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政府部门的竞争对手分析ppt不同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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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管理中竞争机制运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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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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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
  〔释义〕 本条是关于反不正当竞争主管机关的规定。
  本条分为两款,前款规定了各级人民政府对于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职责;后款对具体履行监督检查职责的政府部门及法律适用作了规定。本条在规定执法主管机关时,在其前设定政府职责之款,系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不常见的作法。因此,在对条文作具体解释之前,有必要说明一下原委。
  (一)关于前款规定的解释
  规定本款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基于我国体制改革的现状,或者说基于国情。10多年的体制改革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离实现党的十四大确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在政府转变职能,企业转换经营机制这两个关键环节上还有待于下大功夫深化改革。因此,在目前,甚至今后相当长的时期里,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可能不完全属于企业自身的行为。某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影响、干预作用不容忽视。另外,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也不是仅靠一、二家执法机关就能够完成的。在改革过程中,政府承担着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任,这与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完全不同。为完成这一重任,必须要求政府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将培育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与建立公平竞争机制结合起来。二是基于本法的调整范围。本法不仅规定经营者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的义务,而且规定了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相关义务。本法第七条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本地商品流向外地市场。&第三十条又规定:&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规定,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限制其他经营者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正常流通的,由上级机关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者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可见,政府的职责内也还包括着一定的具体执法的内容。
  所以,本款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对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承担义务。具体表现在:(1)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制止下级人民政府或所属部门违反本法第七条的行为。(2)支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工作以及其他部门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所作的监督检查工作。(3)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办法,预防或消除不正当竞争行为发生及危害后果。特别是要注意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公平竞争是确保竞争机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它的运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由法律确立竞争规则。制止不正当竞争,还离不开行政的、经济的办法来为公平竞争创造环境和条件。以禁止回扣为例,首先法律要禁止,对违法者要予以制裁;其次要完善财务会计制度,要加强经营管理,并辅之以适当的奖励制度。这样才能发挥综合效用,同时实现立法目的,也维护了法律的权威性。
  (二)关于后款规定的解释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市场违法行为,它涉及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商品,又包括服务领域。因此,国家在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确定主管机关的同时,必须考虑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衔接问题。本款的规定有二层涵义:
  1.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本法的主管机关,承担反不正当竞争的主要职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是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属于经济监督部门,也是行政执法机关,依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以及国务院确立的职责,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承担着确认市场主体资格,监督市场行为,对经济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职责。确定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查处,合乎其职能,也符合执法的实际需要。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中央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为国务院直属职能机构;地方是省、自治区、直辖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省辖市(地)工商行政管理局和区、县(含县级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共有4级。此外还有若干计划单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不正当竞争行为享有执法权的,法律原则上规定限于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本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的,由省级或设区的市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这是对条例的例外规定。主要是因为由县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查处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所从事的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的行为,确有难度,需要在执法机关的级别方面有所&拔高&。
  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此规定的涵义是,如果《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定的某项不正当竞争行为,在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中从另外的角度也做了规定,同时,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也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以外的部门监督、检查的,其所授权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依该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不同的法律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类行为做出规定,称为法律上的竞合。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竞合时,凡法律明确规定优先适用某一法的,依规定优先适用;无明确规定的,选择其中之一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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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_兄弟竞争_与_父子争议_是否并存_
“兄弟竞争”“父子争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与是否并存?中国金融?财政论坛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兄弟竞争”与“父子争议”是否并存?□王美今林建浩余壮雄摘要:地方政府竞争在中国经济崛起和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兄弟竞争”、“父子争议”即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策略互动”和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两种行为特性。争的这两种行为特性进行识别,以期科学估算、正确区分,为解释当前中国问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显示:宏观税负以分税制改革为界,其策略互动特性从相互模仿转变为差异化,而支出相对规模、基本建设支出和科教文卫支出均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在纵向共同反应特性方面,地方政府在宏观税负、支出相对规模和基本建设支出这三项政策上跟随效仿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科教文卫支出政策未能对地方政府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横向策略互动纵向共同反应空间面板模型一、问题的提出地方政府竞争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是当前公共经济学的前沿问题,主要包括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机制、经济增长绩效以及行为特性3个识别问题。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是中国式大国治理结构的基本特征(陆铭等,2008),为地方政府竞争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政策执行机制。其中,经济增长是首要的竞争目标,税收和支出则是主要的竞争手段。现有国内文献主要集中在财政竞争的激励机制和增长绩效方面,而对于地方政府竞争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特性则少有涉及。樊纲等(1994)在对我国转型期间地方政府行为的研究中已经指出,我国既存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兄弟竞争”,也存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同一领域的“父子争议”。具体而言,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到改革攻坚阶段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中国的改革开放都遵循一种空间渐进的思路。在这种“政策试验―扩散”模式下,当某些地区通过采取一定的财政竞争策略而取得优势时,其他地区就会进行经验学习、复制和效仿。另一方面,中国地区之间禀赋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竞争策略不具有必然的普适性,地方政府在进行财政决策时也可能基于不同的省情以及不同的发展思路而呈现差异化。可以说,相互模仿与差异化是中国地方政府横向策略互动(Horizontalstrategicinteraction)特性的两种可能状态。除了同级政府间的横向策略互动,在一个多层级的政府结构中,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Verticalcommonreaction)特性更是不可忽视。特别是在我国的政治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的决策往往会对地方政府产生一种潜在的重要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例,中央政府通过批准建立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科技产业开发区、工业园区等以点铺开;出台各项产业发展规划并提供相应产业政策倾斜等以线串连;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战略与中部崛起战略等以面推动。为了呼应国家的发展规划并充分利用政策支持,地方-22-政府会相应地在以上的“点、线、面”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增长型政府转变。但在有些领域,例如面对中央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以及“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节能减排目标,地方政府则没有显现出与经济建设同等的热情。可见在对中央政府政策的共同反应方面,地方政府的财政决策存在着选择性。基于以上典型事实,我们不禁思考: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横向策略互动究竟是相互模仿还是差异化,这在税收政策与支出政策之间又有何不同体现?在纵向关系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存在共同反应吗?如果存在,这种共同反应是跟随效仿还是背道而驰?可惜的是,上述同级和跨级的政府间行为特性并未在国内实证研究中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只有对地方政府竞争的行为特性进行全面、科学的识别,并找到这种竞争的内在规律,才能更加客观准确地理解其激励机制并评价其竞争效应。研究这一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对空间交互性反应特征的正确描述,不仅待识别的两种行为具有空间交互性反应特征,还有随机扰动引起的截面相关关系。因为,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省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某个地区经济的随机扰动往往会由于各种形式的经济往来、共同的文化习俗以及地理环境等原因而传递给其他地区,从而形成其他地区的经济扰动,最终会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活动表现出共同波动的情形。例如,汶川地震发生后,四川省面临着财政收入减少而灾后重建支出压力剧增的局面,中央政府和四川省政府因此必须对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倾斜,这也将对其他省级政府的财政决策带来冲击。计量经济学研究中将区域之间的这种相关称为截面弱相关,Brueckner(2003)指出如果忽视随机扰动普遍存在的空间相关关系,很可能导致对横向策略互动特性的“伪识别”。由于数据搜集的限制,更由于计量经济模型理论的发展本身是一个渐进过程,已有国内文献仍未能设定合适的实证模型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客观的刻画。借鉴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最新成果,《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自相关形式,既恰当、客观地刻画了截面弱相关的数据特征,又能有效地规避伪识别问题。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地方政府行为特性识别的模型方法沿革,提出能够全面刻画中国现实的模型设定形式;第三部分是估计方法、数据与变量的说明;第四部分分析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特性识别的实证结果;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二、地方政府行为特性识别的模型方法沿革对于横向策略互动特性的研究,国外学者从起初利用博弈论进行理论分析为主,发展到近年来利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为主。在理论分析中,地方政府竞争主要存在3种机制:政策外溢效应(Spillovereffect)机制、财政竞争(Fiscalcompetition)机制和标尺竞争(Yardstickcompetition)机制①。而无论是上述哪种机制,最终都可以得到地方政府决策的“反应函数”zi=f(z-i,Xi),这对应于理论模型中的纳什均衡解,表示在给定其他地区的政策选择z-i,地区i的最优选择,其中Xi是影响zi的地区i的经济社会特征。由于政策变量存在策略互动特性,一般的计量经济模型失去适用性,而空间滞后模型被认为是有关空间互动或社会互动过程均衡结果的一种合适的实证模型。其先驱性研究是由Case等(1993)进行的,他们通过空间滞后截面数据模型将该反应函数转化为可估计模型(1),空间滞后项(即策略互动项)的系数ρ1的正负、大小分别代表这种策略互动的方向与强度。基于上述模型(1),国内学者沈坤荣和付文林(2006)利用1992年和2003年的截面数据对我国地方政府税收竞争的策略互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省级政府税收反应函数斜率为负,即省级政府宏观税负存在差异化的策略互动特征。李永友和沈坤荣(2008)分别对1995年和2005年的经济建设支出、文教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策略互动特性进行识别,结果并未稳健地支持该特性的存在。Brueckner(2003)认为在截面数据模型(1)中,部分与Xi相关的变量由于难以度量而进入扰动项-23-“兄弟竞争”“父子争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与是否并存?中国金融?财政论坛ui,很可能导致Xi与ui相关。但是在进行模型估计时,研究者往往只关注策略互动项的内生性,而忽视控制变量Xi与ui可能存在的相关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此时,为具有内生性的控制变量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是一个自然的解决方法,但合适的工具变量很难寻找。另一种更为可行的方法是使用面板数据,各种不具时变性的特征可由个体效应μi很好地捕捉,时变性特征可由时间效应λt刻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这种相关关系。为此,研究者越来越多地使用以下面板数据模型(2)进行策略互动特性的识别。基于上述模型(2),王守坤和任保平(2008)使用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省级政府宏观税负存在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特征。李涛和周业安(2009)使用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各省份人均实际本级财政支出总量和行政管理费支出表现出显著的策略替代特征,而人均实际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预算外等支出都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补特征。纵向共同反应作为另一个重要特性,要在实证研究中对其进行识别,需要解决如何将中央政府政策这一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引入模型的难题。由于截面数据没有时间维度,因此早期基于模型(1)的研究无法对此特性进行识别。而随着面板数据模型的兴起,研究者可以将中央政府政策变量(zct)作为可观测共同因子引入模型,这使得对其识别成为可能。除此之外,反映大国治理结构、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等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也以可观测共同因子(Ft)的形式进入方程,最终设定如模型(3)所示。基于上述模型(3),Esteller-Moré和Solé-Ollé(2001)以及Devereux等(2007)分别考察美国州政府在收入税竞争以及烟草和燃油特许权税竞争中所体现的行为特性,发现既存在州政府之间的横向策略互动,也存在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的纵向共同反应。Revelli(2003)在一项有关英格兰地方政府环境支出的研究中发现,如果同时考察上级和下级-24-政府间环境支出的外部性,地区间横向策略互动的程度将会显著降低,因此认为地区支出所体现出来的正的空间相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于对上一级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而不完全只是横向策略互动。此外,研究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行为特性时,自然禀赋、文化传统、经济交流等本身具有空间相关的重要因素难以测度而进入扰动项,从而导致扰动项存截面弱相关,即使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控制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仍然不能去除这些因素。这将导致对应同一时期,随机扰动在不同地区之间呈现一种波浪型的传递特征②。如果面板数据类型是时间维度T大于截面维度N,则“似无关”(SUR)模型是刻画截面相关的一种合适方法,但是当N大于T时,由于FGLS估计不可行而必须另觅他法。近期文献中,Pesaran和Tosetti(2007)用具有空间自相关③(SAR)的随机扰动项来刻画这种截面弱相关。空间自相关描述的是一种全局性的空间相关,能够将所有个体联系起来,还可以避免对横向策略互动特性的伪识别问题。总结以上对模型方法的讨论,我们认为要对横向策略互动特性进行识别,采用空间滞后的面板数据模型优于截面数据模型,可以增加样本量并规避控制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引入可观测共同因子的形式可以考察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从而避免对横向策略互动强度的高估;将扰动项设定为空间自相关形式,既刻画了截面弱相关的数据特征,又能规避伪识别问题。因此,(4)其中,zit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政策变量,zjt表示竞争省份j对应的政策变量;ωij表示竞争省份j对于省份i的相对重要程度,具体取值在下文空间加权矩阵选取部分介绍;就是省份i的各个竞争省份j的加权政策变量,即横向策略互动项;zct代表中央政府政策变量,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ρ1和θ是我们的关注参数:ρ1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竞争存在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或称策略互补,显著为负则说明存在差异化的策略互动或称策略替代;如果θ显著为正,则说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政策的纵向共同反应为追随与效仿,显著为负则是背道而驰。Xit是代表各省份经济社会特征的控制变量;Ft是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的控制变量。υit~i.i.d(0,συ2)为典型的随机扰动项,且与zct、Xit以及Ft不相关。μi是个体效应,可体现为固定效应或者随机效应,当其为随机效应时,μi~i.i.d(0,σμ2)且E(μiυit)=0。uit服从空间自相关形式(SAR),ρ2是相应的误差空间相关系数。三、估计方法与变量说明(一)估计与检验方法要估计模型(4),必须解决以下4个难题。第一,解决空间滞后项所引起的内生性问题。用矩阵描述可将模型(4)变换为:可知zit的随机成分是由矩阵的第it行与列向量u的内积构成,即z中每一个元素都依赖于所有的扰动项样本点,此时OLS估计量将是不一致的。现有文献主要采用MLE或者IV估计解决该问题。其中,MLE是早期文献所广泛使用的方法,但Anselin等(2007)指出在空间固定效应设定下,该方法的计算过程较为复杂,且会引起随机扰动项方差阵奇异。IV估计则由于计算上的方便而在近年来受到青睐(KelejianandRobinson,1993;KelejianandPrucha,1998)。因此,第二,得到误差空间相关系数ρ2的一致估计。Kapoor等(2007)提出了GM方法,记为:可得到6个恒等式作为总体矩条件:《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基于第一步得到的广义残差,可形成上述矩条件的样本矩,再由NLS可以得到ρ2以及συ2、σμ2的一致估计。ρ2≠0的假定可通过MoranI统计量进行检验(KelejianandPrucha,2001)。第三,解决非球形扰动带来的问题,得到模型参数的有效估计。类似于扰动项时间自相关情形下的解决方案,,如果存在随机效应,则再对y*进行如下变换,,当存在固定效应时,则取θ=1。最后,根据相关检验确定的合理工具变量集合,对变换后的数据再次进行IV估计。由于可能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变量矩阵中最小的典型相关系数为零;为确保使用工具变量的可靠性,(二)变量与数据年为样本期。在模型(4)中,zit是地方政府政策变量,分别为宏观税负(tax)、政府支出相对规模(exp)、基本建设支出比重(exp1)以及科教文卫支出比重(exp2),zct则是对应的中央政府政策变量。对于税收政策变量的选择,我国与联邦制国家不同,税收立法权高度统一,除了少数不重要的税种之外,地方政府不具有主体税基和税项制定权,因此不能采用各种地方-25-“兄弟竞争”“父子争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与是否并存?中国金融?财政论坛税率来度量地方政府税收政策。我们认为,宏观税负可以综合反映各省份的税收优惠程度、征收范围以及征税努力程度的不同,因此是税收政策的一个合适的代理变量。而对于政策指标的计算,我们认为人均量指标更多体现的是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例指标能更好地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策意图。宏观税负水平等于地方财政收入除以GDP,政府支出相对规模等于地方财政支出除以GDP,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等于地方基本建设支出除以地方财政支出,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等于地方科教文卫支出除以地方财政支出总额。为反映各省份不同的经济社会特征,控制变量集Xit包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④(Income)及其平方项(Income2),用于反映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Popden),等于总人口除以总面积,单位是百万人/万平方公里;在校小学生占总人口比例(Stu)⑤,反映各省份的人口结构特征;第一产业比重(First)⑥,等于第一产业增加值除以GDP,用于表征各省产业结构特征,也刻画了各省份经济发展程度和税源丰裕程度;城市化水平(Urbanization),等于非农业人口除以总人口,用于体现各省城乡结构特征;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比重(State-owned),等于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数除以总职工数,用于捕捉所有制结构变革的信息;开放度(Openness),等于进出口总额(以人民币计价)除以GDP,用于反映各省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控制变量集Ft主要包括三类不随个体只随时间变化的可观测共同因子。第一类为反映全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26-现出更为激烈的财政竞争行为,因此将、、、、2006等年份取值为1,其他年份取值为0。第三类变量则是刻画重要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结构变化:地方政府宏观税负变化趋势在分税制改革前后表现迥异,因此在该方程中引入虚拟变量Dum1994来反映该制度变革的影响,以1994年为界,之前取值0,当年以及之后年份取值1;在科教文卫支出方面,全面实施财政包干之后地方政府承担了大部分的该项支出责任,导致该比重在1989年之后有明显的上升,因此在科教文卫支出方程中引入虚拟变量Dum1989,该变量以1989年为界,之前取值0,当年以及之后年份则取值1。(三)空间加权矩阵选取识别地方政府间财政竞争的策略互动特性,必须确定如何选择竞争对象及其权重。值得注意的是,面板数据下的空间模型一般是先按时间再按个体进行排列,因此其空间滞后项和空间相关扰动项的向量形式分别为Wzt和Wut。W是N×N空间加权矩阵,矩阵中的元素ωij代表第i省份与第j省区在空间上的相关关系,对角线元素取值为0。设定空间加权矩阵,最理想的方法是由数据生成,但实际研究中由于统计技术方面的原因,目前多数情况下仍难以实现。而在地方政府竞争理论中,“竞争对手”也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很难将其转化为具体的空间权重设定。因此,最常用的方法是依据Revelli(2006)提出的简易原则(Parsimony),采用像相邻法这种应用最广的设定⑨,而不是其他更具随意性的复杂设定。相邻法具体设定如下:若i和j为相邻的省份,则取ωij=1,否则取ωij=0,并对权重矩阵采取行标准化处理。四、实证结果分析年省份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2是地方政府宏观税负在年和年两个分样本的估计结果。之所以要对宏观税负进行分样本估计,是因为随着地方政府税收优惠竞争的《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
升级以及预算外资金的急剧攀升,国家财政收入占系数显著为负,表现出差异化的策略互动。这说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它在两个不同时期的迥异表现导致全样本下策略互动项系数不显著。宏观税负横向策略互动特性从相互模仿到差异化的转变,显示出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从一味让渡税收收益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的转变,可见其行为逐渐趋于理性。从表1的估算结果还可以看出,对于支出政策,无论是支出规模,还是支出结构,都存在着政策模仿与趋同现象。其中,支出相对规模是一个总量指标,代表政府与市场的分权程度,其策略互动项系数约为0.93,意味着随着财力的增强,扩大政府支出相对规模愈发成为地方政府的共同选择。在支出结构方面,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和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策略互动系数分别约为0.73和0.97,都呈现出GDP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甚至影响了中央政府的职能。为此,中央政府于1994进行分税制改革,在“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的原则下重新划分地税、国税,此举对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横向策略互动特性识别根据表1宏观税负方程的全样本估计结果,其策略互动项系数不显著,但我们认为不能因此草率判定地方政府在宏观税负上不存在横向策略互动特性。从表2分样本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宏观税负在分税制改革之前策略互动项系数显著为正,表现出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特性;而分税制改革之后表1省级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估计结果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特性,但是两者背后的作用机
。Dum0.60.50.40.30.20.各个方程的空间滞后项、中央政策变量、财政分权变量对应各自指标;Haus-taxexpexp1exp2man检验用于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若显著则为固定效应。以上图1省级政府政策年度变异系数说明适用于表2。-27-“兄弟竞争”“父子争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与是否并存?中国金融?财政论坛制却是迥异的。根据现有文献研究结论(如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基本建设支出在短期内可以显著促进经济增长而科教文卫支出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是由于受到普遍重视而呈现相互模仿,相反地,在科教文卫支出方面,各省级政府普遍倾向于保持一定水平即可的选择,从而呈现出更为明显的政策趋同。图1是政策变量年度变异系数的变化趋势,可以为判断地方政府的策略互动特性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其中,宏观税负变异系数(tax)在20世纪80年代呈现下降态势,但1994年后明显增大并伴随着较大程度的波动,显示地方政府宏观税负从政策趋同向差异化的转变。支出相对规模(exp)和基本建设支出比重(exp1)的变异系数保持在0.4上下波动,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变异系数(exp2)则呈现明显收敛趋势,特别是1990年以来基本保持水平直线的稳定态势,这表明地方政府在各项支出政策上的模仿一以贯之,非常明显。进一步比较图1与表1的结果可以发现,支出指标策略互动的模仿特性体现于表1是基本建设支出比重、支出相对规模和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策略互动系数0.73、0.93和0.97依序递增,体现于图1则是它们的变异系数依序递减,两者相互印证。改革前为0.75,在分税制改革后为0.18。可见在税收政策方面,地方对中央存在跟随型的共同反应,但是这种反应的强度和显著性都呈下降趋势。图2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政策演变趋势,表1的估算结果从中得到了注解: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和地方宏观税负呈现双双下降的趋势,因为这一时期通过税收优惠招商引资成为自上而下的共识;而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和地方宏观税负都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显示不同层级政府都致力于提高财政收入的比重,但地方政府的上升趋势在后期明显落后于中央政府。其原因是,随着税收优惠成为全国的“普惠”,部分相对发达的省份开始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赢得优势,这就要求这些省份必须保证足够的税收收入;而对于落后省份而言,税收优惠仍然是重要的竞争手段,所以平均而言,地方对中央的共同反应强度就明显下降了。图2也印证了有关支出指标共同反应特性。支出相对规模和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共同反应系数分别是0.59和0.21,表明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都存在一种正向的共同反应,但前者在5%的水平上显著,后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图2显示,改革初期,政府支出相对规模和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自上而下都是逐年下降,这与当时主要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导致财力有限的现状相符;而随着财力的增强,“做大政府”和通过基本建设支出来推动经济增长被广泛采用。对于科教文卫比重而言,共同反应系数只有约0.03且不显著,表明中央政府在科教文卫支出方面并未能对地方政府的决策产生强而有力的影响。图2显示在1989年之前中央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呈上升趋势,地方则是保持稳定;1989年全面实行财政包干导致地方骤升、中央骤降;而随后年b.支出相对规模0.40.30.20.1
d.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中央政府政策(二)纵向共同反应特性识别表1和表2的估算结果还表明,宏观税负方程中,θ的全样本估计约为0.58,分样本估计在分税制0.160.120.080.04
a.宏观税负0.50.40.30.20.1
c.基本建设支出比重地方政府政策0.20.160.120.080.040份地方政府有递减趋势,中央政府则是先降后升。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并没有与中央政府保持同步。(三)重要控制变量结果解释财政分权变量(Decentralization)对支出相对规模和基本建设支出比重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只有在分税制改革之前显著为正,表明地方政府在各项政策中承担责任越重,则越倾向于提高该政策指标。政治集权变量(Centraliza-图2省级政府政策年度均值与中央政府政策趋势比较tion)均不显著,说明重大会议的召开并没有对地方-28-财政政策产生显著影响,其原因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官员政绩评价并不只是关注其在重要会议前的表现,而是综合其主政期间表现而定⑩。人均收入(Income)对于宏观税负的影响在全样本估计下呈U型,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时,地方政府倾向于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而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地方政府倾向于提高宏观税负。在表2的分样本估计中,人均收入在分税制改革前后影响分别为负向和正向,进一步印证了全样本估计中的这种非线性关系。在支出相对规模方程中,人均收入及其平方项虽然都不显著,但其系数都为正,这也一定程度体现了“瓦格纳法则”: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会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而进一步提高。具体到支出结构,人均收入对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呈U型,即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地方政府会控制基本建设支出比重,而达到一定收入水平之后,才会加大该比重。在科教文卫支出比重方程中,人均收入的影响呈倒U型,即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增加科教文卫支出比重,而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则倾向于降低该比重。第一产业比重(First)在宏观税负方程中显著为负,说明以农业为主的省份,其税源有限,为促进经济发展,更青睐于采取税收优惠政策,但是该变量在分税制改革后不显著,意味着即使是落后省份也开始提高财政收入比重。在基本建设支出中,第一产业比重越高,该项支出比重越低,反过来说明第二、三产业部门比重越高的省份越是乐于扩大基本建设支出。城市化水平(Urbanization)对宏观税负的影响在分样本估计中都不显著,这是由于该变量与人均收入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所致;但在全样本估计中,其多重共线性的程度有明显下(扩大样本是克服多重共线性的方法之一),不影响参数估计的显著性。结果表明,城市化的影响显著为正,说明城市居民比例越高,征税管理难度越小,税源越广,越有利于地方政府提高宏观税负。在科教文卫支出比重方程中,城市化水平显著为负,这是因为发达地区市场机制相对完善,便于进行筹资方式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由于对教育和医疗采取“甩包袱”做法,减轻了地方政府该项支出的压力。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比重(State-owned)对政府《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支出相对规模有显著的正效应,即国有化程度越高,地方政府越可能存在扩张偏向的支出政策。在支出结构方面,国有经济单位职工比重对基本建设支出比重的影响不显著为正,而对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非国有化进程可以有效纠正政府支出结构的扭曲(类似结论见傅勇、张晏,2007)。(四)稳健性分析最后,我们考察中央政府政策变量zc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关系到稳健性。一般而言,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纵向关系方面,中央政府扮演着一种斯塔克伯格领导者的角色(HayashiandBoadway,2001),其政策制定具有先行特征(movingfirst),现实中不大可能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决策做出反应(Esteller-MoréandSolé-Ollé,2001),因此中央政府(上级政府)政策在地方政府(下级政府)的决策当中往往被认为是外生的(BrettandPinkse,2000;Revelli,2003)。从这个角度看,现有文献偏向于认为不存在这种由联立性关系导致的内生性。另一方面,如果方程遗漏了一些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决策有共同影响的变量,则可能造成中央政府政策变量与包含共同冲击的扰动项相关而导致的内生性。针对这种情形,Esteller-Moré和Solé-Ollé(2001)提出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在方程中加入体现时间异质性的年度虚拟变量,二是在方程中加入影响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决策的周期性变动(cyclicalvariations)的变量,这两种方法都可以控制对地方政府政策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共同冲击。也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1993年)方程仍有可能存在联立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处理,将该方程中的中-29-“兄弟竞争”“父子争议”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行为特性识别:与是否并存?中国金融?财政论坛央政府政策变量视为内生变量并重新估计。此时,控制变量集X的全国数据满足与中央政府政策变量相关而与扰动项不相关的条件(参考Esteller-MoréandSolé-Ollé,2001),可以作为合适的工具变量。内生性设定下的估计结果显示,横向策略互动系数为0.37,且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与外生性假定下估计结果(即表2的年的宏观税负方程)相比,系数稍有提高,显著性基本持平;纵向共同反应系数则为0.55,且在5%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相比外生性设定下0.75以及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的估计结果,其强度和显著性都有所下降。可见,如果忽视分税制改革前地方政府宏观税负对中央政府决策的潜在影响,确实会高估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共同反应程度,基于内生性设定的结果更为可靠。为谨慎起见,五、结论与政策建议结合已有文献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地方政府支出相对规模上的相互模仿特性有助于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在支出规模方面普遍存在强烈的扩张倾向(方红生、张军,2009);而-30-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傅勇、张晏,2007)”的明显扭曲也提供了思路。基于上述结论与讨论,从深化大国治理结构变革角度看,地方官员政绩评价机制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而绩效考核指标的多元化应成为改革的目标之一。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以及“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等,相比较GDP增长率,仍然是“软约束”指标,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仍难以达标。只有通过实行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将这些指标“硬约束化”,才能真正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视,并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模仿的策略互动行为强化这些目标的激励。从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角度看,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多数政策有显著影响,但对于科教文卫支出而言,这种影响是不显著的。为扩大科教文卫支出比重,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通过制度设计,以中央支出为基准,要求各地按照相应比例保证该项支出,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制度约束。相类似的,对于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子女教育、医改、社会保障、环境污染治理等问题,需要以中央统筹方式加以解决。从匡正地方政府竞争行为角度看,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使得地方政府从竞争走向竞合,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当前中国发展遇到的一些问题,例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上的重复与同构,已经不是某时某地的问题,而是跨区域的联动问题,因此区域间的合作与地区间的竞争同样重要。此外,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竞争手段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以税收优惠为主,发展到以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政策为主,但总体而言,这些竞争手段仍属于“硬件”方面的竞争。为提高执政水平和施政效率,政府服务、投资环境塑造、信用建设等制度创新必须成为地方政府“软件”方面竞争手段。(作者单位:王美今、林建浩,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余壮雄,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责任编辑:蒋东生)注释①相关综述可以参考Brueckner(2003)、Revelli(2005)以及郭庆旺、贾俊雪(2009)。②郭庆旺、贾俊雪(2009)设定了形如zit=ρ1∑ωijzjt+Xit'β+uit,uit=ρ2∑ωijujt+εit的模型,考虑了扰动项的空间相关关系,但仍有几处有待改进。第一,该模型虽然使用的是面板数据,但是没有考虑个体效应与时间效应等异质性问题,本质上是式(1)的Pooled模型形式加上SAR扰动项。第二,该模型也没有考察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纵向共同反应”。第三,该文将扰动项的SAR形式解释为“地方政府政策受到诸如整个国家政策变化等的共同冲击”,这种理解有待商榷。事实上,在计量经济学中,SAR扰动描述的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波动传递给其他地区的情形,属于截面弱相关;要刻画凌驾于各个地区之上的经济或行政等力量所带来的共同冲击,必须使用不可观测的共同因子结构,属于截面强相关。③假定真实数据生成过程是ρ1=0,即不存在策略互动,但如果模型设定忽视了扰动项的空间相关,则会得到ρ1显著非0的结论,从而提供一种“伪策略互动”的证据。④由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制定权在于中央政府,而且人均收入取决于多种因素,因此地方宏观税负方程中,⑤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入读小学一般是强制性的,因此使用在校小学生占总人口比例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代理变量是合适的。⑥一般而言,越是发达的地区,第一产业比重越低。但有些发达地区以第二产业为主,例如山东、江苏;有些则以第三产业为主,例如北京和上海;有些则是第二、三产业并重,例如广东。因此用第一产业比重表征产业结构是相对合适的选择,这也被国内文献广泛采用。⑦由于很多省份的中央财政数据缺失,此处采用全国加总数据,因此该变量只随时间不随个体变化。⑧Edmark和Agren(2008)认为选举制度对地方政府政策有明显的影响,通过设定选举年为1、非选举年为0的虚拟变量来刻画这种影响。王守坤和任保平(2008)也采用相同方法。⑨在目前理论模型中地方政府竞争3种激励机制中,无论是溢出效应、财政竞争,还是标尺竞争,邻近的省份都是其最可能的竞争对手,因此相邻法的设定能捕捉上述各种机制下的相关关系。实际分析中,除了相邻法,⑩虽然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中央政府政策变量内生性问题的建议。参考文献(1)樊纲、张曙光、杨仲伟、张燕生、袁刚明:《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2)方红生、张军:《中国地方政府扩张偏向的财政行为:观察与解释》,《经济学(季刊)》,2009年第8卷第3期。(3)傅勇、张晏:《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管理世界》,2007年第3期。(4)郭庆旺、贾俊雪:《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经济研究》,2006年第7期。(5)郭庆旺、贾俊雪:《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财政支出竞争与地区经济增长》,《管理世界》,2009年第10期。(6)李涛、周业安:《中国地方政府间支出竞争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7)李永友、沈坤荣:《辖区间竞争、策略性财政政策与FDI增长绩效的区域特征》,《经济研究》,2008年第5期。(8)陆铭等:《中国的大国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9)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增长绩效》,《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10)王守坤、任保平:《中国省级政府间财政竞争效应的识别与解析:年》,《管理世界》,2008年第11期。(11)Anderson,T.W.,1984,IntroductiontoMultivariateStatisticalAnalysis,JohnWiley&Sons.(12)Anselin,L.,J.LegalloandH.Jayet,2007,TheEcono-metricsofPanelData,Springer-Verlag.(13)Anselin,L.,R.FloraxandS.Rey,2004,AdvancesinSpatialEconometrics:Methodology,ToolsandApplications,Springer-Verlag,(14)Brett,C.andJ.Pinkse,2000,“TheDeterminantsofMunicipalTaxRatesinBritishColumbia”,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Vol.33,pp.659~714.(15)Brueckner,J.K.,2003,“StrategicInteractionAmongGovernments:anOverviewofEmpiricalStudies”,InternationalRegionalScienceReview,Vol.26,pp.175~188.(16)Case,A.C.,H.S.RosenandJ.R.Hines,1993,“Bud-getSpilloversandFiscalPolicyInterdependence:EvidencefromtheStates”,JournalofPublicEconomics,Vol.52,pp.285~307.(17)Devereux,M.P.,B.LockwoodandM.Redoano,2007,“HorizontalandVerticalIndirectTaxCompetition:TheoryandSomeEvidencefromtheUSA”,JournalofPublicEconomics,Vol.91,pp.451~479.(18)Edmark,K.andH.Agren,2008,“IdentifyingStrategicInteractionsinSwedishLocalIncomeTaxPolici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Vol.63,pp.849~857.(19)Esteller-MoréAlexandSolé-Ollé,2001,“VerticalIncomeTaxExternalitiesandFiscalInterdependence:EvidencefromtheUS”,RegionalScienceandUrbanEconomics,Vol.31,pp.247~272.(20)Hayashi,M.andR.Boadway,2001,“AnEmpiricalAnalysisofIntergovernmentalTaxInteraction:theCaseofBusi-nessIncomeTaxesinCanada”,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Vol.34,pp.481~503.(21)Kapoor,H.H.KelejianandI.R.Prucha,2007,“PanelDataModelswithSpatiallyCorrelatedErrorComponents”,Jour-nalofEconometrics,Vol.140,pp.97~130.(22)Kelejian,H.H.andI.R.Prucha,1998,“AGeneral-izedSpatialTwoStageLeastSquaresProceduresforEstimatingaSpatialAutoregressiveModelwithAutoregressiveDistur-bances”,JournalofRealEstateFinanceandEconomics,Vol.17,pp.99~121.(23)Kelejian,H.H.,I.R.Prucha,2001,“OntheAsymp-toticDistributionoftheMoranITestStatisticwithApplica-tions”,JournalofEconometrics,Vol.104,pp.219~257.(24)Kelejian,H.H.andP.Robinson,1993,“ASuggestedMethodofEstimationforSpatialInterdependentModelswithAutocorrelatedErrors”,PapersinRegionalScience,Vol.72,pp.297~312.(25)Pesaran,M.H.andTosetti,2007,“LargePanelswithSpatialCorrelationsandCommonFactors”,WorkingPaper.(26)Revelli,F.,2003,“ReactionorInteraction?SpatialProcessIdentificationinMulti-tieredGovernmentStructures”,JournalofUrbanEconomics,Vol.53,pp.29~53.(27)Revelli,F.,2005,“OnSpatialPublicFinanceEmpir-ic”,InternationalTaxandPublicFinance,Vol.12,pp.475~492.(28)Revelli,F.,2006,HandbookofFiscalFederalis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31-《管理世界》(月刊)2010年第3期ASUMMARYINTHEORYTheCorporateGovernance,theEconomicFortificationandtheEconomicGrowth……WrittenbyRandallMorck,DanielWolfenzonandBernardYeungandTranslatedbyLuChangchongBRIFECOMMENTARIESTheDynamicEfficiencyofChina'sCapitalAccumulation:TheoryandPositive……………………ZhangyanAStudyontheNegativeEffectoftheGovernmentSupervision……………………………………ZhouYanAStudyontheEvaluationoftheInvestmentBehavioroftheManagersofChina’sOpen-endFund……………………………………………………………………ZhuBo,WenXingyiandKuangRongbiaoNeuralSubstratesofFinancialDecision-Making………………………WangLeiLeiChenandLinZhipingAnAnalysisoftheAttributeandtheEconomicImpactoftheResourcesoftheInternet…………………………………………………………………………………HouHanpoandotherwritersManagementInnovation:TheConstructionoftheIntroductionofDesion-makingModel……………………………………………………………………………………RenyingweiandLinhaifenWhomdoCustomersTrust?……………………………………………………FuXiaorongandXieQinghongTheMotiveoftheAlliance,theTechnicalAbilityandtheOptimalTacticsofEnterprises’EnteringintoAl-liance………………………………………………………LiYunyao,ShengYanchaoandJiangXiangyangAStudy,BasedonthePerspectiveoftheRecognitionofValue,theMechanismoftheEffectofEnterprises’SoftPower……………………………………………………………………………………………LuoGaofengABSTRACTSINENGLISHTheStrategyofDevelopmentandtheChoiceoftheEconomicInstitutionLinYifuandGongQiangBytheconstructionofatwo-sectormodel,wewillexpoundtheeffectoftheeconomicendowmentandthegovernmentdevelopmentstrategyontheselectionofthesystemoftheeconomicorganizations.Whenthecapitalendowmentoftheseorganizationsislow,andifthegovernmentgivesherpreferenceforthede-velopmentofthedomesticindustrialsectorsoverthatofothersectors,thegovernmentwillachieveherstrategicobjectbydistortingtheeconomy.Especiallywhentheendowmentcapitallevelislowtoacertaindegree,therelianceonthetaxescollectedinthemarketeconomysystemandonsubsidizationwillnothitthestrategictargetofthegovernment,and,inordertorealizethedevelopmentstrategyofthegovernment,thegovernmenthastodirectlyinterposeintheresourcesallocationandhastocarryoutthesystemoftheplannedeconomythatwreststheautonomyfromenterprises.TheresultsofthisstudyhavegivenarationalexplanationfortheselectionofsystemsindevelopingcountriesandtothesystemarrangementintheperiodofChina’splannedeconomy.TheIdentific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FinancialCompetitionofChina’sLocalGovernments:Does“theCompetitionamongBrothers”Coexistwith“theControversybetweentheFatherandSons”?WangMeijin,LinJianhaoandYuZhuangxiongLocalgovernments’competitionhasplayedanimportantroleintheprocessofChina’seconomictake-offandinstitutionaltransformation.Thiscompetitionhastwocharacteristicsinbehavior:“thecompe-titionamongbrothers”,meaning“thehorizontalstrategicinteraction”betweenlocalgovernments,and“thecontroversybetweenthefatherandsons”,meaning“theverticalcommonaction”.Bytheuseofaspatial-187-MANAGEMENTWORLDNo.32010datamodelthatcandescribethecharacteristicsoftheinteractioninspace,wehavecarriedouttheidenti-fic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twobehaviorsofthelocalgovernmentsinfinancialcompetition,inan-ticipationofscientificallyestimatingandcorrectlydistinguishingthecharacteristicsofthetwobehaviors,inordertoofferanewperspectivetoexplainChina’sproblemsatpresent.Theresultsofourstudyindicatethatthemacro-taxburdenhasbeendefinedwiththereformfortaxdistribution,thecharacteristicsofinter-actioninitstacticshaschangedfrommutualmimickingeachothertodifferentiation,thattherelativesizeofexpenditure,theexpenditureforcapitalconstructionandtheexpenditureonculture,education,scienceandhealth,however,haveinteractedinthetacticsofmutualsimulation,that,inthecharacteristicsoftheverticalcommonaction,thelocalgovernmentshavefollowedthecentralgovernmentinthetreepoliciesofthemacro-taxburden,therelativesizeofexpenditureandtheexpenditureforcapitalconstruction,andthatthepolicyofthecentralgovernmentfortheexpenditureonculture,education,scienceandhealth,however,hashadnostrongimpact.TheExternalFairnessofCEO’sEmolument,theNatureofStockRightandCompany’sPerformanceWuLiansheng,LinJingyiandWangYapingTheexternalfairnessofemolumentisanimportantfactorthataffectsthemanagementbehaviorofcompanymanagers.Basedontheemolument,revealedcompulsorily,ofmanagersofChina’slistedcompa-nies,andonthenatureofthestockrightofthecompany,wehavestudiedtheeffectoftheexternalfairnessofemolumentoncompany’sperformance.Theresultsofourstudydemonstratethatthereexistsanobviousdirectcorrelationbetweenthepositiveextraemolumentandtheperformanceofnon-state-ownedenterpris-es,andwehavenotfoundthatthereexistsadirectcorrelationbetweenthepositiveextraemolumentandtheperformanceofstate-ownedenterprises,norhavewefoundthatthereisarelationshipbetweentheneg-ativeextraemolumentandtheperformanceofnon-state-ownedenterprisesaswellasthatofstate-ownedenterprises.Theresultsofourstudyalsoshowthatthepositiveextraemolumentplaysaroleofstimulationonlyinnon-state-ownedenterprises,becausethemanagersofstate-ownedenterprisesattachmoreimpor-tancetotheirownpoliticalfuture,andthatthe“chastisement”roleofthenegativeextraemolumenthasnotbeenplayedinreality.Thispaperhasfurtheredthestudyonstimulatingcompanymanagerswithemolu-mentandofferedanimportfoundationforthedesignoftheemolumentsystemforChina’senterprises.EditorinChief:ViceChief_Editor:GeneralEditor:President:Sponsor:Add:Tel:LiKemuTianYuan,HeShaohua,LuJian&JiangDongshengXieYueGaoYanjingDevelopmentResearchCentreoftheStateCouncil,P.R.C.No.8Dazhongsi,Donglou,Beijing,China(010)5760MANAGEMENTWORLDOriginalName:ADMINISTRATIVEWORLD-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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