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雷战 地道战和地雷战 真把鬼子打跑了吗

《我的父辈在抗战中》连载――
王耀南在冀中推广地道战和地雷战
日13:50&&&来源:
王耀南 【.11】
江西萍乡人。1922年至1926年参加安源煤矿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4军军部特务营排长、连长、副营长,瑞金红军学校排长,红一方面军总部工兵连连长,公略步兵学校工兵主任教员,红一方面军总部工兵营营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工兵营营长,独立支队第1团副团长,第129师工兵主任兼新编10旅第28团团长。1941年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兼第4军分区5团团长,武装部部长,第3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军区工兵主任,北岳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晋中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员。1948年任华北军区独立第4旅旅长。参加了张家口保卫战及太原等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山西军区临汾军分区司令员,绥远军区参谋长,华北军区工程兵主任,北京军区工兵主任。1966年任工程兵副参谋长。1970年任工程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日在北京逝世。
地道战,地雷战,冉庄……70多年过去了,依然被人们铭记和传诵,因为这承载着抗日战争年代的艰辛、传奇与胜利的记忆。被称为早期人民军队“工兵王”的王耀南在冀中推广“两战”,功不可没。
岁月流逝,光阴荏苒。我敬爱的父亲王耀南已去世30多年了,但父亲在抗战中的事迹永远刻印在我的脑海中。记得父亲对我说,那是1941年冬,他接到朱老总命令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当时冀中军区形势非常严峻,日伪军强迫敌占区老百姓在冀中地区周边建据点、碉堡1000多处。冀中地区和冀中军区希望能将机关、部队撤到太行山根据地,待形势好转之后再返回冀中。聂荣臻认为可以考虑冀中军区的意见。但彭德怀副总指挥认为应该坚持冀中根据地。聂司令员派我父亲去和冀中军区的领导一起研究防御方法。父亲和冀中军区吕正操、程子华研究后认为:如果与日、伪军强干,以弱击强打消耗战是行不通。这也是聂司令之所以考虑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西撤建议的原因。彭副总指挥不同意冀中地区和冀中军区及其上级晋察冀军区的意见,是因为冀中地区是华北重要产粮区。日军正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而冀中是重中之重,日伪军“蚕食”冀中根据地的目的正在于此。正因为冀中是大平原,八路军一旦撤出,要等日本人走了或减小对冀中的压力,使形势变好,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八路军一旦丢失冀中,想再打回来,那更是难上加难。
山区为什么能坚持长期稳定的局势呢?父亲说,主要原因是地形有利于我们。那么,能不能改造平原的地形呢?怎么改造呢?这个问题,摆到冀中区委和军区主要干部面前。有的干部说:如果我们能办得到,绝不会向上级建议撤退,你王耀南是总部派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你解决不了的,让我们怎么办。父亲说,他一个人什么事也办不了,要靠大家想办法,他只不过是用自己的工兵专长,代替首长们来组织地雷战和工程保障。
父亲向我们回忆道,那时冀中六分区兼警备旅的王长江、旷伏兆和孙志远对他说:“老王你可不知道,下面民兵和部队反映我们花了血本,砸锅卖铁,闹了几个宝贝地雷,都让小鬼子的‘照妖镜’统统给照了去了。”“什么?‘照妖镜’?”父亲说,他当了十几年工兵,搞了二十多年爆破,怎么从没听说过什么“照妖镜”。随即让吕正操派几个侦察员,去搞清日本鬼子的 “照妖镜”,搞不回来“照妖镜”,也要照模照样画一个拿过来看看。程子华说:“我来办这件事。”很快“照妖镜”画回来,父亲一看是探雷器。探雷器是由探框、振荡器、耳机、操杆和电源组成。当探框接近埋有地雷的地面时,振荡器的频率发生变化,耳机就会发出声音,工兵就知道有地雷了。父亲指着侦察员们画回来的图,向冀中军区的领导一一做了解释。并且说,要想破日本鬼子这个“宝贝”,一定在地雷上边罩上一个“宝贝”,只要探雷器的探框一伸过来,地雷就爆炸。吕正操问我父亲是什么宝贝,父亲说老鼠夹子。他以前在太行山冬天狩猎时,经常模仿老鼠夹子做一些夹子,夹豺狗和狼,挺灵的。所以他一看到探雷器,就想到用老鼠夹子来对付。把地雷拉火绳放在鼠夹子挂食的勾子上,轻轻一碰夹子就会自己合起来,拉动拉火绳引爆地雷。父亲让警备员去向老房东要一个老鼠夹子,用一只砸炮代替地雷就在当院摆上了。他又让警备员拿了一个扫把当扫雷器,王长江抢过来说:“哪能让首长亲自动手,还是让我试试。”他就学鬼子工兵,拿着探雷器的样子,拿着扫把晃来晃去,一碰到老鼠夹子,啪的一声砸炮响了。程政委、吕司令都高兴地说:“好好好。”可父亲说:“不好。”他们连忙问为什么?父亲说:“太贵了,一个夹子两毛钱,要十个鸡蛋换。”父亲在冀鲁豫用坛坛罐罐做地雷,宋任穷还嫌太贵了,最后父亲用石头做地雷,才算说服了宋任穷。父亲对程子华说:“你派个干部下去,了解一下,用坛坛罐罐做的雷,被鬼子探出来了没有。”探雷器只能探金属,探坛坛罐罐,它可探不出来。父亲说,他考虑了好久,在冀中地区除了用石头做雷壳,还用什么做雷壳会更便宜呢?从山东回来,父亲看到河北到处都有烧砖瓦的窑。烧地雷壳子应该说不成问题。这样每个雷壳才两分钱,每个地雷算下来才几毛钱。全冀中做上几万颗地雷,武器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可以在真雷上面搞一个假雷,日军的工兵发现假雷,在排雷时拉动上面的地雷,下面的地雷就响了。
父亲接着说,后来军区派去的干部回来汇报,敌人确实没有探出过罐子雷。因为铁地雷值钱,闹一个不容易,让鬼子缴获了,老百姓和下面部队都心疼,所以马上报上来了。程子华谈到地形改造问题时说,咱们冀中有些老百姓挖“蛤蟆蹲”,敌人来了往里一猫,是个好办法,但蹲到里面只能藏不能打,万一让敌人发现了跑都跑不了。现在“蛤蟆蹲”有两个口,能藏能跑还是不能打。什么叫“蛤蟆蹲”,父亲说他当时没看到不好说什么。为了解决打击敌人的问题,父亲还是决心去看看。程子华说:“让旷伏兆全程陪同。”
父亲查了一下报告,清苑县冉庄和定县北疃搞得藏身洞最好。父亲和旷伏兆带几个参谋和警备员,准备连夜出发,经安平、安国、东亭去定县。他出发前上马时,看到马尾巴来回摆动,想到破日军工兵探雷的好办法:用马尾当绊索,工兵探雷器的探框,碰到马尾绊索,就会把地雷拉响。马尾不用花钱,防潮性能好,不容易拉断,马尾很细,和线绳不一样,即使非常认真的工兵也不容易发现。父亲马上告诉为他送行的程政委,程政委让警备员把冀中军区的参谋叫来,父亲和吕司令、程政委一起布置了用多种方法破日军工兵的任务。布置好任务后,他们便出发了。
父亲对定县比较熟悉。因为百团大战时,他就曾指挥当地军民破袭平汉铁路去过定县。他说,当时短短一年多,变化真大。日军为了部队的机动,强迫老百姓修了很多碉堡,保护各县城之间四通八达的公路网,而这些公路有许多也是刚刚修成。父亲才知道冀中的老百姓,为了防备敌人的追捕,在自己家里挖了藏身洞。起初开口只有一个,很隐蔽,但是让敌人发现了就没法跑,以后又发展成两个口。沿途父亲看了很多村的“蛤蟆蹲”,有些村子的“蛤蟆蹲”已经连成一片,各家各户都连起来,出口想得也很巧妙。大部分是秋冬季节老百姓挖来藏人和藏粮食的。越靠近县城的村庄挖得越巧。在反“扫荡”、反抢粮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父亲指出在坑道里要设一些防护掩体,用来保护坑道,消灭钻进坑道的敌人。
父亲照猫画虎地提出了要求。老百姓听不懂什么坑道、掩体,管这个玩意儿叫地下道或叫地道。父亲觉得地道也挺顺口。
再一个就是防止日军用毒气的问题。有的村子的地道可以藏人,但给鬼子挖开一个口子,可了不得。这样必须对地道进行改造,把地道隔成一段一段的。而且上层土层挖的太薄会坍方,只有向下挖一个井,向前挖五六公尺短通道,再向上挖一个井,每个井口边放一个盖子,需要时盖子一盖,撒上土就可以防毒了。而且在隔断上挖一个射孔,用于观察和射击进入地道的敌人。
父亲对大型地道必须设多个防毒气通道的要求及具体作法,旷伏兆非常赞同。他马上上报冀中军区,并当即向在场的军分区、地委和县委、武委会的干部作了布置。
父亲说他们还没到北疃,就接到发生我军埋的地雷炸死老百姓的通报。原来是驻郭庄和大陈庄的部队,以为定县日军出来,在东王庄方向布了雷。谁知道情报不准,是正定县的日军出来了,结果老百姓在撤退慌乱时,踩响了地雷炸死一些老乡。军分区已接到善后处理的命令。父亲了解了具体情况以后,建议:为了避免我军和民兵埋设的地雷误伤根据地军民和过往人畜,各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只有接到准确的情报或看到敌人的运动,才可在敌行进前方,安装地雷击发装置(因为有些雷早已埋好、伪装好,只是未安绊索)。警报解除需由击发装置设置人员拆除击发装置。父亲的建议当即以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的名义,以命令的形式发往各部队和各地委、县委,并上报129师和晋察冀军区,以后大军区也下发了类似命令。谁知传来传去,传到老百姓那里,变成不见鬼子不挂弦。反正这条命令这样传达,既简单易懂又明确。
父亲他们到达北疃,看到那里的地道搞得不错。地道规模很大,很宽敞,七八百人住进去不成问题,还存了不少粮食。有通往水井的通道,吃水不成问题。父亲当即予以表扬,但是严肃地指出,必须设置多个防毒气通道。父亲指示定县县委领导,必须立即动手修建防毒气通道。旷伏兆也以军区的名义命令定县执行。
父亲他们回到饶阳后,向冀中军区和区委主要负责人,汇报了他在考察地道时发现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冀中军区和党委马上作为紧急任务布置下去,并命令军区警备旅的韩伟副旅长陪父亲下去检查执行情况。
从饶阳出来,父亲一直在考虑改造地形问题。经过安平时,父亲就指着二三里地以外的一个戏台子,对韩伟说:“老韩你看那有座山。” 韩伟说:“那不是戏台子吗?”父亲说:“在那上面设挺机枪,你敢不趴下。” 韩伟用望远镜看了好一会儿才说:“照你的说法,咱们冀中是大平原,随便在村边的那座屋子上都能看很远。”进了村子父亲说:“咱们进山沟了。” 韩伟说:“那是,把临街的窗户、门都堵上,从上往下打手榴弹,街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老百姓谁听你的。”父亲说:“平时不听,打起仗来听不听?一旦打起来,把所有院墙全部打通,堵上门窗,一天时间用不了就可以搞好。鬼子进庄一个也跑不了。平时多做些梯子,打起仗来上房、下房,从这座房到那座房,用起来就方便了。另外在房顶上做工事,用土坯垒一些掩体,这样不破坏房子结构,打起仗来就可以使用。” 父亲他们在一个村子里休息时,正好坐在十字路口上的一个磨盘上。父亲拍拍磨盘对韩伟说:“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地堡吗?” 韩伟说:“我的同志哥呀,你饶了我吧,这磨盘是村里人的命根子。老百姓也不知花了多少血汗钱,才凑起钱造的磨。全村吃棒子面,全指着这盘磨。你拿走了,老百姓会恨死我。”父亲说:“我不要你的,我在这下面造个暗堡,在暗堡里可以监视两条大道,再把暗堡通到地道里,又能打又能藏,难道不好吗?” 韩伟赶紧趴到地上看,看了好一会儿才说真不错。深夜他们到达冉庄时,当地军分区和县大队、县委的主要领导已经在等了。
冉庄离清苑县城不过十几公里,离保定市也就十几公里,离定县火车站只有十几公里,虽然交通不甚便利,但步行两个多小时,敌人就可以到达。因此军分区和县委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父亲看到冉庄民兵地道挖得非常认真。他和韩伟把途中的设想及在各村看到的好办法、好设想、存在的问题,与军分区领导交换了意见,提出了要求。军分区司令员表示坚决照办,县委书记也表了态。父亲提出战时临街门窗堵塞时,他们开会的房子是村干部的,这个房子也正好临街。会后,韩伟对那个村干部说:“日本鬼子来了,你们把门窗堵上,在房子里打枪,怕不怕日本鬼子烧了你们的房子。”村干部们说,打鬼子死都不怕,害怕烧房子。他狗日的烧了旧的,咱再盖新的。并说,我们马上下去分头布置。
父亲在这间房子里开会也是军分区考虑好的。如果出现敌情,可以马上下地道。父亲对那个村干部说:“你看,你的窗口砌起来留个t望口,可以了望,可以射击,打不赢了又可以马上下地道。这样,打防不就结合起来了吗?村边的房顶上,平时修上工事,用来控制村外的开阔地。村内就利用房顶上的矮墙当工事。这样高房工事、临街工事、暗堡,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火力网,用地道串起来,再把各院墙打通,可以把现有村庄改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特殊的打防结合的战场。”平原地区的地形改造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父亲再次强调防毒通道的问题及防水的问题,要求坑道必经有通道到水井,以防敌人灌水、放毒气。村干部领父亲看了地道各部分结构,规模虽不如北疃,但总体让人满意,就是通风不好待久了憋气。父亲告诉他们必须多搞些通风孔,这些孔一定要隐蔽。当时正值农忙,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农民是最懂这个道理的。这也是实施地道改造的最大阻力。地道改造和农忙争劳力、争时间。虽然敌人“扫荡”迫在眉睫,但是还没打到自己头上来。当然像冉庄这样受敌伪骚扰的村民,应该知道孰重孰轻。父亲告诫军分区和县委的干部,应该教育广大的民兵,光打不藏是以弱击强,是蛮干,干不了多久;光藏不打,光挨打。要运用地道、地雷作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父亲了解到的情况,相当一部分农村干部和农民,仍未能把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放在第一位,仍存在侥幸心理。只有动员人民,才能进行地雷战、地道战这样的特殊战法。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赢得装备飞机、大炮,训练有素的强敌。所以父亲向冀中区委和军区建议,紧急动员全区民众用地雷战、地道战,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父亲赶到冀中军区驻地饶阳时,正好中共中央关于“长期坚持冀中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传达到冀中军区和冀中区委。中共冀中区委和冀中军区听了我父亲的汇报之后,连续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全区军民做好反“扫荡”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对各部队和地委分区域,划分了责任范围,分散活动的方案,紧缩了机关,动员全区军民坚壁清野。对父亲建议运用地雷、地道战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也以命令的形式予以推广。父亲还专门要求有关军分区和县委汇报执行情况,尤其他们去过的定县、北疃、清苑县冉庄及经过的一些村镇的情况。
父亲说,令他遗憾的是,他的建议和要求及冀中军区的命令,并未能被所有的根据地群众认真执行。当时很多地方仍以战斗为最重要的任务,即以打为主,未能亲自督促群众改造地道。而农民则以农时春耕为最主要的活动。有些村庄,尤其是根据地中心的村庄更是如此。在随后的“五一”大“扫荡”中,给冀中群众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我父亲曾亲自去过的定县北疃地道惨遭日军毒气攻击,造成八百多人死亡,这里包含了定县全部领导干部和县大队的几乎全部指战员。事后他和冀中军区程子华去北疃祭奠为国捐躯的抗日军民及党的干部。父亲还下到北疃地道,发现他们确实未能按他的要求挖掘防毒通道,也未按他的要求修筑必要的掩体工事。但是清苑县冉庄民众能够在农忙和战斗间隙,坚决执行父亲在冉庄为军区制定的训令和命令,在军分区、县委的领导下,在村党支部的直接指挥下,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将地道的构造按要求进行了扩建、改建,并且有许多发明和创造,使冉庄的地道成为冀中地道战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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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地道战地雷战奠定吕正操将军传奇一生
日14:10  
  “地道战,地雷战,奠定了吕正操将军的传奇一生。”10月14日,说起刚刚逝世的开国上将吕正操,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邢安臣这样评价。  普及地道战:得了个“地老鼠”的外号  邢安臣教授说,1991年初夏,吕正操前往美国探望张学良,谈话间,张学良笑着问道:“你当年有个外号,叫‘地老鼠’,你还记得吗?”吕正操笑了:“那是指地道战,是老百姓发明打鬼子用的。”就这样,吕正操与“地老鼠”的说法就传开了。  关于当年的地道战,邢安臣教授曾在20多年前与将军探讨过,还曾研究过将军关于这方面的回忆录。“吕将军认为,地道战改变了平原地形对游击战的不利态势,是华北平原抗日军民的一个创举,是吕正操将军的一个传奇!”  邢安臣教授认为,地道最初不是用来打仗,而是躲避敌人的无奈之举。当年,抗日斗争环境异常残酷,为了便于我军民坚持平原对敌斗争,在一些党员或“堡垒户”的住宅院内,挖掘能容纳一二人的小地洞,用于我地方干部隐蔽斗争。后来,军民们渐渐发现它是一个可以依托的阵地,开始不断挖掘它的潜在功能,后来就发展到具备防水、防毒功能,既可藏兵又可在众多隐蔽的射击孔偷袭敌人的作战阵地,再后来,地道从一村发展到多村相连。  “吕将军普及了地道战。”在将军的大力倡导下,从1943年开始,地道战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冀中平原和冀南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房连房、街连街、村连村的地道网,形成了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的阵地。  邢安臣教授告诉记者:“我认为,地道战的广泛开展,对平原地区进行严酷的反‘扫荡’斗争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他举了几个例子,1943年3月,驻灵寿的日伪军200多人包围了正定县高平村,拂晓开始进攻,群众已进入地道,民兵通过在地道隐蔽口放的一阵手榴弹和冷枪,打死了20多个鬼子,敌人狼狈地逃回了据点。1945年4月,敌人以约一个团的兵力向冉庄进攻,冉庄群众依靠地道打死17名敌人,次日又击毙自团长以下40人,打得敌人不敢再来进犯。  “现在,在冉庄有个地道战遗址,是冀中地道战的重要标志之一。冉庄地道长达32华里,整个村落设有各种构思巧妙的地道口,并筑有多处战斗工事,构成一个立体火力交叉网。形成能打能藏、可攻可守、进退自如的地下长城。冉庄民兵利用地道优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配合武工队、野战军对敌作战157次,歼敌2100余名,曾荣获“地道战模范村”称号。  开展地雷战:找来清华学生突破技术关  邢安臣教授认为:在对付凶残的日军方面,地雷战的威力超过了地道战。“当时,吕将军任冀中军区司令员,面对敌人疯狂的‘清剿扫荡’,他领导冀中军民广泛开展地雷战,不断消耗和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一年多的时间内,炸死炸伤敌人400多人。”  说到地雷战的开端,邢安臣教授十分感慨:“老将军百岁高龄时,还记得这一段历史。”1940年春季,安国县东赵、西寇两村的民兵,把手榴弹埋在大道上,用线拉火,炸死了两个伪军。随后大家竞相仿效,用废炮弹、废手榴弹,破铁壶、玻璃瓶子、罐头作壳,里面装上炸药,或自己翻砂铸造地雷外壳,装上自制硫磺炸药,制成土地雷。  当时,各地互相学习和交流,花样越来越多。就像电影上所表现的一样,有利用土炮射的抛射雷、子母雷,落地后又反跳起半人高才爆炸的跳雷,用于庄稼地小路上的趟线雷,用于地面上的鼠夹子雷、压簧跳线雷,还有挂雷等,都是依地形地物灵活设雷的。军民们还巧妙埋设,使日军难以防范。冀中人民用地雷歼灭敌人的传奇故事,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地雷战》。  记者问邢安臣教授,当时村民对地雷知之甚少,而八路军中也没有制造地雷的专业人员,他们怎么能够将地雷制造得如此精妙,运用得如此神奇?  “那是吕正操将军的功劳!”原来,冀中抗日军民发明了地雷战后,既没有造雷人才,又缺少炸药。这个时候,司令员吕正操想到了大学生,并通过关系找到一批清华的大学生。这批大学生听说八路军准备开展地雷战的事,兴奋异常,通过地下党陆续进入冀中根据地,受到吕正操的赏识重用。  吕正操将军的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学生通过关系和各种渠道,购买了大量原材料,又发挥技术特长,制造了大批量地雷。有了地雷,冀中军民如虎添翼,打得日军心惊胆战、草木皆兵。”阜平县五丈湾村民兵李勇爆炸组,利用地雷先后炸死炸伤日伪军362人,炸毁汽车25辆。天井关之战,一种专炸坦克的地雷把日军第八联队的装甲车炸毁,日军报纸写“八路军有反坦克地雷”,从此再也不敢大摇大摆进入冀中了。日军的《华北驻屯军肃正作战指要》中用了相当的篇幅,指导日军应付地雷战。(来源:沈阳晚报)[责任编辑:pe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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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大学的规矩是,老师和学生都迟到,上课时间是8点30,8点40进教室,9点来齐了就阿弥陀佛。只有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国家才能惯出这样的毛病来。吃了几次早来的亏,我也入乡随俗,保证8点45进教室。这一次,教室里还是空空荡荡,于是我泡了一杯咖啡,边喝边看比尔.奥古斯特的《斯米拉对雪的感觉》。
9点半了,居然还没有动静。我出去转了一圈,整个大楼静悄悄的,外面的绿地上散落着十几个青年人,光着身子做日光浴,白屁股与绿草相映成趣。这情景我在挪威也见过,北欧缺少阳光,是不是有这种规定,阳光好的时候,学生就自动停课晒屁股?
回到教室,里面居然坐着一男一女。一见我进来,马上站起,一齐鞠躬,一齐捧上名片,一齐用英语说:“早晨好,请允许我听您的课。
不用问,肯定是日本人--日本人的英文发音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比我还差。看看他们递上的名片:男的叫高树仓一,女的叫完田美子,两位都在哥德堡大学学中文。男的长尖脸,大眼,八字眉。女的圆脸,细眼,弯眉。两人都戴眼镜,三十出头,大约是夫妻。他们解释,今天是瑞典的仲夏节,学校放假,他们从网上看到隆德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专页,知道我在这里讲电影,就从哥德堡赶来,事先给我打过电话,没人接,就到教室来看看。能碰到我,他们深感荣幸云云。我这才想起来,上周去哥本哈根,临行前研究中心的秘书问我,学校要放假,我是否愿意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几天?我当时漫不经心地谢绝了。仲夏节是瑞典特有的节日,据说这一天阳光最好,所以屁股也要见见天日。
经过一番交谈,知道他们在哥德堡大学研究传播学。来哥德堡之前,在北大呆了四年,听过严家炎的课,在斯德哥尔摩呆了三年,听过罗多弼的课,还见到过诺贝尔文学奖中文评委马悦然,他们读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孔捷生的小说和北岛的诗,认为姚是中国古典文学大师,孔是中国当代文学巨匠,北岛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来这里一是旅游,二是为博士论文做准备。我试着说了几句中文,他们都听懂了。
我请他们坐,两个人鞠躬。刚坐下,高树又起身鞠躬--问我能不能把谈话录下来,我说没问题。他第三次鞠躬,完田跟着鞠。我想起了一位美国记者在日本的观感--日本人的腰简直像弹簧一样,一天要弯成百上千次,人人乐此不疲。我跟那位美国记者同样,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礼貌并不欣赏--阳光下的屁股比西装里的弹簧要真实坦荡得多。
客套之后转入正题,高树扶扶眼镜:“我们正在准备关于中国电影与国民性的博士论文,听说您讲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特地来请教。五年前,一位北大同窗跟我借美元,说他要去美国研究明清小说。与这位同窗比起来,这两位到瑞典研究中国电影的日本人只能是小小巫了。
树又要起身鞠躬,我赶紧示意免了。没想到按下葫芦起来瓢,完田冷不丁地起立鞠躬,并轻启樱唇:“我们想请教的问题,可能多有冒犯,请先生原谅。
我不得不移座欠身。心想,跟日本人在一起,我的腰也得弹簧化。
高树开问了:“请问,贵国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反映的是不是中国的真实情况?
我不假思索:电影是虚构,但它是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的。
完田:您一定看过《地雷战》,麻烦您再看一遍,只看其中的一段,我们需要您的讲解。
说着,她把手提电脑打开,装进《地雷战》的光盘。
我懒得再看这种老掉牙的片子:“你们一定得看电影才能提问题吗?
高树:“我们怕讲不清楚。
“那好,请把电脑关上,这里有多功能光盘机。
几分钟之后,这部1962年拍的,曾经与《地道战》、《平原作战》一起被誉为“老三片“的抗日电影呈现在瑞典的电视屏幕上。奇怪的是,它与我当年看过的不太一样--片名下面多了三个字“教学片“,开头还加上了一段毛主席语录,并有简要的说明。完田对这个电影非常熟悉,放过开头之后,她就将光盘快进,直到四分之一的地方才恢复正常。
高树提醒我:“教授,请您注意一下这个情节。
我盯着屏幕。
黄村据点的鬼子和伪军要扫荡根据地,途经赵家庄,赵家庄的三个女民兵为了把敌人引进地雷阵,在山上打冷枪吸引他们过来。中野队长和一个伪军军官躲在一块大岩石后面,寻找开枪的人。伪军军官一会指着前面说:“太君,土八路的这边。“一会儿又指着左边:“太君,土八路的那边。“中野生气地打断他:“什么这边,那边。“指着侧面的山峦:“土八路的那边!“伪军军官赶紧点头称是。中野得意自己的发现,对伪军军官打着交叉的手势,指示他:“你们的这边,我们的那边。“伪军军官向身后的伪军招手。鬼子和伪军兵分两路,向山上包抄过去。
这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我回头看着完田。完田莞尔一笑,露出两排白且尖的牙。她关掉光盘机:“启之教授,在日中战争期间,确实存在着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军队吗?
这不是问题,这是挑衅,我不得不正告她:“完田女士,我得纠正你,在中日历史上不存在日中战争,只存在日本侵华。至于你的问题我看是多余的--任何时期,任何外国侵略者都会在被侵略的国家里找到背叛者。中国也不会例外。
完田依然笑容可掬,一边鞠躬一边说:“谢谢指教。
高树:“您能否告诉我们,帮助日本军队作战的中国友军的人数?
“对侵略者是友军,对被侵略者是叛军,是伪军。高树先生,你在提到他们的时候最好注意用词。至于你的问题,历史书上有,我不记得。
高树起身鞠躬,嘴里发出:“哈伊,哈伊,yea, yea,“的声音,表示认错。
完田伸出涂了指甲油的纤纤细指,从皮包里取出另一张光盘:“您一定看过《地道战》,这里面有答案。
所谓答案就在高家庄民兵队长高传宝的一句话上。完田对这部电影的熟悉程度让我吃惊,她准确地将光盘调到关键处,屏幕上出现了高传宝敲钟的身影,在“当当当“洪亮的钟声中,高家庄的男女民兵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大树下集合。
高传宝拿着一份情报,向民兵们传达:“上次没有打死的那个老鬼子纠集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回又来了。
一民兵问:“队长,来了多少?
高传宝扬扬情报:“这上面说,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
高树:“贵国电影提供的数字是‘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也就是说,中国军队是日本的两倍。贵国学者胡华先生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此提供了详确的数字,请您过目。
他从背包中拿出一个三寸厚的自制的大本子,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日文,侧面贴着分类的标签,他翻到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递给我。
两张中文书的复印件展现在我的面前,左边的一页是“1938年至1945年的日伪人数表“,右边一页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南地区抗击日伪军战绩统计表“。左边的数字太多,我看得不仔细,只留下一个基本印象--伪军人数虽然逐年增加,但总人数少于日本。右边的数字一目了然,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日军是52万4千余人,伪军则是118万6千余众。
高树指着那两页说:“这左面的是胡华先生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下册的第801页的复印件,这右面的是同一本书的第802页的复印件。这本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
我打断他:“这确实是中国人写的,中国出的书,但是,它只能说明,伪军在总数上少于日本军队,你不妨把这些数字加起来看看。
高树:“这下面有一行注释,请先生细读。
这时,我才注意到复印件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上述所统计的日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区,伪军包括华北、华中、华东三区。
高树的脸上闪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日本军队的人数是四个地区的,伪军的人数只有三个地区的,这两个数字是不可以比较的。
完田在一边添油加醋:“也就是说,伪军的实际人数未必比日军少,倒很可能比日军多。
真让人窝囊!这是什么他妈的学术著作!我心里暗暗骂街。表面上还挺强硬:“你们从电影说到史书,到底想说明什么?
高树:“我们只想向您讨教,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多投降日本?这是否与国民性有关?
他看着我,镜片后面的眼神难以捉摸。
我压着火--不管这两个日本人怀揣什么动机,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深思。你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抗日电影中都有这类形象,你不能否认伪军之多、汉奸之众与国民性无关。他们为什么投靠侵略者呢?没见有人研究过。
大约是政府腐败,社会黑暗,国家亏待了他们;大约是小人当道,邪气上升,与其当小人,不如找个靠山当汉奸;大约是心中只有一家一姓,没有国家民族;或者是相信了大东亚共存共荣的鬼话,从种族主义出发,以为这是黄种人反抗白种人的战争,黄种人要雪耻,要报仇,要做天下的主人。
“……它确实与国民性有关,一盘散沙、有家无国、崇洋媚外、长于内斗而拙于团结对外……”跟日本人说这些话让我很难受,但我还是不太情愿地说了。这两位日本人看来是中国通,不说他们也知道。尽管如此,面前的那台录音机还是让我老大不舒服。
高树和完田一齐站起,又朝我鞠了一大躬。
我不知道这回该不该回鞠一躬。(作者请与我们联系索取稿费)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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