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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考虑，现代西方国家建立的两院制除了形成明显的两院制结构、议会权力分立以及复杂的工作程序之外，在与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其他制度安排耦合联动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从而形成了各国上院体制不同的结构与功能。
三是政协地位和职权的法定化。有法律保障，人民政协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职能行使才能发挥实质性效力。从政治体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出发，应在法律上明确政协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政协具体的职能。例如人民政协应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法规、规章和进行的执法行为有审核权、质询权。行政机关有责任在规定时间内，按必要程序，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予以答复。它不同于人大质询权之处在于，它的质询在内容上应较人大更为宏观，行政机关的答复是否合格仍由人大最终审查。人民政协应具有一定审议权，任何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或作出的决议，都须经人大或其常委会通过后，送交人民政协审议和通过。若在人民政协不能获得通过，必须于一定时间内由原立法机关再次审议表决，再次以法定人数通过后，则人民政协的反对归于无效，该法律案才能生效。此种权力可称之为立法复议权，西方的议会延搁权即属此种。政协委员有权通过视察、调查的方式对国家法律、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全面监督，有权对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提出批评或弹劾，对违法、违纪情节严重者提请同级人大罢免。
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创造性地提出并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该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和历史地位进行了准确的分析论证。指出这一理论体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刻把握我国基本国情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反映了我国社会进步的新要求和人民的新期待，用一系列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透彻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特别是对科学发展观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该书进行了专题阐述，对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进行了深刻阐释，努力反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新举措、新经验。这些都有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在深圳书城的赠书现场，来自福田、罗湖、南山、盐田等区各单位的基层工作者和来自深圳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等大专院校的近百名学生，接受了人民出版社提供的《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在广州番禺区，来自广州各高校、农村、企业的代表，广州市各区、县级市代表以及镇、街代表也接受了赠书。
第二，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在一个习惯于依靠政策管理经济的国家里，政策往往具备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内容，而在主要依靠政策推动改革的进程中，谁先获得了政策优惠，谁就可以在市场上领先一步而获益，而谁掌握政策权限，谁就有更大的支配裁量权。新旧经济体制之间蕴含着的大量制度性或政策性利益差额，强化了立法中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倾向，为立法保权、扩权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
[杨信礼]我们过去讲课就是一张嘴巴、一个讲稿，一支粉笔。现在教学手段比较现代化、多样化了，有多媒体教学，有PPT课件。在讲课之前把一些重要内容和重要知识点，以及一些图表、数字、图画做成课件，一方面教师讲，另一方面就是演示，这种形式比较鲜活。另外，现在对于教学的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是多维的指标体系。比如说有理论基础，一个课程有一个理论的支撑，其次就是联系实际，有一种现实感。还有就是教风教态、教学艺术、课件制作，有好、不好、一般、差四个方面。通过多维的教学评价体系，对教授的备课、授课质量水平进行全方位的衡量。
首先是传统政治体制的影响。由于历史传统、体制惯性、社会习俗、人治管理等诸多因素的作用，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社会公共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国家管理权力高度集中于政党，政党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中央权力高度集中于主要领导人。虽然这种体制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固有的弊端日益凸现。由于权力高度集中，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存在着党组织和国家组织两个相对独立的权力系统时，没有规范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通过什么渠道和方式来领导国家政权，这样，党的领导职能便逐步取代国家机构的管理职能，使国家机构的权力逐渐向党组织集中，党组织日益成为整个国家体制的中心。权力的高度集中，不仅使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凝固化，而且使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在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横向集权中被整合进党的组织体系，使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关系逐渐转化为党内的组织关系。立法领域中，执政党对立法活动的直接干预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置信，中央党校的周天勇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这两年竟然同一些研究政治学和党建理论的朋友们一起，开始研究起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来了。2004年9月，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出版了在他和李良栋、冯韧主持下完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现在，他和王长江、王安岭等一起又完成了《十五年改革攻坚：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他邀我作序，我不能不答应。一名研究经济学的教授，如此关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你有什么理由拒绝呢？说实在话，由研究经济学的、政治学的和党建理论的专家学者一起来研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还真有独到之处。不信？你可以读一读他们的著作。毋庸讳言，近年来，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这种现象，不难理解。政治体制是我们整个制度的核心。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必然日益尖锐地摆到我们的面前。
推进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专职化。虽然法律规定，常委会组成人员不得兼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却并没有限制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其他兼职。因此，目前很多常委会组成人员仍然是兼职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就已指出，要加强全国人大特别是它的常委会的组织建设，在逐步实现委员比较年轻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委员的专职化。十六大报告也提出要“优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结构”。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人大常委会制度建设，优化组成人员知识结构和年龄结构”。因此，要继续落实这一要求，逐步实现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专职化。
提高人大代表素质，有必要改革现行选举制度。应逐步实现人大代表专职化。先定一个过渡期，在这个过渡期内，专职代表与会议代表共存，逐步减少会议代表的数量，特别是减少政府和两院的代表，直到取消政府和两院官员和一般公务员在人大中的席位，并且完全取消会议代表的席位。
立法听证制度是立法机关在立法过程中，为了收集、获取与立法有关的资料、信息，邀请有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与法律法规有利害关系的公民等到会陈述意见，为立法机关审议法律法规提供依据与参考的一种制度。听证制度的建立既是改善法制程序的需要，也是现代民主与人权价值的重要体现。而立法权的运用正是现代法治国家中一切权利产生和运用的基础，对社会各方面有着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现代民主国家均设立立法听证制度，以公共和理性的沟通途径来化解冲突、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尤其赋予利害关系人参与和表示意见的机会，使人民能直接参与决策机制，实现人民直接民主。这一制度能够弥补民主选举制度的不足等缺陷，拓展民主的广度，推进民主向纵深方向发展。因此，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听证制度的成功经验，综合考虑我国国情，以公开、辩论、民主为原则，明确立法听证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立法听证过程的各个环节，全面构建和完善我国的立法听证制度。
《理论热点面对面》系列读物的出版，推动着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不断探索开展多种形式的理论宣传。《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出版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中央主要报刊及时发出了出版消息、系列书评，连载该书主要内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制作专题节目，探寻该书热销的原因、采访读者的学习体会；深圳电视台《对话改革》也邀请该书的作者和读者在演播室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理论热点面对面》的宣传，中央和各地主要新闻媒体、都市类媒体充分发挥自身的宣传优势，在理论宣传上更加关注现实问题，更加贴近群众需要，进一步推动了文风的转变。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积极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一书近日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在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发行。
立法监督委员会既重视对立法过程的监督，又重视对立法结果的监督，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它有权接受被监督立法主体立法文件的备案，有权对这些立法文件进行审查。对于立法主体超越立法权限范围制定的立法文件，对于下位法违反上位法规定，同位法之间发生矛盾或冲突的，经裁决属于不当的立法文件，违反法定立法程序制定的立法文件，立法监督委员会有权进行处理，或者建议有权的主体作出处理。对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全国人大立法监督委员会根据监督结论提出处理意见，报全国人大决定；对于其他中央立法主体制定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活动，全国人大立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加以监督并根据监督的情况作出处理决定。省级人大立法监督委员会在对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活动实施监督的时候，有权根据监督的结果提出处理意见，报省级人大决定；在对省级人民政府及省级以下有关立法主体实施监督的时候，有权根据监督的情况作出处理决定。
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说，从２００２年起，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点面对面》已经成为广东省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进行理论学习和形势教育的重要辅助读本。《理论热点面对面·２００８》对老百姓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充分解读，既加深了普通工作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又对老百姓以后的工作生活作出了指导，是一本难得的好教材。（记者赖少芬）
四是赋予人民政协一定的立法审核权限。人民代表大会在立法和监督等重大事项上遵循的公民意志多数表决决定制度，其对立法权限的垄断实际上隐含了忽视少数人、少数群体的危险。作为地区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政协在涉及中央与不同地区间的重大事项（如重大的生产力布局、资源分配等）、跨地区事务（如地区间的资源、生态问题）等方面应具有更多的立法审核权限。
其次，引进和完善民众参与立法的程序制度。广泛的民众参与是立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是法律获得正当性的源泉，亦是提高立法质量、增强法律实效的根本保障。应当保证那些权益可能受到立法结果影响的人有充分的机会和有效的途径参与立法过程，并对立法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当然，公众参与立法过程，不仅要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志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应通过一定的机制使立法者对这种主张进行认真的、实质性的思考，而不能仅仅把参与当作一种摆设或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据此，我国的立法程序和过程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基于以上考虑，现代西方国家建立的两院制除了形成明显的两院制结构、议会权力分立以及复杂的工作程序之外，在与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其他制度安排耦合联动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从而形成了各国上院体制不同的结构与功能。
[人民日报国际部副主任?刘水明]这本书我是第一次参加编写，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这些热点问题都是来源于生活，我是搞新闻的，新闻讲“三贴近”，我们也是“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通过对这本书的编写，自己还是受了一些教育。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确实不容易，又要解读当代问题，又要解读中央的精神。这本书有些篇目经过反复修改，又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以及各部门的意见，这些工作都做的很到位。我觉得这本书有亲和力、感染力、吸引力。
其一，明确立法监督委员会的性质及构成。根据我国的国体和政体，我国的立法监督委员会在性质上和地位上不应该像西方的宪法法院、宪法委员会那样，它必须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领导。基于这一认识，我国的立法监督委员会可以设立在国家权力机关之中。具体来说，在中央一级，立法监督委员会可以设在全国人大内部，在地位上，作为全国人大的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这种组织形式，既保证了它开展立法监督活动所必需的权威性，又保证了它在组织上和职能上的专门性、独立性。这一做法不仅必要，而且可行。首先，增设专门的立法监督委员会，同我国现行宪法并不冲突。宪法第七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各专门委员会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领导。”可见，全国人大可以根据形势需要随时增设专门委员会。因此，全国人大增设专门委员会性质的立法监督委员会以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监督权，是有宪法依据的。其次，设立立法监督委员会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和体制。立法监督委员会隶属于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因此维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律地位。第三，立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专门的常设性机构协助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专事立法监督，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组织上的局限，弥补了全国人大会期短、任务重而无暇顾及立法监督，其他专门委员会也难以兼顾立法监督的不足，使任期和会期都有限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监督工作经常化、制度化，使得我国立法监督工作具备了权威性和经常性。第四，立法监督委员会作为从事立法监督的专门机构，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法律专家参加，这样可以保证立法监督工作的质量。在地方一级，为了加强对地方立法的监督，可以考虑在省级人大下设一个立法监督委员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以宪法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3月，中国于1982年颁布了宪法和三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四百二十多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九百多个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者批准了八千多个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法定职权制定了五万多个行政规章。其中，第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一百二十四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第十届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则又向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迈出了重要步伐。集中表现为立法数量明显增加，立法质量明显提高，立法民主化进程明显加快，而且立法领域更多地涉及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层面。仅2005年第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以来的一年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二十五件法律、法律解释和有关法律问题决定的草案，通过了十八件。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举行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立法听证会，还公布了物权法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这些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立法民主化的进程。
第五，缺乏科学完善的立法监督制度。为了保障立法的民主化，还必须强化对立法活动的事后监督。我国立法监督体系已初步建立，这一体系以人大立法监督为中心，其他监督方式相配合。采取多主体、多形式的立体监督模式，在加强我国立法建设，保证我国法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作出了统一规定。根据该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作出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监督，则根据立法法第五章“适用与备案”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存在违法情形的，由有关机关予以改变或撤销，即通过有关机关采取相关措施否定它们的效力。此外，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应当在公布后的三十日内依照规定报有关机关备案。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委员长会议制定《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法规备案审查工作程序》，对立法法中关于法规备案审查的规定进行了具体化。该程序规定了国务院、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大常委会提出法规审查要求后的审查程序，以及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法规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审查建议后的审查程序。根据这一程序的规定，全国人大的法规备案审查方式，是被动审查方式。2003年8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委员长会议修订了这一程序，将法规备案的审查工作方式修改为被动审查和主动审查相结合，并开展适度的主动审查。这些规定有其进步意义，但却存在欠缺：一是如果立法违法，仅仅靠否定这些法律文件的法律效力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立法者有过错或违反程序（如行政法规或规章的制定不经过常务会议或部务会议等形式集体讨论决定，而是由分管领导签字同意而颁布的），是否应当追究有关机关或人员的违法责任呢？二是立法法第五章仅规定了改变或撤销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情形和权限，但却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没有关于法律违背宪法的情形应当由哪一机关进行审查以及违宪责任的规定，即如果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违反了宪法，应当由哪一机关运用何种程序进行审查，由谁承担这种责任等问题，立法法上均没有规定。
究竟如何看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宪法中已有十分明确的宣示，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此的认识却并不完全一致，存在许多模糊认识乃至错误认识。人大机关的一些同志把人大看作“二线机构”，安置老干部的“夕阳所”，有的甚至讥讽人大是“三子登科”：“大牌子”、“老头子”和“空架子”，因而把人大监督仅仅看作“履行法律手续”而已。政府也有同志倾向于认为，既然重大问题都是党委决定的，因此只要向党委负责就行了，而对接受人大监督则既缺乏自觉性，也无主动性，甚至还有抵触情绪，以为这是平白无故又“多一个婆婆”，没有必要。尽管这些年已有了一些改变，但在不少地方都还存在“重大问题由党委决定、政府去办，把人大撇在一边”的现象。
现代西方国家建立的两院制除了形成明显的两院制结构、议会权力分立以及复杂的工作程序之外，在与各国不同的国情以及其他制度安排耦合联动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从而形成了各国上院体制不同的结构与功能。两院制是当代西方国家议会居主流的组织形式。两院制的议会由下议院（或称平民院、众议院、国民议会）和上议院（或称贵族院、参议院、联邦院）组成。孟德斯鸠是两院制政治理论的创始者。他从分权学说出发，认为“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个人或同一个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立法机关由两部分组成，它们通过互相的反对权彼此钳制”，这是英国基本政制的一部分，也是优于古代共和国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两院制的理论基础是分权思想在议会内部的延伸。按照分权制约的思想，一切掌握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保障人民的自由，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为防止议会的专横和滥权，也需要组成两个议院，彼此相互制约。另外，两院制的支持者还认为，两院通过按照不同的选举原则产生议员，可以保障更广泛的代表性，有利于代表不同地域、民族、职业、阶层的利益。法案由两个议院共同审议，也可以防止立法工作的草率从事。从议行关系的角度考虑，议会内部两院的互相制衡，也可以减少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冲突。
29.?专访周天勇：《官民比例高达1∶18?专家呼吁严控官员膨胀》，人民网理论专栏，日。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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