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 简论中国的文艺复兴—明朝 》
共&3723&个阅读者&
军号：1671220 工分:79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 简论中国的文艺复兴—明朝 》
文章提交者：红军劲旅
加贴在&&铁血论坛
http://bbs.tiexue.net/bbs73-0-1.html
作者：猛回头文艺复兴是指１４世纪在各城市兴起，于１６世纪在盛行的一场思想文化运动，据说那时文化的特点是复兴被遗忘的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和人文秩序，带来一段科学与艺术的革命时期，揭开了近代欧洲的序幕，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封建社会的分界。实际上，文艺复兴是欧洲资本主义文化思想的萌芽，是新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认为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正是处于明朝时期，东方的帝国前后经历近300年的统治。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是指13世纪末14世纪初发生在意大利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对意大利的社会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正是由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推动，使欧洲社会彻底摆脱了自中世纪以来思想的蒙昧和桎梏，从而得到新生。在政治、经济、特别是科技上发生了质的飞跃，社会制度从此由弱变强、由落后愚昧转变为发达强盛，意大利是欧洲最早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地方。而与此同时的中国也摆脱了的野蛮统治，明王朝重新从蒙古人手中夺回了汉室政权。之后又恢复古礼，重新回到了自唐、宋以来的传统轨道上来，并创造出了“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辉煌成就，也出现了相当于欧洲的文艺复兴。因此明代的文化界才有了很多象唐伯虎、文徵明、沈周、董其昌、王阳明、罗贯中、李时珍、徐光启一样群星灿烂的文化巨匠，到了明朝的晚期，传统工商业经济发展到了顶峰，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同时社会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时下，中国搞经济建设，意识形态正在向西方靠拢，自己的文化正逐渐丢失，比如端午节被韩国抢去。我国的传统汉民族服饰和成人礼却还要到韩国去学习，汉字的很多古用却要到日语里去探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种悲哀。我想目前应该继续将古代优秀的东西给予发扬光大，延续汉民族的优秀文化。好比先恢复繁体字，鼓励穿汉民族服饰，定期举行穿汉服的活动，祭祀等等。建筑方面也要有自己特色，多建国人有民族特色的建筑。语言方面，最好也恢复明朝时期的有入声的官话，这样从文化方面给予国人以精神信仰，足球踢起来也才会象日本、韩国一样有凝聚力，有精神！本文将从各个方面来阐述处于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朝科技在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在天文、物理、化学、数学、哲学上经历了百年的基础打造，终于在17世纪60年代开始了以科学实践为契机的工业革命，并揭开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光辉篇章。这个时代是伟大的，期间划时代的学术成果和著作层出不穷，许多学科的开山鼻祖们就产生于这个时期，我们应该永远记住这些伟大的名字，他们是：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等。伽利略，不仅是天文学的大师，也被誉为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笛卡尔，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帕斯卡，压强理论的奠基人，也是近代概率论的奠基人；波义耳，近代化学的奠基人；牛顿，经典物理学派的奠基人，被誉为科学巨人；莱布尼兹，近代数学的奠基人。这一系列人物的出现，以及他们的科学理论和成就把人类带入了近代工业文明，他们无疑是欧洲科技革命的先行者。看到这些欧洲科学历史上的伟人，我们不禁要问，那时候，中国的学者们在研究什么？在天文学方面，与伽利略相对应的是大明帝国的官员徐光启，徐光启（）和伽利略（）是同一时期的人物，但他们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徐光启在大明崇祯帝的支持下主持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大明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法典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大明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明朝官员徐光启在主持编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当时欧洲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远超过欧洲，甚至他们本人都信仰西方天主教。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大明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明朝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笛卡尔对思想方法进行了研究，1628年写成《指导心智的规则》，但迫于当时宗教势力的影响，他生前并未发表。1629年笛卡尔迁居资产阶级已经取得政权的荷兰，他本想在一本题为《世界》的书中介绍他的思想，但是当该书还尚在编辑中的1633年，他获悉意大利教会的权威们宣告伽利略有罪，因为他拥护哥白尼的日心说。虽然笛卡尔在荷兰未受到天主教权威的迫害，但是他还是决定谨慎从事，把书稿进箧入匣，因为在书中他也捍卫了哥白尼的学说。此后，他在荷兰隐居20年。对比中国在大明帝国崇祯皇帝的支持下修编《大明崇祯历书》，不仅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而且将其作为核心的理论予以肯定，中西方当时科学发展的环境谁更好，自然是一目了然。1627年，波义耳出生在一个爱尔兰的新教徒家庭，他也是一个伽利略的崇拜者，1642年伽利略在阿切特里去世，波义耳当时住在临近的佛罗伦萨，当他问讯伽利略的去世的消息以后，十分震惊和悲痛，并开始详细研究伽利略的工作。期间他坚定了必须使用一套科学的方法来理解事物的观点，从此他坚毅的走进了科学研究的领域，此时自中国明朝政府于1634年修编完成详细介绍伽利略工作的《大明崇祯历书》已有8年之久。帕斯卡日诞生于法国，他12岁开始学习几何并通读欧几里得《几何原本》那是1635年，而当时《几何原本》已经传入中国，翻译它的人正是后来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在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普遍接触到了西方的科学读本，在对数学的研究上，越是有厚重传统文化的知识分子越是研究得深入。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是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心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明朝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大明崇祯历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羽陵《1629年，当明朝面对西方科学》）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清朝时期的所谓“奴性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在清朝统治以后。明朝知识分子研究的东西不是清朝时期局限于那些故纸堆和供皇室把玩的玩具，而是放眼全新的西方科学，其学术环境比当时欧洲教会统治下的黑暗要光明许多，只可惜好景不长……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东方的大明帝国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覆亡了。明朝覆亡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介绍至此，大家可以注意到一个问题，从前面提到的几位西方科学的奠基人伽利略、笛卡尔、帕斯卡、波义耳、牛顿、莱布尼兹的生平可以看出，伽利略和笛卡尔的思想在当时欧洲遭受压制和迫害，帕斯卡、波义耳的学术成就形成于明朝覆亡以后，牛顿在明朝覆亡时还是个刚出生的婴儿，莱布尼兹则是明朝覆亡才出生的。这就是说，明朝覆亡的时候，正是欧洲理论大发展的前夜。而在大明帝国，广大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普遍研究西学，那时候的“西学”和后来传入中国的“西学”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明朝末期的欧洲还处于理论大发展的前夕，中西方在科学发展上是各有千秋、百家争鸣。中国明朝，尤其是晚明时期的67年中出了不少成系统的世界级水平的伟大著作：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潘季驯《河防一览》(1590年)；程大位《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闽中海错疏》(1596年)；徐光启《农政全书》(1633年)；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瘟疫论》(1642年)。这些著作是在明朝晚期的67年中相继出现的，相对于“近代数学、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学、近代哲学”都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欧洲是颇具亮点的。1643年前的西方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隐居荷兰。而明朝在同一时期已经进入了一个西学东渐的高峰，学术环境开放，官方支持，士大夫阶层普遍接受西学，研究西学，翻译也是高峰，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刚才提到的晚明67年中明朝士大夫的九部成系统的科学著作： 《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而尚在翻译的欧洲书目还有：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罗雅各的《测量全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在西学东渐的交流中，中国明朝的士大夫阶层根据对西学的了解而系统介绍西学的著作有《大明崇祯历书》、《物理小识》、《数度衍》、《名理探》、《寰有诠》、《泰西水法序》、《测量法义》、《坤舆格致》、《旋韵图》、《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西儒耳目资》、《远镜说》、《远西奇器图说》、《学历小辩》、《日月星晷式》、《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等等。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并不是没有机会和欧洲同步，在西方理论大发展的同时，中国明朝士大夫阶层已经开始全面系统的接纳和研究西学，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而西方虽然是西学的发祥地，但教会对思想的禁锢与明朝政府对科技发展的大力支持却形成鲜明对比。可惜在1634年《大明崇祯历书》修编完毕以后，至大明帝国覆亡的1644年的10年间，兵祸战乱横行、天灾人祸结为于一体，之后满清入关。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哪里还有什么心思“科技革命”，有志气的投身于反清复明，而又大多死于非命，满清入关以后为了巩固统治，又大兴文字狱，残酷迫害明朝士大夫阶层，有骨气的人几乎被杀绝。“以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恐怖，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然而明朝末年死于满清战乱和屠城，以及灭门惨祸的明朝士大夫阶层又何止桐城方氏一家？清朝比西方教会统治时期还黑暗，欧洲针对个人观点进行思想禁锢，伽利略也不过是被判终身监禁，而清朝的文字狱却是斟字酌句的对明朝士大夫阶层进行惨毒无以的灭门迫害，这种残酷的杀戮和思想禁锢使中国最终失去了和西方同步的机会，以至于在清朝初期就开始了严重的倒退，甚至将许多明朝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丧失掉了，中后期更是一塌糊涂。清朝从康熙年间起，就已经找不到西方各国的具体位置了，明朝出版的《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朝时的“世界地图”不仅有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交流的痕迹，还有许多明朝自己的独立发现，可清朝居然连“佛郎机”都不知道是哪儿，把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叫“澳门夷”了事，仅此一项可以窥见其倒退程度之大，倒退时间之早。“汤若望保存了明末刊行《大明崇祯历书》的雕版，并献给了满清政府。且当时满清政府迫切期望一部新历法来印证其天命所归，为了免遭文字狱的迫害，汤若望对《大明崇祯历书》作了删改和修订，顺治亲笔题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大明崇祯历书》终于得以另一个面目颁行于世。但汤若望最终因为这部历法获罪入狱，几乎遭磔刑，不久病死了，即所谓‘历狱’。”（羽陵《1629年，当中国面对西方科学》）明代研制的连发火器原理与现代机关枪类似，是现代机关枪的原形。同济大学机械系研究员陆敬严先生是专门从事中国古代战争器械研究的专家，他认为，尽管明代研制的连发火器在原理上与现代的机关枪类似。“连火铳”的构造和射击原理是，先把火药和子弹装进铳枪脊背的琵琶舱里，用机轮控制。机轮有两个，当扳动第一个机轮时，火药和子弹随之落于机膛中，第二个机轮随着开始扣动，撞击火石发火，引燃火药，把子弹送出枪膛。如此循环，连续射击28发子弹后，然后重装。明朝万历年间，有位武器革新家叫做赵士桢，他毕生研究军事技术，是最早系统研究欧洲先进知识的有识之士。他曾参照欧洲的连发火器制成有5枝枪管的“迅雷铳”，可以轮流发射5颗子弹，随后又在“迅雷铳”的基础上改进研制成了“连铳”，轮流发射的子弹比“迅雷铳”更多了。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的著名火器发明家戴梓在连发火器的研制方面就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他在明代火统基础上发明的“连火铳”在当时是领先于西方国家的火器，专家认为当时的连发火器就是现代机关枪的前身。可是，这个了不起的发明不但没有被康熙所接纳，反而戴梓也被充军而客死异乡。“清朝嘉庆四年(1799)曾改造一百六十门明朝的“神机炮”，并改名为“得胜炮”，惟经试放后发现其射程竟然还不如明朝火炮。” （《黄一农：红夷大炮与明清战争》），而明朝的“定辽大将军”的铸造技术却被誉为可比1860年美国军官thomas j rodman在南北战争时才发明一种铸炮新法……此后《天工开物》在全国绝迹，与之相对应的是清朝封舟一代不如一代：1684年，长15丈,宽2.6丈1719年,长10丈,宽2.8丈,深1.5丈1756年，长11.5丈,宽2.75丈,深1.4丈1800年, 长只有7丈,宽2.75丈,深为1.3丈明朝末期1633年封舟尚丰，舟长20丈，宽6丈，深五丈，造船度量为1200个单位，而若用俞大猷（年）《洗海近事》中记载的：“福船势力雄大……吃水一、二丈”的吃水深度来要求，那么这些清朝封舟都将成为潜水艇或半潜船。由此可见，清朝时期的倒退是十分明显的。早在明朝的全盛时期明朝就派郑和七下西洋。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比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早87年，而哥伦布船队却只有3艘帆船，其中最大的排水量不到250吨，共有水手约88名；郑和比达·伽马1497年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到达印度卡利卡特要早92年，而达.伽马船队只有4艘船，其中最大的排水量只有120吨，船员约160人；郑和比麦哲伦1519年开始环球航行要早114年，麦哲伦船队共有5艘船，最大的排水量只有130吨。而一直被某些人吹捧的回光返照“康乾盛事”长达一百多年，吹嘘其康熙如何懂科学，夸耀其社会如何富足云云，但是有清一代连一次都没有派出船队出使过西洋。根据大明天启朝年间的《大明武备志》第116、117 卷之“战船”篇记载，作为明朝水军战船的福船，由大到小，一共分为六个型号：最大的是一号福船，吃水二丈（6.6米）；二号福船，吃水最少一丈（3.3米）；三号哨船；四号冬船，也叫海沧船，吃水七八尺（2.475米）；五号名鸟船；六号名快船。而到了清朝，主力战船成了鸟船、赶缯船，据《皇朝通典》记载，这些船的身长约在七丈到十丈之间，即20米到30米之间，宽6米到7米之间，深2米到2.5米之间，排水量算下来就在100~150吨左右，也就是说清朝水师用的船，在明朝水师中仅仅能排到第5号。也难怪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到清朝后，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而其实那艘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抗英，其好友龚自珍献出了先进的秘密武器，竟然是明朝的装备……再后来，精通洋务和军械的清朝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武器专家丁拱振及其同僚居然都不知道明朝打死奴儿哈赤的开花弹为何物。直到到19世70年代，左宗棠督师西征新疆，在陕西凤翔县进行了一次“考古挖掘”，竟从一处明朝炮台遗址挖掘出开花弹百余枚，不禁感慨万千，叹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如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 （需要说明的是东西方是各自独立制造的开花弹，明朝的开花弹是自己研制的，故应为“中国有利器三百年矣”）……这一切实在令人费解，明末的兵书如《兵录》、《神器谱》、《武备志》、《西法神机》、《火攻挚要》、《筹海图编》、《军器图说》、《火龙神器阵法》等好歹也是详细地记录了明军装备火器的制法、图谱以及火器部队的编制和战法啊，难道真是“清风不识字”吗？清末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可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淫技”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在他看来全都是无用之书，而且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说那是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以求获得更多好处……明朝时期就翻译过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还有《坤舆格致》这种全面介绍矿藏知识的典籍，可张之洞居然在引进冶炼设备的时候不考察矿藏资源，在矿山下建冶炼厂，之后由于引进设备和矿山的矿石不符，不得不从外地运矿石来冶炼……看到这些我们不禁感叹——中华文明最可悲可叹的莫过于在欧洲科技革命的前夜遭受了入侵，在满清黑暗统治下，文字狱的残酷镇压使得文明发展遭受了割裂之痛……之后在清朝统治下足足开了两百多年倒车！满清的黑暗统治早已注定了清末丧权辱国，国人伦为东亚病夫的必然结局，然而这个末世现在居然还被吹捧成了所谓盛事！当我们回顾大明帝国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命的前奏，也曾有过辉煌的大航海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方科学，大明帝国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医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覆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错误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它们是历史的罪人！
延伸阅读：
本帖已经被管理员锁定，不能回复
《 简论中国的文艺复兴—明朝 》相关文章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2597876 工分:39624
左箭头-小图标
热回复背景
必须顶，这个朝代被抹黑的太多了！历史总会还原事实的真相，任何可耻的掩盖终将成为某些人可耻的行为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8533 工分:21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9楼&必须顶，这个朝代被抹黑的太多了！历史总会还原事实的真相，任何可耻的掩盖终将成为某些人可耻的行为楼上的 认为中国有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都要给搞乱了 当时1271年开始 蒙元屠华 屠杀5000万 甚至更多上亿的人 1368年 明朝开始 郑和就在1405年就七次下西洋 当时的历史 西方没有出现过屠杀 中国和西方到底谁开启了文艺复兴 就有很大的疑处 我个人觉得 中国在南宋之后 人口几乎被灭绝 哪来文艺复兴运动 从17世纪战争不断到1644年清军入关 短短200年 满清实行大屠杀 杀了3200万明末的中国人 在这么黑暗的背景下 中国是出不了能够人才和精英的 这些作品 要谢就谢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不是他的壮举 可能你说的那些少量的作品都出不来了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8533 工分:21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10楼& 楼主 伽利略是出生在14几几年的意大利天文学家 也是在这个世纪逝世的 明朝好像郑和还没出现吧 物理书上记载 他发现了摆动与振幅原理 这和大明的“地域出生论”没有因果上的联系。。。楼上的 认为中国有文艺复兴时期 历史都要给搞乱了 当时1271年开始 蒙元屠华 屠杀5000万 甚至更多上亿的人 1368年 明朝开始 郑和就在1405年就七次下西洋 当时的历史 西方没有出现过屠杀 中国和西方到底谁开启了文艺复兴 就有很大的疑处 我个人觉得 中国在南宋之后 人口几乎被灭绝 哪来文艺复兴运动 从17世纪战争不断到1644年清军入关 短短200年 满清实行大屠杀 杀了3200万明末的中国人 在这么黑暗的背景下 中国是出不了能够人才和精英的 这些作品 要谢就谢郑和的七次下西洋 不是他的壮举 可能你说的那些少量的作品都出不来了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8533 工分:21
左箭头-小图标
郑和下西洋和明朝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可比麦哲伦早87年反而让人质疑——明朝时的科学技术的由来 从几百年的蒙元屠华——家家户户没有菜刀 有骨气的人几乎被杀绝 到蒙元1368年结束 明朝的14世纪 中国躲过最黑暗的时代刚结束 之后中西方各自文艺复兴 郑和就从大西洋七次到了西方 这时刚建立的明朝到底是西方在学习中国的科学技术 还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在元朝有哪些大唐盛世的景象 还有之后地域出生论的作品 明朝不知何原因实行海禁了 明朝的文艺复兴当时在依赖西方 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继续依赖中国 清军入关造成明的灭亡 如果明朝的戏曲家们和其血缘观念有两百年的文艺复兴的话 清军怎么可能没有火器就能以少胜多 吴三桂开关 让后金大开杀戒 而明却和南宋一样走向了灭亡 我虽然没研究过 但我还知道质疑 若历史的真相有掩盖 那结果就是这段历史在逻辑上带来疑点 要么被人抹黑 要么走向堕落补充一点 为什么明朝的思想家和精致的表演艺术没有了 就是历史当中出现了阻碍 给人的理解带来了不方便 考古的线索应该放在历史事实的顺序上 而不是花在堕落的成就感里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8533 工分:21
左箭头-小图标
郑和下西洋和明朝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可比麦哲伦早87年反而让人质疑——明朝时的技术 从蒙元屠华到明朝的14世纪 中国躲过最黑暗的时代刚结束 之后文艺复兴 郑和就从大西洋七次到了西方 这时刚建立的明朝到底是西方在学习中国的科学技术 还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还有之后地域出生论的作品 明朝不知何原因实行海禁了 明朝的文艺复兴当时在依赖西方 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继续依赖中国 清军入关造成明的灭亡 如果明朝的戏曲家们和其血缘观念有两百年的文艺复兴的话 清军怎么没有火器就能以少胜多 吴三桂开关 让后金大开杀戒 而明却和南宋一样走向了灭亡 我虽然没研究过 但我还知道质疑 历史的真相有掩盖 那结果就是这段历史在逻辑上带来疑点 要么被人抹黑 要么走向堕落补充一点 为什么明朝的思想家和精致的表演艺术没有了 就是当中出现了阻碍 给人理解带来了不方便 考古的线索应该放在历史事实的顺序上 而不是花在堕落的成就感里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8533 工分:21
本区职务:会员
左箭头-小图标
郑和下西洋和明朝发展有直接的关系 可反而让人质疑 从蒙元屠华到明朝的14世纪 中国躲过最黑暗的时代刚结束 之后文艺复兴 郑和就从大西洋七次到了西方 这时刚建立的明朝到底是西方在学习中国的科学技术 还是中国在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还有之后地域出生论的作品 明朝不知何原因实行海禁了 明朝的文艺复兴当时在依赖西方 还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继续依赖中国 清军入关造成明的灭亡 如果明朝的戏曲家们和其血缘观念有两百年的文艺复兴的话 清军怎么没有火器就能以少胜多 吴三桂开关 让后金大开杀戒 而明却和南宋一样走向了灭亡 我虽然没研究过 但我还知道质疑 历史的真相有掩盖 那结果就是这段历史在逻辑上带来疑点 要么被人抹黑 要么走向堕落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7397760 工分:20
左箭头-小图标
楼主 伽利略是出生在14几几年的意大利天文学家 也是在这个世纪逝世的 明朝好像郑和还没出现吧 物理书上记载 他发现了摆动与振幅原理 这和大明的“地域出生论”没有因果上的联系。。。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2597876 工分:39624
左箭头-小图标
必须顶，这个朝代被抹黑的太多了！历史总会还原事实的真相，任何可耻的掩盖终将成为某些人可耻的行为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2596211 工分:691
左箭头-小图标
虽然看过顶楼主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1671220 工分:79
左箭头-小图标
明朝中叶经济的大发展农业的发展明初的洪武帝为使农民的衣食等自给自足便发出了种稻以外须种“桑、麻、棉”的号令，最终促使种米之外农民开展了能有收益的用丝及棉进行纺织的手工业并盛行起来，这是江南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原因。明朝中叶以后，农业技术有所进步。从徐光启《农政全书》的记载看，当时在耕耘、选种、灌溉、施肥、园艺等各方面都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花生种植越来越普遍。番薯、玉蜀黍已从南洋引种进来。棉花“遍布于天下，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富皆赖之”。松江二百万亩耕地“大半植棉”，是当时主要的产棉区。福建、广东广种甘蔗。湖州地宜蚕桑，种桑养蚕者“在在有之”。烟草在明朝中叶从吕宋传入后，很快就从闽、广传到长江流域，至晚明已“渐传至九边”。其他如茶叶、马兰草、漆等经济作物和油料作物，种植面积都有所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人口的激增明朝中叶，谷仓之地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工商业的急速发展。明代《南都繁会图》反映了明中期南京的繁荣场面，各种商店比比皆是，拥挤的人群以至于埋没了道路，带给南京繁华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开始出现了纺织业。明中期花生、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引入和农业技术的进步使人口持续激增，到了明朝万历时期全国人口达到了两亿左右，万历时期的全国人口已是洪武时期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多。需要指出的是，明朝中期高产作物的引入也为以后清代的人口激增埋下了伏笔。手工业水平的提高明朝中叶以后，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广东佛山、山西阳城、福建尤溪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冶铁、铸铁业。制瓷业中心是江西景德镇，明中叶时民窑生产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民窑窑身比官窑大三四倍。如官窑青瓷，每座容烧量，以小器计，仅有三百件；而民间的青瓷窑，每座烧制小器可达千余件。丝纺织业中“花楼机”的机械构造比以往又有了进步，能在绫绢上提织各色花纹。南京云锦是一种色调鲜艳的纺织品，因其绚丽多姿、灿若云霞而居中国三大名锦之首，这种锦专供于制作宫廷内的衣物。明中期这样的高质丝织品在民间层出不穷，设计及纺织技术得到了急速发展，出土于明万历皇帝定陵的“黄缎地缀洒线绣百花攒龙袍”，是皇帝每逢喜庆时身穿的丝织龙袍，龙袍上绣着鲜艳的龙与花纹，代表土地的明黄缎子上隐隐有着龙的影子。这是同样反映出明代纺织水准的一件绝品。明代的苏州市场上有绫、绢、纱、绸、罗、布六种织机作为商品贩卖。所织成品，“巧变百出，花色日新”。棉纺织业中出现了脚踏纺车和装脚的搅车。搅车改进后，产量大为提高。用句容式搅车和太仓式搅车生产，一人可抵原来四人。印刷业中已经使用铜铅活版印刷，这比宋代的胶泥活版又进了一大步。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生产的进步，表现在工场内细密的分工上。在苏州丝织业中，就有车工、纱工、缎工、织工等专门的工匠。在织绸时还有打线、染色、改机、挑花等明确分工。徽州的炼铁工场中有煽风、看火、上矿料、取矿砂、炼铸，场外有采矿、烧炭等工种，“各有其任”。精细的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产量。商品经济的活跃明朝中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居统治地位，但是，由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有可能出卖更多的劳动产品。特别是田赋和力役折银征收后，劳动人民也必须出卖更多的农副产品以换取银两，从而促使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松江府，小农以织布作为家庭副业，日成一匹，投入市场的棉布竟是“日以万计”。江南地区，穷苦小民日卖纱数两以糊口，涓滴成泉，也汇成巨大数额。所以当时有“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江南纱”的谚语。其他农业、手工业产品如粮食、生丝、蔗糖、烟草、绸缎、纸张、染料、油料、木材、铜器、铁器、瓷器及各种手工艺品，也都大量涌进市场，还有一部分远销海外。明朝中叶后，粮食和经济作物生产、原料和手工业品生产的地域分工趋势，已逐渐显露出来。有些地区农民以种经济作物为主，粮食为辅。如江南湖州农民大部种桑养蚕，山东、河南农民多种植棉花。另一些地区农民则以种粮为主，如湖广种植经济作物为主地区的粮食，就要依赖种粮地区。而手工业品产地所需的原料，又仰给于经济作物种植区。如丝织业发达的苏州、福州，所需要的蚕丝，要取给于湖州。松江地区的棉花不足本地织布业的需要，大部分要从山东、河南运来。这就促进了地区间的商品交换，形成了交换的市场。商业的资本明朝中叶以后，商业资本十分活跃。全国各地有许多商人和商业资本集团。最著名的是徽商，其次是晋商、江右商。再其次是闽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他们在各地设立会馆，组织了各种商帮。其中多数是中小商人，也有拥资数万、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富商大贾。商人的贸易活动已不单纯为满足于王公勋戚、官僚地主奢侈生活的需要，而是更多地贩卖手工业原料、粮食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用品了。明朝中叶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南、北两京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都市。东南沿海的广州、漳州、福州、宁波、泉州等地，既是对外贸易的港口，又是商业都会。长江沿岸的武昌、汉阳、荆州和运河两岸的天津、临清、淮安，既是交通要津，又是贸易中心。最繁荣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区域，即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而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五府，又是江南最繁荣的城市。在这五府地区还有若干丝棉纺织业新城镇的兴起。如苏州的盛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菱湖镇，松江的枫泾镇、洙泾镇、朱家角镇和杭州的唐栖镇等。城镇人口显著增加，既有土著，也有外来的商人、小手工业者和流民。他们多半脱离了农业生产。如王江泾镇，居民七千家,“多织绸，收丝缟之利”，耕田织布的很少。这些手工业市镇的兴起和城镇居民脱离农业从事工商业，成为明代经济大发展的显著特征。白银的广泛使用，也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例证。明初曾禁用白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迫使明朝政府不得不在正统朝时“弛用银之禁”。继金花银之后，明成化朝时，官吏的俸薪也部分折银了。明中叶以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小买卖都以银计算。由于对外贸易的发展，白银输入剧增。据估计，到了嘉靖、隆庆两朝，仅广东市舶司每年收取的关税和外商租地税，就达二百万银元。万历朝以来，出自西班牙的墨西哥鹰洋银币，已在闽、广通行。生产关系的变化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农村的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对劳力的需要。江南一些地主除使用佃户、僮仆之外，还大量使用雇工。雇工分长工和短工两种。长工一般是“计岁受值”。短工，一般是计日受值，也有计时受值的。1588年（大明万历十六年），明朝政府新定律例规定，长工中“立有文券，议有年限者，以雇工人论”，即雇主与雇工之间还有“主仆名分”。“止是短雇日月，受值不多者，依凡人论”，即短工人身与凡人一样自由。到了明朝中期，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呈现错综复杂的状态。除某些地区存在着落后的佃仆制外，大部分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都有所松弛，一般说来，今年佃耕，“明年可以弃而不种”。不过，有些佃户不具备必要的生产资料，要依赖地主补足才能进行生产。由于土地和大部分生产资料控制在地主手中，地主不仅有生产上的指挥权，而且还可以任意役使佃户。主佃之间还存在严格的等级差别。另有一些佃户，拥有除土地之外的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料，如耕牛、农具、种子、肥料、饲料以及口粮、住宅等，不必依赖地主，可以独立生产。地主为节省工本，也愿意招佃这种佃户，对他们“不敢甚虐者，惧莫为之耕也”。这是一种单纯的纳租关系。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江浙、江西、安徽，特别是福建，还出现了“永佃制”一些佃户向地主交纳“粪土银若干，名曰‘佃头银’”，从而获得长期佃种的权利，使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当时，地租的主要形态是还实物，有分成租和定额租两种。但个别地区出现了以银折租。如江南娄县棉农，可按原租米一石折交银一两。明代班匠制度的改变明代名隶官籍的民匠中，班匠约有二十三万，约占工匠总数百分之八十。但是，不论轮班匠还是住坐匠，因不堪官府奴役，纷纷用怠工，避班、隐冒和逃亡等方式进行反抗。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明朝政府改变了对工匠的政策。1485年（大明成化二十一年），工部奏准，轮班匠不愿当班者，听其出银代役。南匠每月出银九钱，北匠六钱。1562年（大明嘉靖四十一年），明朝政府又下令，班匠“不许私自赴部投当”，一律以银代役，每名每年纳银四钱五分，称“匠班银”。这样，班匠对中央政府的人身隶属关系大为削弱，有利于民营手工业的大发展。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在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明朝中叶若干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中又以江南丝、棉纺织业最为明显。江南苏、杭一带是纺织业中心。明朝政府为控制江南丝织业生产，在南京设立内织染局、神帛堂和供应机房，在苏、杭等地设织染局。同时，江南各地又有大批从事丝织业的民间机户。这些机户，一方面被编为“机籍”，即匠籍，隶属于官府的织染局，受织染局的役使和剥削；另一方面又和市场有密切联系，从而不断发生两极分化。如明朝成化年间，杭州仁和县有一家名张毅庵的机户，产品“备极精工”，人相争购，逐渐富裕起来，从一张织机发展到二十余张，“家业大饶”。晚明小说《醒世恒言》描写吴江县盛泽镇丝绸机户施复，从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不上十年，却能“开起三四十张绸机”。这些开张二十余张或三四十织机的机户，统称“大户”，而那些没有生产资料者则称“小户”，实际上也就是“机工”。大明隆庆、万历年间，苏州“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有的小户被大户固定雇佣，有的则没有。每天早晨，在玄妙观口聚集着没有固定雇主的小户上百人。“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到了万历年间时，南京贫苦的丝织业工人，还由于“钱贱物价贵”，聚众“倡为齐行”罢工。这已经具有近代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者斗争的特点了。明代纺织业的变革棉纺织业中，两极分化的结果也使一些小生产者丧失了生产资料。如温州地区贫家因无原料，只好替人纺织，“其女工巧拙，视布之粗细为差”。她们已经变成在自己家中为原料供给者工作的雇佣工人了。在松江地区加工棉布的暑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明朝万历以来，松江西郊暑袜店百余家，经售用洁白尤墩布缝制的尤墩暑袜，极其轻美，四方争购，“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这里，暑袜店商人已直接支配生产，变成了包买主，商业资本转化成产业资本；做袜为生者，向暑袜店“给筹取值”，成了暑袜店的雇佣工人。当然，处于萌芽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同日而语。总之明朝可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点都不为过。一、明朝特别是明朝万历朝及以后，传统封建制度开始走向没落，新兴资本主义已经萌芽，当时的社会已经处于传统封建制度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期。经济上已出现资本生产关系（松沪织锦的高度资本化生产率等），政治上的内阁治理模式（虽不同于现代的内阁制），科学上的大量成果如军事学、地理学、博物学、医学以及西洋科技的传入等等，思想上则更加开放，先有王守仁的心学、重视科学的质学，后有黄宗羲的民主启蒙思想。还有宗教上对***的开明接受。最后明朝虽然还是亡了，但是明朝所蕴育的文化思想和文化遗产将永远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光芒四射。二、清朝对中国的统治其实是中华文明的倒退，是中国积弱的根源。它在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对明朝或说中华文明进行压制摧残，特别它的文字狱对中国文化的持续打击是毁灭性的。唯一保留并“光大”了的就是已被明代人逐渐淘汰的儒学中的糟粕以及八股文。（唯有清和元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孔子称王，这一点值得玩味）这些都不能直接导致中国三百年的落后挨打。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统治导致整个地区的文明滞后，这在外国也有不少例子，如野蛮民族日耳曼对古希腊文明的破坏致使整个欧洲陷入的中世纪的黑暗，是有目共睹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英国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和中国大戏剧家汤显祖，英国医学家哈维和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差不多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都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明代杰出人物群星灿烂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映成辉，创造出了“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辉煌业绩。明代的科学家有徐光启；军事家有戚继光；文学家有罗贯中、施耐庵；医学家有李时珍；剧作家有汤显祖；音律学家有朱载堉；治河学家有潘季驯；数学家有程大位；旅行家有徐霞客；思想家有王阳明、李贽、顾炎武、黄宗羲；工业学有宋应星；画家有唐伯虎、沈周；建筑学家有蒯祥等等等等……，所以明朝应当之无愧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结语：近些年来，由于“辨子戏”和史学界“褒清贬明”之风的盛行，引发有良知的有志者们活跃起一支明史学派，他们在辩论中以理服人，响应者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史学主流。其观点主要集中在重新审视明朝的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文化。全面深入地批判满清的奴性统治，揭示满清政权对中华文明的恶劣影响，阐发他们对中华文明的重新认识。同主流传统明清史学形成鲜明对立。明史学派的理论虽然还具有缺陷，但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这一学派已经同满清余孽、西化派（自由派）、正统保守派激辩多年，反对者无法从理论上反驳，只能凭骂他们是“大汉族主义”并以“政治正确性”相抗。而主流媒体、明清史专家则有的保以沉默，还有的所谓学者竟寐着良知替满清竭立掩盖文明大步倒退这一历史史实，并揭立标榜清朝的末世是所谓的盛事。立图以耻为荣、哗众取宠，不惜以牺牲国人的民族本位精神为代价，试图使中国陷入一个后满清时代。这种篡改历史、美化历史的做法是严重错误的，也是对民族的一种犯罪，它的遗毒不仅将影响当今还将毒害后世。如今每当我们打开电视，辨子戏泛滥成灾，天天的奴才、主子、格格、皇阿妈，满目的卑颜屈膝，阿谀奉承，难道这就是新时期中国人的精神食粮？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吗？难道那些皇阿玛，格格，奴才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吗？难道我们还要做奴隶吗？我想起了国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难道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错了？今天满清的遗子遗孙要翻案，于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民族英雄岳飞，他们极力的否定岳飞是民族英雄 ，因为否定了岳飞，秦桧、洪承畴、施琅、汪精卫不是就可以翻案了吗？满清作为中国由盛而衰的一个重要时期，以及以后近百年的屈辱历史，其中有很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我认为满清由盛而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禁锢思想，大力推行奴化教育。如大兴文字狱，多少有识之士受到文字狱的迫害，株连九族，家破人亡。思想的束缚和僵化，最终导致了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历史，满清为维护其利益，进行奴化教育，导致了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我想起了鲁迅先生一篇很重要的文章，文章的故事改变了鲁迅的一生，也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人。说的是鲁迅在日本留学，到电影院看电影，演什么呢？？说的是日本和俄国在中国打仗，一个中国人给俄国人当间谍，给日本人抓住了，要杀头。砍头时围了一大群人，都是些什么呢？原来都是些留着辨子的清朝人。如果说鲁迅先生看到的清朝人是麻木，无知，与愚昧。那么，现在的美化满清的那拨人还要加上个“不仁，不义”。请问，那些辨子戏到底要告诉中国人什么？又能证明什么呢？清宫戏的翻案风该杀杀了，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历史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中华民族将无立身之本，立国之基。难道我们要为那些奴才、汉奸们平冤昭雪吗？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容篡改，我相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鄙人希望有志国人读了此文应当惊醒警惕了！希望国家不要刚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1671220 工分:79
左箭头-小图标
处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朝思想16世纪开始二三十年的大明王朝和欧洲同时，不约而同都发生着影响着全世界深刻的社会变革，“东西方第一次交流”和接触，东西方儒家文明和***文明开始融合。大明帝国先进的科举制度、文官系统、对人文的重视，通过罗马教廷的传教士，葡萄牙商人，使者源源不断的传入西方。而罗马教廷的传教士则将西方的神学传入中国，葡萄牙商人将先进的火器传入中国。全世界的历史进程在这个时候开始提速，进入了近代封建社会的转型期。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大明帝国出现了一个哲学家“王阳明”，他通过批判“朱程理学”，创立自己的学派“阳明心学”，没有“阳明心学”，就没有以后“明治维新”的日本。而同样在这个时期的欧洲“罗马教廷”，亦出现了一个修道士“马丁.路德”，他通过批判“传统神学”，创立自己的宗教学派“路德神学”。他的信徒，就叫做“清教徒”。如果没有“清教徒”，就没有现在的美国。修道士马丁.路德在威丁堡大学对他的所见所闻，提出《九十五条》上书质问罗马教皇。其中主要的核心是：“教皇权赦罪”和“赎罪券”。马丁.路德质疑罗马教皇到底有没有权赦罪，假若教皇真的有权赦罪，为什么他不免费地向人赦罪，而要收受金钱？王守仁，号阳明，又称王阳明，他启动了大明帝国儒家思想的宗教改革。创立了一个儒家新派系——“阳明心学”。“罗马教廷”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马丁.路德”是出生在同样伟大的“大明王朝”的思想家，道学家王守仁（王阳明）十年之后。但是，马丁路德的成就一点都不比王明阳差。有人曾说：马丁.路德和王阳明是东西方历史这个巨轮最伟大的舵手，他们的思想给历史的引擎里注入强劲的动力，快速前进的进入近代。我深以为然！当时明朝的思想界的情况，确实可以让人有灿若星河的感叹。可以说是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思想界最为活跃开放的一个朝代。出产的思想家无论数量还是级别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时期，也许只有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才有资格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粗略的看一下，从我的见闻来说至少可以列举出八大思想巨人。王廷相是王阳明两大并立的思想巨人，一个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另一个是主观唯心主义，两人观点互相对立，但都极具革新性和开放性，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称得上双峰对峙！王阳明的两大弟子：王艮和王畿也是两大并立的思想巨人，两人门徒无数。一个开创了王学左派，使得思想平民化，另一个则从理论上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行了更彻底和系统地阐发。接下来的思想家李贽是直接从王艮的泰州学派传承下来的，但他又受到王畿很大的影响。到了晚明时期出现了综合王廷相，王阳明，以及王畿学派，王学左派等人思想大成的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三巨头。只要对明代的思想界有初步的了解，就能明白，这三人的启蒙思想决非是由于一时的战乱而突发灵感，完全是整个明代思想各流派发展的逻辑上的必然。而这八位仅仅是最著名的，其他的明代思想家还有许多，其成就也未必就逊色于这八位，比如陆楫，颜山农，何心隐，徐光启，李贽的朋友焦竑，明末的方以智等等……当然可能更多明代的思想家，在经过满清的血腥统治后，现在人可能已经根本无从得知。接下来不妨结合上面所提到的思想家中的几位对明代的思想成就作一个简略的介绍。在哲学上，当时中国的思想家甚至已经远远走在欧洲的前面，从唯物主义这条线索来看，明代思想家有：罗钦顺——王廷相——吴廷翰——吕坤其中的王廷相可说是一代思想巨人，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向他这样系统而彻底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在欧洲到19世纪费尔巴哈等人才可以并论。此外他创造性的提出历史进化论的思想：王廷相在《雅述》下篇中说“儒者曰：天地间万形皆有敝，惟理独不朽，此殆类痴言也。理无形质，安得而朽？以其情实论之，楫让之后为放伐，放伐之后为篡夺，井田坏而阡陌成，封建罢而郡县设，行于前者不能行于后，宜于古者不能宜于今，理因时致宜，逝者皆刍狗矣，不亦朽敝乎哉？” 类似的思想，在欧洲一直到19世纪的黑格尔马克思才系统的提出。此外王廷相提出的自然界生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非目的论的观点，在欧洲同样只有到19世纪的达尔文才系统提出。王廷相说“天地之生物，势不得不然也，天何心哉？强食弱，大贼小，智残愚，物之势不得不然也，天又何心哉？” “人物之生于造化。一而已矣。无大小，无灵蠢，无寿夭，各随气之所秉而为生，此天地之化所以为公也。……但人灵于物，其智力机巧足以尽万物而制之，或驱逐而远避，或拘系而役使，或戕杀而肉食，天之意岂如是哉？物势之自然耳。故强凌弱，众暴寡，智戕愚，通万物而皆然，虽天亦无如之何矣！”从唯心主义这条线索来看，王阳明思想，欧洲也只有19世纪的黑格尔才能并论。王阳明思想突出一点是个性解放，思想独立。首先提出以己心之是非为是非，而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是王阳明而并非李贽，李贽不过是沿袭了这个说法而已！王阳明的观点的本质实际上已经是认识到所谓的对错是非，善恶区分，只有在给定一个先验的公理系统的情况才有意义，而公理系统恰恰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而对人来说，只有从人性本身的欲望出发才能建立这样一个为大部分人达成共识的公理系统。王阳明死后，他的弟子分裂成七大派，被称为王门七派。王门七派里，三大派的影响最大，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江右派也称王学正统派，是保持王学的基本观点，恪守师说。而王畿派和王艮派则都是革新派，和儒教传统观点有了更大的分裂。王畿活到九十多岁，他和王艮可以说是王阳明门下两大思想巨人，所以也并称王门二王。几乎对明代晚期的思想界产生了支柱性的影响，从直接师承的关系看，李贽是王艮的王学左派这一系，李贽的老师就是王艮的儿子，但实际上李贽的思想受到王畿的影响也很深。王门二王都对王阳明的王学进行了革新，都更强调了个性的解放思想的自由，只不过的王畿的更带有知识分子色彩，而王艮的王学左派更平民化。王畿号龙溪，明史王畿传中说“其后，士之浮诞不逞者，率自名龙溪弟子” 王艮则提出百姓日用即是道，这个思想发展到李贽就更明确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就是道。按黄宗羲的列举，王艮开创的泰州学派共有21位代表人物，如果更细致的划分，则有人把泰州学派分为五传.一传弟子共157人，姓名事迹可考的88人，这里面许多是樵夫，佣工，吏卒，比如林春本来是一个佣工，动王艮家来做工，王艮收他做徒弟，后来林春中进士，做官，也象王艮一样讲学收门徒。此外如杂役李珠，贫民董高等人都是王艮的门徒二传弟子一共224人，姓名事迹可考的有132人，二传弟子中泰州学派出现了分化，产生了思想更激进的泰州学派后学。黄宗羲说“泰州之后，其人多能以赤手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非名教所能羁络矣”这里还应该提到明代思想家陆楫公然提出的奢侈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是他观察到的「自然之势」：他说：“今天下之财赋在吴越。吴俗之奢，莫盛于苏杭之民。有不耕寸土而口食膏粱、不操一杼而身衣文绣者，不知其几何也？”“只以苏杭之湖山言之，其居人按时而游，游必画舫、肩舆、珍馐、良酝、歌舞而行，可谓奢矣。而不知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仰湖山而待爨者，不知其几”“要之，先富而后奢，先贫而后俭”。（陆楫，〈禁奢辨〉，收入《蒹葭堂稿》，卷6）如果翻译成白话意思也就是说，正因为有了这些所谓奢侈的活动，才为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提供了谋生的条件，富裕了才会奢侈，贫困了才会节俭，所以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禁绝所谓的奢侈，暂且不论这个观点本身的对错，单从当时的时代来说，这样的思想是相当激进和有创造性的，而在欧洲类似的明确表达出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观点则明显要晚的多。明朝末期之所以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正是因为哲学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上已经开始全面突破传统的观念。从王阳明的以我心之是非为是非，王廷相的生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说，到王艮的以百姓日用为道，尊重个人肉体生命的价值，再到陆楫公然提出奢侈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再到李贽公然提倡人应该是自私的，自私天经地义。最后一直发展到明末资本主义启蒙思想的三大巨头，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这里可以重点介绍一下黄宗羲，他已经明确提出反对君主专制，提出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君主专制的私法，提出设立专门的议论政治的机构来纠正监督君主的言论，并指出发展工商为国家之根本。这与同时代的欧洲先进政治思想家相比，可以说绝不会逊色多少，基本上处于世界的前列。下面简要概括引用一下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对君主专制下叫人不要自私的实质的揭露後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於己，以天下之害尽归於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於辞矣。二、指出君为天下之大害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三、指出君和臣完全平等，只是分工不同而已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世之为臣者昧於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後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四，指出君主专制下的法律不过是一家之私法後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於末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於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於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藏天下於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於下，福必欲其敛於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於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五、指出要用真正的法治来代替这种一家之私法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於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冶法而後有治人。六、提出要让通过选举贤能产生的宰相能够和世袭的君主分庭抗礼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後，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後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七、提出要让学校来公天下是非，以牵制天子是非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搥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於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衰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八，指出要改革科举考试选拔制度使为经义者……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九，指出工商皆本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於途者，盖皆本也。这里必须应该强调一次！黄宗羲提出的这些非君的思想，从理论上系统阐述限制君权的思想，并非是他自己的发明，更不是什么一时的战乱导致的,基本上是明代思想界一脉相承逻辑上必然发展的结果。从自然科学的思想领域来说，明代晚期同样展现出相当活跃的情形。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本身的自然科学修养还远比上当时明代的一些知识分子，这是公认的观点。但他介绍的欧洲自然科学知识确实弥补了中国传统科学的不足，在当时的明朝影响是很大，崇祯皇帝尽管在内忧外患之下，依然果断大力的支持徐光启按照利玛窦引进的欧洲自然科学知识重新修订历书，可以明朝说整个朝代，从开始到结束，对西方对外国的先进技术或科学始终是抱着非常开放的态度来进行交流和改进。在明代晚期，中国一下子涌现出十多个世界级别的科学成就，这并非是偶然，是宋朝以后长期沉寂的中国科学又出现一次井喷，这并非是偶然的。宋应星《天工开物》(1637年)；记载了大量领先于同时代欧洲的工业技术，如锌铜合金的冶炼，蚕种杂交技术，提花织布机，煤矿瓦斯的排除等等。徐霞客《徐霞客游记》(1640年)里面记载和研究了大量的地质学的现象，可以说说一部杰出的地质学的著作，作者用自己亲身的野外考察和研究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观察记录研究，这正是现代科学的萌芽。朱载堉《律学新说》(1584年)所达到的数学成就和声学成就更是全世界公认的，他的十二平均率是把“根号２开１２次方”，精确到了小数点之后的24位有效数字。这种定量化，精确化的研究方法是以前中国科学所缺乏的。朱载堉在1595年和1606年分别将其著作进呈朝廷，这样传教士们自然会得到相关信息。另外，金尼阁传教士曾于年返回欧洲，在中国期间，他曾进入河南传教3个月，其后又不断往来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而朱载堉居住的郑王封地怀庆府，正在金尼阁旅行传教的路上。明朝官方修编《大明崇祯历书》，皇家天文机构曾先后聘请多个欧洲传教士参与编修，而当时参与编修的必须是通晓中西方数学和精通音乐的。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跨海越洋，走向西方。明代郑藩王嫡世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论传播到欧洲后，为欧洲学术界所惊叹。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说：“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朱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 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则称：“平心而论，在过去的300年间，欧洲及近代音乐确实有可能受到中国的一篇数学杰作的有力影响，但是还没有得到传播的证据。第一个使平均律在数学上公式化的荣誉确实应当归之于明朝。” 比利时的马容说：“在管径大小这点上，中国的乐律比我们更进步了。王子朱载堉虽然没有解释他的原理，只把数字给了我们，我们不难推想而知，而且我们已照样制作了律管，实验所得的结果可以证明这学理的精确。”朱载堉在天文、算学等方面也硕果累累。在天文学上，明朝万历九年他完成了历学著作《律历融通》。之后，他又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新历《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他发明了累黍定尺法，精确地计算出北京的地理位置与地磁偏角，还精确计算出回归年的长度值和水银的比重，其精确度几乎与现在国际通用值相同。在算学上，他首次运用珠算进行开方，研究出了数列等式，解决了不同进位制的小数换算，其中某些演算方法一直沿用到今天。还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同样是植物分类学的巨著。徐光启更是一位全能性的科学大家、在数学、天文学、技术工程学、农学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杰出成就。 引用别人的话“如袁翰青先生所指出的，“他在科学方面的功绩不局限于科学的任一部门，他多方面地融汇了我国古代科学的成就和当时外来的科学知识，一身兼任了科学工作的组织考、宣传者和实践者，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竺可桢将他与同时代的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相比，觉得毫无逊色”还有现在发现的明代数学家的著作，明代数学家早于牛顿提出了导数的概念，在求解高次方程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明末的学术文化风气和民间议政当工商业在艰难中壮大，逐渐扩大的市民阶层为争取生存权、发展权而斗争时，一场创新与保守的意识形态斗争也就势在必行了。因反对宦官刘瑾而曾被贬的王守仁(阳明)，提倡“致良知”，强调发扬个性，这是对压抑个性强调循规蹈矩的理学传统的反叛。而更激烈的勇士是李贽。他直指僵化的庙堂文化，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他肯定“私欲”，认为儒者也应讲利谋利，这显然与“重义轻利”的理学和贱商政策相抵牾。他的书屡遭查禁却又屡被私印传播，出现“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现象。其后，民间议政之风一发而不可止，而且变个人行为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变私相密谈为公开的讲学演说，变一般指摘时弊为提出反传统的政纲。这风气居然在历经数千年积重难返的专制法统之下，特别是在理学的文化专制和变本加厉的皇权双重高压下出现，不能不说是历史必然趋势的显示。到万历时期，顾宪成等回无锡家乡后，在东林书院讲学，开述道明理与议论时政相结合之新学风，一时听者云集，影响越来越大。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尽管多疑而独断专行，但确有励精图治挽救危局之心。他镇压了阉党，为东林人士平反，一度起用东林人士钱谦益等为内阁学士，曾以对西洋文明持开放态度的徐光启为内阁首辅。就在这宽松的条件下，出现了与东林党多有不同的复社。它是由当时纷纷出现的几十个文社合并而成的民间组织，文学其表而政治其里。于是一批更年轻的、更激进的学者脱颖而出，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后世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明确而直接地抨击皇权制度本身。黄宗羲认为皇帝是“天下之大害”，应该“天下为主君为客”；并指斥王法是“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是“非法之法”，而提倡以书院、文社为公开议政之所。明亡后，他积极参加抗清，力争恢复明末宽松的政治空气。顾炎武则断言“法不变不可以救今”，并提出“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应“存清议于乡里，许庶人之议”。王夫之提出“天下非一姓之私”，并提出“以法相裁，以义相制，以廉相帅，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裁焉”。这实际已是法大于王、法大于一切的法治思想。顺便提一下：这三大思想家在世时，欧洲的孟德斯鸠、卢梭等尚未出生。如果说欧洲文艺复兴的思想体系中，个人自由人性解放是其重要主题之一，那么中国晚明的启蒙思想则更偏重于批判皇权专制，而提倡庶民议政和“以法相制”。中国民间启蒙思潮的另一表现，是反映现实要求的文学艺术作品集中、大量地于此一时期出现。《牡丹亭》《桃花扇》《金瓶梅》、《三言二拍》以及稍晚问世的《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多是暴露封建社会痼疾、呼唤人性解放、赞美自由、憧憬一个良好社会的杰作，大可以与欧洲文艺复兴的作品媲美。“清初盛世”的残暴镇压及紧接而来的衰世明清两个封建政权易手之际，正是欧洲开始争夺海上霸权之时。欧洲人已经越马六甲海峡，在东亚建立贸易基地和传播宗教、文化的据点。正当康熙盛年，中国文祸连绵时，英国通过了人身保护法。但这时中国的商业仍在艰难生长，清朝皇帝们收买巨商使之成为官商，实际成为官方第二财库。明亡时复社成立仅6年，成员星散。有的分别为纷纷成立的4个南明小朝廷效力抗清，其中黄宗羲、王夫之、张苍水、陈子龙等甚至搞过武装斗争；对西方科技极感兴趣的瞿式耜，当了永历政权内阁首辅，最后随这个小朝廷崩溃而死节；颇有才气的陈名夏降清，终以“结党”罪名被杀；最可惜的是在哲学、文学和科学方面颇有造诣的方以智，因一度归顺李自成农民军，南明的几个小朝廷都不用他，最后怀才而殁；退而著书写史的如戴名世、查继佐等，则多身陷文字狱，造成著名血案。这场以青年士子为主，掀起不小风浪的短促启蒙运动，是一场勇猛的冲锋，但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决定战斗的冲锋。但历史只给了它有限的时空是其未能充分发育并终于“胎死腹中”的内因。到了清朝乾隆时仍号称盛世、从统计数字上看也确是全球首富的当时中国，但为什么在仅仅时隔40多年之后，就被几千英国水兵打进了衰世?原因在于，即使是繁荣富裕的封建农业国，也难于与处于兴起时刻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国一论高低。是拖着辫子的满族骑兵以战刀斩断了三个半世纪前那场东方式“文艺复兴”，中国由此又重新退回到了封建集权专制时代。
(<span id="Wonderful)
占位标签-勿删！！
军号：1671220 工分:79
左箭头-小图标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明朝制度内阁制是在明朝永乐时期建立的。明朝初年明太祖为了稳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废除了丞相加强了皇权，然而明朝的君权自洪武帝之后已开始明显的逐步减弱。永乐皇帝虽有洪武帝一样独揽大权的雄才伟略，但一次又一次的御驾亲征让他不能有太多的时间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制就应运而生。内阁制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皇帝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了宣德朝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朝末年的反复，但到了大明成化、弘治朝之际，内阁制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制度代表。正德朝风流好战，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主撑内阁而未成大乱，经过大明嘉靖、隆庆朝时期的发展，大明万历朝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明朝永乐皇帝实际上是中国最后一个成功的专制皇帝，在永乐朝以后，专制者必误国，分权者必振兴。明代中晚期的历史可以看出，只要内阁中人才济济，皇帝再怎么萧洒都无所谓（尤如隆庆帝和英国的女王）；而内阁权力被虚化，被剥夺（如大明崇祯十七年换52任内阁），那就是再勤政也是要误国！ 大明帝国治下，即使皇帝不上朝听政，国家机器也能依靠一班内阁大臣和一整套政务流程维持正常运转。清朝则与明朝不同，大臣们只是奉命办事的奴才，皇帝则往往是把权力全部抓在自已手中，因此专制成为大多数清朝皇帝的特点。1402年，大明永乐皇帝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是建立内阁制，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永乐皇帝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在永乐皇帝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后来，大明宣宗朝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大明祖制，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按祖制，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大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北京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朝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曾经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首先，当时的大明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再者，万历帝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内阁首相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内阁首辅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朝初期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后来，这种制度被英国人学习，形成了后来的内阁制和首相制。在中国明朝成化朝时期开始出现的内阁首辅，就是首相的雏形。到了明朝万历时期传统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顶峰，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会传统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由此封建传统体制必然走向没落，处于新兴近代制度过渡期的皇权则进一步被削弱，而内阁文官地位却呈增强的态势。明朝中晚期的士大夫已经主张民本主义，要求天下为公。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为公，不以一己之私来掩天下。在立皇太子的事件中，坚持己见，认定立皇太子是事关天下的大事，要争国本，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经过长达二十年的斗争迫使万历皇帝改变初衷。东林党首领顾宪成上奏万历皇帝时，这样写道：“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东林党主张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为公”。大明万历十四年朝廷对策时，顾允成针对皇太子册立问题直言不讳指出：“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龙《高子遗书》)。大明万历二十一年 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宗庙社稷之计，岂可付之一人之手乎”。知县樊玉衡上疏 ：“皇上牵于皇贵妃体貌难处之故，优游隐忍，甘以宗社为戏，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贵妃之天下。”万历要求延期册立太子，首辅沈一贯竟然将皇帝的圣喻奉还。 万历皇帝为废立太子一事前后和群臣争执了二十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协，万历皇帝只好认输。 （读了万历三大案特别是东宫之争可以看到：现在的文史界把满清和大明皇帝作对比，这是很不公平的，从万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权制度和指导思想和满清根本不同。明代主要是内阁制，文官制，而满清则是极端的君主专制，皇帝随心所欲，不受限制。）在明朝还有封建社会奇怪的现象，大臣以大骂皇帝为荣，有耳熟能详的“嘉靖年间海瑞骂皇帝”而竟能官复原职，又如“万历年间骂皇帝”。以上樊玉衡的上疏，言语之间竟然还敢藐视皇帝和皇贵妃的尊严。万历年间有关册立太子还发生了三次离奇的案件，俗称“万历三大案”。以《妖书案》为例，开始时的确有人用《闺范图》，篡改为《闺范图说跋》，明里暗里诽谤郑贵妃，说她图谋改立皇太子。事关皇室名誉，但是万历仅仅处分了两名官吏，还说不必深办，这在今天也不过如此，甚至可能被投入大狱，而在以后的满清简直不可想象。妖书再发是万历三十一年，有人用洒传单的形式，大骂郑贵妃和万历皇帝试图改立皇太子事，上次没有追究，这次变本加厉，并且假托阁臣朱庚，十分卑劣。这类事情极端蔑视了皇家威严，但是三大案，万历皇帝一律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决办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两代皇室作风大不一样。明末“民本主义”思想已经成为传统，也成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才有崇祯皇帝多次发“罪己诏”，在下的诏书中宣称“天下为公”。（倪元璐在奏疏中，引用崇祯皇帝的圣旨有：分别门户，已非治征”、“化异为同”、“天下为公”。）。崇祯皇帝在走头无路，自杀时留下的遗言是：“ 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在明亡后，明末思想家对君权的性质有了深刻的认识。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说“天下非一姓之私也”，君权“可禅、可继、可革”。黄宗羲说：“天下为主，君为客”，臣下“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晚明时期是“民本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一次高潮。“行先知后”理论是从实践中来，又去指导实践。 黄宗羲等人的民本主义思想不是凭空而来，是考察了明末政治的现状做的一次总结。晚明时期皇权已经受到很大的制约，皇帝无限制的享乐、为所欲为的情况也受到了限制。万历时期“争国本”以大臣们胜利告终，滥骂皇帝竟然不受严惩反而为荣，由此必然让人对于君权神圣产生怀疑和动摇，自然思考君权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自古以来君权是否就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黄宗羲引古代三代的例子就是在为君权正名、正名分，按三代的标准，现在的皇帝仍然远远达不到标准。明末士人结社干预朝政复社人称小东林：张溥等人聚集了成千上万的儒生，形成了社会运动，并且干预朝政，还把当朝内阁首辅薛国观赶下台。《复社姓氏录》有2025人。凡是东林党的后裔都支持复社，凡是逆党的后裔都反对复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陈定生都是复社成员。结社分三个时期:1 、嘉靖到万历初年的社集以文会友，社集的萌芽时期。2 、崇祯年间社局，由诗文结合而变为政治运动。3 、弘光以后，由政治运动而变为社会革命运动。结社有文社，有诗社，大江南北到处结社。士女们也要结社。诗酒文社，提倡风雅，动辄千人。当清兵南下之时，这群士子由诗酒之逸情，一变为杀敌报国的壮举，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为国牺牲了性命。（参见《明清之际的党社运动考》）。明末实现了舆论自由，统治者受制于舆情。明朝号称以德治国，到了晚明时期，更加重视舆情，皇帝虽然可以罗织各种罪名擅杀大臣，但是不得不与大臣合作，没有大臣的支持，不能做任何事情，而大臣已经形成文官体制，自有章法。万历皇帝废立皇太子的企图被迫放弃，矿监被迫撤回就是舆情的影响力。《妖书案》发，郑贵妃无奈只能上书自辩，到南明时大权就直接转到内阁大臣手上。大臣们尤其是内阁首辅更是重视来自各方面的舆论，一旦有舆论攻击，只好向皇帝递交辞呈，当时的复社就能赶跑内阁首辅薛国观。明朝的舆情来自官方和民间，特别是复社等民间组织势力很大，上通朝臣下达百姓。俨然以在野党自居。明代舆论的方式主要还不在于集会，由于明代印刷业的发展，明代朝廷内阁还自己办报，而且还允许百姓开设报坊，这些民间报纸可编选一些从内阁抄来的公文由报房报送或零售，因这些报坊多设在北京，故它们所发行的报纸通称为“京报”。“京报”的内容分皇帝谕旨、朝廷政事和官员奏折三部分，有的还刊载一些社会新闻，中央朝廷上传到地方上则有邸报（有点像现在的《内部参考》）。当时利玛窦神父就发现明朝人喜欢读一种小册子，一本印刷品远远比布道授课作用大。而且这类小册子流传非常快，士大夫茶余饭后手不释卷，很快就能形成舆情。可见当时的印刷业也是非常发达的，这为社会新思想传播提供了条件，这是启蒙时代的特点。所以欧洲的文艺复兴在明朝出现并不是梦想，资产阶级壮大了自然能影响舆情。之后的出现改良运动也并非不可能。这类事情在满清是不可能发生的，在满清皇帝眼里，天下除了奴隶就是奴才。谁敢管我家的私事，杀！满清政权出于民族压迫与落后部落入主中国的自卑心理，于是在君臣关系上把君权抬高到了极端。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人生天地间最重者莫如伦常，君臣为五伦之首，较父子尤重。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人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雍正这么骂吕留良：“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吕留良于我朝食德服畴，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孙者数十年，乃不知大一统之义，”很明显满清把明代以来的主流的“民本思想”变为“君本专制”。他说：“天下都是俺大清的，一草一木都是姓爱心觉罗的，你们这群奴才到哪儿去都逃不出我大清的手心，吃的用的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他（吕留良）敢反对俺大清，这是忘恩负义！”。 这里雍正还歪曲了“大一统”观念，把“大一统”扭曲成“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大清的恩惠，你们只要活着就要感恩带德。”。雍正自己写的对联是：“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君主专制达到了顶峰。当满清的“薙发令”引起朝廷广泛争议时，有个叫孙之獬的上奏，对“薙发令”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一旦不实行，那就是“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于是满清政权下了决心，残酷执行“薙发令”，满清统治者之所以实行野蛮的“薙发令”，和他们落后的奴隶主思想不无关系。他们要的是奴才和奴隶而不是要人。自古以来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生民而立之君以利之也。”满清如此暴政和中华传统是根本对立的，诚如孟子所言，是之为“独夫”也，所以顾炎武说“古人讲有亡国者，有亡天下者，率兽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薙发令”强制执行终于使中国人恍然大悟，这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啊，这不仅是民族压迫而是社会大倒退啊，我们不是在保大明而是在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权的，已经投降的，纷纷揭竿而起。外国传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国人为何变得如此勇敢。可见某些人把为明朝抵抗满清而战斗的民族英雄比作为明朝殉葬是多么的无知和愚昧。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说：“许多中国历史学家认为，由于中国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个人自治传统，因此不可能有市民社会存在。此种观点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有道理，但它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利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都使上述历史决定论的观念很难成立。……还有大量的中、日文以及西方的文献，认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独立于国家而自治。一般认为，有一种士大夫阶层自治及异端的儒家传统，此种传统在17世纪明清之交的转折时期发展得最为充分。尽管这并不等同于西方的自由主义，但正如杰罗密·格瑞达所指出的，这是“尝试的开端，此尝试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与汉代所建立的使儒家理想服务于皇权野心的漠视决裂时为止”所以我认为：儒家思想并非天然要和皇权合作。所以满清统治者选择了最有利于其统治的理学。非但如此还把持了儒学的解释权，实现了皇权和教权的统一，把儒学变为奴儒。对此清末思想界谭嗣同说：“然而有知辽金元之罪浮於前此之君主者乎？……为盗憎主人之计，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悲夫悲夫！王道圣教典章文物之亡也……”（《仁学》）于是乎，在满清奴化下“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以奴虏自待”，“民力日苶,民智日卑,民德日薄”(严复《原强》)。明朝万历时期是东西方文明相遇，交流碰撞的一个时期，西方文明首次叩开了东方的大门， 是东西方文明最友好平等交流的时期。先进知识分子组成了西学集团，传播西方文明。 “万历时代”时“非君浪潮”高涨，民本主义盛行，是封建皇权统治遇到极大冲击挑战的时代。“万历时代”是资本主义萌芽方兴未艾,是蕴育新型社会生产关系的时代。“万历时代”是市民文化大发展，市民力量壮大。首次出现了市民力量和封建统治斗争的时代，是蕴育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年代。万历时代大科学家纷纷出场，出现了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华夏科技文明再次站在世界的高峰。王阳明、李贽等大思想家纷纷涌现，政治社团纷纷出现，学派繁荣。是传播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的一个开放时代。 出现了仇英、唐伯虎、沈周、徐谓和董其昌等顶级书画家，是个文艺复兴的时代。特别是明朝万历时期市井文学灿烂，出现了世界级的戏剧家汤显祖，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明朝万历皇帝统治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击败日本，昂首东方，是中华帝国最后一次辉煌的时代。然而万历时期由于援朝抗倭战争也伤了元气，满清乘虚初起，思想多元化。也是一个危机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明朝万历时期是中国完善了内阁制的时代，今天英国的内阁制就是学自明朝，试想早在四百年前万历皇帝已经和今天的英国女王一样可以把帝国的权力交给一个高效率的内阁进行管理了，这就是君主立宪制的雏形。万历时期社会的生机活力、思想观念比起死气沉沉的康乾末世强百倍，明朝的文治武功达到了顶点，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岔路口。对于明清比较有两部书不可不读，其一《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二《停滞的帝国》。尤其读了《利玛窦中国札记》一般不抱偏见的人对明朝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会有一个颠覆性的转变。我们能看到物价低廉、富裕，人民安居乐业的一个明朝社会。我们也能看到一批富有牺牲精神的西方传教士，以及一大批宽容、开明有良好学识、修养的明朝君臣士大夫形象，以及晚明社会宽松、自由、平等、活跃的政治氛围。 这与《停滞的帝国》描写的满清帝国衰败、贫困、闭锁、愚昧的社会现状截然相反。读《利玛窦中国札记》你还能发现在明朝“士”这个阶层上，人格是平等的，是不论官职大小的，官大一级压死人不适合当时的情况。在学术上也是人人平等，所谓学霸、舆论导向倒是不可思议的。回顾那段历史，无论如何是看不出儒学对西方文明和西方科技有强烈的抵触倾向。反而是敞开胸怀，热烈欢迎。用徐光启的话说是“易佛补儒”。当时的士大夫地位身份越高，越能理解西方文化，越能依法保护西方传教士，越能和神父成为至交，对神父的学识赞赏不已。这说明儒学原来是欢迎西方文明的。而“五四运动”后，学界却几乎一致公认“儒教”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所以要上溯到孔子，打倒孔家店。五四以来的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的误区就在于：对于“满清统治”对儒学的恶劣影响研究不透、不深。从而把满清画皮统治下的理教，错当成了儒学的正宗。其实想了解晚明的真实情况可以看一看中华书局出版的《16世纪中国南部行纪》、《大中国史》和《利马窦中国札记》。从这些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可以看出晚明的中国还是十分富裕和强大的，其中有些人比如达·克路士对于明朝和当时的中国人给予了极高的赞赏，甚至可以说是崇敬，这和数百年后英国人对于清朝乾隆“盛世”鄙视性的描述大相径庭。尽管一些西方传教士也尖锐的指出了明朝存在的诸多问题（比如政治腐败、火器威力不如西方、自然科学研究比较落后等等），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那时的中国与西欧差不多处于同一起跑线，本来是有机会与西方文明共同发展的。可悲的是这一切都伴随着满清的入关而宣告结束，我们应当知道，即便是在康熙时期中国仍然有可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至少是不会像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