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勒冈州立监狱的犯人来说，他们可以跑步和比赛，这更像是一种隐喻。 　　1866年第一位囚犯来的时候，俄勒冈州立监狱并没有围墙。当年的状况是：监狱还在建设之中，因此典狱长为每个新来的犯人加上了铁质脚镣。这种无情的刑具重28磅(约12.7公斤)，其“俄勒冈铁靴”的绰号很快就传开了。想要戴着俄勒冈铁靴跑步的话，那可快不了。直到14英尺高(约4.3米)的高墙竖立起来以后，典狱长看到所有囚犯都拖着腿走路，才感觉到安全了一点儿。很快，囚犯们遭受了自中世纪以来人们一直需要面对的苦恼。铁质刑具把他们真的靴子磨出了洞，嵌到了脚踝里。有些犯人甚至一辈子都得一瘸一拐了。 　　1878年，政府终于剪除了这种暴虐的桎梏，声明只有在惩戒和转狱的时候才需要穿铁靴。这最终成为了早先简单、残酷时代的一种历史遗迹。 　　2014年夏天，我在监狱里开始跑比赛的时候，不但铁靴已经彻底禁用将近75年了，而且犯人们还能在小卖部买跑鞋穿。这些年，跑步已经成为囹圄内颇受欢迎的一种特权。哦，对了，顺便说一句，监狱的围墙已经增加到26英尺高了(约8米)。 　　“你这短裤可不行啊，”狱警说，“应该到膝盖才可以。” 　　“到膝盖了呀——”我一边说着一边把腰带往下拽，直到快掉下来为止，“——已经到我膝盖了呢。你看，上次我就穿这个跑的，没人说不行。” 　　“即便如此，”她说，“你就不能再往下点儿啊？” 　　当另外一个人趿拉着鞋走向金属探测器的时候，我不得不提起衣服开溜了。这不禁让我想起头几次去混夜总会的事，我和其他所有人的区别就在于，门口的保安上上下下打量我半天，好像我这辈子的秘密都被他看穿了。当然，这儿水泼不进的安保措施并不像你说的进夜总会那么简单。要知道，笑脸杀人魔(Happy Face Killer)可就混迹其中呢，他可是最有名的系列杀人犯，他的到来让整个俄勒冈州立监狱的神经都为之一紧。绝大部分的人都希望看到囚犯们被宣判有罪，被绳之以法；着装的要求看起来是为了保护我们。关键在于，如果露太多皮肤的话，谁也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把短裤又往下拉了1/8英寸(约0.3厘米，意思是一点点)，又挪了一次，直到她点头为止。 　　否则的话，固定程序就跟我上一次探望一样：听一番“你可能会被劫持”的训诫、隐形墨水盖上章、大门打开又关上。我有点期待别人关注我的、那些盯着我光大腿看的眼光，但是清晨的这个点儿院子还空荡荡的。我们跑过牢房、护士站，所有的走廊看起来就像纽约中央车站的通勤线一样。我们跑到外面去，朝院子跑去。 　　一排投币式公用电话——比赛的时候一个也不能用——就在我们右手边一字排开。在那后面是两块维护得很好的棒球场地，里面有一个楔形的400米跑道。除了草和少数几朵花以外，整个场地给人一种灰突突的感觉。我眼光六路耳听八方，有几面能看到致密的铁丝网。 　　在柏油路跑道之外，跑步的人正穿着运动衫和短裤热身。尽管我们被强制要求外套一件橙色的背心——这会让守卫们更容易把我们和穿蓝衣的犯人们区分开来——我们还是心惊胆战，随时穿着里衣。高墙之上，太阳的轮廓还不怎么清晰，洒下长长的影子。这个地方感觉像巨大的足球场一样。 　　大门在我们身后应声而闭，一小群犯人凑了上来，他们手里拿着曲别针。曲别针不多，他们说希望我们跑半程马拉松的时候，号码布别啪啦啪啦响。“这位是盖理，”我告诉他们，“这是我老大，各位多关照。” 　　“早上好。”盖理说。 　　盖理·盖斯特(Gary Geist)在波特兰有一家自己的酒馆，我在那里当调酒师。别看他已经50多岁了，最好成绩可是2小时29分呢。这次他准备套我们所有人的圈，除了叫杰夫的那个跑的最快的犯人。(出于隐私的考虑和许多犯人的要求，本文中只会使用他们的名，不会用他们的姓，有些时候还会用假名。除了考虑到可能涉及的受害者因素之外，我们还决定不公布任何关于他们个人的具体犯罪记录。)盖理以前从没进过监狱，所以想象一下他怎么想的一点也不困难：上次我也是第一次来，我的朋友丽贝卡和霍皮是老江湖了，他们把我介绍给大家。但是当我看到犯人们对妇女还是挺尊敬的时候，我就不那么担心了。 　　有一个家伙把我拉到一边。“你回来真是太好啦。”他说意识到今天是比赛日后，他早上是哭醒的。因为他的访客就我们俩。我们握手致意，互相拍了拍肩膀，但是说实话，总觉得有点怪怪的。几天前，我看过他的犯罪记录。我不知道自己哪根筋不对了，但是突然之间，我想做所有人都做过的事情。没走开很远，我就停下来了。我不清楚他是不是知道我是怎么想的。“见到你很高兴。”我这么说道。 　　我一直在留心斯科特，他就是我今天希望能跟跑的犯人。他并没有出现在跑道上已经热身完的人群中，也不在内场拉伸的人群里。尽管有几个正在热身的人，跑道那头还有几个正在水站和广播系统忙活，但是他们的块头都太大了，不是斯科特。斯科特一定还在仓库里。扬声器里传来了一阵声响，随机放着威尔克合唱团的《耶稣》等等一些歌。在我周围，人们在讨论如何按配速分组，天气会如何炎热，早上是不是吃得太饱之类的话题。这里跟任何一个公路跑的比赛听起来没有区别，比赛开始前大家都是这么聊天的。我第一次进监狱的时候，直到我离开之前，我甚至没有注意到墙头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 　　“高楼颤抖，逃亡的声音吟唱一首忧伤的歌曲——”(根据歌词查询，这首歌名为《耶稣哭了》)
　　“离比赛开始还有20分钟！”负责宣布通告的犯人说，“还有20分钟就要举办第二届高墙半程马拉松赛啦！”每位跑者都知道，这项运动有一个办法塑造一个人的身份。远离它的自律可以取决于你所做的所有事。对许多犯人来说，尤其是那些吸毒上瘾的人来说，跑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根本上不同的生活方式。 　　俄勒冈州立监狱坐落于波特兰市中心塞勒姆南一个小时车程的地方，这里只关押男性犯人。但是这个跟囚犯一起进行的比赛对男女跑友都是敞开的，从3月到10月每月的一个周五或者周六举办，7次是5公里和10公里(同时开跑)、一次是半程马拉松。约2000名狱友里，130人都是跑步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有40多年的历史，由狱友们自发组建，这个项目的存在就证明了监狱也能成为人性复原的场所。想要加入俱乐部，需要有18个月的品行良好记录，很多人还得在候补名单中排好几年的队。除了系列比赛之外，俱乐部的成员还能享受到“出去跑步”的特权，他们可以到院子里去训练。与之相比，不跑步的囚犯只能如过江之鲫般挤在跑道上压“主路线”。 　　“你们都跑步吗？”我在一个非比赛日的时候造访监狱，问两位名叫托德和詹姆斯的囚犯。我希望多了解一下他们的生活。“你们……年轻的时候跑步吗？”我诺诺道。很难不让人联想到，我好像是在问他们在里面关了多少年了一样。 　　“我跑步。”詹姆斯说，“但我不觉得自己称得上是个跑者。” 　　“老是呆在这里，人就会总是坐着。”托德说，“如果我每天不锻炼的话，会有130公斤重，我喝水都长肉。” 　　他们告诉我，跑步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可以设立目标，可以训练来参加比赛。他们比我年长几岁：一位30大几、一位40出头。因为他们犯的罪比较重，所以他们和家人断绝了联系。除非有什么恶劣的行为——或者更不走运的话——这俩人会一直住在一间囚室，直到托德2028年出狱为止。之后，詹姆斯要过4年没有亲密朋友的日子。“我们在这是要跑马拉松的，”他说，“不是5公里。” 　　按他的话说，他们都是“倒霉的一天”(one bad day)俱乐部成员。这暗示了他们都曾经有受人尊敬的生活和爱他们的家人，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记得自己有投票权，人生随时可以重来，直到倒霉的一天突然打断了他们的生活。我能想象，也许是一场令人生厌的酒吧打斗，也许是用药过多，或许是因为电视里演的那样，吸毒导致的蠢事。“我跑步的时候，不去看那堵围墙。”詹姆斯说，“有无数的现实告诉我，生活必须继续。这里的生活也许很艰苦、很黑暗，但是我们不会永远待在这里。” 　　“这就是比赛日很重要的原因，”托德说，“把监狱外的人带到这里面来。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展示我们也很正常。这是一个可以感觉自己很正常的机会。93%的俱乐部成员将会来陪你们一起跑步。我们会和你一起跑步，而不是仅仅穿着蓝色号坎。” 　　我们进了监狱以后会怎样？从俄勒冈铁靴到监狱管制下的半程马拉松？
　　因为经常要进行长距离跑步，这个故事就从史蒂夫·普利方丹(Steve Prefontaine)开始。当这位传奇的俄勒冈跑者1975年意外离世后，那些因为听到这个消息而悲伤欲绝的人里，也包括俄勒冈州立监狱里的囚犯。但他们不仅仅是普利方丹的粉丝，这位前美国记录的保持者曾经当过他们几年的教练。“我今天想自己跑会儿。”他告诉队友，然后他会向北沿五号洲际公路开一个小时的车去塞勒姆看家人。普利方丹也许在跑道上看起来像是名亡命之徒，但是显然他私下里也和真正的罪犯保持着联系。 　　1997年，狱友们筹集了一笔资金，在尤金天际大道的那个拐弯处(普利方丹出车祸的地方)竖起了一块石碑，并在基石上刻上了字。想象一下，如果约翰尼·卡什就像在《福尔松监狱》歌里唱那样，他也会在监狱里教几个作曲训练班，而且把这事守口如瓶许多年(Johnny Cash，乡村音乐创作歌手，11次格莱美奖获得者；《Folsom Prison Blues》，卡什的作品)。在普利方丹车祸去世前，你应该也能开始理解跑步俱乐部和他之间有如何深远的渊源。 　　史蒂夫·本斯(Steve Bence)是普利方丹在俄勒冈大学的队友之一，他相信普利方丹的贫寒出身是他和俄勒冈州立监狱之间关系背后的驱动力。“长大成人，”本斯告诉我，“他知道他有个机会：要么跑步上大学，要么走上另外一条满是麻烦的道路。我觉得他知道自己如果没走对路的话，其实有可能进那里去。” 　　“他修了一节社会学的课程，”普利方丹的前室友帕特·泰森(Pat Tyson)跟我说，“教授有一次带我们去监狱实地考察。他回那里做过回访。” 　　普利方丹大学时的女友玛丽·马卡斯·科利尔(Mary Marckx Creel)补充道：“跑步可以拯救你，这对他来说是福音。他在囚犯们中宣扬跑步，他展示给他们，跑步也是救赎的一种方式。” 　　“不止是普利方丹这么做，”另一个俄勒冈鸭队的前队友本·安德鲁斯(Ben Andrews)在一次喝咖啡的时候说，“比尔·德灵格(Bill Dellinger，三次参加奥运会，多项全美中长跑记录保持者，普利方丹的教练，25年中教出过108位参加全美明星赛的运动员)是个恬淡寡欲的人，一辈子都不参加什么聚会。但是，据我了解，他也去监狱教过跑步。所以，很难真正了解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比尔·德灵格是历史上最后一位在奥运会5000米比赛中获得奖牌(铜牌)的美国人，那还是51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他的队友鲍勃·斯库尔(Bob Schul)获得了金牌，仅仅比他领先一秒。 　　就算不看他在赛道上赢得的荣誉，德灵格毫无疑问是这项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练之一，他教过普利方丹，还教过阿尔伯特·萨拉查、玛丽·史兰尼——但是他自己的名并未家喻户晓(Alberto Salazar，现任耐克俄勒冈项目负责人，2013年荣获国际田联终身成就奖；Mary Slaney，17项世界纪录和36项全美纪录的创造者)。 　　几十年过去了，在普利方丹施于俄勒冈州立监狱的遗泽下，德灵格在默默的奉献一份光、一份热，为塞勒姆俄勒冈大学的跑者们诊治，带他们去监狱跑比赛。 　　“有位囚犯写信给他，向他请教建议。”两次代表美国参加奥运会马拉松比赛的阿特·波瓦洛(Art Boileau)告诉我，“德灵格教练为他制定了训练的计划。他俩都没有对外说，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直到有一天训练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会去赛勒姆跑步。最后我才知道，是要去州立监狱里跑。但是，我愿意为德灵格教练做任何事。这次的经历很特别，我非常感激这次机会。” 　　德灵格在俄勒冈大学执教了30多年，直到1990年代末。本·安德鲁斯是他带的最后一批队员。“有一天我坐在德灵格教练的屋里，”安德鲁斯说，“我们在谈论一些过去的美好时光。我告诉他我会进去和囚犯一起跑步，他突然抬起头来问我‘你什么意思？’我说我要到监狱里面去和那些人一起跑步。他给了我一个拥抱，要知道他向来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感情的人。他说‘我为你骄傲。这是你能为这些人做的最大的事情。当没有人爱他们的时候，去爱他们吧。’” 　　“跑友们，还有15分钟！” 　　看到只有4名从监狱外面来的跑者，我以为自己不应该很奇怪才是。有多少人会在星期五请一天假，去一所监狱里跑个半程马拉松呢？有多少人会这样做，特别是今天还是华氏90度(约摄氏32度)的高温呢？我问那位叫托德的囚犯今年和去年比情况如何，他是跑步项目的协调员。“今年参加比赛的狱友是去年的两倍。”他这么告诉我。 　　“监狱以外的人呢？” 　　“实际上，去年没有。” 　　人群在起点前聚拢开来，这里按预计完成时间从1小时30分到两小时做了分区的标志。一个51岁叫米奇的人看起来很年轻，他光着膀子，一身小麦色的皮肤。他问盖理和我准备跑多快。当我告诉他我们想跑1小时35分(也就是一圈跑3分05秒)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好吧，”他说，“我也许能跟住你们一会儿。” 　　“我会慢慢来的。”我跟他保证道。 　　“你跑多少？”他问盖理。他想当然的以为我老板满脸褶子就跑不快，但是他错了。 　　盖理很诚实的回答，他的完赛时间“不在那些标志里”——1小时20分左右。 　　“我会和杰夫一起跑的。”米奇嘟囔道。 　　“杰夫受伤了吗？”我问他。
　　“他看起来像受伤的样子吗？” 　　我们都把视线转到场地上。像平常一样，杰夫自己在草地上做着拉伸。我们走近时，他把耳机拔了出来(囚犯可以买监狱认可的MP3播放器)。跟米奇一样，他也光着膀子。像今天这样的大热天，我穿着两层衣服(如果只穿一件橙色背心的话太危险了)，我还真有点羡慕他……直到我想起来要是没有这件衣服，我可就出不了监狱了。 　　杰夫站了起来。这个跑得最快的囚犯比我印象中个头儿要大很多。他得有1.95米—1.98米。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说，“但我感觉好多了。”他试了试阿基里斯肌腱，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的鞋更像交叉训练鞋，而不是跑鞋。也许这就是他受伤的原因吧，但是我紧咬牙关，没好意思把这句话溜出口。 　　杰夫在洗衣房里工作，一个月能挣100多美金，这是监狱里最甜的活儿。但是他不能像平常人那样，能在下班的路上去体育用品商店顺手买一双跑鞋。“上次我模拟测试的时候跑了1小时26分。”他说。 　　我还是找我追得上的对手吧。“娱乐中心”就在院子正中，是这一个很大的建筑，分为三个区。囚犯们叫这里“仓库”，但是我从来没进去过。尽管这里面有一个室内篮球场和一个巨大的浴室，但是它的前台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运动的感觉。自助餐厅的每张桌子上除了食物，就是叠成四方块的跑者们的比赛衫，放得到处都是。我看到一个人正往他的T恤上别一张家人的照片。我拿起来我的号码布，告诉负责登记成绩的那个人我的名字。每一个参赛号码的下面，印有跑步俱乐部的座右铭：“为了你的生活而跑。” 　　我终于找到了斯科特，他的牛仔裤和头巾好像要把他整个人包裹起来了似的。他坐在远处靠墙的一张桌子那里，再看一张去年自己分段成绩的统计表。上个月他赢得了10公里的比赛，我从他身上看到越野的人才会有的轻快脚步。他还在贝多芬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跑步了。现在他看起来专注极了。“迈克尔，”他说，“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想到天气会这么热，但是我有信心创造个人最好成绩。” 　　“是吗？”他说。 　　我略有点尴尬，我得承认我自己其实只跑过一次半程马拉松，那还是去年4月份在海边一次纯民间的草根拉练。我和另外5位朋友跑着玩的，海拔爬升近300米。今天只要能跑进1小时35分钟，我就挺为自己自豪的。“上次见面后，”他说，“我才想起来我读过你一篇文章，那个讲亚利桑那的一群人试图冲击奥运会的故事。” 　　“那么说这里有《跑者世界》啦。”我说，“手动点个赞。” 　　“我隔壁屋的一个家伙订了这本杂志。你下一篇文章会写什么？” 　　我下一篇文章会写什么？我清了清思路，想回忆起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都聊了些什么。显然我提到了杂志，但是我有没有解释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会认为我来这儿就是为了参加比赛吧？ 　　我一开始没觉得跟其他囚犯相处融洽，但是我第一次进来的时候，斯科特和我倒是一见如故。他就是那种温良乖巧的人。但是现在，他做的所有准备工作大概都要做一次总爆发了：他有6个孩子，太太每天都来看他，他在院子里跑了约9600公里、在椭圆机上跑了12875公里、在自行车骑行台上骑了11265公里。“如果你把这些加起来，”他说的这些里程是他自2007年关进来以后积累的，“我在这都绕了地球一圈了。”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遁走。“好啊，”我说，“我希望能写写……这些。” 　　“不好意思，之前我没说清楚。” 　　“我以为你来就是比赛的呢。”斯科特说。 　　“我是说，我来也是为比赛。”我回答道，“我也想好好跑。” 　　外面，主持人提醒大家还剩10分钟。斯科特脱下了汗衫。“3分05秒。”他说。 　　“什么？” 　　“每圈的分段时间。你要想跑出个人最好成绩，得卡着这个点跑。” 　　我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如果一个人没有电话和Email，你要想了解对方的话，会很难。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我很想写一封信，就像对已经通信多年的笔友敞开心扉。那时候我有一箩筐的问题问他——他为什么犯的事，不管他回答的是不是会彻底改变我对他的看法。 　　那么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你又不相信那些人——那些犯下累累暴行的人——可以变好……就算你相信了又能怎么样。就算不管这些，凯利·史莱顿的情况还是值得考虑一下的。 　　凯利24岁锒铛入狱，被判14年徒刑，他直到第六年才算清醒过来。“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他最近和我一起沿着威拉米特河跑步的时候告诉我，“我19岁的时候，他在波特兰马拉松的大师组获得了冠军。那时候，我晚上会和他一起跑步，但是我不认为自己是名跑者。我关进监狱以后才最终认识到，跑步是一条让我们拉近距离的方法。” 　　我问他，跑步和清醒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通过参加那些比赛，”凯利说，“我不想输。我现在就能告诉你，嗜酒对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好处。我上一次喝酒还是进监狱前。” 　　凯利击败各种异端，活在一种全身心的愉悦之中。监狱里面大家都叫他“巨石”，他之前是中量级拳击冠军，看起来很结实，时不时羞涩的笑一下。很难想象同一个人在法官的判词里被称之为“魔头”，他说他希望那个恶的自己可以永远离自己而去。 　　既然有暴力犯罪，受害者一般很难给予他们宽恕和谅解。面对他们过去犯下的错误时，不管他们认为自己是怎样豁达的人，都会有悔意。牢狱的印记也许比不上150年前俄勒冈铁靴那么明显，但是这种影响却是一辈子的。 　　凯利今年47岁，获释于2006年，已经在俄勒冈州立监狱“不宽恕人”的柏油路上跑过人生第一个马拉松了。从那以后，他还跑过波士顿和纽约马拉松，个人最好成绩是2小时50分。更重要的是，不管他过去的背景如何，他现在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辛辛苦苦找了好几年工作，他干过波特兰伐木工队足球场的管理员，终于找到了一份梦寐以求的工作，在房屋维修中心谋得住宅顾问一职。“每天我都在帮助别人。”他告诉我，对他所交的好运深信不疑。 　　凯利在已经出狱的狱友里，还是唯一一个回到监狱里和那些曾经一起住的人跑步的。他在服刑的最后5年未尝败绩，这也是为什么他如此自豪，认为自己还能拿第一的原因。 　　“每次我进去的时候，我都给他们做表率。你们也可以走出监狱，过正常的生活。”他说，“获释犯人的再次犯罪率居高不下，我还算幸运的。有80%的罪犯会二进宫。他们说这都是惯例了，而我打破了这种成见。” 　　“二进宫了会怎么样呢？” 　　“我第一次回监狱的时候，”凯利继续说，“很奇怪的，因为当我进了门，狱警问我干嘛来了，我说‘我回来比赛啊’。还有几个跑友跟我一起——我印象中是带了4个人——他问‘你到底来干嘛？’就好像我居心叵测似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夹带毒品，但是我可不会干那种傻事。” 　　院子一圈大概2250英尺(约686米)，还不到半英里。要跑31圈才够半程马拉松，这意味着我们会有30次进水站喝水的机会，这也许是全美后援支持最好的半程马拉松比赛了吧。此外，能量胶也到处都是。其他人看起来都随身带着能量胶，但我把我双倍espresso能量胶放在了水站的脚底下，希望一个小时之内它还在那里。囚犯们想吃能量胶的话得花钱买，考虑到他们的物资有多匮乏，就算丢了，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 　　“参赛选手各就各位——” 　　37个人的脚踩在了线上。跑步俱乐部的其他人要么是在水站帮忙(三大桶冰佳得乐、柠檬水和普通水)，要么当计圈员，要么当拉拉队。“预备——”主持人说。
　　杰夫和盖理引领第一集团。我和斯科特、米奇，还有一个叫特莱普的家伙组成第二集团。作为跑半马的特别奖励，或许是大家努力的结果，狱警们开放了高墙下一块额外的区域，这样我们可以在跑道尽头继续多跑一段土路。道路旁已经褪色的绿色和白色痕迹显露出，这里曾经是一个小的高尔夫球场。在两个90度的转弯后，我们转了一个U型，然后回到了跑道上。这段额外的路无疑是我的最爱。这是离开柏油路的赛道，也是我唯一能感觉自己的双脚又灵敏又轻便的地段，就跟我在家后面的森林公园里跑步一样。想象高尔夫比赛和U型弯道曾经用过这些地方，也着实愚蠢得有趣。 　　关于比赛中的休息，最好玩的事是一片“沼泽”。其实那就是一片浇过水的草地，我们每次从跑道出来开始往仓库跑的时候就会经过这里。要不然的话，我们身后的柏油路上总是一样的，就算现场在放音乐，还是觉得现场空荡荡的。天气越来越热，特别是在仓库后面的位置尤其热。每一次我们转过仓库后角，到达高墙阴影的时候，就又能听见主持人的声音，人就能感觉到一种实实在在的能量提升。“盖理·盖斯特已经跑完6圈了！” 　　我们听见主持人的声音了。这意味着盖理已经比我们领先半圈了。杰夫一定比盖理还要快，不久以后他们就该高速套我们的圈了。 　　米奇告诉我，这种U型的大拐弯可把他害苦了。“我平时都是跑直线，”他说，“转这么大弯，我的肌肉都不知道该怎么发力。”2003年，《户外》杂志报道过乔纳森·吉尔(Jonathan Gill)。那年吉尔34岁，关在俄勒冈惩戒局管辖下的一个小机构里。他声称自己在为2004年奥运会选拔赛训练，他的目标是达标参加雅典的1500米比赛。尽管这听起来挺好的，但是除了他的教练迪克·布朗(Dick Brown)，没有人给他这个机会。 　　布朗曾经是西部田径俱乐部(耐克创始人比尔·鲍尔曼1977年创建)的负责人，在他的指导下，共有13名运动员入围奥运会和世锦赛。2000年德灵格中风以后，布朗接替了他在监狱里的职责。布朗个子高高的，说话柔柔的，是近几十年以来康复研究方面的领军人物。他的许多发现都在影响其他教练，包括田径史上最成功的教练阿尔伯特·萨拉查。 　　布朗2010年被诊断出患有癌症以后，再也没能回监狱执教。当我去他尤金的家里拜访的时候，我发现跟他聊监狱的跑步俱乐部和人的时候，气氛出奇地好。我想知道在吉尔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但是关于他有很多回忆可以聊。 　　“我第一次到那里时，”布朗告诉我，“就跟其他人一样——我感到很安全，我深怀感激之情。我记得守卫们告诉我们‘要是有什么不对劲，就趴在地上。’我不知道他们现在是不是还会这么说。” 　　“ 这些天感觉就像‘你是人质’。”我说。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让你穿橙色外套吗？”他嘴角一歪，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我猜他们担心万一要是一种颜色的衣服，有人可能会想要偷偷混出去。” 　　“也不完全是。”布朗说，“如果真有这样的事发生，他们会开枪的，你穿的颜色不一样，免得他们伤及无辜。”他摇了摇头：“但这里永远都是安全、友善的氛围。” 　　吉尔并没有好莱坞电影式的结局，他2003年获释以后，跟着布朗训练了8个月。当得知他仍然酗酒后，所有的事情都土崩瓦解了。“这令人不悦，但是我为他保留了合同。”布朗告诉我，“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能参加奥运会选拔赛，吉尔做了一系列错误的决定，又一次入狱半年。但是最近10年，他的生活终于走上了正轨，前两天刚刚在华盛顿消防局当上了小队长。 　　“他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自豪极了。”布朗跟我讲。 　　“你是怎么能如此敞开胸怀的？”我问。 　　“你什么意思？” 　　“我是说接纳那样的人。” 　　“这需要时间。你得先了解他们。就拿凯利来说，他问我出狱以后能不能问我一些关于跑步的问题，我说当然可以。类似这样，还有一些人会给你寄贺年卡。” 　　“你把地址给他们了？” 　　“给了那些我认为是朋友的人，”他说，“监狱里有句谚语，你听说过没？‘监狱里都是疯蛋、坏蛋和倒霉蛋’。70%的人都是倒霉蛋，他们原来都是正派的人，只是因为吸毒、酗酒或者做了错误的选择才罹祸牢狱之灾。15%的人是疯蛋，他们脑壳坏掉了。只有15%的人是坏到骨子里的人。” 　　“跑步俱乐部的人里，是不是也能体现这个70：15：15的比例？”我问他。 　　布朗停顿了一下。“跑者们感觉——这事毫无争议——能加入跑步俱乐部，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我们得正视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见什么人敢在这里取笑跑步的人。就算你看到有人大腹便便，或者看起来身材一点也不好，就算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走而不是跑，只要他们完成了，别人就会给他们以鼓励。就是这么一种自豪感。不单单是他们有，而且是彼此都有。当你谈及那些会在这里待一辈子的人——尽管他们不会表现出来，但是他们会这么想——我也许会老死在监狱里。” 　　终点线那里是一群身穿蓝衣的人，其中有一个身穿红色T恤。斯科特告诉我他是监狱的员工——今天唯一一个为跑友们加油的工作人员。当得知他也跑马拉松时，我一点也不吃惊。最投入的观众是位年长的囚犯，他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U型赛道边，每次我们经过的时候他都使劲鼓掌。“耶！”他喊，“加油！” 　　我的配速不是太快，还能轻松的交谈，这意味着每圈我能和周围的人聊几次天。 　　米奇和特莱普已经被我甩到身后了，斯科特告诉我，他非常高兴看到有其他狱友也来参与比赛。“许多人的能力和成绩都得到了提高，”他说，“去年我是唯一一个跑进1小时50分大关的人。”他以1小时33分完赛，领先其他人好多好多。今年扮演这个领头羊角色的是杰夫。 　　我问他为什么加入跑步俱乐部。 　　“我还有25年的刑期，”斯科特说，“我知道这里的医疗条件有限。我想好好照顾自己的心脏，所以从情感上来说，我就是想跑步。” 　　接下来的几公里，斯科特告诉我他第一个马拉松的事。那还是2011年。他梦想了好多年，但是他担心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他发现最好的机会就是在比赛日当天完成，因为那时候狱警会多给跑步俱乐部一些时间。比赛结束后，他继续在室外的院子里跑着。他计算着，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在狱警清场之前他能跑完全马。即便是这样，也得跑进4小时。 　　2011年有这个想法以后，斯科特就立刻着手参加马拉松比赛。他在正式比赛开始前就跑了两英里(约3.2公里)，然后最后10公里和他的伙伴们一起提速。其他人在做赛后放松的时候，他还继续跑。在半程中点前，跑步俱乐部的人回到了监狱里，普通囚犯掺杂了进来，他开始在不跑步的人流中左躲右闪，不为任何结果而分心。 　　12英里(约19公里)处他有些担心，14英里(约22公里)处抽筋了。他落后于计划，还好落后的并不多。他继续跑着，腓肠肌不管用了，想计算每圈的新用时，但是脑子怎么也转不动。23英里(约37公里)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完不成全马了。25英里(约40公里)的时候，狱警开始清场。斯科特几乎都走不动路了，他决定回到屋里继续完这个全马。他蹒跚着回到牢房，在椭圆机上艰难跋涉10分钟以后，终于以4小时01分47秒的成绩完成了全程马拉松。在那以后，他又完成了3个全马，都是在院子里完成的，最好成绩3小时25分。他现在能跑进4分/英里，我使出吃奶的劲也就能跑4分01秒。 　　迪克·布朗带来了本·安德鲁斯，这是他教的一名跑者，一英里能跑进四分钟。2000年，他第一次在监狱里见到对方。他们的拜访和凯利·史莱顿的合并到了一起。“我不记得自己紧张过。”现在开了家房地产公司的安德鲁斯告诉我，“更多的是好奇。这些人身上发生了什么？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在院子里看见凯利的情形。他块头真大，看起来好像带了副耳机，但是实际上没带。他随时准备好参加比赛。” 　　“你第一次去那时是参加比赛吗？”
　　“第一次的时候，”安德鲁斯说，“我只是陪着他们跑。我才不会做进监狱来教训他们的人。有些人在我身后5米嚷着‘嘿，娘炮，你最好跑起来！你来这可不是聊天的！’他们叫我娘炮，因为我把腿毛刮了---” 　　“哦，骚年一枚。” 　　“是！他们老是喊‘娘炮、娘炮’，我想我死定了。我该做什么？所以我向他们自我介绍。有个人这么跟我说‘我得实话告诉你，如果你不使劲跑，下次就别再来了。他们也许会让你进来，但是我们不欢迎你。’” 　　“你会怎么做？” 　　“我怎么想的？”他说，“赢了比赛以后，我发现比赛是次要的。巨石和约翰尼·艾斯(Johnny Ace)也在比赛。约翰尼·艾斯？就是那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黑人，老是进进出出的，你可能见过他。他最近跑得不如以前快了。是个好人，至少我是这么看。” 　　“是的。” 　　“我是他俩的见证者。一开始巨石一直领跑，然后约翰尼秒杀了他。你见过巨石，他的外表像是个花花公子。他开始哭了起来，他不会掩饰自己的感情，这是真情实感。本来他以为自己会是第一，所以我过去安慰他‘嘿老兄，跑得很好。你怎么啦？’” 　　“他说‘我不喜欢失败！’” 　　“我说‘我能帮助你不再失败。’” 　　“他抬起头来，他的泪水好像噙在眼里似的，”安德鲁斯发出了一阵类似吸尘器的声音，“他生生把眼泪咽了回去。他问我‘你能教我什么呢？’” 　　安德鲁斯成为又一个教囚犯的精英级跑者。 　　“我上大学的第一年，打给我爸妈的电话费是400美金。”安德鲁斯说，“几年以后，跟凯利打电话的花费也差不多是400美金。我们的生活也为之发生变化——我有一段时间日子过得很艰难，他是我生命中一个友善的声音，告诉我‘嘿，年轻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的家都在同一个城区。如果他没有那样对我的话，一切也许会全然不同。我永远改变了自己的生活，遇见了凯利。我也能——”安德鲁斯伸出一根手指轻轻敲了敲自己的胸，“——我也能影响一个人……” 　　“他马上就要刑满释放了，你是不是有一丝焦虑呢？” 　　“还倒真没有。我朋友就要翻开生活的一页新篇章了，归根结底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雇了几个有案底的人，就是因为我和凯利的这层关系。现在，我评判人的观点和以前不一样了。” 　　“我陪凯利回了趟监狱，那是他第一次回去。太有感觉了。我记得自己握着他的手，工作人员查看证件后，我和他一起走过门厅。我握紧他的手，说‘你做到了’。他看着我，满眼都是泪水。他就好像在说‘我做到了，我做到了。’”
　　“今天参加比赛的跑者们，”主持人说，“平均每英里要消耗120卡路里。”随着比赛的进度，他会分享一些有趣的数据和赛事的更新信息给大伙。背景音乐从保罗·西蒙、布鲁斯·斯普林斯汀到法瑞尔·威廉姆斯(均为流行音乐歌手)，斯科特和我跑一圈平均要耗费不到一首歌的时间。 　　其他跑步的人—— 被我们套圈的选手——都会说一些鼓励的话给我们。 　　“加油啊，飞一般的感觉。” 　　“你们也加油！”我们回答。 　　“完成马拉松最年长的选手是101岁。” 　　主持人的声音回响在音箱里。 　　跑道上什么类型的人都有，上至60岁，下到20岁。有些人，比如像杰夫这样的，身材看起来非常漂亮。其余的人都略略有些发福。 　　每当有人跑到一个重要的节点，主持人都会说“他完成了一半”，或者“完成2/3啦”，现场都会发出一阵欢呼。我不知道这些声音是不是能传到高墙那边的人行道上。 　　“比赛中，”主持人又点评起来，“这些选手大约会从双脚流失一品脱(约0.5公斤)的水分。” 　　我的双脚感觉越来越轻飘飘的，我平时的比赛可不这样。我的分段时间跑进了3分钟。我开始设想，或许我能以1小时33分完成半马，等等……他说什么？从我双脚流失一品脱水分？我没听错吧？这不会是真的……我快抓狂了。我想转头问斯科特自己是不是听错了，但是他不在我身旁。我回头看了一下，他在我身后七八米的地方。他看起来跑得依然很顺畅，笑容依然很绽放。“加油啊，迈克尔，”他说，“跑出个人最好成绩。” 　　我继续一个人独自前行，每一圈都比前一圈更快一点儿，欢呼声也越来越大。计圈员向我伸出了10根手指，然后是就9跟，然后是8根。在水站下方，我的能量胶还在那里放着。所有的事情都在我的掌控之中，都在朝我设计好的方向前进。我开始梦想跑出1小时31分的成绩。 　　不久以后，我第二次听到杰夫的脚步声(又被套了一圈)。“你太猛了。”我说。 　　“你看起来也不错啊。” 　　然后是盖理。“追上他吧？”我问道，冲杰夫远去的背影点了一下头。 　　“这厮太快了，”盖理说，毫不费劲的超过我，“我不知道能不能追上他。” 　　但是盖理是个低调的人，他应该知道自己能不能追上，我现在的位置正好能坐在前排看好戏。但是我知道不管我感觉怎么好，我都不可能维持那么快的配速，所以我强迫自己降速。不久他们穿过了院子，我的脑袋半永久性的歪了过去，我可不想错过这么伟大的时刻，我们回波特兰的路上一定会谈一路的时刻。 　　盖理在U型转弯那里追上了杰夫，他们在沼泽那里并驾齐驱。在他们前面是4个要被他们套圈的选手，超过这些人以后就是赛道最窄的部分——仓库附近赛道开始的地方，有名警卫在一个开着的大门边站着。盖理觉得自己的时间足够，能在到达大门前超越前面慢跑的那些人，所以他发足狂奔起来。杰夫跟不上盖理这么快的速度，盖理率先冲过了门旁。 　　“我艹！”杰夫大吼一声。 　　“是有点小疯狂。”盖理和我开车回家的时候，他也承认这一点，“那时候，我知道杰夫在冲我大叫。” 　　“我的天。” 　　“他完成比赛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过去找他呢。你知道吗，我还是不确认。他人一直很好啊，那时候他怎么了。他被挤在那些人后面。所以我想，他也许是在冲他们喊，也许是失望的冲自己喊。他太渴望胜利了。” 　　“但是那一秒——” 　　“我承认我有一点生气，”他笑了，“但是你能相信终点有什么水果吗？” 　　我可不希望有芒果。 　　“那些人举办了一场伟大的比赛，”盖理说，“我感觉自己像一个摇滚明星一样。所有的人都——”他摇了摇头。 　　“你上次拿冠军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也许……高中？” 　　“明年还会再来吧？” 　　“当然，”盖理说，“哥还会回来的。” 　　我们行驶在5号洲际公路上，气氛一直很好，直到开到特维林格弯道。提早到来的交通高峰打乱了我们的计划。“唉，星期五。”盖理发出一声叹息。他有一整下午的工作等着他去做呢。今天碰巧还是他15岁儿子的生日——呀，这孩子可以学初级驾照啦(美国公民获得正式驾照前还有两级，叫初级、中级，或者教学、临时；各个级别驾照的考取年龄限制，各州规定也不尽相同，从14岁到18岁都有)。对我来说，我一会儿要去海边参加一个婚礼，我开始担心自己在跟朋友会面前，没有足够的时间洗个澡了。就我这半残的腿，还怎么在舞池里翩翩起舞啊？ 　　“今天真是漫长。”我说。 　　“哦，回到自由世界，”盖理说，“自由世界的难题们，我们来了。” 　　“我在监狱里的时候，”凯利·史莱顿告诉我，“当我知道有人从监狱外面来，这一天就是大日子。每年的这些日子都是特别的。我还会回去的。” 　　“本·安德鲁斯说他会和我们参加半程马拉松的，”我说，“他想跑进1小时30分大关。” 　　“我得在起点看见他，才会相信他。” 　　“好吧，我也参加。”我说，“杰夫，你来吗？我可不想让你错过。” 　　“我听到一些话，”他说，“有些人在院子里喊我‘巨石，下个月你来吗？这个新人太快了。你觉得你能干掉他吗？’” 　　“你觉得你能吗？” 　　“我出狱以后，”他说，“有些时候我告诉自己再也别回去了。在墙里跑步，看起来就好像我这辈子都在墙边跑着步。当你出狱以后，和社团一起跑步，你就会想很多。你会做计划或者类似的事，但是在监狱里面每天跑步的时候，我就会想，我的前途在哪里？我恨那堵高墙。我梦想飞跃那道墙，再也别见到它了。我第一次回去跑步的时候，在比赛开始以前，别人都在赛道上做热身，而我走到墙边，把手放在墙上。有点想哭。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心灵体验，但是这堵高墙已经伫立在那里好多年了。我身陷深牢大狱的时候恨过它，我以前常常恨它——我哭了。但是我很开心，我很高兴自己能回来。” 　　“要离开时是不是很难说再见呢？” 　　“每次我进去，再走的时候都很难。我关心那些人。我是在监狱里长大的，我真的感觉我生来就是个囚犯。当我回到监狱的时候，”他喉头动了一下，声音充满了情感，“最难的事情就是离开。当我第一次要离开的时候，那种感觉非常的怪诞。从那次起，每次我离开的时候都是同样的感觉。相见时难别亦难。” 　　“我不懂这些，但说再见总是很尴尬。” 　　那天午夜，我们沿着太平洋散步，我的双腿仍然感觉轻飘飘的。我们把鞋堆成一堆，奔向水里。冷冷的海浪漫过了我的双脚，有人打开了香槟的木塞。“向莫莉和罗斯致敬！”我们喊道。仰望星空，苍穹之下，点点繁星就在我们头顶闪烁。所有这一切，与其说是让我自己远离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倒不如说是让我回忆起那一切来，无比清醒，无比专注。 　　今天那些和我一起跑步的人：他们经历过多少这样的夜晚？他们有多少个愉快的瞬间被毁于一旦？多少他们的受害者，受了多少损失——他们也有亲人、有信任的人、有安全的感觉——这些人现在生活得怎样？这个故事会在不经意间再次唤醒多少人深埋的创伤？想到这些，我不禁胸口发闷，不能呼吸。 　　但是我又回想起詹姆斯告诉我的一些话。“我们在这里跑步有三个原因，”他说，“为我们的过去而跑——为了因为待在这里造成的压力和沮丧而跑；为自己能感到普通和健康而跑；为了给外面的世界展示，我们在进步，我们在向受害者致敬。”跑量也许从来没有积累，但是这没有把所做努力的高尚程度减少一丝一毫。 　　我的脚麻木了。其他的朋友都在往更深的水里趟去的时候，我和我的老朋友邓普西一起回到了岸上。我想大喊一声注意安全，但是我没有。 　　“你早晨会跑步吧？”邓普西问我。 　　“未必。”我说。 　　“你知道谁会不教一日闲过——” 　　我知道他在开玩笑，但是他也许是对的。明天早上，每个囚犯——包括跑得最慢的基普——都会早早在囚室里穿好鞋子等着，等着狱警来让他们出去跑步的那一刻。比赛那天，基普只是另一个穿着蓝衣服的人而已。我不知道自己套了他多少圈，他太不起眼了。实际上，直到比赛结束一个小时后，我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大太阳下，我的汗都干了，髂胫束像两条湿毛巾一样硬。那时，我听到主持人说：“基普还有两圈。” 　　还有人在比赛啊？我们在胡吃海塞着各种水果，坐在草地上休息，感觉好极了。第37名，也就是最后一名基普，还在8米高的墙下踯躅而行。我们都站了起来。 　　我看见了基普，他就是那个在衣服上别家人照片的那个囚犯。 　　我们都在看他完成倒数第二圈，周围的人告诉了我基普的事。他曾经是名甲安菲他明瘾君子，有一天他被警察追赶，超速撞到了警车上。所以他被押解到这里，刚判决没几天就诊断出患有肾细胞癌。癌症！在这里得癌症，你能想象吗？但是他战胜了癌症。今年早些时候，也就是几个月以前，他和太太决定开始跑步。他们想为孩子们做些表率，一起完成些什么事。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要跑人生第一个半程马拉松的原因。 　　加油，基普。 　　我们把手里的纸杯扔掉，跟着他一起跑。每个人都是跑者，就算是不跑步的、身穿蓝色囚服的人也是——包括计圈员、水站的志愿者、独自站在U型弯道处的那个人。 　　基普并没有对我们表达感谢之情。他只是低着头往前跑，带领我们这些人跑过所有的旧地标。再见，高尔夫球场。再见，U型弯道。 　　再见，沼泽。我们转回仓库的时候，我多么希望那堵墙不在那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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