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少将）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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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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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男，四川南充阆中县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宣传员、秘书，第二六五团政治处敌工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机要科机要股股长。
安东（）男，四川南充阆中县人。1932年加入。1933年参加。1936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第三十军八十九师政治部宣传员、秘书，第二六五团政治处敌工队队长，红四方面军指挥部机要科机要股股长。参加了。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期轮训队，军委一局一科科长，军委作战部一处副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处处长，东北执行分部执行处处长，第六纵队参谋处处长，第六纵队副参谋长，四十三军参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情报部三局第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兼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装备计划部副部长，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安东，原名安振威（），1918年10月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市凉水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3岁丧父，10岁丧母，靠姐姐抚养，靠亲友资助，勉强读完了高小。读书期间，由于进步教师的启发引导，安东自觉地参加了当地共产党地下支部所组织的读书会。经过参加集体活动接受进步思想教育，他的脑海里逐步萌发出对真理、对革命的追求。1932年10月，他申请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投入宣传和组织穷苦老百姓进行抗捐抗税的斗争。
1933年秋，红军解放了安东的家乡，并迅速建立起凉水乡苏维埃，他被选为乡苏维埃儿童队队长。不久，就被选为阆苏维埃儿童团指挥长。这期间，他发动组织少年儿童积极参加站岗放哨，盘查行人，监视土豪劣绅和反革命分子。他出色的工作，得到县苏维埃领导的肯定和好评，很快将他保送参加了红军。这时，国民党为消灭红军正调遣重兵分六路进攻苏区。红军决定“收缩阵地”，实行战略转移。还未成年的安东，有一股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他身背马枪、草鞋和干粮袋，跟着老战士向苏区后方撤退。昼夜的艰苦行军，他不仅没有掉队，而且还要贴标语，做宣传，显得生龙活虎，大家都称赞他是精明能干的“红小鬼”。
1933年底，安东由89师政治部宣传员调到师部当秘书。在战斗中，首长的模范行动和老战士的英勇行为教育鼓舞着他，促使他不断成长起来。1935年1月，总部决定对白军实行瓦解工作，这时，安东被调到89师265团政治处任对敌军工作队队长。他随这支英雄部队北上开辟陕南苏区，在一战消灭敌军一个旅，随即回师，准备强渡嘉陵江。1935年4月，红30军西渡成功，红军全面撤离苏区，开始。5月，安东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8月，中央红军给了红30军一部电台，安东调到军部当译电员。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后，安东辗转调到军委机要科当机要股长。从参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安东经受了饥饿、疾病以至生与死的严酷考验，终于使他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更加坚定了永远跟党干革命的信念和决心。
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红军摩托学校，安东被挑选到这个学校学习装甲、坦克、飞机驾驶技术。由于他潜心学习钻研，取得很好成绩。1938年3月，安东又被选送到抗大干训队培养，毕业后留校担任干训队指导员。1940年1月，安东调到军委参谋部作战局作战科当参谋。在这里，他在刻苦学习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的同时，认真研究孙子、孔明的兵法，研究历代较突出的战例，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增强了军事才干，先后被提升为副科长、科长。1944年8月，参谋部改为作战部，由叶剑英任部长，伍修权任一局局长，安东在一局一处任副处长。这一时期，安东的工作变动频繁，事业有所成就，可算一帆风顺。加上他酷爱读书，勤奋钻研，终于自学成材，锻炼成一名多面手。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10月，安东经叶剑英同意赴东北执行任务。途中因国民党军占领，前进受阻，他便留在冀热辽军区参谋处工作，旋赴平泉，在肖克领导下组织平泉保卫战。1946年1月，他奉叶剑英电令回延安工作，路经北平时，留军调处北平执行部任中共代表团情报科上校科长。4月上旬，东北执行部成立，他即赴长春任执行部处长兼情报处上校处长。11月，安东由长春回到总部所在地哈尔滨，当即被分配到六纵队任参谋处长。他来到这个很不熟悉的部队，主动团结同志，工作任劳任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各项工作干得很出色，被提拔为纵队副参谋长。
从一下江南，到辽沈战役、东北全境解放，六纵所担负的作战任务，安东都经历了。在辽沈战役中，因为通讯联络保障得好，及时通报敌情，他受到了上级表扬。平津战役结束后，六纵改为43军。1949年1月，该军作为南下的先头部队，从出发，向武汉挺进。此时，安东调43军下属之129师任参谋长。部队斜穿河北太平原，过黄河黄泛区，进鄂豫皖老根据地黄安、黄陵，抵长江北岸，阻止武汉之敌白崇禧部沿长江东运，配合二野、三野解放京沪杭地区。1949年4月，129师抢渡长江，向阳新、大冶前进，10月中旬解放广州。这期间，部队长驱直入，战事频繁。精力充沛，且有良好军事素质的安东，在部队取得节节胜利中倾注了全力。
1950年1月中旬，安东奉调到北京静候分配工作，很快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对外联络处处长。同年10月，任情报部三局第一届局长兼对外联络处处长。11月，随伍修权出席纽约联合国大会，任中国代表团军事专员。此间，安东不畏强暴，有理、有据地控诉美国军队占领我国台湾省和美国飞机轰炸我国东北的罪行，博得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同情。
回国后，安东于1951年2月调任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1952年6月，又兼任军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处处长。这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身兼数职，要处理的事太多。诸如抗美援朝，军队建设、总参谋部的工作，还有华北军区、北京市的地方工作，真是百事待理。面对这种情况，安东不负领导的厚望，敢于负责，大胆工作。他在办公室建立了各项严格的规章制度，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着全室同志，大家团结和睦，在处理若干棘手的事情上，都作得及时、准确、无误，充分发挥了他在延安时期由叶剑英、伍修权等培养的高级参谋的才能，成了总长的得力助手。他在工作十分繁忙之中，仍能发挥善于协调工作、沟通上下左右的联系的能力，与总参各部、各军兵种领导建立了非常密切、非常融洽的工作关系，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几十年后，聂师在他的《回忆录》中高度赞扬安东说：“他头脑清楚，需要处理的问题都安排得有条不紊。”获此评价，安东是受之无愧的。
1953年7月，安东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出任装备计划部部长。一上任，他就面临着要负责组建这个总参的新部门。为担负起此项重任，他曾赴苏联短期学习。回国后，一心扑在事业上，很快将这个部门的工作引向正轨。1956年5月，以聂帅为首的航空工作委员会成立，安东任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长。从此，他又回到聂帅身边，在他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这以后，他随聂帅参加了我国第一次科学规划会议，并参与制定全国12年科学规划工作，把国防上的重要科学技术课题列入国家的科学规划。接着，他协助聂帅组织国防科学技术队伍，特别是航天部的前身老五院的组建工作。他协助聂帅争取苏联的新技术援助和苏联停止援助后自力更生的各项治理工作。他协助聂帅组织了国防科学技术部门与中国科学院、国家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的大协作。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了聂帅制订、经党中央批准的自然科学工作若干政策。他把科委机关带领和整顿成为一个秩序井然，作风朴实，工作效率极高的单位。此间，安东担任了国家科委国防局局长，国防部五部副部长兼航委秘书长、国防科委秘书长和常务副主任等职,他呕心沥血,忘我工作,成绩斐然。在秘书长岗位上，他一直工作到1966年5月病故，为我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作出了贡献。
安东于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
“非正常死亡”风波
1966年5月下旬，正当“文革”运动风云初起之际，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一直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的安东将军，突然“非正常死亡”。 安东之死，当即在中央高层引起某些震动。首先，安东是“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军方第一个死于“非正常原因”的高级将领。而且由于当时的尸检结果显示安东有服用过量安眠药的结论，故其真实死因，一直显得扑朔迷离。在“文革”那种非常时期，“安东之死”，很快成了一个特殊政治事件，所引起的风波，数年未息。
“文革”前，安东已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并且，是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任。在囯防科委领导班子中，安东的实际地位，仅次于聂帅。安东将军生前，对发展中国大陆国防科研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可以说，中国大陆涉及国防建设及现代化的一切机密（包括众所周知的“两弹一星”），安东无不参与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心血。安东此时的军阶虽仍是仅少将，但对中囯国防建设的实际作用和地位，比许多中将，上将，重要得多。 正因为如此，也为日后将“安东之死”政治化、复杂化，埋下了祸根。
安东逝世3天前的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那个著名“5·18”长篇讲话，大讲古今中外的“政变经”，杀气腾腾地说中国有人要搞“政变”。由此，中央高层气氛骤然紧张，许多领导感到人人自危。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一个有着大军区首长高级军方职务，又掌握着我国国防尖端机密情报的负责干部，突然非“正常死亡”，当即引起中央及中央军委领导层的重视。中央有关领导对此研究后作出决定：安东丧事活动照常进行，内部则展开调查，弄清安东“非正常死亡”的真实原因。
正当有关方面在对安东死因进行调查，暂时未有结论之际，有一次，在有周恩来等中央高层出席的中央会议上，康生突然发难，提出“安东是不是有国际背景”这样有点耸人听闻的问题。 康生所谓的“国际背景”，意指（甚至怀疑）安东将军在任期间，是不是同苏联方面有某种可疑的联系？当时，中苏交恶已久，党与党，国与国之间，关系极度恶化。任何人、任何事，只要与“苏联”沾上边，即可能遭怀疑，甚至展开特别调查，惹祸上身。 而安东主持国防科委常务工作，1960年苏联专家撤出以前，自然同苏联方面的一些部门机构和人员，有各种各样的交道。康生抓住这一点想做文章，说安东“非正常死亡”问题，是个很严重的“特殊事件”，其间“可能有很复杂的政治背景”，要列为“绝密专案”，展开调査。并说，中央已决定此案的调查，改由公安部有共关部门负责侦办。康生还以中央领导层的身份和口气，要国防科委对公安部专案调查，“积极配合”。
1968年以后，全国又大张旗鼓搞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国防科委内部，又有人翻出旧帐，再次将“安东之死”，列为被清查的“专案”之一。并再设“专案组”，组织人马，展开全面调查。可是毕竟就是那么一个“非常死亡问题”，查来查去，也无实质性进展，没查出安东将军几十年人生，任何一点可以大做文章的东西。所谓“安东之死”的“专案调查”，再度搁浅。“安东之死”，就那么不明不白地作为问题挂起。可另一方面，却给安东将军的的家人，长期蒙上“政治阴影”。1973年，政治形势稍有缓和，聂荣臻给国防科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关于安东同志的非正常死亡问题，建议国防科委党委按中央1972年45号文件指示精神，做出恰当结论，并报军委审批。” 由于聂帅敢于出面仗义执言，国防科委有关领导经慎重研究，最后以国防科委党委的名义，经中央军委批准后，给已故多年的安东将军，作出了“没有政治问题，按病故人员对待”的正式结论。 至此，“文革”中曾经一度闹得沸沸扬扬，又显得扑朔迷离的“安东之死”引发的种种风波，才得以划上句号。
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政治环境更加宽松，安东将军的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落实和解决。再以后，类似《中国共产党人名大辞典》、《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谱》等多种官方出版物，在安东条目中，均采用“1966年5月逝世”这种表述，回避了“非正常死亡”的提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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