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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秒后，自动返回首页［摘 要］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构建世界性城邦的理论体系，其中强调了作为世界公民的诸神与圣人之间不分亲疏远近而平等待人的德性，表达了一种道德哲学上的严格的世界公民主义态度。儒家思想传统中存在着一种立足于地域性共同体追求天下大同的思想。在儒家看来，处于自我、家庭、国家和世界等各种关系之中的人，在仁与礼的交互作用下，可以有效地处理对自我共同体的特殊责任与关照共同体外陌生人的普遍责任之间的张力，从而在道德层面成就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世界主义。从根本上看，儒家思想因其包容性强、持久绵长且照拂一切人而更具实践性，也更具当代价值。［关键词］ 世界主义; 儒家; 世界公民主义; 斯多葛学派［作者简介］ 曲红梅，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长春 130012) 在当代西方的哲学话语中，同 Cosmopolitanism 相关的主要是这样一个理念: “所有的人类，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都可以 ( 并且至少可以) 属于一个人类共同体，而这个共同体是应该并且可以培育的。”［1］也就是说，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相关文本中，Cosmopolitanism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对普世的人类共同体的谋划。在这种宽泛的意义之下，Cosmopolitanism 可以涵盖的立场和观点更加丰富和具有包容性。从最基本的层面上，它可以被解释成 “世界公民主义”，即以每个具有独立性的平等公民为主体构建世界性的城邦或国家; 也可以解释成 “世界主义”，即在各自共同体内承担特殊责任的成员同时以仁爱对待共同体外的其他人，以求天下大同。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跨文化讨论 Cosmopolitanism 才成为可能，我们对儒家的世界主义与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的比较性研究也才成为可能。当现代西方学者在西方学术传统中追问世界公民主义的源头时，大部分都同意这个源头在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那里。斯多葛学派提出，个人可以通过与体现神性本然的理性一致来实现一个世界公民社会，他们称之为世界城邦 ( Cosmopolis)。只有那些借助正确的理性与本然一致，从而具备德性的人才能成为世界城邦的公民。世界公民们分有共同善，因此，对他们而言，帮助他人共享这种善就是帮助自己分有善。“即使从未谋面，世界公民们也能做到互助互益。”［2］98－99促使他们帮助别人的不是来自地域的、血缘的或者友爱的因素，而是他们自身中具有的理性。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我们可以在儒家思想中找到有关培育和建立人类共同体的构想和理解。儒家倡导的世界性社会主要体现在对天下大同的描述中。在 《礼记》中，记录了孔子对鲁国的状态痛心疾首，并假借古代之名描述了上古大道运行时的理想社会，表达了他对天下一家的向往。在孔子的蓝图中，包含了四个方面: 1) 社会的领袖是因为其德性、天赋和能力被推举出来的; 2) 信义、和平与荣光是社会每个成员都追求的; 3) 有合适的条款规定老幼病残者可以获得照顾并享受幸福生活; 4) 男人与女人在社会上都有适当的位置。在这样的社会中，对于一个人来说，他的家庭成员同家庭以外的人之间没有显著区别，人们都不 “独亲其亲，独子其子”; 每一个人和物都能发挥其最大功能; 劫匪、小偷和背信者都无处使坏。［3］769但孔子也认识到，现实与这种理想的图景存在巨大的差距。现实社会是 “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3］769。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孔子不得不以一种更为合适的、立足于现实的方式追求他的理想。孔子和儒家的大部分理论诉求都是立足于 “小康”社会的，他们希冀个体在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的指导下行动并最终实现天下太平。在这篇文章中，笔者通过关注儒家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考察两者有关世界性人类共同体的核心观念，比较两者的差异以及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并尝试提出对当代世界主义或世界公民主义的理解。一儒家经典和斯多葛学派残篇中对世界性国家或社会的描述首先体现了他们在自然哲学上的不同立场。在古代人的眼中，自然不仅是自然现象，同时也展现了现象背后那创造和引导世间万物的自然神的作用。所以自然与人的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是自然神与人的关系。考虑到这一层面，我们可以说，自然与人的关系涉及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由自然创造，从自然中生成，并在自然的关照下生存; 另一方面是人如何以自己的实践与自然发生关联。在比较接近的历史时期，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希腊人体会着类似的生活经验，却产生了不同的反应。儒家与斯多葛学派在自然哲学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两个学派在自然神对人的作用力上存在不同看法。在儒家看来，天是人的创造者和统治者。换句话说，天就是自然。所以孔子认为天与人的关系同自然与人的关系一致。或者可以说，天人关系是通过自然与人的关系体现出来的。同时，天是人在日常生活中效仿的道德典型。天不仅是人的存在源头，而且是其道德观念的源头。然而，天并不直接对人显现，而只通过自然世界的现象直接地给人以指导。《论语》中说: “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4］296通过四季更替，日出日落，人类获得对自然法的认识。斯多葛学派同样提出了一种对神的自然解释。他们认为神在与人的关系上扮演双重角色。首先，神是永恒的，并且创造了地球上的万物; 其次，神有灵魂，而人的灵魂是其碎片。根据我们所拥有的克里希波斯 (斯多葛学派第三代领袖人物) 的残篇，他相信自然中没有什么事是徒劳的。他确定神性的惠赐本质，认为神对人是慈爱的、友善的。神是为了每一个人类个体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照而创造了人，而动物的存在不过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也就是说，人以外的他物是为人创造的，而人生来是为了完成和模仿神的世界。①在克里希波斯的等级化安排中，我们看到一种激进的目的论模式。神意是如此伟大以至于他所安排的世界是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世界; 他使万物都朝着一种完美状态进发。根据这样一个安排，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神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影响着人。其次，神让人类从一开始就是完满的。因此，在斯多葛学派的自然哲学中，神扮演的是一个比孔子思想中更重要的角色。其次，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所扮演的角色也有不同看法。在儒家的观点中，尽管天是万物的原因，但人作为天与万物之间最为重要的纽带始终是最重要的元素。每一个人都有机会通过追求和理解天和天所启示的道德目标而更加接近于天。儒家相信在人类的心灵中有更为先在的道德原则，尽管他们可能因为人出生后的各种欲望和利益而变得模糊。去除欲望和利益，人就可以成功地获得对内在价值的追求。天人合一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一个人怎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呢? 儒家认为人应尽力理解和观察这个充满着天的智慧的世界。理解了天的本质并意识到人不能与天分离之后，真正的天人合一才能实现。如同孟子所言: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5］362因此，在儒家看来，人与自然的联系是积极的，并且人在世界之中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人是天的结果，只有人可以理解天的本质。没有人，天是无目的、无生命且无力的。斯多葛学派则从一种目的论的视角认为人是根据自然神的秩序来安排的; 并且人的生命因为人类的恶而不断堕落。因此，一个人应该追求的目标就是与神性一致，因为神是决定万物存在的原因，是万物所以如此的 “道”，“我们的本然是宇宙本然的部分”［6］164。理解人类道德教化的最充分的方式是从根本上思考自然以及宇宙秩序和法则。斯多葛学派相信: “神是世界本身，世界是神性的普世发散”［6］155，因此，一个人除了顺应本然之外别无选择和作为。我们由此可以判断，人在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比在儒家那里小很多。从上面的比较来看，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在考虑人和自然关系时强调了不同的方面。对自然神的作用力和人所承担的角色的不同侧重恰恰印证了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对于世界共同体以及人在共同体中作用的不同看法。但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在自然观上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儒家那里叫做 “天人合一”，在斯多葛学派那里叫做 “人与自然一致”，两者都强调了人效法自然的重要性。这个结论是联结自然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要纽带，关涉到他们对于在实践生活中人该如何做一个好人的根本看法。二儒家和斯多葛学派对于人如何成为好人的看法根植于他们各自的自然哲学立场。同时，他们对于 “人如何成为好人”这个道德哲学核心话题的不同论证也反映了他们对世界性人类共同体的不同追求。儒家哲学关注的中心是人性，因此，儒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天所彰显的方式的感染下成就一个好人。孔子提供的是仁的理论。《论语》从三个方面体现了仁的含义。首先是对待仁的态度。儒家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对仁的渴望并真诚地追求仁的境界，接近仁的状态。因此，在追求仁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事并不是依赖别人的帮助，而是自己主动地去追求。也就是说，人成为人是一种内在的成人的要求在发生作用，不能期冀外在的他人的帮助。对于那些想要成为好人的人来说，这是最基本的责任。其次，孔子倡导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关爱他人。孔子认为好人的行动表现在下面这个原则之中: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98儒家这种从自身出发，去关照和扶持他人的积极的态度体现了行仁之道。第三，孔子认为从消极的意义上爱人也非常重要。他倡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4］265儒家思想所表达的黄金法则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正像Gehald Zecha 所言: “往往告诉我们不该做什么比列出一些我们该做的事务清单更简单明了”［7］49。“仁”的理论考虑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内在教化和完善，还考虑他的实际行为。仁不仅与个体的人的道德相关，也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相关。这就涉及儒家道德哲学中另外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礼。礼一方面可以解释为社会规范和制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系列关于虔敬的社会风俗习惯的复合体。孔子一再强调，礼得以运用， “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3］773。然而，仁和礼都不能单独构成人性培养的规则。只有礼和仁的相互结合，才可以实现上述目的。仁给予礼一种稳定的、内在的基础; 礼可以成为判断一个人道德与否的外在标准，也就是说，可以判断一个人是否遵从仁的原则行事。总之，仁与礼相互契合，成就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个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些责任不仅关照了个人自身，也关照了他人和社会整体。从仁和礼的相互关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儒家哲学对人有更高的要求，赋予人更大的责任。即便如此，儒家仍旧强调，每一个人都应该并且可以在一生中始终追求对这些责任的承担，从而使他个人完善的过程与社会的完善过程成为一个整体。斯多葛学派道德哲学的关键词是激情、德性和生命的最终目的。他们对于生命最终目的的原则是: “一个人的行为要始终同他对本然的体会一致”，因为共同本然 ( Common Nature) 能够让其依附者区别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在此，“共同本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在自然哲学中，共同本然表示万物存在所依赖的不可违抗的规律; 在道德哲学中，共同本然表示一个人行动时要遵循的行为原则。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好人，你别无选择，只能是遵循共同本然。因此，无论是自然规律还是社会规范，共同本然都是不证自明的，无论人们是否遵循它，它都在那里展现自己。根据这种决定论的观点，斯多葛学派认为生命的最终目的就是依照理性生存，因为理性是依照神所拥有的德性和超越性来发挥作用的。理性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和区分好坏、利弊，或者制定与此有关的命令和戒条。激情则是人在生活中形成的、对某一个特殊事情的善或恶的错误判断。这一判断引起了一种过度的冲动，并使灵魂破碎。在克里希波斯看来，应该在激情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消灭它，因为旺盛的激情会反叛理性，并做出与理智相反的行为。如果一个人已经遭遇激情，我们就无计可施了。克里希波斯这里暗含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对激情造成的有害影响负责; 激情与神和他人无关，只是一个人自己的堕落; 而且这种堕落是一条不归路。与儒家对天和人的统一性的重视相比，斯多葛学派更强调神与人的分离。在这个学派看来，一个人可以做的就是选择与自然一致，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表明其道德哲学最基本的特征是建基于心理一元主义和自然哲学的决定论基础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斯多葛学派通过两个道德行为原则来实现世界国家。一个原则是人应该意识到善就是宇宙因果结构的有序的合理性; 如果一个人有足够的善的智慧，并致力于对于神性的追求，他就有机会与神一致。另外一个原则是人之中必须具有自身就是善的东西，以便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拥有善。以上两个原则告诉我们，和宇宙秩序一致就可以拥有善，也就可以成为一个世界公民。斯多葛学派倡导的是一种精英式的世界城邦，一个人只有努力成为一个圣人才可以在世界城邦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人一旦遭遇激情，他就失去了成为世界公民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合格的存在者 ( 神或者圣人) 可以体现共同本然，才可以作为世界城邦的一员。三无论是大同社会还是世界城邦，它们所呈现出的社会图景对我们来说都是理想。儒家和斯多葛学派仍然通过自己的智慧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种理想的方式。在儒家看来，大同社会的出发点是小康社会。他们希望以仁和礼的理论，通过首先实现小康社会以最终实现大同社会; 他们相信只要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仁和礼的原则努力使自己完善和提高，一个世界性的社会就可以实现。这种对世界主义的态度是一种逐渐的、循序渐进的追求。儒家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进程同一个人的发展进程是一致的。他们考虑的主要是社会之中的人，他们对小康社会中如何依据仁和礼构建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关注。在 《大学》中，我们看到孔子试图解决社会中的不同关系。对这一过程的论证是分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自上而下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 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8］4－5另外一个层面是自下而上的。在儒家看来，如果一个探索世界的人获得完全的人生智慧，他就会获得真正的思想和德性，从而使一种更高层次的自我教化成为可能，同时他也能对家庭、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做出贡献。实际上，这两种过程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涉及了个人的内外、个人与家庭和邻里、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仁与礼。在这一系列关系中，家庭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家庭的功能。首先关涉的是家庭及其成员。每个家庭成员都应该在内以仁的原则来统摄其行为，在外以礼的原则经营家庭，从而使他们可以进一步为社会做出贡献。第二个方面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同国家的关系。想要统治国家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这是前提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每个人的家庭被治理好了，国家也同样可以治理好。因此，在家和国之间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中国传统社会是由家庭这个基本单元组成的，家庭是所有社会组织的中心。一个人在仁与礼的指导下有热爱和保护自己家庭成员的特殊责任，而且，一个人也应该把自己放在他人的位置上考虑问题，把别人当作自己的家庭成员一样。因为人生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随着时间推移，一个人的理解力和思考力不断加深，他对别人的态度也会越来越好。也就是说，在儒家看来，一个人对天下 (世界) 的看法也是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从而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从亲友到陌生人，逐渐延展。斯多葛学派为我们提供的路径独具特色。在他们看来，世界公民在追求自己的生存艺术和帮助他人实现美德的过程中，可以具体从事三种职业: 法庭上的诉讼、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私人教师。这三种事业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它们可以更有效地使世界公民发挥其功能。克里希波斯鼓励人们在异国的法庭上服务或者在外邦的土地上做私人教师。除此之外，他似乎认同昔尼克派的观点，认为 “一个人在某个特定城邦之内所具有的公民身份在世界城邦中影响甚微”［2］13。也就是说，世界公民不会因为他曾经是某个城邦的公民，而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对他的同胞施与特殊照顾。玛莎·努斯鲍姆在谈论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时，选择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事例做出说明。她说，一个斯多葛学派眼中的世界公民之所以抚养他的孩子，并非因为这个孩子在血缘上和他有着亲密关系，而是因为抚养孩子是人类整体的利益和本性的需要。［9］9斯多葛学派相信，圣人的道路就是与共同本然一致，并且帮助别人去获得一种与美德符合的状态。世界公民应该尝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考虑这些人是不是他们的同胞。一个人对他的家庭成员或同胞并不肩负特殊的责任，他只承担对人类作为整体的责任。四对于儒家的世界主义和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我们应该报以至高的崇敬，因为他们的看法相对于他们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进步。那时的人们主要思考的还是国家性的或地域性的问题。可以确认的是，儒家和斯多葛学派的理论都可以看作道德或伦理世界主义 ( Moral Cosmopolitanism)。这种判断的根据有二: 1) 儒家和斯多葛学派都认为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可以通过其成员效法自然秩序、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获得完美德性来实现; 2) 在他们对于世界性共同体的构建中，虽然涉及一些政治策略，却并没有构建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儒家和斯多葛学派的理论更倾向于道德层面而不是政治或经济层面。在道德层面内部，儒家和斯多葛学派的思想却有着显著的差别。首先，在世界性人类共同体的构建方式和实现方式上，儒家是一种世界主义的观点，而斯多葛学派是一种世界公民主义的立场。儒家在考虑人与天的关系时，存在着一种对于人性的强调; 在涉及个体的自我完善过程时，认为一个人对于仁和礼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他对自己和外在世界的理解，而仁和礼最终体现的是天的精神; 在涉及个体与他人关系时，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对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体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处理与家庭相关的各种关系。因此，儒家实现世界性社会的方法是通过规劝人们像对待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他人，从而使天下所有的人如同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当然，这个过程不能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儒家对世界性共同体的构建体现了对于每一个人的信任和肯定，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在这种渐进而宽容的理论中实现了利益上的和解，从而取消了相互之间的对立，形成了以关系为连接的体系。正如有学者所言，“在这种角度下，没有人会被看作是他者或者局外人，因为，按照定义，对于天下来说就不会有人是身处局外的”［10］80。因此，我们将这种忽略共同体成员的主体地位，强调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看法称为世界主义。而斯多葛学派则在存在论的意义上认为神创造了人，并且人在被创造之初是完善的，因此，人的本质与神的本性是一致的; 他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人并不与其他人分离，帮助别人与本性符合也就是帮助自己完善德性。但斯多葛学派因强调人对神性的服从和激情对人的破坏性影响而认为只有神和圣人因为具有与共同本然一致的能力，才是世界性城邦的公民。这种严苛的拣选排除了所有人成为世界公民的可能，从而区分了世俗的本土城邦和精英式的世界城邦。因此，我们将这种以平等而完善的公民构建世界性社会的方式称为世界公民主义。其次，根据 Kleingeld 和 Brown 的理论，在世界性共同体的成员对待他人的态度上，我们可以判断儒家是一种温和的世界主义态度，而斯多葛学派表达的是一种严格的世界公民主义态度。儒家认为一个人对自己的家国负有特殊的责任，但同时他也应承担起完善和幸福天下人的责任。对于一个人来说，他处于不同责任形成的一系列同心圆之中心，尽管责任的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但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反而相互助益，共同成就了个体的道德完善，而每个人的完善成就的是普天之下人类共同体的和平与合作。斯多葛学派强调作为世界公民的诸神与圣人互益互助，只是要遵循他们分有的共同的善，并不因为相互之间的亲疏远近而有所差异; 世界公民并不对其同胞负有特殊的责任。对于一个世界公民来说，他处于一个单独的圆圈之中心，对待他之外的所有人都负有同等的责任。我们因此认为斯多葛学派的理论是一种严格的世界公民主义。我们今天讨论儒家的世界主义或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不能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这些思想传统对当代的意义。在这个层面上，儒家思想和斯多葛学派思想中存在的问题是首先需要面对和思考的。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公民主义最受质疑的地方在于世界城邦的现实性问题。对世界公民的严格甄选和世界公民责任的无差别性给世界城邦的实际运行提出了极为艰巨的任务，世界城邦的世俗化成了斯多葛学派需要解决的最棘手的问题。人们对儒家世界主义的最大质疑是认为天下观念中包含着大一统或者帝国主义的倾向。如果 “天下”指的是君主所可能统治的国土和臣民，那么儒家的世界主义确实是一种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霸权。但儒家的 “天下”观念从根本上是一个哲学概念，是中国人理解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正是从人与天下共存的理念出发，儒家的世界主义为一个人的安身立命提供了更为宽广的视野、更具包容性的态度、更有实践性的行为规范和更加绵长有力的渐进性道路。因此，相比较而言，儒家传统中所体现的世界主义观念对于当代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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