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与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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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诺尔多o费雷托：从共产国际七大到1948年内战
　　译者按：阿诺尔多o费雷托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即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代理总书记、主席。1983年该党分裂，原总书记莫拉另立人民党，费雷托仍留在人民先锋党内。目前两人均因年迈退居第二线。该党分裂后，费雷托发表回忆录，披露了该党主要领导人之间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分歧，内容涉及共产国际和拉美共运情况，现将某些章节摘译如下，供参考。文章的标题是译者加的。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及对拉美的影响
　　1935年，罗多尔弗o古斯曼同志去苏联开会。他是我党第一位党员、也许是哥斯达黎加第一位公民访问苏联。他代表我党参加著名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他没有立即回国，留在苏联学习了。因此我们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得知这次大会情况。古斯曼临行前得到罗穆罗o贝坦库尔[①]的指示，包括贝坦库尔让他在大会上
　　宣读的一份发言草稿。发言稿从托派立场出发攻击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当时贝坦库尔在我们党内是托派代表，他用托派路线教育古斯曼。这种发言实际上是挑衅。后来古斯曼对我们说，他在途中从报纸上看到报道他要去参加大会的消息，说是要讨论这个问题，于是他便撕毁了贝坦库尔挑衅性的发言稿。
　　这次大会是有历史意义的大会。当时希特勒正统治着德国；罗马—柏林轴心已形成，全欧洲都处于纳粹法西斯的威胁之下。共产国际七大就是在反法西斯的形势下召开的。会上最重要的发言是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主席乔治o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王明作了关于殖民地附属国的专题报告。前一报告被认为是全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反法西斯斗争的总方针，后一个报告则是象我们这些不发达的殖民地附属国共产党的参考材料。
　　1935年底，我党接到古巴共产党的邀请，派一名代表参加该党秘密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会上讨论和研究共产国际七大的报告和决议，具体地说就是讨论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报告。这次中央全会任命布拉斯o罗加为古巴共产党总书记。
　　我以哥斯达黎加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讨论，会上我遇到了困难。他们向我介绍了季米特洛夫和王明的报告，当时我就感到我们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总路线相差甚远。我们坚持一种阶级斗争的宗派路线，根据这条路线，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激烈地反对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用同样的尺度衡量所有的政党我看到，共产国际七大主张把资产阶级政党区分为民主的和反民主的，在反民主的政党中还要把法西斯倾向的党区分开来，不能因为这些党是反动的就统统把它们视为法西斯党。
　　当时哥斯达黎加正在举行竞选活动，我们认为执政党候选人科尔特斯代表了法西斯主义的威胁。
　　会上我对我国的形势和选举进程作了一个报告，我说科尔特斯代表法西斯上台的危险。古巴同志为了不伤害我，尽量婉转地向我表示我们的方向错了，他们开始向我提问题，问科尔特斯的经历、社会关系、提出竞选的方式，最后得出下列结论：
　　他们怀疑科尔特斯是否真的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危险，他们说：“不能把所有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都看成是法西斯政府，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恐怖制度，镇压一切自由，不允许工人运动组织反抗，不只流放共产党而且流放所有民主党派，它意味着酷刑、集中营、死亡。而这些哥斯达黎加没有，即使科尔特斯上台也不是法西斯。”
　　他们还指出，我党提萨恩斯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是一个错误，应该支持毕切，因为他的纲领比科尔特斯的更民主。他们还说：“如果你们认为科尔特斯不代表法西斯的危险,但代表哥斯达黎加民主的严重倒退,最好号召你们的人投毕切的票,设法阻止科尔特斯获胜.”我回答说：“这一点我作梦也不会想到。我们参加竞选的基础是：两个候选人都是资产资产阶级的，同样都是剥削阶级，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两者极其相似，现在我们不能反过来又说他们不一样，去投毕切的票。”我说我们党的党的基层组织不会接受这么大的变化。他们提醒我说（这一点我永远也不忘记），有时群众比你们的领导人更加有觉悟，懂政治，你们会看到，如果你们提萨恩斯为候选人,选票一定少得可笑.他们坚持要我用假名给圣约瑟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转达了古巴同志的意见，并建议支持毕切，提独立的议员候选人。
　　我的电话引起党的领导人的哄党大笑，他们认为这太荒唐了。我回国后要求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报告哈瓦那会议情况，讨论国内形势。会上我们与贝坦库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我提出哈瓦那会议讨论了把共产国际七大的方针运用于拉美的实际时，他气哭了。当时主要争论在哥斯达黎加如何贯彻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的策略。我说：我们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全部观念；我们必须放弃一系列宗派主义的表现，不要忽视民族的价值，比如民族的象征、国歌、民主传统等，我们那种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干的态度只是反映了我党政治和理论上的不成熟；我们应该学会在一定的时候同与我们接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达成协议，也应该争取在我国建立一个广泛的民主阵线，防止真的出现法西斯制度把科尔特斯说成是法西斯分子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他是一种危险，我们就应该撤销我们的候选人，改投毕切的票，阻止科尔特斯的发展。我提出：我们在两个问题上搞错了：如果科尔特斯代表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提名萨恩斯为候选人就没有意义；如果他不是，我们应公开讲出来，不要让群众担心他上台后会成为美洲的希特勒。
　　上述意见引起激烈争论，贝坦库尔顽固抵制，最后萨恩斯还是作了我党1936年总统候选人。古巴同志预言的对，广大同情者投了毕切的票，我们只得3000多张选票。
　　1940年的大选和社会改革
　　共产国际七大制定的人民阵线的方针主要运用于西欧，阻止法西斯政党和团体的发展。我们也要把这一方针运用于我国的实际：我党一改传统路线，寻求广泛的民主同盟，我们开始与一些友好的政界人士接触，经过协商，我们提出一个执政纲领，作为竞选纲领的基础，结果共产党与曾三次任总统的希门尼斯及其追随者结成联盟，建立“民主同盟”，但这联盟寿命很短。先是芬兰之战，接着红军东进波兰，苏联收复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些都影响了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和自由民主派的联盟。同盟者开始向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发表声明，谴责苏联的对外政策，我们拒绝了，莫拉同志在议会中维护了苏联。科尔特斯乘机激烈反对支持希门尼斯的力量.希经受不住压力,退出竞选.我党曾努力另求同盟者,但成效不大,结果1940年我党单独参加竞选,提名莫拉为总统候选人,实际上莫拉是当选总统卡尔德隆的唯一对手。
　　日，在圣约瑟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反法西斯游行，参加游行的有4万多人，在会上发言的有共和国总统卡尔德隆和我党总书记莫拉。
　　这年12月，托列达诺在墨西哥召开拉美劳工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和古斯曼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口号是反法西斯。会后我应邀访问古巴，在古巴得知日本垄击珍珠港，罗加同志告诉我哥斯达黎加政府刚刚宣布同日、德作战，回国路上听说德国潜艇已进入加勒比海。
　　1942年的竞选活动表明卡尔德隆政府的威信在下降：科尔特斯利用了资产阶级对战争的不满情结和与德、意有关系的大家族来反对卡尔德隆，还利用小资产阶级自由进步团体——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即民族解放党的前身）反对政府管理上的腐败。在这种情况下，卡尔德隆政府发生了一次大转变，实行了1943年的各项社会改革。首先实行社会保险，这就为我党与卡尔德隆的联合打开了道路，经过会谈，我们联合建立了“胜利集团”。我党与卡尔德隆在国际政策上是一致的，在国内联合的基础是社会保障和劳工法。
　　当时我负责组织群众运动，为修改宪法创造有利条件。卡尔德隆和我党领导人，主要是莫拉在各种大规模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日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游行，前面是一辆吉普车开路（我驾驶这车）车上有总统卡尔德隆、执政党民族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皮卡多、圣约瑟大主教萨纳布里奥、莫拉等人。《纽约日报》还刊登了照片。这张照片很快传遍世界各地，天主教首领与共产党领袖肩并肩这大概是第一次。
　　1943年社会改革的法律通过之后，我党举行了代表大会，决定改名为人民先锋党，这是大主教萨纳布里奥提出的条件，这样天主教徒可以自愿参加人民先锋党、不要顾虑意识形态上的差别。这样我党便与教会及民族共和党建立了选举联盟，结果皮卡多当选为总统，我党在议会中取得3个席位。
　　白劳德主义
　　1943年，苏、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德黑兰会议，三国加强合作。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对此事写了一本书：《德黑兰，我们在战争与和平中的道路》，此书在拉美广为流传。
　　我们熟识白劳德，在战争年代，他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影响，该书传播了他的思想，在拉美出现了白劳德主义思潮。
　　白劳德认为，美苏联盟为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篇章，它可以结束反法西斯战争，美苏合作还会促进第三世界的谐调发展，首先促进拉美的发展，从根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理论，白劳德提出并解散了美国共产党，根据他的主张，共产党应该更改名称。因此我们党更改名称不是偶然的。
　　白劳德主义对我党有着广泛的影响：我们忘记了战争时期的合作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掠夺剥削本性。更严重的是我们看到战争刚一结束，反法西斯大国刚一取得胜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矛盾就又出现了。战争期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接受了停止阶级斗争的政策，特别是罢工。我们与联合果品公司的经理结为好友，劝告香蕉工会不要罢工，也不要采取任何战斗性的方式。实际上我们党陷入右倾机会主义。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之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拉美有一段“民主开放”时期，也有人称作“共产党和工人党高涨”时期。由于苏联和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结盟，由于马克思主义群众组织与改良主义组织、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党派在反法西斯问题上的一致，一些传统的军人独裁政权倒台了，另一些国家的独裁政权则产生了某种民主倾向。在中美洲，两种情况都有。萨尔瓦多的独裁者马丁内斯倒台，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则允许工会和共产党公开活动。
　　尼加拉瓜共产党的诞生与我党有关。1934年我国太平洋沿岸香蕉工人大罢工，几百名尼加拉瓜的香蕉工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经受了罢工的锻炼，并带回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30年代后半期，他们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组织工会和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他们还邀请托列达诺访尼。
　　尼加拉瓜共产党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去访问，我和法亚斯去了，由于我们有入境签证，所以可以与尼加拉瓜的工人举行多次会议，我们还会见了许多参加过哥香蕉工人大罢工的老朋友。从此我们两党加强了联系，尼共经常派人到我国来，在我们的干部学校学习，甚至参加我们的工作。
　　萨尔瓦多独裁者马丁内斯倒台不久，国内发生了一次革命，这时我和一位老同志应邀访萨。在那里我们多次在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同负责改组共产党的领导人取得联系，我还意外地遇到了1932年大屠杀的幸存者米格尔o马莫尔。当时他被判处死刑并已执行，他中了弹，但没死。
　　1948年内战内幕
　　1948年内战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也是全国进入“冷战”的开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尔特斯的追随着乌拉特去欧洲访问，回国后放风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哥斯达黎加在这场新的斗争中也应发挥自己的作用，准备把与共产党联合的民族共和党赶下台。另一方面，德、意家族也恢复了自己的经济实力。年间，他们的财产曾被征收。
　　1948年初，乌拉特在大选中获胜，议会宣布选举无效。我们党的重大错误就在于支持了这一决定，而没看到当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当时应该预见到这样一来可能引起内战，如果爆发内战，国际条件对我们是极其不利的。
　　1948年内战爆发。斗争一开始重担就压在我党身上，大部分战士是我们的，因此我们死的人也最多。另一方面，公安部长利用他的权威，在整个斗争过程中破坏为政府而战的力量。我党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斗争：一方面反对菲格雷斯?，另一方面反对打入皮卡多政府内的反动力量。
　　卡尔德隆及其大部分追随者在把政权移交给菲格雷斯之前一天转移到尼加拉瓜，受到索摩查的款待。总统皮卡多也逃往尼。这种情况对后来的事态发展是极其不利的。不只因为索摩查于1948年12月和1955年入侵哥领土，而且还因为卡尔德隆分子变成了索摩查在中美洲的政治工具，致使后患无穷。
　　在武装斗争期间，菲格雷斯得到加勒比军团的大力支持，他的主要军事干部是多米尼加人、危地马拉人、洪都拉斯人和尼加拉瓜人。当时菲格雷斯答应把哥斯达黎加的领土作为军团进攻尼加拉瓜的基地。因此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变成了摩查和菲格雷斯及加勒比军团进行谋反活动的基地。
　　1948年12月，当卡尔德隆分子从北部进入我国领土时，当时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人被关在监狱中，我们揭露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号召我们的同志不要去支持他。但我们还是当了这次冒险行动的替罪羊。菲格雷斯乘机镇压我党，我们在利蒙省的4位同志被杀害，另外5位同志被从监狱里拉出去准备枪杀，只是由于萨纳布里奥大主教的干预才幸免于难。
　　转入地下
　　1948年皮卡多总统在墨西哥大使馆宣布辞职并投降，我党及党的武装力量首先出来谴责这一行为，接着莫拉在奥乔莫戈会见了菲格雷斯，同他签订了一项条约，菲保证我党的合法性，保证在社会保证方面取得的成果，保证劳工法和社会保险等。
　　莫拉与菲格雷斯签暑上述条约并未得到党的领导的批准，因为情况不充许。条约签订后，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武装力量的几位军事干部开了一次会，会上气氛十分紧张，大家围绕莫拉个人对如此严重的问题个人作出决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是谁授权莫拉同志去与菲格雷斯签署条约的？这个问题永远也不会得到解答。
　　根据条约，莫拉同志解除我们部队的武装，并把武器交给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莫拉说，应该相信菲格雷斯的诺言，因为有外交使团担保。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担保不起任何作用。有一次我在主教大楼见到了菲格雷斯，他对这件事竟然假装不知道。
　　后来形势发展危急，我们有些同志已被杀害，我们共产党的民兵纷纷回司令部取枪，准备拼杀一场。公安部长得知此事把莫拉叫来收拾局面。他希望莫拉说服我们的同志把武器放下，回家去。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达到目的的，莫拉从公安部长那儿出来之后我就再没见到他。我们在狱中的党员改组了党组织，莫拉不在期间，中央政治委员会任命我为总书记，我们开始出地下刊物《劳动报》，1948年8月我们获释出狱。
　　1948年底卡尔德隆从尼加拉瓜入侵，我们再次当了替罪羊，许多同志被杀害。直到1949年成立立宪大会和立宪政府，我们党才回到半合法状态。
　　普列斯特斯批评奥乔莫戈条约
　　1948年内战期间，巴西共产党领导人路易斯o卡洛斯o普列斯特斯得知签暑了奥乔莫戈条约，就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刊物《基础》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党领导的作法。普列斯特斯认为，皮卡多投降之后，共产党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反对投降。我当时以总书记的名义给古巴人民社会党布拉斯o罗加寄去一篇文章，反驳普列斯特斯。大概的意思是说：首先，象普列斯特斯这样一位有威望的共产党领导人公开批评一个兄弟党是不合适的，何况他对事情的缘由并没有充分的了解，第二，皮卡多总统投降时，我党孤军奋战，兄弟党对哥斯达黎加发生的事情认识非常混乱，只收到了古巴共产党的一封声援信；第三，我国面临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威胁，索摩查的国民警卫队已入侵我国。我还为莫拉辩护说，我们的军队处于劣势。
　　两年之后，我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批评了莫拉的某些错误，但这些在我给普列斯特斯的信中没有提到。会上我们认为莫拉签署奥乔莫戈条约是个人独断专行，错误地相信外交使团的担保，在党的基层和同情者之间散布对这种担保的幻想，并答应交枪。
　　会上还批评了莫拉未经党的领导同意擅自去墨西哥大使馆避难，后又未经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同意带着他的兄弟埃杜阿尔多o莫拉（政治委员会成员）流亡国外。
　　（《我的党内生涯》哥斯达黎加人民先锋党出版社1984年9月出版）
　　（笋季英摘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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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喜鸟“去家族化”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日 14:49　　来源：中国时尚品牌网　　
&&&&&&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突破“成长天花板”的现实路径，已有更多温州民企选择抱团发展。近年来，温州8家锁具企业“砸掉”各自的企业，重组为一家股份制的强强集团；温州拉链商会的40家企业拟集资4亿元建造温州拉链工业生产基地。同时，打火机、点钞机、泵阀、塑料制品等行业也在积极地谋划资本合作&& 　　日，浙江报喜鸟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市公开上市交易。至此，报喜鸟集团彻底完成从家族企业向公众公司的嬗变。& 　　报喜鸟集团成立于1996年3月，由吴志泽家族拥有的浙江纳士制衣有限公司联合浙江报喜鸟制衣有限公司、浙江奥斯特制衣有限公司合资设立。这是温州第一个打破传统家庭式经营模式、自愿联合经营的股份制服饰集团。& 　　报喜鸟“去家族化”& 　　与温州模式的“习俗转型”& 　　现实表明，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产权变革的主要障碍来自家族成员之间权力和利益更替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博锐|280那么，报喜鸟如何有效地化解来自企业内部与外部的阻力，成功实现帕累托最优(Pareto&Optimality)？& 　　笔者试图从社会习俗转型(transfer&of&social&customs)角度入手，以报喜鸟的去家族化路径为标本聚焦，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必然向完全以效率为导向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渐进转化，及其对于温州模式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挑战沼泽：报喜鸟缘起与帕累托改进&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年代的温州服装业。& 　　从1980年代起，温州承接上海等地转移而来的纺织服装业，相继涌现一万多家服装业作坊。当时中国正处在短缺经济后期，温州服装人迅速积累了第一桶金，温州的服装占全国内销市场的10%，并形成了服装、鞋袜、纽扣等产业集群。& 　　某种程度上而言，它也正是“温州模式”雏形与构成要件之一――笔者认为，温州模式就是由市场自发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供应链与产业链，并以此为特征的一种高效产业集群模式。简言之，“温州模式”是放手发展市场(民营)经济的模式。& 　　至1990年代中期，随着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逐年升高，导致温州服装业的成本优势逐步丧失。因少数人利欲熏心假冒伪劣，温州服装迅速进入恶性竞争的阶段。& 　　而在吴志泽看来，如果将当时的温州服装业视为红海，显然还不足以描绘当时市场无序竞争的混乱与惨烈。而报喜鸟有关资本联合、竞业禁止的制度设计，恰为走出沼泽、开创蓝海的最佳路径。& 　　浙江学者张苗荧(2004)指出，温州家族企业的蜂拥崛起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需要，它的发展演变同样离不开这一内生机制。从节约交易成本角度看，家族企业制度创新应该是分层次的、多样化的，不应该只是一种单一模式。& && 在古典的温州模式下，家庭作坊倚靠建立在血缘联系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有效地降低了协调成本(罗卫东，2001)。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温州企业的规模边界在扩张，企业的交易成本逐步上升，管理效率则逐步递减；管理者因其认知结构的局限性和拥有信息的有限性所造成的决策理性的有限性将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决策风险随之增加。& 　　对于1996年的吴志泽来说，资本联合的机会成本远远小于五家股东各自单干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事功”的吴志泽开始践行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雷托(Vil-fredoPareto)的伟大理论：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有观点称，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过程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过程，并非所有成员都能分割到一份制度变迁带来的外部利润，一部分人甚至连既得利益也难以维持(王明琳、何圣东，2003)。简单让创业元老离开显然不是好办法，这将激化企业内部矛盾，增大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而报喜鸟的决策是：五位创始股东的夫人退居全职太太，其他亲友竞业禁止。& 　　严格意义上讲，报喜鸟模式并非首创。据了解，温州乐清精益开关厂(1984年设立，正泰集团前身)及永嘉奥林鞋厂(1988年设立，奥康集团前身)均为家族外合伙(股份)制企业，其创始股东分别为如今叱咤风云的业界精英：南存辉、胡成中；王振滔、钱金波。但这两家“巨人孵化器”的寿命却极为短暂。& 　　吴志泽就此认为，报喜鸟的基业常青得益于“三权”(所有权、控股权、经营权)分立的有效执行，以及股权激励等相关措施保障了企业运营的价值最大化原则。& 　　温州模式与习俗转型& 　　针对报喜鸟案例，笔者试图厘清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论述建立在习俗之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衍变对于温州模式的影响。& 　　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认为，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既包括正式的约束，如法律、政令和条例等；也包括非正式的约束，如文化传统、习惯习俗和禁忌等。一旦某种行为约束内化为公众认可的价值观，就可以形成一种持久的内在激励因素。& 　　在温州，发端于南宋的永嘉学派已举起“事功”旗帜，批评封建政府限制工商业发展的“重农抑末”思想，提出“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主张。永嘉学派最富人本意识也最富拼搏精神的功利主义哲学观，其历史积淀对温州的工商业文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1876年开埠后，西方商业浪潮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务实与创新精神。在改革开放前，温州地处偏僻，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薄弱，这为民本经济提供了生存空间。& 　　而温州人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不仅通过习俗影响商业活动，还凭借一些习俗转型“创造性破坏”旧有体制与规则，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温州政府对民间资本坚持“非禁即入”的宽容态度，而地方官员也出于种种动机――其中并不排斥帮助亲友谋求自身经济改善的动机――默许并支持了民营经济的成长。& 浙江大学史晋川教授表示，从1980年代至今，温州两代创业者大多固守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形成了特殊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使得制造业出现“代际锁定”现象，限制了温州人进入新的行业。如果不能完成从人格化交易向非人格化交易的蜕变，温州经济就不能实现从有形市场向无形市场转变，温州模式也必将走向衰落。& 　　笔者认为，既然习俗转型具有“创造性破坏”之先例，那么实施有针对性的习俗转型举措，同样能影响温州这个庞大的自组织经济体的运行状态。例如，“温州炒房团”到外地炒房的资金高达上千亿，而当初大量民间资金正是在从众消费心理的作用下跟进，将炒房演变为一种新的投机方式。后在多项新政策紧逼下，温州投资者迫于巨大的成本压力将手中的房产大量抛售。毫无疑问，习俗在抛售过程中再次发挥了重要作用。& 　　2005年初，温州政府提出招商引资战略，此举或能迅速打破人格化交易的封闭商圈，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产业升级。诚然，招商引资及产业转型本身并非习俗转型，但温州人与外商合作必然发生观念的碰撞，从而在这种碰撞中提升和发展自身。& 　　著名人类学家鲍哈那指出，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习俗也随之不断转型，有的已经消逝，有的正在弱化，有的则可能产生破坏整个社会制度的冲突。& 　　事实上，经济学家杜润生早在1998年就指出，中国不仅在经济体制转型上有一个改革过程，而且在经济发展的转型上有一个从习俗经济或自然经济(autarky&economy)向市场经济的演化过程，即是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报喜鸟的成长史上，进行了一系列挑战习俗及当地商业生态的成功转型。但在报喜鸟之后，中瑞、中驰财团等众多家族外合资项目则功败垂成，反证吴志泽这位温州模式叛道者的先验价值。& 　　新温州模式：企业联合是趋势& 　　“温州模式就是‘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对“代际锁定”现象深有同感。& 　　温州人信奉“先交朋友，后做生意”。这样的经商原则，必然会发育大量的“潜规则”，例如设法结交政府官员等等。有人讥讽温州商人：“在官商勾结、行贿舞弊上确实高人一头。”一位理论家尖锐地指出，靠这一套发财的人并不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只不过转移了财富的分配形式罢了，此举似乎暗合帕累托最优的题中之意。& 　　吴志泽说，温州这种内源型的经济结构带有一定的自我封闭性，这与当地社会习俗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以血缘、地缘、情缘连接成的商业生态，带有一定的排外性，价值认同趋于单一，思维方式比较雷同，法制意识相对淡薄，功利主义相当明显。& 　　他认为，良好的经济生态如“杂树丛生”的植物园，多样性的植物结构更具有生命力。“同样对于区域经济来说，产业或产品的良性构成，也最好是高、中、低兼具的金字塔式结构，这样就可以避免平面化的恶性竞争，可以遏制趋同化所导致的集体免疫功能的衰减”。& 那么，如何改变“熟人社会”模式？吴志泽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招商引智，引进先进生产方式和多样化的文化，以及兼容并蓄的价值理念，来重铸温州的本土文化；另一方面，当地民营企业需要借助上市契机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彻底改造，实现由家族治理企业向公众公司脱胎换骨的转变。& 　　“企业之间资本联姻、抱团发展，应该是新温州模式的选项之一”。吴志泽进一步表示，温州服装企业的共同竞争态势，需要走联合形式的发展，需要走创品牌发展之路。& 　　温州服装商会会长郑晨爱指出，联合之路需要一些创新的观念，比如在商贸通路上的联合：很多做不同品类商品的外贸公司可以联合起来，在国外设立一个公司或办事处来推进商贸活动，这不失为一种很好联合方式。&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突破“成长天花板”的现实路径，已有更多温州民企选择抱团发展。近年来，温州8家锁具企业“砸掉”各自的企业，重组为一家股份制的强强集团；温州拉链商会的40家企业拟集资4亿元建造温州拉链工业生产基地。同时，打火机、点钞机、泵阀、塑料制品等行业也在积极地谋划资本合作。& 　　温州官方对此多有肯定。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就公开表示，“任何先进的东西都是具体的、相对的，都需要与时俱进。温州模式也一样。我们不能为自己创造的模式所困，我们需要的是立足既有优势，创造新的优势。”& 　　提及温州的创新路径，王建满说，温州要以企业为主体、机制为核心、民营为特色，努力走出创新发展的特色之路。& 　　首先是大力推进发展模式创新，进一步引导民企“强强联手”、“内外联合”，鼓励一批上规模上档次企业通过上市做大做强。其次，大力推进机制体制创新，逐步建立多元开放的产权结构，坚持“非禁即入、有需则让”，使民资更自由地进入更宽广的领域。第三，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引导企业逐步向科技型、环境友好型发展，把传统产业做成时尚产业。实现“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跨越。& 　　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源整合之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温州各产业集群将再度勃兴。& 　　吴志泽语录& 　　★国家富强靠经济，经济发展靠企业，企业兴旺靠管理，企业管理靠文化。做报喜鸟就是做文化。& 　　★最好的效果是近距离地学习，潜移默化的作用是最大的，只有把‘500强’引到身边，我们才能时时产生紧迫感和危机感，我们才能有榜样和目标。挑战性的学习是效果最好的学习。& 　　★中国服装业要走向世界，创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首先应当以本土的文化作为品牌发展的基石，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只有这样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做企业，先做人。挣小钱靠的是勤奋，挣大钱要靠智慧，做大企业，靠的是德。我要求员工德、智、勤三者兼备，同时高层重德，中层重智，低层重勤。”& 　　★道可道，经营非常道。企业经营像打牌子一样，什么时候要出什么牌很重要。主要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知识点：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 　　永嘉之学，溯源于北宋庆历之际的王开祖、丁昌期等，以后周行己、许景衡等又把“洛学”、“关学”传到温州，到南宋形成学派。南宋之时，永嘉地区的学者辈出，“温州多士为东南最”(真德秀语)，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是前期永嘉学派的出名学者，到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史称“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叶适)齿斤齿斤其间，遂称鼎足。”(《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叶适成为吕祖谦去世后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鼎足相抗的浙东学派之代表人物。& 　　永嘉学派的形成，与南宋时期永嘉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当时，永嘉地区出现了富工、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永嘉学派就是代表这些新兴阶层利益的思想家。他们纷纷著书立说，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主张减轻捐税，恢复工农生产，强调买卖自由，尊重富人，提倡实事和功利。& 　　永嘉学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与当时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大讲身心性命之学立异，他们强调功利，注重事功，正如黄宗羲所谓：“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眼，目蒙瞳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按语)具体地讲，这种事功之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政治上，强调以民为本，改革弊政，对外主张明“夷夏之辨”，抗击金兵入侵。& 　　二、经济上，反对中国传统“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中坚力量。& 　　三、学术思想上，一是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义”不可以离开“利”，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说：“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习学纪言序目》卷二十三《前汉书》)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二是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求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以上这些思想又具体反映在其哲学研究上，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 　　总之，永嘉学派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