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院精神病人攻击性行为的干预--《二零零六年度全国第五次护理专业学术会议论文汇编》2006年
住院精神病人攻击性行为的干预
【摘要】：目的了解精神病人对发生冲动攻击性行为的原因,提出预防性干预措施。保护医护人员的身心健康。方法根据对近十年在临床第一线的工作人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发生攻击性行为的过程加以研究。结果发生攻击性行为的有104例,而伤害比较严重需要休息、治疗者为34例,情节比较轻者42例,(只是有冲动行为,未造成后果)。结论在工作中如何防止精神病人的攻击性行为,加强护士教育,掌握应对技巧是精神科护士加强自我保扩的重要手段。
【作者单位】：
【分类号】：R473.74【正文快照】：
精神病人由于受病态等因素的影响，极易发 生攻击性行为。精神病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 失去正常理智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有较大的盲 目性和不可预测性，常对他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故而精神科护士更具在职业危险性，对护理人员 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程度威胁和伤害。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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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精神病人暴力行为的防范及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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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到底怎么对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出路在哪？
家人到底怎么对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出路在哪？
打车去精神卫生防治院，是需要些勇气的。
一上车，出租车师傅用眼角的余光上上下下打量过我之后，吐出一句话：「那是精神病院吧？」
「是呀。」
「哦，那可要小心，精神病杀人不犯法。」
这是一个对精神障碍患者不那么友好的世界，尤其是其中被称为「重症」的那一批。
由于调查面临的种种困难，目前较权威的数据还停留在中国疾病控制中心 2009 年公布的数据：中国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约 1600 万人。
然而，我们几乎感觉不到占据中国总人口 1% 的这个庞大群体的存在，他们消失在「正常人」所能见到的日常中。
通常，他们或被送入精神病院，或被关在家中。一位纪录片导演曾把自己拍摄精神病院的纪录片定名为《囚》，而现实的「囚」，几乎比这词的字面意义更残忍。
根据 2006 年进行的河北省重症精神疾病人员流行病学调查，仅河北一省，被锁在家里的精神障碍患者，可能就达 10 万人之多。
失控后才治疗
随着出租车逐渐接近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下称「海淀精防院」），行人慢慢稀疏，路旁灌木的叶片上积着厚厚尘土。
2008 年奥运那年，这家区级的精防院从颐和园附近的青龙桥搬到苏家坨乡，合并了附近的两家精神专科医院成立新院。
车在一个敞开的大门前停下：没有高墙与铁栅栏，是个半开放的院子，还有一群大大小小的流浪猫在转悠。这里的人告诉我，除了医护人员，精神障碍患者也会给它们喂食。
院子里，医护人员不穿白大褂。病区分两类，里院是有栅栏门的封闭病区，外院是患者可以随意出入的开放病区，开放病区也有门和锁，「防外不防内」。
开放病区还有个种了很多月季和铺满草坪的小花园，和一块农田——患者自己种植作物，看着它们生长发芽，这叫「农疗」。
中午，行经农田，一位短头发、穿着胶鞋、正在农田里劳作的女患者，主动跟我打招呼。
她已经住院近 10 年了，「这里还不错，生活很规律，我也没复发过，还自学了好几门计算机课程，这样将来还能找点活干。」
「我现在主要就是想回家，如果见到我家人，麻烦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接我回去吧，我现在都好了。」
这是一位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这里的住院患者，大部分是精神分裂症。」精防院的副院长游秋萍这样介绍。
精神分裂症，是最传统、最神秘，也是受到歧视最严重的精神疾病，在中国精神病医院的住院患者中，85%
属精神分裂症等重性精神疾病。
那位出租车师傅印象中凶神恶煞的精神病患者形象，正是社会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的一个最普遍的刻板印象。
其实，大量数据表明：只有极少数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表现出暴力倾向。而这些暴力倾向，多与其幻觉、妄想的症状有关。而这些症状，目前已可以通过相应的药物得到很好地控制。
北京安定医院主任医师郭俊花曾在网络公开课中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出现暴力行为，主要是由于患者在病情轻的时候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情绪失控，怪想法多，出现暴力倾向。」
而中国的大多数患者，却都是在局面失控后，才被送进医院治疗。
普遍的「旋转门」
精神科医生们常常把精神疾病复发的患者「住院——回家——再次发病入院」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称为「旋转门」。
「旋转门」非常普遍。
而对精神分裂症而言，因为医疗资源的缺失及社会接纳程度的不足，徘徊于医院和家庭的「旋转门」一段时间之后，患者通常会以某种方式在正常社会中「消失」。
一位精神科医生谈及，很多家庭为了防止患者「滋事」或者仅仅是掩盖「家丑」，就把患者锁在房间，甚至用铁链终身锁在笼子里。
另一位精神科医生则提到，「在精神科的大部分疾病中，精神分裂是最重、最难离开医院的。」这是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结局：被亲人几乎「遗弃」在精神病院，而这种「压床」，又进一步加剧了医疗资源的缺口。
前几年，海淀精防院曾对 300 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的 150 多人是符合出院条件的。但是，当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
在海淀精防院，有很多在医院居住了 10 年 20 年以上、资格比医护人员还老的老患者。
出院难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社区康复体系还没建立或没完善，无法让患者在院外得到有效管理，并通过康复训练逐步恢复生活技能、社会技能，从而回归家庭、回归社会。」在 2014 年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国家卫生计生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曾这样回答。
在精神分裂症领域，把临床症状消失视为「痊愈」，而把患者正常回归社会称为「康复」。
一项新加坡的统计表明，超过一半的首发患者可以在 2 年内得到「痊愈」，但最终能够达到「康复」的，大概只占 20%。
复发，在精神分裂症中非常普遍。
《今日精神病学》中的一篇文章曾指出：超过 80% 的精神病患者会在 5 年内复发，其原因大多与无故停药有关。依据不同的界定标准和患者特点，平均 40%～50%
的首发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在 2
年内复发。
造成患者病情反复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很多，但部分或完全停用药物是首要原因。
数据显示，患者的不依从，可使其复发风险增加 5
倍之多。而影响服药依从性的原因很多：觉得自己「好了」；怕「上瘾」；怕「副作用」；怕身边的人发现；甚至仅仅因为生活没有规律，懒惰。
幸运的是，在疾病复发前，有一个前驱症状的阶段。对复发前驱症状的辨识与应对，使得精分患者的随访和复诊尤为重要。
复发前会有什么症状吗？患者张宁刚给出的表述是，「会不舒服，但说不清楚。」
多岁的男人，1985 年大学毕业，1988 年发病，自此陷入出院、停药、入院的「旋转门」，并终在 1995 年进入精神病院常住，直到 2011 年，进入了目前的康复园。
康复园里的无奈
康复园，是海淀精防院在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下称「北医六院」）的支持下，进行的一个精神障碍社区康复实验的核心。
在香港，这类的康复园被称为「中途宿舍」——通过模拟家居、社区和工作环境，为精神障碍康复者提供个性化康复指导，最终让他们能够顺利回家以及正常工作。
而对于那些在精神病院居住几十年的患者，「回去」几乎是种奢望。
北医六院副院长姚贵忠认为，康复园比医院的成本更低，且患者能有更好的体验和获得更好的康复。
游秋萍则表示：「几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了家庭养老园，这也是目前的一种方式。」
此前，海淀精防院的康复园曾达到 20 个，目前收缩到 10 个。
收缩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邻里关系。
因为组织了一次患者在小区里捡垃圾的活动。本来是出于美化家园的意图，结果被邻居发现这些人「眼神不对，有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各种投诉，最后被迫离开。
而现在则主要是因为，北京租房价格的上涨。
康复院的住房条件要求一定要有两个卫生间，通常是三室两厅 120 平以上，住 6 名康复患者，而如果租金超过了 9000 块，就没法负担了。
1995 年，姚贵忠就开始探索康复训练。之后，海淀精防院与北医六院合作，引入国外先进理念，开始进行社区康复试点。
从 2011 年开始，海淀精防院开设院外康复站点，实现患者「出院」，住进这些社区康复机构，作为精神障碍患者在医院生活与家庭生活的过渡。
在这里，病情足够出院标准的患者们一起生活，自己做饭、买菜、做家务、开家庭会议，投票进行家庭的各种重大决议，比如：近期的菜谱，或是娱乐设施的使用规范，还可以去隔壁职业康复项目的工厂里做工。
出门购物，也是患者了解社会和恢复社交技能的一个重要训练方式。
「他们已经几十年没出过精神病院了，最开始时，出门一看现在的物价，特别震撼！」一位护理员介绍。
有的康复园里没有职业康复项目。
「我们是个养老园。」在精神病院住了超过 20 年的张芳，头发花白稀疏，眉目仍然很秀气。她有精神障碍家族史，高二发病，父亲「一看就知道我病了」，送医院治疗，反复了几次，就再也没出院。
「这里至少洗澡方便，不像在医院还得排队。」1984 年，Peter 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英语专业，Peter 女友出国，自己签证被拒，再逢母亲去世，自此发病，从 1995 年开始常住医院。
面对「想出园吗」这个问题，张芳的回答是，「我爸不让。」
Peter 和张宁刚都很沉默，两人的父母都已去世。张宁刚讲起自己的业务，「早就荒废了，我当年是做仪表的，现在都数控了……」他曾经尝试学打字，「不快，一分钟也就六七十字……落伍了。」
也许，对他们而言，康复园至少是一个让人心安的地方。
不是所有战斗都会胜利
精神分裂症患者艾琳•萨克斯，也是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在自著的《我穿越疯狂的旅程》一书中，谈到了自己非常感激的斯托尔医生：当别人都只是看到了她的疯狂时，这位医生看到了她自愈的本能。
斯托尔医生建议艾琳，不要休学，正因为病得太重，她才更需要靠工作，唤起强大的自我来对抗疾病。
艾琳进了大学，并以范德比尔特大学年级第一的成绩去了牛津，之后进了耶鲁的法学院，最终成为了一位南加州大学的法学教授，她还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医学院的精神病学兼职教授，以及美国新精神分析中心的临床研究员。
即使如此，提到自己以失败告终的最后一次摆脱药物的尝试，她说，「并不是所有的战斗都以胜利告终。」
「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患者，如果能够获得恰当的资源和帮助，是能够发挥出他们在病前就已有的潜能的。低估他们会引起人们的负面预期，这实在太糟糕了，因为工作能够给大多数人一种真正的幸福感和专注感。」
那是些听上去过于遥远的故事，姚贵忠讲述了他那间位于北大六院的诊室里的常态：
一位孩子即将参加中考的母亲，衣着得体，已经 6 年没发病了，因为近期的睡眠障碍，丈夫陪同前来复诊，问诊结束后匆匆赶去工作。
一位独自从东北来到北京的少年，跑来进行每月的复诊，他和医生聊未来，聊下月的出游计划，医生建议，「也许，你可以试着写一写日记。」
在写给家属的科普书《精神分裂症咨询》中，姚贵忠还提到了精神分裂症的另一种病程进展——精神衰退。
「人处于一种能吃能喝、躯体健全，却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干的『无欲状态』。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痴呆』状态，是精神分裂症最可悲的结局。」
这种精神衰退的发生，大多与患者长期住院，与家庭、正常人群和社会环境隔绝有关。
姚贵忠认为，康复的目标是为了患者可以更好的生活，虽然最好的结果是症状的消失，但有时候，哪怕有症状，人也可以以好好地活着，「医疗并不是看见人们病了就给人治，他们过的好就可以了。」
而艾琳曾在书中写道：「有一些自然力量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能力，更不用说我们的理解能力了。所以，面对这些，仍然坚持必胜的信念只能是以卵击石。要知道，不是所有的战斗都是以胜利告终的。」（责任编辑：徐卓君、阿梨）
（文中所有患者均为化名）
文章转自：http://mp.weixin.qq.com/s/K_g4D8uPNyrKPHVDl1Eh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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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多对社会不安 而不是敌意与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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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编者按：近来，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屡见报端。仅在7月，就有3起暴力事件的当事人是精神病患者，7月底深圳一有精神病史男子在马路上挥刀连砍无辜路人致3死5伤事件的记忆犹在，8月以来国内又有至少两起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进入大众视野。《天天健康》版“心理在线”栏目就此特别请心理专家分两期为大家分析精神病患的心理特点，从而更好地了解和帮助这一特殊群体，尽量避免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的再次发生。 看上去，社会的公共安全秩序似乎因精神病人受到威胁。然而，如果说，在社会与精神病人之间，其实精神病人是感到更害怕与恐惧的一方，你会感到惊讶、进而深思吗？ 日前，记者采访了深圳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博士，他明确指出，在本质上，精神病人是害怕社会的，而要防止发生精神病人暴力伤人事件，最关键、最重要的一点是，公众要控制自己的情绪，社会在做好防治体系的同时，要给这类病人一个友好的界面与平台，去消除他们的害怕与不安。 1 与健全人不同， 他们失控是“硬件”出了问题 暴力伤人事件发生后，很多人马上就会想肇事者是不是“有病”，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对精神病人的不公平对待。不过刘铁榜博士认为，这样的心态可以理解，因为通常来说，精神健全的人对自己的情绪具有一定的调整与控制能力，能规避人生中遇到的各种风险。 在很多暴力伤人事件中，几乎都能看到一个或一群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人。对此，刘铁榜指出，健全的人与精神病人失控其实是不一样的。正常人的脑部“硬件”没有问题，是他们的“软件”出问题。如过分压抑被动的个性到了极端时，有可能像火山一样爆发。有些人特别具有攻击性，虽说攻击性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是人类实现目的或者保护自己的一个重要功能，但如果攻击性过度、或者持续，就是病态的表现，成为人格问题，由于攻击与暴力让他一时得到好处，经强化后形成暴力倾向，可能出现不计后果的反社会行为。 “精神病人与健全人则不同，由于某种精神疾病的影响，他们的脑部往往有明确的病理改变与功能的紊乱，导致他们的情绪与行为容易失控。”刘铁榜说，可以说是疾病使他的“硬件”出了问题，再使他的情绪与行为出问题。 他举例说，比如精神分裂症，这一复杂的病症可能与病人的多巴胺功能的亢进有关。多巴胺是脑内分泌的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情绪，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彼得松就曾说过：“烟民、酒鬼和瘾君子统统与多巴胺数量有关，受多巴胺控制。”是否感受到爱情、是不是购物狂，都与它有很大的关系。对于多巴胺与精神分裂症的关系，在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个经典的精神分裂症的“多巴胺假说”：精神分裂症是由于多巴胺功能亢进造成的。这一假说一度在学术界居于垄断地位，虽然精神分裂症病因未明，发病机制也不太清楚，但迄今所有的精神分裂症假说，都不能与多巴胺无关。 大量研究还发现，精神分裂症也可能与脑组织的疾病性损坏、罕见变异基因扰乱大脑发育等生理缺陷有关。 所以表面上看，很多暴力事件都是行为失控的结果，但精神病人的失控与健全人的失控并不同，是他们的大脑(硬件)有问题。“当然，危害社会安全的肇事肇祸者究竟是健全人还是精神病人、肇事肇祸时的具体精神状态，都要由专家经过一整套缜密的专业工具来评估。”刘铁榜强调。 2 他们中的很多人对社会不安， 而不是敌意与攻击 在普遍印象中，精神病人非常“可怕”，容易肇事肇祸，并且破坏力极强，虽然真正闹事的只占很小的比例。 如同有精神病的基础土壤不一定就会“长成”精神病人，并不是每个精神病人都会有暴力行为。作为一名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精神科医生，刘铁榜博士告诉记者，事实上，很多精神病人对社会充满了恐惧与害怕，而不是敌意与攻击，因此大多数精神病人都是退缩的、与社会隔离的，因为他们觉得社会让他不安，在本质上，是他们害怕社会。 为什么现在是大众反而“更害怕”原本处于弱势的精神病人？刘铁榜认为，这一根源在于：社会对他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没有看到精神病人暴力伤人行为有其现实与生理基础，而是把他们视为洪水猛兽。 “这正是目前需要我们正视的一个问题，出于无知或者偏见、歧视，现实社会对他们不够友好，甚至攻击他们、歧视他们。这些不安与愤怒一旦积压下来，久而久之，他们就有可能出现情绪大爆发，甚至出现暴力攻击。”刘铁榜告诉记者，有个年轻的精神疾病患者曾冷静地实施过一场肇事案，就是因为他发病后经治疗好转出院，却发现妻子离去、工作丢了、邻居轻视，这些让他备感愤怒，自己本来是无辜而不幸的，这不公平的社会却让自己失去了一切，于是产生报复行动。 刘铁榜强调，精神病人常常是受害者，偶尔才是施暴者，他们本是怕社会的，现在却是社会怕他们，这其实是不正常的。这种怪现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没有去好好地了解他们、关怀他们，没有很好地消除他们对社会的恐惧与不安，甚至歧视他们、打击他们、使他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缩小。这种巨大的偏见与歧视，如同架设起一堵厚厚的墙，把病人与社会隔开。 于是，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就会出现以下一些情况：不敢对外说是精神疾病，而是自闭症或其他病；把家里的音响开到最大，以掩盖病人的情绪发作；把病人藏在家里，不让出门，切掉任何社会联系……因为家有病人，似乎成了整个家庭的耻辱与灾难，病人及其家庭都要面临强大的来自社会的偏见、歧视与威胁，并失去很多。 3推倒与他们之间的“厚墙”， 需要社会的理解尊重 客观说来，社会上的很多暴力伤人行为其实与精神疾病并没有关系，有精神病因素在内的只是很少数。 在经过了被虐待、关起来等治疗模式后，让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走出医院、回归家庭、回归社会，与正常人一样能实现其社会价值、并享受生活就业等各种社会福利，已成为当代国际精神卫生工作的一大趋势。 在这一趋势下，推倒社会与精神病人之间那堵“厚厚的墙”，可谓势在必行。如果仍是高墙与隔阂，无疑不利于精神病人的康复，也不利于社会安全。 刘铁榜指出，这里的关键，是要扫除社会中的偏见与歧视，代之以接触、宽容、理解与尊重，普通民众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躲避病人或把他们扭送医院。“全社会要让精神病人有尊严地生活，在做好防治体系的同时，对他们要有一个友好的界面、平台，消除他们的不安与害怕。” 这一平台的搭建，首先在于大众要明白，精神病是能够治疗的。“关于精神疾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并非不可治愈，经过专科治疗，大多数病人的病情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有相当多的病人能够治好。”所以公众不能因精神病人行为怪异、言行出格就歧视他们。 其次要知道，精神病人是可以沟通与交流的。这首先要做到真诚，有耐心，理解他、尊重他，而且这也有助于减轻他们缺乏交流沟通导致的孤独及与此带来的愤怒。 第三，精神病人一样可以实现社会价值。纳什，“可怕”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但也是20世纪最有才华的数学家之一。他在22岁时写就的一篇论文只有20多页，却奠定了博弈论的基础，现代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也因此而几乎全部改写。他在30岁前，就已经是数学界数一数二的人物，然而在其后的30年，他却饱受病魔的折磨。所幸的是，在妻子的呵护下，他的病情几经周折、逐渐好转。1994年他获颁诺贝尔奖，以表彰他对博弈论作出的奠基性贡献。打动过无数人心灵的影片《美丽心灵》，就以他为蓝本，讲述了这位杰出数学家的人生故事。 人类历史上并不乏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天才都曾受到过精神疾病的侵袭，但却拥有伟大的成就。纳什的经历也充分说明，爱、同情、理解与尊重对精神病人康复的重要性。记者刘一平通讯员邵春晓
编辑：张泓
王菲再备孕 曝高龄怀胎女星孕事四川省委第一巡视组来巴州区开展巡视工作安县交通局股长摆寿宴被举报 纪委：8桌，巴中：恩阳区召开食品安全法规和食物中毒防四川泸州五名连体婴相聚：我们的心还在一起巴中市人大代表巴州区教科文卫组深入基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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