果费无忌当初不整倒太子建，楚平王的下场也说不定会如此，当然这都是推测，因为历史不会倒退。率兵攻楚的两位公子，听说吴王僚被杀，公子光自立为王，干脆就率领军队投降楚国，楚国一下子得到两位公子，政治上赢尽人心，也就将舒地封给他们。阖闾即位三年，派伍子胥、伯嚭攻打楚国，夺取舒地，并捉拿了当初吴国投降的二位将军。吴军本想进兵郢都，将军孙武说:百姓太劳累了，不可进兵，暂且等待时机吧!才撤回国。公元前511年，吴国再次攻打楚国，夺取了六地和飅地。公元前509年，楚昭王派公子囊瓦率兵攻打吴国。吴国派伍员迎击，在豫章大败楚军，夺取了楚国的居巢。公元前506年，吴国攻入郢都，楚昭王出逃。吴兵攻进郢都，伍子胥寻找昭王，没找到，就掘开楚平王的坟墓，挖出尸体，抽打了三百鞭才罢休。伍子胥因功封于申，故又称申胥。后来吴王阖闾的弟弟夫概也自立为王。阖庐放弃楚国返回吴国，兄弟俩大战，结果夫概败逃楚国。“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杀之，而国卒以亡”。伍子胥因家人被杀，愤而叛国，潜伏吴国多年，最终帮助吴国攻破楚国都城，挖开楚王坟墓，完成对家族的复仇。以一人之力，将一国之君破国鞭尸，堪称中华历史上第一位复仇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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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犹太人对德国人复仇，盟军士兵视而不见
[英]基思·罗威
17:16 来源：澎湃新闻
从“犯人”到“暴民”如果说解放集中营的士兵想要对纳粹复仇，那么，被士兵解救的犯人也会有同样的想法。以色列·古特曼（Israel Gutman）曾经在马伊达内克、奥斯威辛、贡斯基兴（Gunskirchen）待过，但最终得以幸存，他写道，“在集中营生活的最后最艰难的阶段”，“复仇渴望”是让集中营犯人活下去的“希望”。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宁愿对集中营幸存者的报复行为绝口不提，同样，当时的盟军士兵也宁愿对报复行为视而不见：比起犯人经历的苦难，这些报复行为简直微不足道。他们正确地指出，比起某些民族主义者挑起的劫难，犹太人的报复行为可以忽略不计。1947年，美国军政府首长卢修斯·克莱（Lucius Clay）亲口承认：“尽管对德国人有着天然仇恨，但（犹太难民）还是很好地克制了自己，避免与德国居民发生严重事件……在我心目中，他们维护法律和秩序的表现，堪称我在德国两年多以来见证过的显著成就。”然而，尽管只有极少数犹太人沉溺于报复行为，但报复行为也许比人们通常认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绝大多数集中营幸存者似乎都目睹过某种形式的报复行为，尽管他们自己并未参与其中。首先的报复目标是集中营守卫，由于绝大多数守卫在盟军士兵抵达前就已逃之夭夭，因此，在找不到集中营守卫时，犯人就会将矛头指向那些为纳粹充当帮凶的人，即牢头。如果无法向造成自身痛苦的直接责任人复仇，犯人就会把愤怒的情绪转向其他德国人，尤其是党卫队员、德军士兵、纳粹官员，如果找不到这些人，那么找到任何德国人都行。在达豪集中营，被解放的囚犯奚落他们以前的看守。男人、女人甚至孩子，都可以从事报复行为。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特莱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被解放后，本·赫尔夫戈特（Ben Helfgott）看见两名前往莱布尼茨的犹太女孩正在用手推车袭击一名德国妇女。他劝女孩们停手，但被女孩们拒绝，直至他亲自介入。后来在营地里，他看见一群人将一名党卫队员殴打至死。数十年后，他说道：“我目睹这一切，我感到一阵恶心。我并不愤世嫉俗，但我痛恨暴民。当人们成为暴民时，他们就不再是人类。”恰斯基尔·罗森布卢姆（Chaskiel Rosenblum）同样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他没有杀死任何德国人，但这并不是在道德上有所顾忌，仅仅是因为他无能为力。然而，他知道，有一名10岁的男孩曾经目睹双亲被杀害，“于是他杀死一个又一个纳粹分子”。48平库斯·库尔涅茨（Pinkus Kurnedz）看见一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当过牢头的男人被暴民杀死，暴民当中包括目击者的朋友，他们发现这个男人藏匿在附近的村庄里。“他躲在一间谷仓里，我们把他拖了出来。小广场里有两辆俄国坦克。俄国人也来帮忙。我们确实把他活活打死了。”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附近，德军士兵的尸体被悬挂在路灯杆和大树上。少数犹太人公开讲述报复行为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很难找到那些亲口承认报复行为的犹太人，但也有少数勇敢者公开谈论自己从事的报复行为，这或者由于他们想确保历史记录尽量真实，或者由于他们仍然对报复行为无愧于心，并且相信这是正当行为。例如，1988年，一位名叫斯穆列克·贡塔兹（Szmulek Gontarz）的波兰犹太人在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录制访问片段时，承认自己和朋友曾经在解放期间报复德国人，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如此。我们都有参与。这是快乐的经历。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我未能做得更多。例如，把他们扔出火车。无论在哪里可以殴打德国人，我们都会去。在奥地利，有一次特殊经历。我们待在马厩里，那里还藏着一名德国军官。我们把他揪出来，以其道治其身：我们把他绑在树上，然后对他射击。如果你现在让我这么干，那当然不行，但在当时，这很快乐。我很喜欢。当时，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满意足了。现在我还会对你说：我很怀疑，任何人处于类似境况中，还会拒绝快意恩仇……也许只有这件事情，值得我们熬过战争，能让我们熬过战争。那种满足感真是太巨大了。阿尔佛雷德·克内勒（Alfred Knoller）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奥地利犹太人，他还记得，在英军士兵的明确批准之下，他们袭击当地农场以获得食物。有一次，在谷仓旁边的院子里的几个麻袋后面，他和朋友发现了一幅希特勒画像。在谷仓里面，他们还找到一些枪支。出于愤怒，他们捣烂了那幅希特勒画像，然后，尽管农夫及其妻子声称自己反对纳粹，他们还是射杀了那对夫妇。我知道，我们做的某些事情很不人道，但恐怕这就是我潜意识里一直想做的事情。我们想要与德国人战斗。我们并未与他们战斗，但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我们想要复仇。一直都想复仇。这绝对是报复行为。这必然会发生。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毫不内疚，似乎还找到了急需的情感宣泄。“我们对此毫不隐瞒。我们还告诉所有人。当我们返回营地时，我们感到欢欣鼓舞。”1945年4月，在米兰，法西斯主义者被游击队集体处决。最初，许多袭击事件被忽视甚至得到盟军士兵的鼓励。集中营的幸存者普遍感觉到，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他们得到自行其是的全权委托，但由于法律和秩序的存在，袭击德国人终将被禁止。例如，阿雷克·赫什（Arek Hersh）提到，“俄国人给了我们24小时，允许我们对德国人为所欲为”。哈里·施皮罗（Harry Spiro）是另一位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被解救的幸存者，他也记得，俄国人告诉他们，他们有24小时“可以为所欲为，甚至杀死德国人”。马克斯·德绍（Max Dessau）是一位在贝尔森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提到，英国人也会“给你一段时间，让你随意复仇”，但“当他们说够了，复仇就得停止”。美国人同样乐意让犯人自行其是。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Kurt Klappholz）是一位在强迫行军期间被解救的波兰犹太人，他被一名美军中尉带到一名党卫队士兵面前，那名党卫队士兵已经被美军中尉打得鼻青脸肿，“美国人含糊地告诉我，‘这就是有份折磨你的人，你可以自己讨回公道’”。这些人都没有利用别人给予的机会，但很明显，还是有许多人愿意利用这些机会。仇恨的消解与新家园的希望自然而然，随着时间流逝，绝大多数被释放犯人的情绪开始软化。当他们看见那些自封的所谓“优等民族”可怜兮兮的样子时，他们的复仇渴望也就消解了。例如，彼得·弗兰克（Peter Frank）曾经在诺德豪森被解救，战争结束时体重只剩下4英石。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消灭整个德意志民族，这样就可以避免再发生同样的惨剧”。但当别人看见他身体过于虚弱、无力独自行走而把一名德国战俘分配给他作为“坐骑”时，他的怒火似乎变成不屑，最终变成怜悯。“可以说，他被分配给我，他是我的财产。他曾经向我抱怨，战争给他带来多少不幸，但他很快就学聪明了。我想说，他是个可怜的家伙，没理由向他报复……一旦你开始面对个人，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跟你一样是受害者，你就释然了。”阿尔佛雷德·胡伯曼（Alfred Huberman）是布痕瓦尔德和雷姆斯多夫的幸存者，他也同意弗兰克的看法。“当我刚刚被解救时，我认为德国应该从地图上被完全抹去。随着时间流逝，如果我遇到一个德国人，我会跟他说什么呢？我不会说同情他，我会说请你凭良心做人。”战争最后一周，在雷马根被俘虏的德军士兵。然而，也有人的怒火无法迅速平息。他们认为，如果不对德意志民族采取认真的复仇，犹太人将永远不得安宁。有一个团体被称为“复仇者”，由前犹太游击队员阿巴·科夫纳（Abba Kovner）创立。这个团体暗杀了超过100名战争嫌疑犯，也曾经在一个关押党卫队员的监狱放置炸弹，炸死80名犯人。他们的行动哲学包括有意识地、无差别地袭击大量德国人，他们的复仇具有非人道性质，就是为了反衬犹太人在大屠杀期间遭受的非人道待遇。他们的口号是“一命抵一命”，按照团体成员加比克·塞德利斯（Gabik Sedlis）的说法，这句口号要表达的含义是“杀死600万德国人”。为了达到目的，他们策划了一次密谋，在五座德国城市的供水管道里投毒，但科夫纳本人因为试图把毒药从巴勒斯坦带回欧洲而被逮捕，这次密谋最终受挫。纽伦堡附近的俘虏收容所关押着1.5万名党卫队员，另一个后备计划就是在这1.5万人食用的面包里下毒，这个计划更加成功。至少有2000名德国犯人砷中毒，尽管我们不清楚最终死了多少人，甚至不知道有没有人因此而丧命。战争结束后，在辛齐希，栖身在地洞里的德军战俘。这些计划依赖于战后初期的混乱局面。大批难民的集体涌入，为这些复仇者提供了极好的掩护（正如难民潮为逃脱的战犯提供掩护一样），法律和秩序的严重缺失，意味着谋杀者不会被告发、不会被调查，甚至经常不会被注意到。然而，情况终究会改变，即使是“复仇者”也放弃了他们的复仇之梦，转而为将来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独立国家而斗争。或许，这能在某些方面解释为何犹太人的报复行动未能在更大范围内开展起来。在大屠杀结束之初，绝大多数幸存犹太人病弱不堪，根本无法考虑任何积极的报复行动，活下来本身就已经算是反抗行动了。更重要的是，报复行动是由那些想要恢复某种道德平衡的人来从事的。对于许多犹太人来说，也许对于多数犹太人来说，他们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决定彻底告别欧洲，逃往其他道德平衡更有保障的地区：美国、英国，最重要的是巴勒斯坦。因此，他们的报复心象征性地表现为集体离开欧洲，1945年年底，一位犹太作家解释道：我们通过轻蔑、摒弃、谴责、疏远来报复我们的敌人……只有彻底远离这些谋杀者……我们才能在本质上满足我们的复仇渴望：结束我们在欧洲的放逐之旅，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我们的家园。巴勒斯坦给了犹太人希望，他们希望在那里建立犹太国家，从此不受迫害，因为他们能够做自己的主人。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地逃出欧洲大陆，加入到犹太兄弟的队伍中，试图在以色列建立新家园。长远来说，犹太人已经对报复德国意兴阑珊，也对麻烦盟国心怀愧疚，毕竟盟国曾经让他们免于灭顶之灾。因此，复仇大任只能留给其他被纳粹迫害过的族群来完成。当然，欧洲并不缺少这种待机而动的族群。（本文摘自[英]基思·罗威《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黎英亮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7月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9 &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犹太人,纳粹,集中营,法西斯主义,以色列,巴勒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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