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中华传世家训经典我们值得学习什么

试论传世家训的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
<meta name="description" content="试论传世家训的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    ■杨越岷  前几年,开始注重修身养性的实践,并搜罗和阅读了一些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家训以及名人家教和家书类的书籍。家训如《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朱子家训》(明末清初,朱柏庐)、《了凡四训》和《训儿俗说》(明代,袁了凡)等等;家书如《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另外,如《庭帏杂录》(明代,袁氏兄弟)、《菜根谭》(明代,洪应明)和《传家宝》(清代,石成金)等一些涉及到家教、修身的故事以及格言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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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传世家训的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
——以袁了凡及其嘉善袁氏家族家风和家训为例
发表时间:<font color="#ff.8.24 文章来源:本报讯 浏览次数: &&
    ■杨越岷  前几年,开始注重修身养性的实践,并搜罗和阅读了一些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家训以及名人家教和家书类的书籍。家训如《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朱子家训》(明末清初,朱柏庐)、《了凡四训》和《训儿俗说》(明代,袁了凡)等等;家书如《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另外,如《庭帏杂录》(明代,袁氏兄弟)、《菜根谭》(明代,洪应明)和《传家宝》(清代,石成金)等一些涉及到家教、修身的故事以及格言的书籍。  而这些传世于后的东西,由于其写作和刊播的时代不一、文本的体裁(体例)各异、作者的身份和人生经历的差异、作者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的价值观不尽相同,所以它们对当时的社会以及后世的影响力也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如何来衡量某一篇家训(包括一部书)的质量(其思想性),也就是其历史意义和社会影响力呢?  窃以为,应该根据其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这几个方面来分析与研判。本文试图以袁了凡及其嘉善袁氏家风和家训为例,对名人家教和家训著作的思想性特点,作一番分析和探讨,从而使传统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本土资源,得以更好、更广泛的开发和利用,为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和开展的文明创建活动,特别是对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人生理想教育,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袁氏家风和流传于今的几部家训著作  中国家训著作的撰写与传播历史源远流长,其历史可追溯至周公的《诫伯禽书》(约公元前1100年),以后各个历史时期有关的著作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然而能够流传于后世,并得以广泛传播的却少而又少。而能够披沙拣金,得以数代传播的家训著作,除了其思想性外,还有其他许多因素,比如,其作者是否著名,内容是否实在,道理是否明白透彻,体裁是否符合大众胃口,行文是否通俗易懂,另外,还要看其是否有独到之处,等等。  如《颜氏家训》在中国家训著作中,以内容最完整而著称。它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子弟,讲如何修身、治家、处世、为学等,其中不少见解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如“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之类朴实的家庭伦理观,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子家训》也是中国家训著述的佳作,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如说家常,娓娓道来,其歌诀不但琅琅上口,而且富于哲理性,所以能够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而得以传世的,更多的是名人家训,如前面提到的《郑板桥家书》《曾国藩家书》和《傅雷家书》,这些属于名人类家训。  嘉善历史上的袁了凡及其家族,他们的几部家训著作,如袁颢的《袁氏家训》、袁了凡的《训儿俗说》《了凡四训》和袁氏五弟兄合著的《庭帏杂录》,也颇有名气。其中袁了凡的几部,更是在坊间流传了几百年且长盛不衰,甚至风靡于东南亚地区,成为近现代颇为抢手的家训著作。  袁氏的著述,能够在汗牛充栋的古代家训著作中脱颖而出,应该算得上是出类拔萃之作了。其成功原因呢,除了作者坚持上面提及的家训著作的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等基本的特点外,还糅合了祖上流传下来的几部家训著作的的精髓,并有所发展、有所创新,从而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  在历史上,嘉善不乏名门望族,这是一个注重文明礼仪、讲究家教与门风的地方。自元明始,袁了凡家族世居于此。袁氏嘉善始祖由河南洛阳迁居陶庄净池(当时,嘉善尚未建县),后迁往魏塘东亭桥浒,晚年迁居吴江赵田村。但尚有袁家氏族后裔,在陶庄附近村落耕读传家,至今已有五六百年矣。  柳亚子先生在《自传·五十七年》中,曾提到了居住在分湖南岸的袁氏父子及其家族。他说,“齐河浜的周芷畦家,陶西的袁顺(号杞山),池亭的叶氏,大胜村的柳氏等等”都是分湖流域有名望的书香世家。  数百年来,陶庄袁氏家学渊源,书屋延香,代不乏人,而“家教”和“家训”则是袁氏家族及其成员(后代裔孙)恪守的行为准则,严格的家规也是构成氏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据有关史料记载,袁了凡家族流传于今的家训著作有好几部。其中最初的是,袁了凡的曾祖父袁颢撰写的《袁氏家训》,家训中提倡和强调了救世助人、修身积德、积善行善、谦虚修德等规范训诫。  其后,他的祖父、父亲秉承了上代人的做法,也各自都有家训和治家格言流传后世。到了袁了凡这一代,可以说嘉善袁氏家族的中兴时期,家族文化再度发扬光大,就家训类著述而言,其数量和质量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境地。  袁了凡本人撰写了《了凡四训》《训儿俗说》两部家训著作,其中《了凡家训》(也叫《了凡四训》)是他的传世名作。全书由4篇文章组成,凡1.16万多字。其中《立命之学》是他69岁晚年之作,《改过之法》和《积善之方》是他早年《祈嗣真诠》中的两篇,《谦德之效》是以前的《谦虚利中》篇。  这是一部自明清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家训著作。它的传播范围和渗透力甚至于超过了《朱伯庐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朱子家训》采用了朗朗上口的歌诀形式,宣扬的是循规蹈矩的儒家思想,有一点说教的味道。  而袁了凡则在家训中,把自己读书和做人的心得,以及甜酸苦辣的仕途经历总结出来,以自己的遭遇、自己的实践、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其儿孙一个真理,那就是“与天命抗争,与命运挑战”,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在一切“听天由命”的封建社会,是很了不起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明代的《庭帏杂录》。这是一部由袁了凡(原名:袁表)与同父异母的袁衷、袁襄、袁裳、袁衮五弟兄合作的、讲述家教和家训的专著,而在以往,一般家训(包括有关家教的书稿),总是由长辈们亲自执笔撰写,尔后再誊抄或刊刻,以贻厥子孙,恩泽后辈。而《庭帏杂录》这部讲述家教与家训的专著,却是由了凡先生与其他四位兄弟的共同回忆,每个人各自根据父亲袁参坡、母亲李氏,平时对他们的训示的内容写成的。  曾有学者将此称为,在中国家训(著述)三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篇形式独特、别开生面的家训”。它从子女(后辈)的角度,以“换位思考”的方式,去理解、去体味父母亲用心良苦的教育,因而更具有渗透性和说服力。它真切地记录了伟大的母爱,真实地描摹了嘉善袁氏家族的家德家风,这是一种和风细雨式的文化浸润,这是一种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它的影响力是任何空洞的说教、严苛的家教不能达到的。  学者陈延斌说:“袁、李夫妇对儿子的教诲,不是板着面孔说教,而是循循善诱,教勉结合,谈修身、论学问亲切朴实,教育子弟、指导做人时重言传更重身教。”(参见《与李氏的以身立教》,作者:陈延斌)。尤其是李氏对孩子的以身立教更是感人至深,她给我们今天的家庭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  袁氏及其了凡家训著作的精髓与特色  众所周知,一部好的家训,或家教类著述,首先应该是能够超越时空(是指任何朝代和时期),具有普适意义(是指人们共同追求的,具有共性的,比如观念、制度和规律性的东西);其次应该是对当时和后世均有积极指导意义,也就是说,是宣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弘扬积极向上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规范的东西。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社会阅历非常丰富的智者,袁了凡的两本家训著作均采用了“现身说法”的形式,从而凸现了著述的权威性和实践性。所谓家训著作,其实就是他老人家成功经验的总结,所以袁了凡的家训,能够激起广大受众极大的阅读兴趣,从而扩大了家训著作的影响力。这些,就是嘉善袁氏家风和了凡家训著作的精髓,或者说独到之处。  嘉善袁氏及其了凡的家训著作,除了都具有权威性、实践性和普适性等基本的特点外,还有两个比较鲜明的特色,或者说亮点。一是突出了袁氏家族数百年传承的“以善为本”的优良家风;二是突出了袁氏家族及其袁了凡身体力行坚持的道德实践。  其一,突出了袁氏家族数百年传承的“以善为本”的优良家风。袁了凡家族形成的良好家风,除了有家规、家训的熏陶和浸润,更有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前辈树立的榜样。比如袁了凡的母亲,就是一位善于身教言传的好老师。对于这位伟大的母亲,《庭帏杂录》有详细记载。  比如,她宽厚仁爱,以孝育儿,以高尚的人格给非亲生儿子更多的母爱和关怀,培养孩子们孝悌忠信、礼敬待人的品质;不彰人过,宽待婢仆,以仁慈之心培养孩子待人宽厚的品质。比如,她节俭持家,以乐善好施的行为培养孩子体恤贫穷的美德;察恶于微,随缘布施,从小时、小事入手塑造孩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做人处世的良好品质。又比如,她化解世仇,体恤亲邻、不给儿孙积祸,仁义待人;不破人婚,体恤新娘,积德于子孙。  是她的几个儿子将她与其丈夫平日的教诲,尤其是她本人以身立范、立教的事实记录下来,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位平凡的女性、伟大的母亲的人格及其对子女们“身教重于言教”的家训实践。  袁了凡在戒子文中,提到了另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她就是了凡先生的夫人、袁俨的母亲。作为家庭主妇,她虽然是个“睁眼瞎”(嘉善土话,是“文盲”的意思),但其人非常贤惠,经常与袁了凡一起行善布施,并且依照“功过格”记下所做的功德,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不会写字,便用鹅毛管沾上印泥,在历书上做记号。有时袁了凡公务较忙,当天所做功德较少,她就皱眉头,希望丈夫能多做些善事。  有一次,她为儿子袁俨裁制冬天的袍子,想买棉絮做内里。袁了凡问:“家里有丝绵又轻又暖和,为什么还要买棉絮呢?”了凡夫人答:“丝绵比较贵,棉絮便宜,我想将家里的丝绵拿去换棉絮,这样可以多裁几件棉袄,赠送给贫寒的人家过冬!”其殷殷之情,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嘉善袁氏家族良好的家风,对子孙后代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袁了凡及其家族数代人坚持“上思报国之恩,远思扬祖宗之德”;“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思想理念,所以不但使嘉善陶庄袁氏家族保持了“报国爱民”“一门清廉”的良好家风,而且对当地形成修身律己、崇德向善、礼让宽容的道德风尚,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袁了凡的儿子袁俨,字嘉思,号素水。天启五年(1625)进士。少承家学,博览群书。初令高安县(另一说为高要县)。七年丁卯(1627)夏秋,高安大水,袁俨奔走救灾,竟呕血卒于官。归亲时,橐箧萧然。“士民市唁,巷哭如丧所生。”从上述事例,可以看出:父子两代清官,绝非是偶然的,而是在良好的家风熏陶下,产生的必然结果。  其二,是突出了袁氏家族及其袁了凡身体力行坚持的道德实践。说到袁氏家族数代人孜孜以求的道德实践,还得再次提及了凡先生所敬重的母亲,应该说李氏的身教言传,对于了凡先生的人格塑造以及善学思想形成,均有很大的影响,也包括他一生坚持的道德实践。有这样的一位伟大母亲,才培养出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儿子。  应该说,袁了凡的人生是十分完美的。他在明代历史上,称得上是一位真君子、一位伟丈夫。下面,我们不妨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个方面来加以说明。大家知道,在封建社会“修、齐、治、平”,是读书人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东西是可望而不可即的。而袁了凡却认认真真地干了这些事,且干得有板有眼,都有创新之举。  一是修身。袁了凡一生注重自我修养,推崇和带头采用“功过格”,倡导“修性养德”,以期形成“人心向善”的社会风气,对后世影响很大。二是齐家。他很会治家,经常提醒家人要“广修善业,厚积庆源”。他与儿子袁俨(天启)都走仕途,并以“一门清廉”而著称于世。他写的《了凡四训》更是被后世奉为治家教子的金科玉律。三是治国。他入仕后,虽然只是名“七品芝麻官”,但却深谙“郡县治,则天下安”的道理,所以在任上勤政廉洁,为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比如,赈灾救灾、减免税赋和倡导垦荒种稻等等。他通晓边事,上峰让他参与制定防御方案,乃献革养军虚费、汰台兵冗员等十策。另外,他虽“位卑而不忘国忧”,撰写了倭防初议、防倭二议、边关十议等策议,为国防建设和领土完整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四是平天下。他奉旨出征朝鲜,参与了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如孤军镇守平壤,多次击溃日寇的反攻,为夺取“自卫反击战”的全面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述这些,都是了凡先生在其短暂的仕途生涯中作出的壮举和历史贡献,也是其人受袁氏家族良好家风的熏陶和浸润的结果。  袁氏及其了凡家训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我们知道,在嘉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名门望族。比如说,陆氏(以陆贽为代表)、袁氏(以袁了凡为代表)、魏氏(以魏大中为代表)和钱氏(以钱士升为代表),等等。他们自从定居嘉善后,数百年来都保持了生生不息的优良家风;他们成功的家教方式及其取得的成果,已成为嘉善家族文化的特色和亮点。而袁氏家族的家风及其数代人撰写的家训著作,就是其中的比较典型的范例。  那么,袁氏家族的家风及其家训著作,对于当今社会有什么现实意义?或者说,我们从中可以汲取些什么东西?前几年,笔者曾从人生哲学和思想修养的角度,对此做过这样的归纳:  第一,它对“宿命论”提出了质疑,肯定了人自身努力的价值。《了凡四训》开篇第一立命之学,就是明确了“命运是可以改变的”观点,强调后天努力的重要性。提出的“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思想观点。这在一切都“听凭天命”,大家都相信“生死由天,富贵在命”的封建社会,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  它对于当代人的启示是:谁主宰命运?自己!这就是人的价值,生命的宝贵。这个价值不是别人给予的,是需要每个人自己去实践和创造的。  第二,它提出了思想修养的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要“知廉耻,有过就改”。《了凡四训》中说到了“上思报国之恩,远思扬祖宗之德”;“改过者第一要发耻心,第二须发勇心”。前者是做人的道德范畴,是一个必须遵循的原则,后者则是想达到这个道德标准的具体的修养方法。而道德品质出了问题的人,往往从“不知羞耻”开始。具体来说,就是为官者,不“怕天下人耻笑”;老百姓则是“勿要面孔”;社会风气方面,如“笑穷不笑娼”、“认钱不认爷”等等。  它对于当代人的启示是:不知廉耻,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沦丧”;不懂得改过自新,这才是“无可救药”的糟糕人生。  第三,它极力推崇仁爱思想。将“仁者爱人”的理念渗透到了《了凡四训》的每个章节。首先,它强调仁爱应当分别亲疏远近,从爱最亲近的人即父母兄弟开始,逐步推广扩大到其他,“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济人之急”;其次,它强调应当将仁爱贯穿到施政原则和社会理想中去。这是袁了凡善学思想的核心,他一生著书、讲学,推行仁爱的善学思想,以及后来在宝坻施行的减粮善政,都无不体现了这一“大爱无边”的仁政思想。它对于当代人的启示是:为官者要爱民如子,造福一方;做百姓的要有公共爱心。诚如有歌词唱道的那样,“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另外,还有两点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其一,袁了凡的励志精神。应该说,他的举业之路并不顺畅,连续考了30多年,可以说是锲而不舍,直到(万历十四年)54岁才中进士,到宝坻去当知县时,已经是56岁的人了。但他老当益壮,在那里兴修水利、垦荒种稻,后来又东征朝鲜,干了许多轰轰烈烈的大事。他的一生应该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嘉善版”的励志故事。  其二,袁了凡一生廉洁自律,不但注意自己的个人私生活(包括社交活动),而且注重对自己的家人的管束,或者说影响。用现代的话说,领导干部要管好自己的家属和子女,包括身边人。袁了凡对子女的教育和对整个家族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儿子袁俨,以及干儿子叶绍袁都有出息,这跟从小培养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是密不可分的。  以上这些,就是嘉善袁氏家风及其家训著作,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启示。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开展文明创建活动,特别是对青少年道德品质教育、人生理想教育中,必将起到正面的、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些就是我们研究和探讨嘉善袁氏家风及其家训著作的主旨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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