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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献民：从张艺谋到郭敬明，有些东西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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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总共就那几个作家，我不知道郭敬明算上海的还是算四川的啊，说四川的也有点，跟周小平太近了。应该怎么个算法?上海的小说，香港导演拍，北京导演拍，你上影集团自己真的不做吗？
我是在文学系，电影学院导演系就对郝杰有点儿&&他们老觉得意思不对，比如徐浩峰特别生气，我不该讲这些人头的恩怨?王红卫，他后来是宁浩的编剧，不是那个演员王宏伟，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王红卫，就是写那个《心花路放》的主要编剧。 这就是所谓的成人礼。自己要做片，你觉得跟观众见个面就可以了，还是你说我不去，卡拉克斯就不去，不想跟观众见面。过了20年之后他才开始跟观众见面。跟媒体谈了，你求一个的访谈。所谓的完成、所谓的国际的首映、再往前面一个是龙标，但是龙标更多的不是跟影展捆绑的，他更多是跟电影院的公映捆绑的，那是公映许可证。当然如果你们有人觉得拿到龙标，就比如说你的第一个作品拿到龙标就是作为电影人的一个成人礼，我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没有问题。有人会觉得那个是不是一个成熟的标志? 我把后边这两种、把院校跟影展捆绑在一起说这样成立吗?这个是否仍然会比较模糊和复杂或者反过来讲，它作为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一个影展反过来切入院校、变成一个双向的东西?很多影展切入院校，就国内的情况来说，最早的校园巡展。 后面这个话题我看很多人有点困惑，还是听得时间长了有些困倦。这可以理解，我是说不管你怎么样走，实际上第一次跟观众见面，收获观众的反响，但是除了观众的反响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反响，一种是媒体的反响，一种是发行人的反响。你第一次收获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电影人的成人礼。不管你在前面是怎么样做。当然我还讲，如果你第一次收获别人的反响、收获的是电检官员的反响，我觉得也是成人礼。那也是一种反响。 我说有观众的反响，媒体的反响，发行商的反响，然后再有第四种，电检官员的反响。那么电检官员就不是跟影展有关的。前三种都是从影展当中收获最方便的。第四种，他完全不是影展这个体系的。 我提到四种方式，重复一下，第一种是在片场摸爬滚打;第二种是通过看片，资料馆，影院，然后还有像昆汀那样的看录像带，昆汀也是没有做过副导演的;第三种是院校，比如院校、核心的话题，中国电影的分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都是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主体的，但为什么院校是不充分的?前面的三代是怎么回事?第六代他们现在已经五十岁了，为什么没有第七代?是因为分代这个方式、以院校为主体的方式是不足够、不充分的，他没有办法在一个电影比较复杂的局面下、涵盖电影的整体，所以在第六代之后分不出来了，因为它不可能以北京电影学院为主体、乃至不可能是以一个院校式的电影教育为主体的，更复杂的。反过来讲实际上跟导演协会抗议是一样的，抗议郭敬明韩寒都做了导演了。这个你不高兴了，导演是个专业的，但小说还是个专业的，不是中文系毕业的别写小说啊。 这是讲教育不充分。第四种是讲与公众见面，首作的公众见面是一个电影人的成人礼。 有的人分得出第七代吗?首先这个代的命名是从第五代开始的，他们上面第四代主体确实是电影学院教育出来的，确实是这样子，就是电影学院的六十年代初的一些毕业生，就是60年到66年之间的一些毕业生，第六代是电影学院后来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的这些毕业生。中国电影的一二三代，比如说谢晋啊，跟这没有关系，他不是这样成长的。然后后来中国电影有个所谓的第七代，第六代之后的这个，他没有办法命名，他们生长的途径太多样了。 有没有什么想要反馈的? 【提问】张老师，那现在李睿珺算第七代吗? 【张】李睿珺是山西传媒学院的电影专业的。李睿珺现在蛮顺利的，他是一个很低姿态的人，也一直很低成本。直到现在成本也没有超过200万吧。但是这东西涨得又快，有人找他谈过1000万人民币的项目了。他是有他的保守和老派，先看剧本，很多导演他做到一定地步之后他就不先看剧本，先看合同。李睿珺他还是先看剧本，看完剧本他说：我拍不了，他把剧本给人还了回去，老老实实地。然后对方就有点儿着急嘛，就赶快跟他说：导演片酬100万。李睿珺就愣了一下，因为他的电影成本还不到两百万，楞了一下还是把剧本还回去了。他说真对不起，这我真的是拍不了。他另一个方面蛮顺畅的，中国电影传统势力、从谢飞，到现在的中国导演协会、就是李少红，何平那些人、一直到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中年教师、方刚亮等人，都在挺李睿珺。 我是在文学系，电影学院导演系就对郝杰有点儿&&他们老觉得意思不对，比如徐浩峰特别生气，我不该讲这些人头的恩怨?王红卫，他后来是宁浩的编剧，不是那个演员王宏伟，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王红卫，就是写那个《心花路放》的主要编剧。王红卫不喜欢郝杰。郝杰是另外一些人在捧他。但是李睿珺在这个方面是站的蛮稳的，钱很少，但中国电影里面这一套蛮主流的艺术电影力量，现在在支持他，谢飞讲李睿珺好话已经讲两三年了。他在电影学院讲，说现在中国电影还有艺术、就是因为有李睿珺这样的人，他拍了四个片儿了都是艺术片儿。这样来别人宣讲，在某一个层面上讲、有积极效果。说他是不是第七代，这个我也不知道。他是典型的大学扩招和影视教育拓展后进入影视的人。现在还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经济标准的生活吧，低的我放眼望去，坐在这里的人难以想象低到一个什么程度。比如说他的房子是别人给他租的，他付不起房租的。 我有图片，就是他以前那个住处是什么样子。我大概13年到14年，在全国回访一些独立导演，我大概拍了80个独立导演的图片，以后我可能也会办展览。 李睿珺住的地方太差了，后来就有朋友给他租了一个正常的、50-60平米的那种楼房的两居。朋友一下子给他付了一年还是两年的房租。 我也很难说是不是做艺术电影就一定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我觉得不好这样讲。付出代价不是唯一的途径。 杨瑾就越搬越远，杨瑾原来在北京住在三环边上，后来搬到五环外，现在杨瑾住到六环外去了。杨瑾这个导演知道吗?现在也还算是小有名气。 比如两年拍一个片子，片子总成本100多万人民币，你说他挣多少?他真不干别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干别的事情。两年做一个片子，又要做剧本，又要拍摄，做后期，然后要宣发，然后国际电影节还得跑。比如说成都要放，广州要放，他导演自己还要飞过去站台，两年满打满算的。但总共成本才100多万，他自己能拿多少钱? 这个我也不好再怎么讲，因为有很多人觉得，人家给我50万拍片儿、我已经很幸福了。 北京的六环外，就是杨瑾的住处离北京的天通苑北边最远的地铁站，还有七公里。他得自己开车或者打一个黑车，七公里之后到一个五环六环之间的一个地铁站。 我不是在哭诉，但是哭诉可能对于你们当中的人有一些好处，就是他会中止，就像柏拉图有关战争讲的话：幸亏战争很残忍，要不然有人会喜欢上它。 我是在文学系，电影学院导演系就对郝杰有点儿&&他们老觉得意思不对，比如徐浩峰特别生气，我不该讲这些人头的恩怨?王红卫，他后来是宁浩的编剧，不是那个演员王宏伟，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王红卫，就是写那个《心花路放》的主要编剧。 【提问】上次电影节有一个片子叫《少年巴比伦》的嘛，当时我觉得他拍的那个电影蛮到位的，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90年代，我觉得他那个片子反而比《1980年代的爱情故事》好得多。 【张】这个片我听说了，我还没有看过。《少年巴比伦》本来是一个女孩特别想拍，她可能有点儿钱就买了五年的版权，然后没有拍成。后来相同学、相导演，跟路内联络购买。路内住在上海。他等了几年，等到那个版权进入一个可转让的状态，他立刻就拍了那个片。那个女孩儿，又折回来，又买了路内的《花街往事》，现在那个女孩儿还锁定着，是在跟上影厂谈，上影厂那边、我了解到的是没有太大进展。因为《花街往事》项目也有两年了，那个女孩儿自己也是一会儿在国内一会儿在国外的，她在欧洲呆了很长时间。 这些项目、怎么说?《少年巴比伦》，我看了小说，我觉得这个片子拍起来太困难了。《花街往事》，我也觉得拍起来太困难了。 但是上一次我来上海的时候跟这边的几个人、晚上聊天的时候，就觉得真的不可思议。上海总共就那几个作家，我不知道郭敬明算上海的还是算四川的啊，说四川的也有点，跟周小平太近了。应该怎么个算法?上海的小说，香港导演拍，北京导演拍，你上影集团自己真的不做吗?你上影集团不做，上海这些挣了钱的人、他们干了什么?上海本地真的没有导演吗?世博会的时候这有一堆中年青年都在抱怨，说把那千万的影像项目都给了外地的导演。这个是一个普通的抱怨，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文学层面的抱怨。 一谈起来，我说不可能，他们说真的，张老师你电影人你算是比较了解的、你听说过吗?我说我确实没有听说过，我们举例子比如说陈丹燕，到现在没有一个小说被改编过。我觉得不可思议。比方说王安忆。王安忆小说，上海本土的导演在上海本地拍过吗?上海惨到这个地步啊?喝完酒之后就觉得这个话题太&&到现在路内，路内他写的是，人住在上海。路内的戏、如果再不在上海拍，还不是上海本地的导演来拍，再晃到下一轮去，下一轮不知道晃到哪去了。 路内已经70后了啊，70后的作家了。陈丹燕是50后是吧，有人有想过改编陈丹燕的东西吗? 但这个《少年巴比伦》我确实没有看过，我有无数的担心，觉得他会打一个--我的直觉、文学层面的直觉--70%的折扣。打完折扣之后，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当然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是读小说的，我也很少读小说，路内也是因为别人说的太多了。他《少年巴比伦》和《花街往事》我读了一半吧。别搞的跟杭州似的。杭州有一次省委要发边的房子，说发给知名作家。省作协报上去一个名单，省委常委开会，几个领导一碰，没有一个人知道的。结果那五套房子没发出去。各地政府这么热情的捧自己的人。上海本地的作家，本地的导演为什么不拍。我就不相信没有导演能拍本地的小说。那些大款给钱，不要一亿，100万，200万还是多少，不得了。本地的大款可以花一两百万买王安忆的小说，不要让香港的导演拿走。我不是鼓励地域歧视。 【提问】因为你刚才提到分代的问题嘛，你说第七代分不出来，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这个体系里边，能不能存在一个分代的可能性，比如说吴文光他们算是一代，然后你刚才提到的毛晨雨、从峰、徐童他们是一代。当然他们肯定不是像刚才提到的第五代第六代那样的基于院校，而是基于一个更复杂更广阔的一个考量? 【张】这个，整体上还是在一个自我命名的状态，它跟中国既有的电影史之间的断裂，我认为大过第五代。第五代讲它自己跟之前的中国电影有一个巨大的断裂，这个断裂也是蛮清楚的。但是我又会觉得，断裂本身就是重复的。就像是群体性事件、或者一些灾难等等，也是重复性的。有这个码头出了事情，保不齐另外一个码头什么时候会有，规模不一定一样，但它是重复的，因为是个架构性的东西。 纪录片，首先讲电影是不合适的，该讲一个影像的历史。在影像的历史当中，比如说，纪录片当中有一部分传统是从纪实图片来的。有的是从版画、诗歌里面来的，但是也有一部分蛮明显的是从纪实图片当中来的。就是确实是用相机拍图片的人们，但是他们拍图像不满足，所以他拿摄像机去纪录他拍图片的那些人物。纪录片的从业者们有一个多方向的一个来源。 整体上的这个断裂，是它跟之前的中国电影史有一个不搭界。主流的电影文化，又一直到现在实际上对它并没有一个命名。就是独立纪录片实际上还是在一个自我命名的状态，但是自我命名状态我觉得就足够了。本来这个东西，比如说包括你有可能做的、或者是你喜欢的东西，它是否一定需要别人来给予一个命名?所以刚才说李睿珺，他做到那个地步之后，电影传统价值的一些代表人物，对他有肯定。叫主流或者电影的核心部分，我见到的、相对主流一点的、最激动的，就是曹保平吧。曹保平对马莉《京生》、徐童《老唐头》、很激动，跟我说、说了两回。芦苇对徐童激动、也是对马莉激动，芦苇还有一个激动是对郝杰。他转来转去最后还是转到郝杰这儿吧。芦苇跟徐童在合作，他是第五代的一个人。这是中国电影蛮主流价值的一个符号。谢飞是另一个符号。也有别人拿我当符号。但是我觉得我这个所谓的符号跟主流的还是有一层隔膜的东西。刚才我也没有办法讲曹保平就一定是主流，这个各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芦苇是更坚固的一个主流代表。芦苇承诺要给徐童找投资。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回答你的问题。它的自我命名，跟自生自灭是相关的。并不是说他跟这更主流的这摊东西没有交流或是交集，是有的，但整体上它还在一个自我命名状态。就比如说，姜文问我这几年什么电影好，大概四五年前吧，有一次碰到。我说这几年还是纪录片最好。他掉头就走了。那个谈话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后来我讲也是我过分，我跟姜文讲什么纪录片。是我不对头。跟他可以聊点儿别的。他拍所有电影、讲那种虚构或者是梦幻造出来的东西。 娄烨跟我夸徐童，说这拍得跟电影没差别了。我说你这是夸人家还是骂人家。 【提问】我问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不是的人。就是看到国外相对来说是本子，剧本或是IP的驱动多一些，运气好的话碰上好导演，碰上好制片，然后就没什么问题。现在国内的趋势好像就是以导演驱动，大家都是先不管这个片子最后拍出来怎么样，只要这个导演名气够了，就去看，然后回过头来就去骂他，骂完了之后，可能下次还会去，还是因为冲着这个导演去看的。所以说中国还是以导演驱动还是逐步转到以IP或者剧本驱动? 我是在文学系，电影学院导演系就对郝杰有点儿&&他们老觉得意思不对，比如徐浩峰特别生气，我不该讲这些人头的恩怨?王红卫，他后来是宁浩的编剧，不是那个演员王宏伟，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王红卫，就是写那个《心花路放》的主要编剧。 【张】导演就是作者论全面胜利，永远归结于一个特别简单的概念上，这个概念上跟稳定价值的销售相关，类似股市，所以到一定时候不完全是导演人格表达。这套东西大体上的起点、转折点也是《电影手册》那些地方，把作者电影的理论撮成一个伟大的神秘主义，创作是神秘的、天才论。几十年发展后，它在商业市场上已经全面胜利，成立的公司都会以导演个人来命名，整个电影界最大的明星是导演而不是演员，而带来最多票房的是导演的名字而不是演员的名字。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从张艺谋到郭敬明是一致的，而带来票房的是郭敬明的名字而不是演员的名字。演员也很重要，比如说《归来》是巩俐演的，但是票房最大的保证是导演的名字，所以那个海报上写上张艺谋作品。 这就是我对作者论的理解，这就是作者论的全面胜利。应该到了做出一套新的理论的时候，得有人做出新的东西把作者论给否定掉，但那个东西现在还没有造出来。作者论统治全球电影到现在已经有六十年了。你想，那最大的几个电影节如嘎纳，都是作者电影的逻辑，大家都是看谁的片入选，那个导演比如锡兰的他的片叫什么标题大家都不是特别有所谓，看索柯洛夫有没有进去，今年有没有库斯图里卡。 我也把它叫做偶像的全球化。在一个曾经有过的国家偶像的阶段，偶像演员明星，但那个全球化电影阶段是以导演为明星的。我的这个看法，有争论比较好，你们有别的看法?起码中国的电影市场是这个样子，在这个层面上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是一样的，独立电影是一个主要创作者的名字，商业电影也是一个主要创作者的名字、署名权。 【提问】我问一个关于电影现状的问题，就你刚才提到独立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别。然后我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当时的手册派他们的教父有一个是叫巴赞，他们的美学思想也是不一样的，你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教父可以把你当作一个符号人物。然后剩下来那些独立导演他们的美学风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在现在中国现在的情况下他们就能形成一种新浪潮，为什么现在的独立导演他们都是一种可以推翻以前的电影的浪潮，为什么他们不能团结起来，他们私下里有没有互相帮助。 【张】你要求独立艺术家团结起来、这是有点矛盾的，不是说他们不可以抱团。就像李睿珺，杨瑾，彭韬他们就差歃血同盟了。有一天，他们在走向地铁的路上要穿过一个城墙，然后站在城墙上三个人突然都停了下来开始互相说话，站在那里，说了两个小时，三个人决定抱团。搞了一个导演三人的小组，说通俗一点就是陈胜吴广苟富贵勿相忘，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没有文本。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在一些不同的地方零星的抱团。 还有就是有三个拍纪录片的搞了一个概念叫&北方电影&。就是顾桃、徐童、于广义。 宋庄有一批就是当代艺术转过来做影像的人，主要是做纪录片、当然也做实验片，他们搞了一个小组，叫&西瓜小组&，你知道吗?这个不知道都是无所谓的，他也不一定想让别人知道，就是六七个人，可能就是定期喝酒，但是创作你还是各自创作。创作没法说，我不知道，但是这种零星的抱团的事情是很多的，有那个电子刊物《电影作者》，算比较大的一个抱团，《电影作者》到现在已经做到第十期了，已经很有耐力了，就是二三十个人抱团在一起。抱团的事情一直在发生啊。 【提问】但是为什么只有零星的抱团，不能形成一种规模呢?因为之前我在北京跟一个朋友聊独立电影的事，他是对独立电影很反感的，然后我是对独立电影持一种客观的看法，他跟我提的就是为什么独立电影它出不来，它的受众总是这么小，它们也拿不到龙标也没法上映，然后只能通过一些零星的放映然后让大家看到，然后网络上也出不了它们的资源，但是既然是一个作品，出来后应该有它的影响力，需要大家去了解它，所以我就是想问为什么现在独立电影还处在一种地下的状态，他没有办法上映，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去影响大家。 【张】这个我不一定能回答。 不是所有的东西在网上都看不到，徐辛《克拉玛依》，他自己往网上挂了几十次，头一两年还是稍微顺利一点，后来就很不顺利。杜海滨的《1428》也是就是大概是到13年的夏天突然从网上消失， (听众：碟片都有，杜海滨那个《1428》碟片早就有了，你想看自己自然会看的到) 对，我的意思说不是所有的独立电影在网上都没有了。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所有的独立电影在网上都能随时被找到，这个，就是让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大体有一个很模糊的数字，我觉得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三十的独立电影在网上是比较方便找到的，确实这个比例是有点小。是否能够公映，不是任何一个个体能控制的一个事情，这么多年过去了，也有过不止一位官员向我说不是他的问题，或者不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上级的问题，或是前辈已经定下来规矩他没有办法改变。那即使有了龙标了它还是不可以上映，就比如说那个《天注定》有龙标，它不是个地下电影，但它不能公映。 公映现在是个什么概念?《闯入者》是八百万的宣传费，《推拿》是七百万的宣传费，如果你关心的话，可以去看看公映到底是什么结果，公映到什么地步。其实在网上放的再热闹，刷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也就过去吧。 爱奇艺搞收费，像耿军的《锤子镰刀》，说的那么火，到最后也就几十万块钱。你要说点击率高，郝杰《光棍》早就过了一千万了，那个算影响大家吗?那是没有龙标的片子，他现在马上有第三个片子出来，是有龙标的。第一个片子他确实没有龙标，这是郝杰自己往网上挂的。所以，不是所有独立电影都不往网上挂的，有的导演就是愿意跟别人分享。但郝杰《光棍》主要靠标题，网络传播、没别的办法。《1428》或者是别的片、《锤子镰刀都休息》，标题不占便宜。所以它即使很火，很多人在转，最后它也就是一个这样的点击率。《光棍》讲简单一点就是网友以为色情片。 在优酷跟爱奇艺之前，我就推过独立影片的网络播放，一天推到六千的点击率，刷一两个星期就下来了，这就是网络的状态，再过两个月找它都特别困难，即使当时几乎是一个全网的概念。 明天是有关网络实质的讲座。今天讲座思路还是蛮清楚的，明天不会像今天划分的这么清楚，因为网络的事情仍然有很多在整形和发展。我又会觉得，复杂化地讲，今天这样的场、这样的讲座、对话，是反网络的。网络，你一个人，你坐着不动，这个讲座你得走路，你得过来，而且你得忍受旁边的人你是不认识的，而且你也不知道张献民可能说出来的十一些什么东西等等。这种东西就是反网络的。我的解释就是网络的存在或者是观赏它需要一个与网络截然不一样的东西，人宅的时间长了以后、会有一个倾向，他要找到跟他网络存在的方式完全不一样东西，那个东西是啥就不好说。早年讲法国的福柯，看书看多了，就异装癖，拿着皮鞭下楼了。 我是在文学系，电影学院导演系就对郝杰有点儿&&他们老觉得意思不对，比如徐浩峰特别生气，我不该讲这些人头的恩怨?王红卫，他后来是宁浩的编剧，不是那个演员王宏伟，是那个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王红卫，就是写那个《心花路放》的主要编剧。 【提问】前几天跟朋友聊天，他因为看了独立导演的电影，看多了之后觉得不是反映现实就是重复反映现实，感觉到一种盲目和疲惫感。他前几天看了李珞的《唐皇游地府》和《李文漫游东湖》，因为他在里面看到一种独立导演欠缺的创意和想象力，他当时就问说中国独立导演能够反映现实能力和实力不弱，但是创意和想象力好像特别却看不到，所以看到《唐皇游地府》感觉眼前一亮还可以这样拍，所以我知道你看过的独立电影肯定特别多，你怎么看待这个李珞这种。在你接触过的独立导演有创意和想象力的多不多。 【张】分类本身就有一个问题，各种类中肯定都是烂片多好片少。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判断都是主观的，你要是喜欢特别多的作品、反而会奇怪。你只会喜欢很少量的作品，因为你是带着你的主观。我们都是孤独的。在你孤独的范围内，你只会喜欢很少部分东西。永远会是这样的情况。 还有，别人独立的表达对你或者对我没有负有责任，他没有想要你或者我一定要怎么样。 媒体你讲的这样看法已经十多年了，就是南都、南方周末等，有记者去独立影展，十年前他们就有这个看法：没有什么我要写的。他们觉得这些影片跟去年是一样的，那我能说什么呀?这些影像文本的本身可能已经不值得他们报道了。后来往往是些艺术媒体来进行报道，时政媒体不会对独立电影进行报道。但是反过来说也很怪，十几年前那些媒体为什么会把独立电影拍的东西当作时政话题来报道呢?比如讲短期的那种麦客，周浩后来还拍过短期去摘棉花的人，短期的农民工等。 那媒体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是重复的，就不报道。比如新浪、搜狐，来三个人到影展，干吗?他找到了什么样的东西?有的时候，他也进入一种作者的逻辑。他要捧导演，他不是面对独立电影的整体的时候，做一个很有限的工作就是找到了一到两个可以大力宣传的导演，他们的工作就可以完成了。 你的困惑可能是个人的困惑，我用对媒体的印象来代表更公众层面的困惑。如果他觉得独立电影是相互重复的、今年的作品跟去年是一样的，他可能选择进入作者的逻辑，就是要锁住几个作者，然后他会关注这几个作者会不会到那个影展去、有没有新片等等，因为这是他们关注的东西。 你要去那样一个独立影展，可能就会问李珞的片会不会有，如果李珞没有新作你是不是对今年的独立电影会打一个折扣。如果我尽讲一些可能你没有看过的东西，会不会有点&&去年周豪的《夜》，那个是90后的一个导演，现在发展还不错。《夜》如果看到你会觉得怎么样?然后前几年张涧赤的《白蜻蜓》，那是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会不会就像刚刚后面那位很消瘦的听众的反响，他说这些东西传播的太少了。这些东西我也是觉得有很多问号。 有一些东西因为他实在是太不一样了，真的就是传播会变得特别特别的小。 如果独立电影的内部有一个直接电影的主体，是一个社会问题片的话，到底有哪些作品跟这个类型不完全一样?李珞的作品往轻的方向走，不是所有的人都往轻的方向走，即使离开社会纪实、也可能也会往更重的方向走。更重的方向、比如说我会觉得胡杰是通过他的直觉不是通过他的思考做成这样的。它实际上是比社会纪实更重的东西。除了更重的，另外还有一些更轻的。比如说李红旗。以前李红旗的作品你们看不看我也不知道，实际上耿军现在的状态也是受了李红旗的启发。耿军的作品以前非常非常重，我说是能不能往轻的方向做，还有我觉得要比较空洞。社会写实都非常非常的实，都是肌肉很丰满的、骨骼很健壮的。但是我说这些东西能不能再空一点点，这实际上也是一定程度上是向李红旗那里学的。当然不止李红旗了。实际上不同。 今年的新片之一，毕赣的《Kaili Blues》，中文标题改叫《路边野餐》。但是《路边野餐》我觉得最后又是一个谁都看不到的影片，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白蜻蜓》有人看过吗?应该没有人看过吧。有一个看过的啊?哇哦。《白蜻蜓》是讲两个兄弟从广西去越南，时间顺序是倒过来的，非常古怪的、完全热带的一个东西了。叙事非常的古怪。作者的新片一直做不出来，叫《别往后看》，是个鬼片。 抱歉我这样讲，就是我会觉得还是蛮多样或者多元的。很多人觉得独立电影非常的单调，我首先是从媒体那边收到的反响。有一些媒体觉得独立电影非常非常的单调。但个别时候我会对媒体进行指责，因为独立电影没有发生像天津那样的爆炸、所以才单调吗?媒体有个嗜血性，就是必须要流血它才报道。 【提问】我们国影专业的人每年大概毕业四百个班的学生，但是基本上只有两个班能找到工作，那张老师觉得在现代的电影环境下需要怎样的人才?因为您刚才提到说学校培养的人才，刚才讲到学院教育出来的我们的电影从三百亿发展到三千亿需要怎样的人才，是拍独立电影的还是操纵商业电影的?在现在的环境中我们又缺乏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去锻炼或者挑选这样的人才? 【张】从理想上来说，可能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如果它有自由的调节能力的话，比如拍微电影的人他也拍婚纱，很多人都拍婚纱，我有认识的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他还是拍婚纱，他就是在一个更好的影楼里面拍婚纱。 【提问】我是问我们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张】所以我说前提是，理想中来讲劳动力市场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的，也是一年拍两到三个微电影。比如说文学系，他们偶尔写剧本是可以的，但导演他没办法偶尔导演，他活不下去。我刚才讲过像李睿珺、杨瑾那样的导演的情况，编剧他偶尔写剧本的话他还或许能够维持，因为写剧本是一个漫长的状态，他不写剧本的时候可以写别的，写别的可能也能挣点儿钱，但导演不行，他可以去给别人做副导演，可是做副导演也不一定有人要他。 我就是说新的发行吃了很多人力，娱乐发行是消化了一些人力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正当的，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的。你的数据是说有四百个班毕业，只有两个班能找到工作是吧?不会吧? 【提问】湖南电视台的数据是这个行业只有十万分之五的人能一直从事这个行业，其他的人都成为了牺牲品。 【张】湖南卫视的数据我不是特别相信。昨天我在苏州有一个叫视媒或者视传的企业，它与一个国外机构、BBC吧、和上海的一个公司签了约，做一个真人秀，叫《与贝尔一起野外生存》，上海那个公司把外拍包给苏州那个公司，他们去贵州外拍是五十个人的团队。所以就业我是很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么一个电视真人秀而且还是上海的公司外包给苏州的公司，而且苏州的那个公司要给它出50个人干这个活，这个也是就业，它如果编导说就要四个，下面还有一堆人，到了贵州还要雇当地人，而且这样做在上海肯定也要有就业，我不知道上海去几个人，为什么它会把制作包给苏州的一个公司，这是昨天晚上听说的。
[责任编辑：杜鑫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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