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范儿法国的那些樱桃时节法国王室谱系表蒙田笛卡儿莫里哀吕利与拉莫弗拉戈纳尔玛德琳娜与马卡龙德拉克洛瓦柏辽兹库尔贝波德莱尔马奈爱马仕塞尚魏尔仑弗雷兰波普鲁斯特印象派香奈儿杜尚阿尔托萨特贝克特德·波伏瓦尤涅斯库加缪琵雅芙莫罗甘斯布让—吕克·戈达尔碧姬·芭铎勒克莱齐奥小王子法国美食波尔多葡萄酒陈菊明：中国市场一直是空客的战略要地电动车的性价比环球要刊速览读者来信阿富汗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的“伊朗难题”天下理财与消费好消息·坏消息声音搜索自己纸条美容那点事儿
时至21世纪，谈及法国历史，一幅《自由引导人民》似乎已经成为足够便利的图像注释。真正具有法国式八卦精神的历史书才会提醒：这幅名画的作者德拉克洛瓦是当年权倾一时的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的私生子，1754年诞生的塔列朗出 身具有法国古老王室血脉的贵胄名门。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经历了辗转于帝国与共和国之间过山车般的变革，塔列朗却在连续六届政体各异的法国政府中担任了外交部长、外交大臣乃至总理大臣的职务。创作于1830年的《自由引导人民》被认为是纪念同年发生的法国“七月革命”，但德拉克洛瓦书信中记载的实际完成日期是1830年的10月21日，即路易-菲利普（Louis-Philippe）经由议会的所谓“光荣三日”革命建立七月王朝（Monarchie de Juillet）期间，当时塔列朗已成为新王朝的外交大臣。
　　德拉克洛瓦在同一书信中称：“假使我不曾为我的国家战斗，至少我能为我的国家绘画。”他确实有这个机会。与同时代的浪漫派画家相比，自幼生活优渥的德拉克洛瓦不仅有机会在学画时兼得“大卫的形、鲁本斯的色”，还是法国官方沙龙画展的常客，而且作品屡次被以“国家”名义收购。《自由引导人民》就入选1831年5月的沙龙，并以颇具法国色彩的方式再度被国家购买、作为某种“警醒”陈列于巴黎的卢森堡宫。虽然作品本身第二年便因“过于激进”而退还画家本人，但德拉克洛瓦终其一生不曾远离来自塔列朗家族沉默的资助与厚待，如同他在《自由引导人民》中为自己绘制的身着燕尾服的形象一样，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去世于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德拉克洛瓦在那个远观似乎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保持了最具法国意味的时局意识，他在画中的身影也成为《自由引导人民》最具法国内涵的注释。
1830 年8 月9 日，复辟的路易- 菲利普在议会宣读宪章
德拉克洛瓦画作《自由引导人民》，1830 年
法国普罗旺斯最美小镇之一米尔芒德的樱桃树园
　　其实东方人原本应该和欧洲人一样容易理解这类正史下家长里短的趣味，但经常耽搁于距离产生的美。法国史是欧洲各国中最暧昧的，却最容易被标签化。法兰西第一帝国、第一共和国、第二帝国、第三共和国、第四共和国、第五共和国，听起来似乎传承有序，实际充满如同法国式合同文书的微小字号注解。堪称法国历史上最莫测外交家的塔列朗曾留下一句名言：“人之所以拥有语言，就是为了掩盖他的思想。”（La parole a été donnée à l'homme pour déguiser sa pensée）塔列朗或许指的是广义的语言，不过颇似欧洲的吴侬软语的法语在这方面独具赛壬之歌的潜质。法国以音乐形式留下的历史符号在鲜明程度上绝不亚于《自由引导人民》。《马赛曲》自不必说，更具迷惑性的是20世纪的《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与19世纪的《樱桃时节》（Le Temps des Cerises）。
　　《玫瑰人生》和《樱桃时节》似乎都很符合近乎被法国专属的“美好年代”（La Belle époque）氛围，但都不诞生在那个年代。词曲分别创作于年的《樱桃时节》因为包含樱桃“宛若滴滴鲜血”的意象而被归于向数年后的巴黎公社“流血周”致敬，假如说这是某种并非法国专属的善意浪漫，《玫瑰人生》以“一抹笑意”奠定了现代法国的玫瑰色意象则是堪与奥地利将贝多芬纳入本国文化氛围相比的独创。人们耽于哼唱“他的轻吻仍留在我的眼梢”时很容易忘记，这片如今被称为“法国”的土地上发生的历史其实更多处于“帝国”而非“共和国”的标签下。在《玫瑰人生》等以阴柔见长的“香颂”（chanson）诞生900多年之前，四处传诵的是远为雄健的“武功歌”（chanson de geste）。即便更多法国人情愿以《樱桃时节》这种更为“折中”的遥曲定义心目中的“美好年代”，《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等武功歌的存在终究会提醒旁观者：若想知道法国何以成为法国，必须追溯到那些亨利与路易们还不仅是时尚或文化标签之时。“美好年代”实际上可能有很多定义，有时很可能意味着“帝国时代”。
　　《樱桃时节》被与“巴黎公社”联系的另一个原因，据说是流血周正逢五月樱桃收获季。虽然没有记载表明作者克莱蒙（Jean Baptiste Clément）1866年“开始吟唱樱桃时节”是在几月，作者本人倒是恰好也出生在5月。诞生于14年后的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同样有名为《五月》的诗作，继续吟唱着“五月的樱花落红一片/仿佛我心上人的纤指/凋零的花瓣宛如她的眼睑”。混杂了“鲜血”、“凋零”与初夏阳光和南国风光的法国式“樱桃时节”并非近代法国的发明。相反，倘若追溯到这些红色浆果的起源，其实可以发现暗藏其中那丝指向法兰西最初源头的帝国乡愁——法兰西人为何总要翻越阿尔卑斯山？这原本就不是一个如同“鸡过马路”一样纯粹形而上的问题。
谁是法兰西人
　　虽然野生樱桃早在史前年代广泛分布在西亚、北非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但远比人工培育的苦涩。生活在现今法国这片地区的人们若想享受歌曲中“身披娇媚红装”的“爱的樱桃”，还要等到公元前72年。当时罗马执政官、著名将领卢库卢斯（Lucius Licinius Lucullus）远征小亚细亚并完胜亚美尼亚大军，亚美尼亚地区出产的人工培育樱桃随其他战利品一起被带到罗马，此后才逐渐向北扩散。英语中的“cherry”与法语中的“cerise”以及西班牙语中的“cereza”都源自希腊语中的“κ?ρασο?”。“κ?ρασο?”原本是古希腊的一处地名“瑟拉絮斯”（Cerasus），此地现属土耳其，据英国19世纪地理学家林德（William Rhind）在名作《蔬果王国史》（A History of the Vegetable Kingdom）中考证，瑟拉絮斯是最早正式向欧洲出口人工培育樱桃的地方，所以这些浆果以它为名。英国国王亨利八世要等到16世纪才有机会在弗兰德斯品尝樱桃，与此相比，居住在欧洲中部显然具有更加近水楼台的条件。然而问题在于：即便那些居民有机会徜徉于最初的樱桃时节里，他们是否能被称为“法国人”抑或“法兰西人”？　　
1871 年巴黎公社期间，公社成员封锁了巴黎圣奥斯塔赫教堂周边地区
　　法语素来有“严谨”的名声，但很多“严谨”最后也会如同中世纪炼金术符号中吞噬自己尾部的“无穷蛇”一样事实上首尾不顾。典型如“德意志”，欧洲很多国家在历史上拥有不同的疆土并因此拥有不同的名称，但像“法兰西”（France）这样直到现代还拥有诸多纠缠不清说法的情况实在不多。“France”看似简洁无害，所有追求严谨的法国地理书中却会强调：“France”可以具有三重含意。首先自然是“法兰西共和国”，但它同时也可能特指历史上属于国王领地的以巴黎为核心的“法兰西岛”（?le-de-France）。“France”的这重“领地”概念时常可以在一些法国地名上看到，著名的布里奶酪（Brie）的生产地就是一例。该地区全名实际是“Brie fran?aise”，作为形容词的“fran?aise”出现不是为了强调“国有”，而是表示这一地区历史上隶属国王领地，同在布里的另一地区就只能称为“Brie champenoise”，因为它历史上隶属香槟伯爵（Comte de Champagne）领地。“France”的第三重含意在于它还可以成为法语中称为“Pay”的郡属名称。法国各省份传统上划分为许多“Pay”，曾经极其富裕的“法兰西郡”（Pays de France）位于巴黎北部。从“国”到“郡”的这种嵌套文字游戏遗留下不少令人迷惑的地名。例如戴高乐机场位于巴黎近郊的“Roissy-en-France”，后者的全称实际上是“法兰西郡属霍西镇”而非“法国的霍西镇”。另一个典型例子是1998年为足球世界杯建造的“法兰西体育馆”（Stade de France）。法兰西郡的核心城镇是历史悠久的圣德尼（Saint-Denis），很多法国国王安葬于此。法兰西郡如今已经没落，除2005年发生的那场骚乱，多数时候不过作为巴黎北部近郊的延伸而沉默地存在。新体育馆邻近圣德尼，时任圣德尼市长本想以“法兰西郡属”命名突出地域特色，希望新体育馆成为“属于巴黎北郊的体育馆”而不仅是“位于巴黎北郊的国家体育馆”。然而，绝大多数观众或游客似乎并没能领会这片苦心。最后，“法语”（langue fran?aise）这种说法的实际意味是“法兰西岛语”。尽管都德在1873年就发出著名的感慨，“法语是世界上最美、最明白、最精确的语言”，但事实上直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法兰西岛的“岛语”才成为全法国通用的语言。如今“现代法语”被称为“le fran?ais”，法兰西岛曾经使用的“古”法语则以“le francien”命名。
法国布列塔尼的巨石阵是凯尔特文化标志性符号之一
　　在公元前72年前后，未来将得名“法国”的地区确实处于摇篮期，而它南部的罗马共和国已经进入暮年。西征的卢库卢斯带回了亚美尼亚大胜与美味的樱桃，但不足以掩盖斯巴达起义留下的血迹。后世的史学家经常将卢库卢斯的东方战争与近20年后恺撒进行的高卢战争相比较，因为古罗马的势力险些从此越过两河流域，与刚刚告别汉武帝的铁血时代不久但仍于公元前72年大败匈奴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的汉帝国惺惺相望。近千年后的很多大多因恺撒的《高卢战记》（Commentarii de Bello Gallico）才留意到高卢在历史中的足迹，但恺撒出征时高卢已经作为古罗马共和国一个不甚安分的行省存在了近半个世纪。当时的高卢行省（Gallia Narbonensis）囊括现今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Provence）与朗格多克（Languedoc）两大地区，其居民却很难用现代意义上的“高卢”（Gaul）限定。
　　考古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0万至公元前105万年间、中国历史上大体元谋人退场以及蓝田人开始活跃之时，普罗旺斯沿海地区出现目前已知的欧洲最早的人类居住踪迹。时至公元前1万年的新石器时代，摩纳哥（Monaco）、尼斯（Nice）等今天听起来更像旅游目的地的地中海沿岸出现欧洲最早的农业文明。与此同时，被称为“刹辛人”（Chasseen）的新移民从东方来到普罗旺斯。公元前2500年前后，又一波“移民潮”兴起，这次是由海路而来的古伦尼人（Courronnien）。代表“城市文明”首先进驻后来的“高卢行省”的其实是来自爱琴海沿岸、现属土耳其西部的福卡（Fo?a）的腓尼基航海家们。公元前600年，他们建立后来被称为“马赛”的城市“Massalia”，使马赛成为现代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当地最早的居民以自己为“希腊人”自居，直至公元前3世纪汉尼拔率领迦太基大军穿过普罗旺斯向罗马进发，马赛才开始和罗马结盟，并逐渐在文化上实质同化为古罗马的一部分。接触欧洲南部古典文化的便利条件即将造就马赛的矜持与自足，也为数千年后马赛与巴黎间种种小争斗打下基底。当时的人们得需要跨越千年的眼光才能预见到未来巴黎统治地位的确立。原本商人出身的马赛人在古罗马同样担当了主导贸易的角色，不仅沿海岸线建立了一系列的小型居住区和贸易站，还沿罗讷河（Rh?ne）与迪朗斯河（Durance）逆流而上，开辟了通向现今瑞士与勃艮第的内地贸易路线。公元前2世纪，在马赛人热热闹闹的经商区域内，高卢人出现了。
《高卢英雄阿斯泰利克斯》中的两个主角　　
　　高卢人在很多古罗马史籍中被称为一支“说凯尔特语且有相似文化的一个部落社会种族语言团体”。它似乎无所不在，但又随处踪迹模糊。据信高卢人曾聚居在莱茵河与大西洋之间，法国西北部大西洋沿岸布列塔尼（Bretagne）地区可追溯至公元前3300年左右的著名卡尔纳克（Carnac）巨石阵似乎证明高卢人与凯尔特人（Celtic）同属一宗，以布列塔尼为背景、成为现代法国“国漫”的《高卢英雄阿斯泰利克斯》（Astérix le Gaulois）也使这种概念更深入人心。拉丁文的高卢（Galli）一词最早于公元前168年出现在罗马政治家卡托（Marcus Porcius Cato）笔下。英语中将“Gaul”与“Gaulish”视为与拉丁语中“Gallia”、“Gallus”、“Gallicus”等同的名词，但根据两种语言演化的语源学规律，它们外形的相似却只是偶然的结果。英语中的“高卢”更可能源自古法语的“Gaule”，而后者很可能来自古日耳曼语中的词干“walha-”，用于称呼“非日耳曼母语的群落”。在其本族语中，高卢人自称“Celtae”也即“凯尔特人”，“高卢”（Galli）不过是恺撒在《高卢战记》中对其所征服的凯尔特人领域的居民自定的称谓，而此时距离高卢“进军罗马”已有数百年。
　　无论究竟与凯尔特人有何渊源，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一些“高卢-凯尔特”部落开始渗入现在法国的普罗旺斯地区，拉丁语中的“公鸡”（gallus）也开始与这些部落合并成未来的“高卢公鸡”意象。公元前390年，刚制定《十二铜表法》（Leges Duodecim Tabularum）不到半个世纪、尚未征服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城邦遭高卢首领布兰努斯（Brennus）火劫，在随后发生的阿利亚战争（Battle of the Allia）中，高卢迫使罗马在公元前345年签订了和约。
　　在20世纪成为具有特定政治历史含意的短语前，“进军罗马”实际是一个意味含混的说法，对它的褒贬也暴露出法国史中特有的陷阱：无论未来构成“法兰西人”的是哪个或哪些族群，他们选择了一片在地理位置上不可避免地置身于欧洲各路势力交叉抗衡核心的地域。各国修史自然各有侧重，法国史独有的陷阱在于容易诱人随着从史前到现代的时间转换而偷换视角、忘记从所谓“蛮荒社会”到所谓“文明社会”之间游戏规则的变化不过是战术升级而非战略升级。除去来自古罗马的文献，法国早期的历史其实本应有自北向南俯视的另一视角，依照这一视角，公元前高卢部落的“下江南”和近千年后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所怀抱的梦想本质上并无区别。
　　近一个世纪后，高卢部落与布兰努斯同名的另一个首领在希腊的大捷显然给罗马人再度敲响警钟。待风水轮流转、已是共和国的古罗马于公元前125年主动出击并占领高卢南部控制区后，此地被纳入行省控制范围已是可以预见的事。公元前121年，由马克西姆（Fabius Maximus）率领的又一支罗马军队在罗讷河谷打败高卢联军，十余万高卢人在此次战役中丧生。战斗结束后，安诺巴古斯宣布：位于西班牙与意大利之间的高卢地区成为罗马的行省。公元前118年，在奥德河（Aude）河口建造起罗马第一个位于意大利之外的殖民地，命名为“Narbo Martius”，即“高卢行省”，其行政中心位于现在的“Narbonne”（纳博讷）。在这一行政区划中，只有属于古希腊的港口领地马赛仍保有独立地位。这是罗马行省概念上的“普罗旺斯”第一次出现，而这片如今成为法国代表性符号之一的地区事实上要到1500多年后才在法律上回归法兰西。
油画《高卢的女人》：描绘罗马入侵高卢时，高卢的女人们悲伤地望着战场上被屠杀的她们的男人
结束高卢战争后凯撒大帝穿越卢比孔河回到意大利，从此获得罗马的统治权
　　然而，直至恺撒写下《高卢战记》，古罗马人仍然没有给予自己的对手详细的定义。史籍中含混不清的“高卢人”足以令人怀疑到底什么样的高卢人才是今天法兰西人的祖先。让视线最为混乱的是所谓“利古里亚人”（Ligures）的存在。他们很早已经出现在古希腊典籍中，但因高卢人来路不明，利古里亚人又同样好勇斗狠，他们在古罗马典籍中多次被混淆。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认为，利古里亚人很可能是普罗旺斯地区某些新石器时代就已落户的部落的后代，还强调：利古里亚人既不具备凯尔特（Celts）背景，也与高卢人（Gauls）种族不同。而根据古希腊晚期历史学家、后来成为古罗马公民的普鲁塔克（Plutarch）的说法，利古里亚人自称“安布隆人”（Ambrone），但他们似乎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安布隆人并没有确凿的血统关系。利古里亚人的身份问题在19世纪引起了更多学者的注意。法国历史学家迪亚里（Amédée Thierry）认为他们与伊比利亚人（Iberians）有血缘关系，而德国古日耳曼学教授缪伦霍夫（Karl Müllenhoff）则引用一份公元前6世纪的史料称，“Ligures”一词实际上是对包括凯尔特人在内的多个部族的统称。随后又有学者提出“前-印欧”（Pre-Indo-European）血统论，支持这一观点的有法国19世纪历史学家德·儒本维尔（Henri d’Arbois de Jubainville），他认为利古里亚人与伊比利亚人一样，都是新时期时代由亚德利亚海向大西洋传播的“卡迪乌陶器文明”（Cardium Pottery）遗留的后代。如今更多学者倾向的折中说法是：公元前8～前5世纪之间确实又有一些高卢-凯尔特人部落开始迁徙到普罗旺斯地区。他们拥有铁制的武器，击败了尚未走出青铜时代的利古里亚人，但利古里亚人在人数占据优势，于是两个部族最终达成了共享普罗旺斯地区的局面。他们各自占据自己的山头，建立起后来被拉丁语称为“oppidum”的碉堡工事，以致公元前4世纪罗马的多次被劫掠被不分差异地同样分摊在这些被统称为“蛮族”（barbarian）的部落身上。回顾起当时一概以“匈奴”而论的汉朝西域战史，当时也许真的是全球不问英雄出处。不过从法国人的角度看，将自己部族的名字永久地留在了地中海北岸，使如今意大利西北部与法国交界的海湾地区得名“利古里亚大区”（Liguria）的利古里亚人倒是和未来拿破仑血缘DNA的法属认证存在着遥远而莫测的关系。　　无论在历史学家来看“高卢”究竟为何，恺撒在《高卢战记》中以“我到、我见、我征服”式的自信定义为：“高卢全境分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住着比尔及人，另一部分住着阿奎丹尼人，而那些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叫克勒特人、我们称之为高卢人的，住在第三部分。所有这些人，彼此之间的语言、习俗和法律，各不相同。”以当今法国的中央高原地势为界，恺撒又将古罗马已经控制的高卢行省以北的高卢部落通称为“山北高卢”、“外高卢”或“长发高卢”，包括现在法国中部及北部、比利时以及荷兰、卢森堡、瑞士和德国（莱茵河左岸）的一部分。公元前27年，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Augustus）参考恺撒的划分，将外高卢设为三个行省：阿基塔尼高卢（Aquitani）、比利时高卢（Belgae）和后来化身为“里昂高卢”的凯尔特高卢（Celtae）。三者的首府为里昂（Lyon）。作为一个横跨欧亚非的超级帝国，罗马帝国的兴衰震荡了三个洲的版图，对“外高卢”的划分也不经意间埋下了未来欧洲种种领土纠纷的导火索，而所有导火索的起点都在无形中绑缚在“罗马帝国梦”这一仿佛被施过魔咒的命运线轴上。
　　早年高卢一族的英雄名称终结在维尔琴热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上。恺撒的征战自公元前58年持续至公元前51年，以阿莱西亚战役（Battle of Alesia）中俘虏外高卢最后一支反抗部落的首领维尔琴热托里克斯为结束。高大魁梧的维尔琴热托里克斯以虽败犹荣的姿态将武器丢弃在恺撒面前，这一场景已经成为如今法国许多以高卢文化为主题的通俗漫画、小说的经典桥段，《高卢英雄阿斯泰利克斯》自然也概莫能外。漫画每册的开篇是：“整个高卢都被罗马征服，但是除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指的是布列塔尼。布列塔尼是法国至今唯一使用凯尔特方言的地区，也是法国最特立独行的地区之一。然而，在当时罗马帝国治下的其他高卢地区映衬下，阿斯泰利克斯的豪言壮语只能更像是当代巴黎近郊以“Astérix”命名的主题公园的宣传词。罗马帝国将新征服土地转变为行省的过程视为对高卢人的“开化过程”，并将“开化”定义为“居住在城镇中”。罗马人并没有强行推行开化政策，高卢的部落体制基本得到保存，罗马对高卢的统治与各个部落酋长在部落内部的权威并行不悖。不过，“罗马公民权”一直是罗马帝国用来笼络新征服地区的重要诱饵，很多高卢部落原本的行政中心或村庄逐渐转变成罗马的自治市。这类城镇中的居民享有绝大部分罗马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只是不拥有投票权。维尔琴热托里克斯之后的高卢人逐渐开始适应他们在罗马帝国荫庇下的新身份，以至于法国史学界后来为这段不大好记述、夹杂了悲壮与文化荣耀的法国历史上最初的樱桃时节发明了一个名词：“高卢-罗马时期”。而那个时节的人们也被称为“高卢-罗马人”（Gallo-Romains）。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杜比（Georges Duby）主编的《法国史》（Histoire de la Franc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中说：“公元1世纪，斯特拉波在提及高卢人时，将高卢人描述成这样的形象：蓄胡须，留长发，精力旺盛，大胆鲁莽，好吹牛，渴望战争。一个世纪后，许多浮雕作品表现的高卢人则是如此这般：他们或弯腰扶犁，或在手工作坊工作，所关心的是生产和商贸。维尔琴热托里克斯式的易怒暴躁的高卢人，遂成了安详平和的高卢-罗马人。”既然从昂首持矛转换成了“弯腰扶犁”，视角难免也发生变化。《法国史》的原中文译者曾在注释中解释：坚持将“高卢-罗马人”改成“罗马-高卢人”，是希望“强调高卢的主体性，即生活在罗马化影响下的高卢人”。然而，转换成罗马人的视角毕竟有它难以抗拒的魅力，恰似“身披娇媚红装”的樱桃们带来的地中海海风。如今作为名词的“高卢”（Gaule）一词已经在现代法语中消失，只出现在历史文献中。形容词“gaulois”则仍旧活跃在现代法语中，使用在当一个法国人刻意想强调法国或法国人的某些根深蒂固的特性时。“我们的高卢先祖”（nos ancêtres les Gaulois）这一短语经常出现在法国人刻意强调自己族群与众不同的身份时。在公元68～70年的一起大规模北方部落入侵期间，法国的高卢先祖们喊出了这样的口号：“起来！拯救你们自己，也拯救罗马人，解放整个世界！”或许只有还原成“高卢-罗马人”的说法，看到杜比的这段总结才不会觉得有些矛盾。而“Gaule”一词的消失有些突兀：“公元68～70年的这场流血冲突最好不过地说明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高卢人历经克劳狄的统治已经演变为高卢-罗马人，从此已自认为与罗马帝国、罗马文明、罗马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在采纳了拉丁语言、思想和文明以后，处在蛮族威胁下的高卢找到了它自身的特点，那些高卢-罗马人找回了他们祖先的灵魂。”
克洛维式抉择
　　然而，“法兰西”这道盛筵上的客人还没有到齐。克莱蒙在歌曲中警告：“当你们身处樱桃时节，爱的苦恼也会来到身旁。”在经历了近三个世纪的所谓的“罗马和平”（Pax Romana）时期后，仿佛已经被罗马化的高卢人再度显现出对来自南方的影响爱恨交加的心理。公元259年，罗马帝国莱茵河地区的将领波斯杜穆斯（Marcus Cassianius Latinius Postumus）自立为帝，建立“高卢政权”（Imperium Galliarum），后人称之为“高卢帝国”。高卢帝国建立于罗马帝国最摇摇欲坠的“三世纪危机”（Crisis of the Third Century）期间，最强盛时涵盖原罗马治下的高卢行省西部以及日耳曼行省（Germania）、不列颠行省（Britannia）和西班牙行省（Hispania）。“三世纪危机”是指罗马帝国在公元235～284年间同时面对外敌入侵、内战以及经济崩溃三项危机而衰落的过程。这一危机在史学上被视为古典时代前期和后期之间的分水岭，罗马帝国最早出现东西分裂的隐痕也是在这一时期。“三世纪危机”又称“军人无政府状态”（Military Anarchy）。身为罗马将领的波斯杜穆斯独立称帝，理应属于那个罗马式军阀混战年代的“内战”的一部分，但以“高卢”的名义却使这一举动同时带上了“外敌”的色彩。有关波斯杜穆斯的出身记载不多，但一般认为他来自位于莱茵河河口的巴达维亚（Batavia）。巴达维人（Batavi）是古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由于当时罗马驻外的军队多为高卢雇佣兵，只短暂存在14年的高卢帝国事实上化成了这样一个古怪的历史标本：来自日耳曼的罗马将领选择成为高卢人的皇帝。而杜比编纂的《法国史》中在解释“高卢罗马化”时曾经这样感慨：“高卢今后会归顺日耳曼人呢，还是依附于罗马人，或者更有可能是被两者瓜分？恺撒的胜利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高卢从日耳曼人的阴影下拖了出来。”　　如果说有比“高卢人”更混乱的定义，那必然是“日耳曼人”。最早出现“日耳曼人”（Germanus）说法的正是《高卢战记》。恺撒用这个词表示欧洲东北部地区、大致现今比利时境内的四个高卢部落所在的区域，但随后又用来特指现今比利时东部的一支部落。等到公元98年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撰写《日耳曼尼亚志》（Germania）时，恺撒造成的混淆进一步发酵，因为塔西佗将“Germanus”的名称赋予了首先渡过莱茵河西侵的佟古累人（Tungri）。这场公案后来演化成德国人的“高卢起源说”和“条顿起源说”问题，也成了19世纪德国和法国围绕着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发生冲突时各自的立论根据。不管在实际血缘上有多少基因配对，随后近千年的史实证明，无论是高卢人还是日耳曼人，他们都分享同一个心理基因，那就是对于欧洲南部地区阳光下潜藏的某种精神力量的迷恋。这种迷恋逐步升级为自信与掌控的欲望。假如说日耳曼部族中的西哥特人（Visigoths）、东哥特人（Ostrogoths）乃至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公元5世纪末对于西罗马帝国的几次劫掠还停留在原始的“游猎”阶段，于公元509年击败西哥特人并掌握原西罗马帝国属地控制权的法兰克人（Frank）就已经颇有“入主中原”的风范。
克洛维一世和王后克劳迪德
　　欧元之前的法国货币法郎（franc）得名自法兰克国王们铭刻在他们发行的货币上的文字“Rex Francorum”，意为“法兰克人之王”。拉丁语中未来将衍生出“France”的“Francia”的字面意思是“法兰克人的土地”。法兰克人是日耳曼部落中的一支，但与其他日耳曼部落不同的是，法兰克人不再“逐水草而居”，而选择了以发源地为基地、逐渐向外的圆规式扩张方法，后来还接受了与罗马帝国的某种同盟合作。法兰克人最初的土地是在恺撒所说的比利时高卢（Gallia Belgica）。比利时的名称源自“Belgica”，但比利时高卢涵盖的范围远为宽广，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东北部以及德国西部。按照罗马人的定义，比利时高卢西至今日法兰西岛内的塞纳-马恩省（Seine-et-Marne），东至莱茵河。公元1世纪，罗马在高卢地区建立行省，将比利时高卢东北部划为下日耳曼行省（Germania Inferior），而比利时高卢的南部划归上日耳曼行省（Germania Superior）。建省后的比利时高卢包括今日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全境以及荷兰与德国交界地带。作为“边陲重镇”，罗马帝国对于比利时高卢颇为重视，只是罗马人选定的省会特里尔（Trier）会令现代欧洲人觉得有些微妙。另一方面，尽管名字与比利时有关，比利时高卢在法国史上占据的地位更意味深远。由于法兰克人的崛起，这片地区后来成为法国早期王朝的统治中心。
大格里高利一世在象征“圣灵”的鸽子庇护下布道
　　与其他日耳曼部落相比更早进入农耕社会，也更加“罗马化”的法兰克人曾先后在梅茨（Metz）、兰斯（Reims）建立权力中心，但很少造访南部。萨利安人（Salian）是法兰克人三个部落之一，虽然缺乏他们祖先莫洛维（Merovech）的确实史料，但莫洛维已经在后代的传诵中被半神话。他的儿子是更加有血有肉的希尔德里克（Childeric）。希尔德里克于公元457年前后成为萨利安-法兰克人的首领，他的族群由于“守土有功”而被罗马帝国授予“邦联”（foederatus）地位。尽管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瓦解、“罗马-法兰克人”同盟受限，希尔德里克仍旧决定会见东罗马帝国皇帝达成新的协议，以此表明仍然忠于罗马帝国。后世出土的相关文物也证实，希尔德里克曾竭力融合日耳曼文化和罗马文化。不过，希尔德里克最大的成就还是他的儿子、统一法兰克人并建立了法兰克王国的克洛维一世（Clovis I）。法兰克部落统一很大程度上得益自公元486年克洛维在苏瓦松大战（Battle of Soissons）中的胜利。巴黎及其邻近土地是这次战役最大的战利品，克洛维下令全部族迁至巴黎。巴黎于是得以从罗马帝国时代的一个大道交汇城市“Lutetia Parisiorum”逐渐蜕变成后世法国的行政中心。它的名称之所以变化为“Paris”，是因为克洛维相信家族出自两个本源：诺亚和特洛伊。后一本源便可以解释为何法国境内也有特洛伊（Troy）和特洛伊的王子帕里斯（Paris）。
　　公元509年，克洛维击败盘踞在罗马的西哥特人，成为法兰克国王，史称“墨洛温王朝”（Merovingians）。“Merovingians”意为“莫洛维的后人”。至于“法兰克”的来历，一种猜测是“frank”源自始日耳曼语（Proto-Germanic）中的“frankon”，意为“标枪、长矛”；另一种猜测认为“frank”指“自由人”，因为“frank”在古日耳曼语中正意味着“自由”。不过，“frank”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又是一起语源学上的“蛋与鸡”问题：一方面，正因为名为“frank”的部落“解救了蛮族威胁下的欧洲”，所以他们的名字成为“自由”的象征；另一方面，作为统治者，事实上他们是唯一的“自由民”。从留存后世的对法国的称谓上看，后一种猜测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拉丁系语言中法国都被称为“France”，而在绝大多数日耳曼系语言中法国也都被形容为“法兰克人的疆域”，唯有在相对边远的希腊语中，法国仍以“高卢”的古称存在：“Γαλλ?α”（Gallia）。　　与为法兰克人开疆辟土相比，克洛维的另一个抉择对未来的法国更加影响深远，为法国在欧洲的棋盘上留下至关重要的一个“棋眼”。史传公元496年圣诞节，克洛维在一场大捷后于兰斯受洗，成为欧洲第一个皈依基督教“蛮族”首领并带领全族改宗。关于克洛维的受洗，史籍中通常流行这样的。公元493年，克洛维迎娶勃艮第公主克洛蒂尔达（Clothilde）。由于同意大利毗邻，勃艮第人的领地更多受到来自罗马的影响。公元4世纪初，随着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受洗，基督教开始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在随后几任罗马皇帝治下，基督教不但合法，而且被尊为全民必须信仰的宗教。克洛蒂尔达自幼在基督教环境中长大，她与克洛维结亲的经过即便在史书中也颇似一场王子救美的爱情，克洛维皈依的则貌似使徒行传抑或东方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故事。
　　剩余比较不太浪漫的史料则讲述了另一套故事。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哥特人与勃艮第人瓜分了普罗旺斯：以迪朗斯河为界，西哥特人统治以南的区域，勃艮第人得到以北的领地。公元500年，克洛维攻入勃艮第都城第戎（Dijon），但未能征服整个王国，只达成了与勃艮第的联盟，从此开始法国诸王朝长达千年的试图将这片始终不羁于巴黎统率的土地收编的拉锯战。即便没有获得勃艮第的沃土，克洛维选择皈依妻子的宗教至少做到了为自己的统治“正根清源”。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之所以能在文字并不发达的“北方蛮族”时代得以入史，完全归功于图尔主教格里高利（Grégoire de Tours）撰写的《法兰克人史》（Historia Francorum）。也是通过格里高利的记述，后人知道了克洛维同样效仿父亲的谦卑、在击败西哥特人后首先争取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的意见以获得“执政官”资格。格里高利将墨洛温家族的谦卑形容为：他们“获得了欧洲的视角”。
　　图尔（Tours）位于卢瓦尔（Loire）河谷咽喉要冲，自公元4世纪末起成为罗马“里昂行省”（Lugdunum）最重要的贸易城市。现代法语中唯一保留的“Gaule”是当称呼里昂大主教的头衔：“诸高卢的首席主教”（Primat des Gaules）。“高卢”使用复数，代表当时被罗马帝国“认可”的包括比利时高卢在内的三个“高卢行省”。里昂的首位主教圣柏丁（St. Pothinus）也是高卢的第一位主教，因此至今很多教会学者都将里昂教会视为法国的母教会。然而，图尔也拥有自己的宗教尊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圣马丁（St Martin）的圣物。图尔的格里高利公元538年出生于法国中部的克莱蒙-费朗（Clermont-Ferrand），父亲是当地市议员，母亲在勃艮第拥有产业。格里高利自幼出入高卢-罗马的上流社会，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继出任克莱蒙-费朗主教后，又于公元573年成为图尔主教。格里高利此后主要生活在图尔，但由于此地交通便利，格里高利也曾北上巴黎等地搜寻史料。10卷本的《法兰克人史》是格里高利毕生创作的11部作品之一，他的其余作品都与圣徒记传与教会礼仪有关，使他最为后世铭记的却是这本“蛮族史”。《法兰克人史》是记录早期法兰克人历史仅存的两部著作之一，其视角却与现代人熟悉的史书颇有差异。格里高利在前三卷中借用前人的作品回顾了自创世纪到公元511年的人类史，使得法兰克人的出场仿佛也带有了四海一家的史诗感，第四卷到第六卷是他亲身目睹的公元512～584年间的历史，第七卷到第十卷则是日记体的，貌似未成文的素材，时间跨度为公元584～591年。公元594年11月，格里高利去世。
　　图尔著名的圣马丁其实该算是格里高利的前任。圣马丁出生于公元316年，曾经是罗马军人，后因认为军职与自己的信仰冲突而退伍隐修。他最著名的传说是：他在军中时曾在暴风雪时割下一半衣袍和一名乞丐分享，后来他在梦中看到耶稣穿着他的另一半外套。公元361年后，圣马丁开始在法国中部普瓦捷（Poitiers）地区宣教，并建立了欧洲最古老的修道院：利居热修道院（Ligugé Abbey）。公元371年，圣马丁被推选为图尔主教，直至公元397年去世。圣马丁死后得到罗马封圣，成为第一个因为宣教而非殉教成圣的圣徒。图尔也因圣马丁成为著名的圣地。
　　格里高利在《法兰克人史》中用了不少篇幅记录圣马丁的行迹。圣马丁曾经的戎装形象与克洛维一世率部集体皈依的场面颇能相映成趣。圣马丁后来被封为法国的主保圣人或许并不是偶然。对于此时的罗马教会来说，墨洛温家族的降临也算得上“天造地设”。尽管北方法兰克人信奉的奥丁等神祇在罗马教会看来粗鄙可憎，但远不及南方祸起萧墙的教义之争棘手。大约在公元320年，埃及亚历山大一位名为阿里乌的教士开始传播关于三位一体的激进言论，否认“子”与“父”本质相同，由此出现阿里乌教派（Arianism）。该教派很快在不同的大公会议中被斥之为异端，它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富的做法自然也不会给自己拉得更多的选票。教义上的纷争持续不断，相继就任的罗马皇帝各自采纳不同的立场。最后，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把承认“三位一体”的正统教派立为罗马帝国国教，但既未避免以西哥特人为首的诸多日耳曼部族以强硬姿态皈依阿里乌教派，也未避免罗马帝国终于在公元395年他去世后分裂为东西两部。法兰克人远在针尖漩涡之外，又与罗马精英们打过交道，因而逐渐成为似乎唯一不介入阿里乌教派纷争的日耳曼部落，难免成为罗马正统教会青睐的对象。到克洛维时代，高卢的天主教会已经陷入危机，敌对派系的教士互相残杀。当时甚至有人声称：世界末日将于公元500年来临。在这样的混乱中，当兵权在握的法兰克征服者克洛维皈依正统天主教，同样的舆论又会将此视为一个吉兆，预示着“圣徒的新千年”的来临。图尔主教格里高利在记叙克洛维受洗时着重提到后者年届三十，颇似要确立克洛维与基督之间的相似之处。时至公元9世纪，各大教堂争相招揽朝圣信徒，兰斯主教辛克马尔（Hincmar）在这样的时势下接续发展这一神话：克洛维受洗时一只鸽子飞来、将一小瓶膏油倒在克洛维头上。辛克马尔力图在克洛维、兰斯和法国国王加冕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这番努力确实使兰斯大教堂拥有了法国“法定”国王加冕教堂的地位，以致1000多年后圣女贞德都坚持查理七世前往兰斯加冕以示其正宗。　　无论是否圣徒，日后将以自己的名字嵌入“法兰西”的法兰克人的重要性已经没有人能低估。里昂在罗马帝国时代拥有“内外关口”的特区地位，罗马帝国内各驻外行省长官的重要性的评判标准之一就是每年能否得到前往里昂参加“秋宴”的资格，法兰克人所在的比利时高卢从来不会被忘却。在墨洛温王朝统治后的300多年中，尽管当时欧洲的文化精英们主要使用拉丁语，拉丁语化的“高卢”（Gallia）与更接近“法兰克”的“Francia”的出现频率几乎一样多。救过场的墨洛温家族似乎并不介意自己的名号，后来成为王家修道院的图尔圣马丁修道院中圣马丁壁画上的封号也颇耐人寻味：“Saint Martin de la Gaule a la France”千年后同样救过场的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家族姓氏与“Gaule”相近，尽管语言学家强调这一姓氏与“高卢”完全无关，而是更可能源自古日耳曼语中的“墙”（walle），但很少有法国人能抵挡拿这两个词的相似性说事的诱惑。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说法，戴高乐确实曾经说过：“在我看来，法国的历史始于克洛维。法兰克部族拥立克洛维做国王，法国的国家名称也是由法兰克部族而来的。”
卢瓦尔河谷的香堡是弗朗索瓦一世建造的最重要的城堡之一，达·芬奇来到法国后就住在这座城堡附近
　　1996年，教皇保罗二世访问法国，20万人来到兰斯和教皇一起参加了克洛维皈依基督教1500周年的纪念活动。此次活动备受争议，很多法国人要求坚持自1905年起实行的政教分离原则，另一些人认为教会正试图强迫法国人接纳它的道德标准、臣服于教皇对世俗事务所操的权柄。时任兰斯大主教在纪念活动的序幕中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是思虑周详和判断正确的抉择。”“思虑周详”可以意味着很多。通过选择罗马教会，克洛维收获了正统基督教徒占绝大多数的高卢-罗马人的拥戴以及势力雄厚的教士阶级的支持。根据《法兰克人》的记载，对于自己原先信奉的异教，克洛维曾说：“既然他们不来援救那些侍奉他们的人，我就认为他们没有力量。”而那段著名的即将决定他是否皈依的祷词也透着同样的实用味道：“如果你赐准我战胜这些敌人，使我以亲身的体验证实那些献身于你的人所宣称业已证明的那种力量，那么我一定也信奉你，并且以你的名义去领洗。”
　　胜利后克洛维引领3000多名手持兵器的士兵一同受洗想起来确实壮观，据说这也开创了基督教史上军人集体受洗的先例。然而，一些史书上不无忧虑地指出：“他们将枪高举于头所接受的洗礼也开始孕育了教会与国家的矛盾，即宗教被军事力量利用的可能性和宗教利用政治军事力量的可能性。”雪莱（Bruce Shelley）的《基督教会史》中也有这样的文字：“在中世纪期间，可以用两种方式传教。一种是个人归信方式，在洗礼前有个指导时期，强调个人的心灵变化。不利之处在于在一个异教的文化中，因为信仰上的变革而皈依基督者要将其自身文化连根拔除。另一种是集体归信，这是使欧洲皈依的方式。这意味着个人没有将其自身文化连根拔除，但是皈依者将会把他们的迷信和行为，连同他们自己一起带入教会。”数世纪后的开始的十字军战争或许就是法兰克人带给基督教的某种“新思维”。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拉维斯（Ernest Lavisse）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丝毫没有令他的品格变得更好；福音书的和平、仁爱、教益并没有打动他的心灵。”英国历史学家琼斯（Colin Jones）干脆指出：“克洛维始终拥有几乎病态的个人权利欲望。”即便是图尔的格里高利都在记述克洛维晚年如何谋害自己的亲族后评论：“他这样的谈起他们的死亡并非出于悲伤，而是在谲诈地察看是否还能另外发现什么新的亲属供他杀戮。”即便如此，克洛维手持斧钺的暴戾形象仍然在法国史书上逐渐被“有着一头让人过目难忘的飘逸长发”、“既像骑士又如僧侣”的圣徒式形象代替。尽管克洛维并未得到真正的封圣，他却为后来的法国诸王朝指明了一条通向“圣域”的道路，从此法国国王们拥有了可以在欧洲领土所有权与王位继承权间穿梭腾移的除“血缘”之外另一把精神利刃，而克洛维式“和而不同”抉择也将逐渐被其他欧洲君主以不同的方式借用。
　　无论是褒是贬，绝大部分法国史书都认为“克洛维与基督教的联盟是法国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事件之一”。杜比就认为：“定居巴黎也表明法兰克王对法兰克人和罗马人关系的未来有某种程度的自信：两个民族古老的关系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就如未来还将表现出来的一样。同时这也为在即将形成的综合文明中使罗马因素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做了前期准备。”无论是否自信，从数据统计上看，克洛维取得西罗马地区的“合法”执政权后挥师北归、与古老的地中海文明和而不同，实际上也显现出一个用惯了长矛而非短剑的北方霸主的审时度势——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庞兹（N. J. G. Pounds）《中世纪欧洲经济史》（An Economic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提供的数据，“蛮族”征服西罗马帝国时，“西哥特人不超过15万，东哥特人不超过20万，勃艮第人不超过8万，法兰克人进入高卢大约是3万人。大体来说，日耳曼征服者只占罗马帝国西部居民的5%左右”。
　　假如说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在面对罗马教会时还有些生疏草莽，待到270年后“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因抗击侵犯罗马的伦巴底人（Lombards）而获教皇加冕、取代墨洛温王朝建立加洛林王朝（Carolingiens）时，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位置也悄然发生变化。丕平因从伦巴底人手中夺回原属罗马的土地被感恩戴德的教皇司提反二世（Stephen Ⅱ）誉为“罗马教会的卫护者”，但这些并不妨碍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继位后重新选择与伦巴底人联盟、咄咄逼人地现身在教皇国边境。在未来的近千年间，法国始终向欧洲其他国家展示着自己作为“罗马教会最坚实的卫护者”的形象，1239年起，法国国王还被罗马教廷升格为“教会的长子”（Fils a?né de l’?glise）。不过，随后发生的事证明，罗马教廷实际上不得不逐渐习惯应对诸如“阿维尼翁之囚”这样“亲父子明算账”的法兰西式庇护。　　罗马教会不得不需要一个盟友。在为法兰克人记传的图尔主教格里高利去世前4年，公元570年，仍旧处于东部伦巴底王国的不断骚扰中的罗马教会迎来了后世因“圣咏”而颇具盛名的格里高利一世（Gregorius Ⅰ），又称“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他是最后一个罗马主教，也是第一个中世纪教皇。在基督教史上，格里高利一世远比圣咏更高的成就是于乱世中整顿了罗马教会，使罗马教团的教义成为基督教的正统教义，同时凭借雄厚的独立资金储备摆脱了对拜占庭的财政依赖，将本就拥有“首席权”的罗马主教由“教宗”升格为“教皇”，而“参政”成为教皇的重要职责之一。罗马具备拥有基督教世界中独到的天然优势：这座“不朽之城”原本就继承有帝国的余阳，且是圣彼得与圣保罗殉道之处，而圣彼得因有《新约》中“磐石”与“钥匙”的允诺早就被理所当然地认可为第一任教皇。随着罗马教会逐渐演变为罗马教廷，格里高利一世正式宣布“教皇”的称号只能属于罗马主教，其他主教不得再称“教皇”。既然成为罗马事实上的精神与世俗双重统治者，教皇自然有义务保卫城市。为了抵抗伦巴底，格里高利一世努力与法兰克友好相处。不过双方即便在最初的蜜月期内也互有算计。教会不仅获得了自己的司法独立权以及领土特区权，还通过将“遗嘱继承”纳入法兰克人的法律、确保了教会财富的一大来源，同时占据了遗嘱、婚姻、子女合法与否的解释权。但另一方面法兰克国王却享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权，同时规定唯有国王召集的教务会议才算合法，会议的决议也必须经过国王批准才能生效。
　　后人将格里高利一世誉为“中世纪教皇之父”，格里高利一世在世时只自称“神的仆人的仆人”。作为古罗马最后一位神学家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的忠实追随者，格里高利一世自然也有对“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的梦想。奥古斯丁认为：“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并存于天地之间；后者充满罪恶并终将覆灭，前者完美永恒，两者在世上分别体现为古罗马与基督教会；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神权效力，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当时罗马教廷尚且不能自保，格里高利一世显然不能冒险用这套过于“神权乌托邦”的理论去说服刚出现“向善之心”的法兰克人。不过，以他的智识或许能够预见到教会将有更能主宰国王们命运的那天，据说他33岁时就是因为预见到意大利教会能比世俗政权的权势更大而弃官隐修。虽然是第一个隐修士出身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留在史籍中的形象并不古板。有记载他极喜欢吃樱桃，还因嘴馋留下引发神迹显现，导致樱桃这种战乱后重新遍布意大利各地的水果成为圣马可日的标准祭品。然而，即便通达如格里高利一世在当时也很难看清：地中海的樱桃时节固然重现，樱桃的香气却已散佚。尽管罗马教会通过“神的执政官”稳住了自己的命运，此后与法国王室之间围绕委托权、授职权、有俸神职继承权等权益之间的拉锯战终究会使旁观者有些不太厚道地想到一则后来流传于莱茵河地区的民间故事。耶稣带门徒彼得远行，路上看到一块小马蹄铁让彼得捡起来。彼得懒得弯腰，假装没听见。耶稣自己捡起马蹄铁，路过城镇时到铁匠铺换了三文钱，又用这钱买了18颗樱桃。两人继续前行，经过茫茫荒野，耶稣知道彼得又渴又饿，就让藏于袖中的樱桃掉出一颗，彼得慌忙捡起来吃掉。耶稣边走边丢，彼得也就狼狈不堪地弯了18次腰。耶稣笑了，对彼得说：“如果当初你弯一次腰，就不会在后来没完没了地弯腰。”故事的关键是：是谁会亦步亦随，又会有谁独自转身、重辟樱桃园？
查理曼的欧洲
　　格里高利一世对“教皇”权限的抬升原本是公元496年罗马教会提出的“双剑论”的延伸：在基督那里，本来是君主、教主合为一体的，但基督深知人的弱点，便在尘世中将这两种职能分开，将两把剑一给君主，一给教主，并令他们互相提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为“教皇君主制”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教会毕竟不是军队，罗马教会如同中国春秋时期周天子般烘烤在四面夷火200年后，终于有人想到将“加冕”超越形而上的权力概念，成为一项务实而且受欢迎的可操作业务。
　　好业务还得需要好顾客。不久罗马教廷就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尽管有《法兰克人史》为他们树碑立传，更适用于规范法兰克人日常行为的还是《撒利克法典》（Lex Salica），这也是除《法兰克人史》之外仅存的另一部记录法兰克人早期历史的典籍。《撒利克法典》肇始于克洛维皈依后对基督教会的承诺，施洗前罗马教廷不失时机地提出要求：“接受基督教就必须接受罗马法，因为教会是根据罗马法生活的（ecclesia vivit iure Romano）。”克洛维履行了诺言，在公元507～511年，克洛维组织伊索加斯（Hisogast）、阿罗加斯（Arogast）、撒利加斯（Salegast）和伊多加斯（Hidogast）这四位选自法兰克各部落、文化素养较高的显贵人物对萨利克-法兰克人口耳相传的习惯法进行了汇集和整理，并在莱茵河东岸的拉特海姆（Ratheim）、萨利海姆（Saleheim）和维多海姆（Widoheim）先后召开三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共计65章、418条的《撒利克法典》。《撒利克法典》其实是将罗马法与日耳曼习惯法的杂交，而且，尽管有罗马方面“老师”的监督，《撒利克法典》依旧秉承了“法兰克人的事是法兰克人的事务”的胜利者傲慢。虽然使用了若干罗马法术语，但并没有规定社会成员应遵守的一般规则，而只是记载了一些具体案件的判决。与成熟的罗马法相比，这种近似约法三章的法典确实过于简陋。当时谁也不会预想到这种立法形式日后会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基于判例法（case law）的海洋法系，更不会料想这套法典会基于“知识就是力量”的“法兰西培根”信念，最终变异成与罗马法在精神上一脉相承的终极大陆法系（Civil Law），而这种力量的信心正源于罗马教廷即将为法兰克人打开的“天国之眼”。
　　克洛维一生战功显赫，为教导法兰克人“开化”成地中海一带先进文明可以接受的邻居居功至伟，然而他临终前将自己的王国一分为四，由四个儿子分别以巴黎、奥尔良（Orleans）、苏瓦松（Soissons）和梅斯（Metz）为中心平分王国领土。这一做法不只破坏了他一手缔造的王国，而且预示了未来近千年不断在法兰西这片土地上恶性循环般上演的闹剧：法兰克王国疆土分分合合的玻璃球游戏由此开始，疆土的分裂偶尔会因某些继承人早逝而某些继承人过于强势暂时统一在一起，但雄主一代的去世继而会重演子孙将王国分割的混局。至于克洛维和他的法兰克血脉后代们为什么要世代重复这种损人不利己的分疆做法，很多史书上解释为他们是在因循“日耳曼人的传统”。然而更仔细研究早期日耳曼人的日常生活会发现，很早便以农耕为生的他们对于土地本应持有相反的态度。如同李秀清《日耳曼法研究》一书中描述：“一般的日耳曼家庭都表现为一种友谊和信任的共同体。家长是全体家庭成员的代表，其重要法律行为必须对家庭利益负责，家长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家长未得到子女的同意，不得处分或让与家庭全体总有的财产，尤其是耕地，这是日耳曼人赖以生活的基础。一般不承认家庭以外的遗产继承权，所有家产都属于家庭共有，在父亲死亡后，已成年的兄弟通常并不分割家产，而由年长的兄弟继承管理家产的权利，同时担负起祭祀祖先的义务，继续维持共同生活，但家产则属于全体家族。”倘若说是克洛维们启用了新鲜出炉的《撒利克法典》中的条法，事实上最初的《撒利克法典》对于土地继承规定得非常简单粗浅，并且延续了日耳曼习惯法中“土地不容外人觊觎”的原则。与繁杂的关于各种烧杀劫掠的处罚条款形成对照，唯一与土地继承相关的是第59章，而其核心是规定萨利克土地（terra Saliea）不得由女性继承。更可能的解释是以法兰克人为代表的日耳曼人从罗马人身上学到了“城邦”概念，以此来取代本部族早期更为狭隘的“公社”，只是他们实际建立的是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家族“城堡”，如同卢梭在《论法的精神》中所说：“日耳曼人放松了对社会基层的控制，与之相对的是他们也没有很好地维护君主或者是联盟领袖的权威，既然日耳曼法中团体本位的团体仅指家庭、氏族（部落），到后来的城市（希腊人的城邦制度和罗马的行省制度给日耳曼人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日耳曼社会逐渐趋向于多极并立，甚至于后来的诸侯林立。”　　
公元772 年，查理曼大帝在萨克森战役中
　　不过，《撒利克法典》中对于“女性继承权”的规定也并非形同虚设，只是此时还没轮到它放焰火的时刻，后来这一条虽然不久就经修订，但因罗马教廷从与法兰克缔结某种盟约的初期就掌控了对婚姻与子女合法性的判定权，这条规定便蕴含了无数可能性，造就未来万花筒般的欧洲版图与“百年战争”等数次后人看来无厘头的大战。克洛维的分疆酿造了祸根，但整套魔术毕竟孤掌难鸣，只是整个墨洛温王朝时期，沉默在罗马的助手还在观望等待。
　　东西相通，每逢乱局必有曹操。墨洛温王朝末期的“曹操”是他们的“官相”（Maire du Palais）。末代官相“矮子”丕平（Pépin Ⅲ le Chauve）得到了罗马教会额外的青睐，而这种“好感”最初基于他的父亲、同为墨洛温王朝官相的“铁槌”查理（Charles Martel）的功业之上。公元732年，“铁槌”查理在图尔击败了来犯的阿拉伯撒拉逊人（Saracen），阻止了他们继续北上。这场战役的胜利在法国编年史上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定义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争斗的决定性转折点。查理也被歌颂为捍卫基督教的战士。不过，据说他出于财政上的需要而对教会提出地产要求，降低了罗马方面对他的功绩的评价。虽然查理能以武力令勃艮第与阿基坦这等桀骜不驯的对手都臣服，终老还是身为他人的臣子。尽管如此，查理留下了一项极具帝王眼光的决策：实行采邑（benefice）改革，彻底改变墨洛温王朝无条件封赠土地的制度，实行有条件的分封；受封者必须服兵役和履行纳税等臣民义务，分封的领土只限终身不得世袭。一套与罗马截然不同但为今人所熟悉的职衔就此诞生：每一座城市由一位伯爵（comes）辖制，而每一组城市由一位公爵（dux）统管。从此法兰克领土成为有出有进有利息的大银行。
　　丕平完美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同时在政治头脑上更胜一筹。基于古代马尔克（March）法的《撒利克法典》保留了日耳曼人公社式生活中的许多习俗，其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统治者是人民的代表，他要受制于人们的意见。尽管名义上皈依了基督教，法兰克原始宗教中赋予统治者的神秘色彩仍旧存在，墨洛温家族仍然是那个来自大海的未知深处的伟大家族，他们因带领整个部族占据了欧洲所有水草丰美之地才获得全民拥戴。公元507年克洛维加冕时是在图尔的圣马丁教堂，并没有教皇在场。公元6世纪后罗马教廷为稳固自身地位神化教皇的“加冕权”，反倒给了“矮子”丕平打破墨洛温神话的机会。
　　格利高里一世对罗马教廷的强腕整合坚实了教廷在世俗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只奈何东部长期信仰阿里乌教派的伦巴底王国，不解风情、一味强攻，以至于最终改宗后都为教廷不齿。丕平最终“法定”登上法兰克王位取决于一位活动于现今德国领域的使徒圣彭尼法斯（St. Boniface）的意见，这在如今看起来不可思议却是史实。正是圣彭尼法斯与时任教皇圣匝加（Zachary）在书信中提醒后者墨洛温王朝大权已然旁落。传说中丕平与罗马教皇间有著名的对话：“法兰克王已无实权，妥否？”答：“实权者称王。”其中的应对者实际并非为丕平施加冕礼的圣匝加后任司提反二世，而是圣匝加本人。继任圣匝加的司提反一世短命，而公元751年圣匝加辞世前一年丕平已在苏瓦松获美因茨（Mainz）大主教加冕为新的法兰克国王。公元753年，伦巴底人再次威胁罗马，新教皇斯蒂芬二世冒着风雪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前往巴黎向丕平求援。双方很快缔结了一项对各自都皆极为有利的协定：教皇需要军事保护，而丕平则需要只有教皇才能赐予之物——正式承认他代替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君主、取得国王的合法称号。公元754年，斯蒂芬二世在巴黎近郊的圣德尼礼拜堂为丕平再度加冕并涂油，并且当众宣布今后禁止任何人从非加洛林家族中选立国王，违者将受到剥夺神职、逐出教门的处罚。这是欧洲第一个由教皇本人涂油加冕的国王，加洛林王朝就此诞生。王朝的名字源自古高地德语“查理后人”，也算祭奠了已经去世13年的“铁槌”查理。
　　涂油礼（anointing）是讲究“礼”的罗马教廷极为神圣的一种仪式，曾被作为信徒入教的基本宗教仪礼，之后只使用在最神圣的神职人员的受洗典礼上，最终变为一种赋予少数人以特殊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典礼。在教界，它成为教皇、主教的圣职就任礼，以显示上帝对其宗教神权的授予；在世俗领域，它的神圣性体现在国王的加冕仪式上，显示其统治权为上帝所授。《旧约》中曾载有最早的先知撒母耳（Samuel）为希伯来人的大卫涂油为王以取代扫罗（Saul）。涂油礼故而成为上帝通过其代表将统治权授予一个新王的主要象征，即便王权旁落，非经罗马教廷出面不可施礼。自“矮子”丕平这一版演绎之后，教皇为王者涂油和加冕便成定规。只是当时罗马教廷还没想到，“油壶换救兵”会换来更深远的演绎。
铁锤查理在普瓦捷会战中大胜敌军
“矮子”丕平为震慑众人让狮牛搏斗，下令众人阻止无人上前，遂自斩狮头，众臣俱服
　　“丕平没辜负罗马的礼遇，数次解了伦巴底人之围。公元754和756年，丕平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底人，将夺得的拉温那（Ravenna）到罗马之间的“五城区”赠予教皇。这就是被基督教世界称颂了千余年的“丕平献土”，从此在现今意大利中部出现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教皇国，也即梵蒂冈前身，罗马教廷的教皇如今成为一个真正实体存在的世俗世界名副其实的“皇帝”。丕平所献土地原属拜占庭在意大利最后的辖区。由于伦巴底人的阻隔，罗马教廷早已在事实上脱离拜占庭管辖，只是在人事与土地财产等关键问题上还要听从东边的最终意见。此次收纳丕平的馈赠罗马却已无暇等候东边的许可，罗马教廷由此真正与拜占庭断绝政治关系。“献土”之后，丕平获得“教会长子”的称号，而且该称号沿用至法国历朝国王，即便是为验证教皇国所在地合法性的所谓《君士坦丁赠礼》（Donatio Constantini）文书于15世纪被证实为教皇授意的伪作也未受影响，象征了罗马教廷与法兰克之间似乎牢不可破的神圣同盟关系。　　相比起国王们获得的“教会长子”称号，如今在法语世界中更为人所知的是另一个说法：“法兰西，教会的长女”（France，fille a?née de l’?glise），只是这种说法其实到1841年才出现。不过，当年罗马教廷以“教会的长子”称呼来自法兰克的这些救主时，教皇们确实想到的也是一个女性形象。圣佩特罗尼亚（St.Petronilla）的礼拜堂如今位于圣彼得大教堂的侧翼，这位女圣徒被罗马教廷认可为圣彼得的养女，而加洛林家族中于罗马教廷有恩的王者被认可为圣彼得的养子。既然对于圣彼得大教堂的建立加洛林家族功不可没，圣佩特罗尼亚也被视为沟通这一神圣血缘的纽带，所以圣彼得大教堂附属的圣佩特罗尼亚礼拜堂一度被指定为法兰西君主安息之处。然而罗马教廷还是低估了加洛林家族的能量，当“矮子”丕平的儿子成为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时，整个以法兰克人为基础的欧洲已经朝向罗马想象之外的方向发展，大写的“法国”即将诞生。
　　有洁癖的学者会认为“查理曼大帝”只应叫作“查理大帝”或是“查理曼”，因为“曼”（magne）本身已经代表“大”，只是“查理曼大帝”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带有特殊铁血意味的专有名词。还叫“查理”时的查理曼是他父亲征服欧洲梦想的继承者，即便预料到罗马的恭维，但不曾预料到从王到帝的变化。
　　加洛林家族的“潜龙邸”是现今比利时列日（Liège）附近一个小镇赫尔斯塔尔（Herstal），现在则以著名兵工厂“赫尔斯塔尔国营工厂”（Fabrique Nationale，FN）出名。镇名得自查理的祖父、加洛林家族第一个出任官相的“赫尔斯塔尔的丕平”（Pépin de Herstal）的封号。直至查理出生15年后，加洛林家族都世代居住于此，此地也成为当时法国实际上的行政中心。查理称帝后才将帝国首都迁至亚琛（Aachen），去世后叶安葬于亚琛大教堂。亚琛是现今德国最西部的城市，与比利时、荷兰交界。因此如果去法国参观巴黎圣母院、看到广场上被鸽子们簇拥的查理曼铜像，其实不必太过感慨。
　　丕平病逝是在公元768年，去世前也没能免俗地分了土地，难得的是这次分出个霸主来。同年10月9日，查理的弟弟卡洛曼（Carloman）在苏瓦松即位，查理也在努瓦永（Noyon）登基为王。苏瓦松位于法国东北部埃纳河（Aisne）畔，如今属皮卡第大区（Picardie），是法国最古老的城镇之一。尽管它的名气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陌生，在法国史上却是自克洛维为统一法兰克部落进行“苏瓦松大战”时就与法国人的基因相连。努瓦永同样位于皮卡第大区，但隶属埃纳河尽头的贡比涅（Compiègne）。假如说罗马帝国时期的北方高卢人真的如同漫画中描绘的那样、不能容忍听到他们的英雄维尔琴热托里克斯战败地的名字“阿莱西亚”，继承了高卢血脉的后世法国人也理应听到“贡比涅”这个地名后五味杂陈：在这座历史上至少在四份条约中留名的城市里，德国和法国分别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互签投降协议，15世纪圣女贞德也是在这里被法国人擒获并转卖给了英国人。公元771年卡洛曼去世后，于是这两片混杂了法兰西历史的各种调料的土地同归查理名下。
　　查理曼横扫欧洲的战绩各种史书上已经说得太多，其成就毋庸置疑。成问题的是他由“国王”变成“皇帝”的过程。比较“文艺”的记述是：“公元800年12月25日，查理和教皇并肩走入圣彼得大教堂，只见教堂内灯火通明，圣乐悠扬地回荡着。突然，教皇利奥三世大踏步走到查理面前，把一顶西罗马皇帝的金冠戴在他头上，并高声宣布：‘上帝为查理皇帝加冕，这位伟大的和带来和平的罗马皇帝，万寿无疆，永远胜利！’参加仪式的教徒也齐声高呼：‘上帝以西罗马皇帝的金冠授予查理，查理就是伟大、和平的罗马皇帝和罗马教皇的保护人。’”
　　为查理加冕的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于公元795年12月26日他的前任亚德里安一世（Adrian I）去世的当天即位。据历史学家金德·曼（Horace Kinder Mann）1913年的《天主教百科全书》（Catholic Encyclopedia）记载，如此仓促是因为防止拥有选举权的法兰克人无事生非。利奥三世只用一封书信告知查理自己已登基，为以防万一，同时送上一把圣彼得教堂忏悔室的钥匙以及罗马的市旗，以此提醒查理他仍被视为“宗座”（Holy See）的保护者。查理也没让利奥三世失望，他很快派人送来了贺信以及他刚在巴尔干地区对阿瓦尔人（Avars）战役中赢得的大批珠宝。查理在信中虔诚地表达了自己对更高精神生活的渴望，同时也恳请教皇为自己军队的胜利祈祷。与比他早半个世纪、以“伟大军事家”留名史籍的拜占庭那位同名号教皇利奥三世相比，罗马的利奥三世显然要文艺得多。公元799年，利奥三世忽然遭到亚德里安一世的亲属派来的杀手的袭击，在卫队和一些贵族的救助下逃至查理大军的驻扎地：德国北莱茵萨克森地区的帕德博恩（Paderborn）。查理给予教皇规格足够隆重的接待。利奥三世被指控的罪名是当时屡见不鲜的“通奸”和“假誓”的敌人。查理将教皇的敌人召集到帕德博恩对质但毫无结果，于是查理曼在公元800年11月亲自护送教皇返回罗马，于12月1日召开双方都有代表出席的听证会。12月23日，利奥三世宣誓不曾犯下任何指控的罪名，他的敌人们被放逐出罗马。两天后，出现了圣彼得大教堂中的一幕。
公元800 年圣诞节前夜，查理曼大帝在罗马得到教皇利奥三世加冕
　　查理曼对于“根红苗正”的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当局的态度可以为此次加冕提供一个颇有趣味的备注。拜占庭那位利奥三世的战绩很大程度建立在他对意大利东部原属罗马帝国的领土的征战上，因扩张东罗马帝国有功而成为一代枭雄。虽然由于时间的无情间隔，查理曼无缘与这位东方战神当面以战论道，但查理曼后来馈赠给罗马的利奥三世的战利品戏剧性地大多来自拜占庭的利奥三世开辟的富饶疆土。在拜占庭的编年史里，起初只是把查理曼的加冕看成“一次西方行省反对帝国合法统治的起义”，而“为了报答查理，利奥在圣彼得教堂为他从头到脚抹了油”。尽管当时东罗马帝国已经式微，查理曼依然秉承了传自墨洛温家族的“欧洲视角”，为换得拜占庭的承认进行了大量外交努力，终于在去世前两年于公元812年与拜占庭签订和约，允诺将他征服的伊斯特里亚（Istria）、威尼斯、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Dalmatia）归还东罗马帝国，条件仅仅是要求帝国承认他在官方文件中有使用“皇帝”一词的权力。拜占庭教廷对这种“异端”行为无可容忍，奈何依照东罗马帝国的法律他们必须听命于皇帝，而“国穷志短”的东罗马皇帝此时已无暇再扮清高。和约签订后，东罗马皇帝米海尔一世（Michael Ⅰ）承认查理曼为“皇帝”，这也是自罗马帝国分裂近500年后东罗马帝国第一次承认另一个皇帝的存在。　　不过，说是“一手策划”仍然有些冤枉查理曼。查理曼据说也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的忠实。排除利奥三世的私人恩怨观，即便以罗马教廷的视角来看，武力强悍却又难得懂得谦卑的查理也是帮助他们实现将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帝国残梦合二为一、建立以教会为主导的“神权乌托邦”的天赐人选。通过为查理曼施礼，罗马教廷将“涂油礼”进一步神话为“上帝的意志”，这一概念后来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未来王权衰落时期，各地的贵族首领即使在权力、财富及威望上超过国王也至多举行一些诸如“接受手杖”等简化版的“受封”仪式，绝对不敢举行这种涂油礼。然而，在罗马教廷意料之外的是：尽管当年查理曼未曾道明，他的后代们的作为却证明法国国王们和罗马教皇们对这一仪式的解释并不相同。法国国王们认为：通过涂油和加冕，他已经直接得到了上帝的恩典和特许、成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也即“受主涂油者”，从此国王们已经是“基督的映像”；接受教皇来施涂油礼并非表明国王屈从于教皇个人，而只是因为教皇是圣彼得的代表。罗马教皇们则认为，涂油礼和加冕礼都是由教皇主持的，因此教皇充当了上帝与国王之间的中介，是教廷的加冕使皇权具有了合法性，只有通过这种教会仪式，法国国王们才能成为“教会长子”。
　　当然，此时距离法国又一代雄主毫不掩饰地提出“君权神授”（droit divin）还有800多年。加冕后的查理曼不仅再度肯定了“丕平献土”的合法性，而且向罗马教廷赠送了大量礼物，并慷慨赈施罗马的贫民。得自查理曼的馈赠使利奥三世成为罗马教皇历史上最富有的教皇之一，他获得了“乐善好施”的亲民形象，重新营建了为今日游客熟悉的不朽罗马。利奥三世在为查理曼加冕16年后去世，死因不明。更加吊诡的是利奥三世身后的荣衰。尽管至今在圣彼得大教堂仍有一块银牌铭记“我，利奥，因爱与对正信的捍卫立铭于此”（Haec Leo posui amore et cautela orthodoxae fidei），正式接受过教皇加冕礼的利奥三世的名字却从1673年起只出现在《罗马殉道者录》（Martyrologium Romanum）中。利奥三世的遗骸原本拥有自己的墓园，数年后被移入罗马教廷早期同样以“利奥”为号的四位教皇的合葬墓中。18世纪后，他的遗骸又被从“利奥”们的墓地取出，葬于另一专属于他的礼拜堂。1953年罗马教廷礼拜仪式改革期间，利奥三世的名字被从教皇名单中除名，或许是受到这一系列莫名事件的影响。
　　无论罗马教廷的利奥三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查理曼有理、有利、有节地拿到了“罗马帝国皇帝”的名号，从此开始了欧洲以法国与德国最为执著的各路君主的春秋帝国大梦。假如说最初罗马教廷是希望以“教导归化”而借助查理曼的实力在欧洲重现新的符合天上道德观的罗马帝国，学会“识文断字”从而掌握“语言”这种软兵器的法兰克人却反过来逐渐剥夺了罗马人的话语权，开始直接诠释自己的帝国。
　　重建罗马的过程中，利奥三世使用了大量“马赛克”（mosaic）这种比雕塑低调但比壁画长久的装饰形式来反复铭记他与查理曼之间的关联。在查理曼一方，除爱因哈德的传记外，史诗《查理曼大帝与教皇利奥》（Karolus magnus et Leo papa）的诞生证明法兰克人已经掌握了拉丁语这种比马赛克还要“隽永”的材料。《查理曼大帝与教皇利奥》的手稿最早发现于1951年，据信创作于公元799年、至少不会晚到查理曼去世之后。史诗的作者有两个猜测人选：爱因哈德或是同时代法兰克王国的御用牧师墨多因（Moduin）。无论是谁创作了这部史诗，他都成功凸现了查理曼的“帝王相”。虽然后世历史学家经常怀疑查理曼与利奥三世“帕德博恩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彼此就未来在公元800年那个圣诞节上的角色达成了共识，该史诗还是成功地以颇具皇家堂皇的辞藻给后人留下了一个英雄因梦见不平而顺应神意拔刀相助的传奇。查理曼在史诗中被比拟为罗马人的先祖之一、特洛伊英雄埃涅阿斯（Aeneas），查理曼的权力中心亚琛也被比拟为“第二个罗马”或“未来的罗马”。
　　远在北方的亚琛后来确实成为史书上所说的“卡洛林文艺复兴”（Renaissance carolingienne）的重镇，虽然那时“文艺复兴”（Rinascimento）一词甚至还没有在意大利出现。当时欧洲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除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而低级教士的文化水平同样堪忧。为改变这种状况，查理曼广纳优秀学者来到帝国，恢复、兴办学校与图书馆，建造教堂，形成堪与后世真正意义上的文艺复兴相媲美的文化盛世，被史学家称为“欧洲的第一次觉醒”。基于拉丁语的史诗《查理曼大帝与教皇利奥》或许还是查理曼在世时为证明自己正统的“修史”之作，待到公元12世纪初《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以古法语“第一史诗”的姿态登场、抛弃法兰克与罗马之间的纠葛而重墨书写查理曼加冕前夕出兵现今西班牙、历时7年征讨摩尔人（阿拉伯人）的历史时，源自地中海的兼带了铁血与慵懒味道的樱桃们已经在法国落地开花。
　　人工种植樱桃在欧洲的北传也发生在查理曼年代。考古研究表明，在欧洲内陆并入罗马版图之前，当地人从未栽培蔬菜与水果。由于罗马人喜爱蔬菜与水果，包括苹果与樱桃在内的各种蔬菜和水果临近公元1000年才开始在欧洲内陆由运输转为当地栽培。历史典籍中留有查理曼约在公元800年前后发布的一道诏令，要求王室筵席中必备的水果包括苹果、梨、李子、山梨、无花果、葡萄以及樱桃。由12世纪肇始的《罗兰之歌》孕育了后来法国南部与北部分别被称为“Troubadour”与“Trouvre”的吟游诗人，而吟游诗人们的呢喃将在延续了查理曼宿命数字的800年后成就现今法兰西定义不可缺少的“香颂”。13世纪的法国流行文学中已经出现“她朱红色的嘴唇比夏天的玫瑰或樱桃更为鲜艳”这样近乎“玫瑰色”的比喻，不过此时的“樱桃时节”距离“玫瑰人生”还需要一段血色沉淀。
　　1495 年5 月12 日，查理八世攻入那不勒斯公国
　　查理曼死后因下一辈的三分帝国奠定了现在欧洲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基础，此次分疆裂土似乎给已经嗅出不祥味道的罗马教廷一丝腾挪余地：在欧洲不再有哪位皇帝或国王可以用法兰克帝国唯一继承者的身份对教皇国提出宗主权要求。然而“罗马帝国”的梦想已经融入血脉，自15世纪末查理八世（Charles Ⅷ）开始的“意大利战争”已经足以使罗马视法国为“给意大利带来一系列入侵的灾星”。不过，在当时法国人看来绰号为“好人”（l’Affable）的查理八世的一切作为其实也没有更多可怨念之处。出生于比利时、武功记载于法国、定都并安葬于德国的查理曼本身已经划分了罗马教廷操控之外的欧洲。抢占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奥匈帝国奥托一世（Otto Ⅰ）以及同样走了鸡血运的查理五世（Charels Ⅴ）对于“罗马帝国皇帝”称号的诉求其实并不逊于19世纪初拿破仑在大卫（Jacques-Louis David）油画中的傲慢，但首先融会了罗马文化的法兰西人逐渐强化了他们手头拥有的另一利器《撒利克法典》，以此避免了德国或英国式的教会决裂，继而延续了与现代语言中改称为“天主教”的罗马教廷基督教的“美好年代”。
太阳帝国之路
　　在早期罗马教会设想的“神权乌托邦”中，神权政权与世俗政权的理想关系应当如同太阳与月亮。法国在与教会结盟900多年后反倒出现以“太阳”为号的君主，这肯定是利奥三世当年不会想到，而首先以基督教教义论证“君权神授”的奥古斯丁也不会想到“上帝之城”会被强力置换成“朕即国家”。不过，正如恒星的诞生要经历分子云（solar nebula）等诸多阶段一样，从查理曼加冕到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伯克（Peter Burke）所称的“制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ⅩⅣ）时期，中间还要经过卡佩（Capétiens）、瓦卢瓦（Maison capétienne de Valois）、波旁（Maison capétienne de Bourbon）三个王朝，只是其间的种种星光焰火决不逊于17世纪的凡尔赛之夜。三个王朝在法语全称中的共通处暗示出某种血脉的相通，而卡佩王朝本身也能勉强算得卡洛林王朝的旁支。这种看似无害的血脉传承使后人很容易忽略这一事实：尽管自克洛维起便允诺“根据罗马法生活”，然而自公元9世纪也即查理曼鼎盛时代开始直至11世纪末，《撒利克法典》实际上沉寂了长达3个世纪，其间出现的著名编年体史书均无关于这一法典的记载。直至12世纪，《撒利克法典》才重现生机，并于14世纪因一场将比特洛伊的海伦更能令“千帆齐发”的继承权事件而成为“重典”。
　　当年罗马教廷要求克洛维以一部法典作为他愿意“根据罗马法生活”的证据并不是只出于“道德洁癖”，更实际的考虑是掌握原有罗马法的“父权”。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赋予了罗马教廷重新规范神权监管下世俗政权的司法权的便利，而皈依的法兰克人也给当时的教廷以重新规范“执法者”资格的便利，何况这当时唯一可信托的执法者又给人以“家中长子”般的信任感。
　　假如利奥三世有些低估了这些未来的“教会长子”们的能量，他的前任哈德良一世（Adrianus Ⅰ）其实本能想到。21世纪的法国学者布洛涅（Jean-Claude Bologne）的《西方婚姻史》（Histoire du mariage en occident）中记载，公元824年11月3日、万灵节的第二天，一名法国修士进入了弥留状态。据说万灵节那天地狱之门会半开，这名修士间接地或用藏头诗的形式提到了公元814年死去的查理曼，他看到一头畜生正在啃这个下了地狱的君主的生殖器，而他身上的其余部分都完好无损。在中世纪的寓意画里，这是“好色”的传统象征，也即查理曼虽然有很多值得称道的作为，却耽于色欲所以受到了这样的惩罚。
　　追根溯源，这名法国教士的查理曼噩梦缘起自教皇哈德良一世近50年前的噩梦。自称“神的仆人的仆人”的格利高里一世曾经不无纠结地说过：“如果伦巴底人不是罗马教廷的邻居和敌人，同时就其感情和习俗而言也不是反教会的，西方帝国的复兴或许将由他们来完成，而非借于法兰克人之手。”但当时他显然没有预见到这两个日耳曼部落对于“西方帝国”的真正杀伤力。伦巴底人起源自斯堪的纳维亚，公元1世纪前后迁居至现今德国易北河（Elbe）下游，谜团重重的《日耳曼尼亚志》中已经有对于他们部落的描述。他们似乎过着一种定居的农牧生活，但也不时同罗马人和邻近的部落作战。公元4世纪起，伦巴底人开始大规模向南迁徙，至公元5世纪末时已经迁移到多瑙河北岸、现今奥地利境内。再度南下到今日的匈牙利西部和捷克后，公元568年，在奥多因（Audoin）王朝的继承人阿尔博因（Alboin）的领导下，伦巴底人联合其他日耳曼部落攻占意大利北部，不到一年间便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中部和南部地区，这也正是格里高利一世不得不开始与这位棘手的邻居周旋的时期。时至公元8世纪初，伦巴底人已经成为拜占庭名下的许多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伦巴底人信仰的阿里乌教派使罗马教廷很难对他们产生好感，而他们本身对教廷也没更多感觉。大半个8世纪几乎都是伦巴底人围攻罗马周边地区的历史。公元756年继位伦巴底国王的狄西德里乌斯（Desiderius）通过与法兰克王国联姻获得了对罗马周边地区的控制权，而联姻的双方是狄西德里乌斯的女儿德西戴拉塔（Desiderata）与被罗马教廷视为救主的“矮子”丕平的儿子、尚未称帝的查理。尽管提出“严正抗议”，当时的教皇司提反三世（Stephen Ⅲ）仍在临终前与伦巴底人达成了“和平协议”。作为继任者的教皇哈德良一世却遇到了麻烦：公元771年，查理以未曾“圆房”（consummationem）为由要求教会不认可自己与德西戴拉塔完婚、判决婚姻无效。罗马帝国实行的罗马法对于离婚的限制并不严格，只要双方不再合意就足以构成，但对于刚在摸索制定教会法、试图将婚姻神圣化并纳入教会管理的罗马教廷来说，查理曼的需求却是个棘手的难题。公元3世纪，教会接受了罗马法中以“订婚-婚礼”二阶论承认完婚的概念，就此解决了圣母的身份问题。如今查理的诉求确实有点超乎时任教皇哈德良一世（Adrianus I）的情商。据说哈德良一世曾因此谴责查理：“这是异教徒的做法！”　　
“太阳王”路易十四
　　然而，已经开始被未来的查理曼划定下游戏规则的欧洲已经很难再被罗马教廷夺取话语权。向着帝王之路大步前进的查理坚持将德西戴拉塔退还给她的伦巴底父亲，未曾料想祸起萧墙，他弟弟卡洛曼的遗孀葛尔贝佳（Gerberga）为寻求保护于同年投奔伦巴底王国，或许是出于报复，伦巴底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声称葛尔贝佳的儿子才是法兰克王国的合法继承人，继而以罗马教廷拒绝承认葛尔贝佳之子继任法兰克国王为由再度出兵。哈德良一世无奈求救“异教徒”查理，于是未来的“查理曼大帝”再一次实现了在法国历史上极具象征意味的“翻越阿尔卑斯山”，于公元773年重创伦巴底王国军队，并于次年围攻并攻破了伦巴底王国都城。据史籍记载，狄西德里乌斯全家后来被流放至现今比利时列日（Liège）一带，距离卡佩王朝的“潜龙”之处不远。公元786年前后，狄西德里乌斯殁。尚未称帝，查理已经成为鸟瞰罗马教廷的法兰克王国与伦巴底王国双料国王。
　　法兰克与伦巴底之间的这出“欧洲版甘露寺”将被验证为未来很多欧洲王室纠纷的母版。查理曼一生娶了5位王后、废了2位，另有5位被讳称为“侍妾”（concubinage）的情妇，育有13个孩子、7个私生子。尽管如此，查理曼还是在死后得到了罗马教廷的封圣，与他相关的一些似有若无的爱情故事如同他在扑克牌红桃K上的面孔一样流传至今。当时查理曼的一些想法貌似出于法兰克“蛮族”本身的“原始”欲望，但对于急于掌控世俗财富的罗马教廷本身确实造成了威胁，更要命的是查理曼的梦想直指向罗马避讳的拜占庭。据说就在公元800年罗马“意外”加冕后几天，58岁的查理曼就致信东罗马帝国48岁的伊琳娜女皇，建议两人结婚并从此统一全欧。可惜的是，公元802年查理曼的求婚使者刚到君士坦丁堡不久，女皇被宫廷政变废黜。可见，罗马教廷与拜占庭的决裂从来不曾阻止查理曼对于重现真正罗马帝国的梦想。
　　查理曼“简单粗暴”的日耳曼式“姻亲”理念不久逐渐以一种“法兰西式的浪漫”合法化为这一文明“政教合一”与“政色分离”相结合的统治理念。罗马教廷说服了这个民族的信仰，但并未征服它的法理观念。《撒利克法典》后来的复活历史最早证明了“法兰西式例外”（L’exception fran?aise）的存在，支撑这种“例外”的傲慢与浪漫无非是同一种帝国心态的不同反应。当查理曼的战功不久就被吟游诗人的祖先们“文艺化”成这样的诗歌时，一心想成为普照世俗世界的太阳的罗马教廷本应嗅出不祥的味道：“他（查理）头上戴着铁盔/手上罩着铁手套/他的胸膛和肩膀裹在铁甲里/他左手高擎一支铁矛/右手握着一把无敌的铁剑/骑在一匹铁黑色的战马上/整支大军都仿效他的穿戴/田野里和大道上充满着铁器/连太阳的光芒都被铁的闪光反射回去。”
　　1996年克洛维皈依基督教1500周年的纪念活动期间，另一个反对的声音是：既然高卢-罗马居民早已笃信基督教，克洛维的洗礼就说不上使法国皈依。持此类意见的学者同时否定将“克洛维登基日”定为法国立国日，而坚持公元843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国”的历史的开始。在这一年，查理曼的帝国被根据《凡尔登条约》（Traité de Verdun）自西向东纵切为三：西法兰西亚（Francia Occidentalis）、中法兰西亚（Middle Francia）以及东法兰西亚（Francia Orientalis）。出生于现今德国法兰克福、实力最强的“秃头”查理（Charles Ⅱ le Chauve）继承了西法兰西亚。由于“中法兰西亚”与“东法兰西亚”名称的逐渐消亡，保留至最后的“西法兰西亚”逐步简化成“法兰西亚”（Francia），并最终成型为“法兰西”（France）。“秃头”查理开创的西法兰西亚王国后来也被认可为今日法国的雏形。
　　不过，从准确意义上说，西法兰西亚王国的面积或许与今日法国相近，但实际只包括现今法国大西洋沿岸自阿基坦地区北至诺曼底地区的领土，南部的普罗旺斯、中部的勃艮第乃至北部的阿尔萨斯，洛林并不包含其中，后几个地区留属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的异母兄弟洛泰尔一世（Lothaire Ⅰ）统治的中法兰西亚王国。洛泰尔一世原本是查理曼帝国全部领土的合法继承者，可惜他既没有爷爷的魄力也缺乏父亲“虔诚者”路易（Louis le Pieux）的执著，不仅未能保住自己的产业，还成为这场领土拆分的最大受创者。
　　查理曼在去世前8年就已立嘱，将帝国在他死后按照日耳曼传统由三个合法儿子平分。然而，不久两个儿子分别在公元810与811年早逝，其中还包括在公元800年与查理曼共同在罗马受利奥三世加冕为“法兰克国王”的“小查理”（Charles le Jeune）。于是查理曼只剩下未来的“虔诚者”路易可以选择。公元813年，查理曼将路易加冕为“同朝皇（co-Emperor）”。次年1月28日，查理曼去世。路易闻讯火速从自己位于西部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别墅奔至亚琛，在贵族们“皇帝路易万岁”（Vivat Imperator Ludovicus）的欢呼声中为自己加冕为皇帝，预示了近1000年后即将在巴黎圣母院发生的相似一幕。继承了帝位的路易或许是尝到了“独占”的甜头，决定抛弃“祖训”，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帝国的统一。他很快就将所有未出嫁的姐妹送入修道院，以此避免嫁妆可能造成的领土分割。公元817年，路易加冕长子洛泰尔为“同朝皇”，并于同年颁布《授权诏令》（Ordinatio imperii）。诏令中规定，“皇帝”的名称不可分割，为求得帝国的统一，洛泰尔的弟弟丕平（Pepin）和路易（后得名“日耳曼的路易”）只能在洛泰尔作为皇帝的宗主权下拥有各自的王国（阿基坦和巴伐利亚），王国的统治权可以继承，但倘若绝嗣，必须交还给皇帝。　　路易的诏令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欢迎：尽管“神圣罗马皇帝”占有教皇国的宗主权，但一个统一的帝国终归更为安定，而且“更有管理”的继承方式也更能确保教会得到应有的献礼与馈赠。额外有利的是，路易早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上抗击阿拉伯人的表现足以让教会把他视为基督教的卫护者。尽管路易的抉择以及对几个儿子阴晴不定的偏爱在后来20多年间造成了三次内战，以至于他被家人指责为“一切混乱的罪魁祸首”，路易与教廷始终不错的关系还是确保他在身前身后得到了“虔诚者”的绰号。即便是在最为兄弟阋墙的第二次内战期间，他仍得以“基督的战士”（miles Christi）的形象出现在公元826年的一幅壁画中，并得到美因茨大主教、卡洛林时代最著名的作家马乌鲁斯（Rabanus Maurus）的献诗。
　　尽管如此，教会的介入不仅没能平息查理曼后裔血脉中原始的日耳曼式领土欲望，反而加速了最终的分疆。如同黑马般杀出的“秃头”查理是“虔诚者”路易第二任皇后的儿子。“凡尔登式三分法”使他获取了“虔诚者”路易最早的领邑阿基坦地区（Aquitaine）。尽管当年西法兰西亚的疆域中“幸运”地圈住了巴黎，但当时“秃头”查理的统治中心却是在阿基坦的图卢兹（Toulouse）。虽然洛泰尔一世根据《凡尔登条约》保住了“神圣罗马皇帝”的称号并且将它传了儿子路易二世（Louis Ⅱ），可是公元875年路易二世去世后没有留下男性子嗣。于是，继公元863年从洛泰尔一世的次子洛泰尔二世（Lothair Ⅱ）手中获得了从原先的普罗旺斯王国中分割出的上勃艮第王国（Kingdom of Upper Burgundy）后，“秃头”查理成功地在自己辞世两年前终于从侄子手中得到了“神圣罗马皇帝”称号以及意大利王国。“秃头”查理在罗马的加冕惹恼了同样拥有继承权的东法兰西亚国王“日耳曼的路易”，他对“秃头”查理新获得的领土的攻击使后者不得不暂时回缩至西法兰西亚。两兄弟围绕意大利主权的争斗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到半年便于公元876年8月28日以“日耳曼的路易”的去世告终。“秃头”查理比他的兄弟多活了一年，但也未能再度占据意大利。
菲利普二世在决定法兰克王国命运的博韦战役中
　　“秃头”查理的继位者是他的次子“结舌者”路易（Louis Ⅱ dit le Bègue），可惜他也不过多活了两年。接下来的一串卡洛林家传式的叔侄地产分割延续了普罗旺斯地区的独立，同时催生出一个强悍的奥顿公国（Autun），也即未来的勃艮第公国。假如说阿基坦这片近邻现今西班牙、涵盖波尔多与图卢兹在内大片地区的战略要地日后将在数百年里成为欧洲大西洋沿岸最令人眼红的嫁妆，桀骜的勃艮第公国也将在同样漫长的时间里成为欧洲内陆最令人向往也最令人畏惧的盟友，它们还成为此后法国历史中围绕领土发生的多场口舌与兵戎之争的制约杠杆与胁迫砝码。“结舌者”路易的过早去世造成的更重大后果是：“神圣罗马皇帝”称号从此易手东法兰西亚。东法兰西亚国王“胖子”查理（Charles Ⅲ le Gros）放弃了原有的国名，改称“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