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惨死南阙的高贵乡公曹髦　　曹芳既已被废，司马师打算立曹操的儿子彭城王曹据为帝，并向郭太后索要皇帝的玺绶。郭太后提出反对意见说：“按照辈份，彭城王是我的叔父啊，大将军如果立他为皇帝，把我这个皇太后放在什么位置上呢？再说，当真就让明皇帝绝了后代么？我认为高贵乡公曹髦既是文皇帝的长孙，又是明皇帝的弟弟东海王曹霖的儿子，在礼法上，庶子系统也有继承嫡子系统的义务啊。请大将军再与群臣商议商议。”既然扛着皇太后的旗帜以保证政治上正确，郭太后的这个意见倒也不能不考虑，于是司马师又召集群臣，示以“皇太后令”，决定迎立曹髦为帝。当司马师再次派人向郭太后索要玺绶时，郭太后说：“高贵乡公小时候我见过他，我要把玺绶亲手交给他。”在这类细节问题上司马师都作了让步，让堂堂皇太后保留了一点面子。其实谁都清楚，无论立谁当皇帝，都只是个傀儡而已，真正的实权则毫无疑问地控制在司马兄弟手中。　　这一年原为齐王曹芳嘉平六年（公元254年），从十月份开始又变成了高贵乡公曹髦正元元年，因为正是本年本月，14岁的曹髦当上了曹魏王朝的第4任皇帝。当曹髦抵达洛阳城北的玄武馆时，文武百官请他下榻于前殿，曹髦却认为前殿是历代皇帝居住过的，不敢进住，暂时止宿于西厢房。群臣又请求用皇帝的仪仗来迎接他，曹髦也没有同意。入城以后，群臣迎拜于皇宫的西掖门南，曹髦连忙下车答拜，傧赞官劝阻道：“按照礼仪，天子是不答拜的。”曹髦答道：“我这不还是人臣么？”到了皇宫的止车门前，曹髦准备下车，左右侍从说：“按照规定，天子应该乘着车一直进去。”曹髦道：“我应皇太后征召而来，并不知道要我做什么啊。”于是下车步行进入太极殿东堂，参见郭太后。就在这一天，曹髦在太极殿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举行登基典礼的过程中，曹髦“神明爽俊，德音宣朗”，即神定气闲，声音响亮，应对得体，一举手一投足都恰到好处，于是陪同参加登基大典的文武百官都欣慰异常：新皇帝虽然年轻，却不但谦虚谨慎，而且才华出众，不同凡响，看来咱们大魏王朝要兴旺发达了。登基典礼结束，司马师悄悄地问几个臣僚：“当今天子究竟是怎样一位君主呢？”黄门侍郎钟会答道：“才同陈思，武类
。”估计当时司马师心头会猛然一震，却又不得不说：“倘若如你所言，那真是社稷之福了。”陈思指曹植，因为他受封为陈王，“思”是他的谥号。说曹髦的文才如同陈思王曹植，武略类似
武皇帝曹操，让这样一个文武全才的人当了皇帝，叫司马师如何不震惊？　　这样一位虽然年轻却文武全才的皇帝刚一登基，就证实了他果然不同凡响：首先，他带头节俭，从自身的“乘舆服御”到“后宫用度”都予以减省，减少皇宫开支；又指示掌管供应制造皇帝所用器物的尚方御府，禁止再制作那些“百工技巧靡丽无益之物”。他尽心尽职地治理国家，即位的当月就派遣官員到各地观察风俗、慰劳百姓、平反冤假错案。或许，老天爷也开始关爱这位年轻而又出色的小皇帝了，很快就向他提供了一个机遇：两个多月后，正始二年正月，镇东将军毋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声称奉郭太后密诏，于寿春（今安徽寿县）起兵，并传檄各州郡，讨伐司马师。司马师留司马昭坐镇洛阳，自己抱病率军出击，虽然不久就击败了叛军：毋丘俭被杀，文钦逃往吴国，可是司马师也已病入膏肓，病倒于班师途中的许昌。司马昭从洛阳赶往许昌探望哥哥，司马师将兵权交给司马昭，让他统率诸军，闰正月二十八日，司马师病逝于许昌。其时距他废曹芳而立曹髦，不过四五个月。曹髦焉能不抓住这个机遇？立即下了一道诏书给同在许昌的尚书傅嘏，说是东南一带刚刚平定，情况仍然比较混乱，让司马昭暂驻许昌，监督内外，令傅嘏率领大军班师。司马师的“典知密事”——即机要秘书钟会认为不行，与司马昭、傅嘏一商量，决定让傅嘏上了一份奏章，说明司马昭不能留在许昌的理由，然后不等曹髦批复，司马昭便率领大军，进抵洛阳城外的洛水之南。在这种情况下，曹髦只得任命司马昭为大将军，掌管政府机要，让他完全接替了哥哥司马师的位置。柏杨先生认为：　　“皇帝曹髦主动下诏留司马昭镇守许昌，是最厉害的一击，如非钟会献计：由司马昭强行回军，则大军便会脱离掌握，司马昭只能变成一个拥有有限兵力的方面大员而已，局面将全部改观。那时，首都洛阳如果有野心家崛起，效法当年司马懿行径，司马昭立陷危境，这是司马昭最脆弱的时刻。”　　不过笔者却觉得事情未必如此乐观，因为曹髦登基虽然只有短短四五个月，而他出色的表现必然早已引起司马兄弟的百倍警惕，估计司马师临终之前也谆谆告诫过乃弟：千万不可对那位年轻的小皇帝掉以轻心！司马昭当真会傻乎乎地一直呆在许昌么？曹髦毕竟太年轻，他没能学会处于绝对劣势之时所必须采用的韬晦之术，倘若他有刘玄德的阅历，能像刘玄德处于曹孟德的矮檐下时那样韬光养晦，甚至像司马懿诈病骗曹爽时那样装痴卖傻，或许能够麻痹司马兄弟，那时他再看准时机发动雷霆万钧般地一击——他的胆识毕竟远远超过了曹爽与曹芳，那么，他或许能够获得成功，他个人的命运或许有可能改变，而曹魏政权的历史也就有可能要改写了。然而不行，司马昭已经对这位文武全才的年轻皇帝提高了警惕，不可能再给曹髦以机会了。没过几年，另一位魏将诸葛诞又在淮南一带造反，司马昭欲派大将征讨，却没有特别可信的人，弄不好被派者就会与叛军连成一气；欲率军亲征，又担心有人挟持着皇帝与太后搞政变，或者皇帝与太后本身发动政变，以求夺回实权。于是，司马昭只得“奉天子及皇太后东征”。什么“奉”不“奉”的，在这位大将军的眼中，皇帝与太后其实就是人质，与其让别人挟持，倒不如由我司马昭来挟持，不是更加稳妥可靠么！　　年轻的皇帝一天天长大，然而历史再也没有向他提供机遇。在司马昭的强势高压下，曹髦整日无所事事，只能从书籍中去寻找慰藉。他经常与中护军司马望、侍中王沈、散骑常侍裴秀、黄门侍郎钟会等谈书论诗，并呼裴秀为“儒林丈人”，王沈为“文籍先生”，司马望与钟会等也各有名号。曹髦性子急，每次召集这班文友聚会，王沈等人因为是内职，来得快；司马望供职于外庭，来得迟，他就利用傀儡皇帝那点有限的权力，急不可待地派“追锋车”去接。看样子，他是远离政治、不想有所作为了。然而即使谈文论史，他也有着鲜明的政治倾向。有一次大家议论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与夏代的中兴之主少康谁更优秀，不少人推崇刘邦，曹髦却道：“自古帝王，功德言行，互有高下，未必创业者皆优，绍继者咸劣也。”接着引经据典，以证明“少康中兴”更加难能可贵。少康是夏王后相的遗腹子，其父被东夷族的寒浞攻杀。少康长大后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攻杀寒浞，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曹髦对于使殷王朝获得“中兴”的殷中宗祖乙、殷高宗武丁也同样予以赞美，要想成为一位“中兴之主”的迫切愿望，溢于言表。可是曹髦却没有想到，文士往往是要依傍权势的，更何况这些文士还都是“官人”呢！既然实权掌握在司马昭手中，又怎能保证他们都效忠于你这个傀儡皇帝呢？比如说钟会早已是司马氏兄弟的亲信了，怎会不把这些信息向司马昭汇报？司马昭听了岂但不喜欢，势必对你防范得更加严密，你还可能有什么作为呢？甘露四年（公元259年）正月，据说有两条黄龙现身于宁陵县（今河南睢县）界的水井中，此前各地的水井中也屡屡有黄龙出现，文武百官认为是吉祥的征兆，一齐向皇帝祝贺。曹髦却忧郁地说：“龙是君王的象征啊，如今它上不能飞天，下不能卧田，却委屈地掉入深井之中，哪里是什么吉祥之兆呢！”当即挥笔作了一首《潜龙诗》以自嘲。这首诗自然很快就传到了司马昭那儿，司马昭“见而恶之”。胡三省先生感慨地说：　　“帝有诛（司马）昭之志，不务养晦，而愤郁之气见于辞而不能自掩，盖亦浅矣，此其所以死于权臣之手乎！”　　甘露五年五月，曹髦眼睁睁地看着权力逐渐失去，实在忍耐不住了，召集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不能坐着等待废黜之辱，今天要亲自率领着你们，前去讨伐他！”王经劝阻道：“从前鲁昭公不能忍受季孙氏的专权跋扈，仓猝下令讨伐，失败后逃亡齐国，被天下人嘲笑。如今大权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已经很久了，从朝廷到地方上遍布着他们的死党，而皇宫的禁卫部队不但人数寥寥，兵甲器仗也不得周全，陛下拿什么去讨伐？这不是欲图治病反而加重了病情么？大祸将深不可测，陛下一定要再认真考虑考虑啊！”曹髦从怀中掏出早已写好的讨伐诏书，扔在地上说：“我已经拿定了主意，死又有什么可怕的？何况还不一定死呢！”说完，入内去禀报郭太后。王沈与王业乘隙溜走，急急去向司马昭报信，临走前还拉王经同行，被王经拒绝。曹髦毕竟太“嫩”了，力量对比如此悬殊，唯有突然袭击，或许还有侥幸成功的一线希望，怎能放王沈与王业溜出宫廷报信，让司马昭早作准备？其政治手腕与他的曾祖父曹操相比，不啻天壤之别！　　却说曹髦拔剑登车，率领皇宫卫士与奴仆、侍从等数百人，擂鼓呐喊而出，直奔司马昭的住所。谁知刚刚走到东止车门，就被司马昭的弟弟屯骑校尉司马伷（音zhòu）率军挡住了。曹髦的左右大声呵叱道：“皇上大驾在此，你们竟敢犯上作乱么？”皇帝毕竟具有相当的威严，司马伷的部众顿时一哄而散。曹髦等继续前进，行至皇宫南阙，又被司马昭的亲信中护军贾充率军挡住了去路。两军交战，曹髦亲自挥剑砍杀，并厉声喝道：“我是天子，你们竟敢弑君么？”贾充的部众不敢冒犯皇帝，打算后退。骑督成倅（音cuì）的弟弟、太子舍人成济问贾充：“情况危急，怎么办？”贾充道：“司马公蓄养你们，正是为了今天啊！倘若司马家事败，你们还有命么？”成家兄弟便率领亲兵冲上前去，成济又问：“是杀掉，还是活捉？”贾充一挥手：“杀掉他！”弟兄俩冲上前去，曹髦喝道：“放下你们的武器！”士卒们都将武器扔在地上，成济却冲上前去，挺矛直刺，矛尖从曹髦的前胸直透后背，可怜曹髦顿时死于车上，年仅20岁。王沈与王业因告密有功，被司马昭封为安平侯；王经则因为向着曹髦，以“凶逆无状”的罪名，全家被处斩。刑场上，王经向老母亲磕头，请母亲原谅他惹了大祸，连累了家人。其母却微笑着说：“人谁不死？怕只怕死非其所啊。如今我们母子为皇帝而死，有什么可懊恼的！”　　且看司马昭于曹髦死后是如何表演的：初闻凶讯，司马昭“大惊，自投于地”。接着他进入皇宫，召集群臣开会，他的叔叔、已经82岁的太傅司马孚“枕帝股而哭甚哀”，尚书左仆射陈泰字玄伯，也悲恸异常。司马昭流着眼泪对陈泰说：“玄伯，天下人将怎么看待我啊！”陈泰答道：“惟有腰斩贾充，还稍微可以谢一谢天下人。”司马昭沉吟良久，道：“卿更思其次。”陈泰毫不客气地说：“但见其上，不见其次。”话已经说得很明白：真正追究下来，你司马昭才是弑君的罪魁祸首，还谈什么“其次”？司马昭默默无语。在唐人房玄龄等编撰的《晋书•文帝纪》中留下了一份司马昭上给郭太后的奏章，不妨照录于下：　　“故高贵乡公帅从驾人兵，拔刃鸣鼓向臣所，臣惧兵刃相接，即敕将士不得有所伤害，违令者以军法从事。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成）济入兵阵，伤公至陨。臣闻人臣之节，有死无贰，事上之义，不敢逃难。前者变故卒至，祸同发机，诚欲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然惟本谋，乃欲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臣忝当元辅，义在安国，即骆驿申敕，不得迫近舆辇。而（成）济妄入阵间，以致大变，哀怛痛恨，五内摧裂。（成）济干国乱纪，罪不容诛，辄收（成）济家属，付廷尉。”　　你看看，在这儿，曹髦被无端地安上一个“上危皇太后，倾覆宗庙”的罪名，致使原本打算“委身守死，惟命所裁”的司马昭，鉴于“忝在元辅，义在安国”的重大责任，才不得不对“拔刃鸣鼓向臣所”的暴行有所反应，却也一再申敕，“不得迫近舆辇”，不得伤害皇上。然而那个成济竟敢“妄入阵间”，杀害皇上，是可忍，孰不可忍！对于皇上之死，我司马昭可是“哀怛痛恨，五内摧裂”哪！那个“罪不容诛”的成济，我怎能饶得了他！结果，不但成济、成倅兄弟难逃“国法”的严厉制裁，整个成家还被灭了族。可悲的奴才！或许他们自以为赤胆忠心地为主子解决了急难，主子定会不吝赏赐，扔给自己几根血淋淋的肉骨头，没想到迎接他们的，竟是致命的一铁锤！或许他们也应该没有遗憾，为主子解决急难嘛，即使献出生命乃至整个家族，又算得了什么呢？可惜成济兄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据裴松之转引的《魏氏春秋》所载，成济兄弟不愿束手待毙，光着上身逃到屋顶上，并且“丑言悖慢”，想必是痛骂司马昭与他的高级奴才贾充吧？可惜这两个低级奴才觉醒得太迟了点，围捕的士卒——另一群奴才们生怕有损主子司马昭的光辉形象，乱箭齐发，很快就将成济、成倅兄弟射死了。　　曹髦即位的第二年三月，就立卞氏为皇后。这个卞皇后，自然是曹操夫人卞氏家族的后代了。至于卞后有没有生育，结局如何，曹髦有没有后代，都难以查考了。可怜的是，曹髦还做了6年傀儡皇帝，而这个卞氏只当了5年皇后，估计还未满20岁，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未亡人”——假如当时她还活着的话。　　
　　才刚看到扶苏的那一段，就看不下去了……太惨了……
　　5、名义上的末代皇帝曹奂　　如果说魏明帝曹睿是曹魏王朝事实上的末代皇帝的话，魏元帝曹奂则是曹魏王朝名义上的末代皇帝，因为正是在他手上，曹魏王朝宣告结束，被司马氏建立的西晋王朝正式取代了。曹髦死时，司马氏的实权已比6年前他刚即位时更为巩固，因此司马昭完全不必像哥哥司马师那样去征求郭太后的意见了，郭太后自然也不敢提出任何异议，听任司马昭拍板：立曹操之孙、燕王曹宇之子、常道乡公曹璜为帝——虽说论辈份，曹宇与曹丕是亲兄弟，这个曹璜与曹睿是嫡堂兄弟，怎么可以让他当明皇帝曹睿的嗣子？这年六月，15岁的曹璜被迎至洛阳，入继大统，并将曹髦的甘露五年改为景元元年；因为“璜”与“皇”同音，是个难以避讳的常用字，所以在改元的同时，他自己也改名曹奂。其时，举兵反抗司马氏统治的曹魏将领如王凌、毋丘俭、文钦、诸葛诞等一个个地被镇压，司马氏取代曹魏王朝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个15岁的孩子、曹魏王朝的最后一位傀儡皇帝，完全成了一副空架子，再也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了。因此，他的一生相当平淡，平淡得几乎没什么可写。勉强找几件事情来充充数吧：　　曹奂即位没几天，汉献帝的第3位皇后、曹操的女儿、曹奂的亲姑姑曹节病逝。曹奂代表曹魏王朝在华林园设置灵堂，亲往吊祭，并派使者持节追谥曹节为“献穆皇后”，葬礼也依照汉朝皇后的规格。曹奂即位时，其父曹宇还活着，这年年底，名义上还是诸侯王的曹宇向朝廷上表祝贺冬至节，表中自称为“臣”。在特别注重孝道的古代中国，哪有老子向儿子称臣的道理？于是曹奂立刻给父亲下了份诏书：“古之王者，或有所不臣，王将宜依此义。表不称臣乎！”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十月，19岁的曹奂立又一个卞氏——昭烈将军卞秉的孙女为皇后，卞秉是曹操之妻卞氏的弟弟。　　曹奂本人的事情虽不多，可是他“在位”的这5年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大事可不少。当年平定诸葛诞、文钦之乱后，曹髦欲封司马昭为相国、晋公，加九锡。所谓“九锡”，是君主为尊礼大臣所赏赐的九种器物，如车马、衣服、虎贲、弓矢、斧钺等。可是司马昭“谦虚”地一连推让了九次，最终还是没有接受。曹奂登基的当月，又要照样给司马昭加封，大概是鉴于曹髦刚死吧，司马昭又一次“固让”，没有接受。后来司马昭虽然又“谦让”了几次，可是再往后，不但相国、九锡、晋公全部接受，最后还接受了“晋王”之爵，离开称帝已经只剩下一步之遥了。而此时，司马氏称帝前的“事业”几乎抵达顶峰：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邓艾、钟会攻灭蜀汉帝国，蜀汉后主刘禅投降，被送到魏都洛阳；魏明帝曹睿的郭皇后，曹芳、曹髦、曹奂三朝的皇太后，曹魏王朝的一面旗帜，司马氏表面上不得不尊敬的郭太后，也于这年年底病逝。第二年年初，攻蜀的两员大将，邓艾死于内部倾轧，钟会反叛失败被杀。为了庆祝这些“伟大胜利”，年号也从景元五年改为咸熙元年。剩下的问题就简单得多了，“功德巍巍”的晋王司马昭，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地跨出那最后一步，登上皇帝的宝座了。可惜，他还没有来得及跨这最后一步；或许，他也像曹孟德先生一样，只想做一个“周文王”，让儿子去当“周武王”？咸熙二年八月，55岁的司马昭寿终正寝。他的儿子、晋太子司马炎嗣位为相国、晋王。当年十二月十三日，20岁的曹奂被迫“禅位”给司马炎，曹魏王朝正式结束，一个新的王朝——西晋王朝诞生了。于是，曹魏王朝的咸熙二年也就变成了西晋王朝的泰始元年。其实，咸熙二年或泰始元年的十二月十三日，相当于公元266年2月4日，也就是说，无论曹魏的灭亡或西晋的建立，都应该是公元266年年初。笔者在统计表上，还是与大多数史家同步，划入“265”年吧。　　再简单交代一下曹奂，这个曹魏王朝名义上的末代皇帝，退位以后被封为陈留王，又活了30年，直到晋惠帝太安元年（公元302年）病逝，享年57岁，被谥为魏元帝。作为个人，他的命运不能算惨；然而作为末代皇帝，无论事实上的还是名义上的，毕竟可悲。其可悲的程度，大概与本人自尊心的强弱成正比吧？　　但愿他是一个糊里糊涂、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人。　　
　　6、浅析　　从220年曹丕称帝到265年曹奂禅位，曹魏王朝只生存了45年。这儿仍按普遍的说法，即曹魏灭亡与西晋建立均为公元265年。不过，如果按照夏历，曹丕于十月登基，曹奂于十二月逊位，也只是45年又两个月而已。当然，倘若以实际执政而言，从曹操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统一北方算起，到曹爽被杀、政归司马氏为止，差不多也是40多年。读这一段历史，人们不得不承认，曹魏政权是一代不如一代。　　曹丕之远逊乃父曹操，已如前述，兹不再赘。不过，在治理国家方面，曹丕却也自有建树。曹操死后，刚刚即位为魏王的曹丕颁布的第一道命令就是：　　“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音yù）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河池林苑，包括帝王的园林，不再设禁，听任百姓采樵渔猎；减轻水陆要道之关卡的税收，仅抽“什一之税”。这些政策势必能大大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有利于商品流通与市场繁荣，自然也能获得老百姓的拥护了。几个月后，在另一道魏王令中，曹丕一方面表示自己要向古代贤明的君主如黄帝、尧、舜等学习，要求百官有司务须“职尽规谏”；另一方面则表示要整顿吏治，要求“将率（帅）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他自己则总揽全局，并声称要对各方面都进行考核。虽然，他做的未必有说的那样好，不过毕竟还算不错。比如说尊孔崇儒，厚待文士；积极救灾，派遣使者“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赈）贷之”。碰上日食，有司要求罢免太尉，曹丕却道：“出现灾害变异，是上天谴责元首的，怎能归咎于股肱大臣呢？百官各自要恪尽职守，以后如果发生天灾变异现象，不要再弹劾三公。”曹丕深知“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因此对自己的陵墓及后事他要求不立寝殿，不建园林，不藏金银铜铁，不殓珠襦玉匣，一概从俭。这是他登基刚满两年时的一份诏书，因此并非遗嘱。为了使自己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诏书的最后说：如果违背我这份诏书的意愿，妄自有所变更的话，那就等于是将我戮尸于地下，使我“戮而重戮，死而重死”啊！那就是做臣子的蔑视死去的君父，不忠不孝啊！假如死者有知，则一定不会赐福于你们。把我的这份诏书收藏在神圣的宗庙中吧，多种副本则分别收藏于尚书、秘书、三府之内。话说得如此严重，可见他绝对是较真儿了，可不像推辞帝位那样，看似诚心诚意，实际上不过是做做表面文章罢了。　　由此看来，曹丕虽然没有父亲曹操的雄才大略，虽然屡次伐吴均铩羽而归，可他毕竟是个过得去的守成之主，在他统治的短短6年里，魏国的国势毕竟还处于上升时期。他的继任者曹睿也自有长处，史载“明帝沉毅断识”，显然不是溢美之辞，因为曹睿虽未直接指挥打仗，可是无论与吴国、蜀国作战还是平定公孙渊叛乱，他往往都能够料敌先机，既能做到知己知彼，又颇有战略眼光。然而他在位的13年间，魏国已渐渐地开始走下坡路了。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皇帝的曹睿贪图享乐，生活奢侈，与乃父曹丕恰成鲜明的对照。他有一种建筑宫殿的狂热，早在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睿东游许昌“故宫”，就在许昌营建景福殿与承光殿。青龙三年（公元235年），因蜀相诸葛亮已死，曹魏政权解除了一个最大的威胁，曹睿又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昭阳殿、太极殿、总章观等。那总章观高达十余丈，气势宏伟，观顶还要雕刻巨大的、展翅欲飞的凤凰。由于力役繁苛，严重地影响了农民种田植桑，大臣杨阜、高堂隆、陈群、张茂等纷纷恳切谏诤道：“当年大禹继承了尧、舜的盛世基业，仍然住简陋的宫室，穿朴素的衣服。如今天下大乱之后，人口锐减，我们大魏国的人民只相当于汉朝文景时期的一个大郡，再加上吴、蜀两国虎视眈眈，边境将士们辛苦异常，万一再发生水旱灾害，情况就很危险了。望陛下除去这些无益之费，多照顾照顾将士们贫困的家属，多关心关心民间的疾苦。”曹睿呢，“虽不能听，常优容之”。也就是说，知道你们是忧国忧民，也是替朕着想，因此朕也不怪罪你们；然而若要朕听从你们，哼，没门！两年之后，曹睿又在洛阳城南兴筑圆形土丘，并命令将原先设置在长安的巨钟、悬钟巨架、铜骆驼、铜人、承露盘等全部运往洛阳。那铜质承露盘为汉武帝刘彻所制，高20丈，大10围，上铸“神仙”手掌，据说用神仙手掌上的露水拌着美玉粉末，吃下去后可以长生不老。谁知拆卸时一不小心，承露盘拦腰折断，声闻数十里外！而铜人呢，由于委实太重了，勉强运到离长安不远的霸城，就无法再向前了，只得留在了霸城。曹睿怎肯罢休，下令搜括天下铜器铜矿，另铸了两个铜人，安置在皇宫司马门外两侧，再铸一条4丈高的黄龙与3丈多高的凤凰。皇宫中从各种级别的嫔妃到一般的宫女，多达数千人。据统计，西汉时中国人口最高达5900万，东汉时5000万，而三国时期呢，只剩下区区868万！其中蜀国128万，吴国256万，最多的魏国也只有504万。在那种情况下，曹睿为了个人享乐，几乎耗尽了民力，哪顾百姓的死活！在那种情况下，魏国怎能不走下坡路？后来司马氏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夺得政权，不也有曹睿的一份“功劳”么？还要再说一说，那就是曹睿对大臣们确实比较客气，比如说先前那个张茂，对曹睿的种种过错严加指责，曹睿只说了一句：“张茂之所以敢如此，不过倚仗着与朕是同乡罢了。”还有一个董寻，在一份言辞激烈的奏章末尾说：“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秉笔流涕，心与世辞。”将奏章递上去之前，又洗了个澡，作好了被杀头的充分准备。曹睿看了奏章后说：“董寻难道不怕死么？”主管司法的大臣也建议将其逮捕法办，曹睿却指示“勿问”，使董寻逃过一劫，后来董寻当地方官，也深得百姓拥护。不轻易治大臣的罪，这固然不错；然而对那些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可就没这么客气了。你看因游园“泄密”而杀掉身边那10来个侍从时，连眼也不眨，根本就不管他（她）们是否有罪，是不是“罪”该处死，是不是有人并未“泄密”而蒙冤负屈。当然，在皇帝几乎就代表着法律的皇权体制下，你不可能与曹睿侈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如果与他说什么生命的价值，说什么对于任何人来说，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无异于对牛弹琴吧？　　与曹睿相比，他的养子曹芳就更差劲了。8岁的娃娃做皇帝，固然不可能掌握实权、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然而10年之后呢？已经18岁的曹芳还不照样是个傀儡！或许有人会说，曹爽兄弟执掌着军队、控制着朝政嘛。其实，曹爽的种种倒行逆施早已引起了比较普遍的不满，《三国志•魏书•曹爽传》说：　　“爽饮食车服，拟於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诈作诏书，发才人五十七人送邺台，使先帝婕妤教习为伎。擅取太乐乐器，武库禁兵。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何）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　　请注意，在专制社会中，上述的任何一项罪行，都是应该受到严厉制裁的。比如说“饮食车服，拟於乘舆”，身为臣子，在饮食、服饰、乘车出行等方面比之于皇帝，摆出像皇帝那样的排场与规模，可是严重的“僭越”罪，如果有谁来与你较真，是完全可以作为“图谋不轨”的证据而满门抄斩的啊！把先帝——魏明帝曹睿宫廷中的“才人”搞到自己家中，让她们充当你曹爽家的“伎乐”，这不是典型的“大不敬”么？而围在曹爽身边的何晏等辈，虽然有点“名声”，却都是些华而不实之徒，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切，甚至连曹爽的弟弟、中领军曹羲也深怀忧虑，多次向哥哥进谏，“又著书三篇，陈骄淫盈溢之致祸败，辞旨甚切”，却没有能够说服哥哥，反而使曹爽很不高兴。这一切，都是你这个皇帝曹芳可以利用的资源呀，何况除此之外，还有那假装生病的太傅司马懿，还有诸多对曹爽专权不满的文武大臣，处在皇帝这个有利的位置上，你应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呀，你至少可以稍微抑制一下曹爽兄弟嘛。即使司马懿发动政变之时，你这个18岁的皇帝，是人人必须借助的大魏王朝的象征，还是可以发挥一点作用的嘛。然而不幸的是，你什么作用也没起，一切听任曹爽或司马懿摆布。在这方面，你的义父曹睿虽然远远算不上“好”皇帝，却是比你强得多的“强”皇帝。你与后来那个16岁就铲除权臣鳌拜的康熙帝玄烨相比，不是要愧死么——假如你还有点羞愧之心的话。　　继做曹爽的傀儡之后，曹芳又成了司马氏父子的傀儡。他当然不会安于傀儡地位，然而，想摆脱还没敢有所动作，便遭到了废黜。在司马师鼓捣的那份有44位文武大臣列名的给皇太后郭氏的奏折中，曹芳的罪状可不少，比如说，他“日将妃后游戏无度”倒也罢了，竟还“裸袒为乱”；“裸袒为乱”倒也罢了，还坐在高高的“广望观”上，看着宫廷优伶与宫女们在观下玩这种裸袒游戏，致使“道路行人掩目”，不敢看或不忍看、不屑看、不愿看、羞于看这类“嬉亵过度”的表演，而堂堂的皇帝曹芳呢，却“于观上以为宴笑”，看得津津有味。曹芳还喜欢用弹弓弹人，尤其喜欢弹经常进谏的大臣令狐景与庞熙，弹起令狐景来更是“不避首目”，还令人用烧红的烙铁灼令狐景，致使其“身体皆烂”。郭太后杀掉了曹芳宠爱的张美人与与另一个嫔妃禺婉，曹芳恨恨地说：“太后横杀我所宠爱，此无复母子恩。”不知道以上这些“罪行”的可信度如何，其中所云郭太后杀张美人与禺婉一事，背景究竟如何如何，人们已一无所知。不过倘若此事根本就没影儿，司马师大概也捏造不出来吧？因为这一奏章本身就是呈送给郭太后的。虽然，这些罪状对于一个皇帝来说并不算太严重，但是这样的一位皇帝，总该与“荒淫”二字沾点边吧？问题是，你既有义父曹睿的荒淫，可是你也具有义父曹睿的才干么？　　再来说说曹芳的继任者曹髦。从表面上看，曹髦似乎很不错，“才同陈思，武类
”，比起曹芳来不知要强多少倍，其实不然。“才同陈思”未必就适宜当皇帝，厦门大学的易中天教授说：如果选文联主席，曹植固然当之无愧；然而，皇帝毕竟不是文联主席嘛。曹植当皇帝，未必就强过曹丕，就像南唐后主李煜与北宋徽宗赵佶一样，纵然满腹文才，做起皇帝来却糟糕得很。至于武嘛，别说曹髦没有指挥过一场战斗，即使他像韩信那样是个伟大的军事家、难得的常胜将军，那又如何？最后还不是在政治斗争中一败涂地，徒然地哀叹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身死而族灭！做皇帝的要素，是你首先必须是个政治家，你必须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你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曹髦具有政治家的素质么？一点没有！人们可以对他满怀钦敬、赞叹与惋惜，可以称他为敢于拼搏、视死如归的英雄，甚至可以将他的“英勇事迹”与后世的“不自由，毋宁死”联系起来，然而你又不得不承认，他决不是一个出色的皇帝。他一无实权，二无韬晦之术，三不会耍手腕，四没有政治家的谋略，五不能冷静地面对现实，却被阴差阳错地摆在了“皇帝”这样一个危险系数极大的位置上，终于酿成他自身的悲剧，也加深了曹魏王朝的悲剧。作为皇帝，曹芳的怯懦与曹髦的刚强，犹如孔老夫子说的“过犹不及”，半斤对八两而已，最多，也只是悲剧程度胜过曹芳罢了。　　至于曹奂，那就更别提了，司马氏的政权日益巩固，曹家已经彻底没戏，无论谁坐在这个舞台上，都只剩下最后一个任务，那就是等待最后的时刻，等待谢幕而已。　　
　　记号下,文章不错
　　二、蜀汉二帝　　
1、壮志难酬的先主刘备　　 刘备大家太熟悉了，他是汉景帝的后代。不过刘备公元161年出生时，其老祖宗景帝刘启已经死去320多年了。前面已经说过，景帝有14个儿子，其中有个叫刘胜的被封为中山靖王；刘胜竟有120多个儿子，其中有个叫刘贞的，就是刘备的远祖了。刘贞于汉武帝时被封为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陆城亭侯，后来因为到长安向宗庙献金助祭时所献之金没有达到规定的份量，被汉武帝免掉了侯爵之位。刘贞便在涿县安了家，因此，刘备当然也是涿县人了。两汉绵延三四百年，皇室子弟成千上万，虽说刘备的祖父刘雄与父亲刘弘大概沾了点“天潢贵胄”的光，都做过地方官，可是刘备出生不久，别说祖父，父亲也早早去世，谁会特别留意这么一个宗室子弟、刘家孤儿呢？因此，刘备小时候与寡妇娘靠“贩履织席为业”，吃了不少辛苦，也就在情理之中了。然而机会终于来了，刘备24岁时，黄巾大起义爆发，各州郡纷纷募兵抗击黄巾军。刘备因为“有武勇”，投身军旅并立下战功，受封为安喜县尉。不过，代价可也不小。一次野外战斗，刘备负伤后躺在地上装死——你别说，装得还挺像，要不然，被人补上一刀，可就没有后来的蜀汉皇帝了。敌军离开后，他的老朋友找到他，用车子装着他回到营寨，才算捡回了一条命。后来，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刘备先后投靠过公孙瓒、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等，他的妻子也一再成为别人的俘虏，其窘迫的处境可想而知。直到20多年后的赤壁之战时，刘备乘曹操大败的机会夺得了一些地盘，又从孙权那儿借了荆州数郡，才算有了可供发展的根据地。再往后，刘备西取巴蜀，北夺汉中，斩杀曹操的大将夏侯渊；他的大将关羽则北攻襄樊，水淹七军，逼得曹操几乎要迁都避其兵锋。至此，刘备的事业达到鼎盛，眼看着当年诸葛亮在隆中替他规划的“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的光明前景，就会变成现实了。然而不幸的是，日中则移，月满则亏，就像赤壁之战前踌躇满志的曹操一样，鼎盛的来临，往往也意味着衰败的开始，关羽在曹操与孙权的两面夹击下惨败被杀，荆州丢失，刘备的事业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没过多久，曹操病故，其子曹丕废汉称帝。此时有一种传闻，说是汉帝刘协已经被曹丕害死了。刘备便替刘协发丧戴孝，追谥其为“孝悯皇帝”。第二年，在众部属的拥戴下，刘备也登基称帝。由于他是汉室后裔，便以大汉王朝继承者的身份，算是“继承”了帝位，国号自然还是“大汉”，史称“蜀汉”。刘备当然不会承认曹魏政权，也就不会用曹丕的“黄初”年号，因此，公元221年，在刘备的眼中便仍然是刘协的“建安二十六年”或“延康二年”；只是由于刘协“已死”，新皇登基，这“建安二十六年”或“延康二年”才改成了刘备的“章武元年”。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即蜀中的文官武将们纷纷劝进，并罗列了多少上天所降的“祥瑞”，说明刘备做皇帝是“应天顺人”，而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中，刘备并没有虚伪地推辞，而是坦然地接受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三国演义》时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在《三国志》中，至少对于做皇帝，刘备可是一点也不虚伪，与刘邦、曹丕简直没法比。不但不虚伪，还毫不客气地惩罚反对者。他手下有个费诗，官居益州前部司马，上书刘备说：“殿下因为曹操父子逼主篡位，这才流亡于万里之外，集合部众，准备讨伐曹贼。如今大敌还未消灭，自己却先当起了皇帝，人们不就会怀疑殿下的初衷么？当年高祖皇帝与项羽相约，先破灭秦国者称王。后来高祖皇帝攻破咸阳，擒获秦帝子婴，仍然推辞谦让，何况殿下如今还没有迈出大门，就打算自立为帝么？”刘备很不高兴，将费诗贬为永昌（今云南保山）从事。永昌距成都800公里，中有万山之隔，是当时中国自然环境最险恶的地区之一。柏杨先生说：“这是一种谋杀式的放逐，用以报复他的反调。”不过，东晋的习凿齿与南朝的裴松之这两位史学家却都认为费诗是咎由自取，因为刘备其时的历史背景与刘邦完全不同，处于“贼强祸大，主没国丧”的危急时刻，理应当仁不让地做皇帝，以“杖正讨逆”，何必再推让？你费诗在这个关键时刻不去拥戴，反持异议，不是典型的“暗惑”么？其实替刘备想想倒也是，从24岁时“投身革命”，辛辛苦苦奋斗了37年，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历尽了多少艰难险阻啊！眼下已是61岁了，再不登上龙床过一把皇帝瘾，哪里还有时间了？对于一个垂垂老者来说，这难道不是一个最后的机会么？焉能再轻易放弃！那不识时务的费诗竟然在此时此刻大唱反调，贬一贬还是便宜了你呢。不妨再作一个设想：倘若曹丕见刘备又是替刘协发丧，又是自己做皇帝，冷不丁地将那山阳公刘协送往成都，刘备该如何处置他？难道会主动让位，甘心情愿地俯伏于这位活着的大汉“孝悯皇帝”面前称臣么？简直是笑话！后世之所以只承认曹魏王的朝谥号，称刘协为“孝献皇帝”、“汉献帝”，而不承认其同宗蜀汉政权所谥的“孝悯皇帝”、“汉悯帝”，或许也是对人未死而发丧加谥的一种暗讽吧？　　称帝之后仅仅3个月，刘备不顾群臣的反对，亲率大军伐吴，以报关羽被杀之仇，以雪荆州被夺之恨。结果却于第二年惨败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刘备只带着少数随从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章武三年（公元223年）四月，刘备病逝于白帝城永安宫，在位仅仅两年，享寿63岁。虽说于当时来说堪称高寿，然而，谁能说刘备之死与这一惨败没有关系呢？这一仗，他还差一点成了吴人的俘虏。原来，刘备进入夷陵后，沿途设立驿马车站，直通白帝城。及大败之后，刘备连夜仓皇而逃，吴军则紧追不舍。正在危急之间，幸亏名不见经传的“驿人”，大概相当于驿站的管理员吧，将败军丢弃的大量铠甲堆积于隘口，纵火焚烧，这才挡住了追兵，救了刘备一命。且看司马光对这一仗的描写：　　“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尸骸塞江而下。汉主大惭恚曰：‘吾乃为陆逊所折辱，岂非天耶！’”　　难怪刘备要“惭恚”，因为吴军的统帅陆逊，不但年龄比刘备小20几岁，此前还默默无闻，连其部下也不大看得起这位没有打过大仗的白面书生；而刘备这位身经百战的沙场宿将，经历了多少大风大浪，兵力又大占优势，竟然栽在陆逊这这位初统大军的“无名之辈”手中，叫他如何不羞愧？叫他如何不恼怒？刘备败回白帝城在章武二年闰六月，到翌年四月病逝，有10个月的时间，即使到翌年正月患病，也有六七个月的时间，他完全可以回到蜀汉的京城成都嘛，为什么不回去，而是将丞相诸葛亮与儿子刘永等召到白帝城来托孤？羞愧难当也。虽然临终之前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所谓“大事”，就是灭掉曹魏、孙吴而统一天下也。其实，倘若并非安慰安慰诸葛亮与自己的话，就是有欠考虑了。魏人刘晔曾经对曹丕分析当时的形势：“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这儿的“中国”是指曹魏所占据的中原地区，“十有其八”虽说有点夸张，然而曹魏的实力远远强于僻居益州一隅的蜀汉，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刘备穷毕生之力，诸葛亮也已跟着他鞍前马后、吃尽辛苦地奔走十六七年了，不过争得了如许地盘，何况最近还连遭大挫？刘备紧接着又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句话足以震古铄今，历来帝王都是将国家视为自己的私产，无论如何贤明，如何伟大，再也不肯将自家的私产传给外姓之人，哪怕你功勋盖世，哪怕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只要我稍微起了点疑心，你便有性命之忧。而刘备却直接了当地对诸葛亮说：如果我的儿子不行，你完全可以取而代之嘛！正是这临终之辞，正是这感人至深的肺腑之言，正是这个安慰、正是这份信任，正是刘备的壮志难酬，又促成了另一个人物的悲剧。不消说，大家都知道，那就是诸葛亮的悲剧。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结果呢，终究是回天乏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汉王朝由于只传了两世，刘备就被后人称为蜀先主或刘先主。让我们再来看看刘备的妻儿。刘备究竟有多少妻子，没有明确的统计。《三国演义》中那个投井而死的糜夫人，正史上并无记载。不过，作为一个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倒也符合历史的真实，因为在《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中，刘备确实“数丧嫡室”。娶了好几房正妻，都不幸去世，因此，他的那位生下刘禅的妾——甘夫人就不得不“常摄内事”，担当起“嫡室”的责任了。而在刘备本人的传记之中，他的“妻子”在兵荒马乱中至少有三次被别人掳去。第一次，刘备的部将曹豹叛降吕布，吕布“虏先主妻子”，后来刘备向吕布求和，吕布才将其妻子还给了他；第二次，吕布手下的大将高顺进攻刘备，刘备大败，单身逃命，张顺“复虏先主妻子送布”，刘备只得请求曹操帮助，曹操擒斩了吕布，刘备才“复得妻子”；第三次与曹操交战，曹操“尽收其众，虏先主妻子，并禽（擒）关羽以归”，由于这一次没有明确记载刘备的妻子是如何再一次与丈夫团圆的，这就为《三国演义》中关羽弃曹归刘时过五关、斩六将的精彩描述留下了空间。再后来当阳长坂之战，“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走，曹公大获其人众辎重”，妻子又一次有被掳去的可能。幸亏赵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三国志•蜀书•赵云传》）。必须说明一下，古汉语中的“妻子”，可以是单指妻子，也可以复指妻与子。而后主刘禅，本传中说他是“先主子也”，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是长子。何况刘禅生于公元207年，其时刘备已经47岁，他完全有可能在此之前育有儿女嘛，因此，此前那些被掳的“妻子”，也就完全有可能是复指妻与子了。而那些“妻子”们的命运，由于史料不足，我们知道的也就很有限了。先来说说甘夫人，她是江苏沛县人，刘备当年屯兵于小沛时，纳其为妾。后来随刘备去荆州投靠刘表，甘夫人也一直跟随在丈夫身边。赤壁之战后，甘夫人病逝于南郡。刘备称帝后，追谥其为“皇思夫人”，并准备将她迁葬于蜀，遗骸尚未运抵成都，刘备亦已病逝，被谥为昭烈皇帝；甘夫人则谥为昭烈皇后，并与丈夫合葬。赤壁之战后，刘备确实又娶了孙权的妹妹为妻。不过这位孙夫人与《三国演义》中的形象可是大不相同。首先，她倚仗自己是东吴之主孙权的妹妹，骄横而豪侈，带着一批从东吴跟过来的吏兵，“纵横不法”。其次，孙夫人“才捷刚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大有哥哥孙策、孙权的赳赳之风，“侍婢百余人，皆亲执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初得荆州时，刘备经常住在公安（今湖北荆州市南部），入蜀之后，诸葛亮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於肘腋之下。”可见刘备与这位妻子，不但不像《三国演义》中描述的那样恩爱，而且，简直与对手曹操、孙权一样，成了他的一块心病了；因此，刘备西征巴蜀时，孙权将妹妹迎回东吴，这对于刘备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刘备还有位妻子姓吴，原先嫁给益州牧刘焉之子刘瑁。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任益州牧，吴氏就成了刘璋的嫂嫂。刘备从刘璋手中夺取巴蜀时，刘瑁已死，吴氏寡居于家，刘备便纳吴氏为妻。后来刘备称汉中王，吴夫人就当了王后；刘备称帝，吴王后又变成了吴皇后；不久刘备病逝，吴氏又当了22年尊贵无比的皇太后，于蜀后主刘禅延熙八年（公元245年）病逝。除了后主刘禅外，刘备至少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刘永，一个叫刘理，虽然都是刘禅的“庶弟”，却并非一母所生，也就是说，除了甘、孙、吴三位妻子外，刘备在称帝之前，至少还有两个妾。就在刘备称帝的当年，刘永被封为鲁王，刘理被封为梁王。刘永因痛恨宦官黄皓，黄皓于后主刘禅面前进谗，后主就将他外放，使他10来年不得回成都朝见。蜀国灭亡后，刘永也东迁至魏都洛阳，被拜为奉车都尉、乡侯。刘理后来改封为安平王，不幸病逝于延熙七年（公元244年），被谥为安平悼王；他儿子刘胤继承王位，12年后去世，被谥为安平哀王；刘胤的儿子刘承又继位，第二年就夭折了，估计还在孩提之时，故被谥为安平殇王。刘禅哀怜刘理祖孙“三世早夭”，又让刘理的另一个儿子刘辑于景耀四年（公元261年）承袭王位。可惜只过了两年，蜀国就灭亡了，刘辑与他的伯父刘永一样，被东迁至魏都洛阳，拜为奉车都尉、乡侯。估计这伯侄二人与后主刘禅一样，都活到了西晋之世吧？总的说来，刘备的这几个儿孙，虽然没有乃父乃祖那股“千秋尚凛然”的“天地英雄气”，却也不能算惨；作为皇帝的后代，他们还算比较幸运的。壮志难酬的刘备倘若地下有知，在感叹“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的无奈之时，或许还可以轻轻地舒一口气吧？　　最后，附上唐人刘禹锡的那首五言律诗《蜀先主庙》：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势分三足鼎，业复五铢钱。　　得相能开国，生儿不像贤。　　凄凉蜀故妓，来舞魏宫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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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乐不思蜀的后主刘禅　　刘禅，扶不起的阿斗，大家也很熟悉。从公元223年即位，到263年蜀亡，他当了整整40年蜀汉皇帝。投降魏国后，刘禅被封为安乐公，“食邑万户，赐绢万匹，奴婢百人，他物称是”，待遇很不错了。司马昭还特意设宴招待他与一班投降的蜀国官员，席间并让艺人表演巴蜀歌舞。刘禅身边的人都很伤感——即使投降了，也总有点故国之情呀；唯独这位最应该伤感的安乐公刘禅却“喜笑自若”——不愧“安乐”之称。司马昭感慨地对贾充说：“一个人之无情无义，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么？即使诸葛亮仍然健在，也不能辅佐他长久不坠，何况姜维呢！”贾充答道：“他如果不是这样，殿下又怎么能够吞并蜀国呢？”姜维是蜀汉大将军，蜀亡后刘禅敕令他投降魏将钟会，姜维假意与钟会联结，暗中图谋恢复蜀汉，事败被杀。过了几天，司马昭问刘禅：“颇思蜀否？”刘禅答道：“此间乐，不思蜀。”这就是成语“乐不思蜀”的由来。事后，跟随刘禅来到洛阳的原蜀国官员郤正对他说：“以后如果晋王再问，你应该流着眼泪回答说：‘先人的坟墓远在巴蜀，西望悲怆，无日不在思念啊。’并且闭上眼睛，表示哀痛。这样，晋王就有可能让你回归故土了。”果然，后来司马昭又问他同样的问题，刘禅便照着郤正所教的回答，司马昭道：“这话怎么像是郤正说的？”刘禅吃惊地睁开双眼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啊！”左右的人听了，也都忍不住笑出声来。这是蜀亡后的第二年，即公元264年，刘禅已经58岁了，大概人们都有点奇怪吧，这么个没心没肺的糟老头子，怎么还做了40年蜀汉帝国的皇帝？刘禅病逝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活了65岁，亦堪称高寿，比起父亲刘备来，可是“幸福”多了——如果不考虑身后之名，如果“幸福”仅仅是多活几年、多过几年“舒心”日子的话。　　也有人说，刘禅其实聪明得很呢，他之所以“乐不思蜀”，装出一副没心没肺的样子，正是绝妙的全身之道啊！试想，倘若他像李后主那样哀吟：“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司马氏父子能够饶过他么？晋文王司马昭可比宋太宗赵光义残暴得多呢。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言，那么，再看看同时代人对他是如何评价的吧。蜀人李密，晋武帝司马炎召他到洛阳做官，他以父死母改嫁，祖母刘氏年老无依为由，写下著名的《陈情表》，恳切推辞。直到祖母逝世后，他才出任太子洗马。因为他曾在蜀汉任郎官，有人问他：“安乐公如何？”李密答道：“与齐桓公差不多。”问者大惊道：“齐桓公九合诸侯，位居春秋五霸之首，安乐公这个亡国之君如何比得上？”李密解释说：“齐桓公得到管仲的辅佐，就能够称霸于诸侯；任用佞臣竖刁，齐国就大乱，死后尸首腐烂出蛆而无人殓葬。安乐公得到诸葛亮的辅佐，就能够与强大的魏国抗衡；任用宦官黄皓，蜀国就灭亡了。他们二人的成败，不是如出一辙么？”您还别说，李密的分析倒也有点说服力。　　刘禅有两位皇后，都是车骑将军张飞的女儿。刘备称帝的当年，刘禅被立为皇太子，张飞的长女就被立为太子妃。随着刘禅的登基，太子妃自然也晋位为张皇后了。可惜这位张皇后于建兴十五年（公元237年）、约莫30岁左右就一病而逝，被谥为“敬哀皇后”。也就是这一年，她的妹妹入宫为贵人，第二年就补了姐姐的空缺，被立为皇后。这第二位张皇后陪着刘禅迁到洛阳，生卒年均不详。不过，两位张皇后估计都没有生育，不然，被立为皇太子的，应该是她们的“嫡子”了。估计这位小张皇后到了洛阳之后，还能受到一定的礼遇，而其余那些嫔妃就不同了。据裴松之转引《汉晋春秋》所载：魏国命令，将蜀国的那些嫔妃宫女们“赐诸将之无妻者”。有个李昭仪说：“国亡被掳，已是受辱，我怎能再受这又一种屈辱呢！”说完就自杀了——不愿改嫁受辱的李昭仪，或许比丈夫刘禅多了点“气节”；当然，也可以说是受封建礼教毒害较深吧？　　刘禅有7个儿子，长子刘璇生于建兴二年（公元224年），其母王贵人本是敬哀张皇后的侍女。延熙元年，15岁的刘璇被立为皇太子。蜀亡的第二年，魏将钟会在成都反叛，不久被乱兵所杀。可怜41岁的刘璇也在一片混乱之中遇害。刘禅的第5子刘谌被封为北地王，当他知道刘禅决定投降时，怒气填胸地对父亲说：“即使确实势穷力竭、大祸将临，也应该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时殉国，到地下去拜见先帝啊，怎么能够投降呢！”刘谌可能还有没说出口的话，或者虽然说了而未被史官记载下来的话：不少郡县仍在我们手中，大将军姜维也正率军南下救援成都，再不济还可以到南中（今云南省）七郡暂且避难。何况我们还有“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锦绮采绢各二十万匹”，这些都是可以用来抗敌自救的实力与本钱啊，为什么甘当亡国之君、亡国之奴呢？先帝数十年奋斗创下这份基业，诸葛丞相鞠躬尽瘁地辅佐，容易吗？可是刘禅不但不听，还派人将皇帝的象征——玺绶送给魏将邓艾。刘谌不愿受亡国之辱，跑到刘备的祭庙痛哭了一场，又将心一横，先杀掉妻儿，然后自杀于庙中。目睹这惨烈场面者，无不伤心落泪。刘禅另外5个儿子分别为刘瑶、刘琮、刘瓒、刘恂与刘璩，他们都随着父亲，与文武官员60多人个个反绑着双手，抬着棺材出城投降，表示自己罪恶深重，愿意接受对方的诛杀；接着就被送到了魏都洛阳。40多年后西晋大乱，刘家的这些子孙差不多死光了，唯独刘永的孙子刘玄逃回了蜀地，在十六国之一的成汉国主李雄手下任职。李雄仍然封他为安乐公，让他继承刘禅的香火。直到成汉国被东晋灭掉时，人们还在成都见到这位安乐公刘玄。或许刘阿斗九泉之下应该感到欣慰了：咱们刘家毕竟后继有人嘛。　　呜呼！对这位蜀汉后主刘禅，对这位安乐公刘阿斗，谁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呢？　　
　　三、孙吴诸帝　　1、“福帝”孙权的另一面　　在三国诸帝中，孙权应该说是最有“福气”的了，他继承了父亲孙坚与兄长孙策留下的江东六郡的基业，尽管父兄都为此而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孙坚战死时才36岁；兄长孙策26岁就遇刺身亡。孙权于公元229年称帝，公元252年病逝，在位23年，活了71岁，是三国皇帝中寿命最长的。倘若从公元222年称吴王时算起，则在位30年。其实，倘若从公元200年孙策死，19岁的孙权继承吴侯之位、执一方之政算起，他作为东吴地区的君主长达52年。而蜀后主刘禅呢，名义上在位40年，其实前期先后由诸葛亮、蒋琬相继执政，蒋琬死后才得以亲政，真正掌握实权的时间还不到20年——当然，如果不是诸葛亮、蒋琬掌握实权，蜀国很可能早就灭亡了。不消说，在三国之中，人们对孙吴的关注远远不如曹、刘两家，或许就是因为孙权是一个守成之主，没有曹、刘两家那么多的创业“故事”吧？　　最有“福气”的孙权堪称“福帝”，他的一生既然没有多少好说的，那就来看看他的另一面——他的一家老小吧。　　孙权的母亲吴氏，本是吴地人，徙居于浙江钱塘，幼年父母早丧，与弟弟吴景住在一起。孙坚听说她才貌双全，欲娶其为妻。吴家的那些亲戚认为孙坚轻佻而狡诈，准备予以拒绝，孙坚又愧又恨。这时吴氏便对那些亲戚们说：“你们何必为了我一个女孩儿而得罪人家、种下祸根呢？如果我与他不得和谐，我也认命了。”吴氏的忧虑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孙坚17岁时随父亲乘船来到钱塘，看见一群海贼劫掠了财物正在岸上分赃。别的船只见此情状都不敢前进，孙坚却孤身一人提刀上岸，以手指东画西，仿佛在布置兵丁包围捕捉，海贼以为官兵来了，吓得丢下财物四散逃命。孙坚追上前去，并“斩得一级以还”。想必孙坚的“英勇事迹”早已传遍了钱塘一带，吴家的亲戚想想也是，倘若得罪了这位太岁，完全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呢。结果，孙坚如愿以偿地娶得了吴氏。吴夫人替孙坚生下孙策、孙权、孙翊、孙匡四个儿子，还有一个女儿，大概就是嫁给刘备的那位孙夫人吧。建安七年（公元202年），即孙策死后两年，吴夫人也一病而逝。临终之前还拜托长史张昭等好好匡扶、辅佐年轻的孙权。　　孙权有不少夫人。第一位谢夫人是母亲吴氏作主替他聘的，估计是既有才，又有貌吧，因此很受孙权宠爱。后来孙权又看中了表哥徐琨的女儿，就将她娶回家中。这还罢了，孙权竟然要求谢氏让出夫人的位置，当个偏房。显然，当时孙权的母亲已经去世了，然而谢氏却硬气得很，坚决不同意：我可是明媒正娶地嫁到你们孙家的，既有父母之命，又有媒妁之言，凭什么叫我做小？你虽然统辖着江东六郡，毕竟还不是皇帝嘛，你至少在表面上还得尊奉那位大汉皇帝刘协嘛，而我的父亲生前可是堂堂大汉王朝的尚书郎哪，如今要我做姬做妾，死后我哪有脸面去见九泉之下的父亲？孙权也深知大道理上说不过去，然而，从那以后他就坚决疏远了谢氏。谢氏“由是失志”，没过多久就抑郁而逝。　　第二位夫人姓徐，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其祖父徐真与孙坚是好朋友，孙坚就把妹妹嫁给了徐真。这位孙夫人生子徐琨，就是徐夫人的父亲。徐琨长大后跟着舅舅孙坚讨伐刘表的大将黄祖，不幸中箭身亡。徐夫人起初嫁给同郡的陆尚，陆尚早逝。孙权为讨虏将军时，首府即在吴郡，便娶了这位亲姑姑的孙女儿，并令她当长子孙登的养母。孙登的生母呢？只知道她“庶贱”，地位太低下了，既没有留下姓氏，更没有获得封号，甚至连死活也不知道——如果活着的话，则连抚育亲生儿子的权利也没有。后来孙权先后将都城迁往京口（今江苏镇江）、建业（今江苏南京）、武昌（今湖北鄂州）等地，因为徐夫人“妒忌”，孙权便一直让她呆在吴郡，冷落了10来年。及至孙权称吴王、称帝，孙登则被封为王太子、皇太子，而徐夫人毕竟是孙登的养母呀，文武大臣便请求孙权立其为王后、皇后。而孙权此时早已宠上了步夫人，终于没有同意。于是，这位徐夫人也抑郁而逝。　　步氏是孙权的第三位夫人，她“以美丽得幸於（孙）权，宠冠后庭”。步夫人还有个大优点，那就是“性不妒忌，多所推进”。什么意思，非但自己不妒忌，还经常向孙权推荐别的女人，因此，她也就能够长久地得到孙权宠爱。她最大的弱点是只替孙权生了两个女儿，却没有儿子。大女儿名叫孙鲁班，字大虎，起先嫁给周瑜的儿子周循；周循不幸早逝，孙鲁班又改嫁给大将全琮，人称全公主。小女儿名叫孙鲁育，字小虎，起先嫁给骠骑将军朱据；后来改嫁给车骑将军刘纂，人称朱公主。孙权晚年，朱据因介入了立储之争，先是被贬到外地当一个小小的郡丞；可惜还未抵达目的地，就被人乘着孙权生病时矫诏赐死，享年57岁。可能孙小虎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吧，所以又嫁给了刘纂。而这个刘纂还真有福气，先娶了孙权的中女——即孙大虎同父异母的妹妹、孙小虎同父异母的姐姐。中女早逝，刘纂又娶了小虎，两任妻子都是金枝玉叶的公主呢。还是再说说她们的母亲步夫人吧，她虽然深得孙权宠爱，可是由于文武大臣都认为应该立徐夫人为后，孙权犹犹豫豫的，10来年没能拿定主意。不过，宫中的嫔妃宫女宦官们都开始称她为“步皇后”了，她的亲戚们上书朝廷，也称她为“正宫娘娘”了。一直到赤乌元年（公元238年）步氏逝世，大臣们觉得再争也没什么意义了，乐得与皇帝保持一致吧，便都改变了态度，一齐建议孙权替步氏“正名”，就这样，步氏才被追认为皇后。孙权那篇追认的文章做得很感人，确实充分体现了其痛惜、懊恼的心情：　　“朕恨本意不早昭显，伤后殂逝，不终天禄。悯悼之至，痛于厥心……魂而有灵，嘉其宠荣。呜呼哀哉！”　　孙权的第四位夫人姓王，山东琅邪人，姑且称她为琅邪夫人吧。她于孙权刚刚称帝的黄武年间得到宠幸，程度仅次于步夫人。更重要的是，她还替孙权生了两个儿子：第三子孙和与第四子孙霸；步氏死后，孙和更被立为皇太子，接下来，就是准备立琅邪夫人为皇后了。可惜，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受到全公主孙大虎的谗言，估计孙权特别偏爱这个大女儿，因此她的话特别有份量，琅邪夫人也就渐渐地被疏远了。及至孙权生病时，全公主又无中生有地说琅邪夫人“有喜色”。孙权大怒，对琅邪夫人严加谴责，琅邪夫人忧郁而逝。直到她的孙子——孙和之子孙皓做了皇帝，才将老祖母琅邪夫人尊谥为“大懿皇后”。　　孙权的第五位夫人也姓王，南阳人，姑且称她南阳夫人。她替孙权生下第六个儿子孙休。可惜，当时孙和已被立为皇太子，其母琅邪王夫人正深受宠幸，因此其余那些曾经受到孙权宠幸的嫔妃们都被放逐到京城之外，南阳王夫人也被放逐到公安（今湖北荆州市南部）。南阳夫人不久就病逝于公安，并被葬于当地，直到后来她的儿子孙休即位当了皇帝，才被迁回京城改葬，并被尊谥为“敬怀皇后”。　　孙权的第六位夫人姓潘，她的父亲是孙吴政权的一个官吏，不幸因犯法而被砍掉了脑袋。作为罪犯的家属，潘氏与其姐姐都被押送到皇宫织室服役。据晋人王嘉《拾遗记》所载，这位潘氏“容态少俦，为江东绝色”。正因为太美了，一同被幽禁于此的100多位女眷都称她为“神女”，并对她敬而远之。潘氏的绝世姿容传到孙权那儿，孙权命令画工“图其容貌”。其时，潘氏由于“忧戚不食，减瘦改形”，画师将肖像画进呈孙权，孙权既惊且喜，感叹地说：“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况在欢乐！”立即将她纳入后宫，果以姿色见宠。这些与《三国志•吴书•妃嫔传》中说孙权“见而异之，召充后宫”并不矛盾，却增加了不少具体细节。总之，由于孙权的眷顾，潘氏的身份立刻便从一介女奴变成了皇帝的嫔妃。不久，潘氏生下了孙权的第七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孙亮。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69岁的孙权立10岁的幼子孙亮为皇太子；母以子贵，第二年，潘夫人也被册封为皇后——孙权的诸多夫人中，只有她在活着的时候就当上了皇后。不过，这位潘皇后的人品可不大好，《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说她“性险妒容媚”，自从她进入宫廷后，凭着皇帝的宠幸，进谗言害死了包括袁夫人在内的嫔妃宫女“甚众”。袁夫人陈寿没有替她单独立传，人们只能从裴松之转引的《吴录》中看到，她是三国前期大名鼎鼎的军阀袁术的女儿，名声却比父亲好得多，据说“有节行”，即恪守妇人的三从四德，只可惜没有生育。孙权对她显然还是比较宠爱与尊重的，多次将其她嫔妃生的儿子交给她抚育。遗憾的是，袁夫人的命实在太苦了，一个也没能养大成人，也就是说，她连正儿八经的养子也没有一个。即使这样，在步夫人逝世后，孙权仍然打算立她为皇后，袁夫人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坚决推辞。这样一个贤惠的袁夫人是如何死在潘氏之手的？因史无明载，人们已不得而知。潘夫人当皇后不久，年迈力衰的吴大帝孙权就病倒了。身为皇后，她自然要在皇帝的病榻前殷勤侍候，此时的潘皇后憧憬着美好前景，又派人去向中书令孙弘询问西汉吕后临朝称制的掌故，眼看着孙权已经油干灯草尽，自己就要由皇后变成大权在握的皇太后、成为第二个吕雉了，她怎能不兴奋！然而乐极生悲，由于她性情暴虐，伤害了不少人，连日来又因为服侍大皇帝而疲惫不堪，众宫人竟乘她昏睡之际，一齐下手勒死了她，并声称皇后娘娘是“中恶”——即脑溢血身亡。当然，潘皇后的死因不久就被查明，六七个牵涉进去的嫔妃宫女，可能也包括贴身宦官，都因此而被处死。又没过几天，孙权也驾崩了。可惜潘皇后离皇太后之梦只差了几天！而在王嘉的《拾遗记》中，潘夫人最后终究被孙权“弃逐”，与正史有了牴牾。估计还是正史可信些。　　孙权的夫人当然远远不止这六七位，比如其第五子孙奋的母亲仲姬，大概因地位也比较低下吧，史官根本就没有为她立传；又比如在野史《拾遗记》中，就记载了孙权的一位善于刺绣的赵夫人，号称机绝、针绝、丝绝，能于方帛之上绣出列国山川地势军阵之像。遗憾的是，“福帝”孙权的妻妾们可没多少福气，在正史记载的六七位夫人中，除了步夫人得享天年外，其余不是抑郁而终，就是死于非命，命运可都不太好。那么，再来看看他的儿女们吧。　　孙权见于史籍的儿子有七个——当然事实上远远不止这么多，仅袁夫人的养子而没的留下名字就夭折的已有好几个。在这七个儿子之中，幼子孙亮与第六子孙休先后当过皇帝，姑且搁一搁，那就看看另外的那五个吧。长子孙登的母亲前面已经说过，她出身微贱，连姓氏也没能留下，可孙登本人一则毕竟是老大，二则孙权在70岁以前一直没有册立皇后，也就一直没有真正的“嫡子”；无嫡则立长，所以，孙登于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孙权称吴王时就被立为王太子，那时候他才13岁；8年之后孙权正式称帝，21岁的孙登又被立为皇太子。孙登为人宽厚仁慈，孙权定都建业，让他镇守武昌。孙登每次外出打猎，常常远避农田，以免侍从们践踏了庄稼；晚上宿营时，则选择空旷之处，生怕惊扰了平民百姓。有一次骑马外出，忽有一弹丸擦脸而过。左右侍从大惊失色，急忙四处搜寻，恰好看见一人手持弹弓，身上还佩着丸囊，侍从们将其捕至孙登马前，那人却死不认账。侍从们急得要痛打此人，孙登连忙制止，并让人找到那颗擦身而过的弹丸，与此人囊中之丸一比较，果然并不相同，便立即释放了那人。又有一次他遗失了一只盛水的金马盂，不久发觉偷窃者是一个侍从。孙登不忍心严加处罚，只将其人唤过来责备了一番，便让他回家长期休息，并告诫左右心腹，不得再加宣扬。因为他的太子地位，深受孙权宠幸的步夫人有时候也对他有所赏赐，孙登不敢推辞，拜而接受。他对养母徐夫人很孝顺，徐夫人被贬在吴郡，有时候也送给他一些衣服，他一定要沐浴以后才敢穿，以表示对养母的尊敬。孙权称帝后，准备拜他为皇太子，他推辞说：“要立皇太子，应该先立皇后呀。”孙权问：“你的母亲在哪里？”从这句话里可以知道，孙登那身份卑微的生母已经死了，孙登却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在吴郡。”孙权一时语塞——因为这位养母是你这个当爹的替我选择的，你总不能说她不是我的母亲吧？孙登的二弟孙虑早逝，他发现父亲很喜爱三弟孙和，便对孙和倍加亲敬，有如弟弟对待兄长，并多次表示，要把皇太子的位置让给孙和。可惜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赤乌四年（公元241年）五月，孙登一病而逝，年仅33岁。孙登有三个儿子，长子孙璠（音fán）与幼子孙希都早早地去世——估计还是在父亲之前，只有次子孙英被封为吴侯。可惜孙登去世后13年，即孙亮在位的五凤元年（公元254年），孙英谋划着诛杀专权擅政的大将军孙峻，不料事情败露，反而被孙峻杀害了；另一种说法是，大臣桓虑等准备在除掉孙峻后改立孙英为帝，孙英自己并不知情，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被送上了断头台。冤哉！　　孙权的第二个儿子孙虑的母亲是谁，亦无记载，估计生前在宫中也没什么地位吧，不过孙虑却很出色，从小就“敏惠有才艺”，深得孙权喜爱。他起初被封为建昌侯，孙权称帝后，丞相顾雍等都认为孙虑“性聪体达”，理当进爵封王。开始时孙权没有同意，后来又有大臣认为孙虑“禀性聪明，才兼文武”，不但应该封他为王，还应该提拔他当“镇军大将军”，承担镇守一方的重任。于是孙权授他以上将之位，让他假节开府于半州（今江西九江市西），年轻的孙虑成了东吴政权的方面大员。孙虑在任所“遵奉法度，敬纳师友”，不但能够胜任工作，还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期望值。不幸就在这一片赞扬声中，嘉禾元年（公元237年），年仅20岁的孙虑因病而逝。大概是因为太年轻吧，连后代也没能留下，那断绝了继承人的封国“建昌”，也就不得不废除了。真可惜！　　孙权的第三个儿子孙和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母亲——琅邪王夫人。赤乌五年（公元242年），孙和上面的两个哥哥都已去世，孙和就被立为第二个皇太子，这一年，他19岁。其实，即使他的大哥孙登活着，孙和也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因为孙权既宠爱他的母亲琅邪夫人，又对他“尤爱幸”，因此他得以常常侍候于父皇左右，“衣服礼秩雕玩珍异之赐，诸子莫得比焉”。孙和“好学下士”，又“善骑射”，而且“精识聪敏，尊敬师傅，爱好人物”，确实具有不少令人赞叹的闪光点。然而不幸的是，他的母亲琅邪夫人不知什么原因得罪了全公主，而全公主又怎肯放过琅邪夫人的儿子？孙权生病时，让孙和去孙策的祭庙中去替自己祈祷，而孙和的妻子——太子妃张氏的叔父张休住在祭庙附近，侄女婿来了，张休在他祈祷完毕后，邀请他顺道至家中小坐，以略尽地主之谊。谁知全公主不但说琅邪夫人因孙权生病而“有喜色”，还派人暗中监视孙和的一举一动，见孙和去了张休家，连忙对孙权说：太子并不在庙中替父皇陛下祭祀祈祷，而是跑到张妃的叔父家“计议”去了。计议什么，全公主虽然没有明说，聪明的孙权焉能听不出来？无非是盼着孙权早日归天，好尽快筹措有关即位事宜也。这难道不正是当了四五十年国君、如今年迈力衰而又病卧在床的孙权最大的忌讳么？果然孙权勃然大怒，这一怒的结果，是琅邪夫人忧死，而孙和呢？《三国志•吴书•吴主五子传》中说他“宠稍损，惧于废黜”，而《资治通鉴》则干脆说“太子宠益衰”。无论“稍损”还是“益衰”，结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父皇孙权准备废掉他，并且最终将他废黜了。当然，孙和之被废，还不仅仅是因为全公主进了谗言，这就不得不提到他的同母弟、孙权的第四个儿子孙霸了。由于哥儿俩的母亲琅邪夫人得到孙权宠幸，哥儿俩也深受父皇宠爱。还有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孙权对孙和、孙霸兄弟一视同仁，不偏不倚。如果是寻常百姓，做父母的对子女一碗水端平、同等对待，当然是桩好事，能够使子女对父母更加崇敬，家庭也会更加和睦；然而帝王之家就不同了，因为老皇帝不可能将自己的“家产”——即整个国家平均分配给自己的子女，他必须在众多的儿子们中间选择一个皇位继承人，一旦自己过世，便将整个国家移交给他，这个继承人就是皇太子，他必须是老皇帝的“唯一”。而孙权呢，他当然也不可能同时立孙和与孙霸为皇太子，怎么办呢？那就封孙霸为鲁王吧。照理，鲁王的地位无论有多高，也是无法与皇太子比拟的。而聪明一世的孙权却偏偏在这至关重要的大问题上糊涂一时，那就是千方百计地掩盖太子与鲁王的差别，而对孙霸“宠爱崇特，与（孙）和无殊”的结果，是朝中文武大臣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太子是兄长，鲁王是幼弟，太子理应为“嫡”，而鲁王则应退归“庶”位，怎可乱了长幼嫡庶间的区别？另一派则认为，事情不是一成不变的，皇上既然对鲁王如此宠爱，则鲁王日后完全有可能取代孙和成为皇太子嘛，咱们预先站在鲁王这一边，将来不就成为新君主的有功之臣了么？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拥护太子孙和；而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依附于鲁王孙霸。孙霸自己呢，一方面倚仗着父皇超乎寻常的宠爱，另一方面又看到有这么多大臣支持自己，便渐渐地滋生了“夺嫡”之念，对太子之位“觊觎滋甚”。为了取得夺嫡斗争的胜利，孙霸“曲意结交当时名士”（《资治通鉴》卷七十四），偏将军朱绩，以胆量和勇力著称于世，孙霸就亲自驾临他的司令部，在他的身旁坐下，打算与他套套近乎。朱绩却立即站起身，恭敬地侍立于一旁，表示不敢承受王爷的厚爱，不敢与尊贵的王爷并排而坐。然而，像朱绩这样不愿介入太子与鲁王之争的文官武将毕竟不多，当时的现实是，从皇宫侍婢到太子跟亲王的宾客都分成了两派，两派各结党羽，互相猜忌仇视，并逐渐蔓延到高级官员。拥护太子的一派多次向孙权陈述嫡庶之义，以图保住孙和的太子地位，拥护鲁王的一派则天天在孙权面前“谮诉”太子的种种“不是”，希望能让孙霸取而代之。而孙权呢，眼看着“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也深为担忧，曾对侍中孙峻说：“子弟之间不和睦，大臣们又分成两派。当年袁绍死后，其子弟们因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导致了迅速败亡，这个惨剧倘若又发生在咱们孙家，不是要惹天下人耻笑么？”那么，如何改变这一局面呢？孙权的手段是镇压：他杀掉了吾粲，流放了顾谭，连那功勋赫赫、出将入相的陆逊也因受到孙权的一再斥责，抑郁而逝。在究竟要不要废掉孙和、改立新太子这件事上，孙权犹豫了好几年，直到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秋天，终于下决心废掉了孙和，并且将他逮捕囚禁。这件事非同小可，孙权的小女婿、孙鲁育孙小虎的丈夫、堂堂驸马爷、骠骑将军朱据引经据典地劝谏孙权道：“当年晋献公因废杀太子申生而造成了晋国数十年内乱，汉武帝为冤死的戾太子刘据筑‘思子宫’已是于事无补。太子是国家的根本，何况现太子性情温和，仁爱孝顺，天下归心，在这废立大事上，陛下可一定要慎重啊！”可是孙权根本不予理睬。朱据又与尚书仆射屈晃率领着文武官员们将泥涂在头上，自行捆绑着双手，天天齐集于皇宫之前，跪求宽恕太子孙和。孙权登上建业宫的白爵观高台，看到这个场面，极为厌恶，严厉斥责朱据与屈晃“没事找事”，一怒之下将两员劝谏的武将陈正与陈象灭了族。朱据与屈晃并不屈服，磕头流血，仍然固谏不止。孙权命令将他们各打100军棍，然后把朱据贬到南方当一个小小的郡丞，尚未抵达流放地，又被使者捧着诏书“赐死”；屈晃则被削职为民。其余那些谏诤的官员，被杀害与被放逐的共有十来人。孙和最终还是被废为庶人，并放逐到故鄣县（今浙江长兴）。而鲁王孙霸呢，非但没有在这场斗争中获胜，反而输得更惨，被父皇孙权以谮害兄长的罪名逼令自杀。他的党羽如全寄、吴安、孙奇、杨竺等都被杀死，杨竺甚至连尸体也被抛入长江。杨竺的哥哥杨穆因为屡屡劝诫弟弟不要卷入这场宫廷之争，才勉强保住了一条命，却仍然被流放到南方的偏远之地。这一年，孙和27岁，可怜的孙霸，如果与哥哥不是双胞胎的话，最多只活了26岁。他之所以与哥哥两败俱伤，一个客观的原因大概就是爱屋及乌的反义词——“恨屋及凤”吧？孙权既然已经讨厌起他们的母亲琅邪夫人，怎么会给孙和孙霸哥儿俩好脸色呢？另一个客观原因则是：彼时彼刻，大皇帝最宠爱的是即将晋升为皇后的潘氏了，不消说，彼时彼刻，他最喜欢的儿子自然也是潘氏所生的瘪奶儿孙亮了。于是孙和刚废，孙亮就被立为太子。其实，早在5年之前，太常顾谭就引用西汉贾谊论及诸侯王的情势时的一段话劝谏孙权说：“势重虽亲，必有逆节之累；势轻虽疏，必有保全之祚。微臣今天的劝谏，并非偏袒哪一方，只是为了使太子平安，同时也保全鲁王的性命啊！”可惜被夺嫡欲念薰昏了头脑的孙霸却狗咬吕洞宾，不识好歹，反而对顾谭记恨在心。柏杨先生译史至此，也感慨地说：　　“（顾谭）明明是救孙霸先生不死，孙霸先生反怀恨在心。这种情形，过去固然层出不穷，将来更会多如牛毛。很多事就是这样，当事人只因一念之私——某一个关节上不能突破，遂把拖自己下水的奸人，当成爱我忠我的不二之臣，而把抛给他救生圈的人，当成仇敌。岂止孙霸先生一人而已，岂只夺权斗争而已，史迹斑斑，一幕又一幕，一次复一次，不断重复演出。人类只要有一点点私欲塞住灵性管道，就无法吸取历史教训。”　　一年多之后，孙权开始醒悟：前太子孙和并没有什么罪过，打算将他召回京师建业，仍然立为皇太子——饱经忧患的孙权莫非患了老年痴呆症？或许人到老年，难免要犯些糊涂？此时重新立孙和为太子，那么另一个同样无罪的现太子孙亮不是又要莫名其妙地蒙受废黜之辱么！于是，全公主孙大虎与侍中孙峻等竭力劝阻——他们当初都是扳倒孙和的干将，倘若孙和卷土重来，岂不是后患无穷？孙大虎是孙权的爱女，孙峻则是孙坚之弟孙静的曾孙，即孙权的族孙，他们的话怎能不考虑？于是孙权只得打消了念头。不久孙权患病，便于太元二年（公元252年）正月将庶人孙和封为南阳王，让他留居长沙；又封第五子孙奋为齐王，留居武昌（今湖北鄂州），第六子孙休为琅邪王，留居虎林（今安徽贵池）。四月，孙权病死，10岁的孙亮即位，诸葛恪受遗诏辅政，掌握了吴国的实权。诸葛恪是谁？他就是故太子孙和之妻张妃的嫡亲舅舅。既然是舅舅，焉有不疼爱外甥女的道理？于是他托人带信给随着丈夫远贬于长沙的张氏说：“别急，做舅舅的终究会使你远远胜过任何人。”此时张氏的身份已从太子妃变成了南阳王妃，“胜过任何人”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要拥立孙和当皇帝，让张妃成为堂堂一国之母——当今皇后啊。没想到这次传话渐渐地泄露了出去。还有一件事，孙权曾一度定都于武昌（今湖北鄂州），后来又迁回了建业（今江苏南京），而诸葛恪则有将都城重新迁至武昌的打算，并派人去修治武昌宫室，这一来，民间便流传着一种说法，就是诸葛恪打算拥立孙和做皇帝了。孙权死后的第二年，即吴主孙亮建兴二年（公元253年），诸葛恪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地倾全国兵力伐魏，却大败而归，武卫将军孙峻乘机发动政变将他杀死，并取代诸葛恪执掌了吴国的实权。紧接着，孙峻又以皇帝孙亮的名义，派使者废掉孙和的王爵，将他贬往新都（今浙江淳安）；没过几天，又逼令孙和自杀。孙和与张妃诀别，张妃说：“无论是吉是凶，我都追随着郎君。郎君既死，我怎么会独自偷生？”于是与30岁的丈夫孙和双双自杀身亡。　　孙权的第五个儿子叫孙奋，他于孙权临死的这一年与哥哥孙和、弟弟孙休同时封王。孙权一死，诸葛恪不愿让这些亲王占据沿江重要的军事基地，命令齐王孙奋迁往豫章（今江西南昌），琅邪王孙休迁往丹阳（今安徽宣城）。孙奋拒不从命——他怎肯从繁庶的故都武昌迁往相对偏僻的豫章？诸葛恪便写了一封亲笔信，历举了藩王因骄纵而覆亡的典故，又用鲁王孙霸的例子告诫他，劝他服从朝廷的诏命——当然，实质上是诸葛恪的意愿，不过，此刻他的确能够代表朝廷。孙奋害怕了，只得乖乖地迁往豫章郡的治所南昌。不久诸葛恪被杀，孙奋认为机会来了，立即从豫章北上，直抵距京城建业仅一二百里的芜湖，并打算到建业观察时局的变化——其用心已不言而喻，瞄准了京城里的那张龙床而已。其封国的傅相谢慈等人极力劝阻，孙奋不但不听，还将他们杀死。结果，孙峻发动的这场政变并没有给孙奋带来机会，孙奋反而因此而被废为庶人，发配到章安（今浙江临海县章安镇）。直到五年以后，小皇帝孙亮渐渐长大成人，忽然想起了这位哥哥，发了一份诏书说：“齐王孙奋因为擅杀官吏而被废黜，这些年连连颁发赦令，为什么就不能赦免他？纵然不能恢复王位，难道当个侯爵也不行么？孙家旁支的那些兄弟们都在沿江重镇当大将，难道唯独朕的这位亲哥哥就不行？”这一来，孙奋才被封为章安侯。　　又过了十一二年，已是东吴帝国第四代皇帝孙皓的建衡二年（公元270年）了。这一年，孙皓最宠爱的左夫人王氏病逝，孙皓“哀念过甚，朝夕哭临”，一连几个月不出来听朝理政。于是民间又传出了一股流言，说是皇帝已经归天了，还传言章安侯孙奋与孙策的孙子上虞侯孙奉之中，有一人将会被立为皇帝。孙奋的母亲仲姬葬于豫章，豫章太守张俊听到这股传言，怀疑或许是真的，就把仲姬的坟墓整修了一番。孙皓闻讯大怒，用车裂酷刑杀害了张俊，又夷灭其三族。孙奋与他的五个儿子，还有那个孙奉，也都被孙皓杀掉了。这一年，孙奋的三哥孙和如果活着，应是47岁；六弟孙休如果活着，应是36岁。由此推测，孙奋大约活了三四十岁。而据裴松之转引《江表传》所载：豫章郡的十个官吏向朝廷请求，宁愿代替张俊一死，孙皓不听。正因为有较高威望的张俊也如此看重孙奋，才引起了孙皓的怀疑——他起先还没有杀掉孙奋的意思，只是命令将孙奋从章安迁至吴城（今江苏吴县）软禁。除此之外，还附加了一条奇怪的禁令——“使儿女不得通婚”，即女儿长大了，不准出嫁；儿子长大了，不许娶妻。孙奋上表苦苦祈求孙皓收回这道禁令，并把自己比喻成禽兽，只希望让我的儿女们能够“自相配偶”，言下之意，禽兽也有繁衍后代的权利嘛。孙皓大怒，索性“赏赐”孙奋父子毒药，逼令他们自尽。孙奋磕头哀求说：“老臣情愿带着儿女们自谋生路，再也不敢干预国事，乞请陛下让老臣苟活残年。”磕头千余下，也没有能够感动侄儿孙皓，孙奋父子不得不服毒自尽。　　孙权见于史籍的女儿有三个，前面已经约略介绍过了。当初全公主孙鲁班孙大虎准备谋害太子孙和与其母琅邪夫人时，曾想拉妹妹朱公主孙鲁育孙小虎做帮手，却被朱公主一口回绝，因此姐妹俩便结了怨。后来孙亮做了皇帝，那个孙峻杀掉诸葛恪后大权独揽，不但“多所刑杀”，而且“奸乱宫人”，还“与公主（孙）鲁班私通”（《三国志•吴书•孙峻传》）。这样一个荒淫暴虐的主儿，自然会引起不少人反对，司马桓虑与将军孙仪等先后谋划着再发动一次政变，将孙峻除掉，不料都被孙峻事先发觉，不消说，桓虑、孙仪等都死于非命，桓虑案牵连上故太子孙登之子、吴侯孙英；而孙仪一案呢，本来与朱公主毫无干系，全公主偏偏对孙峻说，朱公主与孙仪是同谋。孙峻毫不客气，屠刀一挥，就把皇孙孙英与朱公主孙鲁育都送往了冥途。那孙峻执掌大权还没满三年，就“暴疾”身亡，据说是梦中被诸葛恪所击，恐惧发病而死，临终前把大权移交给了同一个祖父的叔伯兄弟孙綝。这个时候，皇帝孙亮已渐渐长大成人，他知道朱公主是被全公主所害，想替这位小姐姐报仇，质问大姐姐全公主道：“你说朱公主参与了孙仪发动的那场政变，有什么证据？”全公主吓坏了，掩饰说：“我本来也不知道，是听朱据的两个儿子朱熊与朱损说的。”朱据已于公元250年被杀，孙亮的一道圣旨，又把朱熊与朱损送往了冥途——这哥儿俩显然不是孙小虎所生，也就不是孙亮的亲外甥，因此孙亮杀掉他们不会有一点思想负担。而全公主孙大虎呢，因为她毕竟孙亮的大姐姐，所以又一次逃脱了惩罚。还有一个原因，估计是孙亮其时还需要借助于这位大姐姐的政治能量，以干出一番事业。于是在杀掉朱熊、朱损兄弟后，孙亮与全公主等谋划着杀掉又一个专权跋扈的大臣孙綝，却没有成功，结果孙亮被废，全公主则被发配到豫章，孤零零、凄惨惨地度过了余生。全公主享年几何，不得而知；朱公主则从裴松之所引晋人干宝《搜神记》中的故事可以推断，她只活了30多岁。故事是这样的：朱公主死后，被草草掩埋于石子岗。十来年后孙皓即位，打算重新殡殓这位蒙冤而死的姑妈，可是石子岗早已冢墓相连，不知尊贵的朱公主安息于哪一座坟茔之中了。不过，当时有宫女仍然记得她殓葬时所穿的衣服，主事官员命令两个女巫分别宿于石子岗的两个处所，彼此之间不得作任何联系，让她们“察鉴”朱公主的亡灵。过了一段时间，两个女巫都说：深夜看见一位女子，约莫30来岁，“青锦束头，紫白袷裳，丹綈丝履”，登上石子岗的半山腰时，坐在那儿用手抚着膝盖，长声叹息；过了一会儿，又到一座坟冢上停住了脚步，并绕此坟徘徊良久，突然消失了踪影。两人的说法不谋而同，主事官员命令打开此冢，发现殓衣果然一如所述，这才确定，死者正是朱公主孙鲁育。朱公主有个女儿嫁给了舅舅孙休，下文还将提及；朱公主还有没有别的亲生儿女了？他们的命运又如何？都已不得而知了。　　孙权没有当上皇帝的五个儿子中，长子孙登与次子孙虑死于父亲之前，虽然寿命很短，却总算是善终；第四子孙霸被孙权自己逼死，倒也罢了，体现了孙权自己的意愿；那两个活到父亲身后的三子孙和与第五子孙奋呢，都是被逼自杀——甚至连做了皇帝的幼子孙亮也未能逃脱这一悲惨的结局。三个女儿也差不多，中女早逝，还算幸运；幼女被逼死，长女被放逐，结局都不太妙。如此看来，“福帝”孙权虽然自身有福，他的妻子儿女们却基本上没能跟着沾点光——岂但没沾光，简直惨得很！　　那么，让我们再来看看，孙权那当了皇帝的两个儿子，究竟又如何呢？　　
　　2、兄弟皇帝：孙亮与孙休　　赤乌十三年（公元250年）太子孙和被废，孙权立8岁的幼子孙亮为皇太子。神凤元年（公元252年）四月，孙权病逝，追谥为“大皇帝”，人称吴大帝，10岁的孙亮登基，当月便将年号改为“建兴”。自从去年冬天卧病于床，孙权就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于是征召大将军诸葛恪为太傅，让他受遗诏辅佐太子孙亮。孙权既死，小皇帝孙亮自然不能亲理国政，大权顺理成章地掌握在诸葛恪手中。第二年，诸葛恪被孙峻杀害，吴国的实权又落入了孙峻手中。再过三年孙峻暴病身亡，实权又落入了其族弟孙綝手中。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四月，15岁的孙亮出临正殿，大赦天下，开始亲政。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不甘于自己的傀儡地位，对大将军孙綝送来的奏章经常查问，还经常查阅大帝孙权时的档案材料，并对左右侍从不满地说：“先帝在世时乾纲独断，如今却什么事情都由大将军决定，只让朕签个字，然后就以诏书的名义颁发。难道可以这样么？”当然不可以，你是天威赫赫的皇帝，岂能容忍大臣专权擅政？那么，如何改变这一现状呢？那些唯唯诺诺的左右侍从可帮不了你啊。孙亮自有主意，他从士卒子弟中挑选了15岁以上、18岁以下的青少年3000人，又选“大将子弟年少有勇力者”做他们的统领，每天在御花园里进行军事训练。孙亮是聪明的，他知道要夺回“本该”属于自己的最高权力，离不开一支忠于自己的军队，他又对人宣称：“我之所以创立这支军队，就是要让他们与我一起长大成人啊！”孙亮的聪明还表现在一些细节上。有一次吃生梅，他让随侍的黄门官去中藏库取点蜂蜜，谁知蜜取来后，竟发现里面有老鼠屎。孙亮召库吏询问，库吏吓得连连磕头。孙亮问：“黄门官是不是向你要过蜂蜜？”库吏答道：“曾经要过，但我没敢擅自作主给他。”黄门官却坚决否认。侍中刁玄、张邠奏道：“黄门官与库吏各执一词，请陛下将他们交给狱官严加审问。”孙亮却道：“这是很容易辨别的，何必再惊动狱官。”令人剖开老鼠屎，发现里面是干燥的，就笑着对刁、张二人说：“如果老鼠屎早已掉在蜜里，必然里外都是湿的；如今外湿而里干，一定是黄门官刚刚放进去的。”黄门官无法抵赖，只得磕头服罪，承认这是自己陷害库吏的勾当。　　当年孙和被废时，全公主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又与孙权的宠妃潘夫人打得火热。全琮的侄子全尚有个女儿，很受叔祖母全公主的“疼爱”，经常带着她去见父皇孙权，并劝孙权作主，将她嫁给潘夫人的爱子孙亮为妻——那个时候，小两口估计还都未满10岁呢，全家的幼女不就成了名符其实的“童养媳”么？孙亮登基的第二年正月，全氏夫人一步登天，由童养媳而被正式册立为孙吴帝国的皇后。五六年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亲政之后而又聪慧异常的孙亮准备夺回权力，做一位名符其实的皇帝，便与大姐全公主、将军刘丞等密谋诛杀孙綝。其时全尚任太常兼卫将军，太常虽然只是掌管祭祀，而卫将军一职却非同小可，相当于首都卫戍司令，军权在握。全尚的儿子全纪则任黄门侍郎，即禁宫侍从长。太平三年（公元258年）九月，孙亮对全纪说：“你回去告诉你父亲，叫他秘密集结人马，约定时日，朕亲自率领禁卫部队前往朱雀桥畔，包围孙綝的住宅，并用诏书告谕其部属放下武器，目的就能达到了。不过你一定要小心谨慎，严守秘密，尤其要叮咛你父亲，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因为女人既不明大事，她又是孙綝的堂姐姐，万一透露了风声，那就误朕不浅了。”全纪把孙亮的命令转告了父亲，谁知全尚既没有深谋远虑，办事又马虎，还是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孙氏，孙氏又派人秘密通知了堂弟孙綝。孙綝大吃一惊，连夜调兵遣将，袭击并生擒了全尚，又于苍龙门外击斩了刘丞，到天亮时，已将皇宫团团包围。孙亮闻讯大怒，跳上马背，执弓带箭，准备与孙綝决一死战，并恨恨地说：“朕是大皇帝的嫡子，在位已经6年，谁敢不服从我？”宫廷侍从、左右亲信及乳母一齐上前，将他紧紧抱住，苦苦劝阻他不可轻举妄动。孙亮无法脱身，气得连连叹息，饭也不吃，痛骂全后道：“你父亲如此糊涂，坏了朕的大事！”又派人传唤全纪，全纪说：“我父亲接奉诏书后不谨慎，辜负了皇上，我哪有脸再去见皇上！”自杀身死。孙綝又派人往皇家祭庙祷告，废黜孙亮帝位，贬其为会稽王，然后召集文武百官说：“少帝荒病昏乱，不能留在君王的位置上继承宗庙社稷，我已经祷告了先帝，将他废了。诸位若有不同意的，尽管提出来。”大家都吓坏了，谁敢不识好歹地提出异议，都恭顺地说：“我们唯大将军之令是听。”于是孙綝派人夺了孙亮的玺绶，又写下孙亮的种种“罪恶”，准备颁告全国，尚书桓彝因不肯署名而当场被杀，那全尚不久也被孙綝杀死。不过，孙綝自知与吴大帝孙权的血缘关系太疏远了，不可能立即登上皇帝的宝座。那么，让谁来代替孙亮呢？有人提议拥立孙权的第六个儿子、琅邪王孙休，孙綝只得应允。　　这孙休比孙亮大8岁，自封王后起先留居虎林（今安徽贵池），后来被诸葛恪迁往丹阳（今安徽宣城）。没想到丹阳太守李衡势利得很，哪里将这个失势被贬的王爷放在眼里，不断地找碴儿欺负、刁难他。孙休虎落平阳，只得上书朝廷，乞求迁往别郡。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将他徙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当孙綝派遣的使者前往会稽迎接他回京城时，孙休不知是福是祸，惊疑不定，直到两个使者一再解释孙亮被废，国中无主，确实是准备拥戴他当皇帝时，孙休还耽搁了一天两夜，才跟着使者上了路。行至曲阿（今江苏丹阳）时，有个老翁拦住马头叩见道：“事情耽搁得太久就会发生变化，天下苍生都渴望太平，愿陛下快速进京。”孙休知道自己代表着相当一部分民意，遂不再犹豫，快速行至建业城外的永昌亭时，孙綝已命弟弟孙恩为代理丞相，率领着文武百官，带着皇帝专乘的御车、玺符等在迎接他了。孙休推辞了三次，才接受下来。走到半路上，又看见孙綝率领着1000名禁卫军，跪拜于路旁迎接。孙休连忙下车答拜。就在这一天，孙休正式登基，年号也由孙亮的太平三年改为永安元年。为了报答孙綝，孙休又让他以大将军的身份兼任丞相、荆州牧，封他的弟弟孙恩为御史大夫，另外三个弟弟孙干、孙据、孙闿都封为将军，弟兄五个还都封了侯。“一门五侯，皆典禁兵，权倾人主，自吴国朝臣未尝有也”（《三国志&#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