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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元之路】2015版高考语文二轮复习钻石卷 考能精选细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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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安装浏览器，或使用别的浏览器日媒体热点评论摘录(8)--给高中生的每日粮食
犬类乘公共交通理当禁止
　　北京市法制办日前公布《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草案送审稿)》征集的意见内容，宠物狗强制免疫条文受到的拥护最高。同时，要求导盲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的呼声也非常高。在此前的征求意见稿中提出，各种犬类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这条规定曾引发了较大争议。
　　有关犬类是否“有权”乘坐公共交通的争议，不光北京存在，如果有心搜索一下类似“市井新闻”，人与狗的冲突全国各地随处可见。在很多城市的《养犬管理规定》中，都是明文禁止犬类乘坐公共交通的。即使没有明文规定，对于绝大多数不养狗的人来讲，出于公共道德的考虑，不携带宠物乘坐公共交通也应该成为一种社会“惯例”。
　　养狗的人把狗看做自己家的一分子，恨不能随时随地都与之为伴；而怕狗的人，恨不能离狗“十万八千里”。养狗的权利必须尊重，但是不喜欢狗或者怕狗者的心理感受也必须尊重。在养狗者看来，只要不伤及他人安危，不应该剥夺犬类乘坐公共交通的权利。可是，所有的权利都是相对的，如果过分强调犬类乘坐公共交通的权利，那些怕狗者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
　　如果说权利层面的讨论有些空泛，那么不妨从现实的空间层面讨论犬类是否有乘坐公共交通的可能性。城市公共交通的承载量已经严重饱和，公交也好地铁也罢，高峰期时乘客之间已经是“前胸贴后背”甚至“单脚立地”，在这样的空间里，如果再过分强调犬类乘坐公共交通的权利，是不是有些矫情？
　　当然，如果说大多数犬类不该乘坐公共交通，那么从关爱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角度看，作为犬类中的特殊成员导盲犬是否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呢？从北京市法制办征集来的意见看，要求导盲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的呼声很高，但是导盲犬乘坐公共交通也需具备一定条件，比如说进入车厢时导盲犬的身份证有没有人检查，是否具备现实操作性？
　　社会的和谐一定是在不同成员群体互相妥协与谅解中达成的。犬类到底该不该乘坐公共交通，养狗者和厌狗者都有自己的价值考量，无论是哪一种价值考量，都别忘了它将对公共空间造成怎样的影响。如果每个群体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利而忽视他人的感受，犬类到底能不能乘坐公共交通，这样的讨论将永远无解。多一分理解，才会多一分共识。
导盲犬乘坐不了公交是中国式尴尬
　　报载，北京市法制办日前公布《北京市动物防疫条例(草案送审稿)》征集的意见内容，宠物狗强制免疫条文受到的拥护最高；同时，要求导盲犬可以乘坐公共交通的呼声也非常高。
　　国务院法制办曾发布《无障碍建设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公众意见。针对很多盲人关注的导盲犬能否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问题，征求意见稿规定残疾人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携带有识别标志的服务犬出入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但作为盲人眼睛的导盲犬在公共场所屡屡被拒之门外，公交不让上、商场不让进，而理由就是公共场所不能携带宠物。我们的公共场所难道真的容不下一只导盲犬吗？
　　其实，早在2008年，我国申办残奥会时，承诺导盲犬可以入境。同年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只是含糊其辞地规定，“盲人携带导盲犬出入公共场所，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导盲犬是可以出入公共场所的。但是“国家有关规定”是什么，则没有明细的说法。
　　培养一只导盲犬需要18个月，费用10多万元，不让导盲犬乘坐公交的规定没有让盲人的生活好起来。大家似乎无法信任导盲犬，不让它们进地铁，上公交，出租车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导盲犬只有在主人处境危险时才会具有攻击性。
　　导盲犬作为一种工作犬，对盲人具有极大的帮助。训练一只合格的导盲犬需要花费训导师很大的精力和时间。能够顺利毕业成为盲人眼睛的导盲犬无论从性格还是工作能力上都可以完全区别于一般的宠物。它们是驯良安静的，除非主人遭受到伤害，否则它们不会对人发起任何攻击性的行为。
　　在公交车等公共场合，导盲犬不会对他人造成任何影响，它们只会寸步不离地待在主人的身旁。做主人的向导员是导盲犬的职责，对导盲犬说不，在一定程度上说便是对盲人说不。
　　国家训练导盲犬的目的是用以帮助盲人，关怀盲人，但若社会不接受导盲犬，那导盲犬存在的意义便大打折扣了。虽然善良和宽容并非流淌在每个人的血液中，但制度的进步，常识的普及，会让导盲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大。我们期待导盲犬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的通行自由。
十动然拒、喜大普奔、不明觉厉、人艰不拆……这些四个字组成的词语，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它们的真实含义，然而在资深网迷的眼中，这些都属于既好用又流行的“新成语”。18日，有网友建议应将这些网络新成语收入《现代汉语词典》出版。（8月19日《武汉晚报》）
　　十动然拒、喜大普奔、不明觉厉……，当一些资深网民在网络上熟练引用这些所谓“新成语”的时候，另外一些平时接触网络较少的人，却对这些词语一头雾水，完全不理解它们的真正含义。同一个成语在不同群体间所面临的不同遭遇，也间接说明它们的传播和使用范围仍然十分有限，那么有网友建议把它们收入《现代汉语词典》，显然就有些为时过早。
　　包括成语在内的汉语言文字，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也必然会面临推陈出新的问题，也就是淘汰一些已经不再被人们所使用，已经失去生命力的词语，同时吸收一些新出现的，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与使用的新词语。也只有这样的吐故纳新，才能保持语言文字持续的生命力，赋予它不断往前发展的动力。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些刚刚在网络上出现的“新成语”，就要被马上收入《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作为一本工具书，是其他字典、词典的“母典”，其他的一些字典、词典，都要以它为基本，为标准。那么这也就决定了，它在具备创新意识的同时，也必须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而这些受到部分网友欢迎的“新成语”，目前所缺乏的，正是稳定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管是“十动然拒”还是“喜大普奔”，实际上都是根据网络上的热点新闻事件总结而来，而网络上的热点新闻事件总是层出不穷，让人应接不暇，那么今天很多网友为了凑热闹，赶时髦，以证明自己没有落伍而频频引用这些网络“新成语”，但是到了明天，当更具轰动效应的新闻热点出现，就会随之出现新的“新成语”，其风头就会盖过“十动然拒”们，前面的这些“新成语”，其生命力就基本走到了尽头，没有人再予以理会。那么，把其收入汉语词典，意义何在？
而再看看目前《现代汉语词典》已经收录的成语。一方面，绝大多数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历史典故，也就意味着它们是经过历史和时间积淀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社会对它们的应用已经十分广泛，已经达到了全民通用的程度。而这两点，恰恰是一些网络“新成语”所不具备的。这么说，当然不是固步自封，对网络“新成语”有偏见，只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比如某个成语确实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具备了顽强的生命力，那么再过十几年，几十年，也同样有机会入选《现代汉语词典》，就像曾经的网络词语“雷人”“给力”，目前已经入选《现代汉语词典》一样。
教育支出压力为何直追买房？
　　　“目前所谓“开学经济”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生在电子数码产品的消费上呈高消费趋势。“开学经济”乐了商家，苦了家长，被误导的是孩子。学习工具的高消费与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没有直接关联。高额的教育投入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高投入的背后是超高的期望。”
　　时近9月，开学在即。据媒体报道，“开学季”渐成“烧钱季”。一些家长反映，要给孩子配齐开学装备至少需1万多元。数据显示，80%新生入学时所购买衣服类花销在2000元左右，手机在2500元左右，超过70%的学生大一入学就购买笔记本电脑……加上学费，大学新生入学“起步价”平均约2万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大学早已不是拿着铺盖卷报到就可以的年代了。其实，水涨船高的何止是准备开学的大学生，目前中小学生要配齐一套学习用品最少也要花上百元。铅笔、橡皮、文具盒这些“开学老三样”早已落伍，商场超市里各种外形可爱、功能复杂的文具，才是现在学生的最爱。笔记本电脑、电子词典、电子书等受到学生追捧的新兴电子产品；书店里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每年的“开学季”都会衍生出一轮学生装备大采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越来越大，各路商家也是打折抽奖，使出浑身解数，“开学经济”越来越火爆。
　　目前所谓“开学经济”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生在电子数码产品的消费上呈高消费趋势。近日有家长对媒体“吐槽”：“孩子还没去学校，购买数码产品的花费就已经将近2万元，加上后期其他交通费、学费、住宿费等，轻松超过4万元！”然而，家长的苦水并没有得到多数网友的认可。确实，3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满大街都是，这样的电脑拿来做辅助学习的工具正合适，但家长非要买上万元、更适合玩游戏的高性能电脑。其实，手机、笔记本电脑总共四五千元就可以搞定，且效果并不差，何必非要追求高端？
　　“开学经济”已成为商家的新商机。“开学经济”乐了商家，苦了家长，被误导的是孩子。学习工具的高消费与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没有直接关联。高额的教育投入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高投入的背后是超高的期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子女教育费用已成为中国家庭的重要负担。在一些地方，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已经不亚于买房，教育、医疗和住房消费，成为居民生活的“三座大山”。更要命的是，教育支出压力具有更强的刚性，买房可以缓一缓，教育却不行。造成我国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沉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据测算，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为86%，全世界平均在80%左右，2005年我国仅为46%。近年来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虽然大幅提高，但仍落后于实际需要。教育公共投资不足，致使“上学贵”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公共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更容易造成不公平，“择校”成为普遍选择，择校费用进而加剧家庭负担。
　　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家庭投入补缺。据估计，我国由于学生的参观旅游、购买教辅用品、课外读物、观看演出以及课外培训等，形成了大约每年6000亿元的市场消费额，其中各种培训消费大约为2000亿元。
　　如何减轻沉重的家庭教育负担？相比择校、各类培训等费用，家庭在每个“开学季”的投入尽管不算太高，但长此以往，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而且这笔开支助长了学生的虚荣攀比心理，不利于孩子正确学习态度的树立、健康人格的塑造。教育减负——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家庭也要拒绝攀比、量力而行，为自己减负。
教育支出压力为何直追买房？
　　“目前所谓“开学经济”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生在电子数码产品的消费上呈高消费趋势。“开学经济”乐了商家，苦了家长，被误导的是孩子。学习工具的高消费与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没有直接关联。高额的教育投入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高投入的背后是超高的期望。”
　　时近9月，开学在即。据媒体报道，“开学季”渐成“烧钱季”。一些家长反映，要给孩子配齐开学装备至少需1万多元。数据显示，80%新生入学时所购买衣服类花销在2000元左右，手机在2500元左右，超过70%的学生大一入学就购买笔记本电脑……加上学费，大学新生入学“起步价”平均约2万元。
　　随着时代的发展，上大学早已不是拿着铺盖卷报到就可以的年代了。其实，水涨船高的何止是准备开学的大学生，目前中小学生要配齐一套学习用品最少也要花上百元。铅笔、橡皮、文具盒这些“开学老三样”早已落伍，商场超市里各种外形可爱、功能复杂的文具，才是现在学生的最爱。笔记本电脑、电子词典、电子书等受到学生追捧的新兴电子产品；书店里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每年的“开学季”都会衍生出一轮学生装备大采购。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长在这方面的开支也是越来越大，各路商家也是打折抽奖，使出浑身解数，“开学经济”越来越火爆。
　　目前所谓“开学经济”中，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学生在电子数码产品的消费上呈高消费趋势。近日有家长对媒体“吐槽”：“孩子还没去学校，购买数码产品的花费就已经将近2万元，加上后期其他交通费、学费、住宿费等，轻松超过4万元！”然而，家长的苦水并没有得到多数网友的认可。确实，3000多元的笔记本电脑满大街都是，这样的电脑拿来做辅助学习的工具正合适，但家长非要买上万元、更适合玩游戏的高性能电脑。其实，手机、笔记本电脑总共四五千元就可以搞定，且效果并不差，何必非要追求高端？
　　“开学经济”已成为商家的新商机。“开学经济”乐了商家，苦了家长，被误导的是孩子。学习工具的高消费与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没有直接关联。高额的教育投入在加重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成为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高投入的背后是超高的期望。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我国城市家庭平均每年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支出，占家庭子女总支出的76.1%，占家庭总支出的35.1%，占家庭总收入的30.1%。子女教育费用已成为中国家庭的重要负担。在一些地方，城市家庭的教育支出压力已经不亚于买房，教育、医疗和住房消费，成为居民生活的“三座大山”。更要命的是，教育支出压力具有更强的刚性，买房可以缓一缓，教育却不行。造成我国城市家庭教育支出沉重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教育资源投入不足。无论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公共教育资源投入都处于比较低的水平。据测算，发达国家公共财政支出占全社会教育支出的比例为86%，全世界平均在80%左右，2005年我国仅为46%。近年来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虽然大幅提高，但仍落后于实际需要。教育公共投资不足，致使“上学贵”成为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在公共教育资源稀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更容易造成不公平，“择校”成为普遍选择，择校费用进而加剧家庭负担。
　　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家庭投入补缺。据估计，我国由于学生的参观旅游、购买教辅用品、课外读物、观看演出以及课外培训等，形成了大约每年6000亿元的市场消费额，其中各种培训消费大约为2000亿元。
　　如何减轻沉重的家庭教育负担？相比择校、各类培训等费用，家庭在每个“开学季”的投入尽管不算太高，但长此以往，累计起来也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而且这笔开支助长了学生的虚荣攀比心理，不利于孩子正确学习态度的树立、健康人格的塑造。教育减负——政府要增加教育投入，家庭也要拒绝攀比、量力而行，为自己减负。
200座城市如同“一母所生”谁之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建筑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大体量、超高层的新特建筑在各个城市拔地而起。许多城市都在追求“国际化大都市”形象，在此过程中，“呆板的、毫无生气的、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涌现出来，成为受人推崇的“地标”，“千城一面”现象日趋严重。有人形容，200个城市如同一母同胞。(8月20日新华网)
　　200座城市如同一母所生，有人马上就想到到了中国的建筑师们。的确，作为城市形象与城市名片的塑造者，中国建筑师该有自己的担当。但是，将“千城一面”的罪过完全归咎于建筑师，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众所周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地方纷纷建设新城新区，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据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对12个省区的最新调查显示，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要推进新城新区建设，共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其中沈阳要建设13个新城新区，武汉也规划了11个新城新区。在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提出要建设新城新区，占92.4%，平均每个地级市提出建设1.5个新城新区。161个县级城市中，提出新城新区建设的有67个，占41.6%。
　　为什么大家热衷于建设新城区？中西部某个城市的市长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就拿我们重点建设的某个城市新区来说，现在那里的地卖50万一亩，但是整个基础设施上去了，价格就是1000万一亩。我投几百亿下去，1000个亿回来了。”可见，各地热衷于新城区建设，其实是地方土地财政利益驱动。
　　伴随着城市的大拆大建，必然要毁灭一批古建筑和城市特色景观，进而抹杀城市的个性。这样的新闻，媒体披露得实在太多了。最滑稽的是，21年前被拆的济南老火车站站房和行包房，近日传出要复建。济南市规划局表示，复建是为了了却济南市民的一个情结。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中国不缺有眼界的建筑大师，早期的比如贝聿铭，比如梁思成。当代的，比如2012年获得有“建筑界的诺贝尔奖”普里兹克建筑奖的王澍。令人深思的是，普利兹克评委会的颁奖词，似乎也在提醒我们的建筑师：“中国建筑师获奖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代表着评委会成员们认可中国建筑师将推动世界建筑思潮的发展。同时，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成功，对中国及世界而言都将是意义重大，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中国既要保持悠久独特的文化传统，又应关注世界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发展”。
　　然而，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建筑，并非建筑师说了算。比如，当初决定拆除济南火车站的，如今提出复建济南火车站的，其实都不是中国的建筑师们。再比如，饱受诟病的一些建筑，其实差不多都是由有关政府官员拍板的。试想，有哪座城市能够真正将普通市民作为决定城市建筑风格的主人？一座城市的风格，市民说了不算，建筑师说了也不算！
　　如此看来，要改变城市如“一母所生”的窘境，各级政府不仅要尊重建筑设计师，还要尊重生活在城市的市民们。须知，高大、现代的城市，或许不是市民想要的，也不是建筑设计师们的真实构想。
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天气肆虐于我国沪浙赣湘渝黔苏鄂8省（市）。仅浙江，就有十多个城市的气温都超过40℃。在上海，连创百年高温新纪录：最高温达40.6度，打破了1934年创下的40.2度的历史极值，这也是上海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极端高温不仅温度高，而且连续天数长。上海7月达24个高温日，是高温日最多的7月；截止到8月19日，今年上海已达43个高温日；40度以上高温连续达到4天之多。
　　“千里清蒸，万里红烧；屋内桑拿，汗水洗澡。”极端高温与大风、暴雨、冰雪、地震等一样，也是一种重大气象灾害。这种灾害的影响虽然看似较“静态”，但其危害也十分严重。它不仅影响到社会正常秩序，也威胁到人民的生命和国家财产的安全。据媒体披露，在湖南、河南等地，接连发生环卫工人中暑死亡事件；各地高温病人激增，老人中暑死亡事件屡屡发生。持续高温也给人民财产造成很大损失。各地车辆自燃不断发生；浙江一些森林火警频频。持续高温也给多个地区带来了旱情。在杭州，极端高温让九溪十八涧溪流几近干涸；湖南中西部、重庆南部等地都存在中度到重度气象干旱；贵州全省88个县（市、区）中有78个出现不同程度干旱。极端高温影响之广，已达7亿人口之多。
　　在极端高温下，我们欣喜地看到，7月30日，国家气象局宣布启动重大气象灾害（高温）Ⅱ级应急响应。这也是首次表示当高温出现持续性和极端性时，便成了自然灾害。同时，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推出的一系列“清凉”措施,进行高温关怀。如各地开放社区三大中心和地下空间作为避暑场所；浙江一些企业实行“高温假”；上海对困难家庭发放高温补贴等。
　　但是，如何积极应对高温灾害，同国际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欧美发达国家，高温劳动保护的法律制度大都建立起政府、雇主和工人都参与其中的共同管理链，尤其是将企业责任明确到具体的细节，从源头上排除和防范劳动者的健康安全隐患。在美国的芝加哥，只要温度攀到32.2摄氏度以上，义工群体将不时造访老人与体弱多病者。如果温度达到37摄氏度以上，全市将启动紧急方案，所有市政建筑都进入24小时制冷状态，免费开放供市民纳凉。国际的经验值得借鉴。对极端高温，我们必须进行反思。
　　首先，“极端高温也是一种自然灾害”要大力宣传，深入人心，要构建一整套城市热灾管理体系和长效机制。长期以来，对于持续高温也是自然灾害，认识不足。正因为如此，持续高温就没有像抗洪、抗震一样，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应对方案。状况发生后，应对匆忙，各敲各的锣，各吹各的调。各地应对高温的举措是比较零散的，更缺乏制度化。我们认为，要将极端高温作为严重自然灾害来对待。就要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统筹负责，更要构建一整套城市热灾管理体系和长效机制，明确各方责任、调动资源，主动应对高温灾害性天气。只有这样，服务公众才有持续的动力机制，才能使公众更持久地从中受益。
　　其次，反思极端高温下的劳动保障。这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必然措施，这不是福利，而是一项权利。在高温40度以上，劳动者依然在露天工作。难道给劳动者放“高温假”，给予他们“特别的爱”很难吗？同时，劳动者的高温权益也应与时俱进，如每年发放的高温费，针对高温灾害严重程度难道不能采取灵活多样的发放标准？从实际状况看，高温费发放不到位至今还在发生，能否以立法的形式，保障劳动者在高温天气下的权益？
再次，极端高温是天灾，也是人祸。据气象专家称，地球气候变暖是由自然的气候波动和人类活动共同引起的。人类活动主要有，汽车不断增加，石油、煤炭等消耗不断排放，不仅加重污染，更加剧了温室效应；与城市化有关。当下城市，人群密集、高楼林立，水泥路面增加，形成热岛效应；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因为炎热，人们躲进了空调房，室内温度下降，却把热气排到了室外。为此，国际经验值得借鉴。主要有让地面透气、植多层植被、植物攀上墙、减少能源消耗等多种给城市降温的做法。我们也应当学习先进国家经验，保护环境，节能减排、低碳生活、绿色出行，给城市降温。
唤醒沉睡的控烟法规（今日谈）
　　某市控制吸烟条例出台3年，却仅开出19张罚单。近日的这一新闻警醒我们，控烟，不能仅仅止步于“有法可依”。
　　法治控烟是大势所趋。从签署并批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各地纷纷出台控烟条例，我国控烟法律法规日臻完善。但相比立法工作，控烟法规的执行力却尚有不足。比如，餐厅、图书馆等常因没有处罚权而约束乏力，社会氛围也让处罚难行，罚到位更难。控烟法规患上执行环节的“软骨病”，不仅令控烟的效果不尽如人意，更影响到法律的权威与公信。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一旦执行不力，便意味着秩序的缺失。被世界卫生组织称赞“为世界发展中国家提供黄金样本”的“哈尔滨控烟模式”，其实并无神奇之处，关键就在于更容易使公众知晓，更容易执行和实施。唤醒那些“沉睡”的控烟法规，需要创新执法方式和执法模式，在扎扎实实的贯彻执行中，保障全社会的健康与幸福。
人民日报读书管见：读书重在选择
　　读书是要有选择的。尤其是在面对浩如烟海的书籍时，更要作出选择。
　　我第一次对书籍作出选择，是在上山下乡的前夕，只有一大一小两只木箱子装书，我只得对家里自己喜欢的大堆大堆的书作出选择。于是我忍痛割爱，巴尔扎克的书我有八九本，我选择了《高老头》和《贝姨》。莎士比亚的书家中有四五本，我选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与《哈姆雷特》。普希金是我喜爱的，我选了他的一本抒情诗选，一本小小的中篇小说《杜布罗夫斯基》。还有《古文观止》、《红与黑》、《奥勃洛摩夫》……其实这些书我都读过。正因为读过，我才能作出选择。我选择的标准是：我喜欢读的书，耐读的书，经得起读的书。事实证明，这些书后来对我走上创作道路，起了很大的启迪和帮助作用。
　　美国的汉密尔顿说，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他把选择提高到技巧的地步。爱默生则把他选书籍的规则定为以下三条：
　　一、不读问世还不到一年的书；
　　二、不读没有名气的书；
　　三、不读自己不喜欢的书。
　　条件是有些古怪，但由此也可看出，有选择的读书，是不少人的习惯。不读自己不喜欢的书，说出了书籍和读者性情的关系。每个人都是有个性的，“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形形色色的男女读者，必然会有形形色色的阅读选择。我在前面提到，要多读自己喜欢的书、经得起阅读的书，是因为这些书里肯定有扣动着你的心扉、令你爱不释手的东西。一遍一遍地加以阅读，才能解开那点为什么打动你的原因，寻找出这本书的密码，作为读者，也就真正消化了这本书，汲取了这本书的营养。如果是文学书，收获会更大。
　　有选择的读书和我们时常提倡的博览群书，并不矛盾。对于青少年读者，我们经常会要求他们博览群书。生活于他们来说，正在徐徐展开，世界缤纷的色彩，等待着他们去不断认识。人生的这一阶段，更需要他们博览群书。其实，博览本身就是一种选择。博览不是要你一本书一本书逐字逐句地阅读，博览是让你浏览，让你接触，让你了解，在这个过程中，作出选择。读书人时常会说，我翻一翻，或者说我随便翻翻。随便翻翻和翻一翻的过程，也是一种选择的过程。
　　年年全国性的书展与地方性的书展，大大小小的展柜上都会陈列无数的新书，吸引读者们蜂拥而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每年书展上的新书都层出不穷，上一年很火的图书，这一年也许完全不见踪影。而网络上，更有大量的文字抢夺读者的眼球。信息爆炸的时代，书籍层出不穷的时代，更需要我们对读书作出正确的选择。
“骑行3900公里读研”给新生做了好榜样
　　哈尔滨工程大学2013届毕业生钟佶利考上了重庆市的西南大学研究生，在开学之际，一个人花36天骑行3900公里从哈尔滨抵达重庆，为自己的研究生征程完美开端。（8月19日新华网）
　　近日，高校陆续开学，新生将到一个心得环境里去学习深造，许多大学出台多项举措引导新生独立入学，以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在这个特殊背景下，钟佶利以3900公里的征程为学弟学妹们树立了榜样，也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色彩。
　　如今的孩子，生活越发幸福了，但自立自强的能力比较欠缺。一方面，他们从小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长期养成了依赖父母的习惯，一时很难适应独立生活；另一方面，孩子们的学业负担过重，家长和老师也疏于对孩子进行生活能力教育，使得他们很难得到锻炼和提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高校开始采取措施，“逼迫”学生独立生活，在生活中逐渐学会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处世之道。从现实而言，这项工程不仅很有必要，而且十分紧迫。
　　但是，家长和学校的教育只能起到引导的作用，真正要提高自己适应生活的能力，关键在于孩子自己有意识地锻炼，甚至是“自讨苦吃”。钟佶利作为一名大学毕业生，正是因为感悟到“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的深刻意义，才选择以“千里走单骑”的方式来磨砺意志，同时为大学毕业生涯进行总结。他给所有青年人带来的启示是，要做到自立自强，就必须敢于挑战自我，敢于在艰难困苦中去找到生存的办法和感悟生活的乐趣。
　　当然，磨砺心智的方式远不止“千里走单骑”这样一种，而是千万种；也不只存在于学校，而是无处不在。很多家庭条件优越的学生，往往对吃苦耐劳满不在乎，甚至认为自己没有自我磨练的环境。其实，磨练意志不一定非要身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只要自己注重去寻找、去发现，生活处处都能让自己成长和成熟，譬如坚持自己打理生活、勤工俭学或者是独自旅行，这些活动都能让自己有变得越来越强大。
　　36天、3900公里、1700元，钟佶利的行程虽然称不上什么伟大壮举，但无疑会给他的人生增添无限华彩，也会让广大青年人、尤其是在校大学生从中受到很大的启发，必将激励更多人去追求梦想、锻炼自我、成就未来。
“秒读图书”蒙谁呢
　　“三天读懂”太长，“秒读”才给力。图书市场的“秒读图书”大有席卷之势。所谓“秒读”，就是书商拍着胸脯保证只要读了书，就可以在几秒钟内做成功一件事。
　　“秒读图书”，大都是职场成功类图书，“一夜成功”，“一周太长”，是其着力营造的读书效率，看看这些书名感觉已经不能仅用“雷人”来形容了。中国纺织出版社的《30秒看穿人心，30秒打动人心》；当然30秒还嫌长，上海科普出版社的《FBI教你10秒钟掌握超强攻心术》，陡然将效率提高了3倍。当然最夸张的是新世界出版社推出了一本“破秒”励志书，声称《0.5秒决定你的人生》，让读者不由扼腕叹息过去决定人生的耗时太多。
　　“秒读图书”的出现，是出版社玩文字游戏，急功近利推销图书的表现，也是瞒天过海欺骗读者的表现，将秒读作为好卖图书的噱头，不仅涉嫌夸大虚假的宣传，而且也是对图书出版业的不负责任，更侵害了读者的合法权益，无疑是图书出版业的推销“大跃进”。
　　如今，面对社会和职场的潜规则，一些读者为了在职场上快速成功，抛弃了踏实肯干和一步一个脚印的职场不二法则，转而抱着投机的心理寻求捷径，而“秒读图书”无疑满足和迎合了这些人的投机心理和不切实际的灰色心理，看见书名也可能会让急功近利的心理得到一时的满足和麻醉，但是一旦发现现实并非如书名那样神速，反而会产生很大的心理落差，从兴致勃勃到灰心丧气，最终会害了读者。
　　消极迎合读者，本身就是图书出版业的浮躁和不负责任，而欺骗性的迎合更是错上加错，不仅违背了出版人的职业道德和伦理，也为法律法规所不许。一位编辑表示，现在书名如果叫《1年说韩语》，那这书肯定卖不掉，即便是“1个月”、“1天”都不保险，所以我们干脆叫“1秒”。关键是将时间说得越来越短，离实际效果越来越远，更多地体现了广告语的风暴，最后出版社和读者是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在浮躁和一切向钱看的功利社会氛围下，在文化出版业遭遇各种各样的潜规则诱惑的前提下，如何保持出版人一份淡定和实事求是的出版态度，考验出版人的职业操守。正如一位出版社总编辑所言，专业不只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伦理。
　　一本好书，就是一个好学校，一个好编辑，就是一个好教师。我们迫切需要货真价实的中国好书，中国好出版和文化。
环卫工的草帽真的影响市容吗？
　　环卫工普遍备有草帽抗日晒，一名在陵园西路工作的女环卫工吐槽最近不能戴草帽，“公司说，戴草帽影响市容，不准戴。”该环卫工称，承包公司认为环卫工戴草帽“影响市容”，发出了“禁帽令”。(8月19日《羊城晚报》)
　　尽管节气上已经进入了秋季，但是炎热的天气依旧不减夏日。关于环卫工的新闻屡次见诸报端，有临时工被辞退的消息，有中暑死亡不能获得赔偿的，这次更是奇葩，对于环卫工的草帽竟然会以影响市容的理由禁止佩戴。那么，在炎热的天气里，要让环卫工如何承受考验呢？假如没有合理的休息区域，配套设施以及保护措施，环卫工人似乎都是处于一种干着最辛苦的事情，却拿着最低廉薪水的一族。对于他们的设施缘何又横生枝节，着实有点匪夷所思。
　　环卫工是为城市的市容市貌美容的一群人，当他们头上戴着草帽的时候，不是影响市容而是为市容增添无限光彩；所以说，对于承包公司的规定真的不知道是从何而来的。堂而皇之的“禁帽令”出现之后，无疑就是一个闭门造车的决定，试想，让承保公司的老板去烈日下尝尝厉害就晓得了。他们自己坐在办公室里，体验不到环卫工的辛苦，反而却制定出这样的政策，颇有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味道，而到底如何得出草帽影响市容的结论还是值得深思，如此想当然的决定不仅伤害到环卫工的切身利益，更会给别人留下话柄。
　　市容市貌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词汇，比如小商小贩到底影响市容吗？在方便市民的层面上不影响，在整洁有序上又是影响市容的。可见，市容市貌的影响也是一个可以变迁的过程。而在这个变迁的过程中，对于环卫工的草帽无疑不会影响到市容，假如真的影响市容的话，别人的帽子为什么就不影响呢？按照这样的逻辑，帽子就成了影响市容的因素。但是，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帽子本身就是和衣服一样，是人们的衣着范畴，对于市容市貌来说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说影响，那也是积极的影响。
　　由此可见，环卫工的草帽作为环卫工人的基本装束，尤其是在夏天的日子，为了遮蔽烈日的炙烤而已，并非天然就和市容市貌。允许环卫工戴草帽不仅是一种人性的关怀，更是为城市的市容市貌增添无限光彩的地方。所以，允许环卫工戴草帽吧，赶紧把那个禁帽令收回去，让环卫工在烈日下安心工作才是正经事，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地说，环卫工的帽子影响市容。
城市管理需跳出“罚款怪圈”
　　记者从最近一期深圳市政府公报获悉，《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已出台并将从9月1日起实施，新办法将深圳市的公共厕所分为市政公共厕所、社会公共厕所和协议公共厕所三大类。此外，对于在公厕内乱涂乱画、吸烟、吐痰以及便器外便溺等行为，有关部门将处以100元罚款。(8月19日《羊城晚报》)
　　尽管深圳市将公共厕所分成三大类，但从厕所的功能来说，不管是哪一类厕所，都是为了解他人内急，提供方便的服务是厕所的首要任务。政府为民众提供公厕，民众也有维护公厕洁净的义务，然而，规定公厕内“尿歪了罚款百元”，未免让人啼笑皆非，因为无论是从人的生理还是尿的“精准度”而言，尿在便器外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当然，如果对故意破坏公厕环境卫生者实行罚款，从而让更多人自觉遵守公厕秩序，对于公厕的管理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但现实的情形是，在公厕内“尿歪”，如何判定是故意还是非故意？还有就是怎样的“尿歪”才能罚款，这方面也没有明确的细则。更关键的一点在于，如厕者到底有没有“尿歪”，这个行为由谁来监控，难道派工作人员紧盯住每位如厕者，或者在公厕内安装摄像头？按照种种可行性推断，“尿歪罚款”并不具备多少可操作性，相反的是，收取罚款即便能够施行，也是另一种“以罚代管”，对于公厕管理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促进作用。
　　任何城市的公厕，都不排除有个别素质低下者，随意破坏公厕的环境卫生，但总的来说，故意“尿歪”对公厕“涂鸦”的人相对很少。“尿歪”动辄罚款百元，多少有些“唬人”的味道，倘若如厕还得时刻惦记是否会被罚款，所有如厕者都有一种被“盯”的感觉，公厕管理的人性化荡然无存，间接影响的将是城市形象。
　　不久前，某地公厕卫生标准细化到禁超“两只苍蝇”，曾引发舆论的一片哗然。同样在深圳，此前曾出台禁烟条例，实行14年却未开出一张罚单，这些都不同程度暴露出城市的“管理病”。至于“尿歪罚款”是否可以有，政府部门不妨听听民众意见，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何种管理都需要跳出“罚款怪圈”，在提高服务水平的同时，以正面宣传引导潜移默化，让城市管理多些人情味，才能迈上新的台阶。
羊城晚报记者从最近一期深圳市政府公报获悉，《深圳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已出台并将从9月1日起实施。此外，深圳拟规定在公厕尿歪将被罚百元，引市民争议。有市民质疑办法出台后，如何进行监督与执法，让相关规定不会成为一纸空文。(8月19日《羊城晚报》)
　　公民在公厕小解，有没有“尿歪”的时候？当然有，但一定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或会存在“故意”的可能，但持故意往外尿者只会是公众中的极端个例，不具有代表性；二者，也或会存在“生理”或“病理”性引起的“尿歪”，譬如老年人生理特征，再如前列腺患者，糖尿病人等，也可能“不能自已”之下“尿歪”。
　　然而，无论是“故意”还是“客观原因”，尿歪现象和尿歪者终归属于个例和个别。深圳当地相关部门却以“不得尿歪”的要求和规定，苛以所有或全体市民百姓身上，这本身带有“有罪推定”之嫌，也是将个别人行为或“病理、生理性原因”放大开来的做法，不仅面临无法执行的问题，也是对“老年人、病理人群”事实上的“羞辱”。当然，并不排除这种带有“预设性‘有罪’”的推定式管理模式，实际上也已经无形中羞辱了全体入公厕如厕的人群。这样的“规定”，实属不智。
　　那么，针对确实存在的不文明行为或“不卫生行为”，究竟怎样管？如何管？在笔者看来，应该多一些理解、谅解，乃至更多些服务公众的理念，而不仅仅是强硬性的“一罚了之”。真正的公共服务思维，是想他人所想的思维，是最大限度给他人和市民百姓提供方便，而宁肯自己“麻烦一些”的服务思维。就此分析，真正的管好“尿歪”，不应该紧盯着如厕者如何“尿”，而应该将目光和精力盯在如何引导如厕者尽可能的“不尿歪”上和更干净的“尿”上。就譬如，是不是应该恪尽责任的多检查检查公厕的设施设备是否合理？便器的高矮问题、适合不同人群与否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应该选择更科学、设计更合理的避免“尿歪”的便器？等等，只要管理者和服务者真正尽到自己的责任，一些影响环境卫生的不良现象应该能够彻底解决。
　　在不能确保自己的服务最完善、最合理的情况下，管理者却将“责任”的靶子打向被服务人群，这是一种带有官本位和野蛮性质的管理思维。形象些说，在不解决公厕自身的服务品质低下的情况下，却将责任完全推给市民百姓；不解决自身的“弊端”，却将目光盯到如厕者的“尿器官（小鸡鸡）”上，这本身也是一种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管理误区。换言之，因为公厕设施不完善导致如厕者“湿鞋”、“沾染脏水”等，是不是可以“处罚”服务提供者？如厕者是不是主张赔偿？换位思考，就知道这个“以已为中心”的“尿歪罚款”是多么的荒唐。
应该尊重梦鸽的上访权利
　　梦鸽以“上访群众”的身份，昨天现身公安部门信访办，递交了关于对张光耀等人涉嫌组织卖淫和敲诈勒索犯罪行为进行控告的相关材料。
　　也就是说，访民梦鸽是想为她的爱子争取一个嫖娼的罪名，同时得到一个“被害者”的法律角色。
　　有第三方律师担心，梦鸽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通过国家政府部门上访，“这种给法院施压的行为可能引发负面效果”。这种说法，既把司法想象得过于脆弱，很不可取。
　　如果按公民的标准，唐慧上访合乎情理，那么同是母亲的梦鸽上访，并不应该因为她个人以及家庭的特殊身份，而被人们在内心中放大出许多的危害性来。同时，人们也没必要因为梦鸽的一次上访，就好像人家终于沦为了“刁民”，立即从中找到了扬眉吐气的精神胜利。
　　根据报道，戴着明星标志性阔大墨镜的梦鸽，因为“有摄影记者拍照”而被安排直接走进大门。这种VIP式的绿色通道待遇，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只能表明，哪怕梦鸽做个“上访群众”，也可以做得比别人特殊些。这是梦鸽上访留给人们的另一个话柄。
　　但是，对于绿色通道之忧，并不意味着梦鸽没有上访、申诉的权利，也不意味着绿色通道里的声音，就一定会比正常渠道的声音来得响亮些。相反，如果上访者队伍里多了些梦鸽式的访民，反而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利平等的原则得到了遵循与体现。因此，梦鸽上访，无论是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能，还是工于心计的法律手段，都是她个人的权利，应该无可厚非。
　　其实无论是原告还是被告方，我们通过双方的“口水仗”，都能听到各自要求对方不要发布“影响司法”的言论。梦鸽上访后，李家法律顾问对对方律师隔空喊话：没有必要用悲情去煽动社会情绪，要挟司法。公众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悲情。
　　包括围观者，几乎人人都在担心司法被舆论所左右，所挟持。好像中国的司法，是块脆弱的面饼，随便什么人碰一下，都会掉下一层粉屑来。这种既打算依靠法律、却怀疑法律的矛盾心态，恰恰反映了我国司法遭遇的公信力尴尬。
　　公正的司法，是绝不会因为舆论的忽左忽右而摇摆不定的。也绝不会因为权贵与平民的区别而就轻避重。如果一个公民的上访能够干预司法，那只能说明这个司法本身就不堪一击。而事实上，真正能够干预司法的，既不是拿到舆论场上表达的各种意见，也不是律师之间的相互指责，而是那些拿不到台面上的背后动作。
　　我尊重梦鸽上访的权利，如同尊重每一个平民母亲的上访权利一样。但我还是希望套用李家律师对这场官司的对手的那段忠告，提醒这位上访的母亲，“最好的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坦然面对事实”，“如果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不要心存侥幸”，“毕竟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错上加错地指望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
　　我理解中的法律公平是，无论你是谁，也无论你是报警或者上访，而真相总在那里，公正总在那里。剩下的，都交给司法。交给经得起阳光曝晒的司法。法律要的是真相，而不是悲情。
有一种“上不起大学”叫矫情
　　本月底开始，国内各大高校新生将陆续报到，又一拨90后揣着、背着、穿着崭新的各类“新式装备”入学。除去学费等各类消费以一万元作为起步价，家长连呼“上不起”。(8月19日新华网)
　　如今上大学，果真如某些家长所说的那样“上不起”了吗？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某家长列出的一个账单：在某国有银行工作的王先生，女儿今年考取厦门某大学。王先生提供的账单显示，女儿入学前买衣服花掉3500元；买iphone5手机、笔记本电脑花掉14000元；买旅行箱1380元；配眼镜、隐形眼镜及隐形眼镜药水1760元；化妆品：大约2000元；购买生活日用品、床上用品1500元。开学预计还要支付交通费(包括夫妇俩送女儿的来回机票)8000元，加上生活费、学费等费用，合计46140元。
　　终于明白王先生所说的“上不起大学”是咋回事了吧？从上面这个账单可以看出，有一种上不起大学，其实是家长太矫情。
　　平心而论，在房价不断飙升，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高校的学费还算稳定的。以江苏普通高校为例，这些年高校的学费一直维持在每年5000左右。由于考生家庭经济状况不一，可能会有部分家庭因为孩子上大学面临一定的经济压力，甚至交不起学费。但是，国家助学贷款、国家励志奖学金等多种举措，也能确保考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上不起大学。
　　因此，所谓的“上不起大学”，原因之一就是某些家长太矫情。比如上面这位王先生列出的账单，46000元的账单里面，有多少是女儿上大学必须花费的？王先生为女儿买得起高档化妆品、iphone5等高档手机，夫妇俩花得起8000块坐飞机送女儿去上学，为何还叫苦连天，连呼上不起大学？这是典型的“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孩子上大学是去学知识的，不是去高校享福的。现在的一些家长过度宠爱孩子，从孩子生下来起，就生怕苦了孩子。到了读大学还为孩子操心。高校的学生公寓最好都要装空调，高校的军训要安排在凉快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殊不知，家长的过度宠爱，可能会该孩子带来一些不良后果。比如，由于缺少艰苦条件下的生存锻炼，缺少挫折教育，不仅孩子的体质会下降，还可能造成性格缺陷甚至人格障碍，因此走上犯罪道路的也不是没有先例。
　　家庭教育是一门学问，做家长的对子女当然需要有一颗慈爱的心。但要正确理解什么是对孩子真正的爱。在子女教育问题上，宽严相济是一门大学问。仅仅有爱，或者仅仅有严格的要求，都失之偏颇。生活上的关爱是需要的，但也要适当让孩子吃点苦，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无疑是十分必要的。没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体魄，孩子的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据报道，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向新生发录取通知书时，附带了一封致新生家长的信，“建议家长提供给孩子的月消费额一般为600元，最高不超过800至1000元。”我以为，这个建议完全是必要的，也是恰如其分的。对于少数网民的吐槽，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完全不必理会。
大学新生别拿“拼装备”当入学第一役
　　大学新生正处在“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年龄，如果要“拼”，那就“拼学习”、“拼理想”、“拼实干”，而不是拼建立在“拼爹”基础上的所谓的“新式装备”。
　　人物：程振伟
　　本月底开始，国内各大高校逐渐开始开学报到，又一拨90后揣着、背着、穿着崭新的各类“新式装备”入学。除去学费的各类消费以一万元作为起步价，家长连呼“上不起”。在一家国有银行工作的王先生，今年女儿考上了厦门的一所大学，按照王先生提供的账单，女儿入学前购买的衣服：大约3500元；购买iphone5手机、笔记本电脑：大约14000元；购买旅行箱：1380元；配眼镜、隐形眼镜及隐形眼镜药水：1760元；化妆品：大约2000元；购买生活日用品、床上用品：1500元。（8月18日新华网）
　　如今的父母真不容易，且不论前段时间媒体报道的上大学前所需的巨额投资，考上了大学，除了为孩子支付数额不菲的学费，还得花钱为孩子上大学配置“新式装备”，而且基本以2万打底，差不多是很多普通家庭将近“四个月的工资”。95后大学新生不拼学习“拼装备”折射出当今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偏移。
　　“拼装备”拼的是衣服、手机、笔记本电脑、化妆品、奢侈品，文章开头提到的王先生为女儿配置的“装备”不仅对农村出身的大学新生家庭，就是对城市普通家庭而言，也算“奢侈”，笔记本电脑就花去14000元，难道买的是专业技术人员工作必备的电脑？化妆品花去了2000元，难道这位大学新生上的是戏剧表演学院？这些“装备”有多少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必需品？又有多少对普通家庭学生而言反而是奢侈品？
　　貌似并无必要的“拼装备”大行其道，因为它说到底就是“拼爹”、“拼面子”，父母若不是富商、金领、政府要官或强势国企员工，能为子女配置的起堪称豪华的装备吗？比如名牌服装、高档化妆品、豪车、大学附近的高档住宅；本来生活就紧巴的普通家庭向大学新生标准配置看齐，咬咬牙为孩子配备了还算过得去的物件，其实就是在“拼面子”，如此，上大学对这样的家庭而言在学费之外又多了一重负担。
　　上大学的主要目的是求知，为未来走进社会储蓄能量，在知识面前，大学新生都是平等的，“拼装备”是否会带来学生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不公平？比如，老师是否会从新生“装备”的标签上读出谁是“富二代”、谁是屌丝，并区分对待？装备更好的学生是否会更加自信更加讨喜并获得更多更好的锻炼机会？装备好坏是否会成为隔开富足家庭与一般家庭学生，城市家庭与农村家庭学生的鸿沟，并让他们之间的交往总觉别扭，并在处于弱势地位的一般家庭和农村家庭学生心中留下阴影呢？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拼装备”不应成为95后大学新生的“标签”，我们还记得那个“恰同学少年”的五四时期的大学生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校服，不论出身富贵贫贱，他们可曾“拼装备”？出身普通家庭的青年毛泽东可曾因“装备不好”而自卑？我们是否记得《中国合伙人》中后来成为社会精英的成冬青刚到大学报到时的农民行头？“拼装备”是当今无处不在的“拼爹”行为的前移，对处于长见识、建立价值观关键时期的大学新生而言，“拼装备”于他们的成长不利。大学新生正处在“欲与天公试比高”的年龄，如果要“拼”，那就“拼学习”、“拼理想”、“拼实干”，而不是拼建立在“拼爹”基础上的所谓的“新式装备”。
大学生开学支出万元起步 莫要太矫情
　　月末高校陆续开学，新生的各项支出普遍1万元起步，家长们连呼“上不起”。有的大学生还没去学校，购买数码产品就已花了近2万，加上学费、住宿费等轻松过4万；更有甚者能花掉父母4个月的工资。（新闻链接）
　　大学生开学支出花掉父母4月工资，超支多为跟风所致，有大学生入个学便花掉父母4个月工资。这算是一首四季老歌吧，唱出诸多无奈，一吐槽当下高收费教育，二叹息物价的高企不降，三可怜天下父母心，四劝导学子勤俭朴素过日子……不过，伤齿龙认为，在此则新闻中，那晒出的消费略感个案，叫苦的声调略显矫情。
　　譬如，那消费4万，花了4个月工资的父母，有谁逼你吗？别的不花这个钱的学子，难道就在大学活不下去了？很多消费，非必须的开支，用不着花，你既然花了，说明你花得起，这就没必要装腔作势，连呼什么“上不起”，而只能问一问，自己内心，是否有攀比、跟风、让儿女有面子的心思，没有父母的娇惯，那几万元钱就花不出去，这种心理的根子，在父母那里，而不是在儿女那里。
　　真正上不起学的一拨，是那些走绿色通道、贷款交学费的少部分学生，这些人的上不起，才是最该受关注的。用一种时髦的“XX后”语气来形容，前面那些假装的上不起学的痛苦，其实是上得起学之后的攀比的焦灼和烦恼，而后面所说的这些连学费都愁，并有可能早就做好了边上学边打工，筹措生活费的沉默的较少数，才是真正的上不起学的困顿与酸楚。前者所对应的关键词，是生活，是活得优质与活得憋屈的差别，后者所对应的关键词，是生存，是过得下去与过不下去的瓶颈，在这个瓶颈处，期待着国家的关爱与全社会的帮扶。
月饼市场是否一定要票券化
　　虽然距离今年的中秋节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但对于管理部门和商家来说，月饼提货券究竟要不要设有效期限、逾期是否要作废等问题，已经提上了商议的日程表。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之前曾表示近期将出台本市月饼券的领取规范，今年很有可能采取“适度延期”的规定。
　　近年来月饼券已经从满足资源需求的“票证”逐渐演变成了商家和黄牛们攫取巨大经济利益的摇钱树。其实关于月饼券的内容、条款的争论由来已久。不管是“适度延期”还是“有截止日期”，似乎都很难让各方都满意。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思路来考虑问题，即我们是否一定要用月饼券这样一种形式来进行月饼的销售？
　　比如过年吃汤团、端午吃粽子，虽然也都如同中秋吃月饼一样是文化传统，但这两个节日的传统产品市场却并没有形成疯狂的“票券文化”。尽管没有这么多的票券，汤团和粽子的市场销售一样健康、正常，因为这两者基本还是以市民的基本消费需求作为导向的。而月饼的票券市场之所以如此疯狂以至于出现诸如“过期”、“延期”等种种衍生问题，原因就在于月饼市场并非全然基于消费需求，而现在更多地充斥的是人情往来甚至是钻营腐败。大家彼此将票券送来送去，自己都不大会去领取月饼，就如击鼓传花一样，到了截止日期之前还在做疯狂的传递，而最终“倒霉”的那个人则不得不面对有限的时间和限定的门店，而无票市民想要吃名牌月饼的话必须要找黄牛以便宜的价格来买一张券，如此才能省钱。这就造成了一种服务上的矛盾。
　　也就是说，造成月饼票延期、过期问题的本质在于票券这种形式。如果说所有的月饼都如同馄饨、饺子一样在货架上敞开销售，市民按需购买，那么就不会存在种种的领取问题。
　　因此，在讨论月饼券过期时间的问题之余，不如再考虑一下是否有必要使用月饼券。
关爱留守儿童要有长效机制（文化博客）
　　同一个暑假，当城里孩子奔忙于游学、旅行之时，远离父母的农村留守儿童却只能在家乡独守寂寞。这几年，因为无人看护而引发的留守儿童遇险事故屡屡见诸报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逝去，深深刺痛着整个社会的神经。
　　近日，一所留守儿童义读学校在山东省滕州市冯庄村建起。这所由该村书记发起的假期学校，场地是借用附近小学教室，老师是招募的义工和志愿者，区区两万元的教学设备都是多方筹资而来。尽管办学条件简陋，但对于村里60多名留守儿童来说，这些兴趣课程使暑假生活不再贫瘠乏味，也让他们缺乏抚慰的心灵感到温暖。
　　调查显示，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已经达到6102.6万人。这些孩子在成长发育阶段长期缺乏家庭的呵护与父母的引导，从身心健康到生活环境都存在巨大的隐患。尤其是暑假，由于离开了学校的集体生活，很多留守儿童除了写作业、干农活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一旦结伴玩耍，极易发生溺亡、触电、被拐等悲剧。如何让他们远离危险？不能只凭社会的呼吁或空泛的宣传，而需切实为留守儿童提供一方安身之所。从这个角度讲，暑假义读学校的尝试值得赞许，创意虽不新鲜，却能收到实效。
　　不过，面对庞大的留守儿童总量，仅靠少数爱心人士“零敲碎打”的努力，显然难以承担如此重任。如果没有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形成不了长效机制，类似义读学校的善举迟早会遭遇“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在关爱留守儿童的阵地上，地方政府和各级学校理应担负更大的责任。比如在农村地区兴建适合未成年人的文体活动设施，引入社会力量开办留守儿童假期托管机构，鼓励以村小为单位开展更多暑期活动，将夏令营、交流生等活动适当向农村倾斜……只有让留守儿童的暑假真正丰富多彩，才能弥补他们无人管与无处去的双重空缺。
“宽带中国”战略能否避免硬件重复建设
　　国务院日前印发“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到2015年城市和农村家庭宽带接入能力基本达到20兆和4兆，部分发达城市达到100兆，标志着中国宽带战略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新闻链接）
　　此吆喝相当给力，将“宽带中国”战略将给百姓带来哪些好处？一五一十娓娓道来。按伤齿龙的理解，中国抓住网络的龙头，在这一块抢潮头是相当明智的。传统的诸多产业我们落后不少，且面临技术封锁，跟班已然不易，领先代价高昂，不妨盯紧最新兴、最前卫的领域，盯紧新经济，创业板，不输于人。
　　时下，移动通信、物联网、云计算之类依赖网络技术的巨大产业蛋糕在全世界都是方兴未艾，我们在这种背景下，加速宽带网络优化和技术演进升级，提高宽带网络服务质量、应用水平和宽带产业支撑能力，这是真正的逮住了牛鼻子。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紧迫性，长期性与全民性，伤齿龙觉得，在这一块，有四大问题需要注意。
　　市场培育的充分竞争问题。通俗地讲，时下，加强“宽带中国”建设将成为未来的政府长期投资方向。一个具备生机与活力的产业市场，须尽可能做到竞争充分，这便要求国家应该打破当下三大运营商以及广电四家独大的格局，为诸多民资进入这一领域铺路筑基。
　　地域布局的培优扶劣问题。基于经济基础的厚薄不同，上网赶潮的起步时间不同，中国东西部网络建设是有优劣差异的，城市与乡村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之前的改革开放优惠政策，对自然地理条件与诸多经济基础条件依赖较紧密，故有先发后发的布局考量，而网络建设不存在这样的前提困难，故此，宜步调一致，以培优扶劣之姿求得同样发展。也即是，政府对发展水平较低速度较慢的地域和乡镇，实行税费减免、财政补助等，来缩小城乡、区域差别。
　　硬件铺设的重复建设问题。拿铁路来形象比喻，这铁路如果放开竞争，肯定只是基于铺设的铁路现状，多引入一些服务公司的进入，从服务质量方面来展开竞争。不可能是，进一个张氏铁路公司，铺一些线路，再进一个李氏铁路公司，又铺一些线路，搞得中国大地铁路密密麻麻，大家各展神通。之前的网络运营就很奇怪，电信、移动、联通、广电、铁通、网通、卫通，长城，艾普、吉通，百灵、E视通……这门那门，将地下挖了又挖，将基站建了又建。去年国家电信业重组，铁通并入移动形成新移动，网通并入联通形成新联通，原联通的CDMA移动电话网络并入电信形成新电信。数家变三家，相对抑制了硬件铺设的重复建设，但今后若对民资开放，引入竞争对手，于硬件建设这一块，切不可走老路。
　　拉动消费的惠民抑价问题。这个好理解，希望提速不提价。现实中的高速公路都在不断减负，譬如节庆不收费，这事实上为的是景区拉动消费，网络信息高速公路亦然，别在上网费这一块便将人吓住，期待着更多人群向往高速而参与上网后，于更深广的领域去拉动消费，这才是高瞻远瞩。
“宽带中国”要速度更需要实惠
　　今天发布的“宽带中国”战略从中长期的战略考量制定了宽带发展目标。到2015年,城市宽带接入速率达到20M,农村达到4M。到2020年,城市宽带接入速率达到50M,农村达到12M。方案还对宽带网络的覆盖提出要求,到2015年,行政村通宽带比率达到95%,2020年达到98%,通过基础设施的均衡化缩小“信息鸿沟”。(8月17日新华网)
　　“宽带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意义非凡，对于鼓励信息产业固定投资和消费意义重大，从网络的速度上已经指定一个时间表，但是在看到这样时间表的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宽带中国”不仅需要这样速度，更需要实惠。从速度上讲，那就是不断提升中国城市和乡村网络的速度，不断与世界接轨，提高人们的上网便捷性；同时也应该看到，在得到速度的同时，网络资费的水平也应该下降而不是高不可攀，这就是实惠的表示。可以说，对于“宽带中国”来说，不仅需要的是速度的提升，更需要实惠的传递，唯有如此才是真正的“宽带中国”的呈现形式，否则就是华而不实的。
　　一般来说，由于城市和乡村的差距，网络的铺设属于基础设施的构建，这涉及到公共成本的分担，即假如一个村子里只有一户人家通网络，也需要铺设基本的网线，这样就是造成成本特别高的局面。所以，对于网络的线路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的资金支持，另外一方面必须吸引民间资本的介入，尤其的广大农村地区来说。当然，最为便捷的手段就是动员更多的人使用网络宽带，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远远不是一蹴而就的，对于农村来说动员一个人使用网络是比较困难，尤其是在资费高的时候。可见，动员越多的人加入到使用网络的行列中和资费的高低关系甚大，可以说，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对于“宽带中国”的国家战略来说，仅仅是宏观层面的，需要落实到实践层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速度的提升和资费的降低上必须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因为，一方面没有高速的速度就不会具备吸引力，没有更多的人希望用这样的网络；另一方面，如果使用的人少，那么资费就自然会升高，这是一个矛盾体也是一个统一体。最为理想的状态自然就是如此：在网络速度越来越快的同时，使用的人越来越多，资费就会越来越低，当然这是一种市场逻辑的思维落实，在现实中到底如何将会出现另外的局面，尤其是出现垄断的时刻。
　　假如出现垄断的局面，随着用户使用的增加可能不会出现资费的降低，那么，对于“宽带中国”战略来说就是一把双刃剑。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价格不会随着用户使用分担量而下降，不随着市场波动而变化。所以，“宽带中国”战略真的需要落实的话，必须将两个基本点把握清楚，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资费。仅仅有速度，而被垄断的资费将会损害用户的利益，而只有低的资费而没有速度的宽带也不是“宽带中国”的题中之义。唯有将两者关系搞清楚，将速度和实惠并重，“宽带中国”的实现才能是不遥远的梦。
7成211高校招生性别歧视有三悲
　　全国112所211工程学校，接近七成在今年高校招生中存在性别歧视，其中有34所学校直接违反教育部现有政策规定。前日，女权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发布报告，呼吁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应承担纠正招生歧视的责任，重新探讨既有的招生性别政策。（8月18日南方都市报）
　　作为全国高等教育领头群体的211高校，应该在各方面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现在，却性别歧视走在了全国前列，真的很悲催。
　　一悲，违反国家政策之悲。在今年高考前夕的2013年5月，教育部下发《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其中规定：“除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该规定首次明确了外语、播音类专业不能设置性别比例。然而，新出炉的报告显示，全国112所211工程学校中，34所学校属于直接违规，包括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主持专业、四川大学的舞蹈专业等，这些学校为平衡性别，仍明确了分男女招生。国家规定都是经过科学运筹的，作为高校，有什么权力违规呢？这种违规不仅是对国家规定的不尊重，也是对正常招生就业秩序的不维护，对学生发展的不负责。
　　二悲，教育功利之悲。有高校老师向记者介绍，类似于小语种专业限招女生与就业有一定关系，因为用人单位更喜欢招男生，这种“男生优先”的心理，导致高校不得不在招生环节就要平衡比例。这种观点很有代表性，是就业决定性别的畸形思想折射，这是把就业歧视延伸到了教育歧视，用就业困难限制学生发展机会，这是对教育规律的违背，对学生教育均等机会的剥夺。教育不应该是市场歧视的跟屁虫。
　　三悲，伤害行业发展之悲。我们老百姓有句俗话，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虽然通俗，但说明一个道理，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不能搞性别歧视，男人有男人的长处，女人有女人的优势，两者搭配，方能取长补短，利于行业自身的健康发展。人为的搞性别歧视，主管去垄断岗位，不利于行业发展的和谐秩序，不利于男女的公平竞争，最终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
　　报告统计，在全部112所211工程高校中，存在性别歧视的有74所，占总数达66%；而在985工程高校中也有31所在今年本科招生中存在性别限制。这些学校的招生章程和招生计划公布于阳光高考网，表示经过教育部的认可，作为教育部应为自己的失察之责承担责任，既然有《2013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除军事、国防和国家安全等部分特殊院校(专业)外，高校不得规定男女生录取比例。”该规定首次明确了外语、播音类专业不能设置性别比例。那么，就应该坚决落实，有了规定，不落实，规定就是稻草人，招生就是歧视人。
　　高等教育难以在性别歧视中走向美丽，学生难以在性别歧视中健康成长，歧视的怪圈应该被打破了，打破歧视怪圈才能建立真正男女公平的社会神圣。
"孟父"辞职择校折射名校崇拜
　　“《三字经》里说：‘昔孟母，择邻处。’为了让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孟母多次迁居。没想到几千年后我重蹈覆辙翻版成了当代‘孟父’。”湖北黄冈市民老谭的话语里有辛酸也有不甘，为让女儿能够到武汉读优质小学，去年春节后他不惜辞去黄冈市公务员工作，只身到汉打工。兜兜转转一年多，择校梦碎，他只能返回家乡。（8月18日《楚天金报》）
　　显然，当代“孟父”，为女儿择校，不惜放弃工作，已经演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对孩子、对自己、对家庭，都是一种伤害，不可与古代“孟母”相提并论。特别是，其根深蒂固地认为“前人强，不如后人强”，因而把家庭的希望全部押在孩子身上，宁愿以“牺牲自我”，来成就孩子的未来，这实际上是一种“赌博”行为。
　　要知道，“孟父”辞职为女儿择校，是父母对子女学校教育过程的过度参与，是一种溺爱到极致的表现，不仅会削弱了学校的教育功能，从长远看，也不利于孩子身心的健康成长。孩子被父母“规划”着，不仅觉得没有一点自由空间，心理也会变得非常脆弱，从而害怕失败，担心自己对不起父母的爱，一旦他们学习成绩不好、学业受挫或就业不利，将会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可见，这种“着急”教育方式，已成为孩子身心不可承受之重。
　　特别是，“孟父”辞职为女儿择校，折射出了对名校的过度崇拜。事实上，择校现象由来已久，一直饱受社会诟病。有人一味地指责这是教育资源不均造成的恶果，殊不知，教育资源不均，也是人为因素酿造的。其中，既有地方政府为利益和政绩，对“名校独大”现象精心呵护；有教育部门为功利，对择校乱象漠然视之；也有一些名校为生源和升学率，对“名校效应”进行夸大宣传和炒作；更有众家长像“孟父”一样，为“望子成龙”，对择校行为表面上是深恶痛绝，暗地里却是疯狂追捧。
因此，“孟父”辞职为女儿择校，值得当今社会反思。要想彻底终结择校乱象，终结名校崇拜病态，乃至终结教育不公，首先应完善制度体系，严格问责机制，对权力寻租“零容忍”。同时，改革现行的教育考评机制，破解“名校独大”困局。特别是，要在加大教育投入、扩大教育规模、优化配置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等重要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最终实现人人都能够就近入学的目标。
不烧钱的"冯式春晚"或更"好看"
　　“节俭令”下发后，各大卫视响应号召，现在除了重要节假日的晚会以外，其他没有必要的晚会都会取消。央视春晚是晚会中的晚会，据记者了解，冯小刚导演担纲的马年春晚将不走烧钱套路，提倡朴素、幽默、接地气、好看。（8月18日《长江日报》）
　　春晚现在已是各大卫视继“跨年晚会”之后的又一比拼“烧钱”的“战场”。央视为了保住自己的“龙头”地位，凭借其雄厚的实力，花钱之“豪爽”足以让人咋舌。这两年的龙年、蛇年春晚，央视充分表现出了不差钱的气势。
　　比如舞美灯光的美轮美奂绚烂无比，光舞台就花费过亿元。而服饰道具更是极尽奢华，乃至主持人的服饰，居然达万元天价，而且整台晚会不断换装，几乎可以媲美模特的服装秀。至于名人明星的出场费，更是其中的大头。也因此，从“跨年晚会”到春晚，让走穴捞钱的明星们大发一笔横财。
　　央视如此，各地方台为了分得收视率的一杯羹，讲排场、比阔气、拼明星，也成为一时之风。实际上，各大卫视之间如此的竞争，已经陷于循而往复的怪圈之中。而如此对形式的过于注重，必然本末倒置，虽然眼花缭乱、虽然大牌云集，却导致节目的同质化，而且质量还每况愈下，既把握不住现实的脉搏，又缺乏生活的鲜活。
　　春晚是亿万观众的精神文化“年夜饭”，节俭本来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用金钱堆砌的“喜庆热闹”，不仅有悖传统价值观，还会助长奢靡之风，也不可避免地加重了纳税人的负担。虽然如今并不是排场不起，但宝贵的财力物力不是用来做无用功的。况且，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有更多的地方急需用钱。于节约成为普遍呼声的今天，只会引起群众的反感。
　　其实，春晚近年来屡遭诟病，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节目本身的平庸，比如语言类作品不敢触及公众关注的焦点热点、敏感的社会现象，没有尖锐泼辣、切中时弊的讽刺与幽默，只靠耍贫嘴为逗笑而逗笑。而黔驴技穷之下，企图靠烧钱来补救，当然不过是缘木求鱼。
据称不烧钱的“冯式春晚”提倡朴素、幽默、接地气、好看。冯小刚更愿意把晚会的亮点集中在“软”实力上，比如，节目的“暖人心怀”，确实，一台晚会，终究要以情动人，让观众沉浸在这样一种情感的氛围中，而这本来也不需要烧钱。显然，不烧钱的“冯式春晚”，其实更让人期待的，正是“接地气”的“好看”。
升学宴也有存在的天然价值
　　来而不往非礼也，办酒赴宴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如今，准大学生也加入这一阵仗，连日来，随着一张张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送抵，各地升学宴日益泛滥，接到“红色炸弹”的座上宾叫苦连连。对于这种人情债的“死循环”，专家认为，大操大办歪风当刹，应通过多方教育、领导示范、媒体引导等合力寻求改变。(8月16日中新网)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是中国传统家庭对于女子成才标准的最好希望。对于考取大学来说尤其如此。尽管，准大学生办各种升学宴背后是人情债的泛滥，更是一种不可以承受的负担。但是，也应该看到在这背后的积极因素，尤其是对于农村大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其办升学宴不宜一棍子打死。因为在升学宴的背后深深隐藏着传统文化的互助因素，尤其是亲情的饱满和邻里间的情谊。当然，对于城市中以及干部大操大办的情况来说，这是必须予以禁止的，因为这就是敛财的手段，而对于农村的升学宴来说却是另外的一番景象。
　　笔者在2001年考取大学，那一年在升学之前，父母也给办了一次升学宴。宴请的人们都是家族内的成员以及关系比较好的邻里，大家聚在一起除了吃吃喝喝外，更重要的是能够起到交流感情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一次聚会可以告诉家族内的人这是一次荣耀，如果学费有困难的话，整个家族的人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升学宴的操办，没有收取任何份子钱，大家只是来个人而已，也不会对别人造成什么负担。当然，这是笔者亲身经历的过程，不晓得十几年后是什么情况。但从当初的形式来看，不过是自家操办而已，更没有造成别人家的负担。
　　对于农村的大学生而言，学费是一个不小的负担，通过升学宴就是告诉人们一个信息。自己的孩子现在终于有点出息啦，如果在学费的问题上有困难，希望能够提供帮助；如果没有困难，也就这样聚聚表达一下感情也好。人情债的因素涉及并不多，只是现在可能发生了变迁。假如能够延续这样的路数的话，准大学生的升学宴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也绝非就是一道十恶不赦的题目。因为任何事情都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升学宴如果发展到最后成为份子钱的来来往往，那就荡然无存当初的温情脉脉。
　　准大学生的升学宴本身更多的是一种风俗的遗留，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需要更改的话不容易，也不能采取强制手段。对于它本身的存在更不能一棍子打死，对于那些联络感情的因素需要鼓励，毕竟这是人情世故的东西；对于借机敛财的行为应该予以禁止，尤其是干部的操办尤其如此。所以，准大学生的升学宴，到底应该去向何方，必须有一个真实背景，不能盲目下结论，更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能一棍子打死准大学生升学宴
　　随着一张张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下发，全国各地准大学生升学宴此起彼伏，一些升学宴以收钱为目的，让受邀者叫苦不迭，也让你来我往的人情债陷入了“死循环”，专家呼吁要通过多种方式刹住准大学生升学宴大操大办的风气。（8月16日中国新闻网）
　　注重人情关系是我国的传统，俗语常言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多一些亲朋好友，礼尚往来，也是我国的民间风俗，所以凡是有什么红白喜事、婚丧嫁娶，都会得到熟识之人的祝贺或是吊唁，并且都不会两手空空。
　　因此，准大学生办升学宴，并不是毫无道理。在优质教育资料仍然稀缺的当下，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考上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且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追求高深学问，是重大的人生喜事，因喜事而办升学宴，符合民风民俗，同时也是给孩子多年寒窗苦读的一种鼓励，表达对知识和高素质人才的尊重，可见准大学生升学宴的初衷有其合理之处。
　　只是，近来的准大学生升学宴出现了一些“歪风邪气”。一是一些干部借孩子升学宴拉帮结派，巧妙收受贿赂。二是喜庆的红包中，暗藏了一些下属的奉承行贿。三是不论孩子考上了什么性质的大学，都得庆贺一番，让一些家长人情负债累累，喜事成为人们美好生活的负担。
　　但准大学生升学宴还是不能被一棍子打死。大多数家庭都是普通人家，无权无势，其孩子考上大学自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值得庆贺。而对于那些官员干部和社会上层阶级的孩子考上大学，若不是走行贿受贿之路，也不应受到指责，毕竟他们也是人。我们要反对的是那些借孩子考大学之名来干固化阶层利益、拉帮结派、收受巨额礼金的行为。
　　而要做到不一棍子打死准大学生升学宴，家长们面对升学宴要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少一些利益诉求，多一些真诚祝福，这样才不会让孩子的升学宴变成行贿受贿的腐败温床。二是送礼不能盲目跟风，对那些熟识之人举办的不正当升学宴，要能够坚守自己的原则，要么不送或只送少量的礼金。三是对那些孩子平时用功，考上大学的家庭举办的升学宴，可以适度参加，但也应以庆贺为主，礼金适度。
　　尊重民风民俗，不一棍子打死准大学生升学宴，坚守升学宴的本意，不盲目跟风及送大礼，准大学升学宴才不会成为家长们的“不能承受之重”，而是回归正途，成为催学子奋进的好宴。
处理餐厨垃圾的企业为何吃不饱
　　南山区在深圳市垃圾分类试点中走在前列，初步形成了从垃圾分类到终端处理的较完整链条，腾浪再生资源公司（以下简称腾浪）作为分类垃圾终端处理企业，作用不可低估。然而，腾浪目前亏损严重，难以为继。“我们厂每天处理餐厨垃圾（来自酒楼等）的能力是200吨，保持这个数才可以不赔。但目前能收集到的餐厨垃圾加上垃圾分类试点收上的厨余垃圾（来自家庭）也不过五六十吨，所以亏损严重。”腾浪副总兼技术总监方小民告诉晶报记者。（8月16日《晶报》报道）
　　新闻链接：　　按理说，深圳饭店酒楼众多，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餐厨垃圾，供应腾浪绰绰有余。事实上，深圳每天产生的餐厨垃圾高达2000吨，远远超过腾浪所需的200吨。既然如此，腾浪为何还是吃不饱呢？
　　原来，深圳一些较大的酒店、酒楼、餐厅的餐厨垃圾多掌握在部门经理手里，一些中小餐馆则直接由大厨掌管，有的就直接交由区域清洁工处理。在餐厨垃圾未列入政府管理前，相关人员往往在收取一定费用之后，直接将餐厨垃圾交给养猪户及潲水油制造者，每月大厨或区域清洁工能因此获得500到800多元的额外收益，大酒店酒楼的掌管者当然获益更多。而在餐厨垃圾列入政府的管理之后，餐厨垃圾就必须无偿交给取得许可经营资格的企业处理。如此一来，大厨、清洁工、部门经理等人的利益就受到侵犯，他们当然就会加以抵制，比如，偷偷将餐厨垃圾卖给小商贩、小公司，或者用生活垃圾冒充餐厨垃圾。在此境况下，腾浪公司收不到足够的餐厨垃圾也就不难理解了。
　　谁都知道，餐厨垃圾是地沟油的重要来源，要想管好地沟油，首先就要管好餐厨垃圾；而管好餐厨垃圾的可行之道，就是让有资质的正规企业来处理餐厨垃圾。为此，早在2007年10月1日，深圳市就颁布实施《深圳餐厨垃圾管理暂行办法》。到了去年6月1日，深圳市又颁布实施了《深圳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办法》明确规定，未经许可处理餐厨垃圾，将被处罚5万元或10万元；将餐厨垃圾交给个人或者未取得许可经营资格的企业收运的，每次处2000元罚款。这就意味着，饭店、酒楼若不执行规定，就将受到处罚。但可惜的是，《办法》实施一年来，职能部门却不曾开过一张罚单。
　　由此可见，处理餐厨垃圾的腾浪公司之所以吃不饱，根本原因就在于职能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反过来说，只要酒楼拒绝将餐厨垃圾交给正规企业处理，就会收到罚单，那么，酒楼自然就遵守规定。而要实现这一目的，深圳不妨借鉴一下长沙的做法。
　　2012年8月，长沙市签约的餐厨垃圾处理企业建成，第二个月就达到满负荷，关键是政府专门给出96个编制，成立餐厨垃圾执法队，不遵从政府指令的单位由执法队强制执行，且由政府专门组织运输，企业运作成本较低。不难推想，若是深圳也有餐厨执法队，那么，腾浪又何愁没有足够的餐厨垃圾呢？
　　餐厨垃圾关系到地沟油的生产，而地沟油又危害千家万户的健康，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对餐厨垃圾进行环保处理。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政府的职能部门拿出切实措施，从根本上维护腾浪等环保企业的权益。
地铁月台能否多安些椅子
　　继北京地铁1号线、5号线之后，现在10号线和6号线沿线上的“勇士站”和“烈士站”也越来越多了，甚至出现了挤到必须用拳脚相加的“恩怨解决站”。与长长的队伍与拥堵的人流不相适应的是，现在的月台的座位太少了。
　　地铁里多安几把椅子，可以让需要的人员多休息一下。我就经常看到很多中老年人在站台不跟年轻人抢队伍或者到了车门口也根本挤不上去之后，自己拿着个包，疲惫地站在一旁，让人感到很心痛。还有，一般年轻人住得都比较远，很多是把地铁站当做换乘的地方，他们大多已经骑了半天自行车或者挤了不少时间公交车。这时，要是有个座位多少能稍微恢复一下体力。
　　另外，地铁里多安几把椅子，可以让咱们北京生活的节奏稍微放缓一下。多几把椅子，可以让人在不着急赶路的情形下，有个腾出时间看看书、读读报的地方，甚至只是看看周围的人，放松一下心情，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所以，有关部门能否根据客流量，在不影响公共安全的前提下，增加一些座椅，也算是为北京庞大的地铁乘客谋的一点福祉吧。
普通的小事传递人性情怀
　　16日，有网友发微博说，在长沙公交星沙205路，一小女孩向司机问路下错了站，担心孩子走丢，司机在征得全车乘客同意后调头去接孩子。接到小女孩后，司机说，“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此微博引发热议并被大量转载。大家纷纷称赞该司机是“中国好司机”。本报记者联系到了当事人205路司机姚庆龙。姚庆龙说，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8月17日《北京青年报》）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说过一句话：“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5岁女童下错车站，公交司机驾车折返将其找回，其中蕴含的温暖与感动，凝结着全体乘客的理解和支持，更反映出司机师傅那种用专业去敬业的精神，用心处理好自己所遇到的每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不让自己的身边出现任何闪失与遗憾。小事见精神，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传达了一种人性情怀，反映出了姚师傅高尚的人格品质，这才是值得广为称道的！
　　姚师傅之所以这样对小女孩负责，还“因为我也有女儿，换个思考方式，要是自己的女儿丢了，我肯定特别着急”。正是这种由己及彼的换位思考方式，催促他必须马上找到小女孩，安全地交给她的奶奶。当见到一直在哭的小女孩时，他主动放下身段道歉：“小朋友，对不起啊，叔叔错了，让你早下了一站。”这种自责态度更让人感动。
　　“做事不贪大，做人不计小。”生活的一切原本都是由细节构成的，实事求是地讲，好高骛远，眼高手低，正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也阻遏了一些人追求美好梦想的脚步。尽管他们各自都心怀做个好人的憧憬，但却常常是不屑于眼前有益于他人的小事，而总是希望能够一步登天、一鸣惊人，结果却一无所获，甚至一事无成。殊不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天下大事，必做于细”。
　　经验证明，那些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的做法是失败的罪魁祸首。一个不注重细节和不善于从小事做起的人，一定是一个专业不合格和敬业精神不足的人。“态度决定一切!”不论做人、做事、干事业，都应当踏踏实实，从实际出发，从大处着眼，从小事做起，拒绝浮躁。
"最牛违建"岂能自拆,道歉了事?
　　昨天上午8点，被称为“北京最牛违建”的“空中别墅”开始拆除工作。城管称，因业主已开始自拆，将不会强拆也不会罚款。张必清表示，回京后将向邻居道歉。（《京华时报》8月16号）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自拆了”。沸沸扬扬的“最牛违建”事件，即将在城管的“温柔执法”中定纷止争。不过，这样的善后，显然不合理、法：一起关涉公序良俗、法律尊严的公共事件，怎能在轻飘飘的“自拆”、“不罚款”、“道歉”中“走向黄昏”？
　　《建筑法》第70条明确规定：涉及建筑主体或者承重结构变动的装修工程擅自施工的，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造成损失的，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空中别墅，有花园，有假山，体量可谓巨大，明显已经改变了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以涉嫌违法《建筑法》第70条，按规定要处以罚款。惜乎城管“不强拆不罚款”的执法路径，并未有法必依，而是滑向了人治的渊薮。
　　再者，经过媒体曝光，网友围观，加之围绕在“大师”张必清身上的身份悬疑，“最牛违建”早已不是一起简单的物权纠纷，而升级为一起热闹非凡的公共事件。城管部门对“最牛违建”此般温柔，难免激起民意反弹：“温柔执法”是否闪烁着“选择性执法”的嫌疑？况且，如此低成本的“惩罚”，也会对“最牛违建”散落在各地的“兄弟姐妹”产生示范效益。星星之火，恐怕很快就会燎原。　　
　　对张必清来说，仅对小区邻居道歉也是不够的。“此前已有三茬邻居被迫搬走”的事实说明，违建别墅已经侵犯了小区业主的合法权益，《物权法》规定，业主有权向行为人索取赔偿，《建筑法》则进一步明确，行为人必须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　　
　　可以追究责任的主体还有违建别墅的施工方。施工方不会不知道这是违建，但为何选择无视？这就有必要查一查施工单位的资质问题。如果有猫腻，根据《建筑法》第76条，施工方就要接受“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和吊销资质证书”的行政处罚；如果根本就没有施工资质，那更要加重处罚。
　　由此看来，“最牛违建”的追责链条上，不只是自拆、道歉那么简单，需要担责的主体也不只一个。更有必要追问的是，一纸温柔的“自拆令”，背后是否掩盖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权力是否有失范行为？这才是此事最大的疑点。
图书过度包装亟需改变
　　逛上海书展，犹如在花团锦绣的书林与色彩缤纷的书海中遨游，书香扑鼻，心旷神怡。读者在赞赏之余，也有书价过高之叹。尽管有些业内人士认为，较之于影剧票价，书价不能算贵，不过，用科学经营的尺子量一量，书价确有虚高问题。别的不说，只要对愈演愈烈的图书过度包装加以改进，就能使书价有下降的空间。
　　我国内地图书先前是不大注意包装的，装帧设计水平较低，用的材料也较粗陋。改革开放初期，我到海外参加书展，当我们的书与港台地区以及国外的书放在一起时，只见别人的图书穿着硬朗，富有光彩，而我们的图书则是软塌塌的，“立不起来”，封面也往往呈“一穷二白”状。就内容来说，我们的图书并不弱于他人，装帧简陋成为当时突出的弱项。此后，内地出版界在这方面作了认真的努力，书籍包装很快有了明显的改进。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浮华风气的影响，为争夺市场，出版者过分在外包装上用力，不计成本地为各自出版的书籍“穿衣戴帽”、“涂脂抹粉”，形成了矫枉过正的“过度包装”。
　　图书的过度包装，首先表现在精装本大量增加。过去的图书，一般用的是平装本，精装本大多用于经典名著与工具书。如今的精装本则是遍地开花，而且往往是豪华版。封面纸开始用铜版纸、发展到现在，亚光铜版纸、进口艺术纸、软面精装纸、布纹纸都只能算是寻常材料，用高级布料、丝绸、皮革、金属等异形材料做封面的也不少。有些书还要烫金、烫银、烫膜、压纹，甚至出现了整本书都用黄金打造的所谓黄金书。不在提高图书内容质量上努力，而只是着意于图书外形的升级与奢华，这是形式主义的浮华风在作崇，不仅有害于出版业的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书价的上涨，增加了读者负担。家长们普遍反映少儿图书贵，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类图书印刷装帧特别奢侈豪华。
　　其次，图书的过度包装，表现在开本、编排上一味地求大求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课本、作业本都是32开版面，只有作文本是16开的，而课外读物一般是64开版面的小人书；而现在不仅中小学、幼儿园课本的版面实现了翻番扩张，全部变身为A4型的大课本，而且供小朋友们阅读的少儿图书也都成为大开本读物。这就抬高了书价。同时编排上却越来越稀松，甚至有“以白计黑”者。我看过一本书，不少页面都只排几个字、十几个字，书的内容不多，却占了360个页面，真是奢侈挥霍得惊人。过去我们图书编排过紧过密，进行革新是必要的，但这样扶起东来又倒西，是不可取的。
　　图书过度包装，与月饼等商品过度包装一样，既反映了一种奢侈浮华之风，也浪费了社会资源，有违绿色出版的追求。至于由此抬高了书价，则更是不争的事实。出版界需要在改变过度包装上用力。
　　从上海书展上看，出版者这方面的意识并不十分清晰。有家出版单位的书目广告，上面印制的图书，都是豪华精装本，未见一本平装本。实际上，平装本虽然简朴，也是可以精心制作得很有品味的。对广大读者来说，要多出一些价廉物美的平装书。书的品味不是注定与物质的豪华联在一起的，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