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上有多少个国家的宝贵的东西怎能都是国家所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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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13.23.*
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才是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最大短板
太罗嗦了吧,中国当今最大的问题是,工人下岗失业、农民有地不种。
搞市场经济不要忘了美国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不要忘了资本主义社会一次次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搞市场经济只有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才能避免经济政治双重错误。要
113.25.61.*
从改革初到如今不断涨价为哪般?
113.25.61.*
资本家剥削工人不给工人办社保![党徽][国旗][心][暴怒]
42.48.173.*
个人感觉,所有层面疑都有严重问题,如:一、干部越坏越升,而且是坏透了,相反,好官受迫害;二、封建陋习〈红白喜事〉十分盛行,最危险的是轻女重男,女孩大都B超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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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国社区-人民网根据意思写词语拿出宝贵的东西献给国家和人民或为国家、为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 )六、锦上添花.照例子完成练习.(9分) 例:(带着)学生 ( )标杆 ( )经纬仪 ( )线路 (杰出)的工程师 ( )_百度作业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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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意思写词语拿出宝贵的东西献给国家和人民或为国家、为人民做的有益的事情.(
) 六、锦上添花.照例子完成练习.(9分)
例:(带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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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下列句子重新排列成一段通顺的话.(6分)
)蒲公英终于飞到大海上看到远征的大船在与风涛浪谷搏斗它眼花缭乱起来.
1 )蒲公英的子孙撑着毛茸茸的银色小伞到大千世界游荡去了.
)它继续飞呀飞呀!
)它又飞过河流浪花挽留它它也不回头.
)它飞过大山树木挽住它的手臂它挣脱了友谊之手.
)它忽然感到自己也雄壮起来一头扎进大海再也没有开花的可能了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推荐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中国触动全球》
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推荐一本非常值得一看的好书《中国触动全球》
中国崛起,是当今时代全球瞩目的现象。中国崛起,中国奇迹,中国方式,中国道路,中国模式 ,都是和这种现象有关的名词和概念。
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张维为教授著的《中国触动全球》,的确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是对中国崛起这个现象所作的最通俗具体的解读。
作者的经历,身份,职业比较特殊,他曾去过全球106个国家,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这些亲身所见所闻,加上他独特的专业视角和视野,能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我国的改革、民主、人权、腐败、贫富差距等这些在国内外人人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敏感问题。他既有微观现象的考察,亲身经历的具体事例;又有宏观深入的思考,自己独到的观点和分析。行文流畅,幽默生动,娓娓道来,入情入理,引人入胜。
他的许多观点是在学习,工作以及和西方学者交往过程中,通过讨论,交流,甚至辩论中形成的,因而很有说服力。摘录部分内容:
第一次出国的震惊,这也是国人共同体验
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我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化的繁忙机场,波音客机不停地降落起飞,候机大厅明亮宽敞,机场商店货品琳琅满目。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驶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九点还在营业的商店。我第一次感到了什么叫服务:商店的服务员是那么友善、那么客气。曼谷的繁华使我这个来自大上海的青年学子深感不安。毕竟上个世纪30年代当上海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的时候,曼谷恐怕比中国的一个县城好不了多少。后来我还访问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日本,一个更比一个现代化,泰国还是其中最落后的。邓小平在两个月内,也先后密集地访问了这四个国家,我可以想象他老人家当时所受到的震动。这些国家的巨变,怎能不感慨万千?他后来多次说过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要比新加坡做得更好。他在日本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后说:“我明白了什么叫现代化” 。邓小平启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时间飞逝。20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十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2005年我还访问了菲律宾,我看到马尼拉的棚户区居然延绵不断,如果光从外表看,马尼拉的城市面貌,与今天北京的差距至少20年。当然北京的发展也有些太快了。整个中国的面貌已经发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变化。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20多年的时间,使得近4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二、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1)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并无恶意,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1983年访问泰国的时候,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我离开之时,他说,“请向邓小平总统问好。”而今天,中国游客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的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2007年深秋,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计程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20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当提起中国经济30年内增加了10倍以上,并且提前12年实现了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 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在海外感受中国崛起,忧喜兼有的体验
2007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讨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当。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2000年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七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去年五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中国迄今所取得的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中国崛起:不同凡响的意义
中国崛起具有不同凡响的意义,它首先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质的变化,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势头已经不可阻挡。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社会的主要变迁大都局限在上层结构。占中国社会人口大部分的农村还是处于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甚至到了1978年,我们的社会在相当程度上还是一种自然经济。农民日耕夜做,勉强糊口。工业基础已经形成,但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没有活力。1949年以前还存在的一些微薄的商品经济也给取消了,计划和票证控制了社会每一个细胞,社会流动性极低,也没有外贸和国际市场的概念。除了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外,社会节奏发展相当缓慢。中国过去的仁人志士都致力于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但现在通过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已经彻底打破了小农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格局,整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已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封闭的中世纪式的农业社会转向一个开放的工业和商业社会的过程,并几乎和西方同步地转向信息社会。工业社会、商业社会、信息社会已经成了中国今天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新的结构性的变革已经产生了对法治社会和市民文化的真正内需、产生了对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真正内需。我走过的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家。他们的情况往往和我们相反:社会底层还是一个中世纪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主导着大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这些国家的内部并没有产生对西方式民主政治的真正内需,但是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这些社会的上层结构却形成了一种后现代的西方民主政治结构,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上下结构完全脱节。社会上犯罪率不断飙升,白天上街都危险,晚上没人敢上街,但议会里却在讨论向“文明国家”学习废除死刑。老百姓为每 日的柴米油盐而挣扎,艾滋病吞噬着大量的生命,政府连把药品发到基层的能力都没有,但各种政党却忙于争权夺利,永远以民主的名义,行使部落主义、宗派主义或民粹主义之实,结果往往是国家持续动荡、政府无力整合社会、经济与民生凋敝、甚至导致内战和国家分裂。这个问题在非洲特别突出。中国结构性的变化也体现在国家财力的增强,这为我们今天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和回旋余地。你去发展中国家访问,如印度尼西亚、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日利亚、肯尼亚,你会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现象:城市街道的人行道少,马路上的路灯少,有路灯也不一定亮,不少地方的垃圾堆成山,阴沟污水四溅、但几乎没人管这些事。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疲软和财力不足。要么是经济落后,没有多少税可以收;要么是政府能力弱,税收不上来;要么是贪官污吏截流了财税收入。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干脆主要依赖有限的外援,国库空空又导致了官员和军队的极端腐败、基础设施缺乏、公共服务非常有限,甚至连邮局、医院都处在半倒闭状态。与此相反,发达国家虽然讲民 主,但中央和各级政府的税收从不马虎。以法国为例,付税日超过一天,就多收你百分之十,一点通融的余地都没有。历史学家黄仁宇说过,中国历史上,好像皇权无限,但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经济基础是无数自耕农,农业税收不到多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并不高。但过去这30年,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出现了质的飞跃。2006年,仅上海地区为本地和中央创造的财政收入就达到了4800亿元。邓小平1984年曾说,到了2000年,我们的国民收入到了1万亿美金,我们可以做这个做那个,而现在我们光是外汇储备就是1万7000多亿美金。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综合国力,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就是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比较充裕的财力使我们能够比较从容地处理各种棘手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我们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过去10年突飞猛进,就和国家财力有关,整个世界为之惊叹,我们的高速公路,10年前在世界上前30名都排不进去,但现在中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数已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还有高铁,值得大书特书)在中国,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变化,人们的心理变化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中国近代史上的变革往往局限在社会的精英阶层,大众心理则变化不大。但现在不一样,普通老百姓的每一个细胞都调动起来了,要发展、要挣钱、要自我实现,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充满了机会。当然,当一个社会处在这种快速变革的时候,也会凸显各种不安和矛盾,很像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同时,又带有青春期的风险。但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期合理性角度来看,这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我自己出去访问,很注意观察街上无所事事的人是多还是少,并以此作为判断一个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势头的重要指标。你去约翰内斯堡、去开罗、去阿尔及尔、去金边,你可以看到游手好闲的人 很多,说明这些国家失业问题严重。去孟买这个被称为“印度的上海”的大城市,你会感到无所事事的人比上海要多好几倍。仅此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孟买赶上上海,谈何容易。我20年前第一次访问瑞士,感觉到瑞士生活的快节奏,匆匆上班的人群和他们急促的脚步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时国内还比较悠哉悠哉。现在相反了,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忙碌的国家,特别在沿海城市,生活节奏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快。当然物极必反,国内现在也开始讨论放慢生活节奏的问题。这是一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国人最终也一定会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但是从一个社会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来看,生活节奏加快,确实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一点也反映在中国手机的迅速普及上。我感觉没有一个国家使用手机的人比中国多。(据统计,中国手机7亿用户,天文数字)当然这不一定是好事。欧洲很多人说,手机是一种新的公害,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一个历史发展的大角度来看,这个事实反映了中国人的横向联系前所未有的增加。法国社会学创始人之一杜尔凯姆认为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最大差别就是传统社会是纵向联系为主,现代社会是横向联系为主,因为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生活日益丰富, 一个社会就这样由传统的纵向的“机械凝聚”转为现代的横向的“有机凝聚”。一旦“有机凝聚”基本形成,现代化进程便势不可挡。这种横向联系也把中国和世界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今天的中国经济已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中国离不开这个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回想起来,当人们还普遍认为中国的开放只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时候,邓小平就反复强调:中国的开放是对全世界的,即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极富战略眼光的大思路,为中国和整个世界都创造了大量的发展机会,我2006年夏天去贫穷的科索沃访问,在一个人口只有两百来人的小镇,看到两三个商人满头大汗地从卡车上卸下中国生产的鞋子和百货产品。科索沃国家电视台的负责人对我说:没有中国产品,我们无法想象科索沃人今天将怎样生活。英国一位学者曾这样对我概括中国因素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凡是中国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尽快回避,否则你自掘坟墓。凡是中国不能大量生产的,你就要拼命生产,那才无往不胜。这种颇为夸张的说法倒是勾画出了中国崛起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大量机会和挑战。当然最好再补充一句: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机会多于挑战。在2007年中欧论坛会议上,一位欧洲学者曾问我怎么看待美国推动的世界民主国家联盟,我坦率地说:关键是没有中国的合作,这个联盟什么国际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意味着,在今天,从反恐斗争到全球环境治理,从化解朝核危机到处理伊朗核问题,从多哈一轮贸易谈判到世界金融秩序的稳定,都需要中国的合作。把中国看作敌人,只会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我还补充了一句:“中国崛起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拒绝意识形态挂帅,把所有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或者是潜在的朋友。美国难道就不能从这种智慧中得到一点启发吗?”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就极为赞赏这一点,他最近说:“如果世界所有国家、所有势力集团都能像中国这样小心谨慎,那世界就会太平一些。”这是智者之言。中国神话般的崛起,背后确实有很多智慧。中国的崛起不只是经济总量、外贸总量、外汇储备总量、国民生产总值、高速公路总里程等,而且是一种新型的发展模式及其背后的指导思想。这个模式并非十全十美,恰恰相反,它还衍生出不少问题,我们自己在国内抱怨这个、抱怨那个(其实别国老百姓抱怨不比我们少),就说明这个问题,但是与西方主导的发展模式相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非洲推行的“结构调整方案”和美国在俄罗斯推行的“休克疗法”),中国模式的效果要好得多。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崛起实际上也是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西方的软实力迄今为止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今世界的一系列严峻问题,如消除极端贫困、防止不同文明冲突、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等。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不仅使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了,而且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同时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展现了中国增长中的软实力,这一切对发展中国家会有启迪,对重新思考如何共同对付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会有帮助。
综合比较中国过去30年中出现过的不同模式选择,我的结论是:我们的“稳健改革模式”虽然问题不少,但确实比“极左”和“极右”的模式要好,也比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和苏联的“激进改革模式”要好。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通过30年的奋斗,经济迅速增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而这些统计还是建立在人民币被低估的基础上的。西方人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批评指责,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但否认中国这些成就的已经为数不多了。如果说我们大约300年前开始落后于西方,现在确实是赶上来了。
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共同之处:
首先,中国也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化导向的政府。这个政府有能力凝聚全民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共识,保证政治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并在这种环境中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开放。
其次,中国也采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积极参与了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并因此而大大提高了中国整体的经济水平和综合竞争力,当然中国还有四小龙所不可比拟的巨大的国内市场,使得中国经济也成为拉动推动亚太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火车头。
第三,中国也是高储蓄率,高投资率;
第四,中国也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第五,中国也实现了产业结构的深层次变革: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服务经济。
但中国模式也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面,这种独特性来源于中国独特的国情:(1)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总体教育水准明显低于四小龙;(2)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起飞的同时,还要完成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变;(3)中国有长期动乱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挑战要百倍于四小龙当时所面临的挑战,正因为如此,中国这30年的成就来之不易,中国模式的成功也自然格外引人注目。
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
首先,作为一个有长期动荡历史的超大型国家,中国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找到了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连续30年一个长时期、大跨度的持续发展,从而为中国走向一个真正的世界强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过去20来年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占世界脱贫的70%。如果没有中国扶贫的成绩,整个世界的扶贫事业将黯然失色。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美国人所说的恐怖主义,而是消除贫困,因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仍然生活在极其贫困的状态之中,其中8至9亿人(超过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在挨饿。就此一点,中国的经验就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
第三,实事求是,一切都要经过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慎重的制度创新。改革措施一般都先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内进行试点,成功了再推广到其他地方。这不是包医百病的办法,但确实大大减少了新措施可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也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仅抵御金融危机这一项,中国模式就值得充分肯定。2005年我曾访问印度尼西亚,危机造成的影响犹在,当地学者告诉我这场危机使印尼过去20年的发展成果付之东流。很难想象如果中国未能抵御住这场危机,将是什么后果。
第四,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改革:不是砸碎现有的不完善的制度,另起炉灶,而是尽可能利用现有不完善的体制来运作,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改革这个体制本身,使之转化,为现代化服务。这种做法比较接近英国历史上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人相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的相对稳定性,提倡埃德蒙·伯克所说的“有保留的改革”,并坚持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如果要有生命力,就应该主要从自己的传统中逐渐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某种纯而又纯的理想模式而来。
第五,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中国改革开放大致展现了一个清晰的格局: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为主,后政治改革。这种做法的好处是,第一阶段的改革为第二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条件。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续渐进、分轻重缓急,最后通过逐步积累而完成。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务实有效的成功之路,对中国的政治改革也有启迪。
第六,以开放的态度,有选择地学习别人的一切长处,但以我为主,绝不盲从。
中国模式也衍生出不少问题,有的还相当严峻,我们非认真解决不可。例如,我们的政府干预过多,造成某些市场的发育不足;我们政治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行业垄断和寻租腐败;我们的贫富差距问题、生态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广泛不满。但是只要我们头脑清醒、意志坚定、集思广益,这些问题都能找到解决的办法,甚至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步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的机遇。实际上,把危机转化为机遇也一直是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特点,而过去30年所取得的成绩也为解决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经验智慧。
有人认为只有靠西方的民主制度,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实际上,这是一厢情愿。发展中国家采用苏联模式的没有成功,采用西方模式的也鲜有成功,这是我走访100多个国家后得出的结论。以反腐败为例,从研究腐败问题的最权威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的历年报告来看,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来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如印度、菲律宾、泰国、孟加拉、印度尼西亚、阿根廷、乌克兰、俄罗斯等这些与中国相对可比的国家,腐败程度居然都比中国严重,更不要说腐败到骨子里的很多非洲的所谓民主国家了。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在经济落后的国家,腐败分子几乎都可以打着民主的旗帜,通过贿选或民粹主义易如反掌地获得实权,为自己的腐败找到合法的保护伞。
而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的转型国家,剧烈的政治转型导致了一段时间内政府的全面瘫痪,结果腐败就一发而不可收。亚洲“四小龙”中,韩国和台湾在经济发展起来之后,也采用了西方的民主模式,但腐败问题却有增无减,其中原因值得深思。最近李明博、马英九上台执政,是否能够扭转这种颓势,还需观察。相比之下,倒是没有采用西方民主模式的新加坡和香港成为亚洲反腐败最成功的地方,他们的办法就是建立法治社会,构建令腐败分遇到过的问题,欧洲历史上也都遇到过。在欧洲工业革命时子望而生畏的反腐机制,其经验值得中国认真借鉴。我们今天期,贫富差距之大,社会公正之少,腐败之严重,令人发指。但是与今天的中国相比,这些国家却可以容易地“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如英国可以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把失业者送到非洲,把异教徒送到美洲,还能自己制订世界政治和经济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其贫富差距大于今天的中国几十倍也没什么问题,因为上千万黑人奴隶和华人“苦力”都是合法的。而中国今天则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化解所有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和难题。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时,其本土人口只有1000万人,少于今天的上海。法国19世纪工业革命时,人口也只有2000多万,而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进行这样一场大规模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在自己境内消化所有的问题,没有向外扩张,而是给大部分国人和大部分国家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还使中国成了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成功及其模式的意义非同寻常。中国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牺牲,闯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广阔前景。有这样的精神财富和物质积累,我们可以从容自信地应对各种挑战。历史上的工业革命虽然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大都解决了,这些问题也不妨碍工业革命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工业革命前欧洲国家人均寿命不到30岁,以后就逐步增高,直至现在的近80岁。但是回想起来,当初这些国家如果因为各种社会问题,过不了工业革命这个坎,他们就不可能达到今天发达国家的地位。中国现在就在过这个坎,不过就会功亏一篑。回想一下,邓小平当年反复讲:改革开放一百年不动摇,就是因为他预料到了在中国走向富强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邓小平认为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克服这些困难、一定要过这个坎,只有这样,中国才有伟大的未来。这是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国际视野,历史会证明邓小平的选择是正确的,中国的选择是正确的。
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许多具体做法不一定具有普遍意义,但这些做法背后的思想,特别是“实事求是”、“和谐中道”、“循序渐进”等,则可能有相当的普遍意义。沿着这样的思路,中国应该能够沉着地应对,并最终有效地处理和解决自己所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这些思想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的政治软实力。
过去30年中,中国人总体生活水准提高的速度堪称世界之最:中国有结婚三大件的说法,70年代末还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80年代已经是冰箱、彩电、洗衣机了;90年代则成了空调、音响、录像机;而到了今天已经是房子、车子、票子。现在年轻人结婚,房子成了结婚的“起步价”,网上在线调查的问题是“你会和一个没有房子的男友结婚吗?” 这个在中国看似很自然的问题,实际上已是世界上最高的物质要求之一了。瑞士和法国都属于世界上高度发达的国家,但瑞士自己拥有房产的人2006年才达到总人口的36%,法国高些,达到55%,都大大低于中国,但满意度最差的是中国。瑞士大部分人租房,法国也有大量的人租房,年轻人结婚绝大多数都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一辈子没有买房子的,也大有人在。他们中一些是由于种种原因不想买房子,如不愿意背上债务、崇尚自由迁徙等,但也有很多人,确实是资金不够,置业对很多人仍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梦。中国住房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得靠住房的梯级消费,在推动廉租房建设的同时,尽快建立完善的租房制度和措施,这方面国际社会有很多成熟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先租房,待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再买房,这是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做法。
  世界研究腐败问题最权威的00组织《透明国际》把中国的腐败地位放在150多个国家中排名的70至80位左右,也就是居中的地位:芬兰 新加坡 香港 中国 印度 俄罗斯 菲律宾 乌克兰 肯尼亚,分别的名次为:(2004年): 1 ;5 ;16; 71; 91; 95 ;104; 122; 129。(2005年) 3; 5; 15; 78; 90 ;128;124; 107; 144。(资料来源:《透明国际》网站)
这种地位并不光荣,肯定不能令国人自豪,但确实也不是天要塌下,国将不国的局面。中国人应该做得更好。表中所列的国家和地区我都去过,这个排列与我自己的实地观察的结果也相当接近。我自己采用了一个自认为颇为独特的视角,我观察一个地方的出租车管理。在乌克兰、在俄罗斯,这些都是尝试了西方式民主化的国家,出租车基本上由黑社会控制,你可以判断这些国家的腐败程度一定可怕。往往你一出机场,好几个大汉子就围上来,要你坐他的车,开出一个比你期望高两倍的价,你找机场的出租车管理处,他会告诉你,就是这个价。你没辙。只能找个看上去面善一点的司机,车上要么没有计价器,要么有了也不用。实际上这还算不错,基本没有黑车抢劫的问题,把你安全地送到了旅馆,多付一点钱也就算了。非洲就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破破烂烂的车居多,各种各样招牌的出租车,都没有计程器。非洲的 犯罪率太高,黑车抢劫的事情频繁。这种情况说明政府和警察缺少基本的治理能力,腐败已经瘫痪了政府和市场的基本功能。在这种地方,一般都是先通过熟人找车,或者找一两个确实有口碑的公司,这一般也只有在相对发展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如南非和肯尼亚等国家的大城市。你到印度这样的国家,新德里的计程车上倒是有计价器,但很少用,司机随口给你报个价,你希望他用计价器,他就说,那么,你还要加上空调费、行李费等等。这颇像印度的政治现实,名义上的法律制度和实际执行情况差距颇大。这也多少反映了市场规范缺位、政府管理乏力、寻租行为泛滥。坦率地说,从这些国家回来再坐上海的出租车,你就知道这是一种奢侈了。当然你去新加坡坐计程车,服务就更加规范。如果说世界上的腐败状况可以分成低 、中、高三个水平的话,我觉得中国的腐败大致处在中级。高腐败是个什么概念呢?这是一种瘫痪型的腐败,没有钱开路,什么都办不成。这在一些非洲国家尤为突出:你要办出生证吗?拿钱来。办身份证吗?拿钱来。办护照吗?拿钱来。你要见部长吗?拿钱来。你要见总统吗? 拿钱来。交通警察也很容易给摆平,任何超载,一塞钱就摆平了。你要办驾驶执照吗?驾驶学校先敲你一笔,驾驶教员也敲你一笔,考官再敲你一笔,最后你去取执照时,政府办证部门再敲你一笔。西方非政府组织捐来的二手衣服,负责官员的夫人先挑选,把好的拿走,然后再放到亲戚开的二手店去卖。我曾去斯威士兰看过一个药店,我问有阿司匹林么?店员说给店长拿走了,实际上他拿去贩卖了。中国模式和它所代表的价值观与软实力,也会对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我们的世界更加和谐,也为了我们自己的碧水、蓝天、白云和好心情,我们应该抓住这个机遇,变被动为主动,义无反顾地走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之路,并最终以一个环保大国和强国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从欧洲到美国,从南斯拉夫到东欧、到印度,无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所见所闻,都会联想到自己的国家,并因此而获得某种感悟和认知。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了解我们的外部世界,我们要了解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特征,了解欧洲今天的现状,了解印度的真实面貌,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崩溃的,了解东欧国家的风风雨雨。总之,了解别人能使我们的崛起变得更加自信、理性和精彩。
这本书只能摘录小部分,值得大家一读。中国崛起,是华夏民族千年的理想,万年的梦想。走自己的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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