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人口红利与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红利和中等收入陷阱现在是谈过中国经济的两个热门词。经济学家都预测中国的人口红利即将结束，并且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5500美元，但是有可能停滞不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如同很多拉美国家。这不是危言耸听。正好在《21世纪》报上看到有对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关于这个问题的专访，正好学习一下这两个词。（）
首先，中等收入陷阱是真实存在的。目前世界上后起的发展中经济体，经过中等收入，最终又进入高收入的，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和香港。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解释为，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经济没能保持原来的发展速度，未能进入到高收入国家。为什么经济增长不再持续？核心在于，过去能让我们高速发展的因素没了。对中国来说，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因素，就是人口红利。
逻辑是这样的：当中国的人口红利快到尽头，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上升，中国在劳动力密集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要想保持经济的增长，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率，有资源重新配置产生的效率，这涉及到产业的转移；也有企业内部的效率。企业的效率，自己能实现，但作为政府，需要给予企业以激励，需要有“创造性破坏”的环境。如果没有这个环境，企业会丧失动力，中国经济也将不再增长。当中国经济不再增长，在中等收入的行列中，呆得时间久了之后，那就是中等收入陷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不再增长，经济也不再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这时更加不可能改善收入分配：因为当你不能做大馅饼，而试图实现公平地分配馅饼，这不大现实；馅饼只会越分越不公平。最后，很可能出现“拉美现象”：收入分配不公，人们的期望和现实不一致，大家对公共政策不满，最终进入经济停滞、社会冲突、政治不稳定的状态。
根据社科院的测算，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结束。到2013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是零增长，之后就是负增长。2013年将是一个极具标志性的转折点。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即劳动力所需要支持的抚养人口，也不再下降，明年降到最低点，之后就会上涨。人口红利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需要用一个统计指标来监测，人口抚养比就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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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面临的“陷阱”和“拐点”解读.ppt 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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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流动性” 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顺利步入发达国家，有的国家却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社会流动性”。 收入差距是动态的概念，并不是最可怕的，而社会结构的固化、社会流动性低才是最可怕的。 社会流动性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对下一代人的影响。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代际间相关系数与社会流动性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父辈社会层级
子辈社会层级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战乱、造反、革命)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子辈的收入、教育和社会地位完全由父辈决定)，“官二代”，“父二代” 正常社会都是在1和 0之间，因为代系之间有各种因素影响代系之间的传承，所以自然有个高于0的概念。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拉美中等收入 陷阱国家 高收入国家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精英社会能实现短期的繁荣、但不能实现长期的繁荣”
——Acemoglu，MIT 中国会跌入 “中等收入陷阱”吗？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突破“贫困陷阱” 起飞 $13.6 潜在风险 经济增长方式 政府规模过大 税制调节收入差距作用的弱化 教育和医疗资源配置的不平等与社会结构固化 人口红利的消失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 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人口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 刘易斯拐点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1 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第一次人口红利：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当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总人口的增长速度时，导致人均产出或收入提高。 第二次人口红利：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停止和老龄人口比例的增加，在一定时期内（一般是老龄化社会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从而有可能提高社会储蓄率，加快资本积累，从而加剧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 人口规模、增长率、抚养系数 人口红利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数据来源：OECD Factbook 2010: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增长率： 此后为OECD预测 中国人口2032年进入负增长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China’s One-Child Policy Distorts Its Population Structure Over Time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人口红利期
中国的人口抚养系数： 数据来源：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0 revision 3.2.3 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含义 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的关系 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什么？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刘易斯拐点”的含义 */57 第三届《中国金融评论》国际研讨会，上海交通大学，2010 w:工资率 L：劳动 LS：劳动供给
w0 LD1：劳动需求 LD2：劳动需求 LD3：劳动需求
刘易斯拐点
w1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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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判断人口红利是不是已经消失？
.zm-item-answer&}" style="border-bottom:">关于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殆尽（另一个说法是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学界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存在争议。本人才疏学浅，不敢妄做判定，恰好我本科论文的题目就是以“刘易斯转折点”为研究方向的，下面就把摘要和研究综述的部分内容贴上来吧。答案只包括事实性的描述和对各位学者研究观点的罗列，详细了解可翻阅各位学者的相关论文，答主只作导读，不负文责。一.什么是刘易斯转折点根据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会经历一个漫长的“二元经济”过程。在这个过程初期，传统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并且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负。因此这些劳动力便会以较低的价格（固定的生存工资）向现代部门转移。随着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工资水平的升高的现象，以不变的工资将不能雇佣足够的劳动力，经济发展的雇佣成本将会增加。通常称这个节点为刘易斯转折点。二.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来临的争论相对于第一个争论，第二个争论要激烈的多。国内外的学者对于刘易斯拐点是否来临存在较大的争议。本节将国内外学者的观点分成“支持者”和“反对者”两个部分进行介绍。
1 支持者蔡昉（）认为相较于传统认识的刘易斯拐点，中国实际进入的可以说是刘易斯转折区间。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证。第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和结构，他首先测度出农业生产活动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然后用农村总劳动力数剔除这部分劳动力，最后再减去转移的劳动力的数目，得出了大约1.06亿的剩余劳动力。他还认为40岁以上的劳动力不再愿意外出务工，也应当剔除，这样20-30岁的适龄劳动力的数目相对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将会更少。第二，他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几个典型行业的实际平均工资、农村劳动生产效率的进步等证明城市制造业的当时水平工资对农民工的吸引力下降。劳动力开始变得紧缺。大塚启二郎 (2006)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他主要是从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的变化和中国的产业结构上说的，他认为劳动力平均教育程度的提高提高了劳动力素质的同时，也使实际工资水平进一步提高。他认为产业结构调整，使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不再占优，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更加普遍。这使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得到大幅提高，工资水平也会增加。Garnaut（2010）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是建立在有大量可用的剩余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基础之上的，并且长期以来实际工资的增长非常有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产生了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率，长期的国际收支失衡（顺差）和高度的并持续拉大的收入差距。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受教育群体的增加，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已经被吸收殆尽。政策制定者应当适时变换政策，以实现平稳的过渡。王美艳（2010）则是对中国历年农产品价格进行汇总。对近十年的水稻和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和之前二十年的生产率进行对比。她认为后一阶段相对于前一阶段来说，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提高。因此肯定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2 反对者葛苏勤&Dennis Tao Yang(2011)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公布的数据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实际工资进行了统计，得出的结果是，过去的几十年来农业工资和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同时保持持续的趋势。据此，他们得出结论，刘易斯拐点还未来临。Minami（1968）在对日本战后经济转型进行检验的时候，提出了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运用此准则可以判断发展中国家是否到达了刘易斯观点。卿涛等（2011年）对Minami
转折点判定准则并检验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已经到达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经济还未到达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存在。Minami（2010）本人也对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进行检验。得出类似结论。Knight（2007）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的工资收入持续增长，年16年的农村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率是5.8%；远低于人均GDP的增速（8%）。另外他还认为农村人均收入的增长多是外生的，多与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农村的持续支持相关。他对剩余劳动力的估算结论是农村还有八千万左右的剩余劳动力。世界银行（2008）也认为不认同中国到达刘易斯拐点的结论。它认为中国当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是区域性的，也对中国官方对劳动力工资的统计口径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政府忽视了小企业中非正式雇佣的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这些都造成了官方数据不能如是反映现实。 The turning point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M]. ANU E Press,
2006. Meiyan W. The rise of labor cost and the fall of labor input: Has
China reached Lewis turning point?[J]. China Economic Journal, ):
137-153. Ge S, Yang D T.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s in China: A neoclassical
view[J]. China Economic Review, ): 611-625.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会山分校人口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营养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控中心合作对中国9个省的居民健康和营养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项目。 Minami R. The turning point in the Japanese econom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380-402. 卿涛, 杨仕元, 岳龙华. “Minami 准则” 下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
(2): 47-56. Knight J. China, South Africa and the Lewis Model[M]. Research
Paper, UNU-WIDER,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UNU), 2007. 世界银行. 中国经济季报 (2005 年 8 月)[EB/OL][D]. , 2008.附：1.蔡昉定义的“人口红利” 蔡昉（2010）年定义的人口红利，当一国拥有较多比例的富有生产能力的劳动力时，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能够给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这被称作人口红利。建国以来，我国经历了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和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两个阶段，已经开始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方式过渡，目前人口自然率仅0.5%。蔡昉、王美艳（2005）年测算的人口红利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26.8%，而到2010年代中，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2. 中国人口的变化趋势金字塔图。&img src="/DownloadImg/8/.jpg" data-rawwidth="267" data-rawheight="513" class="content_image" width="267"&图 中国的人口结构（）图片来源：“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 上图是联合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司统计和预测的中国分年龄分性别的人口图，形象地描绘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由典型的金字塔形向倒金字塔形过渡，预计本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30%以上。 2050年的人口数据是联合国人口与经济发展委员会预测值
知乎用户，房地产投融资
找到个2010年的由图可见，中青年龄层次比较明显的发生了上移，但说2010年人口红利消失为时过早。按此表推演，2020年应该可以说人口红利消失，步入老龄化社会
，芬兰语业余翻译，小伙伴专用模特，爱排球…
之前实习有做过相关内容的研究。蔡昉将人口分析与刘易斯二元经济分析结合，同时讨论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这样新颖独到的分析近年来逐渐被国内外经济学家认可。顺着他的观点，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这两个概念。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指的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刘易斯拐点：概念指出发展中国家有两大典型部门，农业和现代工业。如果国家经济处于增长阶段，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就能将传统农业过剩的劳动力吸收，提高生产力。但是当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长速度快于劳动力释放的供给速度时，如果没有工资增长等动力吸引，劳动力就不会出现转移。这时就出现了刘易斯拐点。2004年沿海地区出现招工难，普遍认为是制度性的、结构性的、短期的因素造成的。接下来愈发严重的民工荒扩展到了全国。尽管2004年到现在农民工的工资以平均每年12%的速度在增长，但是招不到农民工还占主流。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悄悄到来。与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同样惊人的，还有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幅度。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到达峰值之后开始减少，2012年一年减少了345万。随着人口变化，人口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越来越小，甚至现在为负值，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口中的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呈上升趋势，劳动力转移带来生产率的提高，保证了中国10%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十一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5%。然而“十二五”期间国家测算的潜在增长率(为了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国家会对生产要素、资本、土地、劳动的供给，以及生产率的提高的潜力进行预测，测算出一段时间的潜在增长率)降到了6.1%，“十二五”期间也仅有7.2%。现阶段收入差距继续加大，利益格局难以动摇，而减慢的经济增长速度最终威胁的是利益格局里弱者。加上利益集团会试图维持现有体制，反对改革，从而整个社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蔡昉认为人口红利，不仅仅等同于劳动力充足。经济产业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对劳动力的质量也有要求。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平均需要的受教育年限是9.1年，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需要9.6年，资本密集型的第二产业需要10.4年，技术密集型的第三产业需要13.3年，农民工目前的技能(平均受教育为9.5年左右)显然不胜任。从经济转型来看，人口红利也可以算消失了。当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劳动参与率。今天城镇就业的主体已经就是农民工，没有农民工就没有劳动力市场上庞大的就业人群。没有城镇户口的农民40岁以上留在城镇工作的只有18%。因此，改变现行户籍制度，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均等基本公共服务，保证农民在城市有更多稳定的就业机会。从劳动参与率上，减轻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带来的影响。除了提高劳动参与率，户籍制度改革还能将劳动力资源从地生产率的农业转到生产率更高的部门非农产业，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代替数量的增加也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潜在增长率，减缓人口红利消失对经济的打击，以及避免中国社会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从蔡昉的角度分析，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但是可以有很多办法保持住经济发展的势头，实现中国经济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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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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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2011年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正面临着经济增长放缓、人均收入难以提高的“中等收入陷阱”考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产业竞争力蓝皮书》　　　　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防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后面就是“陷阱”。　　——《中国青年报》　　　　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胡鞍钢　　　　未来几年应立足国情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社会服务体系，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诉求，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并将之转化为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持，从而不断化解“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成因和潜在风险。　　——郑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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