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域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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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域文化》3
绝　色　怒　江　　　　对于怒江的第一印象，来自地图上那绝妙的地理线条和神奇的山脉走向。　　　　在云南地图的西北方，东西150公里的范围内竟密集排列着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哈巴雪山四条横断山脉，这在大多为东西走向山脉的中国，绝对是一种地理奇观；而山脉之间，三条近乎垂直并列的大河，由北向南飘坠而下，三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之间最窄处仅有72公里，这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自然异景。于是，“三江并流”便顺理成章被骄傲地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成为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这三条气势磅礴的大江，又以怒江最为不驯。因其受喜玛拉雅造山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山高、谷深、滩险的地理特征。怒江河水湍急，一路喧哗，沿着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一道深长的缝壑，汹涌而来。而这条天崩地裂的巨大缝壑，便是以艰险、绵长著称的怒江大峡谷（又称东方大峡谷）。面对这样一条神奇的大江，面　　对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你无法阻止澎湃的想象和热切的期望。　　　　没去怒江之前，我们查阅了大量资料，也看了不少画册，优美的语言，唯美的画面进一步丰富、甚至放大了对于怒江的美好想象。譬如说怒江的山，就我们知道，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40多座。无论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还是担光力卡山、云岭山脉延伸老君段、雪邦山等，都是经天纬地，都是巍峨雄浑。　　　　山势又各有不同，群峰竞相争秀，重峦千变，叠障万化，或如虎踞龙盘，或如狮奔象走，极尽鬼斧神工；或如蛇形蜿蜒，或如仙姿俏立，呈显自然造化。从某种意义讲，山是怒江的地质脊梁，因为山的朴实厚重又不失玲珑变化，因为山的高大伟岸又不缺精致秀丽，怒江的美才显得那样雄浑神奇，那样大气绵长。　　　　再如怒江的水，充沛得让人嫉妒。且不说独龙江、怒江、澜沧江三条大江热闹奔腾，且不说188条分支河流恣意纵横，便是那山巅的碧潭、峰腰的飞瀑、沟涧的流泉，就已太过丰富，太过生动了，身入其间让你恍然觉得这便是人间的天堂。由于特殊地形、地段和气候关系，这里的水也各显其长，各尽其妙，或凝成皑皑白雪，装点山岳峰巅；或变作湍湍急流，激荡险滩山涧；或形成飞流瀑布，悬挂峭崖翠谷；或化作青湖温泉，点缀天地之间。毫不夸张地讲，水是怒江最调皮，也是最美丽的自然精灵。因为水，怒江的美才变得如此妙趣横生，才显得那般活泼生动。　　　　当真正置身怒江山水之间，这里的风景绝没有让我们失望。一路走来，除了惊喜还是惊喜，除了震撼还是震撼。天空是如此澄澈，呈干净而透明的蓝色，让人不能不喜欢，那大块大块的云朵，并不是单纯的白色，而是有点牛奶的感觉，所以颇有亲切的质感。在这样背景映衬下，水便多了一些情韵，山则多了几份圣洁。人在丙中洛，这种感觉更显特别。丙中洛位于云南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东北部，地处三江并流的腹地，是中缅印和滇藏的结合部。它四面环山，东为响朗腊卡和碧罗雪山，西为卡娃卡布峰和高黎贡山，南为贡当神山和日当坡，北为石门雄关，形成了“雪山为城，江河为池”的奇特自然景观，与云南中甸、四川稻城并称为中国的三个“香格里拉”。也许正是因为大自然的恩赐，这里一直被人们称为“天人合一，人神共居”的人间净土。　　　　怒江流经丙中洛乡日丹村附近时，由于王箐大悬岩绝壁的阻隔，江水流向从由北向南改为由东向西，但流出300余米后，又被丹拉大山陡坡挡住了去路，只好再次调头由西向东急转，因而在这里形成北-西-南“U”状的大湾，称为“怒江第一湾”。也许真是神山有灵，闹腾不羁的怒江也只有在这里才显得温柔婉转。雪山皑皑，碧水悠悠，好一个山高水长!弯道自然环抱的桃花岛，荠麦青青，彼黍离离，好一派田园风光!天地有情，百姓有心，此地盛产风化层积岩，路边的怒族老百姓便以层积岩青石片搭建屋顶。于是青山沃野里，如画梯田间，点缀着黑石瓦覆顶，原木材构架的农舍，或三五结群，或单独立户，宛若被水雾晕开的淡彩，且不忘点染一痕袅袅炊烟，由此构成了一幅世外桃源般的田园好风光。 　　　　也许是因为风景太过绝美，各路的神仙也纷纷看中这块地方。除却土生土长的原住神仙外，这里还有藏传佛教的圣地普化寺，也有基督教堂等各方神圣，也都安然相处，融洽和谐。也许是因为这里太过圣洁，狭隘的宗派之争在这里永远没有市场。藏传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原始宗教并存，信徒们各信各的教，各拜各的主，互不干涉，我想这应该才是宗教的至高境界，也是丙中洛人民的最大福音。　　　　风景因为干净而变得美丽，信仰因为干净而变得伟大。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无论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还是其他民族，他们的心灵都因为圣洁的信仰和美丽的风景而净化。他们容易快乐，也乐于表达快乐。于是，他们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喜欢源自快乐和幸福的表达；他们喜欢感恩，喜欢赞美，喜欢接纳一切产生快乐的美丽和伟大。　　　　因为简单，所以爱得自然，活得坦然。火塘边，几口家酿米酒，一点熏肉腊肠，几张石板耙耙，他们已经幸福得象上了天堂。记得那次去老乡家做客，大家且唱且跳且笑，酒在杯中空了又满，满了又空，在那样的气氛里，你只管放开一切芥蒂，畅怀痛饮。音乐响起时，不用介意你踏的是有节奏的舞步，还是无节奏的醉步，一切都在欢歌笑语声中和谐地融为一体，你只管随心而舞。快乐，就在这混沌的热闹之中。　　　　然而酒醒过后，我知道容易满足不等于知足，容易快乐也不等于就是幸福。我相信我所看到的只是怒江的一面。从某种程度讲，我们并不了解他们真正的生活，也不懂得他们的真实需求。一个游客眼里的怒江，只是矫情放大后的“虚假天堂”，走马观花的感触，不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怒江。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　22:51:13　 　　绝色怒江(二)　　　　 脆弱怒江 被现实触动　　　　怒江的美，是不容置疑的。然而，想要欣赏这样的风景，却是非常不容易的。　　　　要看天堂景 先走地狱路　　　　怒江交通问题的严峻，完全超出我们所能想象的极限。在21世纪的今天，若大一个自治州，一万四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还没有一条国道穿越!还没有一条完整的三级以上的公路!还没有公路网络!不可思议的惊叹之后，便是一种茫然的，甚至还有点对不住的遗憾。记得考察之前，我们采访了民间环保组织"绿色家园"的负责人汪永晨女士，她曾意味深长地对我们说过一句话：到怒江看一看，会给你许多惊喜。那么，这种糟糕的路况，不知算不算惊喜？　　　　从州政府六库到福贡再到贡山，一路走来也就一条坑坑洼洼，实在算　　不上公路的公路。公路一边是陡立的岩石，一边是湍急的河谷。路面特别狭窄，有些地方连错车都错不开，而且公路上常常有滑坡、泥石流、塌方等接连不断的险情。一路颠簸，一路担惊受怕，旅游的大半时间就消耗在这路途上。试想，心怀恐惧、筋疲力尽的游客，还有多少心情来欣赏此地的风景？而在路途上看到当地百姓，大多依赖的还是'"人背马驮"的原始交通方式，便是在怒江州首府所在地六库镇，也会时而见到一些马帮赶着马在街道上悠闲地走过。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糟糕的交通状况，马仍然是这里居民主要的运载工具之一。唯一有点现代化气息的是一些搭载游客的小三轮摩托车。　　　　其次是超乎想象的生态破坏。沿着怒江河谷，我们大概走了300公里原河段，几乎没发现想象中的茂密森林和参天大树。目光所及大部分是光秃秃裸露的山体和一小块一小块挂在陡坡上似乎随时要滑下来的田地，偶尔也可以看到一些灌木丛及稀疏的次生林，而看到更多的是滑坡、泥石流、崩塌造成的山体破坏及道路阻塞。这一切，不但与想象有着极大的差距，便是与那些绝美的风景，也有着极不协调的对比。于是，不禁对怒江依靠旅游脱贫致富的说法产生严重的怀疑。就这样的基础设施，就这样的经济实力，靠什么来发展旅游经济？交通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发展旅游永远只可能成为一句无法兑现的空话。　　　　　　天灾乎？人害乎？　　　　来怒江考察，我们最主要的目的便是拔开以往媒体建立在"想当然"基础上的舆论迷雾，寻求事实真相，并期望挖掘出更多关于真实现状的背景和原因。对此，我们亲自深入第一线，请教了不少专家，走访了不少农户，当然也包括许多基层干部。毕竟，对于当地的环境状况和历史原因，他们最有发言权。　　　　从某种程度讲，与其说怒江是原始生态，不如说怒江是原始非生态，原始的不是自然环境，而是生活方式。事实上，怒江早已不是一条"处女江"。怒江－萨尔温江流域，两岸世代居住的千百万人。为了生存，都在直接开发利用着河谷地区的土地、动植物和矿产等资源，其"原始生态"早已被改变。　　　　怒江两岸，98%以上的土地面积是高山峡谷，而76%以上的坡度都超过了25度。由于特殊的地理状况，怒江人民只能生存在两面的山上。由于坡度陡， 所以当地的种植有'壁耕'之称，老百姓形象地称之为"大字报田"。路途中我们不时看到两岸的山坡上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那是当地农民在烧荒。在那样陡峭的山地种地，自然无法利用牲畜或机械，所以只能采用"刀耕"，因为土地贫瘠，又买不起化肥，所以老百姓只能用"火种"这种原始的方式给土地增肥。新华社记者说："看怒江人民种地就像看啄木鸟啄树"，许鼓璐副委员长说："你们种的不是粮食，你们种的是灾难!"，这些话里透出的是切切的人文关怀，可更多是怒江人民诸多的无奈和难言的辛酸。而另一方面，老百姓为了生活用柴，也在大量砍伐木材，正如云南省发改委副主任马晓佳介绍说："山上潮湿阴冷，农民家的火塘一年365天是不灭的，再珍贵的树木被砍回家都和普通薪柴没有两样。烧荒时，再珍稀的植物也和普通野草没有两样。他们得生存。"于是，怒江的生态一年比一年差，老百姓没有电，又要烧火做饭，只有砍树，现在甚至连树根都刨出来当柴烧。于是，一旦发生泥石流，石头毫无阻挡，从山顶上滚下来，一直到江里面，这样不但水土流失严重，而且造成的破坏也非常大。　　云南省国土资源局提供的数据表明，怒江两岸的居民一年就要砍掉50万立方的木柴，怒江两岸海拔在1500米以下的原始森林已经荡然无存，米之间的植被也破坏严重。怒江30多年中每年减少林地44平方公里，森林涵养水源的功能急剧下降，根据1999年详查，全州水土流失面积达3933平方公里，占全州国土面积的26.75%。怒江流域的泸水、福贡、贡山三县调查统计地质灾害隐患点达300多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生态功能不断降低。近年来，滑坡、泥石流、山洪等自然灾害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2004年，怒江州连续发生福贡县"4.16"和泸水县片马"7.18"等特大地质灾害，共发生有一定规模和危害程度的地质灾害681起，共造成22人死亡，9人失踪，35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2.7亿元。这些惨痛的事实，警示着我们，使得我们不能不深深地反思：怒江倒底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　　　　怎么办？谁来办？　　　　对于怒江生态破坏严重的形势，一些专家以"清淡"的名义想当然，瞎扯淡，一些动机不纯的环保组织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而是随意指手划脚，惹人生厌。正如两院院士何祚庥先生所言："中国的确需要环保，但是环保不是这样的搞法。环保应该在科学的指导下进行，做必要的论证和理性的辩论；'环保人士'应该多一点平常心，不要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高瞻远瞩、徇道的圣徒。否则，只能是让一般人对'环保'徒生反感，让人觉得是伪善。" 　　　　对于怒江生态问题的妥善解决，自然需要多方探讨，但更需要积极行动，科学实践。怒江生态环保问题，决不是环保者几句煽情的大话或就能解决的。怎么办的问题，首先牵扯到谁来办。对此，地方政府义不容辞。平心而论，怒江州政府已经在环保生态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下了不少功夫。一方面怒江整体森林覆盖率从1985年的44.1%恢复到74.1%左右。另一方面他们正在搞一个发展100万亩干果基地的项目。计划用三年的时间造100万亩的核桃、漆、花椒等大一点的树木，这样至少能够在泥石流爆发时把石头挡下来。另外，副业的发展，也可以逐渐改变老百姓传统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从而减少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但这些都是些权宜之计。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怒江州环保局局长高翰星以为，若要解决根本问题，还是应大力挖掘怒江充沛的水能资源，以电代柴，同时利用水电工程将山上的农民迁走，这样可以慢慢恢复植被，这是改善已经失衡的生态、保护环境的最好方式。如果不开发，生态恶化会延伸到山顶的原始森林，几十年后山上的林子恐怕也要被砍得差不多了。　　　　然而，早已立项的怒江大坝却因为种种原因被暂时搁置。其中喊得最响的便是某些环保组织的保护"中国最后一条原生态河流"。对于这样的口号，我一直不明白，也无法理解怒江怎么就是一条原生态的河流？不知这些环保者来没来过怒江？也不知他们是否关注到怒江生态的恶化？更不知道他们是否深入调查、思考过为什么会这样？我只知道他们一直慷慨激昂，却不知为什么慷慨激昂。这使我不禁想起与风车作战的唐o 诘可德。不过，私下以为，唐. 诘可德可能要比他们可爱，比他们简单，甚至比他们高尚。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　22:52:25　 　　贫困怒江 被贫困震动　　　　惊人的贫困 　　　　对于怒江贫困的了解，我们不妨先从了解一组数据起。　　　　怒江现有50万人口，42万农民有27万还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按比例说，二分之一的人处于贫困，三分之一的人没有电，四分之一的人没有路，五分之一的人失去了生存的条件，居住在泥石流滑坡的地方。也就是说，近乎一半的人生活在不具备生存，更谈不上致富条件的环境中。　　　　需要说明一点的是，怒江边三县(泸水县、福贡县、贡山县)60%的土地面积属于自然保护区，10%的面积属于大江大河，也就是说70%的面积不能随意耕作，老百姓为了生存，才不得不在两面山上的陡坡耕作，而且只能选择刀耕火种的大字报田式耕作。我们曾采访过一位干部，他年轻时在丙中洛当知青，就种过这样的地。三十多年后回忆起来他依然难忘："第一年烧一片林子，开出一片地。种地时左手抓住草根防止滚下坡去，右手用小锄头在地上挖出一个个小眼，点上玉米种子，让它自己去生长。等第二年再烧一片，再种。"对于这样的"田园之乐"，我们无法做出太过浪漫的想象。而对于三十年后，老百姓依然依靠这样的原始生产方式维持生计，更是不忍做太多的感想。在这样的陡坡垦植，不但危险，据说每年累累都会发生人、畜坠落的惨剧，而且收入底下，只有广种薄收，方能维持生计，据说在这样的坡地上每种十亩地才能养活一口人。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和生态的持续恶化，这样的落后生产方式不但对环境产生恶的影响，而且也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按照国家最新贫困线标准，全州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882元的贫困人口 有27.53万，低下637元的未解决温饱人品 有13.38万元，分别占全州农业人口的66%和33%；另外，全州依然还有5.7万特困农户住茅草房、杈杈房内，占全州总户数的48.7%。　　　　怒江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保护和恢复生态的问题，而是拯救生态的问题。怒江如果不发展，经济结构没有质的转变，十多年以后，怒江的生态会越来越恶化，人民会越来越贫穷。　　　　　　贫困绝对不是文化　　　　对于怒江当地的贫困问题，环保组织好象也不回避，正如某环保网的一次活动报道说，"当地小学的孩子住校生，一个月只能吃两次肉。"那么，保护原生态，维持原貌，是不是就期望孩子依然一个月吃两顿肉？还是送她们一顿肉吃？记得那次活动，他们是以助学支教的形式去的。我们绝不反对环保者的爱心举措，也绝不怀疑他们的热心和诚意，但是，送几支铅笔，发几本旧书，就能解决问题吗？看着照片上孩子们生硬地捧着文具，木然地和欢天喜地的志愿者合影时，心里感觉一阵发酸，志愿者的爱心得到痛快地释放，合影留念，终可以满意地离去，那么，孩子用完那几支铅笔后该怎么办呢？　　　　对于怒江的贫困，在部分观光客和某些环保者看来，竟然是以猎奇的心态看之待之，甚至煞有介事地上升到"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论层面，并建议划分保护区，保持这种原生态。记得与当地基层少数民族干部座谈，讨论起这个荒唐的论调，有个干部悲愤地说道我们不是动物。这句话狠狠地撞击着我的心扉，一刹那间我有想哭的冲动。是啊，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一母同胞，凭什么怒江人民就要住在杈杈房里等你来参观？要你来感叹？　　　　来过怒江的，稍有胆量的，大多都试过乘坐溜索的体验。因为穷，连几座象样的桥都修不起，怒江两岸的老百姓，日常来往的交通工具便就是那么一条颤悠悠的钢索，凭几根粗麻绳，一个钢滑轮，滑来溜去。我也切身体验了溜索的惊险。一块草编的垫子，简单地用四根粗麻绳串起，或者干脆地用绳子把人一套，然后从身体两边拢在胸前并套在一个配有滑轮的铁钩子上，一手握住麻绳，一手抓住钢丝索。坐好了，手轻轻松开钢索，滑轮便靠着向下的惯性，顺着钢丝索向对岸滑去，速度越来越快，双手被震得奇麻，钩住滑轮的麻绳似乎马上就要脱手而出。耳边只听到呼呼的风声和滑轮尖利的摩擦声，汹涌的江水从身下流过，望之令人晕眩惊悸。也许过一次你还感觉刺激好玩，可如果每天都这样，而且不论男女老幼，不论负重多少，年年如此，天天如此，你又持何感想？当地畜牧业搞不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牲畜太大时，无法带回家或拉出来卖。因此，他们只能养些小牛小猪。而有些村里孩子没有上学，也是因为上学要每天溜索到对岸去，家里人怕出危险。对于这些不便，对于这样的难堪，难道你　　说这是因为怒江人民勇敢，还是交通方式有特点？　　　　不，贫困绝对不是文化!落后绝不是文化!贫困和落后是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心里一道深感可耻的伤疤。记得怒江州州长欧志明曾严肃地说过一句话："饱肚子人和饿肚子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恰是对于那些喝着洋咖啡，操着洋腔调的极端环保主义者最有力的回击。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怒江有怒江的州情，环保不是消费，越昂贵越好，环保不是娱乐，越新锐越好。任何环保理念，都必须适合我们，都必须在每个人的心里落地开花，并付诸实施才算有效。环保不是玩时髦的字眼，不是让你口吐莲花，更不是让你借机抡大棒。　　　　自然，关于怒江的问题，曾有太多的争辩，在此我们无心引起新的事端。无论如何，怒江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争吵一下就能解决的。我们只是期望，各方不要太过各持一端，在彼此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尽可能多些善意的沟通和积极的交流。同时，我们更期望，我们不论站在哪一个角度，都首先应该先全面、客观地了解一下怒江的现状，认真、通盘地考虑一下怒江人民的需求和感受。　　　　不要忘了，我们是饱着肚子的，而他们，还在饿着肚子呢。
广 西 之 歌　　　　1　　他们说，广西是一片“铺满琴键的土地”，处处都是歌的海洋。　　　　正如《歌王》中骆越歌王唱的那样：“老子生来会唱歌，唱天唱地唱山河，唱得日夜倒转走，唱得江河起风波……”歌唱是壮民族与生俱来的天性，也是他们不可或缺的生活。　　　　以歌代言是壮民族古老的习俗。据专家考证，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便是形成于原始氏族社会中后期的壮族古歌。众所周知，壮族是岭南土著古代越人的后裔，而早在2500年前，楚鄂王之子子晰“官为令尹”时，一次泛舟湖上，便听过由“榜枻越人”即兴所唱之歌，歌中唱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至今壮族的嘹歌，如《进村歌》、《三月歌》里，依然存有“今晚什么晚、云丝涌起……”及“今日什么日，环山寻游欠周全，寻游不完这座山，寻不见妹真无缘。”等类似“问夕、问日、问年”的句型，由此揭示了民歌在文化内涵上悠久的历史渊源。　　　　这片美丽的土地上，人人能歌，个个会唱。在宋代《太平寰宇记》里，就有“男女盛装，聚会作歌”的记载。而地方志里也多有“亲友围坐饮酒、唱土歌达旦”说法。“只要留得嘴巴在，不死还要唱山歌。”他们对歌唱已经达到了如此痴迷的状态。他们酷爱山歌，用歌声寻求爱情，用歌声表达欢乐，便是亲人故去，也要唱起送葬歌……他们就是这样在歌声中长大，在歌声中生活。无论是下地种田，还是上山砍柴，不论是婚丧嫁娶，还是逢年过节，处处都有美丽的歌声回荡。甚至日常对话、拌嘴吵架，也会以歌唱的方式进行。 　　　　也许正是因为对歌唱的极度热爱，他们总会尽可能寻找合适的机会，聚会联欢歌唱，当地人称之为“歌圩”。按农历的算法，或是三月三，或是四月八，或在春节，或逢中秋，甚至某家某户有儿女婚嫁、孩子满月、新房落成，只要是喜庆的日子，方圆数十百里的成百数千甚至上万民众，自发形成或大或小的“歌圩”，在圩场、在田间，在水边、在坡上，或三五成群、或双双对对、或分边排阵，大家热闹地欢聚一起，借乡曲问答，用山歌对擂。有时候，甚至在赶集的路上，碰在一起，也会形成临时的“歌圩”，以对唱山歌的方式传情达意。高兴的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唱个几天几夜，让天地因之动容，让山水为此失色。　　　　他们白天唱，称为日歌圩，在野外择一块山清水秀之地，盛装艳服的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汇聚在一起，女孩子三五成群，男青年四六结队，相互对歌，你唱我答中，寻找情感的缘分和心灵的寄托。他们夜晚唱，称为夜歌圩，则多是在队村寨里，干栏旁，燃起篝火，点起火把，在结束一天的劳动后，男女老少聚在一起，吟唱自然，吟唱历史、吟唱生活。　　　　　　2　　据说壮族最早的歌声起源，缘于先民一个朴素的理念，那就是唱歌可以“乐神”，为神灵服务，如今，那首《布洛陀经诗》，依然被壮族师公、巫婆用作“经文”和“咒语”，便是明证。其实，唱歌更大的功效还在于“怡情”，朝人性靠拢。有一首古老的山歌唱道：“天旱庙中去求神，你盼雨来我盼晴（情）”，由此看来，便是献给神灵的歌声，也含着浓郁的情感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性情直爽，所以他们的歌声才会那样活泼、大气和快乐，而不流于甜俗，透露出健康的自然之美。更为有趣的是，他们在对唱的过程中，讲究一个“斗”字和一个“巧”字。他们往往是即兴发挥，随口编唱，而旁边也常有朋友或歌师相助，积极出谋划策，因此，歌声里多是充满风趣的对答、智慧的幽默。　　　　譬如青年男女在处“茅骚”（壮语，直译为“男女”，意即男女恋爱关系）时，先是初会歌，女的先是有点羞涩地唱道：“初学唱，嫩雀出窝初学飞。飞到树枝望树尾，树尾摇摇不敢飞。”男的则体贴地安慰道：“放心唱，妹是黄莺哥画眉。我俩都是同林鸟，何不开声唱一对。”若是双方有意，男的便开口唱起热烈的追求歌，歌道：“路边杨柳绿茵茵，风吹柳枝动哥心。哥问这蔸杨柳树，为何不给哥遮阴？”女的则巧妙回应：“冬瓜有心又无嘴，茶壶有嘴又无心。葫芦下水半浮起，我怕哥是这号人。”就在这样你巧问，我妙答的一一对唱中，双方不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直到侬有情，我有意时，双方走到一起，亲密聊天。等到天色将晚，不得不分手时，双方又会唱起嘱别歌。男方唱的爱意绵绵：“日落百鸟叫悠悠，双双对对回山头。心想同妹多坐阵，太阳跟哥结冤仇。”女方回应柔情似水：“送哥送到甘蔗行，送根甘蔗给哥尝。哥吃头来妹吃尾，吃到中间断肝肠。”　　　　民歌不但是表达情感的最好工具，有时也是与邪恶斗争的有用利器。譬如广西民间广为流传的歌仙刘三姐的故事，便极好地说明，美妙的歌声，同样可以承载正义的力量。当大财主莫怀仁的管家莫福无理霸占茶山，并要抢夺阿牛辛苦射来的野兔时，刘三姐挺身而出，大胆唱到：“天地山川盘古开，飞禽走兽众人财；想吃鲜鱼就撒网，要吃野兔带箭来。”莫福听了威吓道：“你是什么人？可晓得莫家的厉害！？”三姐冷冷一笑，继续唱道：“大路不平众人踩，情理不合众人抬；横梁不正刀斧砍，管你是斜还是歪。”这样针锋相对的回答，真是让恶霸心虚，叫百姓痛快！后来，莫怀仁找来三个酸秀才和刘三姐对歌，一一被骂得狗血喷头，无地自容。　　　　阴险的莫大财主不甘心失败，竟仗着官府的撑腰，强行禁歌，这时人群中又传出三姐嘹亮的歌声：“山顶有花山脚香，桥下有水桥面凉；心中有了不平事，山歌如火出胸膛。” 气急败坏的莫怀仁，只好命人去抓刘三姐。可三姐是人民的女儿，岂能随他们这般张狂。刘三姐在百姓的掩护下，潇洒离去，并大声唱出人民心中的歌：“富人少来穷人多，锁住苍龙怕什么；剥掉龙鳞为瓦盖，砍下龙头垫住脚；智不穷来力不尽，敢对龙王动干戈。山崩地裂我不怕，水泡九洲我不惊；遍地都有歌声响，哪怕财主谋害人。” 官兵们被老百姓打得抱头鼠审，莫怀仁也被阿牛射飞了帽子。在他们狼狈逃跑时，大家和着刘三姐的曲调，开心地唱道：“撒网拦风拦不住，气得财主没奈何，要问三姐去哪里？五湖四海去传歌。”　　　　“如今广西成歌海，都是三姐亲口传”，正是因为有着这样一个令人提气的精神偶象，壮族人才会把歌声唱得那么热烈和欢畅。从河池宜州的刘三姐故乡到桂西大山深处的黑衣壮，从花山壁画下的天琴弹唱到八桂工业重镇的柳州，依然还有美妙的山歌在传唱。　　　　　　　　3　　从某种意义上讲，民族音乐是民族灵魂最鲜活的表演，也是民族性格最灵动的呈现。　　　　可颇为遗憾的是，本应承担表达我们民族精神和感情的民族音乐，如今地位却很是尴尬。曾经如此鲜活的民族音乐，已离我们渐行渐远。那些民歌不再如以前一样广为传唱，由于与现代文明无法同步，大多数的民歌只能落寞地游荡在深山老林或民众博物馆中。时代在发展，文明在进步，可民歌却呈现尴尬的凝滞，竟然没“与时俱进”，竟然不再“进化”！　　　　纵是深陷民间歌声的海洋中，可我们听到的多是古老的歌词，陈旧的曲调。这样粗砺的歌声，除却见证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已经无法承载现代人们的情感，已经无法准确表达一个民族现有的情绪和想法。于是，我们只能面对这样的尴尬：若要表述我们自己的喜怒哀乐时，竟还需要借助西方的音乐表达载体和表演方式。譬如南宁的国际民歌艺术节，虽然有让“天下民歌眷恋的”茂盛野心，也有与国际接轨的乐观想法，可在现实操作中，民歌经过短暂的热闹和喧嚣过后，也只剩下“一地鸡毛”的冷场。　　　　当初，组织者也曾化费很大力气，先后推出黑衣壮、“天琴”组合、壮族嘹歌以及本土民歌等，然而，广西民歌节的晚会现场，更多是港台歌星和流行歌手的表演，民歌则成了陪衬的角色，或者说只是民歌节的一块遮羞布罢了。还有另一个现象可以佐证民歌的尴尬。1999年，当民歌节头次举办壮族歌坡夜时，观众挤满了青秀山的大草坪，可到了2001年时，馆场前门可罗雀，观众稀稀拉拉，而到了2002年时这项活动只能被迫取消。这样巨大的反差，使得我们不能不深深反思：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偏差？　　　　年前，一位叫张艺谋的“国际大导演”，用大手笔，花大价钱，利用现代技术，特别是炫丽的光影效果，以美丽的桂林山水作背景，制造出一个《印象·刘三姐》的歌剧来。这样的创新意识，需要肯定，这样的试验精神，也值得赞扬。可耐人寻味的是，媒体与民众，只是一味关注商业层面的炒作，也曾质疑投资太多或是批评对自然环境的视觉污染，但很少有专家（学者）从音乐本身的角度对这个项目进行艺术的批评或分析。更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连续7届的民歌节，竞没有举办过一次有关民歌理论的研讨会。也许正是因为缺乏对民族音乐深入和专业的研究，才使得民歌沦为一种商业秀的杂耍和噱头。　　　　为什么这样一个喜欢唱歌的民族，竟在现代音乐的领域里集体失声？为什么就哼唱不出属于自己的时代歌声，为什么就不能制造出属于自己的流行“乡村音乐”？　　　　如果我们依然沉浸在整理“活化石”民歌的古板研究中，如果我们还很骄傲地将其冠以“原生态歌唱”，并乐在其中，那么，这样的歌声实在是太过凝滞、太过沉重。　　　　我们不能和与刘三姐对歌的酸秀才一样，只知道呆头呆脑地抄些“歌书”。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民族音乐要重新焕发，就必须创新，就必须用更科学的理论体系对传统的民族音乐进行系统的梳理、体会和融会贯通。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民歌，以此呈现我们这个民族新的风格和特性。　　　　几千年前的歌声，纵是再好听，那也只是表达了我们祖先久远的心声，而无法表达我们如今更精致、更现代的心情。这块美丽的土地上，集中了这么多喜爱唱歌的民族，有着那么多丰富多样的音乐素材，如果我们还不懂得珍惜，不知道传承，不去加以创新，制造出更高级、更高雅、更时尚的民族歌声，那么，打造“世界民歌之都”或创造“民歌的格莱美”，也只能算是莫名的神话或轻飘飘的笑话了。　　　　好在是，这片浸透几年千民歌传统的土地上，依然顽强地燃烧着希望。有些民间的乐队，如哈嘹乐队，大胆尝试将时尚的摇滚和传统嘹歌结合，试图创造适合这个时代口味的“民族摇滚”或“摇滚嘹歌”。也有许多乐队，也曾尝试用摇滚、爵士等现代音乐元素来演绎经典民歌，对民歌进行另类的“翻唱”，还如一些地方的民歌专家，也在努力提取民歌海洋中的音乐精华，培养更多的民族音乐人才，鼓励民族音乐人的多样创新。　　　　毕竟，有了希望，就一定会有好歌继续唱传。
福 建 妈 祖　　　　　　妈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号召力的名女人了。　　　　最有力的证据，便是中国沿海的地方或内陆河道，以及世界各地有华侨聚集的大小埠头，几乎都有她的宫庙。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共有3千多座妈祖庙以及2亿多信徒。她的影响力从南方沿海辐射开去，遍及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朝鲜、日本、北美等20多个国家地区。从中国人崇拜本土神灵来看，能和她相提并论的，大概也就是关圣人了。　　　　有趣的是，这一男一女两位神灵，都是从真人渐渐走上神坛的。只不过，关圣人还有一番“文治武功”，特别是经过《三国演义》的极力渲染，人物精彩，形象丰满，故事传奇，从而拥有众多FANS的。对于关圣人的喜爱和崇拜，先是源于他诸多俗世间英勇事迹，积累了重重好感后，才渐渐被提升为神灵的；而妈祖却不然，她就是一个普通的渔家女，她的诸多事迹，也多是在她被神化后附会的传说。对她的顶礼摩拜，好像没有更多缘由，更像是被众人一下子推上神坛的。所以，她更显得传奇，其背后隐含的民族心理和精神动机，也就显得更耐人寻味。　　　　　　1　　　　　　妈祖是福建湄州人。据专家考证，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妈祖出生在福建莆田一户普通的林姓人家，因为性格内向，不爱言语，所以起名默娘。　　　　根据中国人“神人异象”的传统，林默出生时，也被附上“地变紫，有祥光异香”的神秘气息。后来又传说在古井中得到“天书”，具备了“通悟秘法，预知休咎，乡民以病告，辄愈”的神奇本领。古代中国，民间文化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封建迷信”的巫术，非常盛行。千百年来，“神汉巫婆”一直是一种神秘而持久的职业。在宋代文人笔记和地方志里，对林默真实身份的表述，便是用“巫媪”、“里中巫”这样的字眼。由此可见，林默也就是一个女巫罢了。但因她识些天文，懂点医理，又急公好义，助人为乐，所以渐渐为乡人所信赖，特别是她“出元神救兄弟”的故事，以某种心理暗示，使得附近渔民相信她可以“预知吉凶”，从而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将她神化成可以“逢凶化吉”的保护神。　　　　林默28岁便早早逝去，历史上并没有记载她的死因，民间传说她在北宋雍熙四年(987午)的农历九月初九羽化升天，那只是乡人善意的附会罢了。但有一个事实，那就是她一生从未婚嫁，这在古代非常不可思议，也可能是她特殊的身份吧。后人对此非常同情，所以在她成神之后，人们常会献上华美的衣装，频繁给她换装，期望她永远保持当年的美丽和青春模样。 　　　　也许正是基于对这位善良女性同情和感戴的缘故吧，被称为“神女”、“龙女”的林默，早早就完成了民间神化的过程。她过世不久，当地乡民便在莆田湄洲岛为她建庙祭祀。这座“落落数椽”的简陋祠庙，也是最早的妈祖庙，当时已经香火旺盛，正可谓“祈祷报赛，殆无虚日”。到了天圣年间()，湄洲妈祖祖庙经不断“鸠资扩建”，使得“廊庑更加巍峨”，已经初具规模了。又过了一百多年，即北宋宣和五年(1123)，一位叫路允迪的宋朝官员，出使高丽(朝鲜)的途中，船遇大风巨浪， “八舟七溺”，唯有路允迪“祈求妈祖保佑”，得以平安脱险。根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也正是这一年，也正是这一事件，宋徽宗下诏赐封“顺济”二字作为林默的庙额名号。这位原本只是民间信奉的神明，第一次受到官方认可，从此挤进皇家祭祠的正神行列。后来历代的皇帝，又对妈祖进行了30多次的褒封，其爵位从“夫人” 、“妃”直至“天妃”、“天后”，并被尊称为“天上圣母”，享受“春秋谕祭”的高级别、高规格的祭祠待遇。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民间的宗教崇拜，历来就有多元化和开放性的特征。譬如说妈祖，虽是地方性的本土神灵，可因为有着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各大宗教流派都乐于将其纳入名下。因为妈祖是海上神灵，而古代航海中，最重要的导航技术，如指南针、罗盘、星图等，都与道术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道教便当仁不让，先将其纳入自家的神话谱系。明代中期，有一部广为流传的《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书中假借太上老君之口，附于妈祖种种得道的故事，刻意将其塑造成为道教的神仙。过去，每逢妈祖的重要节日，当地道士都会来庙中作法事。而福建长乐西关的天后宫，其正殿前方的藻井中央，则绘有道教的八卦和阴阳鱼图形，这则是妈祖与道教渊源的另一个明证。　　　　自然，在民间同样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佛教也不甘落后，同样积极将妈祖融入自己的神话世界中。在佛教神话的演绎中，林默则与观音菩萨有着亲密的关系。她是东海龙王的女儿，有一次贪玩遇险，被观世音菩萨挽救，从而成为观音菩萨的随从侍女。后来感于林家夫妇笃信观音菩萨，进香礼拜又非常虔诚，所以将其赐予林家。　　　　早在南宋时期的《顺济圣妃庙记》中，林默便有“通贤神女”或“龙女”的称号，可见当时的老百姓，就已经认定林默就是龙女下凡的神女了。将她向观世音菩萨积极靠拢，大概是有感于林默的年轻美貌和慈善心肠吧。而关于她是小龙女下凡的另一“神”证，则是当地的一个神奇现象。那就是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林默诞辰）和九月初九（她的升天日期），当地的海岸边会聚集大量的蛤蟹鱼虾。其实，根据科学的解释，这期间恰是甲壳动物的产卵期罢了，可当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这个有趣的神话：这一切都是龙王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因此在莆田湄洲岛地区，有一个特有的民俗，那就是在妈祖的纪念日，绝不允许捕捞伤害靠岸的水族，因为它们都是龙王派来探望小龙女林默的贵客。　　　　随着岁月的流逝，关于妈祖的传说更加神奇，她的身份也从观音菩萨的侍女渐渐幻化为可与观音菩萨平起平坐的主神。特别是在她被封为“天后”后，她的宫庙里也模仿观音殿里十八罗汉拜观音的格局，立有十八位配祀的神灵。而妈祖像前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更是以“一看（观其形）一听（听其音）”的寓意，巧妙暗示了妈祖与佛家观音菩萨的亲密关系。　　　　在对妈祖神化的过程中，儒家也予以密切的关注，虽然在孔夫子的教导下，他们历来是“敬鬼神而远之”，可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优质的“文化”载体。因此，他们积极地对妈祖神话进行了儒家式的“改造”，添加了许多儒家教化的内容，譬如强调她出身官宦人家，是世代书香门第的千金小姐，另外，还特地增添了惩治恶霸，劝诫多做善事等故事，力图去除以往妈祖浓厚的巫女色彩，而尽力将其塑造成为儒家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典范。　　　　　　　　2　　被各大教派精心“包装”的妈祖，纵是金光闪闪，在神的世界荣耀无比，可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神权永远只是世俗的神权，在其背后操控的，依然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譬如今天泉州的天后宫，距今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初建的年代要追溯公元1196年前后的南宋时期。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在迁都临安后不久，便加封林默灵惠夫人，而到了宋孝宗时，再升一级，加封灵惠妃。南宋的皇帝为什么要对林默厚爱有加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史料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的海外贸易额占到全国总数的三成以上。对此，宋高宗曾深有体会地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 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管理出海贸易的市舶司便设在泉州，因此，作为海上守护神的林默，其地位自然也“水涨船高”，得到皇家的厚爱。　　　　在国运衰弱的时代，皇帝对妈祖的表彰和信赖，还不单是看重她可以守护保佑海外航行的船民，还期望妈祖可以赐予王朝更多的庇护。譬如在南宋丁伯桂的《顺济圣妃庙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金兵南下进犯，长驱直入，包围重镇合肥。士兵们随身携带林默香火神符上阵迎击金兵，两军交战，士兵声称见到林默现身云间，挥舞军旗，军士们更加奋勇，一举解了合肥之围。事后宋宁宗赐封妈祖为“灵惠助顺显卫妃”，此后数十年间，妈祖的封号中屡屡出现英烈、协正等字眼。一个孱弱的王朝，竟要把“匡扶正统”的重任交付一位女性的神灵，想来真是可笑。　　　　自然，主管海上平安的妈祖拯救不了这个可怜的王朝（别的神灵也不能），可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却依然心照不宣地对妈祖进行加封行赏。譬如公元1281年，元朝的忽必烈便诏封妈祖为“护国明著天妃”，此后几十年间又数次加封，最后一次加封为：护国辅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长达十二个字，超过以往所有封号。虽然妈祖是汉族人，可加上一个“天”字，成为天神，那就没有种族划分的界线了。元朝统治者对这位深得民心的海神推崇备至，其着眼点还在朝廷对于海运的重视和依赖：一方面是元时海外贸易的持续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供应京师的海上漕运线。公元1329年，元朝的皇帝曾派遣“天使”进行了一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进香之旅。 他们耗时半年，行程近万里，沿途拜谒淮安、苏州、杭州、绍兴、温州、福州、湄州、泉州等重要港口的十五座妈祖庙，并代表皇帝呈献祭文。此后二十多年间，这样高规格的祭祀持续了五次。至此，妈祖已经升为国家级的航海保护神。　　　　皇权大于神权的另一明证，便是统治阶级可以“翻手为云”，将其捧上至高无上的尊位，也可以“覆手成雨”，轻易将其拉下神坛。譬如到了明代，由于明朝初期确立闭关锁国的保守海洋政策，使其拒绝海洋的诱惑。海外贸易既然不再重要，海神妈祖也就不再显得尊贵。昔日的庙宇被拆除，神像也被捣碎销毁，明代一位御史朱水制记载了他所见拆庙的景象：人们拆毁妈祖庙，毁坏神像，庙里粗大的梁柱被拆走移作它用。　　　　皇权的至尊和漠然，还表现在整个明代三百年，妈祖获得的官方封号，能确定的只有两次。与此相比，元代仅在几十年间，就连续加封六次之多。明代妈祖获得的第一次封号，与郑和下西洋有关。据说，每到规模较大的妈祖庙，郑和都会亲率部下进庙拜谒，十分虔诚。而在他第一次下西洋归来后，还特地向永乐皇帝提出在龙江（下洋的起点）建造天妃宫的请求。天妃宫落成后，郑和奉旨前往祭祀，同时带去明代开国以来的首度御赐封号：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众所周知，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和佛教，对于妈祖了解未必很深，但他下西洋所依赖的船工水手以及高级技术人员，多是妈祖的忠实信徒。因为，他推崇妈祖，可能也是基于凝聚人心的考虑吧。　　　　后来，永乐皇帝基于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集体表彰，还曾对妈祖进行过一次加封，然而却一直没有和前朝一样，将其列入国家级的正式祭祀程序。直到万历年间，一位叫陈侃的使臣出使琉球时，海上遇到险情，在一位老船员的提示下，陈侃写下“诏敕在船，龙神免朝”的八字令牌，海面竟然立马云开雾散，重归宁静。虽然这个功劳，陈侃在上疏皇帝的奏折上归功于妈祖显灵，可需要注意的是，那也是因为有皇帝的诏令在先。这样的说法自然给足了皇帝面子，因此也就同意了将妈祖列入官方祭祀的正式程序。但也只是限定赴琉球的册封使船，前后可以举行两次正式的祭祀仪式，一次是在出发时，祈求妈祖保佑出行顺利，一次是在返回后，举行祭祀报答妈祖。 　　　　而清代以来，因为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以及后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时局变化和政治需要，妈祖信仰进入发展的全盛期，从康熙到同治近两百年间，六位皇帝十余次加封，妈祖的称号也由明代的天妃升至天后，封号长达六十四个字，在同时代女神中名号最长，地位尊贵，无以复加。 　　　　　　　　3　　有趣的是，皇权虽然对神权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可与世俗对神权的影响相比，皇权又有点相形见绌。这是因为：老百姓可能无法影响皇权，却能够以集体的意志去改造神灵。换言之，中国老百姓的信仰，其实说到底就是信自己。他们往往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想象，去打造出一个全能的、为民的，永远和老百姓心连心的精神偶像。而且，中国历来地域观念浓厚，对于神灵的信仰，也往往只认“老乡牌”的。因此，妈祖信仰在清代中后期的盛行，很大程度上和当时伴随经济发展的移民潮有关。　　　　譬如说厦门，当时的移民以漳泉一代移民居多，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移民初到厦门，多以捕鱼和海上运输为业，妈祖海神的威名自然是当仁不让。据《厦门通志》记载，当时的妈祖庙宇极多，超过一百座。　　　　再如四川，自从明清时代的客家移民由广东福建等地迁入四川后，妈祖作为老家的神明也就在巴蜀地区扎根落户，从明清到近代，妈祖的香火一直延续不断。譬如在四川成都的洛带镇，就曾有一座三层建筑的广东会馆，其最上层便是一座香火旺盛的妈祖庙。而在成都周边的其他古镇，如新都，黄龙等，也都曾经建有妈祖庙。据统计，清代中后期，巴蜀地区的妈祖庙已经超过两百座。　　　　还如移至湘西芷江的福建客民，也从没放弃他们的信仰，并在舞水河畔建有一座精致豪华的天后宫，它是内地规模最大的妈祖庙之一，始建于乾隆十三年，距今已有两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虽然他们已经远离大海，可与海上生活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后宫边上的舞水河，直通湖南岳阳的洞庭湖，再往下就是武汉三镇，接着就是滚滚长江东逝水，一直奔腾流入大海，离家也就不算远了。而在明清时期的内河航运领域，福建商人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各大城市埠头，多建有妈祖庙，也自然在情理之中。　　　　妈祖庙的遍地开花，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那就是明清时代由于实行海禁政策，当人口大量增加时，滨海地区贫瘠的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时，大量广东福建的民众，只好被迫背井离乡，大量向海外移民。如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朝鲜、日本等地，都有来自闽粤的移民。遗憾的是，那时官方对海外侨民多持敌意态度，认为“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使得海外侨民成为有家难回的天朝弃民。于是，妈祖庙成为海外游子寄托思乡情怀的精神栖息地。于是，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兴修妈祖庙或福建会馆。譬如澳门妈阁庙，起初便是由漳泉潮三地商人修建，称为三州会馆，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是岭南最古老的妈祖庙之一。便是澳门（MACAU）的名字，也于妈阁庙有关。如今，她的庙宇仍然遍布沿海甚至东南亚、美洲、欧洲，仅台湾一地，登记在册的妈祖庙就超过六百座。　　　　妈祖信仰的盛行，还在于她是集无私、善良、亲切、慈爱、英勇等传统美德于一体的精神象征和女性代表。她的亲和力更是别的神灵无法比拟。如今，海外还有游子没有归家，他们还需要神灵护佑，还需要妈祖守望。　　　　那么，就让我们借妈祖之名，以亲情的名义祈祷：四海归一，天下一家吧。作者：断弋　回复日期：　22:59:52　 　　苏 东 坡 的 海 南　　　　1　　我私下以为，若谈地域文化，海南最应感谢的就是苏东坡。　　　　对于现代人来讲，提及海南，往往会激起碧水蓝天、蕉风椰韵的浪漫想象。恰是这样一座天堂般的岛屿，千百年前却是中国最边远、最荒漠的流放地狱。它“孤悬海外”的特殊地理位置，加上风涛瘴疠、毒蛇猛兽遍野的恶劣自然环境，历来就有 “夷岛绝域”之称。在明朝以前，历代帝王都喜欢将这里当作惩处逆臣、放逐政敌的流放之地。特别是唐宋两代，被流放到这里的官员就有四五十人之多，其中包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代名臣李纲、赵鼎、李光、胡铨以及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要讨论地域文化，我们就无法回避名人，特别是那些重量级的历史文化名人。因为传统社会的文明教化和影响，往往依靠他们来承载和彰扬。一方水土的文化气质，也往往与他们紧密相联。从这个角度讲，海南无疑是幸运的，一片蛮荒的“海外”孤岛，竟可以与那么多的重量级名人相关联。　　　　可对于这些名人来讲，被贬此地则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要知道，当初这片土地还是一块未被文明洗礼教化的蛮荒之地，若被流放此地，不是死在艰难跋涉的路途中，就是因水土不服而命赴黄泉，对此，唐朝的李德裕写下“一去一万里，千去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度鬼门关”的绝望诗句，而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宋朝名臣胡铨也发出了“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的悲凉感叹。　　　　然而，牢骚再盛，也无法让历史超越，将命运重写。被赶到天涯海角的他们，也许只有随遇而安，重新调整心态，才可能在这片“恶劣”的土地上生存下去，造化深的，还可能激扬出生命的另一种风采。这方面，苏东坡是个绝好的榜样。　　　　当初，这位性情太过天真，太过乐观，也太过直率的苏轼老先生，在其晚年虽被一贬再贬，可依然会苦中作乐，被贬到惠州的时候，能痛快地吃几颗荔枝，就觉得不枉做一回岭南人了。年老体衰的他，在炎热的环境中小睡片刻，便满足地写出：“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舒服诗句。据《艇斋诗话》记载，这首诗传至京师，他的老对手章惇（宰相）很不舒服，觉得都这样了他还能寻得快活，那就再贬，一直贬至天涯海角的儋州，让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看他如何快活？　　　　面对这般刻薄的排挤打压，面对那样恶劣的自然环境，苏东坡刚开始也真是无法快活起来，曾有过一时的伤感和绝望，忧叹“何时得出此岛耶?”好在是，他是一个“善自宽”的人，很快又乐观起来。　　　　人生的大苦难往往会激发出大智慧。他像庄子一样逍遥冥想，觉悟出茫茫宇宙，整个中国也不过一个小岛而已，这样想来，谁又不在孤岛上呢?于是他很快释然，并自嘲说自己就像一只困在水洼里的蚂蚁一样可笑。那么，即来之，则安之，如果不能改变，那就坦然爱上这片土地吧，索性做个“我本儋耳人”好了。于是，他欣然写道：“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而对于生活的困苦，他也毫不在乎，还将其当作人生最好的历炼和精神财富，正如他在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而对于君王的刻薄寡恩，他也轻松调侃道：“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这是他安慰当时同样被贬，处于人生困境的弟弟所写的诗句。兄弟俩虽同样遭贬，一个在琼州，一个在雷州，至少还可以隔海相望，也算是皇恩浩荡呀。苏东坡的旷达和幽默，巧妙释解了人生的尴尬，也是对政敌最潇洒的反击。他依然自在和快乐，而那些处心积虑的“得志小人”却再次陷入难言的恼怒和无穷的尴尬之中。　　　　恼羞成怒的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对苏东坡再刻薄些罢了。他们撤掉对苏东坡抱有同情心的儋州太守，并命苏东坡“不得签书公事”，断了他“致君尧舜”的梦想。可那又能怎样？他们太低估苏东坡的抗压能力了。正如林语堂先生夸他一般：“无可救药的乐天派”，公事做不得，那就“聊从造物游”吧。　　　　食无肉又如何？当年在京城吃着大鱼大肉是乐，现在海南“饮食百物艰难”，做不得“炖杂肉”，烹不得“东坡羹”，那天天吃芋头煮苍耳，或变着法熏鼠烧蝙蝠，也别有一番滋味，这般“纯天然绿色食品”，一般人还享受不到呢。何况，他还会亲酿美酒为自己加油助兴，调剂生活。想想看，一个仅在流放黄州、惠州期间，就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开发出20多道菜肴的“美食”大师，又有什么能阻止他享受生活的激情呢？所以很快他就兴致勃勃地利用海南本地物产，研制出一种“天造之药”的好酒，并亲自取名为“真一酒”。虽然终是因为营养不良而变得瘦骨嶙峋，如“苦行僧”一般，可他还是和弟弟开玩笑，说这般仙风道骨，倒是可以“还乡定可骑黄鹤”了。　　　　病无药又如何？他自有一套《三适》的“自然”疗法。或如《旦起理发》，每天“安眠”到“日出”，然后起来梳头，正是：“老栉从我久，齿疏含清风。一洗耳目明，习习万窍通。”再如《午窗坐睡》，在蒲团上盘脚打坐，靠着竹几午休小憩，也别有一番风味，正是：“蒲团盘两膝，竹几阁两肘。此间道路熟，径到无何有。”还如《夜卧濯脚》，虽然海南米贵得离谱，可柴水不缺，睡觉前可以舒舒服服地“泡脚”，正是：“土无重講(脚肿)药，独以薪水瘳。谁能更包裹，冠履装沐猴!”以上种种，都是官场大人们享受不到、也没有福气享受的乐趣，所以他才得意地讲：谁能书此乐，献与腰金公(腰悬金印的人)?”　　　　居无室又如何？官屋住不得，那就自己筑屋好了。找一块景色宜人之地，搭建一处漂亮的茅屋。正是：“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 因为屋子四周有很多高大挺拔的桄榔树，他索性把新居叫做桄榔庵，还写了《桄榔庵铭》以明志。一座普通的草屋，因为居住着一位不普通的诗人，从而呈现出不一般的诗情画意。在诗人的眼，陋室别有一番情趣：“临池作虚堂，雨急瓦声新。客来有美载，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肤，黄柑溢芳津。”多清新的诗句，多漂亮的意境！住惯了高楼华宇的苏东坡，因为意境的升华，因为心情的旷达，没有一点不适应，反而对自己的新居格外满意，喜欢得不得了，甚至有了“生谓之宅，死谓之墟”的冲动想法。　　　　　　　　2　　苏东坡的伟大之处，在于他有一颗仁慈博爱的心。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而海南百姓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们的率真和热情。如果说苏东坡是一尾漂亮的金鱼，那海南人民就是一汪清澈的碧潭，脱离污浊环境的苏东坡，终于找到快乐的心灵归宿，于是，鱼水相交，其乐融融。　　　　作为一个曾居高位的汉族士大夫，他没有架子，心无芥蒂，对于这片土地的人民，无论“生黎”或是“熟黎”，无论头领或是草民，都一视同仁，毫无偏见。他曾为早他几百年而生的黎族传奇人物冼太夫人作过铭志，并给予她“古烈妇”的高度评价。在那个时代，他难得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他从没有将高山莽林间的少数民族同胞视作未开化的草寇、野民或蛮夷，而是平等待之，对于他们的民族文化、生存权力和生活方式，也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肯定。他的真诚自然赢得了这片土地百姓的喜欢和尊重，将他视作“自己人”，帮他搭房，送他肉食，共叙桑麻乐事。　　　　当初，他一身儒服打扮，“招摇”街头，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虽然语言不通，但樵夫也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草莽的贵人，缘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一匹吉贝(木棉)布，好让他抵御寒冷的海风。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便是田间七十岁的老婆婆，也常开他的玩笑，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而苏轼也不恼，还调皮地称她为“春梦婆”。 还有一次，他去拜访少数民族朋友黎子云，回来的途中遇上下雨。于是他就从附近农家借来斗笠和木屐。也许一位经常穿儒服的“国家干部”，突然穿上寻常百姓的衣服，形象显得有些奇怪和突兀。所以一路上，不断招来妇人和小儿的善意笑声，便是农家的看门狗，也跑出来“争吠”凑热闹。这时的苏东坡既不尴也不尬，倒是幽默感被激发出来，便故意问道：“笑所怪也？吠所怪也？”在一路欢快的笑声中，苏东坡潇洒离去。千年之后，这般出尘的神仙风度，想象起来依然是如此鲜活，那般生动。　　　　黎族父老的热情和慷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苏东坡的困苦和寂寞。对此，他在诗中感叹道：“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诗句中的雕题，意即绣面，这里指有纹面习惯的黎族同胞。他干脆连儒服也不穿了，换上木棉布织成的黎装；也不说什么文绉绉的官话了，而是“鴂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试着学说黎语；心情好时，还会顶着用椰子壳自制的凉帽，“行田野间，口歌哨遍”。不难想象，他口里哼的小调，也必是当地的“黎语野音”了。他彻底地融入这片土地，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每逢“麦穗满坡”的季节，他便和当地“熟黎”、“野老”一起携手并肩，载歌载舞，狂欢“至昏达旦”，且把“他乡当故乡”了。　　　　对豪爽的苏东坡而言，这火辣辣、大咧咧的土风情趣，大概也颇合他的心意。铜鼓伴着节奏欢快地敲着，壶芦笙随着韵律愉快地合着，周边一群发簪茉莉花、耳吊大耳环、手戴黑亮的玳瑁鈪子的黎族姑娘，一边嚼着槟榔，一边跳舞对歌；须臾，这厢醉了槟榔的姑娘们，脸上泛起“ 红潮”，那边春心茂盛的黎族小伙，吹响撩拨人心的口哨……这样趣闹逗乐的场面，激起苏东坡的盎然诗兴，胸中顿时涌出“暗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的漂亮诗句来。　　　　身居海南的苏东坡，已是年逾花甲，依然洒脱不羁。皇帝容不得他，权贵容不得他，便是六七百年后的大儒王夫之，也批评他迷于“酒肉”，耽于“佚游”。可是，海南的百姓对他很是宽容，任他“无行”、由他“放荡”。那一日，他又去当地好友黎子云的家饮酒，回来时步履踉跄，“但觉一杯之重”，这时，三四个黎家的孩子突然从背后窜出，口里衔着葱叶，摇头晃脑地对他吹奏邀舞。于是，老顽童般的苏东坡趁着酒意，伴着“呜嘟噜嘟”的葱叶哨声，踏着黎族祭祀舞蹈的节奏，与孩子们一起随风而舞。事后，他还饶有兴趣的写道：“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　　　　　　　　3　　除却嬉乐，当然也有许多正经的事情要做。像他这样一个深刻而不安分的人，更是如此。做些什么呢？他是大诗人，他是大才子，又曾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政府官员，那么，“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自然是释放才情、造福一方的最好办法。　　　　当年，在好朋友的帮助下，他在桄榔林里盖了几间茅屋居住，命名为桄榔庵，后又根据《汉书·扬雄传》中“载酒问字”的典故，为房屋取名“载酒堂”。这座酒堂就是后世有名的东坡书院，也是他当年“讲学明道”的人生大讲堂。　　　　正是在这简陋的茅屋里，苏东坡谈笑风生，开馆授徒，为这座海岛撒下了文明的种子，使得当地“家习儒风，青衿之士，日以增盛”。也正是在他的影响和努力下，中原文化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最有说服力的对比，就是在东坡贬琼之前，海南仅出过一位进士，而在东坡离琼后，海南人文鼎盛，人才辈出，至明代共出了进士74名、举人317名，清代亦出了进士31名、举人178名。后人对此颇有感慨，说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并叹然评议道：“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　　　　在开化教民的过程中，苏东坡是快乐的。他在《迁居之夕闻邻居儿诵书欣然而作》里愉快地写道：“引书与相和，置酒仍独酌。可以侑我醉，琅然如玉琴。”而琼州学子对这位伟大的人物也是崇敬有加，纷纷拜其门下。　　　　这片蛮荒千年的土地，太需要文明的滋润；这片土地的学子，太渴望高师的教化。为了明晓人生的意义，为了懂得圣贤的大道，为了学习文化的精妙，他们不怕风急浪高，不怕海贼劫道，也不怕困苦的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甚至不怕“站错队”的政治风险，终是克服一切可以想象或无法想象的困难，成群结队，风尘仆仆来到这座草堂寻求人生的答案。　　　　海南的诸多学子中，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譬如“贫而好学”的儋州人黎子云兄弟，再如“词义兼美”的琼州人姜唐佐等。当年，他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的“佳士”，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并鼓励他说：“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他就举乡贡，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可苏东坡让自己的学生失望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后来，还是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最后两句幽幽叹道：“锦衣不日人争看，始信东坡眼力长。”　　　　更令人感叹的是，海南第一位登进士的人符确，也曾是苏东坡的学生。在苏东坡的细心调教下，这位“沉静好学”的后生仔,终变得“博通经史,才识超群”，后在苏东坡北归的第八年即大观二年(1108年),赴省城参加乡试中举,翠年,即赴京殿试及第,成了海南历史上第一位进士。值得一提的是，苏东坡的这位得意门生，晚年引退归里,效法他的老师，兴办教育，并拿出自己的俸银当作“奖学金”，同时还修建了一个“兴贤坊”，以鼓励乡人子弟读书求学。　　　　也正是从苏东坡开始，这片土地的“儒雅之风”渐渐兴起，至明清之际，洗尽“蛮荒”的琼州府城，已经开始骄傲自己“一里出三贤，五里三进士”的人文气象。而这都是缘于受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后世诸多海南名人，也多是以他为榜样，热心于助教兴学。据《琼州府志》和《琼山县志》记载，自宋迄清，除了府城东南的琼州学宫、琼山县学宫外，一条美舍河，自上至下，沿河便办有石湖书院、琼台书院、苏泉书院、崇文书院、桐墩书院、雁峰书院、东坡书院等10多所著名学府。后世如丘浚、海瑞、薛远、许子伟、郑廷鹄、唐绢、唐胄等一大批海南俊杰，也都得益于这些“学院”的教化，即而融入大中华的文明体系之中。　　　　如今，在儋州的东坡院，悬挂有这样一副楹联：“灵秀毓峨眉，综观历代缙绅，韩富以来如公有几；文明开儋耳，遥想三年笠屐，符黎而后名士滋多。” 如果苏东坡在天之灵有知，对此必然很是欣慰。　　　　千年往事，慨然一叹。幸运的海南，因为善待了一位苏学士，而多了几份自豪和坦然。地域的文脉，也因此鲜明地烙上苏东坡的名人印记，供后人骄傲和观瞻。　　　　海南的苏东坡终于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　　
城市系列　　　　大　城　之　殇　　　　　　1　　　　北京城毁了。　　　　　　一座曾被称作“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一座曾被赞述为“世界上无能与比的最杰出城市”的北京毁了，短短几十年间，或是政治狂飙的率性破坏，或是主观狂想的拙劣添造，或是商业口红的恣意涂抹，整个北京城早已“城不将城”了。那曾有的恢宏气度，那曾有的严谨方正，那曾有的飘逸风范，都已消失不见。那方方正正、对称均齐，充满传统意趣的北京城早已死了，如今，只有一段段怀旧的文字、一张张发黄的照片，沉载着我们诸多的感慨、不甘、无奈和留恋。　　　　　　这座曾是如此伟大的城市，有着气势无比的壮丽格局。泱泱大国气韵，几代皇朝风范，与罗马、伦敦、巴黎、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诸多世界级的名城古都相比，无论规模气势，无论文化底蕴，无论博物价值，都是举世无匹，足可傲视群雄的。唯一区别是：那些城市是用石头记载具象而立体的历史，我们却只剩下文字抽象的平面记录。俄罗斯有句谚语：“阅读七遍描述圣彼得堡的文字，不如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是呀，用石头和建筑记录的历史，远比书面的文字要生动和鲜活。你看人家的古都，是一座城、一座城地系统保留，呈现的是一曲完整的古典建筑乐章，北京城却被拆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些散乱无章的古建符号。那些城市的古旧，依然呈现动人而和谐的古典之美，而北京城，却是美容过度，被粉饰得不伦不类，毫无美感可言。　　　　　　 因为痛得切，所以忆得浓。还是先让我们再一次回忆这座城市曾有的独特美丽和无尚荣耀吧。这座曾历经金、元、明、清等几朝用心经营的皇都，自然格外讲究。它 “象天法地”，严格按《周礼?考工记》的要求建造，坐北朝南，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无论建筑规模，还是科学布局，无论工程水平，还是艺术设计，都是无与伦比的古代城市建筑典范。　　　　　　作为“最完整最伟大之中古都市”，北京城有着不一样的建筑特质和文化气质。那时的老北京，地阔方圆、周正大气，其整体设计思想，无论城市规划或局部建设，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宽松、疏阔、大处着墨、纵横挥洒，充分表现出帝都京师独有的那种“大气”。一个皇宫，就有9平方公里之大，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也疏落有致、颇多空间。正如老舍先生说：“北平的好处不在处处设备得完全，而在它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周围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曾经的北京，“透气孔”特别多。景山、北海、什刹海，天坛、地坛、日月坛，陶然亭、紫竹院、龙潭湖、玉渊潭，这么多的公园，足够你遛弯儿、会鸟儿、练功夫、找乐子的，住在这样的城市里，不管怎么着，也不会觉得“憋气”( 如今的北京，到是再无“虚空”之感，填塞得满满当当，拥挤的乱七八糟，然而，北京人的心里却有另一种虚空之感)。　　　　　　而我以为，北京最大气、最不令人憋气，也最值得怀念的就是那浑朴雄伟的城墙和城楼。北京城的城墙，以清为例，不但呈独特的「凸」字形布局，而且内城墙和外城墙相加，达39.75公里，可算是艺术杰作、国之重宝。它若没拆，可与长城相媲美，一样是举世无双的纪念物和象征物。然而，这样伟大的工程，这样雄伟的建筑奇迹，却被毫不痛惜地拆了。　　　　当初，在那些激进的革命派眼里，城墙是北京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最大阻碍。他们乐观却盲目，积极却自大，因此不能理性而科学地对待一座城市的改造和建设。他们没有吸收那些可以借鉴的国外大城市规划经验，无视国际上早已认可并遵循的保护旧城的科学理念，更没有慎重考虑北京城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色。他们只是痴迷于在现实中“破旧”和幻想中“立新”的过程中寻找心理快感和满足政治虚荣。　　　　　　他们只是一味地埋怨城墙是封建的象征，并且占了空地，碍了交通。当初，拆除城市的最大理由，就是为修地铁和二环路。如今，看着一环套一环的摊大饼式的北京交通图，看着一座座粗笨水泥制的高架桥，看着设计僵硬的街心花园，都会情不自不禁想起梁思成当初的规划设想，想象城墙上的公园和轻轨是何等美丽和浪漫，想象被雄伟城楼和精致牌楼妆点的北京有多漂亮和壮观。　　　　　　按梁思成先生核算，总数约1100万吨，以20节18吨车皮组成的列车日运一次，需83年才能运完，废物体积如十一二个景山的城墙灰土，竟被伟大的人民运动在很短的时间内“消除”掉了。我们失去一座伟大城市的外衣，漂亮的四合院里却多了成千上万的旮旯料。据说，拆城墙时，老百姓很积极，也很满意，因为多了许多免费但也算结实的搭窝棚材料，领导也很乐观，很满意，因为根据伟大的指示，破了旧啦，立了新啦，“砸烂了一个旧世界”，建了一个新的世界。　　　　　　说说城楼吧。当初，北京内城九门都是由箭楼和城门楼构成的双重城楼的巍峨建筑，门楼为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47个。而如今，还剩下什么呢？最具象征意义和装饰的传统建筑符号，都已消失不见。虽然楼越建越高，越建越多，可北京城却越来越不象北京城。当我们开始后悔，开始觉得传统稀缺，无法给这座城市寻找几个代表性的文化地标做以归拢和梳理时，又想起了已经拆建的巍峨城楼。譬如说，我们又在原址根据原制重建了永定门，可是，历史毕竟无法复制，于是，那一座不尴不尬的仿旧城楼，谈不上建筑美感，更谈不上历史质感，除了造价令人心动外，我们唯有感伤和无言。　　　　　　想想那些牌坊吧，多好的城市装饰品呀，便是在现代的高楼大厦映衬下，又怎么能是“鸡笼或鸟舍”呢？多几座牌坊，真的就会妨碍交通么？便真是，也可以挪移嘛。现如今的马路上，多的是街心花园，多的是天桥空地，若立几块精致的古牌坊，是一件多么漂亮而美好的事情呀。可惜的是，现如今，牌坊，无论什么样的款式、质地、功能，均已消失，能激起我们想象力的也只有几个抽象的地理名称了。　　　　　　再说那些寺庙。北京城最伟大的一点就是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精神。譬如说城市必不可少的宗教建筑，当年的北京城里，大大小小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寺庙殿堂，据1936年时的统计数据，内、外城共有561座(加上散布于郊区的，总计达942座)!世界上哪一个古城还有这样的气度？还有这样的伟大？然而，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挺过了千年风雨，经过了历代荣辱，却在短短五十年内“俱往矣”，至1984年，北京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中，庙宇寺观也只剩下区区21座 ！　　　　　　城墙拆了，牌坊毁了，庙宇没了，我们没了束缚，没了顾虑，终可以“自由”地胡来了。失去物质和心理双重屏障的北京城，其传统、其文化，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消失。失去城墙的方正，我们好象也丢了营建世界的“规矩”，把城市建得乱七八糟，同时又在每个人的心里筑起了厚不无可测的心理城墙。正如李敖先生在北大演讲时忧伤地说：“我见到的北京是一个处处设防的北京。” 没有了“规矩”的北京，开始变得小心眼和势力眼的北京，又如何能大气起来呢？　　　　　　2　　　　　　失去城墙屏障的京味，好在是还有四合院和胡同可以收留。我总以为，京味的大半精髓也都藏在这悠长的胡同和那四方的四合院里。　　　　　　　　我至今怀念张恨水笔下的北京，那时的北京城是多么的美。就说这胡同，在他笔下，有一种摄人魂魄的干净之美：“一条平整的胡同，大概长约半华里吧？站在当街向两头一瞧，中国槐和洋槐，由人家院墙里面伸出来，在洁白的阳光下，遮住了路口。这儿有一列白粉墙，高可六七尺，墙上是青瓦盖着脊梁，由那上面伸到空气里去的是两三棵枣儿树，绿叶子里成球的挂着半黄半红的冬瓜枣儿。树荫下一个翻着兽头瓦脊的一字门楼儿，下面有两扇朱漆的红板门，这么一形容，你必然说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瞧，享受这般诗情画意的，可是普通百姓呀。再想想看，那时的北京城，可有着9000余条胡同，那恣意铺展的可多是这样别致的美景!这样的情景，想来都令人嫉妒。然而，我们如今却只能在断文残墨里回象那斑驳的旧影，雅致时光。　　　　　　曾经的老北京，绝不是我们想当然的灰色。春天，你可以看海子边的杨柳垂岸，夏天，你可以赏荷花池的翠绿铺天，你可以赏夫子庙的雕栏玉砌，便是冬天，你也有陶然亭的寞雪、圆明园的残荷可观。当然北京的槐树最有韵味，或槐花飘香，或槐荫纳凉，或槐叶秋伤，或槐影萧杀，都是美得一蹋糊涂。而槐树的气质也最与老北京的古都气韵相符、相衬、相配。因此，整个北京城，胡同里、古庙口、湖海畔、宫墙边，多有碧槐相伴。于是乎，或是巍峨故宫的黄瓦红墙，配千株槐林，或是幽深胡同的粉墙朱门，搭几株老槐，那份景色，可是一幅活生生的水彩画呀。　　　　　　这座城市不但可以看，也是可以听的，有天籁的自然，或是夏日绿荫的蝉声阵阵，或是秋夜胡同的秋虫啁啁，或是瓦蓝天际的驯鸽哨音，或是琼岛老树的昏鸦声起；也有尘世的热闹， 或如胡同里的别样叫卖，或如大栅栏的绝唱吆喝，或如茶馆里的高谈阔论，或如戏楼里的朗声唱和，那声声句句，唱的可都是老城故事，奏的可都是古都韵律。　　　　　　这座城市还可以吃的。且不说那些百年老字号，或是全聚德酥香的烤鸭，或是东来顺鲜嫩的羔羊，或是都一处漂亮的寿馍，自然是个香，是个绝。也不说那浓香的北京豆汁，也不说那脆嘣的冰糖葫芦，单表一下胡同里四季叫卖的别样小吃，已经让我们口馋心醉。或如夏天卖冰酪的，他在胡同的绿槐荫下，歇着红木漆的担子，手扶了扁担，吆喝着道：“冰琪林，雪花酪，桂花糖，搁的多，又甜又凉又解渴。”再如秋冬卖大花生的，他喊着：“落花生，香来个脆啦，芝麻酱的味儿啦。”还有如乳油杨梅、蜜饯樱桃、藤萝饼、玫瑰糕等，各有各自的叫卖法，每当幽静胡同里响起这诱人的叫卖声，不知激起了多少老妪温暖的回忆，馋死了院里多少贪吃的孩童。　　　　　　狭长幽深的胡同里，深藏着一水儿方正的四合院。这四合院外表虽是单一的齐整，可每个四合院里，也藏着活泼的布局之美，还有上升到艺术层面的讲究。朱门大户且是不提，就说那普通人家。譬如说这门，往往不会由大门直通到最后一进，多有照壁，画着一栏山水人物的壁画，或是大门开在一边，进门要拐个弯，然后会有四扇绿油油的屏门隔了内外。进了这屏门，便是外院。院里必须有石榴树、金鱼缸以及夹竹桃、美人蕉等盆景。这缸或大或小，大可植荷，小则养鱼。而在照壁或绿屏门后，也常栽上一丛瘦竹，夏日里，遥对着正屋朱红的棂格，糊着绿冷布的窗户，一番雅致之美自是油然而生。　　　　　　在正房前的绿地上，一般都植两株树，除石榴树外，也可是海棠、丁香，或是槐树、枣树，根据个人喜好而定。这些树种自是大有讲究，要的是春可赏花，夏可纳凉，秋则结果，谓之曰：春华秋实。便说这赏花，或是象白雪球一样的洋槐花，或是淡绿色的枣子花，或是火星样红点的石榴花，或是粉红色的夹竹桃花瓣，在满院上下皆绿的环境中，那点点花色，自是娇艳绝伦，令人心旷神怡。　　　　　　爱美的北京人，院里自然离不开花卉。率性的他们，花也种得潇洒，多是随地撒些草本的花籽，于是，根据主人的性情喜好，或菊花、牡丹、芍药、藤萝，或茉莉、黄花、夹竹桃、榆叶梅等，大小花秧全都在院子里拔地而出，一寸到几寸长的不等，但都是一番欣欣向荣的样子。　　　　　　这正房常带有走廊，落地柱子或是朱彤彤的红，或是乌漆漆的黑，多少透着点诗情画意。廊外多有葡萄架或紫藤架，自然也少不了一棵古槐或是大柳。于是，满院都是诱人的绿，斑驳的影，还有怡人的凉。你可以在在夏天太阳当头的正午，在浓荫下纳凉，或在秋日月光如洗的夜晚，踩着地下筛着碎银片的月光，在青砖铺地的藤架下散步，那正房对着院子的一面，常开有大玻璃窗，书桌靠墙，总是在大玻璃窗下。于是，主人或是读书或是写字，那一窗深绿，便映人眉宇，令人心醉。此中坦然和真意，自是不必再作太多解释和言说。　　　　　　想想看，住在这样四方的院子里，靠着四方的桌子，写着四方的字儿，对于爱讲规矩的传统文人来讲，这是何等惬意的事呀。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方正”情结，才使得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深受那么多的名士文人的偏爱。蔡元培、梅兰芳、鲁迅、郁达夫、老舍、张恨水等等，哪一个不是铁杆的四合院迷？若是不信，他们留下的文字便是明证。遗憾的是，一个名人济济的北京城，被挂牌保护的名人故居却仅有36处(十有八九是四合院)。　　　　　　但不管如何，还是应该感谢这些名人，正是他们，才使得老北京还可以顽强地保留几处立体的建筑符号，不被钢筋水泥的林地吞噬。如今正宗的老北京味道，也就只剩下名人笔下残留的余香了。可是，文字再漂亮，也不如活生生的建筑直观和好看呀。　　　　　　　　3　　　　曾经的北京是一座文化浓郁、特色鲜明的城市。城墙、胡同、四合院、茶馆，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风景。也正是这些别致的风景，多层次、立体式，构成了诸多京韵十足的人文情趣。可如今，这座城市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噪音隆隆的推土机，推掉了传统，推掉了历史，也粗暴地铲断了城市的文化根基。　　　　悠久的历史，早被粗暴地扼杀，古老的文化，已成风干的标本，这座城市，留下的只有浮躁的喧嚣和茫然的失落。想想看，当我们老时，没有雕花的门蹲可坐，没有红漆的大门可守，这是什么样的北京？面对膝下的子孙，没有石牌坊的传奇可述，没有拴马桩的故事可讲，这是什么样的北京？稀少胡同叫卖的晨韵，难觅斑驳花墙的晚情，这是什么样的北京？没有石榴果味的家庭温情，没有海棠花香的院落闲适，这是什么样的北京？　　　　　　失去四合院和胡同的北京，也就丢掉了城市的灵魂。于是，这座大得不得了的城市，惟有僵硬的现代躯壳，斜撑一个虚假的历史古都的名份。稀少精神传承的北京，自然无法归拢散漫的城市野性，也自然无力对抗低俗文化的侵袭。于是，曾是那么美丽雅致的一座城市，就这样被俗艳的商业口红恣意涂抹，被走秀的艺术玩家轻薄玩弄。商场宾馆，随便架些博古阁，胡乱描点楼台景，岂能算宣扬文化？高楼大厦，硬搭个宝塔顶，偏挂些红灯笼，那是在遭践传统! 　　　　　　对于一座现代城市的营建，我们不但与国外城市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而且与老祖宗相比，也差了好大好大的距离。对于建筑的功能和美学，我们好像根本就没有“以(中国)人为本”的概念。我们早已忘记这座城市是为谁而建，为何而建。我们被糊涂油蒙了心，我们被政治化迷了眼，我们眼里只有伟大的面子工程，只有赚钱的地皮。　　　　　　我们贪大，我们喜功，我们要献礼，我们要跃进，于是，建筑的尺度被无限放大，建筑审美也开始变型。一个天安门广场，宏大倒是无可话说，可却不符合人的尺度，那感觉就好像人掉进冰冷的建筑沙漠里。民族性格里，我们善变，而且历来对于“赶超”有一种竭制不住的热情和冲动。还如这长安街，突然又满不在乎早先树立的“中而新”风格，热情地请来大鼻子的洋建筑师设计了一个突兀的“大水泡”一样的金属半球状的建筑物。高昂的造价，另类的风格，曾招来过激烈的争议，可这样的国家大戏院还是建起来。不管你赋予它再伟大的意义或刻意的象征，它依然谈不上美，而且与周围的环境绝缘。这使我不禁想起年前的一则新闻，说是巴黎塞纳河畔要建起几座日式高层公寓，马上就遭到法国人民的抗议，认为破坏了巴黎的城市风格和法兰西的民族历史文化。那么我们在紫禁城边上建起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的“金属怪蛋”，不知算什么了。莫非是达利风格的后现代行为艺术么？若真是，这玩笑可就开大发了。　　　　　　再譬如那个西客站，且不说建筑形式的僵硬和丑拙，且不说建筑质量的粗糙和低劣，单说它的功能，就非常不合理，甚至是一蹋糊涂。象这样的大型公共建筑，按道理讲其交通组织的功能非常重要；然而，除了大，除了乱，这座冷冰冰的公共建筑还给我们留正什么呢？　　　　　　再看旧城内，曾经拟定的建筑高度控制就这样一个特批，再一个特批给破坏掉了。我们只知道一味追黄金地段的容积率，却不懂高楼大厦不坦堵塞了宜人的生活和观赏空间，而且带来了城市交通日益窘迫和环境恶化。这个城市曾经的雍容大度，曾经的平缓开阔，就这样被涂改得乱七八糟。谈什么天际线!谈什么轮廓感!谈什么城市底色!谈什么建筑韵律!这座花花绿绿的城市，早已乱得毫无节奏，乱得没有章法。于是，这座城市沦落为一座由大量高楼和高架桥组成的“二手货的城市”。正如英国建筑师彼得对北京的现代建筑评论道：“新的建筑和马路使北京沦为60年代美国和俄罗斯理想城市的拙劣赝品。”对此，我无话可说，也不想辩驳。　　　　　　当规划沦为一纸空文时是一种可怕，而规划是一种有组织的破坏就更可怕。梁思成先生曾预言这座城市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他对了，可是这座城市里的人却要受苦了。先生当年为这座城市痛哭，掉了许多眼泪。可是再多的泪水也挽救了城市的昨天，也改变不了城市的今日面貌。　　　　　　城市规划的无序或失控或偏向，其实很大程度上与制度无关，与时代无关，甚至与经验也没有太多的关系。可悲的是我们有着3000年的建城历史，却在城市营建方面有着可怕的无知。当年，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早已根据国外大城市的经验，提出过合理而科学的城市规划方案，可惜的是我们却被长官意志和乐观冒进害得不浅，不但全盘否定，而且大加嘲笑和批判。　　　　　　中国历来缺少建筑精英，不象西方，建筑师从来稀少发言权和主动权。好在是中国有祖宗的规制，于是，一切被祖宗约定的中规中矩，也成了标准化，无论体现哪一个姓氏王朝的皇权意志，可文化的根系没有变。然而，当我们有一天斩断传统的文明根系，拆了方正的城墙骨架，切了四合院和胡同组成的脉落，曾经虽是古老，可浑身上下充满精神气的北京城可始疲软，并在“现代化”的进攻下，轰然塌陷，偌大一个城市，开始走向无序和混乱。城市不可避免地开始“不讲究”，从而走向平庸和低俗。稀少文化底蕴和科学设计的建筑，蚕食着城市的空间，粗暴地污染着人们的视觉。" 广场" 不再是巨大的政治和物理空间，而只是建筑物的前庭路口；" 花园" 是楼旁狭窄的绿化带，" 森林" 则是郊外草木稀疏的苗圃。" 世界公园" 式谐谑、游戏的建筑，假冒的明清建筑和仿欧洲古典建筑纷纷出笼，加入这世纪末大众文化的狂欢。　　　　　　于是，一座城市就这样被地产商野蛮地划割、涂抹，若是漂亮些也好，可惜的是，因为稀少文化的支撑，因为道德良心的缺失，建的也多是毫无美感的豆腐渣工程。若讲质量，那些建筑，便是钢筋铁骨，也谈不上结实和坚固，便是叠层架楼，也谈不上宏伟和壮观，至多只是以单位面积计算的鸽子笼罢了。若说美感，那些金光闪闪或五颜六色的高层建筑。除却表承建筑商个人的野心和粗俗的审美外，实在没什么可取。二十多年来，新建筑到是不少，却没有一两座真正让北京人喜欢和认同的地标性现代建筑。便真是列举出几个来，也是地产商自吹自擂、自淫自乐的口号罢了。地产商恶俗一些倒是罢了，难道那我们的决策者和管理者也都集体丧失了审美力和判断力？　　　　　　4　　　　　　城市的文明体系构建，绝不是几个简单的口号或乐观的想象或时髦的概念来完成的。城市需要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否则，北京就不是北京了。我们常常对于现代文明的渲染过于乐观。城市的文明，本应是协调和美观，而不应只是些简单或时髦的概念。不协调的现代建筑，突兀也显摆，但肯定不美观。花得钱再多，说得再美妙，也终是城市文明的高级垃圾罢了。许多人总会摆出观念超前的大帽子唬人，还要摆出历史上许多轶事论证。可殊不知今非昔比，一个文化如此多元的时代，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好东西不会再被几个或愚蠢的偏见改变。　　　　　　对于人文的向往，对于传统的怀念，不是单纯的怀旧，也非复古。新的北京，当然需要新的风貌和新的人文精神。只是，创新不见得就一定要破旧，城市文明谱系里，新旧文化，更应该和谐共存，或者说，营旧才能更好地创新。　　　　　　城市之光，还要暗淡多久？文化良知，何时奋起抗争？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都不得而知。时光寂寥，岁月悠悠，面对时间老人的淡定，面对这座老城的从容，突然感到所有关于这座城市的批判和感慨，都是那样的无力和寡然。我也知道，便是这无谓的忧叹，也将旋及被时间和冷漠的黑洞吞噬，淹没在城市的喧闹之中。　　　　于是，不禁又想起那位哭鼻子的梁思成。
上　海　情　调　　　　1　　 　　上海是一座以情调见长的城市。　　 　　自然这种情调是摩登的、洋味十足的。这也许得益于上海曾经扮演“流行转化站”的角色。上世纪上半叶，国际上所有先进或先锋的流行风潮若要侵袭中国，第一站必然是上海。譬如巴黎的香水、英国的烟草、 德国的汽车、美国的电影等新品，曾经的“大上海”都可以做到与世界同步。　　 　　回顾中国近代史，一百年来无穷的灾难和耻辱，造成我们对自身文化的极端不自信以及一味崇洋学洋的“非常态心理”。其中经历过十几年盲目自信和民族虚妄的“革命洗礼”后，当我们又可以坦然的“崇洋学洋”时，上海再一次成了我们无法忽略的参考招牌和试验基地。外滩长堤，沿江而筑的一幢幢 “万国建筑”，再次被骄傲地放大渲染，幽静的里弄也被商业的口红涂抹成“中西合璧”的模板，或是酒吧里的紫色红唇，那是绝对前端，或是专卖店的炫丽时装，那是正版时尚，热热闹闹，里里外外，堆砌出洋味十足的新上海。　　 　　这个城市虽然表象西化，骨子里也留存着浓浓的崇洋倾向，可大上海的文明构架，特别是对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引进方面，好象更得益于上海人一种别样的智慧。正如张爱玲女士所言：“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