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好与俄国、日本、美国等大国崛起纪录片俄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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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企业数工人数量产值(千...相关文档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ppt关于我们常见问题关注我们官方公共微信鲍盛刚: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战略选择
  大国崛起,一靠实力,二须战略。从历史上看,大多数大国的崛起都是靠打出来的,即强者必争,相争必战。但美国作为至今最大的一个大国,其崛起却相对平稳,他摧毁了影响地球上40%面积的欧洲帝国,而未引发全面战争,相反被&黄袍加身&成为新的盟主,这和其崛起战略有着很大的关系。
  现代美国文明是欧洲文明在北美移植的结果。开始于大西洋沿岸的十三个殖民地,而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则脱胎于英国的国际体系。从1776年建国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崛起,进而在二战后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大约经历了150多年时间,归纳起来讲,美国的崛起有三大因素:自身发展、他者的衰退和美国崛起战略的准确性。
  自身发展:十九世纪中后期美国开始崛起,主要是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和两次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如果说英国霸权地位的确立是建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基础上的,以蒸汽机、纺织机、火车和煤的广泛使用为标志,那么美国的崛起则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以汽车、飞机及电的发明及使用为标志;而两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爆发的冷战为美国制造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全球市场,美国成为欧洲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和供应基地,财富源源不断从欧洲流入美国,使其成为全球新的财富中心和权力中心。历史上美国长期生存在以英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在1850年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差不多是美国工业实力的四倍,然而仅仅五十年后美国就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是英国工业实力的1.6倍。一战以后,美国是唯一从战争中捞到好处的大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和粮食生产国,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和债权国,并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黄金储备。1940年&1944年,二战期间,美国工业发展增长每年为15%以上,工厂规模扩大了近50%,产品增长了50%以上,世界上一半以上制造业生产量由美国承担,美国生产的各种产品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由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1945年二战结束时,美国的GDP已是英国的十倍,其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约330亿美元)的三分之二。所以1945年美国实力之强,只能用&非同一般&来形容,堪称史无前例。
  他国的衰退:一国的崛起有时也得益于他者即竞争对手的自然或突然衰退。两者力量的对比往往决定两者地位的变化,美国崛起之所以能相对平稳,其中部分原因就取决于美国实力的超强性和其竞争对手实力的衰竭。和平崛起和权力和平过渡绝不是一种意愿,而是实力较量的结果。美国崛起的国际环境是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欧洲殖民主义国际体系,国际体系的主导者是欧洲列强,主要以英法为代表,而美国只处于这个体系的边缘,在当时国际政治舞台上被视为&乡巴佬&和&暴发户&,没有多少话语权。大英帝国在其辉煌顶峰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30%以上,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额的五分之一,占世界制造业贸易额的五分之二。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英镑是世界储存货币 ,其辉煌堪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但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就被美国和德国赶超,原因是曾经主导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步履蹒跚,而他者(主要是美国、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由此迅速崛起。紧接着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消耗了欧洲各国的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消耗了英国四百多亿美元的财富,曾经是最大债权国的英国,战后欠下的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36%,政府债务增加了十倍。而在二战期间英法更是只能把胜利的希望寄托于美国,当美国决定出兵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欣喜若狂,因为他们得救了。作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英法已经越来越无力承担自己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更无力来遏制美国的崛起。相反他们要求美国的帮助,特别是在冷战爆发后,他们只能邀请美国出山,帮助维持国际体系,把美国视为自由、民主的保护神。尽管心里不满和极不愿意,但比起俄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英法意识到美国人出手比他们轻。如果把美国人拒之门外,那么向英法重拳出击的将是俄国人、德国人和日本人。对于已躺在病床上只剩下一丝力气的英法来说,只能选择美国人了。就这样美国被&黄袍加身&,被请了出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殖民主义体系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过渡到以美国为首的国际体系。英国统治世界的时代和平转变为美国统治的时代,美国成为了世界秩序的陀螺仪,为此美国从崛起到成为霸主等待了近五十年时间。
  崛起战略:一国崛起,实力为根本,但除此之外,其外交战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其崛起会被遏制而夭折,或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美国崛起战略表现为极大的准确性和艺术性,在大国心态上表现为极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结果使其崛起以最少的代价获取了最大的回报。美国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中写道:&越研究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越发现美国的外交政策传统有着许多发人深省之处。美国不仅抽到了幸运牌,而且玩的也不错。两百年来,美国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而且这种风格非常适合。它使美国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 &
  美国崛起战略实际上是一部交响乐,而不是一支独奏曲。根据米德的分析,可以归纳为四个学派,即汉密尔顿主义者、威尔逊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和杰克逊主义者。伴随美国的崛起,四大流派都对美国崛起战略和外交政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留有相应的痕迹,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则为孤立主义政策和国际主义政策。
  孤立主义政策实为美国的立国之策之一,最早由美国华盛顿总统在《告别演说》中提出,之后门罗总统又将其阐述发展为门罗主义。孤立主义政策要旨是美国外交应立足于西半球,反对加入任何类型的伙伴关系;欧洲列强也不要干涉西半球的事务,声明欧洲不能再通过获得西半球的土地来扩张他们已相当大的帝国,欧洲国家不与西半球独立国家结成联盟或以任何方式控制他们。
  在美国的崛起历史过程中,美国长期处于其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地位不匹配的地位。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肯定已经成为大国,但它并非大国体系的成员,而处于大国体系边缘,处于欧洲列强俱乐部之外。一战后成为战胜国,威尔逊总统提出&十四点原则&,试图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很快又退回到孤立主义政策;二战后美国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但美国还是大规模地削减军事力量,计划将绝大多数军队调回国内,仅留一部分占领军维持德国治安。只是在冷战爆发后,美国才义无反顾地出头,接受全权霸主地位。
  之所以产生美国崛起中实力与国际地位不相匹配的现象,一方面自然是欧洲老牌列强对美国的遏制和排斥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刻意坚持孤立主义政策的结果。美国人好像生活在一个魔咒和神话之中,美国禁止任何外国插手西半球事务,同时自己也不染指东半球事务。这个神话即&善意孤立&的神话,成为美国人世世代代永远不变的信条,一种先人流传下来的正确信仰。恪守它,美国就会繁荣昌盛;违背它,美国就会遭灾蒙难。现实中孤立主义政策确实使美国得到了许多实惠。&善意的孤立&神话就像所有神话一样蕴含着真理的内核。首先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避开了欧洲列强的关注,为美国的崛起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能够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力;其次,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避开了欧洲列强的战争和消耗。相反,欧洲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成为了他们的兵工厂和生产基地,大发战争财,财富纷纷流入美国;其三,孤立主义政策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离岸平衡手的角色,退可守,进可攻,可以以最小的代价付出,而获得最大的回报。故然这一切与美国处于两大洋间的优越地理位置有关,但没有恪守孤立主义政策,不能排除另外情况和局面的产生。
  国际主义政策,它建立在美国国内民主政治基础上,试图将美国式民主推向全球,从而美国能按照自身利益和价值塑造世界体系。最初体现就是一战后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和国际联盟的构想;二战后期罗斯福又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完善,提出并最终建立了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组织为中心的全球体系。如果讲孤立主义政策确保了美国崛起的国际和平环境,那么国际主义政策为美国立足国际舞台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欧洲殖民主义国际体系的理论基础和框架,从而在道义上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和共识,进而为美国国际体系代替英国国际体系铺平了道路。因为显然英国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过时、陈旧,变得狭隘和具有排他性。与此相对,美国的国际主义政策所包含的和平民主,相互尊重,反对殖民主义;消弭战争以及宣扬种族平等内容,是一个更加普通而非特殊的理想,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种族、个人、国家或文化,原则上都无法排斥它,这是一个醉人的景象。美国人认可,厄瓜多尔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也认可。尽管在此理论上建立的美国全球体系实质为美国霸权,但他披上了理想主义的外衣,在事实上与欧洲殖民主义体系相比,更具进步性、民主性和宽容性。
  德国俾斯麦曾经讲过,上帝对傻瓜、醉汉和美国给予了特别的保佑。美国确实很幸运,但又不尽然,事实上美国崛起离不开其战略的作用,同样崛起于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德国,在俾斯麦后实行进攻、冒险、强者必争的战略,导致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自己的二次惨败。再反观当前美国的衰退,原因可以归纳为:一是自身的衰退;一方面过度扩张,拖累于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国内创新能力的下降,产业转移,导致就业、财富流失。再有债务上升、财政赤字、金融危机的爆发,美国梦破灭,美国理想与精神黯然失色。二是他者的崛起,主要表现为由中国引领的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地区和世界工厂。三是,也是最为关键的是美国自我战略的混乱,实行单边主义和国际干预主义,导致四面树敌,举步维艰。在道义上失去了世界的支持和认同,既违背了孤立主义政策,也全然抛弃了其国际主义政策的理想主义色彩外衣,使其主导的国际体系露出了赤裸裸的美国霸权形象,变得越来越狭隘、排他和陈旧过时,已不能再代表全球的发展趋势和解决全球问题。对此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中分析道,如果讲英国的衰退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那么美国的衰退则是政治而不是经济。美国面临的真正考验是政治上的,能否经受住考验不仅取决于整个美国,也取决于华盛顿将如何应付。所以美国和平崛起,既是历史客观条件决定的,是美国的幸运,但又是美国主观崛起战略所致,战略不同,其结果也将大相庭径。
  美国和平崛起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以下经验:
  首先,一国的崛起必须建立在自我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而不是引进和模仿的基础上。美国是建立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基础上并保持不断创新发展的模式,这是美国崛起及保持领先的根本原因;其二,少谈崛起,多谈发展。美国在崛起过程中恪守&善意的孤立&,把孤立主义政策视为先人从西奈山上带来的神圣法则来遵循,把精力、时间更多花在发展和贸易方向而非军事安全问题上,致使其国力空前发展,无与伦比;其三,等待竞争对手的自然衰退,这需要有很大的忍耐力和克制力;其四,须在道义上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有如此才能做到瓜熟蒂落,和平崛起及和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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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战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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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必然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的、积极的影响,它有利于增进两国共同利益,推进两国间的建设性合作关系。但由于美国一部分保守势力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的日益发展和强大存在疑虑、敌视或恐惧心理,不能正确公正地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因而造成了对中美关系的某些负面影响。 中国论文网 /5/view-1905512.htm  关 键 词 中国 和平崛起 中美战略关系 影响   作 者 罗会钧,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博士。(长沙:410083)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2003年前后,中国领导人和战略研究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思考,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即中国要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发展、崛起。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和平崛起必然对当今世界格局与国际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其中,中国和平崛起对中美关系产生的影响开始显现,并将继续产生深刻影响。美国是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中美关系已成为中国对外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因此,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中美战略关系,密切关注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      中国崛起引发了美国对华战略的大争论      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总会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甚至引起国际格局的变化。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的崛起,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以极其复杂的心情注视着中国的发展走向。如何看待中国的崛起,如何与一个崛起的中国打交道,这已成为美国决策层和学术界最热门、争论最激烈的话题。在这场大争论中,美国国内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利益产生影响,这是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最为一致的看法。中国本身就是亚太地区举足轻重的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中国的崛起将导致亚太地区乃至全球格局的变化,并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和全球战略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产生重大的影响。在1996年5月太平洋地区经济理事会第29届大会上,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就指出,“中国将来如何看待自己,看待自己的强大,美中关系如何变化,这些会对我们自己人民的生活,确实也会对全球和平与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其影响程度不亚于美国同其他任何国家的关系。”[1]   二、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美国的国际地位构成挑战,因此必须尽早部署,以便对其发展势头加以遏制,防止其对美国利益构成威胁。遏制论者认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会充满冲突,美国应当现在就利用力量优势迫使中国做出最大让步,致使中国的内政外交改弦更张,适应美国倡导的国际体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实力不断上升,美国战略界中的“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理查德?伯恩斯和罗斯?芒罗在其所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中妄言:“中国朝着称霸亚洲的方向前进成了几乎不可避免的。”[2]他们推断美中之间发生实际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中国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之友,而会成为它的长期敌手。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则以其“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中国在东北亚的崛起将是美国在21世纪面对的最危险的局面,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国不会安于现状,它会具有侵略性,注定要获得地区霸权。[3]但现在,“中国还远没有足够的潜力追逐地区霸权地位,因此,对美国来说,扭转政策方向,尽一切力量减慢中国的崛起为时未晚。”[4]   三、中美关系是一种非敌非友的关系,中国是敌是友,关键在于美国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美国“预防性防御战略”提出者、曾分别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和助理国防部长的威廉姆?佩里和艾什顿?卡特,虽然把崛起中的中国列为未来安全面临的“甲类挑战”,但他们同时指出,中国和美国没有注定要走向冲突,它们最终是伙伴还是敌人,“将取决于政策,而不是命运”[5]。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认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他要求美国放弃以往那种认为中国非友即敌的简单化看法,与中国建立更现实一些和成熟一些的关系。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1997年4月在香港的一次讲话中说:“把中国视为绝对的朋友或敌人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6]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2000年春季发表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既非美国正式盟友,亦非美国公开敌人”。[7]   四、认为遏制政策是一种错误的政策,中国的崛起是历史必然的进程,美国遏制不了中国,也负不起遏制中国的代价。不少美国学者和政界人士认为,“遏制”中国的政策是一项极不明智的政策选择。前国务卿基辛格认为,美国像对待苏联那样“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必然招来灾难,美国不但在亚洲找不到支持者,反而将在整个亚洲失掉朋友。[8]前国防部长、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指出,遏制中国的主张是“根本错误的”,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行不通,也不会有用,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建设性参与”。[9]前国务卿黑格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的采访时告诫美国政府:“愚蠢的政治家们惟恐中国会逐步成为超级大国,他们认为要防止中国变成超级大国。不过,中国有朝一日将会变成超级大国,这是不可避免的。”[10]即使像伯恩斯和芒罗那样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者也不赞成用遏制手段对付中国,认为应该现实地与中国交往。   五、认为中国是一个“合作伙伴”,美国应该与中国保持接触与合作关系。他们主张在维护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承认中国的某些利益,将中国纳入到全球和地区合作体系中,以及以多边和双边的形式在与中国利益的交合点上进行合作。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相反,它与冲突相混合,并充分反映了对冲突的成功克服。[11]约瑟夫?奈对“中国威胁论”持怀疑态度,认为中美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中国的崛起不太可能对美国的利益形成威胁,并指出“威胁性”是有些人在“夸夸其谈”中得出的“有严重缺陷的历史类比”。[12]合作派的另一些学者认为,中美应该就世界及地区和平与稳定所面临的重大威胁达成共识并就两国战略目标和利益进行广泛讨论,增强互信,减少分歧。美国官方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对于美国国家利益来说,中国是一个可以合作的伙伴。1997年6月克林顿表示:“我深信促进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最好办法不是把中国关在外面,而是把中国拉进来,成为在确定未来的安全和繁荣中一个强大的稳定的伙伴。”[13]国防部顾问、大西洋理事会亚洲计划主任班宁?加勒特撰文认为,全球化进程对全球化国家形成了一种战略束缚,中国除了与美国接触外别无选择。如果说中国注定成为美国的对手,这实际上高估了中国的威胁,低估了美国保持其地位的能力。他不赞同“中国威胁论”的观点,认为“衰败国家对美国和中国的安全和繁荣构成的共同威胁需要华盛顿和北京开展合作。这种合作还会大大加强中美两国之间的信任和信心。”[14]      中国崛起与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      如上所述,美国国内就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崛起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和主张。这些观点和主张有一个共同点,即认为中国正在崛起,美国必须重视对华战略,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进行调整,以确保中国崛起之后美国的全球利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不受到威胁。
  鉴于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政治变革呈现“积极的战略取向”,乔治?布什上台后开始酝酿调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1992年2月国防部长切尼向国会提交1993年财政年度《国防报告》时,将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命名为“地区防务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内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美国的主要作战对象由苏联转变为可能危及美国战略利益的地区性军事强国;二是美国的战略重心由原来的欧洲转变为欧亚并重。报告直言不讳地声称伊拉克、伊朗、朝鲜等为对美“持敌意”的国家,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但联想到美国国内已经出现的“中国威胁论”和对华遏制的主张,美国的作战对象实际上并不排除中国。美国这时采用欧亚并重的战略,说明随着中国等一些国家的崛起,亚太地区已经引起美国更多的关注。   1996年7月,由美国的一些政治家、学者组成的“国家利益委员会”发表了《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将美国的国家利益分成4个层面:“生死攸关的利益”、“极其重要的利益”、“相当重要的利益”和“次要利益”;其中“生死攸关的利益”共五项,第五项为“防止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一个敌对的霸权国家”。报告还指出了未来4年美国外交的5项基本任务,其中,第一项即为“对付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国”。报告显然已经把中国看作可能挑战美国冷战后霸权地位的主要对手。[15]   中国的崛起,也是艾什顿?卡特和威廉姆?佩里在1999年提出的“预防性防御”战略建议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他们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必须面对有别于以往的若干“全球性危险”或“重大安全威胁”,为防备这些威胁,美国应制定“预防性防御”战略。他们把冷战后美国面临的“新威胁”或“主要危险”,按严重性和范围大小分成3等,其中,“中国有可能走向敌对,而不是在国际体系中以合作的精神发挥作用”被列为可能危及美国全球利益的5个头等威胁之一。预防性防御的目的就是要防止这些“危险”演变成重大的威胁,为此,“美国必须对中国崛起为一个亚洲超级大国的过程施加自己的影响,引导中国成为未来的一个伙伴,而不是一名对手。倘若做不到这一点,亚洲就会受到最大的威胁”[16]。   为实施“预防性防御”战略,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遏制战略。2000年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公布的《中国军事力量》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将无可争议地成为东亚地区的军事强国”,中国将越来越成为“美国的强劲对手”。同年5月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出台《2020年联合展望》,在《2010年联合展望》(1996年)的基础上,对未来20年内美军面临的作战环境、主要威胁、建军目标及联合作战指导思想等,做了重新调整。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第一次将“某一个崛起的东方大国作为美的潜在对手”,因而美军打算在今后20年内将海外驻军的力量重心从现在的欧洲转向亚洲地区。在五角大楼2001年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中国仍被视为可能出现的“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军事对手”。在2002年提出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中国则被列为可能的打击对象之一。与此同时,美日加强军事同盟以牵制中国。1996年,日美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重申加强两国同盟关系,正式提出修改1979年制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任务。次年9月,两国签署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新指针将原来的“日本遇到紧急事态”改为“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两国将进行磋商与合作”。这表明日美安保体制从“遏制苏联”转变为“应付远东紧急事态”,美日军事同盟完成了从防御型向进攻型的转变,美国达到了其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目的。2005年2月,美日两国又抛出新版“日美安保宣言”,首次公开和明确地将台湾问题和中国的军事力量发展问题纳入美日共同战略目标范畴。近年来美国加紧部署反导弹防御系统,在亚太地区已经赢得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支持。而美国建立这一系统的根本目的,就昭然若揭了。[17]美国国防部顾问丹?古尔承认,布什政府“早就认定中国是一个潜在的军事对手,而且已经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用以应付这种威胁。军队部署的调整、制定新的防御体系、实施制造新的轰炸机的计划等都与中国有关。”[18]   尽管布什政府受国内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构筑针对中国的战略网络,甚至最初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对手”和“威胁”,但布什政府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姿态使中美之间发生严重对抗的可能性减少了,而共同利益将日益增多,特别是在911事件后美国需要中国携手共同对付国际恐怖主义。近年来,中国努力融入国际体系,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因而在国际社会获得了良好的声誉,美国与中国的利害关系也进一步加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决策层逐渐改变了对中国的认知,调整对华战略。去年9月,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就美中关系问题发表“中国向何处去?――从正式成员到承担责任”的演讲,系统阐述了美国的对华战略。佐利克在演讲中指出,美国对华战略正从“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阶段进入“让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分担利害”阶段,中国正成为美国的“利害攸关者”(stakeholder)。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必须超越“接触”、“遏制”,转向某种程度地与中国“深度互动”。      中国和平崛起与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前景      一些国外舆论偏面地认为,中国一旦崛起势必同昔日的德国、日本和苏联一样,对国际秩序构成严峻挑战,导致中美之间激烈而危险的安全竞争,甚至出现类似于美苏冷战时期的那种对抗。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传统思维或冷战思维,它脱离了中国崛起的国际大环境,曲解了中美关系的性质,错误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地位,忽视了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笔者认为,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今后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美苏冷战式的激烈对抗。首先,与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不同,中国的崛起选择了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中美之间激烈对抗的可能。因为和平崛起避免了地区与全球性冲突和战争的可能,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其他大国之间不会出现因战争冲突而导致的敌对、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以及利益的不合理分配。其次,目前中国的实力还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中国的发展还有很长的道路;即使今后中国强大了,中国也决不会做超级大国,永远不称霸是中国的战略决策。现在以及今后的中美关系不同于过去的美苏关系,美苏关系是一种争霸性质的关系,而中美关系是一种合作性质的关系。第三,中国为了实现和平崛起,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争取与美国的战略合作是极为重要的。第四,和平崛起有利于美国对中国形成正面、积极的认知,从而使美国制定理性的、符合双方利益和改善双边关系的对华战略与政策。第五,虽然中美两国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它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对内主张利用和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对外主张和平政策和开放政策。因此,中美关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关系。正如英国学者罗斯玛丽?富特所认为的,鉴于中国近年来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负责任的种种表现,中国不可能因为其崛起而与美国形成抗衡,并指出,没有任何理由证明中国正在对美国的力量形成直接挑战。[19]   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与崛起,美国将更加关注中国的发展与未来走向,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大多数美国有识之士认为,应该正视中国崛起这一历史现实,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意味着美国在处理各种重大国际和地区性问题时可以得到中国的合作,美国能从和平崛起的中国受益。因此,美国政府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中美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国际环境,尤其需要与美国建立一种健康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需要争取美国的理解与支持,中国也将更加重视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关系。    中外战略家们认为,在冷战后“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下,中美战略关系无疑是中国和平崛起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作为当今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占有全方位绝对优势,美国战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它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国际局势、大国关系以及中国发展的进程。因此,“中国需要的是和美国分享国际空间,共同维护世界秩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冷战后美国为了保持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担心迅速崛起的中国挑战其霸主地位,对中国采取了防范、遏制政策,中国和平崛起的最大阻力也来自于美国霸权主义思潮和势力。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与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之间注定有许多共同的利益,比如双方都希望看到亚太地区保持和平稳定与繁荣;双方在诸如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保护全球生态环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付毒品犯罪等许多跨国性、共同反对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点;双方在解决地区性冲突,尤其是在解决亚太地区热点问题(如朝鲜半岛局势等)方面也需要加强沟通和配合。郑必坚先生认为,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美关系都具有相当广阔的“同步发展空间”和发展机遇。[20]因此,为实现和平崛起,中国需要进一步改善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尤其需要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使中美关系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      中国和平崛起增进中美共同利益提升自身国际地位      如上所述,中美之间本来就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随着中国和平崛起,这种共同利益不但不会减少或受到威胁,而且会越来越多,并对双方来说都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中国的和平崛起主要是指中国经济的发展。鉴于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巨大的互补性,中国要实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美国在经济技术上的合作与支持。同时,中国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不仅推动了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也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正如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里克?拉森所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和繁荣,这不但是中国人之福,对中国所在的地区和美国都有好处。一个在经济上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21]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考克斯也指出,“像中国这样巨大而充满活力的经济力量的崛起将震撼美国和其他国家……如果世界各国不走贸易保护主义的道路,一个迅速发展、更加富裕的中国将使其他国家变得更加富裕,而不是更加贫穷。"“如果美国公司能够利用其优势面对中国经济的崛起,美国将做得更好。”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认为,在一个全球化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中,一个国家的“和平崛起”将扩大其他国家可占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中国的“和平崛起”将为美国提供更多可占据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空间。……中国的“和平崛起”同美中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是一致和相互兼容的。2005年5月美国国会研究处出台的一份题为《美国的政策选项:中国的崛起及对台湾、日本、韩国之影响》的报告也指出,中国的经济崛起不但不会威胁美国,反倒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报告说,美国的目标是区域和平与稳定,而中国着眼于经济利益,同样努力维系与亚太各国的和平与稳定,所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背离美国利益。整体而言,如果要保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论是安全、繁荣、价值观等,中国经济崛起都符合这一目标。   其次,中国和平崛起有助于增进两国之间的政治与战略利益。在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越来越多地承担起大国责任,积极而广泛参与国际和地区事务,这样有利于中美两国在全球性以及地区性问题上加强合作,从而使中国成为美国的“利害攸关者”。早在1996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期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晤时强调,美国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稳定、安全的中国,美中两国在许多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愿意同中国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22]美国前总统老布什2005年11月来中国访问时也指出,现在中国正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中美两国在防止核扩散、反恐、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和防治禽流感等方面进行着很好的合作。我们之间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我们都希望促进人权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发展合作,可以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中国积极履行大国责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好评。国际社会瞩目中国,亚洲国家寄亚洲和平与崛起的希望于中国,发展中国家以中国的和平发展为榜样,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为借鉴,美国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刮目相看,对中美关系予以空前重视。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具有了主动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崛起正在对中美战略关系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由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中国和平崛起对中美关系产生的主要影响是积极、正面的,它有利于增进两国共同利益,推进两国间建设性合作关系。但由于美国国内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一些人对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的强大存在疑虑、敌视或恐惧心理,因此,在中国和平崛起中,也不能排除在中美关系在某些阶段受到这些负面因素的消极影响。对此,中美双方都需要进行科学的分析,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与麻烦。      参考文献:   [1]朱成虎. 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江苏人民出版社,   [2]理查德?伯恩斯. 罗斯?芒罗. 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 新华出版社,   [3]John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2001:29   [4]Ibid., p.401   [5]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 中文版前言.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楚树龙. 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7]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与中国相处.(美)国家利益,2000(春季号)   [8]法新社香港电,   [9]新华社东京电,   [10]朱成虎. 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趋势. 江苏人民出版社,   [11]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53   [12][美]约瑟夫?奈. 美国霸权的困惑.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19   [13]新华社华盛顿讯,   [14]班宁?加勒特. 注定成为伙伴. 南华早报,;参考消息,   [15]赵宝煦. 跨世纪的中美关系. 东方出版社,   [16]艾什顿?卡特、威廉姆?佩里. 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 上海人民出版社,   [17]康恩?哈利南. 将中国龙逼到墙角. 参考消息,   [18]确保运输线是军事战略的关键. 星期日电报,   [19]罗斯玛丽?富特. 中国在一个美国支配下的全球秩序中的战略:和解与防范. 国际事务,2006(1月号);参考消息,   [20]郑必坚. 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与中美关系. 参考消息,   [21]李学军. 让美国议员了解真实的中国――专访美众议院美中工作小组发起人柯克和拉森.参考消息,   [22]谢益显. 中国当代外交史. 中国青年出版社,   编辑 一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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