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下一步学校真要撤降并改，我们该如何面对？ - 中国军网
如果下一步学校真要撤降并改，我们该如何面对？
改革当前， 不对敏感问题“绕道走”
——第二军医大学针对改革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做工作求实效
“如果下一步学校真要撤降并改，我们该如何面对？”“对照广受社会关注的‘魏则西事件’，各附属医院在科室管理上应当怎样加强？”
5月初，在第二军医大学召开的一次思想形势分析会上，与会人员对这些“敏感话题”热烈讨论，进一步统一思想、制订措施。该校领导感慨地说：“对于官兵热议的这些问题，我们坚持不回避，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引导和心理疏导，积聚起全校上下投身改革的热情！”
找准官兵思想波动的“过敏原”
这个学期初，在一次下部队送医送药活动中，一位青年专家在返程的车上与同事低语：“谁知道这身军装还能穿多久，不如早点到地方医院谋个好平台。”
同车的校领导无意中听到这番话，感到十分惊讶。因为，在不久前开展的宣誓活动中，这名教员还坚决表示，要以实际行动拥护改革、支持改革和投身改革。
青年专家的话令校领导深思：前期专题教育搞得轰轰烈烈，宣誓、表态、签名等活动一样都不少，可是官兵心里似乎还有藏着掖着不肯说的话。
很快，校党委常委分头沉到实验室、手术室、药剂房等教学医疗科研一线，与教员、学员、医生、职工等人员交流，通过个别交心谈心、无记名问卷调查、关注“朋友圈”留言等方式，摸清官兵的思想底数。
该校政治部主任王连锁介绍，军医大学既是院校又是医疗单位，属于改革敏感领域，这也让不少官兵心里产生疑虑：有的教员担心军地通用的医学专业会转到地方，唯恐被裁减；有的科研人员害怕非军事类学科大幅压缩，造成项目中断……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有的放矢!”在随后召开的校党委会上，“一班人”研究指出：在院校改革即将展开的特殊时期，各级组织要及时掌握官兵的思想动向，找准官兵思想波动的“过敏原”，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引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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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北京协和医院，就医人员在排队等候挂号。当日晚8点开始，协和医院可以挂三天号。 （CFP/图）
新医改三年，开出什么药方？是否对&看病难、看病贵&这一世界性疑难杂症见效？
1985年放权让利的市场化医改之后，从2009年开始的新一轮医改，政府主导，市场让位。显而易见的改革成效是，对医疗的财政投入剧增，医保覆盖到全民。
但未来的挑战同样严峻：如何让大医院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如何为社会资本打开大门，如何让管医院的和办医院的各干各的事情？答案恐怕将再次回到市场化的轨道上。
为了探索下一步改革，全国各地都在进行各种试点。南方周末选取其中两个加以记录：一为&管办分开&目前最彻底的成都，一为最先全面取消药品加成，实行&零差价&的深圳。两处试点，各有得失，以为改革提供镜鉴。
医改是世界性难题，迄今各国都没有完美方案。中国能做的，诚如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组成员刘国恩所说：&不改革看不出问题，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
日上午，国新办在北京召开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进展新闻发布会。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宣称：2009年3月新医改启动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五项重点改革统筹推进，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
三个月前，国务院医改办在其起草的一份总结报告上也作出了类似的乐观结论。国务院医改办是2008年12月为统筹协调新医改相关工作而成立的新机构，与以往医改主要由卫生部推动不同，新医改参与部门多达20个，发改委系统的主导权明显增强。
但在学界、基层医改参与者中，对新医改成效的判断却有另一种声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他考察基层之后撰写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写道：新医改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对公立医疗机构定岗定编、财政保障医务人员工资等把公立医疗机构恢复为传统国有事业单位的做法，无助于降低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事实上重回了计划体制，&大锅饭&的种种弊端可能卷土重来。
新医改三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推行的&药方&是否能收得奇效？
日，北京，朝阳医院实施医药分开试点改革。 （CFP/图）
从市场化到政府主导
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波事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发生。争论的核心无非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强调公益性还是强调效率。
1985年启动的第一轮医改，其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成了此后20年里的主旋律。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下发，继续强化这一市场化方向，其中对医疗机构的改革，与国企改革思路一致，以&放权&和&医院自负盈亏&为核心。
但在权力下放的同时，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却逐年下降。而医院的逐利冲动演化成了种种乱象，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化医改的反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派占了上风，2009年实施的新医改打出了强调公益性的旗号，试图依靠政府主导来解决难题。
在&公益性&大旗指引下，&强基层&成为新医改突破口。国务院对新医改第一阶段（2009年到2011年）五项重点工作的安排中，四项皆围绕基层展开：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这里的基层，指的是城市里的社区医疗机构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组成员刘国恩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群众看病就医的重要平台，也是市场失灵的地带，加强对基层的投入，是政府公益性的体现。另外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基层医疗机构利益纠葛比大医院少，易于推动。
&药品零差价&改革，成为撬动基层医改的第一板斧。所谓药品零差价，即取消基层医院的药品加成，将药品以进货价卖给患者，以此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体制，降低患者负担，解决&看病贵&难题。
但取消了占医院收入六成以上的药品加成，基层医院如何生存？&原本的思路，是按15%的加价率，由财政直接补损失，后来发现，各地实际加价率都不一样，很难据此算出补贴数额。&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后不得不配套出两个办法：人员&定岗定编&和&收支两条线&。
在北京南彩镇卫生院，实行&收支两条线&后，医院的收入通过财政专户直接上缴到区财政，支出则由财政以补贴和专项资金的方式下拨。
医务人员薪酬制度也进行了调整。改革后，医生的&公务员&性质更加明显，名额定岗定编，工资由区财政划拨。职称、工龄和绩效决定了不同医生的工资水平。体现医生不同工作状态、能力的绩效工资，由医院定指标考核，不同医生间最多相差几百块。&改革前医生平均工资也就两千多元，现在平均能拿到四千多元。&南彩镇卫生院副院长朱春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系列改革，重建了基层医院的管理制度和权力结构，院长的多项权力被上收到行政管理部门。而有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得以改善。南彩镇卫生院就重新进行了装修，增添了彩超机、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信息系统也进行了更新，电脑里装上了全北京统一的门诊系统，方便以后医疗资源的共享。
但新的&大锅饭&体制不免产生诸多问题。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其在安徽芜湖的调研，原来干得好的医生被&逼&走了，&改革前卫生院自主经营，好的医生年收入5万-6万元，有的甚至达到7万-8万元，改革后财政发工资，年收入仅为4万元左右。&
对于陈竺在发布会上所说的&医改三年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比改革前增加8.43亿，增长了28.5%&的统计数据，朱恒鹏也在基层调研中不止一次发现了&指标&背后的秘密，&为了完成门诊量的考核指标，有的医生诱导轻病病人甚至无病者多看门诊，比如建议老年人两天来量一次血压，以此做大门诊量同时降低均次费用，同时满足了两个考核指标的要求。&
&这说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效率在下降，与改革希望将患者留在基层的目标相悖。&朱恒鹏说。他在安徽芜湖县的调研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1年以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农民和城镇居民参保者的县内住院率下降幅度较大。
药品&统购统销&
除了取消药品加成的管理制度变革，过去3年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的&基本药物制度&，亦是新医改主推的理顺&医药关系&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
所谓基本药物，是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并倡导的概念，几经修改后的最新版本是指能够满足人群卫生保健优先需要的药品。本轮医改中，卫生部在2009年8月发布《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遴选确定了307种基本药物，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和群众用药习惯，平均增加210种，正式在基层医疗机构全面建立基本药物制度，与之配套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也同步推行。
&推行基本药物制度，并不简单只是为了降低药价，更主要的是确保基层医疗机构的用药安全，让基层用药质量过关、可及、价低。&一位不愿具名的医改参与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10年，安徽省副省长孙志刚担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后，将安徽同时考察药品生产能力和价格的&双信封&招标模式，上升为国务院56号文在全国推广，基本药物制度的主推者也从卫生部转移至国务院医改办。
国务院医改办提供给南方周末的统计数字显示，2011年7月底，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在公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全面覆盖，实行新的基本药物采购机制后采购的药品价格比制度实施前平均降幅30%左右。
但采用这种赛马机制后，很多药企不得不压低报价，以迎合&价低者中标&的游戏规则。甚至，一些药品的中标价已经明显低于成本。
中国药品企业协会会长于明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招标办用&单一货源采购&和&30天付款&的承诺吸引药企主动降价。于是，个别企业甚至不惜低于成本报价，但中标后却发现政府的采购量远远达不到承诺量，政府的付款期又慢，压力之下就用劣质药品以次充好，才爆发了毒胶囊等问题。
&二百多家企业集中出现问题，你说是什么问题？&他说。
而朱恒鹏的调研结果则揭示出另外一种现象，在年各省份实施的药品省级集中招标采购中，中标药品价格没有实质性下降，甚至相当一部分明显高于此前基层医疗机构的零售价。以陕西延安市子长县医院为例，采购额排名前10的药品的总采购金额占了该院药品总采购金额的42%，而这些药品的采购价格是市场平均价格的4.9倍。
&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实际上就是统购统销，强化了行政权力带来的垄断，不仅药品价格没有实质下降，反而医药企业负责政府公关的部门越来越庞大。&朱恒鹏说。
大医院改革艰难推进
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被列入新医改的五项重点改革内容之一。但在此轮新医改中，医改的核心命门&&大医院改革，却始终推进艰难。
2009年，国务院医改办在各地试点城市中，选出16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2010年起开始正式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2年1月份，我们几乎跑遍了所有试点城市，说得刻薄一点，公立医院改革基本没改。&朱恒鹏说。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在2011年接受新华社专访时也承认，尽管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距离社会各界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中国的医疗服务提供者&&医院，是一个行政和市场的奇怪结合体。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中国至少九成的医疗服务，由事业性质的公立医院提供，在这些公立医院里，院长由组织部任命，医生由人事局招聘，药价受发改委管制，而营收则要面向市场。
新医改方案，实质上是要给公立医院松绑，&像国企改革一样，让公立医院成为独立的市场法人主体。&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因此，国务院在医院改革的指导方针是：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
但目前的改革试点，真正触及体制的并不多，部分地区以&管办分开&为突破口的改革探索也阻力重重。管办分开，就是要把办医院的职能从卫生部门分割出来，实质是为接下来的公立医院的产权改革打下基础，也为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创造平等竞争环境。
未列入试点城市的成都却是推行&管办分开&力度较大的城市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刘国恩，同时也是成都医改专家咨询组组长，他认为成都&至少从形式上和框架上是最彻底的分开&。
但在参与了几轮公立医院谈判后，刘国恩明显感到阻力：&部分年轻医生期待改革，愿意承担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换取更好的发展机会。但医务人员普遍对身份的变化感到恐惧，不愿放弃医院目前事业单位优厚的福利保障，一些既得利益的医院高层态度暧昧。&
但对于医生是改革阻力的说法，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强烈反对：&医生也想光明正大挣钱，哪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三天两头打医生的？&
一位接近医改办的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改革实际拆解的是卫生管理部门的利益。推进管办分开，不同部委也有较大分歧，&发改委想推，卫生部不愿意，国家方案出来后，卫生部的人在十几个试点城市到处飞，强调不主张脱离卫生系统。&在一些地区的管办分开中，医管局依旧是卫生局的一个处。
&国务院有关部门也早已意识到上述问题，在2012年刚刚发布的&十二五&医改规划及其实施方案中，已经将医院改革列为下一阶段医改的重点。&国务院医改办一位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下一步，市场化？
2011年5月，国务院医改办牵头研究制定了《十二五医改规划》，并在3月21日以国务院名义正式印发。这份医改规划，明确了年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阶段目标、改革重点和主要任务：加快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运行新机制、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俗称&三医联动&。
以此为标志，新医改进入第二阶段。县医院被确定为此阶段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突破口，目前第一批311个试点县市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已经启动。
和第一阶段向上收权、行政力量强势介入不同，最近连续出台的医改文件似乎正在强化医改中的市场化方向。
日，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将大病医保纳入社保保障范畴。指导意见的亮点在于首次将商业保险引入社保。
此前，新医改三年最值得称道的是医保制度的推进。据国务院医改办发布的报告，到2011年底，基本医保已覆盖全中国13亿人口，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政府补助标准从2008年的每人每年80元，提高到2011年的200元。
就在大病医保政策公布的同一天，北京终于祭出征求意见半年之久的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具体政策，政策强调民营资本可以进入各种类型的医疗机构，并将在财政税收政策上予以平等待遇。
针对这一趋势，上述不愿具名的医改参与者向南方周末记者强调说：&医改从来也没说要排斥市场力量，这是医改一以贯之的思路，如果各地严格按照中央精神推进，是不会出现效率下降等问题的，但目前我们的文件都是指导性文件，允许各地试点，有的地方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也了解到这些问题。&
那么，十二五期间将重点推进的县医院改革，会延续基层医院的改革思路，还是更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方式？
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日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演讲中提到：&今后四年，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破除以药补医，二是创新体制机制，三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提出在大医院实行基本药物制度的打算。&
不过，医改推行部门之间仍存在不同意见，并正在进行各种试验。日的发布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明确表示，基本药物制度也必须向各级医疗卫生机构扩展，也就是说要向医院扩展，从而进一步扩大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成效。
新医改的另一个压力，来自财政补贴的可持续性。&十二五&规划已经明确，未来三年政府对新医改的投入力度和强度要高于年的投入水平。但在目前经济形势下行的压力下，普遍存在隐性赤字的地方政府多面临财政压力，地方消极观望，推动医改动力不足。
朱恒鹏认为，根本的解决之道是开放市场，引入社会资本办医，同时改革公立医院，使双方真正在平等环境下竞争，提高医疗服务供给数量和质量。
但要营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却不是仅仅政策鼓励这么简单。公立医院在体制内不仅享受政府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还拥有民营医院所不具备的体制优势。
&大量好医生集中在公立医院，最主要的吸引力不是收入，而是公立医院明显优于企业的退休保障，以及对学术地位的垄断。好的医生很看重这些。&北京三博脑科医院院长张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除此之外，在医院评级、医生评职称等方面，民营医院都属于&被忽略&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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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改行动派们接下来要做什么？
　　文/新浪财经能见派(nengjianpai)专栏作家 张树伟
　　考虑到世界能源价格日益具有联动性，我国电力改革的成功标准，似乎可以设定为上网电价低于美国5%-10%左右，终端税前电价水平始终低于美国10-20%左右。
（图片来源网络）
　　日前，《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发&2015&9号文)全文终于正式公布。在此之前，政府部门不断就改革的方向与要点进行解释与沟通，电力行业以及媒体的不断跟进与更新，使得全社会对这一改革动向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现在，这一客观上将指导未来若干年(尽管具体时间表仍不清楚)电力体系改革方向的“顶层设计”文件已经没有悬念。
　　那么悬念就变成了：基于既有9号文的意见，电力改革如何从方向变成行动，作用于电力体系的产业组织、行业管理、运行机制规则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秉承何种价值标准，以判断“好”还是“不好”；有哪些需要进一步明确或者讨论的问题，将潜在地影响电力改革推进的成效与目标的实现。这将是本文讨论的主题。
　　9号文包含了体制改革之外的诸多内容
　　9号文包含的内容林林总总，覆盖了不仅是体制机制，而是整个电力行业发展的几乎全面，特别是明确了很多的鼓励与限制性的政策措施，解决市场失灵或者市场临时缺位的问题，更像一个“大规划”。严格地讲，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跟电力体制改革(组织、运行与规制)并没有直接关系。
　　比如对分布式能源的鼓励政策。无论是优先上网还是优惠电价，其基本的依据在于这类技术目前的高成本，以及可能的下降潜力，需要政策措施启动这一下降过程，否则这类技术是无法进入市场的，从而造成“死锁”。这属于政府政策手段消除市场失灵的范畴。
　　电力体制改革与这些体制改革之外问题的关系，可以分为三类。它可能有助于此类问题的解决，或可能与这些问题完全无关，抑或可能会使这些问题变得棘手而必须辅以额外或者补充性的政策措施。但是，电力体制改革之于这些问题，最多只能算伴生影响(sideeffects)。
　　第一类问题典型的，比如各种可再生能源与高效机组的优先上网问题。如果建立了有效的电力竞价市场，那么这些机组具有可变成本低的特点，将在竞争性的调度体系中拥有优先地位，特别是在波动性可再生能源占比还不大的情况下。如果有了电力竞价市场的基础设施，那么调度顺序的问题就不需要事先的“定位”排序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高耗能产业更合理的布局，转移到资源富集地区的发展问题。电力市场的建立有望纠正电价的扭曲，消除对资源富集地区电力消耗的歧视，将高耗能配置到发展成本更低的地区去。
　　第二类问题比如节能减排目标与政策的实施。节能是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减排是解决环境排放超标与损失的问题，这二者都是市场失灵的部分，需要政府额外的政策与措施，比如加税以反映实际的社会成本，以及提高排污标准减少排放。这属于纠正市场失灵的问题，显然不是市场本身建设的范畴。
　　另外一个例子是风电的优惠标杆电价支持体系，这也是克服市场失灵的政策手段。
　　第三类问题比如规划的角色与作用。改革涉及的主体越多，显然过去那种大一统、无所不包的电力规划的可应用性就越低。因为每个主体都具有自主决策权，如果这一决策权并不影响其他人的成本与收益，那么这种权利就应该得到尊重。
　　在笔者看来，具有巨大外部性影响的主干电网规划如何实施，是一个需要额外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电力系统的基本形态与电力流走向，具有很大的社会经济与投资决策影响。除此之外的所谓“统筹规划”，必要性似乎并不明显，也很难具有可行性。
　　总之，在电力改革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正确的事情，就是需要体制改革去做的；而电力体制改革可能带来一些新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额外的政策，也并不意味着改革本身是有问题的，需要推倒重来。
　　体制机制的改革，主要在于建立市场运行的基础设施、规则与监管能力；而不同的政策措施，着眼于解决市场失灵或临时缺失条件下不同的政策目标。相比动辄就需要“统筹”的说法，这一“分工”与着力点的明确，更能接近市场与政府运行的合理边界。
　　有待明确的事宜之一：电力改革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电力改革涉及到发电、输电、配电、调度、售电与用电等多个方面，改革的实施路径、工作组与时间表将陆续建立。可以预见的，这将持续比较长的时间。
　　开放电网、公平接入无疑是这一改革文件的亮点之一，但是这一工作更像是个过程，并没有明确的目标。
　　电价形成机制、市场化交易涉及到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很高的能力与细节设计，并且受到诸多电力行业内外因素的影响，就此设定成功的标准很难。
　　售电侧放开单独本身可能力度远远不够，其市场发育的竞争者――电网同时具有输、配电业务与售电业务，关联交易的存在可能性很难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对输电网资产实施财务核算、功能与所有权方面的分离(unbundling)改革现在看来还比较遥远。
　　那么有没有一个相对简单、容易被决策者与公众理解的目标呢？笔者的建议是，将若干年后的电价水平作为改革成功与否的目标。
　　笔者的研究团队过去两年对我国的电价水平及其形成中燃料、发电、输配端、税负等因素的贡献进行了全面的分解研究，并进行了国际比较，得出三个基本的结论――
　　(1)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效率前沿，偏高。特别考虑到我国装备制造业的成本及其低廉，占电源主体的煤电、水电等设备的单位千瓦成本只有欧美国家的1/2甚至更低，但是其电力终端税前价格并不低。通过电力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可以有效地降低电价，也是电力用户集中的诉求。这是电价形成机制方面的含义。
　　(2)中国的电价水平，相对主要发达国家，偏高。基于汇率转换价格的比较，可度量(并且只可以)可贸易部门面临国际均一产品价格的能源成本与竞争力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主要可贸易部门的电价水平已经比美国高出50%以上，比欧洲享受可再生能源附加豁免、增值税返还的大工业也高出不少。
　　基于居民支出负担的角度，消费同样的电力，其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要高，这是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福利水平不断扩大的一个因素。从这个角度，中国的电价是贵的。
　　(3)中国电价水平相对于其可持续发展目标，比如能源与环境资源使用的长期稀缺性，偏低。不同于前二者属于实证研究的结论，这一条属于“规范”意义上的政策建议。未来需要额外的政策手段(通常是资源税或者消费税)抬高价格，抑制消费。并利用这部分政府收入，支持“好”的方面(比如居民收入、其他消费)的税收减免，取得多重的政策红利。
　　现在的问题是：政府的政策手段并没有欧洲那样强度的体现(税率还大大低于欧洲的水平)，而总体终端价格也就比欧洲低10%甚至比肩了。关键的问题是：通过改革，提高产业效率；把价格搞正确，消除大部分的价格扭曲。有些扭曲是额外的政策目标的需要，但是其理由必要要足够充分。
　　基于这种投入产出的效率现状，笔者倾向于认为，将总体电价水平的实质性下降作为电力改革成果的标准将是合适的。从操作上来讲，美国的电价水平，各种税负比例较低，市场发达流动性强，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指标。一般国际上将美国的终端价格水平，作为其他国家能源价格存在补贴或者重税的参考基准。
　　考虑到世界能源价格日益具有联动性，我国电力改革的成功标准，似乎可以设定为上网电价低于美国5%-10%左右，终端税前电价水平始终低于美国10-20%左右。基于投入要素的价格水平，这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税后的电价水平，取决于税负与各种基金的大小，不具有时间上的稳定性，不宜作为标准。
　　有待明确的事宜之二：连续区间的指标如何基于明确的价值标准确定？
　　9号文中出现了诸多的原则性表述，比如跨省跨期电力交易要“经济、节能、环保、安全”等等。这些指标有非常高密度的体现。但是，由于这些指标并不存在二值选择，而是在一个连续的区间上，这些指标全部都需要参考性，以表达明确的意义与信息含量。参考系的选择，比如相对于历史水平的变化，发达国家的水平等等。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明确，以确定相应的“政治性”标准。
　　在这个方面，明确的价值标准，也就是判断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价值标准必须显性化，以最大程度的减少自由量裁。以“节能减排”为例，是不是能节能减排就好，或者越多越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节能的意义只在于减少能源安全的担忧，以及跨期的稀缺性。减排的投入如果大于了由于减少排放带来的损失减少，那么整个社会的可支配资源是下降的，总体福利意味着损失。
　　如果能源是当地最不稀缺的资源(比如内蒙、云南资源富集地区)，外送出去输送成本也非常高昂，缺乏竞争力，那么本地发展高耗能将是最好的选择，即使高耗能本身的效率低一些。高耗能多耗能，跟人力密集型工业多耗人，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
　　在政策的公开讨论中，价值标准的明确无疑是前提。
　　以雾霾治理为例，核电、水电与远距离输电都被认为可以减少中东部的雾霾，这是这些方案可行、奏效(effectiveness)的方面。
　　但是，仅仅讲一个(或者几个)优点，即使这个优点从事实判断角度是正确的，也并不能证明这个东西就是应该去发展，去做的，去作为减排跟应对“雾霾”的药方。为什么一个优点就能说明它是必要的，那讲一个缺点是不是就能把它否定掉？同样是一个(或者几个)，为什么效力如此不同？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能减排就是好”显然不是一个合格的价值标准。否则按照这个价值标准，应该把所有能源设施都关了，减排最彻底。但是，显然这是荒谬的。
　　明确的价值标准需要应用在各种原则上，确定相应的“政治性”标准或者目标。这需要体现在9号文提及的“具备条件的地区”、“公平规范”、“价格合理”等等表述中。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事宜：新的市场与产业环境下如何做规划？
　　综合资源规划(Integratedresourceplanning,IRP)是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以后兴起的，应用于电力行业的一种基于系统成本最低的整体规划方法。
　　但是，这一方法论的实践时间并不长。在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北美与欧盟国家，90年代以后陆续迎来了电力的放松管制(Deregulation)、市场化或者叫自由化改革(Liberalizedpowermarket)，其核心的目标在于通过电力系统发、输、配、用一体化体系的拆分，培育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以提高电力部门的效率。
　　在市场主体众多、分散决策的制度安排下，直观的看，大一统的综合资源规划有点失去“可行性”的感觉。事实上，在智能电网提出之前，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发达国家对此有诸多的研究与论述，讨论综合资源规划的适用性以及可能的方法论改造问题，比如涉及到更新的IRP流程与方法等。最终的结果，是这种规划方法仅用于仍旧管制的电网系统，以及具体的项目层面。
　　这些讨论，在智能电网的概念与进展出现，整合了诸多的需求侧、自动化与通信先进技术之后，又多了一些角度与演化的方向，比如从社会规划者模式(social-planner)到演化模式(evolutionary)。
　　我国开展综合资源规划以及与之相关的电力需求侧管理等工作的时间也非常早，在研究、行业实践、评估方面具有很多的经历与经验。应该讲，从方法论上，综合资源规划是社会规划者(Socialplanner)的思路，以一种整体优化的思想来实现电力系统成本最小的目标，同时满足各种物理、经济、环境等约束。
　　这与高度依赖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存在方法上的共通性，我国实践起来颇有“驾轻就熟”的感觉。但是，目前我国的电力部门也已经实现了厂网分开的改革，厂与网、厂与厂已经是各自独立决策的市场主体。最高程度的“大一统”在产业组织上已经不存在，电网环节的“大一统”也将打破。
　　在这种情况下，在多大程度范围内，用何种规划的方法，来制定并实施电力规划，无疑是个开放的问题。要使规划变得科学，与市场的运行机制相容，能够解决市场存在的失灵问题，但又不干涉各利益群体的正当权益，以下几个问题是亟待进一步讨论的：
　　1.本质上，一个独立市场主体的决策为什么需要让渡给规划者？这需要明确的标准。规划的统一程度，完全应该基于独立决策的成本与收益是否与社会的成本与收益一致的标准。如果二者是一致的，那么就没有必要将独立决策让渡给社会决策。过去的很多规划，尤其是产量方面的规划，往往成为侵犯企业自主经营权的行政干预。这种规划是亟待废除的。
　　2.限于时间与精力，统一规划如何保证合理性，如何充分利用信息？但与此同时，规划面临的现实不确定性是固有的。如何在规划的合理性与规划的严肃性之间取得平衡？
　　3.从规划的制定、颁布、实施、更新，以及可能争议的解决，需要怎么样的公众、利益相关群体的参与？
　　(本文首发于中国能源报)
　　(本文作者介绍：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首席能源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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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德(北京)环境研究与咨询首席能源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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