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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中国人史纲
第十三章　纪元前第一世纪
　　本世纪，中国继续从事与匈奴汗国的战争。好战的北方邻国，永远是中国的祸根，这个祸根如果不彻底排除，中国便永远追求不到和平。所以，中国向北进击，只是避免沦亡的求生自卫。匈奴汗国在中国不断进击下，终于由分裂走向瓦解。
　　在国内，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的皇族，即刘邦的后裔，享受太久的富贵，使他们不可避免地陷于腐败和堕落，政权遂转到皇帝母亲或皇帝妻子的家族之手，形成一种特殊的“外戚政治”，为西汉王朝敲起丧钟。
一　中匈两国的和与战
　　匈奴汗国有足够的强大，中国在上世纪（前二）获得的胜利，包括夺取了它最富庶的河西走廊，也只能使它受创，不能使它屈服。而受创的匈奴汗国，仍是劲敌。
　　上世纪（前二）最末一年（前一○一），且囗侯单于即位，表示愿与中国和解，把过去所拘留的中国使节，一齐遣回长安。本世纪（前一）第一年（前一○○），中匈恢复邦交，中国派遣正使苏武、副使张胜赴匈奴汗国报聘。莫名其妙的怪事就发生在这位丑恶的副使张胜身上，张胜跟早先投降匈奴汗国的一些汉人，密谋乘且囗侯单于外出打猎时，杀掉匈奴的智囊卫律，然后劫持单于的母亲，逃回中国，这种卑鄙计划，竟出自高级外交官员，使人心惊。事情败露后，经过一场流血杀戮，爱国心切的张胜露出投机的原形，投降匈奴。而毫不知情的苏武却拒绝投降，匈奴把他放逐到冰天雪地的北海（贝加尔湖）。两国刚刚恢复的邦交，被一个小政客破坏，重新以兵戎相见。
　　苏武被放逐贝加尔湖，靠牧羊维生，二十年之久，始终拒绝投降，匈奴汗国宣称他早已死亡。一十年代最后一年（前八一），中匈复交，中国派到匈奴汗国的使节听到苏武仍然活着的消息，就告诉匈奴说：中国皇帝曾射下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求救的信件。匈奴吃了一惊，才把他释放。苏武出使时只四十余岁，回国时已六十余岁，妻子早已改嫁，家人也早星散。他的故事，两千年来，中国有无数小说、戏剧和歌曲，歌颂他忠于国家坚忍不屈的伟大精神。
　　苏武被囚的明年（前九九），中国大军分两路向匈奴汗国进攻，一路是大将李广利，出兵酒泉（甘肃酒泉），深入西域，到达天山，被匈奴击败。另一路大将李陵的遭遇，更为恶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出兵居延海（内蒙古额济纳旗），向北深入沙漠，行军三十余日，挺进到浚稽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跟匈奴且囗侯单于的三万人相遇，李陵迎战，杀数千人。且囗侯单于召集援军，约八万余骑，李陵只得撤退。但最强悍的步兵，摆不脱骑兵的追击。匈奴兵团分为两翼，左右展开，把李陵兵团夹在当中。李陵且战且走，数日之后，退到一个不知名的山谷，规定士兵受伤三次以上的才准坐车，受伤两次以上的改为驾车，受伤一次的继续战斗，又杀匈奴三千余人。再走四五日，到达一片苇草茂盛的畜牧地带，匈奴兵团顺风纵火，李陵却先行纵火自救。再南行，到达山丘区域，且囗侯单于命他的儿子攻击，李陵兵团在树林中设下埋伏，又杀匈奴三四千人。且囗侯单于以元首之尊，亲自指挥十六倍于敌人的精兵，追击十余日，不能取胜，简直愤怒得发狂，攻击更加猛烈。李陵在沙漠中再南行四五日，又杀匈奴两千余人。且囗侯单于已经发现李陵是一支孤军，更紧追不舍。两翼越过李陵，在李陵前方合围，遮断退路，箭如雨下，呼喊投降。李陵继续战斗，一日之内，射出五十万箭，箭遂用尽。就抛弃车辆辎重，全体徒步前进，还有三千余人，进入囗汗山（蒙古谱颜博格多山），匈奴兵团堵住谷口。入夜，李陵徘徊阵垒之间，叹息说：“再给我们每人十枝箭，就能支持到边界。”然而，他没有箭。夜半，李陵下令击鼓突围，鼓已破裂，不能发声。李陵命向四面八方冲出，一以分散敌人注意，一以希望有人能逃回中国向政府报信。他与另一位将军韩延年上马，率亲军十余人，越岭南走。匈奴兵团潮水般追击，李陵身上除短兵器外，没有他物，不能阻挡敌人缩小包围圈。终于，韩延年中箭而死，李陵被俘。
　　两年后（前九七），大将李广利、韩说、公孙敖，分别出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内蒙古包头）、雁门（山西右玉），三路再向匈奴汗国进攻。匈奴早得到消息，向漠北撤退，三路大军都无收获。七年后（前九○），李广利再出五原，而皇帝刘彻却在首都长安，以诅咒的罪名把李广利的妻子逮捕下狱。李广利正在乘胜追击，听到消息，立即抛弃大军，只身向匈奴投降。这是刘彻的残忍性格逼出来的国际笑柄，并且使反击匈奴的军事行动，再度受到挫折。
　　本世纪（前一）初期，中国站在失利的一边，但并没有大战，李陵以五十步兵对抗匈奴八万骑兵，只是一场苦斗而已。匈奴汗国竭力避免与中国决战，希望积小胜为大胜，使中国疲惫。这种情形，维持四十年，直到本世纪（前一）中叶。
二　司马迁·路温舒
　　李陵被俘，使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受到酷刑。
　　司马迁，夏阳（陕西韩城）人，他的史学名著《史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最有价值的史书。
　　在幼年的时候，司马迁跟随父亲游历了很多地方，东南到过会稽（江苏苏州）；南方到过沉江湘江（皆在今湖南）；东方到过鲁县（山东曲阜）；西南到过巴郡（四川重庆）、蜀郡（四川成都）、益州郡（云南晋宁）。可以说他足迹走遍半个以上已知的世界，这对他开阔的心胸和写作的技巧，有很大帮助。父亲逝世后，他继任父亲的官职——天文台长（太史），随即着手撰写《史记》——中国第一部传记式的通史。
　　然而，当这部巨著写到一半时，李陵被俘，皇帝刘彻大怒，在专制帝王眼中，只有自己的命值钱，别人的命都不值钱，所以，他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大臣们谄媚刘彻，也一致认为李陵应该自杀。刘彻问司马迁的意见，司马迁的灾难于是来临，他回答的恰恰是刘彻所不愿意听的话，他说：
　　“李陵对士兵非常爱护，平时常以杀敌报国为最大志愿。如今不幸战败，而一些没有冒一点危险的大人先生，却在一旁议论纷纷，挑剔他的过错，使人痛心。李陵以不满五千人的步兵，深入沙漠与八万骑兵对抗，转斗数百里，箭尽力竭，但仍冒白刃反攻，部下毫无离心，自古名将，不过如此。他身虽被俘，却曾力挫强敌，也足以名垂天下。而且我更相信，李陵忍辱投降，绝非出自本心，他一定另有计谋，报效祖国。”
　　纪元前八一年，刘彻已死，在匈奴羁留二十年的苏武被释回国时，写信给李陵，劝他一同回国。李陵复信说：“我当时所以不死，只是打算效法前辈英雄，有所作为。可是，大志未成，全族被刘彻屠戮，老母都不能幸免。仰天捶胸，眼泪流尽，继之泣血。”忍辱负重的人不可能被狂热分子体谅。沉痛的心情，也不可能被浮滑之徒了解。所以李陵、司马迁不得不成为悲剧人物。
　　刘彻既决心屠戮李陵全族，对司马迁赞扬李陵的话，当然使他大为光火，就把司马迁囚入诏狱。法官会审的结果，确定司马迁犯了包庇叛徒的伪证之罪，判处死刑。司马迁的家人为他好不容易借贷到一笔赎金，才减为次一等的腐刑——将生殖器割除。
　　腐刑固然痛苦，但尤其羞辱，司马迁几次都要自杀，但他终于在残忍的命运下活下去，为的是要完成他的《史记》巨著，他的苦心使我们感谢。
　　《史记》上自纪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姬轩辕，直到本世纪（前一）他受腐刑之后。用二百余人的传记，表达二千六百年间的人事变化和社会变动。再用若干表格和专题报导，作为补充。以简练的中国古文写出五十二万字巨书，成为中国史籍的珍宝。而且这种体裁，从此被史学家奉为圭臬，中国所谓“正史”，两千年来都跳不出司马迁所创立下的范畴。
　　司马迁所遭遇的酷刑，不是孤立事件或偶发事件。它普遍的存在，而且已长久存在。中国司法制度，很早就分为两个系统，一庭——军法系统。
　　诏狱法庭的特征是，犯法与犯罪无关。法官的唯一任务是运用法律条文编撰一件符合上级头目旨意的判决书。司马迁不过一个中级官员而已，即令最高级官员，只要陷进诏狱系统，都不能自保。像削平七国之乱，拯救西汉王朝的救星，后来担任宰相的周亚夫，他的儿子曾购买一些纸糊的刀枪之类的葬器，预备老爹死后焚化。有人告发周亚夫私藏武器叛乱，立刻就被投进诏狱。周亚夫向法官解释那些只是死人的用具，法官何尝不知道那是死人的用具，但他们的任务不是追寻真相，而是执行命令，只好回答说：“你虽然没有在地上叛乱，但很明显的，你将在地下叛乱。”周亚夫只有死亡。另一位农林部长（大农令）颜异，当皇帝刘彻发行一种专门向封国诈财勒索用的“鹿皮币”时，颜异仅只向外翻了一下嘴唇，也立刻被投进诏狱，法官判他犯了“腹诽”大罪——虽然没有在言词上反政府，但却很明显的在肚子里反政府。颜异也只有死亡。
　　诏狱法庭不限于直接冒犯了皇帝，一件谋反案发生后，无论这件谋反案是真的，或是出于诏狱系统——诬陷的，往往千千万万人牵连进去，包括各色人等。像亲王刘安谋反案，死于诏狱的就有数万人。刘彻亲信江充揭发的巫蛊案，死于诏狱的也有数万人。法官对失宠了的亲王、宰相、部长，当敢如此残虐的任意戏弄，低级官员和平民所受到的待遇，我们可用常识判断。以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为例，十年中每年诏狱系统逮捕的囚犯，都有十余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一。亦即平均一百人中，就有一个人因谋反罪而身系囹圄，这个数目使人毛骨悚然。
　　这是中国文明的一项耻辱，对此现象，路温舒首先提出呼吁，要求政府尊重人性，保障人权。
　　路温舒，巨鹿（河北平乡）人，跟司马迁相反，无论在当时或在后世，都默默无闻，他只不过是司法部（廷尉）一名低级的总务官（廷尉史），但也正因为身在司法部任职，所以比普通人了解的更为深刻。纪元前六七年，司马迁受腐刑已三十二年，他给当时的皇帝刘病已上了一份奏章，暴露司法的黑暗，他说：
　　“司法裁判，是国家大事，处死的人不能复生，砍断的手足不能复续。《书经》上说：‘与其杀一个无罪的人，宁可放掉一个有罪的人。’可是，今天的司法裁判，却恰恰相反。法官们上下勾结，刻薄的人，被称赞为廉明。残忍的人，被称赞为公正。主持正义、昭雪冤狱的人，却有被认为不忠贞的后患。所以，法官审讯案件，非致人于重刑不可，他对囚犯并没有私人恩怨，只是用别人的自由和生命，来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命而已。他必须把别人陷入重刑，他才可以获得安全。”
　　路温舒又说：
　　“于是，死因所流的血，盈满街市。其他处刑的囚犯，更比肩相连。遇到行刑日子，每次都杀万人以上，诚感可哀。”
　　路温舒指出造成冤狱的原因在于口供主义，他说：
　　“人之常情，安乐时愿意活下去，痛苦时则求早死。苦刑拷打之下，要什么口供就会有什么口供。囚犯不能忍受酷刑的痛苦，只好照着问案人员的暗示，捏造自己的罪状。问案人员利用这种心理，故意把囚犯的口供引导到犯罪的陷阱。罪状既定，唯恐怕还有挑剔之处，就用种种方法，把口供修改增删，使它天衣无缝，每字每句都恰恰嵌入法律条文之中。锻炼完成之后，写成公文书，即令上帝看到，也会觉得这个囚犯死有余辜。因为陷害他的都是法律专家，显示出的罪状是太明显了。”
　　路温舒建议改革。皇帝刘病已的瓜是，下一道诏书，命全国法官办理案件时要宽大公平。仅靠行政命令当然不能改受悠久传统，因为冤狱与酷刑，是无限权力政治制度下的产物，此种制度存在一日，冤狱与酷刑存在一日。像司马迁、周亚夫、颜异。事实上任何法官都救不了他们。但路温舒的奏章，使我们发现中华人权所受的蹂躏，自古就没有有效的保护。这份奏章，是中国最早争取人权的呼声，虽然很温和，很微弱，而且又没有收到任何效果。
三　中国疆土的继续扩张
　　西域（新疆）各国自从张骞之后，便处于中华帝国与匈奴汗国两大超级强权的夹缝之间，左右为难。
　　匈奴汗国在西域早就建立势力，设有西域总督（撞仆都尉）。匈奴使节到西域，一切费用，都由所在王国供应。而中国使节的一饮一食，却要用钱购买，这已够中国不舒服了，再加上各国在匈奴的压力下，往往截杀中国使节，遂使中国终于发动一连串膺惩性的战争。
　　第一个跟中国发生冲突的是楼兰王国。
　　楼兰王国首都位于今新疆若羌；而东北重镇楼兰城，则位于罗布泊西数公里处，现在已全部陷于沙漠之中。我们在介绍中国沙漠时，曾谈到沙漠南移，并举楼兰为例。至迟在本世纪（前一），楼兰王国以及且末王国（新疆且末），(女若)羌王国（新疆若羌东南一百七十公里）、精绝王国（新疆民丰北一百一十公里），距沙漠都有一段距离，还是富庶的花花世界。可是二十世纪的现在，都成了断瓦残垣，寸草不生的沙碛废墟（注意现在地图上标示的，今鄯善不是古楼兰，今若羌也不是古(女若)羌）。
　　楼兰王国是西域最东的国家，跟中国最西的敦煌郡接壤。西域的南部被塔克拉玛干沙漠及白龙堆沙漠再分割为南北两部，楼兰城正是分道的港口，中国出使各国的使节，由楼兰城分赴沙漠南北。由沙漠南北各国返回的使节，则在楼兰城会合。冲突的时间是上世纪（前二）九十年代，比大宛王国汗血马战役要早三年。楼兰王国和车师王国（新疆吐鲁番），在匈奴汗国指使下，派出联合巡逻部队，专门截杀中国使节，以切断中国跟西域的交通线。中国的反应十分激烈。纪元前一○八年，大将赵破奴率骑兵七百人，奇袭楼兰，把楼兰王击斩。
　　——正因为击斩楼兰王太容易，西汉政府把大宛王国看走了眼，认为跟楼兰王国一样脆弱，才有三年后的汗血马战役。
　　进入本世纪（前一），中国在西域经营已有相当成绩。轮台（新疆轮台）一带的肥沃土地上，就有屯垦区。这时候，楼兰王国新王安归跟匈奴汗国结亲，再度截杀中国使节。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进攻中国屯垦区轮台，击斩屯垦司令（校尉将军）赖丹。
　　纪元前七七年，中国使节傅介子进入西域，先到楼兰王国，把国王安归杀掉，改它的国名为鄯善王国。另立一位新王，由中国政府送一位宫女作新王的王后。
　　六年后（前七一），中国与乌孙王国（吉尔吉斯伊什提克城）联合出兵，夹攻匈奴汗国，企图使匈奴汗国在两面作战的苦境中崩溃。中国方面，由田广明等五位大将，分别由西河（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南）、云中（内蒙古托克托）、五原（内蒙古包头）、张掖（甘肃张掖）、酒泉（甘肃酒泉）五路出兵。乌孙王国方面，由中国使节常惠担任参谋长，向东进军。匈奴汗国得到消息，立刻作大规模紧急撤退。以致中国声势浩大的五路大军，深入沙漠一千余公里，仍捕捉不到敌人主力。但乌孙兵团却大获全胜，俘虏匈奴亲王以下四万余人。匈奴汗国从此更加衰弱，张骞断匈奴右臂的西进政策，现在显出功效。他敏锐的眼光能远瞻到六十年之后，则不仅是伟大的探险家，而且变是伟大的政治家。
　　这次战役之后，常惠紧接着调发各国军队五万余人，进攻龟兹王国，声讨它攻杀轮台中国屯垦司令赖丹的罪行。但六年前当时的国王已经去世，现任国王谢罪说：“这不是我父亲的意思，而是我父亲大臣姑翼的意思。”常惠说：“那么，交出姑翼。”龟兹王国交出姑翼，就在城下处斩。于是中国声威，震慑西域。屯垦区恢复，并迅速推展，由轮台而渠犁王国（新疆库尔勒），而伊循城（新疆若羌东）。屯垦戍卒跟当地女子结婚，西域各国开始有中国血统的国民。
　　——注意常惠的用兵，他进攻龟兹王国，用的不是中国军队，而是西域各国联军，这是最成功的外交手段。当十八世纪，欧洲英法等国殖民最盛时，遇到战乱，主要兵源乃靠本国。
　　面积广袤的车师王国（新疆吉木萨尔）位于天山以北，是中国前往乌孙王国的要道之一。车师国王乌贵娶了匈奴汗国的公主，所以跟匈奴结盟，继续遮杀中国使节。纪元前六七年，中国在渠犁王国的屯垦司令郑吉率领屯垦兵团一千五百人，再调发各国军队，集结一万余人，攻击车师。乌贵不能抵抗，但投降又恐惧匈奴汗国报复。两难之下，他索性放弃王位，向西投奔乌孙王国。中国就把车师国民东迁到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而在车师故地（新疆吉木萨尔）屯垦。匈奴汗国对这个侵入到天山以北的屯垦区大为惊恐，不断派兵骚扰。三年后（前六四），中国认为在天山以北不可能保持据点，把屯垦区撤销，退回天山以南，与渠犁王国的屯垦区合并。
　　——但交河城仍然存在，称车师前王国，故地（新疆吉木萨尔）则称车师后王国。
　　在西域冲国公主占重要地位。第一位公主刘细君于上世纪（前二）九十年，嫁给乌孙王岑娶。刘细君逝世后，中国再把另一位公卞刘解忧嫁给继任的乌孙王翁归靡，生了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嫁给龟兹王绛宾，绛宾深以当中国的外孙女婿为荣。纪元前六五年，夫妇曾一同到长安朝见中国皇帝。远在西域西陲的莎车王国（新疆莎车），国王死后，没有子女，为了倚仗中国国威，就迎立刘解忧最小的儿子万年当国王。想不到万年是一个不成才的小流氓，使国人大大地失望。故王的弟弟就把万年杀掉，自己继位。但中国外孙不是随便可以加害的，就在龟兹王夫妇入朝的当年，中国使节冯奉世调发各国军队，进攻莎车，莎车城陷，新王被斩。
　　中国公主还有一位侍婢冯囗，嫁给乌孙王国大将，她是历史上最美丽而且最成功的女政治家之一，经常代表公主和中国政府，出使西域各国，调解纠纷，各国对她有崇高的尊敬。
　　纪元前六○年，中国政府任命郑吉担任首位西域总督（都护），他把总督府（都护府）设在乌垒王国（新疆轮台东北），中国在西域势力，更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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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匈奴汗国的分裂
　　人的恶运有连锁性，国家也是如此。匈奴汗国在西方被乌孙王国击败，在东方也被新兴的乌桓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击败，国势日形萎缩。
　　国势萎缩一定引起国人的苦闷和政权的不稳定，又加上此时在位的握衍胸提单于暴虐好杀，更促使危机加重。纪元前五八年，东方将领们拥立一位亲王即位，号称呼韩邪单于。握衍胸提单于出兵讨伐，战败被杀。但西方将领们也拥立另一位亲王即位，号称屠耆单于。两个单于，互相攻击。明年（前五七），另外又崛起了三个单于，干是五单于并立，全国大乱。经过一番为敌报仇式的自相残杀，最后，只剩下呼韩邪单于。可是他的一位族兄却又在东方自立，号称郅支单于。纪元前五四年，郅支单于向西进攻，进入王庭（当时匈奴的王庭设在蒙古哈尔和林），呼韩邪单于节节向南败退。从这一年起，匈奴分裂为南北两个汗国。两国汗国为了争取外援，争着向中国奉承乞怜和争着派遣太子到中国充当人质。
　　呼韩邪单于不久就无法支持郅支单于的攻势，纪元前五一年，他率领南匈奴汗国全部人民牲畜，向中国投降。这是一件爆炸性的大事，呼韩邪单于到长安朝觐时，中国皇帝刘病已在皇宫中大摆酒筵欢迎他。呼韩邪单于要求迁居河套，刘病已同意，并派大将韩昌率领骑兵一万六千人，沿着黄河驻防保护。这一次朝觐对西域各国是一个晴天霹雳般的震撼，他们认为绝不可抗拒的庞大的匈奴汗国，竟被中国征服。
　　呼韩邪单于自此不断朝觐，最后一次朝觐是纪元前三三年。当时皇帝刘爽（刘病已的儿子）把一位宫女王昭君赏赐给他。刘爽并不认识王昭君，等到辞行时才发现她竟是一位绝色美人，使他那数万名后宫的小姐们都黯然失色，他大大地跳了起来，下令把宫廷画家毛延寿杀掉，因为毛延寿没有把她的美貌画出来。关于王昭君的故事，中国流传最久也最广，被写成很多诗歌戏剧，家喻户晓。
　　呼韩邪单于在中国全力援助下，力量渐大，不断反攻。现在轮到郅支单于不能支持了。于是向西移动，侵入西域北境，灭掉坚昆王国（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和丁零部落（贝加尔湖畔）。他向中国要求送还充当人质的太子，中国政府慷慨答应，派使节谷吉一直把太子护送到他的临时首都坚昆王城。可是，万万想不到，郅支单于不但毫无感谢之情，反而记起中国援助他的对手呼韩邪单于的怨恨，竟把谷吉杀掉。郅支单于杀了谷吉之后，才发现杀掉中国使节的严重性，他放弃坚昆，继续向西迁移。就在这时候，康居王国（哈萨克突厥斯坦）屡屡被乌孙王国击败，想借匈奴的力量保卫自己，两国遂结成同盟。”
　　纪元前四四年，郅支单于率领他的部下，到达康居。康居王把女儿嫁给郅支单于，郅支单于也把女儿嫁给康居王。即行出兵攻击乌孙，乌孙王国不能抵御，西界边陲，几乎全部残破。
　　但康居王国和北匈奴汗国间的蜜月很快结束，郅支单于以康居王国的保护人自居，而且性情粗暴，把康居王的女儿也杀掉，又把康居贵族当作奴隶一样驱使迫害。又兴筑城垒，向西域各国发出通知，要他们进贡。康居王国深悔引狼入室，但已无法挽救。
　　纪元前三六年，距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八年，中国西域总督府副指挥官（副校尉）陈汤调发各国军队，连同屯垦兵团，共四万余人，分两路向郅支单于夹攻，南路翻越葱岭（帕米尔高原），穿过大宛王国；北路则穿过乌孙王国，在郅支城（哈萨克江布尔）下合围。郅支城陷落，联军斩下郅支单于的头，传送航空距离三千三百公里的中国首都长安。陈汤在他给政府的报告中，陈述所以发兵的理由。他说：“凡侵犯中国的，逃的再远，也要诛杀。”北匈奴汗国灭亡。
　　呼韩邪单于成为匈奴汗国唯一政权，不久即向中国请求离开河套，回到北方他自己的故土。
五　外戚政治
　　中国势力在西域成长的时候，统治中国的西汉王朝的外戚政治，也在成长。
　　西汉政府可以说很多时候，都由皇帝跟外戚共同执政。开始时皇帝当然占优势，但若干年代下来，皇帝生活腐化和寿命短促，外戚遂占优势。等到外戚的优胜成为绝对力量时，皇帝只有交出权力。
　　西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他的妻子吕雉，虽跟他一样，只是一个不识几个字的乡下女人，但却是一个不平凡的女野心家，帮助她丈夫创立事业。当刘邦在外作战时，她在后方留守，不惜发动最大的冤狱，以巩固政权。刘邦死后，她以皇太后之尊，在接着第二任、第三任、第四任皇帝在位期间，独揽大权，把刘邦那个非姓刘不能封王的白马之盟废除，而把她的兄弟侄儿，大批封王。她死之后，刘姓皇族反攻，百姓戚族全部被杀。可是刘姓皇族可以杀尽百姓戚族，却不能杀尽所有威族，这是那个时代无法解开的结。我们且将这个结，即西汉政府历任皇帝任用外戚的情形，列出一表：
　　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外戚就自然成为政权的接班人。吕姓外戚即是很明显的例证，假使他们中间有一个不是脓包，刘姓皇帝反击失败，西汉王朝的政权一定结束。所以在大的教训之后，一连两任皇帝，对外戚都保持相当距离。第七任皇帝刘彻，虽大量任用外戚，但他能够控制局势。而且还在防范工作上采取残忍手段。他死的前一年（纪元前八八年），最心爱的小儿子刘弗陵，只有九岁，他想立他当太子，于是先行把年轻美丽的母亲钩弋夫人杀掉，他解释说：“我死之后，她当了皇太后，一定为非作歹，重用她的家人。为了避免吕雉故事重演，不得不如此。”
　　然而，西汉政府的基本构成形态，所面临的不是特定的某一人某一姓的外戚问题，而是普遍性的外戚问题。吕姓戚族的屠灭和钩弋夫人的被杀，都无法阻挡政权滑入外戚之手。第十任皇帝刘病已出身平民（他的祖父是刘彻的太子，被杀，后裔废为平民）。刘病已当了皇帝后，不但有一种自卑感。而且有一种孤立感，他跟前任皇帝的外戚霍光站在一起时，就感觉到如芒刺在背。而在任用他自己的外戚掌握政权后，才感到安全。霍姓戚族终被屠杀，史姓戚族和许姓戚族接着兴起。
　　这种情形，演变到本世纪（前一）末期，遂形成一种现象：旧皇帝逝世时，他的外戚即退出政府；新皇帝即位，他的外戚即进入政府，好像近代民主国家选举后的政党转移情形一样。举一个例子就可明了，十二任皇帝刘骛逝世后，没有儿子，由弟弟的儿子刘欣继位。因为不是父子相袭，所以各有各的外戚，刘骛的母亲皇太后王政君，即下令王姓戚族全部免职，让出官位给刘欣的外戚——祖母傅、生母丁。
　　本世纪（前一）最后一年（前一），刘欣病死，也没有儿子，由他叔父的儿子，年方九岁的刘箕子继位。王政君恢复皇太后的权力，立即征召她的侄儿王莽担任大司马（宰相级），将傅姓成族和丁姓戚族全部杀掉或赶走，同时不惜采用流血手段，阻挡九岁刘箕子的外戚———母亲卫氏的家族，前来首都。
　　外戚政治发展到这个阶段，西汉王朝命运已经注定要结束。
六　东西方世界
　　纪元前九七年（司马迁所著《史记》，截止于本年），日本崇神天皇将象征皇权的神器（祭祀用具），安置于大和地方，日本人遂自称大和民族。
　　纪元前八五年（钩弋夫人被杀后三年），罗马共和国执政官美立阿斯，改革内政，取消穷人四分之三的欠债。剥夺远征小亚细亚大将萨拉公民权，屠杀他的同僚。
　　纪元前八三年（苏武回国前二年），萨拉由小亚细亚回军，攻陷罗马城。每日公布他的政敌名单，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屠杀五千余人。
　　纪元前七九年（苏武回国后二年），意大利半岛维苏威火山爆发，庞培城沦没（当时是一件震人心腑的大惨剧，可是人们终于将此城和被活葬的人民忘记。两千年后的十九世纪，此城才被掘出重现，火山灰保护每一尸体，使两千年前人们逃难时的恐怖情景，如在眼前）。
　　纪元前七三年（中国使节傅介子击斩楼兰王后四年），罗马共和国奴隶斗士斯巴达卡斯等七十余人，从加菩阿角斗场逃出，各地奴隶纷往投奔，计划渡地中海脱离罗马。罗马大将格拉苏讨伐，战争持续三年，史学家称“奴隶战争”。
　　纪元前七一年（中国与乌孙王国夹攻匈奴），罗马共和国奴隶战争结束，奴隶军溃败，斯巴达卡斯跟他的部属六千余人，全部钉死十字架，自罗马城到阿匹安道上，悬尸数十公里。
　　纪元前六二年（中国在西域设总督前二年），罗马共和国“前三雄时代”开始，执政官庞培、格拉苏、恺撒，三人结盟，轮流主持国政。
　　纪元前五七年（匈奴汗国五单于并立），日本派遣使节到中国朝贡，中国政府颁发金印，印文“汉委奴国”。
　　纪元前五五年（郅支单于攻呼韩邪单于人王庭前一年），罗马大将偻撒攻入英格兰，说出名语：“我来，我见，我征服。”
　　纪元前五三年（南北匈奴向中国争宠，送太子为人质），罗马大将格拉苏，远征亚洲安息王国，在卡里会战，罗马军团大败，死二万余人，被俘为奴的一万余人。格拉苏被擒，安息人因他贪财如命，就把黄金熔汁，灌入他的口中而死。
　　纪元前四九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首次入朝中国后二年），罗马“前三雄时代”结束。执政官庞培嫉妒恺撒的成功，与元老院联合，下令免除恺撒高卢（法国）总督。恺撒送回军，攻陷罗马城，庞培逃亡。元老院推选恺撒为执政官。
　　纪元前四四年（北匈奴汗国郅支单于杀中国使节谷吉），恺撒被其挚友布鲁特斯、加西阿斯，在元老院中刺死。恺撒部将安东尼发动民变，迎接恺撤养子屋大维到罗马城。
　　纪元前四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离河套，回归故地），屋大维、安东尼、雷比达斯，同被推选为执政官，史学家称“后三雄时代”。
　　纪元前三九年（中国远征军击斩郅支单于前三年），安东尼进攻埃及，被托勒密王国二十七岁女王克丽奥佩特拉所迷，流连忘返。
　　纪元前三一年（中国美女王昭君嫁呼韩邪单于后二年），安东尼与屋大维决裂，安东尼兵败自杀。克丽奥佩特拉打算再用她的美色迷惑屋大维，但不久就发现屋大维准备把她骗到罗马游街示众，遂自杀。从纪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出来的托勒密王国，到此灭亡。
　　纪元前三○年（关中大雨四十余日，长安大乱），罗马元老院上屋大维尊号“奥古斯都”（伟大），虽名义上不是皇帝，但既为终身元首，又世代相传，固与皇帝无异。罗马共和国选成为罗马帝国。
　　纪元前四年（皇太后王政君征召王莽当大司马前三年），耶稣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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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第一世纪
　○○年代○一～○九
　　一十年代一○—一九
　　二十年代二○～二九
　　三十年代三○～三九
　　四十年代四○～四九
　　五十年代五○～五九
　　六十年代六○～六九
　　七十年代七○～七九
　　八十年代八○～八九
　　九十年代九○～九九
　　从本世纪起，历史进入纪元之后，这对研究和阅读历史的人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习惯于从少到多计算数字，而纪元前的时间，却必须倒着来数。如纪元后“三年到七年”，纪元前就必须说成“前七年到前三年”。进入纪元后，时间观念，才恢复正常。至于年代，更容易计算，我们特地列出上表，以加强印象。不过，在本世纪（一）中，只包括九十九年，与其他世纪不同。我们认为对年代采取这种划分方式，比较更能迅速显示时间的关系位置。
　　统治中华帝国的西汉王朝于本世纪○○年代灭亡，外戚王莽建立新王朝——这个“新”字不是形容词，而是这个王朝的专用名词。但新王朝是一个短命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刘姓皇族的一员刘玄建立的玄汉王朝，而这个汉王朝也只有三年寿命（比项羽的西楚王国还少二年）。
　　最后，刘姓皇族更疏远的一员——刘秀，实际上他是一个平民，建立东汉王朝，中国再呈现大一统的雄姿。
一　新王朝与新社会政策
　　西汉王朝第十四任皇帝刘箕子，九岁时当皇帝，十四岁时，被他岳父兼大司马（宰相级）的王莽毒死。接着是最后一任皇帝刘婴，只有两岁。当刘婴五岁时，即本世纪（一）○○年代九年，王莽的布置已经成熟，发动宫廷政变，由这一位尚不识字的五岁顽童刘婴，颁下用深奥古文写成的诏书，把皇帝宝座禅让给王莽。历时二百一十五年的西汉王朝，到此结束。王莽命名他的政权为新王朝。
　　中国历史有一个现象，每一次政权转移，都要发生一次改朝换代型的大混战，野心家或英雄们各自握有武力，互相争夺吞噬，最后剩下的那一个，即成为儒家学派所称颂为“得国最正”的圣君，在血海中建立他的政权。王莽打破这种惯例，他跟战国时代齐国的田和一样，用和平的方法接收政权，同时也创造了一个权臣夺取宝座的程式，以后很多王朝建立，都照本宣科。西汉王朝在平静中消失，新王朝在平静中诞生，两大王朝交接之际，没有流血。
　　王莽是儒家学派的巨子，以一个学者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历史上仅此一次。他夺取政权的目的与刘邦不同，刘邦之类只是为了当帝当王，满足私欲。王莽则有他的政治抱负，他要获得更大权力，使他能够把儒家学说在政治上一一实践，缔造一个理想的快乐世界。他认为古代社会中，人人平等，可是到了后来，互相争夺，遂发生不平等现象。富人有很多土地，穷人则一无所有。男子沦为奴隶，女子沦为婢女。幸而仍保持自由，父子夫妇，终年辛苦耕种，却不能吃饱。为了改善这种不公平和铲除造成这种不公平的罪恶，王莽的新政府成立后，即实施一连串下列的新社会政策：
　　一　土地国有：私人不准买卖，恢复一千二百年以前已废除了的古代井田制度。八口以下的家庭，耕地不得超过九百亩，超过了的土地，一律没收，或由地主直接分给他的邻居或家属。
　　二　耕地重新分配：没有土地的农夫（佃农），由政府分给土地。以一对夫妇一百亩为原则，不满一百亩的，由政府补足。
　　三　冻结奴隶制度：虽没有马上废止，但禁止所有奴隶婢女继续买卖，以限制奴隶的范围和数目不再扩大，使它最后自然消灭。
　　四　强迫劳动：凡无业游民，每人每年罚布帛一匹，无力缴纳的，由政府强迫他劳役，在劳役期间，由政府供给衣食。
　　五　实行专卖制度：酒专卖，盐专卖，铁器专卖，由中央政府统一发行货币（从前任何富豪，都可制造银钱，新政府收回这种授权）。山上水中的天然资源，都为国家所有，由政府开采。
　　六　建立贷款制度：人民因祭祀或丧葬的需要，可向政府贷款，不收利息。但为了经营农商事业而贷款，则政府收取纯利十分之一的本息。
　　七　实行计划经济：由政府控制物价，防止商人操纵市场，以消除贫富不均。食粮布帛之类日用品，在供过于求时，由政府照成本收买。求过于供时，政府即行卖出，以阻止物价上涨。
　　八　征收所得税：一切工商业，包括渔猎、卜卦、医生、旅馆，以及妇女们家庭养蚕织布，从前都自由经营，现在新政府都课征纯利十分之一的所得税。政府用这项收入作为贷款或平抑物价的资金。
　　从这些措施，我们可发现王莽所从事的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全面社会改革，十九世纪才兴起的社会主义，早在一世纪时的中国，就有了构想和实践。
二　二十一年改朝换代混战
　　王莽的社会改革是伟大的措施，但他彻底失败，他的生命和他的王朝也跟着一齐丧失。我们可为他归纳出下列五项使他失败的原因：
　　第一　王莽是忠实的儒家学派之徒，而儒家学派的基本精神是崇古。所以王莽的眼光不是向前看，却是向后看。他对他诊断出来的社会病态的治疗，认为只要吃下古老儒书上所用的那些古药，就可痊愈。像土地重新分配，固然很好，可是王莽坚持恢复井田，却根本做不到。脚步向前走而眼睛向后看，仅这一点，就注定他必然跌倒。
　　第二　那个时代还没有推动这么庞大改革的技术能力，像贷款利息和所得税，都是“纯利”的十分之一，这涉及到复杂的成本会计，当时恐怕很少有人可以胜任。同时，即令有此人才，王莽更需要一个有组织的干部集团去执行。但他仰仗的却只是行政命令，把所有责任都加到行政官员身上，而行政官员大多数又都腐败无耻（注意。这是中国传统的严重病态，直到二十世纪，才获得改善）。于是善政的蓝图反而变成暴政的行为，民变因之燎原般爆发。
　　第三　王莽没有办法控制丧失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土地国有使地主怨恨，禁止奴隶买卖使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怨恨，强迫劳动使贵族和一些地痞流氓寄生虫怨恨，禁止铸钱使富豪怨恨。这些怨恨容易掩盖因改革而受益者的欢呼和感谢。一遇机会，就向改革反击。
　　第四　王莽机械的迷信制度万能，他认为“制度确立之后，天下自然太平”。他大部分时间都用在改革制度上，更糟的是他用儒家学派所特有的繁文缛节，不惮其烦的改官名、改地名，凡是“现代”的全都取消，一律恢复“古代”原名。改的太多，以致没有人能够记得住。这种改革应该是不必要的，但王莽懔遵儒家“正名”学说，却特别认真，而也就在这些小事件上，按下大失败连锁反应的电钮。西汉政府对西南夷诸部落酋长，大都用王爵羁縻，这不过是不费一文的虚名，王莽却改封他们侯爵。句町王拒不接受（句町国，云南广南），首先起兵叛变。王莽又把西汉政府颁发给匈奴汗国单于的金印（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皇帝的印称“玺”，“章”只是普通人的印，乌珠留若囗单于气冲牛斗，遂跟中国断绝关系。南北两边大规模讨伐战事，征兵征粮，引起骚动与饥馑，骚动与饥馑引起遍地陈胜、吴广式的暴动。
　　第五　王莽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经济思想家，但不是一个政治家。政治家永不会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聪明，王莽却恰恰认为自己如此，因之他不能容纳与他意见相异的建议，而固执的坚持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见解。所以他对句町国和匈奴汗国的反抗，采取迎头痛击政策。对因饥饿而抢掠的变民，采取高压政策，遂使形势更加恶化。
　　本来已经被王莽避免了的改朝换代的大混战，在他上台之后，仍然出现。这一长期的流血，自纪元一七年吕母——吕家老太太起兵开始，到纪元三七年短命的割据政权——汉帝卢芳逃入匈奴，东汉王朝再度统一中国为止，前后继续二十一年。
　　我们选择前十年起兵叛变的一些重要的野心家和英雄人物，列为下表：
　上表所列，仅是前十年崛起的人物。后十年中继续崛起的，还有被称为“铜马贼”、“五校贼’等数个变民集团，每个集团都集结兵力达十万百万人之多。全国处处是变民集团建立起来的营垒和政权，像王歆占据下邦（陕西渭南），蒋震占据霸陵（陕西西安东）。刘永死后，他的儿子刘纤继位梁王。魄嚣死后，他的儿子隗纯继位称王。
　　中国国土上，一片混战。
三　东汉王朝建立
　　中国历代民变，性质上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官逼民反的抗暴群众，像吕母、邓奉。吕母的儿子被海曲县长诬陷，死于冤狱，她就散去家产，结交壮士，攻杀海曲县长，然后乘船入海，成为“海盗”。邓奉本是刘秀的部将，但当他请假回乡，发现刘秀的军队奸淫烧杀的罪恶暴行时，他号召人民反抗。第二类是饥饿的群众，像绿林兵王匡，政府不能照顾他们，他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他们逃亡到比较容易活下去的地方，集结起来抢劫富人的粮食财物。饥馑在中国历史上占重要地位，它是大动乱大革命的原动力。第三类是自卫性的联合，县城和村落，为避免刘秀军队之类的奸淫烧杀，往往联合起来，武装自卫，当力量够大的时候，或对抗政府的政令，如魄嚣；或作为与政府合作的资本，如窦融。第四类是既得利益者的反击，像刘望、刘永、刘玄，本来是西汉王朝刘姓皇族，因新政府的兴起而降为平民，他们连做梦都在盼望摧毁现状，恢复过去的权势。第五类是野心家，大野心家如公孙述、刘秀，想当皇帝。小野心家如力子都、爱曾，只求在一方面称霸过瘾。
　　只有政治家才会正确的处理民变问题，王莽不会。他迷信警察和军队的力量，认为只靠监狱和屠杀，就可以根绝叛乱。结果是民变更多更烈。纪元二三年，以刘玄为首的变民集团，攻陷固若金汤的常安（新王朝把长安改称常安）。王莽被杀，新王朝覆亡，政权只维持了十五年。一场本可以歌颂的社会改革，化成一个悲剧，在流血中收场。
　　王莽死后，全国各地震慑于刘玄的皇帝血统和击杀王莽的威望，一致拥戴他当中国皇帝。这是一件千年难逢的奇迹，紊乱一团糟的庞大帝国，霎时间恢复秩序。可惜刘玄所建的汉政府，由一群无知无识的人物组成。三个月之前他们还在荒野中大喝小叫，三个月之后忽然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还没有被训练出领导能力。于是，各地民变再度蜂起。这一个奇迹政权，从纪元后二三年到二五年，勉强支持三年。号称“赤眉”的变民领袖刘盆子（他们把眉毛涂成红色，以区别敌我），攻陷长安，刘玄被杀。
　　混战结果，变民首领之一的刘秀取得最后胜利。纪元后二五年，他自称皇帝；用武力把其他变民集团，一一消灭，再度使中国归于一统，建都洛阳（河南洛阳）。他称他建立的王朝仍为汉王朝，跟刘玄一样，表示是覆亡的西汉王朝的中兴。但因为他建都洛阳，史学家却称它为东汉王朝，并追称刘邦建立的王朝为西汉王朝。
　　二十一年大混战于纪元三七年结束，但给中国带来的伤害，却不易恢复。我们将几个重要地区战前战后人口减少情形，列表作一比较，即可看出这场灾难的严重程度。
最具影响力军事论坛-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欢迎你！超然物外，有容乃大。
　　这些减少的人口，大多数都是饿死、病死，或被屠杀。其余则不外战死或逃亡。改朝换代型混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循环性的浩劫。我们对千千万万死难的亡魂，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儿童和无助的妇女，怀有深切悲痛。
四　匈奴汗国的再分裂
　　匈奴汗国跟新王朝反目，引起王莽的军事行动。纪元后十年，王莽动员三十万大军，派遣十二员大将，分兵十二路，同时并出。可是还没有集结完成，匈奴汗国就大规模向中国沿边攻击，作摧毁性的破坏。于是王莽继续向后方征兵征粮，转运千里，战土老弱，或死或逃，田地荒芜，饥馑四起，官吏乘机暴虐，民变不可遏止。
　　新王朝覆亡之际，应该是匈奴汗国复兴的良机。可是天灾人祸使他们不但不能掌握这个良机，反而更形微弱。四十年代中，匈奴汗国一连几年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东方新兴的强敌乌桓部落又不断侵袭，匈奴势力范围萎缩至蒙古哈尔和林及以南地区，大批人畜死亡，国力大衰。更糟的是，到纪元四八年，南部八个大部落另行推举一位亲王当单于，也称呼韩邪二世单于。这位呼韩邪二世单于同样地归降中国，请求保护。于是匈奴汗国再度分裂为二，南匈奴汗国臣服中国，北匈奴汗国继续与中国对抗。
　　到了五十年代，北匈奴汗国进攻南匈奴汗国，南匈奴不能抵抗，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采取三项措施：一、把呼韩邪二世单于所属的八部人口牲畜，全部迁入长城，使他们在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一带屯垦。二、中国特设匈奴协防司令（护匈奴中郎将），与单于共同处理匈奴内政外交事务。三、另设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屯兵曼柏（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一则防止南北两匈奴复合，一则防止北匈奴向南匈奴攻击。北匈奴汗国当然不肯甘心，不断南下突袭，使中国北方沿边郡县，白天都得紧闭城门。
　　本世纪（一）六十年代之后，中国国力恢复，开始对北匈奴反攻。七三年，大将窦固出酒泉（甘肃酒泉）西进，直到天山，占领北匈奴汗国最肥沃的耕地之一伊吾卢（新疆哈密），留兵屯垦。另一位大将耿秉出张掖（甘肃张掖）北进，深入三百公里，直到三木楼山（蒙古工则克山），北匈奴坚壁清野，向后撤退，没有受到重大创伤。八五年，北匈奴汗国的七十三个小部落投奔南匈奴汗国。八七年，位于乌桓部落北方新茁壮起来的鲜卑部落（内蒙古西辽河上游），也向北匈奴侵略，北匈奴在迎战中大败，优留单于被杀，内部混乱，又有五十八个部落共二十八万人，进入长城，归顺南匈奴汗国。
　　中国乘北匈奴内外交困，及时的与南匈奴组织中甸联军，给予最沉重的一击。八九年，中国大将窦宪出朔方（内蒙古磴口），北疆边防司令（度辽将军）邓鸿出五原（内蒙古包头），南匈奴休兰尸逐侯囗单于出满夷谷（内蒙古固阳北），在涿邪山（蒙古戈壁阿尔泰山）会师，向北挺进，深入瀚海沙漠群一千五百公里，到稽落山（蒙古古尔班察汗山），终于捕捉到北匈奴主力。北匈奴主力在中国强大攻击下崩溃，北匈奴单于（历史上未记下他的名字）向西逃走，亲王以下一万三千人被杀，八十一个部落共二十余万人投降。窦宪就在燕然山（蒙古杭爱山）上，竖立石碑，纪念这次空前的胜利。
　　两年后（九一年），窦宪再派遣大将耿夔、任尚，出居延塞（内蒙额济纳旗），企图一举把北匈奴汗国消灭。耿夔统军急进，在金微山（蒙古阿尔泰山）下，把北匈奴单于包围，北匈奴再度崩溃。皇太后亲王以下五千余人，全部被俘。只北单于在混战中突围，向西逃走。
　　——这一次战役，对中国固然重要，但对西方世界更为重要。北匈奴汗国残余部落，在漠北不能立足，只得向西流亡。三百年之后四世纪时，终于侵入黑海北岸，引起推骨牌式的民族大迁移。原住在黑海北岸的西哥德部落，向西侵入多瑙河上游。原住在多瑙河上游的汪达尔部落，向西侵入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对这些排山倒海而来的野蛮民族，无法抵御，而终于沦亡。
　　北匈奴汗国西迁后，只剩下南匈奴汗国，永远成为中国的臣属。
　　——匈奴汗国（也就是南匈奴汗国），在形式上仍继续存在一百余年，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不再重要。二一六年时，它最后一位元首呼厨泉单于从当时的王庭平阳（山西临汾）去邺城（河北临漳）拜会当时中国的宰相曹操，曹操把他留下。下令将匈奴汗国分为五部，每部各设立一个都督，直属中国中央政府，单于名位撤销。这个煊赫一时，立国约四百三十年的庞大国度，终告灭亡。
五　班超再通西域
　　中国因为陷于改朝换代大混战，无力西顾。西域（新疆）遂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远离中国而去。莎车王国（新疆莎车）雄心勃勃，想乘此机会，用武力统一西域，不断向其他国家攻击。四五年，车师后国（新疆吉木萨尔）、鄯善（新疆若羌）、焉耆（新疆焉耆）等十八个王国，联合派遣王子到洛阳作为人质，请求中国派遣总督（都护）。可是中国在大混战之后，人口锐减，国力不足，而北方的匈奴汗国仍然雄峙，东汉政府不得不拒绝他们的请求，送请王子回国。各国听到消息，十分恐慌，向敦煌郡长（太守）建议；“中国不派遣总督，我们不能勉强。但是请许可王子们暂时在敦煌居住，表示中国并没有遗弃我们，总督随时可到，希望能阻吓莎车的侵略。”可是，到了明年（四六），王子们耐不住敦煌的寂寞，纷纷逃回本国。莎车王国这才发现中国不会派遣总督，大为高兴，侵略更加激烈，大败鄯善兵团，并击斩龟兹国王。鄯善王国再请求中国派遣总督，并警告说：“中国如不派遣总督，我们无法抵抗莎车，只有请求匈奴汗国保护。”东汉政府回答说：“中国实在没有力量相助，请贵国自行决定国策。”各国只好向匈奴臣服。
　　如此，经过了二十八年。
　　本世纪（一）七三年，中国对北匈奴开始攻击，大将窦固深入天山，在伊吾卢（新疆哈密）重设屯垦区，并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班超出使西域（新疆）。北匈奴的势力此时已根深蒂固，班超首先抵达鄯善王国，鄯善最初表示非常欢迎，可是不久即行冷淡，这现象使班超警觉到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的部属责备他：“不必神经过敏，难道一个国家一辈子都没有别的工作，而只陪伴中国使节？”班超说：“不然，智慧高的人能在危机未发生时，即观察到危机，何况危机已经发生。我判断一定是匈奴使节到达，鄯善王正在仿惶不定，不知道应该追随中国？或是继续追随匈奴？”于是诈问招待人员：“匈奴使节来了几天？住在何处？”招待人员吃惊说：“来了三天，住地距此十五公里。”班超召集他的全体部属——总共只三十六人，研究对策。大家说：“我们在危急关头，生死都听你安排。”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条路，我们乘夜攻击匈奴使节，把他们全部消灭，使鄯善王国得罪匈奴，必须依靠中国。”于是当晚奇袭匈奴帐幕，匈奴使节团一百三十余人，全都葬身火窟。鄯善王果然震骇，愿送王子作为人质，臣服中国。这时于阗王国（新疆和田）已代替莎车王国称霸，北匈奴汗国派有使节驻在那里。班超到达后，于阗王的接待并不热烈，而他的巫师跟匈奴使节勾结，表演天神附体说：“不可跟中国友好，中国使节有一匹黄马，把它杀掉祭我。”于阗命他的宰相向班超讨马，班超欣然应允，但要求巫师亲自把马牵走。巫师果然来了，班超把他斩首，又把宰相捆绑起来，打了数百鞭。于阗王大为惶恐，即杀掉北匈奴汗国使节，向中国归降。龟兹王国（新疆库车）跟北匈奴汗国最为亲密，依仗匈奴力量，攻杀疏勒王国（新疆喀什）的国王，另立龟兹籍大将兜题当国王。班超派他的部将田虑出使疏勒，兜题当然拒绝中国的友谊。于是田虑出奇制胜，把兜题劫持囚禁。班超也赶到疏勒，另立故王的侄儿榆勒当王。西域南道诸国，全部归顺。
　　明年（七四），中国大将窦固进攻车师，前王国（交河城·新疆吐鲁番）跟后王国（务涂谷·新疆吉木萨尔），先后投降。这时中国才正式派遣陈睦担任西域总督（都护），驻扎乌垒王国（新疆轮台东北）故总督府所在地。北匈奴汗国对中国一连串的成功，十分愤怒，明年（七五），它大举反攻，两次进击位于车师的中国屯垦区，都没有获得决定性胜利。但它的同盟焉耆王国（新疆焉耆）、尉犁王国（新疆博湖）和龟兹王国，却突袭总督府，把陈睦杀掉，中国驻在车师王国的屯垦兵团，不得不全部撤退。这时中国新皇帝刘囗即位，对西域的惨重挫败，感到沮丧，就改变政策。明年（七六），下令放弃西域（新疆），撤销总督，召还所有中国使节和所有协防军队。
　　驻在遥远的疏勒王国的班超，也在召还之列。他临走时，疏勒全国恐慌，大将黎囗说：“中国遗弃我们而去，我们必再沦为龟兹的奴隶。”竟行自杀。班超勉强走到于阗王国，国王以下痛哭失声，抱住马腿不放：“我们依靠中国，跟婴儿依靠父母一样，使节绝不可走。”于是班超决定抗命留下，再返疏勒王国。可是仅只数天工夫，疏勒边境已有两个城市投降龟兹。班超急行攻击，杀六百余人，才把两城收回。中国东汉政府允许班超留下，并于不久后把他擢升为西域（新疆）总督。
　　在班超领导下，各国陆续归眼。九四年，他征调各国军队，向北道发动总攻，生擒焉耆王和尉犁王，带到陈睦驻扎的乌垒王国总督府故地死难之处，斩首致祭。距陈睦之死，整整二十年。——另一位凶手龟兹王，很幸运的早已病死。
　　最后，纪元后九七年，班超派遣他的一位部将甘英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甘英是个懦夫，他向西进发，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即行折回。他说他曾经抵达一个大海边上，船夫告诉他：“遇到顺风，三个月可到。遇到逆风，可能要航行两年。旅客至少需要带三年粮食。而且茫茫大海之中，最使人思念故乡，很多人中途死亡。”
　　——有人说甘英所到的地方是波斯湾，但波斯湾即令有再大的顺风，三个月也到不了罗马。所以该地方可能是巴勒斯坦，果真如此，那就证明首英的报告不可靠。他到巴勒斯坦之时，正是基督教使徒圣保罗向罗马出发之时。巴勒斯坦和罗马之间，交通频繁。甘英不应该躲在旅馆里只听船夫一面之词，连码头都不去一下。否则码头上的繁荣忙碌，会证明往返便利。班超显然选错了人，如果是班超本人，或另一位部将田虑，说不定当时世界上东西两大帝国，从此直接接触。文化的交流，用不着再等漫长的一千七百年之后的十八世纪。
　　当中国把匈奴汗国终于征服，又在西域（新疆）恢复主权的时候，散居中国西部边界内外的羌民族各部落，于本世纪（一）中叶之后，却跟东汉政府之间，爆发战争。
　　羌民族与汉民族是两个血统和两种文化的民族。羌民族以游牧为主，跟匈奴民族非常接近，跟务农的汉民族在生活方式上格格不入。但羌民族比匈奴民族落后，分为千百以上的大小部落，散布在黄河上游和渭水上游。从来不知道互相团结，只知道互相仇杀，所以始终不能集结像匈奴那样”大的力量，更谈不到建立国家组织。
　　纪元前二世纪八十年代时，中国向西南夷开拓疆土，在白马国（甘肃西和）设立武都郡。又在匈奴汗国河西走廊故地上设立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郡。于是产生两种情况：一、中国势力像一把利刃一样插在匈奴汗国和羌民族之间，把他们隔开，使羌民族无法得到匈奴的援助。二、汉民族在政治军事保护之下，积极向西移殖，把羌民族逐出故地。除少数部落外，大多数部落先后西迁，迁到青海湖以西或以南地区。
　　纪元前一世纪初叶，羌民族中最大的部落之一先零部落从青海湖向东向北发展，进入中国边界，越过惶水。到三十年代，曾对中国作过大规模的突击，幸好当时的大将赵充国坚决反对高压，改用怀柔政策，在边界地带实行屯垦，战争才告平息。百余年以来，羌汉两民族相安无事。然而，与日俱增的官员们的贪暴，汉民族与羌民族纠纷中，官员因接受贿赂的缘故，总是对汉民族偏袒。羌民族愤怒的发现，除非把地方政府官员杀尽，他们将永不能平安。于是，抗暴行动不可避免。
　　本世纪（一）五十年代，第一次抗暴爆发，接连着一次又一次，一片血腥。重要战斗事件，有如下表：
　　羌民族对地方政府的攻击，是对暴政的一种武装反抗，这必须用实例来说明事实的内容，才能了解。七七年，安夷县（青海平安）一位低级官员，强夺一位漂亮的羌族女子，她的丈夫无处申诉，就杀掉那官员，携带妻子，出塞逃命。安夷县长大怒，他认为芜人大违法乱纪了，率领军队前往追捕，结果激起先民族各部落组织联合兵团抵抗。八七年，西羌总督（护羌校尉）张肝已接受迷吾部落的投降，大设筵席招待他们，却在酒中下毒，屠杀八百余人。这种官员的残酷行动，促起更大的反击。在经过不断的互相杀戮之后，双方终于发展成为一种不可理喻的仇恨。九二年，当时的西羌总督聂尚进行和解，允许烧当部落还居大小榆谷。酋长的老祖母亲自入塞向聂尚道谢，聂尚也亲自送她返回，在塞外设宴告别，十分隆重又派遣翻译官田汜等五人；护送她回部落。想不到烧当酋长竟把田汜等五人逮捕，剥皮裂尸之后，接着即攻击金城（甘肃永靖西北）。
　　不过，在本世纪（一），这些都限于小的冲突。每次战斗，羌民族方面不过数千人，东汉政府方面不过两万人。
七　东西方世界
　　九年（新王朝建立，下令土地国有，禁止奴隶买卖），罗马帝国大将未拉斯率军二万人，渡莱茵河北进。日耳曼部落酋长阿明留斯迎战，未拉斯大败，仅二百人生还。从此罗马北境以莱茵河为界，不能再扩张。
　　三○年（东汉王朝建立第六年），耶稣钉死十字架。
　　五四年（南匈奴汗国迁居西河美稷后四年），罗马皇帝革老丢被养子尼罗的母亲毒死，尼罗继位。
　　五七年（东汉王朝第一任皇帝刘秀逝世），日本派遣使臣到中国，中日两国交通自此开始。
　　六八年（班超通西域前五年），罗马大将贾尔柏自西班牙国军，攻陷罗马城，皇帝尼罗自杀，在位十五年（尼罗因焚烧罗马城和用诬陷的手段屠杀无辜的基督徒，而遗臭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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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第二世纪
　　中国历史一向是环绕着一个圆圈盘旋：一、旧王朝统治阶级腐败灭亡。二、军阀或变民集团乘机夺取政权，发生混战，杀人如麻。三、混战的最后胜利者建立新的王朝，组织新的政府，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四、经过一段安定或繁荣的时间。五、又回到第一：统治阶级腐败灭亡。——如此这般，像走马灯一样，循环不已。
　　本世纪的中国，正走上第一第二阶段。首先是外戚政治重现，接着招来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最后，东汉政府在一次农民大暴动后瓦解，大一统也瓦解，遍地战火。
一　西域的丧失
　　西域（新疆）重返中国版图，是英雄豪杰们千辛万苦换取来的。本世纪（二）第三年（一○二），总督（都护）班超退休，返回洛阳。东汉政府派遣一位看起来十分聪明的将领任尚接替，任尚向班超请益说：“我初次担当这么大的责任，深感难以负荷。您在塞外三十年，请赐指教。”班超回答说：“塞外的中国官员，差不多在国内都犯过错误，才出塞立功求赎，并不都是小心谨慎、孝子贤孙型那种人。至于外国人士，更各有各的企图。很难使他们顺眼，却很容易激起他们的反抗。你的性情，十分严正。俗话说：‘太清澈的水没有大鱼，太严格的要求失去团结。’我的意思是，凡事应该求其简单，对小过错多加宽恕，分层负责，你只总揽大纲，不挑剔小节。”
　　班超跟张骞一样，不仅是成功的冒险家，更是成功的政治家。但智慧低一级数的人，永远不能领悟高一级数人的见解，犹如一头牛永远不能领悟交响乐。班超走后，任尚讥讽说：“我以为班超有什么了不起源来是个平凡人物。”
　　只四年时间，任尚就激起西域（新疆）所有国家的叛变。任尚的总督府继班超之后，设在疏勒王国（新疆喀什）。一○六年，各国联合向疏勒进攻，任尚不能阻挡，急向国内求救。东汉政府把他召回，另行派遣一位将领段禧继任总督。但混乱的局势已不可收拾，段禧转战到龟兹王国（新疆库车），不能再进。龟兹王是支持段禧的，但龟兹人民叛离他们的国王，与温宿王国（新疆乌什）、姑墨王国（新疆阿克苏）组织联军，攻击段禧和龟兹王。段禧把他们击败，不过整个西域只剩下龟兹一座孤城，前瞻十分黯淡。勉强支持到明年（一○七），东汉政府只得再撤销西域总督，撤回所有残留的屯垦区。
　　一一九年，敦煌（甘肃敦煌）太守曹宗试探着派遣部将索班再进入伊吾卢（新疆哈密）屯垦，鄯善王国（新疆若羌）和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重又归附中国。不久，尚未向西移尽的北匈奴残余部落（新疆阿尔泰山南麓）跟车师后王国（新疆吉木萨尔）联合，攻陷伊吾卢，杀死索班。鄯善王国向中国求救，中国政府正困于日益严重的芜战，不能出兵。只派遣了班超的儿子班勇担任西域（新疆）参谋长（西域长史），进驻敦煌，遥作声援。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和车师后王国乘这个机会，企图进攻已成为中国本土的河西走廊。身为英雄之子的班勇，忍无可忍，率领六千人反击，生擒车师后王国国王，带到索班死难处斩首，把头传送到一千九百里外的首都洛阳，悬挂示众。然后征调各国军队，进攻北匈奴的残余部落，北匈奴大败，向北逃走，从此再没有出现。
　　然而，中国也没有再派总督，只继续派参谋长代理。班勇的后任，没有一个是适当的人选。这是统治阶级长期腐败后必然的现象，根已经溃烂，便很难长出好的果实。最后一任参谋长王敬，他大概很羡慕他的前辈们的威风。纪元一五二年，他击斩于阗（新疆和田）国王。于阗人民反攻，把王敬杀掉。这时，中国正陷于内争，不能再派出使节，西域（新疆）遂再一次的跟中国脱离。但经济文化的交往，在已经建立了数百年的基础上，并没有中止。
二　羌战的扩大与惨烈
　　羌民族对东汉政府的抗暴行动，进入本世纪（二）后，东汉政府除了继续采取高压政策外，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使政治清明，这自然办不到。于是羌战从小的冲突，逐渐扩大为大规模的战争。而且向中国本部心脏地区蔓延，直抵首都洛阳近郊。
　　我们将扩大后的重要羌战，摘要列为下表：
　　由上表可看出羌战的扩大情形，不但向东方中国本部推进一千余公里，而且每次战役，死亡人数都达数万之多，可推测参加战斗的兵力，当数倍或数十倍于此。羌民族已由消极的挣脱贪官，反抗暴政，进而发展到对汉民族全体仇视。不过，虽然如此，那个时代并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观念，本质上仍是单纯的官逼民反。因为政府官员贪残凶暴的对象，一视同仁，并不分什么羌民族汉民族。如一一五年，先零部落攻入益州（四川），东汉政府的大将尹就率军围剿，对汉民族同样奸淫烧杀，以致民间有两句可哀的口号：“强盗来了还可活，尹就来了定杀我。”尹就只不过一次小小的军事行动，根本没有发生战斗，给人民的伤害已如此惨烈，其他较大战役下的人民遭遇，使我们不忍想象。战争所到的地方，手无寸铁的善良农民或牧人和他们的家禽，同遭屠杀。整个西部中国，千里一片荒凉，白骨遍野，看不到煮饭的炊烟。幸而残存的人民，无论是羌是汉，饥饿使他们堕入吃人惨境。宰相邓囗甚至主张放弃纪元前二世纪死人千万，从匈奴汗国手中夺到的凉州（河西走廊），可看出当时官员的颟顸和情势的严重。
　　连绵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巨大民变，因羌民族人口太少，惨重的伤亡使他们无以为继，有些部落几乎灭绝。到了一六九年，终于在东汉政府高压手段下屈服。高压政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太大，包括撬开了东汉王朝覆亡的墓门。
　　　 三　外戚政治的重演
& & 　羌战扩大声中，外戚政治再度在东汉中央政府形成。
　　外戚政治于纪元前一世纪，曾导使西汉王朝灭亡。刘秀建立东汉王朝，宣称西汉王朝的中兴，但他却没有能力采取有效行动以防止外戚政治的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外戚政治的断桥上。
　　东汉王朝执政人物可分别为三种：外戚、士大夫、宦官。外戚是古老力量，士大夫和宦官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东汉王朝全部宫廷政治史。”我们用下表说明他们在斗争中的关系位置（皇帝下加上者，表示他并非前任皇帝的儿子，因前任皇帝没有儿子或其他缘故，由旁支坐上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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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王朝皇族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即皇帝的年龄都很小。除了开国皇帝刘秀跟他的儿子刘庄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只不过十八岁，最小的还抱在怀里喂奶，这个现象使外戚政治的重演，不能避免。皇帝既然幼小，当母亲的皇太后自然成为权力中心。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皇后很少跟别的男人接触，仓促间掌握全国最高的权力，必须面临着她十分陌生的政治行动，作最后决定，她的能力和心理状态，都无法适应。犹如赤身露体忽然被抛到街上一样，她恐慌而孤单，唯一可靠人物不是朝中大臣，因为她根本不认识他们，而是她平日可以常常见到的家属，她没有选择，只有这些人她才相信能够帮助她解决问题。
　　从上世纪（一）末叶，年仅十岁的第四任皇帝刘肇即位时，他的嫡母窦太后就依靠她的兄长窦宪。进入本世纪（二），一连串的娃娃皇帝出现，更加强这种趋向。第五任皇帝刘隆登极时只三个月，他的嫡母邓太后依靠她的兄长邓囗。第六任皇帝刘枯登极时只十三岁，他的伯母邓太后继续依靠她的兄长邓囗。每一外戚，都是如此在政府中冒出来。
　　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力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以造成非实行外戚政治不可的形势。继承人如果已经成年，皇太后就无法掌握他，外戚就会失去魔杖，所以没有一个外戚不坚持拥立幼儿。第六任皇帝刘祐死后，他的妻子阎皇后升为皇太后，她跟她的兄长阎显决定摒除刘祐的亲生儿子刘保，而立刘祐的堂弟刘懿。这是一桩骇人听闻的反常措施，皇位不传亲子而传堂弟。但一看年龄便可恍然大悟。刘保那年已十一岁，而刘懿才八个月，掌握八个月的婴儿当然比掌握十一岁的少年，时间要久的多。
　　外戚中当权时间最长，声势最煊赫的，一是以邓太后和她的兄长邓囗为首的邓姓戚族；一是以梁太后和她兄长梁商为首的梁姓戚族。邓姓戚族当权三十年，封侯爵的二十九人，当宰相的二人，当大元帅的十三人，当部长级高级官员（中二千石）的十四人；将领二十二人，州长（刺史）郡长（太守）四十八人，中下级官员不计其数。梁姓戚族声势也很大，当权也三十年，封侯爵的七人，当皇后的二人，当嫔妃的二人，当大元帅的二人，妻子女儿被封为“郡君”（女性王爵）、“县君”（女性侯爵）的七人，娶公主的三人，将领五十七人。两大戚族的朋友、部属，和趋炎附势的苍蝇政客，共同组织一个当权集团，迄立在政府之中，盘根错节，不可动摇。
　　可是，外戚们大多数不知道珍惜权力，而只知道滥用权力。只知道贪污暴虐，一味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梁姓戚族比邓姓戚族更堕落，尤以梁冀这个恶棍集凶恶愚顽之大成。这当然引起外戚集团以外新兴阶层士大夫们的抨击，不过士大夫显然居于劣势，因为魔杖握在外戚手中。失败的士大夫最好的下场是被免职，但大多数都被砍头或自杀。最传奇的是杜根，他要求邓太后把政权归还皇帝，邓太后下令把他装到布袋里，就在金銮殿上当场扑杀。想不到杜根跟纪元前三世纪的范睢一样，有最好的运气，在被拖到荒野丢弃时，悠悠苏醒。但他仍假装死亡，僵卧在那里三天，眼中都生出虫蛆，然后才逃到深山中一家酒店当伙计，十五年之后，邓姓戚族失败，才敢出面。
　　不但士大夫在斗争中会失败，纵令皇帝自己，如果他想收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大权，他也同样面临危机。第十任皇帝刘缵，他九岁时，受不了梁冀的傲慢态度，说了一句“跋扈将军”（跋扈，蛮横之意，大概是二世纪时流行的口语，否则一个孩子不会脱口而出），梁冀立刻就把他毒死。
　　政权、军权全部控制在手，外戚似乎立于永远不败之地。
四　土大夫及门第的形成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印度的刹帝利，某一方面类似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事实上，士大夫即知识分子，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之后的漫长时代中，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之为“读书人”，当然读的是儒书。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的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土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
　　纪元前十二世纪的周王朝中，“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纪元前一世纪，西汉王朝为了增加政府的新血液，仿效战国时代“招贤”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上世纪（一）时，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人数，愈是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为一种力量。
　　在这种情形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的人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突破性的声誉，那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使一、二世纪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
　　我们可把它归纳为下列五类：
　　一　长时期为父母服丧　孔丘和孟轲坚决主张的三年之丧，自纪元前二世纪儒家学派独霸政权之后，即用政府力量推行。上世纪（一）初叶，新王朝更硬性规定，中级以上政府官员，必须服三年之丧。这个已经被遗忘了的古老僵尸，遂在强大的政治力量下复活。但是，当大家都服三年之丧时，三年之丧便没有什么稀奇了。于是有人加倍的服六年之丧；有人幼年时老爹就翘了辫子，已经服了三年之丧，等长大成人想当官时，硬要再服第二次三年之丧。更有人索性服二十年之丧。跟服丧相连的，有人简直哭出血来，有人还真的拒绝吃饭，骨瘦如柴。
　　二　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　财产和官爵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儒家知识分子追求的尤其猛烈，所以在这上面也最容易作出了惊人之举。如分家析产时，弟兄们都坚持要最少的一份。父亲留下来的爵位，本应是嫡子继承的，嫡子却逃入深山，而把它让给其他庶子兄弟。更有若干知名度很高的知识分子，对政府征召他们做官的命令，拒不接受。这种人被美称为“征君”——被皇帝征召而拒绝征召的君子，表示他们情操清高，有异于流俗。
　　三　尚侠尚义　儒家学派把人类所有行为性质，一分为二，一是义的行为，一是利的行为。士大夫的行为，当然应该只考虑“义”，不考虑“利”。这方面最多的表现是，宁愿牺牲自己，而去为朋友报仇。有些人甚至甘冒被杀的危险，去为被处死刑的朋友收尸，或为已死的朋友送葬千里。
　　四　廉洁　官员的贪污残暴，是古中国社会最普遍的蛀害和罪恶。两世纪中，士大夫在这上作尖锐的矫正，他们互相勉励，以不取非份之财为最大光荣。即令是不违法之财，也不收取，有人曾把朋友送给亡父的奠仪退回，但对于救急解困，却毫不吝啬。
　　五　对恩主绝对效忠　政府高级官员的僚属，大多数由高级官员自行聘任。一个知识分子一旦被聘任，即踏上光明灿烂的仕途。像宰相所聘任的僚属（三府椽），有的只几个月便出任州长（刺史），不数年就擢升为中央级部长。这是知识分子前途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在被推荐为“茂才”、“孝廉”后，还必须再突破被聘任这一关，否则仍只是在野之身，飞黄腾达不起来。士大夫对于聘任他的恩主，跟日本武士、欧洲骑士对他们的恩主情形一样，不但要为恩主冒险犯难，还要为恩主牺牲性命。至于为恩主服三年之丧，更平淡无奇。
　　上述五类行为，并不是每一个士大夫都做得到，但他们都竞争着或真或假的去做，并且往往做的有声有色。当然有它的流弊，最普通的是有些人把道德行为当作欺诈手段。像服二十年之丧的赵宣，按儒家规定，在服丧期间绝不许跟妻子同寝，可是他在二十年之中，却生了五个孩子。又像以廉洁出名的范丹，去探望害病的姐姐，姐姐留他吃饭，他竟然坚持要付饭钱。但即令这种流弊，对社会也没有什么大的害处。
　　士大夫不久就自觉必须维护自己百般经营才得到的既得利益，于是，推荐和聘任的范围，遂逐渐缩小。最初选择对象时，还注重声誉，一个与各方面都没有关系的平民，只要有被称赞的道德行为，就有被推荐被聘任的可能性。后来情形发生变化，必须是士大夫家庭的一员（子弟），这个可能性才存在。一种坚强的门第观念，因之产生。社会的纵剖面呈现无数直线行业，木匠的儿子继续当木匠；农夫的儿子继续当农夫；士大夫的儿子继续当士大夫，也就是说，做官的儿子继续做官，这就是门第。一个士大夫的门第，以其家族中做官人数的多寡和官位的大小，作为高低的标准。像杨震，四代中出了三个宰相（四世三公）。像袁绍，四代中出了五个宰相（四世五公）。这种门第，受到社会普遍的羡慕和崇敬。
　　——注意“门第”这件事，它强固的维持士大夫阶层干不坠，直到二十世纪初期，都在中国历史上发生普遍的影响。
　　本世纪（二）中叶后，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所以积极支持国立大学的扩充。五十年代时，大学生已多到三万余人。这些准士大夫们——未来的官员，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的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
　　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外戚、宦官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士大夫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再加上外戚、宦官也确实做出太多的罪恶，士大夫遂注定的要跟外戚、宦官，发生冲突。
五　宦官制度
　　宦官，是中国文化体系中最可耻的产物之一。
　　宦官发生于农业社会多妻制度。纪元前十二世纪时，农业而多妻的周部落，从西方渭水流域向东发展，灭掉商王朝。遂把这一兽性的残酷制度，带入中国，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延续了三千年，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帝王制度的消灭才消灭。
　　一个男人拥有数目庞大的妻子群之后，为了防止她们向别的男人红杏出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像囚犯一样，关闭在戒备森严的庭院（皇宫）之中，与世界隔绝。问题是皇宫工作并不能全部都由女人担任，像到市场采购之类，便是一桩困扰。如果仍由女人担任，她们势必仍要跟男人接触。如果由男人担任，他们也势必深入皇宫。这一些对作丈夫的而言，都使他不能安心。于是周部落姬姓酋长们想出一种残忍的办法，那就是，把男人的生殖器阉割，以供差遣，称之为宦官（宦人·寺人），成为多妻制度下女人和男人间最理想的媒介，几乎每一个贵族家庭都有需要，而皇宫中需要的数量当然更多。若干皇帝的姬妾，有时达四万余人，以平均一个人服侍十个人计算，可以推测到，至少保持有四千个宦官名额。
　　——宦官非常普遍，任何有钱人家，都可以购买。一直到十世纪，宋王朝政府下令禁止民间蓄养阉奴，宦官才为皇帝所专有。
　　世界上很少有男人高兴阉割自己，所以宦官的来源只有两种，一是金钱诱惑，一是强迫。即令是金钱诱惑，因为宫廷不接受成年宦官，孩子们又怎么懂得为钱舍身？而收买孩子父母，对孩子来说，仍是强迫。但再穷苦的父母都不会忍心孩子被阉割，所谓收买，也不过表面上伪装。所以事实上只有一个来源，即来自哀哀无告的贫苦人家。这是中国人历时最久的一种悲惨遭遇。诗人顾况曾有一首《孩子》的诗，描写宦官的诞生：
　　孩子啊，你生在穷乡
　　官员挺住你，把你残伤
　　为了进贡给皇帝，为了获得满屋金银
　　为了要下狠心，把孩子戴上刑具，当作猪羊
　　上天啊，你慈悲何在，使孩子遭此毒手
　　神明啊，你公正何在，使官员享福受赏
　　爸爸送别孩子：
　　“儿啊，我后悔生下你
　　当你初生时
　　人们都劝我不要抚养
　　我不忍心
　　果然你遭到此悲苦下场……”
　　孩子告别爸爸：
　　“心已粉碎，流下血泪两行
　　爸爸啊，从此远隔天壤
　　直到死于黄泉
　　再见不到爹娘……”
　　——顾况是八世纪时诗人，我们把这首诗提前在本世纪（二）介绍，以帮助我们对宦官的了解。尤其当我们年幼的孩子在身旁蹦蹦跳跳的时候，想到只不过因我们贫穷，政府官员就把孩子捉去阉割，我们会失声痛哭。
　　孩子们被阉割后，即被送入宫廷，永远与父母家乡隔离。跟宫女的命运一样，同是投进狼群的羔羊，无依无靠，无亲无友，随时会被杀死、虐死。折磨死。但宦官比宫女更悲惨，宫女于二十年或三十年之后，或许还有被释放出宫的希望，宦官则永远不能，而是终身奴隶。中国宫廷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宫廷之一，其中有它特有的行为标准和运转法则。孩子们必须含垢忍辱，用谄媚和机警，以及不可缺少的好运，才能保卫自己。最幸运的，入宫后被大宦官收为养子，在养父培植下，逐渐接近皇帝。皇帝是权力魔杖，触及——最好是能掌握权力魔杖，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然而大多数孩子都在魔窟中悲惨死去，犹如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监狱中悲惨死去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得到下列数项结论：一、宦官是自卑的，因为他们没有生育能力。二、宦官没有高深知识，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受高深教育。三、宦官多少都怀着对常人的仇恨和报复心理，因为他们曾因贫苦而被阉割。四、宦官缺少远见和伟大的抱负，因为宫廷生活极度狭窄和现实。五、宦官缺少节操，因为宫廷轻视节操，有节操的人在宫廷中不能生存。
　　所以，当宦官一旦掌握大权之后，我们就不能希望他们比外戚和士大夫更高明，那超过他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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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
　　皇帝跟外戚斗争，必须获得外力支持。没有外力支持的皇帝，脆弱的程度跟普通人没有分别。东汉政府第十任皇帝刘缵被外戚毒死，就是一个说明。皇帝想得到外力支持，有两种方法，一是跟士大夫结合，一是跟宦官结合。但跟士大夫结合可能很少，因为皇帝与他们平常太过疏远，而且也不知道谁是攀附外戚的走狗。唯一的一条路只有依靠宦官，别无其他选择。
　　最先向外戚发动攻击的是上世纪（一）第四任皇帝刘肇。他与宦官郑众结合，逼迫外戚窦宪自杀。接着是本世纪（二）第六任皇帝刘枯，跟宦官李闰、江京结合，逼迫继窦宪而起的外戚邓囗自杀。第七任皇帝刘懿逝世时，宦官孙程、王康、王国，发动宫廷政变，迎立第六任皇帝刘祐的儿子刘保登极。
　　——这是一个使人感慨的单调场景，第一批新贵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地杀掉。第二批新贵也靠女人的关系煊赫上台，昂首阔步，不可一世，不久也全被拖到刑场，像杀猪一样的也都杀掉。以后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我们相信外戚中也有非常聪明的才智之士，如窦宪、邓囗，不可能毫无警觉。但权力的迷惑太大，使他们自以为可以控制局势。
　　五十年代后，情势更趋严重。外戚梁冀当权，十一任皇帝刘志，继被毒死的十任皇帝刘缵之后，对梁冀侧目而视。刘志跟五个宦官密谋采取行动，他知道面临最大危险，生命和前途完全握在与谋的宦官之手。在密谋大计时，刘志曾把一位名单超的宦官，咬臂出血，作为盟誓。他跟宦官已摆脱了君臣名分，成为黑社会的弟兄。所以在杀掉梁冀并把梁姓戚族全体屠杀了之后，刘志把参与密谋的五个宦官，一齐封为一等侯爵（县侯），又封另外八个宦官为二等侯爵（乡侯）。
　　从此，宦官以正式政府官员身份出现，仗着眼刘志咬臂之盟，他们的家族和亲友，也纷纷出任地方政府首长。这些新贵的出身跟宦官相同，行为也相同，几乎除了贪污和弄权外，什么都不知道，比外戚当权所表现的，还要恶劣。这使本来专门抨击外戚的士大夫阶层，受到更重大的伤害，他们愤怒地转回头来跟外戚联合，把目标指向宦官。并且不像过去那样，仅只在皇帝面前告状而已。士大夫外戚联合阵线，利用所能利用的政府权力，对宦官采取流血对抗。宦官自然予以同等强烈的反应，中国遂开始了第一次宦官时代。从一五九年十三个宦官封侯，到一八九年宦官全体被杀，共三十一年。我们把这三十一年中双方的重要斗争，列出一表：
　　宦官跟士大夫间的斗争，血腥而惨烈。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上表所列宦官罪恶的资料，全都是士大夫的一面之词，而凡一面之词，都不一定可信。即令可信，宦官的确罪恶很重，但仍没有士大夫的罪恶一半重，因为士大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而又一向自称以“仁政”、“道德”为最高的政治理想。经士大夫宣传，我们所知的，宦官的滥杀只有三件，一六○年杀赵岐全家，一六六年射杀民女，一七九年杀人悬尸。士大夫却残忍得多，一六○年，连宦官的宾客都杀。一六六年，连宦官的朋友也都杀，更杀宦官的母亲。而且很多次都在政府大赦令颁布后再杀，而且以对宦官苦刑拷打为荣——否则的话不会自己洋洋得意记录下来。像京畿总卫戍司令（司隶校尉）阳球，他在审讯王甫、王苗宦官父子时，亲自指挥拷打，王萌向他哀求：“我们到这种地步，自知非死不可。但求你垂念先后同事之情（王萌也当过京畿总卫戍司令），怜恤我父亲年老，教他少受痛苦。”阳球说：“你们父子罪大恶极，死有余辜，妄攀同僚交情，有什么用？”王萌气愤地说：“你从当小官的时候，出入我家，像奴隶一样侍奉我们父子。今天乘人之危，落井下石，上天不会容你。”这一下揭了阳球的疮疤，他羞怒交集，用泥土塞住王萌的口，父子二人被活生生地拷打到死。注意阳球，他娶的是宦官家的女儿，靠着拍宦官的马屁而逐步升迁，但他本质仍是士大夫。这里有一个易起误会的现象，必须澄清。可能有人说士大夫只对宦官才如此凶暴，其实士大夫对平民也是一样。像前所举的那位守丧二十年，生了五个孩子的赵宣，他并没有犯法，但宰相陈蕃却把他杀掉。北海（山东昌乐）国相（封国行政首长）孔融，他竟把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墓前哭声不悲的人处斩。
　　士大夫跟宦官斗争中，宦官获胜的机会较多，因为魔杖就在他们身旁。十二任皇帝刘宏比他的前任刘志更依靠宦官，他曾指着两名恶名昭彰的宦官说：“张让是我父，赵忠是我母。”不过宦官力量的基础并不稳固，它全部寄托在皇帝的喜怒上，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像阳球杀王甫父子，只要上奏章弹劾一下，皇帝答应审讯，就可达到目的。由此可看出宦官的权力，实在不足以使人惊慌失措。士大夫阶层如果稍为讲究一下方法，矫正宦官政治的弊端，比矫正外戚政治的弊端，要容易得多。可是士大夫领袖人物李膺、张俭、范滂之辈，使用的却是一种不由分说的反宦官的狂热，以致引起一六六年宦官对知识分子的大迫害和为期十八年之久的党锢（褫夺公权并禁离故乡），促使整个局势糜烂。
　　双方最后一次决斗发生于一八九年，士大夫领袖之一的禁卫军官袁绍跟外戚领袖大将军何进结合，密谋铲除宦官，何进的妹妹何太后坚不同意。于是，天下最愚蠢的阴谋诡计发生了，袁绍建议：密令驻屯在河东（山西夏县）的大将董卓，统军向洛阳进逼，扬言要肃清君侧——讨伐宦官，用以胁迫何太后。另一位禁卫军官曹操反对，他说：“对付宦官，一个法官就行了。却如此转弯抹角，诱导叛变，恐怕能发不能收，天下从此大乱。”他的明智见解阻挡不住浆糊脑筋，蠢谋开始执行。宦官得到消息。把何进诱进皇宫砍头。袁绍遂率领禁卫军纵火焚烧宫门，攻入皇宫，对宦官作绝种性的屠杀，无论老幼，无论平常行为如何，同死刀下，有些倒霉的年纪较长的洛阳市民，因为没有留胡须的缘故，被误会是宦官，也遭到灾祸。当袁绍攻入皇宫时，宦官张让挟持着新即位的十三任皇帝刘辩，突围向北逃走，逃到黄河南岸小平津渡口，洛阳追兵赶到，张让投黄河自尽。
　　中国第一次宦官时代，到此结束。宦官彻底失败，但士大夫的胜利却是悲惨的，董卓的刀子已架到他们的脖子上。
　　——据说只有一位宦官，对中国文化有重大贡献，本世纪（二）○○年代，宦官蔡伦发明纸张。从前写字著书，需要用刀刻到竹片上，或写到绸缎布帛上。竹片太重，绸缎太贵。蔡伦改用树皮做原料，制成纸张后，于一○五年奏报给皇帝刘肇，这是中国最早的纸张。到本世纪（二）末叶，造纸术有长足进步，已有精致的“左伯纸”出现。
七　佛教·道教·黄巾
　　现在，我们叙述第一次宦官时代中所爆发的黄巾民变。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