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残疾送餐小哥：“嘲笑和同情，我都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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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嘲笑和同情 我都不需要”
　　走进残疾送餐小哥的生活 不卑不亢也能找到自我
　　近日，有网友发微博称点外卖后接到几个无声电话后被直接挂断，反复多次让他以为是有人恶作剧，还忍不住发了脾气，事后才得知因一个聋哑的送餐员给他发送多条信息未得到回复才有此举。事情在网络发酵后，引起了不少人对残疾外卖员的关注。其实，在北京也有一些身体残疾的送餐员，北京晨报记者跟随其中两位，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通过近距离接触，发现残疾小哥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脆弱，在这座大城市里，他们一样可以找到自我。
　　人物1王占军(天生唇裂，口齿含糊，左耳失聪)
　　16次住院没治好先天病
　　11点37分，王占军小跑进入望京广顺南大街的眉州东坡酒楼，看了看放在取餐台旁边的十几份包裹后，并未找到派给他的订单。随后，他拿出手机查看了下一单的位置，小跑着冲撞开了门口的门帘，跨上了自己的电动车。11点41分，电动车停在了望京果蔬大卖场门口，只见他熟练地穿过了琳琅满目的蔬菜区、瓜果区、海鲜区，在转了第11个弯之后，到了一家卖排骨的小店，从门口的白色保温箱里挑出自己的单后，小跑着回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又上路了。
　　每天中午11点半至下午1点半期间，王占军都要像这样，从二十多个不同的店里取餐，然后把它们送到二十多个不同的人手上。王占军通常负责的范围在望京、花家地周围，在不超时的情况下，每接一单的价格是7元钱。
　　那天中午的送餐稍有些不太顺利。在福码大厦原本供外卖人员使用的唯一一部货梯停用了，王占军不得不打电话给顾客，要求她到地下一层取餐。因天生唇裂，他口齿有些含糊，对方似没有听清，王占军又解释了一遍，然后又跟对方描述取餐位置，这样折腾了几个来回后，终于把餐品交到姗姗来迟的女顾客手上。因这一单的耽误，后边的好几单都临近超时，他边点击确认送达，嘴里碎碎念叨着“要超时了，下面一单也要超时了。”
　　如果偶遇送餐途中的王占军，他和其他的送餐小哥一样穿着冲锋衣戴着头盔，穿梭在楼宇与饭店之间，但当他摘掉口罩说话的时候，才会发现他有先天性唇裂，口齿也因此有些不清晰。坐下来聊一会儿，也会发现他总喜欢把头微微偏向右边，也只会用右耳接电话，这才知道他左耳先天失聪。“因为我这耳朵、我这嘴，总共住了16次医院，但一项都没治好。”
　　顾客送饮料令人难忘
　　王占军1984年生于河南安阳一个小村庄，二级伤残，在来北京之前，他曾在建筑工地干过活，也摆过地摊做小生意。妻子同样是残疾人，两人育有一儿一女。今年他带着妻子和女儿来北京，因儿子要上学，就留在老家由父母带着。
　　王占军觉得北京包容，这里人多，大家也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他不用面对那些因他和妻子身体缺陷而投来的异样眼光。
　　更重要的原因是北京充满了工作机会。此前，他几次应聘服务员，都因口齿不清遭拒；应聘保安，也因一耳失聪“反应不够快”被拒；他也尝试过去后厨做学徒，人家挑了个年轻的小伙子。后来在别人的介绍下，他加入了送餐员队伍。带着妻儿安家在费家村，每天从早到晚奔波在望京、花家地附近。做服务行业，他习惯对人笑脸相迎，每次送餐，他都尽力清楚地说一句“祝您用餐愉快”。
　　遇到送餐晚不被理解是常事儿，但他说印象更深的是一件暖心的事儿。一次极端天气，因饭店出餐慢，他在还未开始送餐时有一单就已将近超时。他马上打电话给对方解释。“是一个女的，她电话里说‘师傅不着急不着急，你送完别人的最后给我送就行’。”超时将近半小时后他才把餐送到，一个女孩儿出来取餐手里还带着一瓶饮料。“把餐给她以后，她把饮料递给我，说我辛苦了。”王占军觉得很不好意思，“我们平时迟到了顾客抱怨是常见的，这女孩儿让我很感动，我现在还能记得起她的样子。”
　　人物2朱仲银(左腿膝盖以下截肢，靠假肢行走)
　　腿脚不便跑单不落后
　　朱仲银没有这些担忧，1996年出生的他还小，中专毕业没几年，也没什么家庭负担，聊起来觉得豁达大方。方脸，黑皮肤，笑起来还有两道褶子，他常调侃自己长得有点着急了，显老。朱仲银愿意拿他的外貌说事儿，而不是他那条让他变得“特殊”的腿。小时候，他在路边玩耍，过马路时不慎被车轧到，左腿膝盖以下截肢，从初中开始，他便开始用假肢。
　　从去年7月份开始送餐，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站长让他负责798艺术区。因这里并无高楼，干起来相对轻松一些，偶尔需要爬高楼，他也会一层一层爬上去，“就是多歇两次”。
　　尽管走起路来还是一瘸一拐，也很少会像别的送餐员一样小跑着去送餐，但朱仲银的效率一点都不低，他还有自己的绝招。他用了两个星期时间牢记园区内的地形，节省了大半时间。“每次取餐能拎多少就拎多少，把十个手指头全挂满。”这就减少了路途上折返的成本。
　　朱仲银和同站的几个小伙子都住在费家村，大家很聊得来，这让他觉得做送餐员“很自由、很开心”。每天晚上，几人都要比比今天谁跑的单子最多。朱仲银不甘落后，在每天正常的工作之外，还会去做兼职跑一些其他单子赚外快。原本每月的送单量就能在站内排中上，加上兼职，朱仲银每月可收入八千至一万元。
　　新假肢一直不舍得用
　　雨雪天气和极端天气时，是送餐员生意最火热的时候，朱仲银对这样的天气是又爱又恨。今年6月一个大雨天，他从早上没歇息地跑到晚上6点多，直到电动车没电了还在送。“最后就只能跑着去送，那天跑了60多单。”此后，为了节省充电时间，他将坐骑换成了一辆摩托车。
　　也经历过意外。今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送餐途中因没注意到马路中间站着人，到眼前时才踩下急刹车。“当时车直接翻了，我整个人都飞了出去。”站在路中间的男子骂骂咧咧走过来，与男子同行的一个女人蹲下来看了看他，突然碰到了他的假肢，就拉着男子离开了。
　　假肢摸上去硬邦邦也没有温度，但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前段时间，因腿上的假肢已经老旧，他又去配了一个新的，但还没舍得用。“我干这活儿挺费的，等腿上这个实在不能用了再换新的。”面对自身的这种缺陷，他说自己能做的就是努力把它藏好。“有人嘲笑也有人同情，但我觉得自己没什么两样，这些特殊待遇我都不需要。”
　　他也让假肢不“特殊”，来北京一年半，长城、香山、红螺寺……闲暇的时候他会一个人骑车去玩儿，也喜欢一个人爬山。他说根据运动软件统计，他几乎天天都走两万步。
　　送餐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他看得开，“别人给你这份钱挣，说你两句也没什么。”闲暇之余，他也会读心理学相关书籍，他说他会根据顾客的面部肌肉，来推测背后的心理活动，这让他觉得很有意思。未来他还是打算回到老家发展，用现在的积蓄帮父母开家小店，安稳度日。
　　■记者手记
　　跟着王占军接单时，恰是中午用餐高峰。将近两个小时里，能跑着他绝对不会走。在用餐高峰的马路上，每个外卖小哥都在小跑。在电梯检修的福码大厦地下一层，等着十几个送餐员，脸上都难掩焦躁的表情。记者了解到，在一些站点，只要送餐超时，就会被扣一单中超过一半的钱，而每次接到投诉也都会被罚款。王占军说，超时谁都不愿意，但他们并没有选择单子好坏的权利。一次有个小区停电，他爬了24层楼上去送餐，之后的单子难免也会受到影响。
　　当晚记者也点了外卖，送餐员把这份外卖和邻居的餐弄混了，小哥抱歉地打来电话解释，经历过他们忙乱的送餐后，记者觉得这些小失误也都变得更容易接受起来。就像那位赠送小哥饮料的女顾客一样，换位思考，多一分理解和包容，冬天一样可以很温暖。（记者 康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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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槽新常态：求职更像是“尝试”&有人2年换5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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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的795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中，520万人投了10份以上的简历才找到工作。其中80万人的简历，出现在50多家公司的邮箱。
和父辈不同，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将毕业后的工作视作稳定的开始，唯一的归宿。求职更像是“尝试”。调查显示，62%的2017级应届毕业生认定自己需要“先就业，再择业”。六成以上90后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做不满1年。其中，38%的人不到半年就会另谋高就。
跳与不跳都值得忧虑。知乎上，一位两年换了5份工作的年轻人担心地问，自身是不是存在问题。右侧的关联问题里，一位28岁的青年怀疑：“我毕业6年还没换工作，是不是不求上进？”
专家预见，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社会将持续感受类似冲击带来的活力与阵痛。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对手下的年轻人说：“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外面的阿里人比公司里的多。”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则称，盛大离职员工推荐的项目和人才，公司应该优先考虑。
一位不停跳槽的姑娘分享了大学毕业两年的经历，收获了年轻人羡慕的眼光。可她的母亲投来了大大的白眼，“这没什么好的。这么大时，我都怀上你了。”
“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
从广州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赵旭拒绝去小城市，而是留在当地一家老企业。在公司，担任数据分析员的她每天上班只工作两三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淘宝、聊天。有同事自言自语“要不要学点啥”，一秒后就自我否定，“算了，估计学不会。”还有人适时补刀，“学啥啊，我来了5年，不还是干这些事？”
她怀疑这份安稳的工作，“留在广州就是要拼。要是提前养老，我为什么不回家？”
不久，她选择了裸辞。重新求职时，面试官提出分享上份职位的收获，她乏善可陈。对方问她数据行业最新的动态，她张口结舌，憋不出话。有考官忍不住提醒：“社会招聘有着更高的要求，你不能像个应届生。”
“侥幸”挤进互联网公司后，她发现同事每天加班到晚上11点，午饭时嚼着外卖探讨业务问题。报到第一天，主管告诉她：“晚上7点开会。”
赵旭终于找到了“大城市的生机”。她一个月就熟悉了工作，原本生疏的专业知识全记了起来。每个周末都要加班，她感觉充实，“把第一年虚度的时间全补回来！”
和赵旭一样，向更大的城市流动，是不少年轻人毕业后的选择。国家卫计委发布的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2.47亿，相当于中国每六个人中有一个是流动人口。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依旧是最吸引年轻人的都市，74.7%的流动人口集中汇入东部。这其中，90后所占比例逐年上升。
无论是前往大城市打拼，还是退守安逸的小城市，年轻人都在社交平台上倾诉着各自的烦恼。有人为了北京的户口，毅然进了机关，现在觉得朝九晚五的工作“无聊得要死”。有人被爸妈用“买车买房”诱惑回了家乡，如今哀叹“梦想去哪了”。还有人被高薪吸引去了上海，不到两年，开始哭诉“还没买房就先累死喽”。
智联招聘去年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的大学生毕业后，感觉期望值和现实落差太大，还有近两成的人发现，自己对职场根本不够了解。
距广州106公里远的深圳，另一个女孩将自己的这些困惑告诉父母时，母亲在电话里批评她：“你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找工作之前应该先把问题考虑好，这么快就换怎么行？”
她觉得委屈，不亲身体验，很难知道工作是不是自己想要的。收到律师事务所聘书时，她欢呼雀跃，觉得自己从小的律师梦终于实现了。她未曾想到，等待自己的是一份一周7天，全年无休的工作。
接下来的三个月，“两个月都在出差”，时常凌晨一点才赶回深圳。领导总是周末来电，突然通知开会。和朋友约好周五晚上看电影，临下班前，客户一个电话打来就要加班，她只能给朋友发一个表示歉意的红包，说自己去不了。
工作了大约100天，她彻底崩溃了。一天晚上，她陪着客户开会到凌晨3点。谈判桌上，客户和对手大吵大嚷，负责记录的她早就熬得眼睛通红。她看到自己的领导拼命按着太阳穴，还时不时对客户挤出职业化的笑容。女孩突然明白，“在我的想象里，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啊。”
她辞职了。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院长、国家职业指导师李家华认为，工作并没有变得更难，年轻人能力也不比老一代差，“只是千禧一代物质很丰富。他们的父辈会为了养家糊口忍受工作，而这代年轻人更看重感觉和兴趣。他们没有太多顾虑，有条件勇敢地辞职。”
“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徐曦在香港确定第一份工作时，父亲从上海的家中打来电话：“好好干，争取稳定下来。”
电话里，她内心翻江倒海。在香港的顶尖大学，她花五年时间修完了社会学本科和硕士学位，只需工作一年，就能拿到香港的永久居留权。可她的专业很难在香港找到称心的工作。
为了居留权，家里帮她找了一份豪华酒店的前台工作。徐曦每天站立9小时，“做和5年专业学习毫无关联的工作”。同事进修的大多是两年的酒店管理专业。她们能熟练地操作复杂的房务系统，用小本子记好每一个客人的需求。徐曦总是出错，收错了钱不敢承认，值班时要他人插手帮忙。被醉酒的顾客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主管委婉地说：“你学东西有些慢。”
3个月后返校参加毕业典礼，徐曦因为昼夜颠倒，胖了20斤，面色憔悴。同学好奇地问她在做什么，她扭扭捏捏，“酒店营销。”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5）》显示，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长为4.4年。毕业四五年后，多数年轻人将走向安家落户，或是选择离开的十字路口。
徐曦开始衡量，自己的选择是否值得。当年的大学好友基本回了大陆，香港本地朋友总隔层纱，聊不到一起。晚上排遣寂寞的最好方式，是去日本拉面馆吃碗面，有时因为工资低，只能点最便宜的。
父亲在电话里和她叹气：“不管在香港还是回上海，我们都希望你幸福。不然回来吧。”
专家李家华发现，和20年前不同，现在人们不再把频繁更换工作，甚至跨越行业、城市当成丢人的事儿。这表示国内职场日趋成熟，是不用大惊小怪的“新常态”。
“年轻人离职率高是全世界的趋势。美国人一生平均换7.5次工作。”李家华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发达国家，工作灵活多变，跳槽机会多是发展的标志。从个人发展角度去理解，“人们每个阶段的追求、想法都不同，不是一份自始而终的工作能涵盖的了。”
一位和徐曦、赵旭同年毕业的女孩觉得，换工作是个无所谓的事儿，因为“工作机会到处是，不难找”。第一份工作离职时，恰巧是春节，她独自一人去拉萨过了年。在旅店洒满阳光的屋顶上，她拿手机发了几个微信，投了几份简历，很快就收到了“年后面谈”的回复。
赵旭又动了换工作的念头。第二份工作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她开始在周末加班时，羡慕朋友圈里的那些“阳光和大海”。领导确实充满活力，却也“全是套路”。“每次说一堆体己话，灌鸡汤，但最后一定有句‘虽然累，这个还是要完成’等着你。”
加班似乎没有尽头，她开始受不了。周日晚上常态化通宵，替领导草拟周一的周报，她时常边哭边整理文档，在大学宿舍群“求安慰”，然后顺手写个辞职报告。周一天亮前，再把辞职报告删了，抹把脸去上班，多擦点粉底，“开始新的循环。”
赵旭暂时没辞职，她每天浏览手机里的求职软件，打算看准机会就离开。至于新工作，“不能太闲，但也不能太忙，一定要适中。”
这是个挺难实现的目标――在中国，80后和90后占据了加班总人数的90%以上。《2016智能出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北京、深圳和广州的下班高峰都集中在21点30分左右。
“想找一份充实又不加班的工作好像挺难。那就一直换，换到满意为止。毕竟，工作了，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赵旭说。
有句话，赵旭从没和领导坦白：“工作是没变，可我对生活的认识又变了啊。”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我坐不住”
在赵旭纠结的5个月里，同年毕业的王锐已经换了3份工作，从北京跳到了天津，又回到北京。甩掉前两份工作的理由简单且一致，“他们居然敢骂我？”
第一份工作在一家从事美食品牌营销的创业公司，他的主管是个20多岁的女孩。主管让他为一场线下活动准备物料。王锐不接受，“我的任务是线上运营。”主管当着几个女同事的面斥责他，讥讽他“眼高手低”“没担当”。
王锐很恼火，“她就比我大两岁，凭什么？”
“想想曾经骂过我的脸每天在面前晃，坐不住。”换了工作去天津，王锐找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运动器材生产厂家。工资只有六七千元，还没上份高，可头衔是“营销总监”，一个人负责品牌营销，直接对老板负责，这让他很受用。刚入职时，老板和王锐吃饭、聊天，谈“宏大的商业蓝图”，王锐觉得，感觉对了。
可工作出了问题，老板拍桌子、摔手机，清晨5点打电话让他到办公室检讨。王锐觉得云里雾里，“你头一天还拿我当哥们，第二天就骂我？”
历经了一次两小时的训斥后，王锐提出了这个疑问。老板愣住了，一字一顿地说：“你要不挨着，要不就滚。”王锐也愣住了。第二天，他交了辞呈。
知道了王锐的近况，他的大学同学林沐笑个不停：“这就辞职了？单位里真正的糟心事，可不是领导骂人的问题。”
林沐毕业后去东北某省会的市电视台当记者，签劳务合同好一通折腾：党委负责人告诉他找劳务派遣公司，后者把他踢给台里的人力资源部。人力资源又说“这事儿该由你们制片人解决”，制片人刚开始说即刻处理，过了几天又说这事儿归频道总监管。
半年之后，林沐萌生退意。一次出差归来，制片人突然笑着通知他工作调动，从时政要闻调岗去民生新闻，理由是“年轻人去每个部门都历练一下”，林沐也觉得在理。直到有一天，关系不错的同事告诉他，林沐抱怨时政要闻无聊，每天盯着拍领导的话传到了制片人耳朵里，惹得制片人发了很大的火，还敲打其他记者，“不想干就别干。”
李家华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初入职场，适应不了人际关系有着必然原因。中国自古是农业社会，讲究“稳定”，建国后搞计划经济，强调的是“服从”。老一辈人习惯了条条框框，可市场经济养大的这批孩子，大部分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集体生活的经历也少，“有个性，不在乎规矩。”
他做过一项调研，发现75%的年轻人换掉第一份工作，首要原因都是“处理不来人际关系”。这其中，有的可以归咎于职场环境缺乏包容，也有年轻人确实不成熟，“需要学校和单位做情感引导、职业教育。”
不少雇主同样头疼。相熟的企业家和李家华抱怨，批评了新员工几句，人家当场摔门走了，“再也没出现过。”
李家华试着从年轻人的角度解释：“过去都用科层制做企业，管得越严越好。现在互联网化，你得学会平等。”企业家颇为不屑：“我花钱养的员工，都不能说两句？”
离开天津那天，老板来给王锐送行，多塞给他一个月工资，请他吃了饭，两人聊得很开心。老板说：“就这么走了，不觉得可惜？”王锐觉得，曾经失去的尊重感又回来了，真好。
“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
调到民生栏目后，林沐还是觉得，自己做的事儿“和理想中的新闻差得远”。
他的主要工作变成了和社区里的大爷大妈聊天，报道内容是“供暖不够热”“存款打到别人卡里”这类“鸡毛蒜皮”的事。今年春节前，领导给他派了任务：去超市称量瓶装饮料有没有缺斤少两。他忙活了一周，得出了结论：全部足斤足两。
看到自己做的节目播出时，林沐自嘲地笑了，“我做的这是啥？这不是神经病么？”
体制内的工作像个围城，里面有人想出来，外面有人想进去。在成都一所二本院校读传媒的湖南女孩晴子一直被这种观念困扰。招聘季来临，妈妈千叮咛万嘱托：“最好能进四川电视台，或者《华西都市报》，最不济也要去地级市的日报吧。”
“人家才不要我们这种二本的学生。”
“那就回来考公务员！”
两年过去，晴子母女仍在纠缠。毕业之际，她因为喜欢极限运动，去了一家运动类的自媒体平台，平时玩蹦极、滑板，周末去城市周边的深山里野营，尝试没什么人走过的徒步路线。玩够了，又去一家刚开业的青年旅舍当店长。如今，她没有全职工作，一份兼职是咖啡师，同时参加公益支教。
两份工作的月收入，合起来不过3000多元。可晴子列举了一长串工作的好处:咖啡店的老板是位和蔼的美国人，总和她练口语；店里每天只来三四十人，下午能安安静静看本书；咖啡师可以随意喝咖啡，新进的印度尼西亚咖啡豆好喝得不行。至于大凉山区里那群接受支教的孩子们，“你今天掐了一朵花，他们会漫山遍野地找，明天给你扎一束。”还有的孩子翻山越岭三小时，从家里背了颗青菜回来，让她尝尝鲜。
“工作要让人收获很多东西。钱，只是最表面的东西。”晴子总结说。
她唯一一份做过半年的全职工作，是在青旅当店长。当时的老板除了还没装修完的房子，什么都没有。晴子穿着工作服，踩着梯子给屋子涂鸦，和老板租辆面包车，手拉肩扛，跑遍全成都淘老家具。她看到别人家一把镇宅用的桃木剑，喜欢得爱不释手，最后花20块钱买了回来，供在旅社的大堂里。
她招募了第一批志愿者，把青旅上线到订房网站，旅社开始盈利。老板高兴地说：“我们可以享清福啦！”不仅要给她加薪，还愿意给她一个月的假期。在老板的设想中，以后再没大事要做。
可晴子认为，当工作失去建设性时，还要继续下去么？
去年，一项网络调查显示，7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工作是为了“成就自己的事业”，另外有五成人认为“工作是用来实现梦想的”。相比之下，觉得工作是用来赚钱的人数比例，低至前所未有的62.6%。
晴子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旅舍还可以变得更好。公共区域应该放映电影，天井铺上草坪，摆上看书的桌椅，大堂里还要添一台乒乓球桌。可老板不想再“折腾”了。
半个月后，尽管老板再三挽留，晴子还是选择了离开。
她想做“有意义”的工作，最近的想法是去支教组织当全职教师。阻力则来自于父母。他们总发信息，问“国考开始报名了，要不要帮你报”。或者告诉晴子，邻居家孩子也回湖南了，现在生活特别好。她通常不会回复这些信息。
一天深夜，手机突然响了，母亲给她发来一篇文章，题目是《父母老了，孩子却距离你越来越远》。
“先在北京待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2000公里外的北京，王笙做出了和晴子一样的选择：绝不做不喜欢的工作。
刚来北京时，她在一家大公司做院线电影的渠道实习生，很快拿到offer。可临近毕业，她却去了从小就觉得“很酷”的媒体。可很快发现记者的工作并没有想象中有趣，她又找到一份电影宣发的工作。这一次，她又觉得自己成了“文创流水线上的新式民工”。
每天打卡上班后，她的任务只有一件：把一部影片的所有爆点压缩成七八十字，编出几条换汤不换药的微博，再合成几张海报，发给大V，请他们转发。
“有些工作压根没意思，就是拿时间换钱。”王笙反思说，“如果一份工作总是只出不进，学不到新东西，那是对人的消耗。时间久了，人就废了。”
这句话在她再次离职时得到了印证――她在这家公司待了9个月，道别时，领导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
不过，远在山东的家人，并不清楚她的这些经历。
王笙决心留在北京发展时，她的父母一连追问了好几个“扎心”的问题：“买得起房子不？”“能找到对象么？”“打算啥时候回来啊？”
在王笙和父母的对话中，北京似乎只有好事发生：见到了某个公众人物，单位发了奖金，看了几场只有一线城市才有的演出。没钱的时候，她自己在家煮一把挂面，放上几颗菜叶，再不济就问朋友借点钱，绝不向父母张嘴。妈妈来北京时，王笙提前把出租屋收拾干净，带她去好玩的地方，“竭力证明自己活得很好。”
母亲临走前，留下2000元钱，王笙硬塞了回去。她笑着说：“妈，你放心，我能照顾自己。”
后来，王笙谈了个男朋友。她开始和父母开玩笑，说“过两年就回老家结婚”。出人意料的是，母亲改了口风，一本正经地说：“你这行业，还是大城市前途好。先在北京呆着吧，别急着回来了。”
“父母对大城市的生活一无所知，更害怕孩子不幸福。我们该给他们信心。”王笙说。
从合肥毕业，回到徽南县城的小慧被带上另一条截然不同的路：她从未试图说服父母，却一直被父母说服。她喜欢外语，在教辅机构当英语老师，父母说“五险一金都没有，要为你担心死”，逼着她辞了职。她一度买了去杭州的车票，打算去外地工作试试，母亲含着眼泪说：“女孩子不要闯，总要回来结婚生孩子。再说，万一碰到传销诈骗人贩子怎么办？”临走前一天，她退了票。小慧遵从父母的意愿，找了一份稳定的档案员工作，可父母依旧不满意，“还差点意思。”
事实上，在企业里当了一辈子基层职工的父母，“根据自己受苦受难的经历”，早为小慧做好了规划――只有考上公务员，才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在父母的设想里，这个规划没有改变的余地，其余工作不过是复习考试时的调剂。备战期间，小慧又在当地一家上市国企找到翻译的工作。“都和奔驰、宝马这些大企业打交道，不忙，同事也和睦。特别棒。”小慧对父母说，她不想考公务员了。
家里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父亲拉下了脸，母亲找茬和她吵架。他们焦虑地告诉小慧，企业里勾心斗角，文弱的女孩儿只有被欺负的份儿，“这是我们30年的教训”。考上公务员，那才是有头有脸的稳定工作。
半年后，小慧真的考上了隔壁县的公务员，却发现事情和父母说的一点儿都不一样。“白加黑，五加二，加班比在企业里还多。”除了每天写十几份文件材料，上级领导来了，她要陪同，平时要学理论知识，写各种政论，写得不精彩还被骂“觉悟不够”。组织上也明确说了，“五年内不可能升迁调动。”
有一天，小慧突然从朋友圈里发现，曾经一起做翻译的同事开始出国考察了。她们在德国吃烤肠喝啤酒，在荷兰拍郁金香，晒出境的护照和机票。她和她们聊天，自己都说不清当初辞职的理由。
她说，父母好像压根不了解这些工作，也不了解真正的自己。他们总和别人介绍，女儿“性格内向又犹豫”。可在学校里，小慧最喜欢讲段子，是公认的开心果。
小慧把新工作的情况反馈给爸妈，他们干笑着敷衍：“你可能找了份‘假公务员’的工作。”最近，他们又开始催她结婚了。
另一位一心想留在上海，却正被父母逼着回家找“体制内”工作的姑娘说，自己绝不妥协。她能理解他们的好意，“可枪都没握过的人，现在却来指挥我打仗，这也太奇怪了!”
“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
专家李家华认定，未来，90%的旧工种会消失，70%的新工种前所未见，从时代的角度看，从一而终必将是痴人说梦。
不止一位年轻人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直言，跳槽是提升收入最为便捷的方式。一位如今在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女孩，毕业两年半，跳槽4次，现在收入几乎是刚毕业时的3倍。她早把跳槽当作家常便饭，“身边的人都一两年一跳。”在人力资源领域，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每次跳槽应该至少要求20%~30%的涨薪。
刚刚过去的11月，智联招聘进行了白领跳槽意愿调查。其中，13.7%的白领正在办理离职，51.0%的白领已经更新或投递简历，正在求职。 31.7% 的白领有跳槽意向，只是暂时没有行动。明确不想跳槽的，仅占总量的 3.6%。
王笙更新了自己的第4份工作。这次，她的职务是影业公司的“策划兼编剧”，单纯从产业链上看，这是上游，做的是“从0到1”的事儿。
“跳着跳着就进步了，工作内容也不一样了。”最近，王笙的公司打算拍一部以海岛为主题的网络电影。她先和主任编剧构思剧本，再把公司拍摄整部电影优势、卖点做成PPT，放到市场上找融资。下个月，这部电影即将在印尼开拍，她要代表公司驻岛，担任导演助理。
面试这份工作时，老板漫不经心地问她，“你对行业了解有多少？”
“我在Top3的公司里做过渠道。”
老板抬起了头，“表达能力怎么样？”
“我上一份工作就是做宣发的。”
“会写东西么？”
“我大学写过不少。而且，毕业后第一份正式工作就做了记者。”
“带着已经掌握的东西，再去学新技术，才不会被时代抛弃。以前是稳定带来安全感，现在就怕进步慢了。两代人其实殊途同归。”顺利跳槽到某家知名资讯类视频网站后，林沐发现，在电视台锻炼出来的拍摄剪辑技术足够过硬，成了换工作的敲门砖。这让他不再嫌弃老东家了。
他终于做上了“理想中的新闻”。在广州，他去偷拍贩卖野生动物的摊贩时被发现，给人追着跑了很远。在深圳高楼大厦夹缝中的人力市场，他和农民工、网瘾少年、赌徒、避世者们住了好几天，吃3元钱一碗的面，喝2元钱5斤的“纯净水”，睡50人一间房的通铺。
再过6个月，2018级的810万名应届生就要初入社会。林沐也将迎来毕业的两周年。最近，大学里一位即将工作的学妹焦虑地问他，有3份不同的工作，分布在3座不同的城市，到底该怎么选。
“我没法告诉你准确的答案。但无论你选哪一个，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学妹觉得林沐在敷衍她。她甩出一个微信红包，提醒林沐认真回答。“选了一份工作，可能就要在那座城市待一辈子了啊！不都说一步错，步步错么。”
“我曾经和她一模一样。”林沐回忆起当年身在东北，每天觉得自己“完了”，忍不住笑了出来，“这个时代有独特的焦虑，却也给了我们更多转身的余地。”
（应受访者要求，除李家华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责编：冯人綦、曹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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