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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对“挂大牌”的学科竞赛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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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须对“挂大牌”的学科竞赛正本清源）
暑假期间，各类机构组织的学科竞赛和培训异常火爆。不少家长也在质疑这些竞赛的含金量，怀疑竞赛的权威性。这样的竞赛有没有用？含金量高不高？是不是像培训机构宣传的，获奖对小升初、初升高有作用？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对此又是怎么看的？ ( 8月4日《宁波日报》)
诸如“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国际青少年数学竞赛、世界少年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等这类非官方组织的，挂名全国、国际、世界等招牌的中小学各类学科竞赛，貌似一个比一个“大牌”，实则个个都是山寨货，到底有多少含金量，明眼人其实都不难看穿。
教育部门指出，“挂大牌”学科竞赛带动教辅材料、培训、考试及参赛组织等各种利益链生成，增加了参赛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还极大地冲击了中小学正常的教育秩序，加重了学生的负担。
如此说来，“挂大牌”学科竞赛应该是名声欠佳，也不会有多少市场。可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这类竞赛就像打不死的“小强”，生命力特别顽强，任你怎么打，它总能左右逢源，活得好潇洒。究其原因，类似的竞赛特别善于伪装，拉大旗作虎皮，把竞赛的名字叫得非常的高大上，再加上巧舌如簧，这样总能骗得一部分不明真相的人的信任。而更为诡异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这类竞赛有几斤几两，却还是要心甘情愿地把钱砸进去，以换回来一纸所谓的获奖证书。这些人的心里，当然是再三掂量过的：民办学校、重点学校在招生时，虽然取消了招生考试，但在面试的环节，或多或少还是要了解学生的综合情况。这个时候，如果拿得出几本获奖证书，心里要踏实一点，貌似胜算要比别人大一些。所以，别小看“山寨”证书，的确抓住了一部分人的虚荣和赌博心理，还是颇有一些市场的。
早在2015年1月，宁波市教育局就针对社会培训机构在当地组织中小学生进行大规模学科竞赛（测试），且误导竞赛（测试）成绩可与重点学校招生（推荐）挂钩这一问题，发布紧急通知，明确初高中招生不得以社会培训机构组织的竞赛（测试）成绩作为优先录取条件；严禁学校及教师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培训机构培训和各类学科竞赛（测试）。宁波市的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也明确，非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对升学没有直接作用，不以这些证书作为招生依据。
地方教育部门和学校对非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成绩直接亮起了红灯，而对“挂大牌”学科竞赛乱象的治理，还需要国家的法律法规来规范。8月1日，民政部公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提出，社会团体的名称冠以“中国”“全国”“中华”“国际”“世界”等字样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地方性的社会团体的名称不得冠以以上字样。同样道理，教育主管部门也应该对非官方机构组织的竞赛作出类似的约束和规范，从根本上清除“挂大牌”学科竞赛乱象丛生现象，还教育领域一个公平、诚信的生态环境。
(原标题：须对“挂大牌”的学科竞赛正本清源)
本文来源：红网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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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毛XX时代的“文字狱”
毛XX时代的“文字狱”比历代王朝都厉害，不知有多少人因一篇文章、一封信、一本书、一部电影被关进监狱，迫害致死。毛XX的“文字狱”，早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拉开了序幕。当时，逮捕入狱者有200多人，许多人被秘密处死。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
1、王实味——毛XX“文字狱”第一个祭品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作家，翻译家。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胡风是他的同班同学），1926年入党。被捕前，为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毁灭的精神》《休息》《杨五奶奶》《陈老四的故事》等；杂文《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1937年到延安后，翻译了二百万字的理论书稿，其中有：《政治经济学论丛》《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中的第2、4、11卷等作品。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大批城市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参加抗日战争，王实味就是其中之一。
这批知识分子当中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青年，她们当然就成为已到结婚年龄的干部们追求的对象，这本是无可非议的。可是，有些人已有家室子女，却想抛弃糟糠之妻，换个年轻洋气的妻子。当时，曾经发生过老干部黄克功由于谈恋爱受挫而枪杀城市女青年刘茜的恶性事件，影响极坏。
王实味、丁玲对这种不正之风颇有感慨。王实味发表了散文《野百合花》，丁玲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他们的文章得罪了毛XX，被认为是政治问题，是反党，是骂共产党。延安整风中，他们当然就成为“抢救”的重点。丁玲没有“辫子”可抓，毛XX当时没法将她置于死地，解放后却没有饶过她，50年代初被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头目，57年“反右”中又定为“右派分子”。
王实味翻译过《托洛茨基传》，历史上曾经与“托派”王凡西（王文元）有过接触。关于这些历史，他早已向组识交代清楚。在“抢救”运动中毛XX亲自给他定性为“托派、反革命奸细”，抓捕入狱。1947年撤离延安时，在山西兴县，他未经审判被秘密砍头，尸体被推进一口枯井中。王实味被处决后，毛XX还假惺惺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来！”（摘自黄昌勇：野百合花丛书之一《王实味》）
2、毛XX亲自定性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涉及2100人，92人被捕判刑
1954年7月，胡风给党中央写了一封关于文艺问题的意见书，怎么也没有想到却把自己和众多亲友送上了政治断头台。
毛XX亲自给《人民日报》写按语：“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有人在公安部部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三长联席会议上多次提出，把胡风等人定为反革命集团，法律根据不足。但因为案子是毛XX亲自抓、亲自定性的，权大于法，不唯实，只唯上，胳膊扭不过大腿，最后仍然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此案涉及2100人，株连者近万人，被捕判刑92人，胡风先被判14年，刑期满释放。“文革”中没有任何新罪，又改判无期徒刑。这就是毛XX时代的法律！
1988年6月，党中央为胡风平反。他一生为党的文艺事业和正义战斗，终年83岁，其中有24年是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度过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于日逝世，这对相依为命的夫妻苦难的一生终于划上了句号。
写到这里我想起197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第一任公安部长罗瑞卿》，这是当年奉毛XX之命签署胡风逮捕令的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
文章说：“谁也不会想到，当年梅志同志奔走的那条通往秦城监狱的路，11年后，在那条路上奔走的是我们——当年公安部长的儿女们……当然，我不是在把两个悲剧进行比较，因为实际上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两个悲剧加在一起的分量，这确实是在我们党历史上存在过的触目惊心的现象……”（沈国凡采写、法官王文正口述《我所亲历的胡风案》；胡平著：《1957年——苦难的祭坛》）
秦城监狱是专门关押高级政治犯的专用监狱，像张志新、遇罗克这些小政治犯，是没有资格进这个监狱的。
毛XX、江青夫妇凭借他们手中的特权，曾经将许多党和国家的精英关进秦城监狱，有些人就死在这里。毛XX死后，这些政治犯都平反昭雪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XX死后，他当年的爱卿、爱将，包括他的妻子、侄子都被关进这座监狱。江青就在服刑期间自杀了，不知李纳为其母亲办后事时，是否也会有罗点点的反思与感慨。
毛XX生前有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话正好言中了他自己——毛XX的一生，陷害过许多好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也毁了自己一生的辉煌。
3、“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就凭毛XX这一句话，数十人入狱，七人被迫害致死。
60年代初，刘景范（刘志丹的胞弟）之妻李建彤与何家栋根据刘志丹的事迹写了小说《刘志丹》，并未出版。
1962年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后，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看到小说《刘志丹》送审书样。因为他也是陕北根据地领导人之一，是刘志丹的战友，所以征求他的意见。当时，他又看到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小说部分章节，他认为小说涉及1935年在陕北根据地“肃反”、被毛XX挽救等情节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赞成出书，并向全总和团中央建议停止刊栽。
康生知道这一情况后，断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的，给毛XX写了一个条子，就凭毛XX的一句话：“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造成16人被捕，李建彤等7人被迫害致死，另一作者何家栋被打瞎一只眼。
罪状是：“剽窃毛XX思想，为高岗翻案”。
——把陕甘苏区写好了，就是和中央苏区“分庭抗礼”，书中的某个人写的就是习仲勋，写他年轻能干，是为他篡党篡国制造政治资本……
1962年8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为此认定了“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1967年贾拓夫被整死，又改成“习、马（文瑞）刘反党集团”，习仲勋为此坐牢12年，刘景范10年，马文瑞5年。阎红彦在“文革”开始前被暗杀，他的死是否与此案有关，不得而知。（傅国涌：《刘志丹悲壮人生》，2000年11期《炎黄春秋》；田方：《习仲勋与刘志丹》，《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4、评《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57年“反右”运动后，毛XX感到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地讲心里话，他想通过明史专家吴晗打开万马齐喑的局面。
1948年，吴晗写完《朱元璋传》就呈送毛XX审阅，他们之间早有交往。毛XX通过胡乔木转达他的意见，希望吴晗写关于海瑞敢于讲真活、敢于给皇帝提意见的作品，宣扬海瑞精神，广开言路。吴晗奉命先后写了《论海瑞》《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作品。
但毛XX出尔反尔。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在他指使策划下，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发表。文章一出笼就给吴晗定下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受到学术界、党内外及一切正直人们的强烈反对。在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抵制下，北京市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江青在《为人民立新功》一文中说：“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姚文元的文章），后来主席生气了，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后，上海打电话给北京新华书店征求订数，北京仍然未表态，主席火冒三丈……”
11月末，《北京日报》《人民日报》在巨大的压力下，被迫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彭真并没有放弃原则，在姚文元文章前加了按语，强调了毛XX的“百家争鸣”方针，学术问题应当展开讨论。
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了《海瑞罢官》问题讨论写作组，先后在《北京日报》发表了邓拓化名为向阳生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与吴晗商榷》的文章；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化名为李石东的《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文章；吴晗在《北京日报》发表两篇自我批评文章，企图缓解矛盾。其实，他们无论怎么检讨也没有用，因为毛XX早已内定吴晗和北京市委是彻底摧毁的目标。
日，毛XX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
1966年2月，江青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五人座谈会，会后发表冠名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毛XX、陈伯达、康生多次修改后，毛XX在日作了批示：“此件用军委名义”。用意非常明显，毛XX在搬动军队力量。
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对《海瑞罢官》性质的争论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营垒。以北京市委彭真、中宣部陆定一为代表的一方认为，《海瑞罢官》跟彭德怀罢官没有关系，即便有错误也属于学术问题，应当本着“百家争鸣”的方针进行讨论；以毛XX、江青为代表的一方认定，吴晗为彭德怀翻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既然毛、江夫妇这样认定，就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了。
1966年4月，毛XX为了摧毁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发动了万炮齐轰“三家村”的战役。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XX思想的帽子，罢官撤职，关押，隔离审查。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这一天夜里，邓拓第一个自杀。
不久之后是吴晗和他夫人袁震及他们小女儿的全家自尽。
再后是作家老舍、历史学家翦伯赞的自杀。
继之是毛XX的秘书田家英，日，在中南海永富堂含冤自杀。他的罪名是“篡改毛主席著作”，在整理毛XX谈话纪要时，删去了毛XX关于“《海瑞罢官》要害”的部分。
他们都是因写文章批判姚文元、为吴晗辩护，得罪了毛XX而获罪的，人们称他们为“丙辰五君子”。
5、田家英是自杀还是他杀
毛XX活着的时候，说田家英是自杀，谁也不敢澄清事实真相。毛死后，田的家属上书邓小平、胡耀邦要求汪东兴澄清田家英是自杀还是他杀，警卫员朱国华为什么自杀。
黄克诚代表中央纪委找汪东兴谈话，让他三天内写出交代材料。汪态度生硬地说：“你们查到主席头上来了！”黄克诚表明是邓小平、胡耀邦的决定。汪东兴才写出交代如下：我奉毛XX之命，带着卫士朱国华到中南海永富堂与田家英谈话，田愤怒地摔了茶杯，朱国华开枪打死田家英，后来朱国华自杀了。
汪东兴只说出是朱国华枪杀了田家英，不是自杀。至于谁指使朱国华杀田家英，朱国华之死是自杀还是灭口，仍然是个迷，其中奥秘读者自己去想吧！
6，逆境中的雄鹰——遇罗克之死
遇罗克是个有思想有才华的杰出青年，父亲遇崇基原为水电部工程师，母亲王秋林是北京市工商联委员、全国妇代会代表。1957年均被打成右派。遇罗克才华横溢，学习成绩优秀，但因是右派子女而被拒之大学门外。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遇罗克先后写了三篇文章，批驳姚文元对吴晗的歪曲与污蔑——《从〈海瑞罢官〉谈历史遗产继承》《从马克思一封信想到的》《和机械论者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日《文汇报》把遇的文章作为反面材料发表了。
“文革”初期，流传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1966年冬，遇罗克写了《出身论》在《中学生文革报》上发表，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反响。
毛XX和“四人帮”一伙，对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恨之入骨。遇被冠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罪名，日被捕。遇罗克在审讯中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日英勇就义，为反对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贡献出短暂的一生，死时才22岁。（《我所了解的遇罗克冤案》，作者苏双碧，《炎黄春秋》1999年第6期）
十一、毛XX的文化专制主义
1、开国后第一桩文化冤案——批判电影《武训传》
解放后，江青是中宣部电影处处长，成了毛XX在文化领域的“哨兵”。
1951年初，电影《武训传》先后送中宣部、文化部审查，同时在中南海请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领导“审看”。其后，毛XX也调看了此片，均被肯定通过。1951年2月，影片在全国公映，好评如潮。
4月25日，报刊突然对电影《武训传》展开批判，并扩展到批判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XX亲自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责影片犯了“投降主义”错误。本来属于文艺思想认识的问题，由于毛XX的介入，成了整人的政治运动。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对影片主创人员的大围剿，拉开了清洗知识分子的序幕。
影片已经审查通过，毛XX看过并没有什么意见，为什么事过两个月后，他又亲自写社论挑起这场政治运动？是江青从中做了手脚。江青为什么对已经去世的陶行知也不能放过，还要从30年代江青在上海的绯闻说起。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安徽徽州，1909年入金陵大学文学院，1914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发起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从事教育改革事业，享誉海内外。抗日救亡身先士卒，争取民主急流勇进。1946年7月，民主运动领袖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当局暗杀，陶行知也被列入暗杀黑名单，他无所畏惧，答称：“我等着第三枪！”李、闻被暗杀8天后，陶行知脑溢血死亡。当时，陶行知被誉为“民主魂”。
陶行知生前，把武训当作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把《武训先生画传》介绍给电影导演孙瑜，希望他改编成电影。
三十年代江青与前夫唐纳婚变，重新投入旧情人俞启威（黄敬）的怀抱，唐纳失恋，两次自杀获救，陶行知曾作《送给唐纳先生》一诗，劝慰好友唐纳：“夜莺不比燕子，她不会再找您的门庭。如果拖泥带水，不如死了您的心……”江青为此恨上了陶行知，虽死也要“批倒批臭”，以解心头之恨。
由江青发起，毛XX介入的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是迫害知识分子的序幕。先是思想清洗，接着是政治清洗。陶门弟子纷纷中箭落马；育才学校校长孙铭勋夫妇，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1961年死于饥饿；高足张宗麟、方与言被打成右派；导演孙瑜、主演赵丹及夏衍等一大批参与影片拍摄的人员在“文革”中再次被批判、监禁，有的被迫害致死。这个大冤案直到1985年才彻底平反。（《江青：插手“开国第一次文化冤案”的隐情》，作者唐少权，《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2、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
俞平伯（），浙江德清县人，父亲俞阶青是前清探花。俞平伯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曾赴英、美留学。曾任燕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诗人，作家。建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全国人大代表。
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是由他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加上解放后撰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两万字文章综合而成。由文怀沙写跋、用毛笔写书名，1952年9月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共13万字。书出来后，俞平伯颇受读者注意。毛XX喜读《红楼梦》，知道俞平伯是研究《红楼梦》的，在他的授意下，把俞平伯补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蓝翎和李希凡写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寄北京《文艺报》及其它报刊，到处碰壁，只好在山东大学的《文史哲》刊物上发表。校刊寄给山东籍的中央领导，人手一份。江青看到了，把这篇文章在北京到处不发表的情况向毛XX汇报。毛XX说话了：“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日，毛XX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和其它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的信，点燃了向俞平伯开火的序幕。
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质问文艺报》；接着中国作协主席团作出决议，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文怀沙写的《红楼梦研究》跋也被毛XX点了名，质问文怀沙党性那里去了，文怀沙有党性，是资产阶级党性！并把俞平伯与胡适联系起来，原本是学术争论问题，由于毛XX夫妇的干预、介入，成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
“文革”一开始俞平伯就被抄家，扣发工资，只给少量生活费，把他赶到一间又破又小的房子里住。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来我国访问的外国学者、华裔学者逐渐增多，有许多人打听他的下落，要求与他见面。当局不得不给他调整房子，补发工资。他点完钱后，非常幽默地对来人说：“这只是本钱，利息哪？”来人说：“没有利息。”俞先生说：“工资是国家发给我的，扣这么多年是错误的，今天你们来送钱就是很好的证明，还本付息是个常识。其实，我并不在乎几个钱，我是对有些人信不过，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担心他们从中贪污。”俞老的幽默说得几个来人无言答对，面红耳赤，狼狈不堪。（胡天培：《俞平伯的风骨》，日《北京晚报》）
文怀沙当时在中宣部工作，也倒了霉，“文革”中被认为是俞平伯向党进攻的同伙，被抄家，作为漏网右派和漏网胡风分子被关押10年。
毛XX支持的两个“小人物”之一蓝翎1957年也成了右派分子。
3、毛XX发起批判马寅初人口论，使人口多增加几个亿，后患无穷
马寅初作为经济学专家，非常关心我国人口增长速度过快的严重性。50年代初，他多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呼吁，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他的五万字论著《新人口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全国为之轰动，纷纷来信对马老的远见卓识表示赞同。
毛XX信奉斗争哲学，他的名言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好大喜功。他非常欣赏“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神话。要搞“三斗”，没有大量的人，怎么实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在他心目中，人的文化层次越低、思想越简单越好。所以他说：“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因为这样人头脑简单，容易蒙蔽，不会说三道四，好指挥，好摆布。他需要的人是“驯服工具”、打手、炮灰。他不怕打核战争，说：“中国人死几亿，还有几亿。”这就是毛XX心目中人的价值，为了实现他的野心，死多少中国人，对他而言都是无所谓的。
基于毛XX关于人的价值观，对马寅初的建议不但没有采纳，反而组织报刊进行大批判。康生对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布置说：“要像批判美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批完了北大校长要换人的。”
马寅初忧国忧民的好心，变成了驴肝肺，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他们给马寅初定性是：反动学术权威；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野心家。批判他的文章总数超过200篇。
包括周总理在内许多好心人，担心马寅初的政治前途，劝他写个检讨认错，并示意胳膊拧不过大腿，批判是毛XX组织的。马老铁骨铮铮，坚持真理，不向恶势力屈服，声明：“历史将证明我是正确的”，并向教育部提出辞呈，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人口论：毛XX与马寅初》，作者辛平，《炎黄春秋》精品书系）
毛XX不懂经济，又不听专家建议，独断专横，错误批判马寅初，使中国人口多增数亿。
毛XX死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GDP增长率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去年达到11.7%，世界第一。虽然如此，我国仍然是一个低工资、低福利的贫穷国家，增长率再高，被13亿一除就微乎其微了。
毛XX在人口和农民问题上给后人留下的后遗症，恐怕几个世纪也难以恢复。农民问题，城乡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是最大的政治隐患。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不好会亡党亡国的。
4、是百花齐放，还是一花独放
建国初，刘少奇看过电影《清宫秘史》，赞扬影片是爱国主义的。但因为与毛XX看法不同，也成了他被定为“内奸、工贼”的罪行，口诛笔伐。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连这样一点自由都没有，更何况一般平民百姓。
1956年毛XX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天真的知识分子，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春天来了。其实不过是“引蛇出洞”的钓饵而已。1957年55万知识分子落入毛XX设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
60年代毛XX对文艺界两个批示，把文化部说成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所有的协会都成了“裴多菲俱乐部”；到了“文化大革命”，毛XX又把中宣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定性为“阎王殿”；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音乐、美术、电影、戏曲、小说都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它们的作者都成了牛鬼蛇神，被批判、专政，入狱，迫害致死。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孔孟的儒家思想影响着全世界人民的思想，毛XX却粗暴地、不加区别地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人类善良美好的基础，假恶丑代替了真善美。从此，中国人民的文化、道德素质下降，邪恶上升，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充满人间。毛XX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实际成了一花独放，一家独鸣的局面。
百家音声绝，万花齐凋谢。
八个样板戏，独唱寒江雪。
我们曾经有一个不美好的时代，还要我们赞美它，这就产生粗鄙的虚伪，这是真正的虚伪。（作家：曹文轩）
十二、一代枭雄毛XX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是一部改朝换代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有多次农民起义取得了政权，结果都是改朝换代，最后，农民领袖坐龙廷当皇帝。毛XX的革命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掌权后也是如此。
党中央离开西柏坡前，有“进京赶考”之说，意思是要接受李自成、洪秀全等农民革命领袖的教训，要经得起掌权的考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XX没有经得起掌权后的考验，建国后不到十年他就原形毕露，完全蜕变为政治腐败、生活糜烂的封建法西斯暴君。在他执政27年中，有数千万人被整死，饿死，经济也被他折腾的到了崩溃的边缘。
从不到10年，毛XX打着党中央的旗号，发动了三次政治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政策一次比一次左，死人一次比一次多。使无数幸福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这三次政治运动像瘟疫一样，给党、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和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1、毛XX“引蛇出洞”的骗局使党的诚信滑落到谷底
毛XX出身农民家庭，没有大专、留学学历，也没有精读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罗隆基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的言论刺伤了他没有学历的自尊，他对有高学历和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有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阿Q心理。他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没有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越多越愚蠢”；“秦始皇只坑了460个儒，我比他多一百倍”；树立“白卷英雄”张铁生为全国青年学习的榜样；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中国八大阶级敌人排列为：地、富、反、坏、右、敌、特、叛。知识分子排列第九，介于敌我之间，要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这样的思想偏见，中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可想而知。轻视知识，排斥、仇视知识分子，是毛XX的一贯思想。历次政治运动受害者都是党内外知识分子。
毛XX觉得通过个案整肃知识分子还不够，必须通过一场大的政治运动，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只许他们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不许他们说三道四。杀鸡给猴看，才能使所有知识分子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才便于他搞终身制独裁统治。大规模围歼知识分子是毛XX蓄谋已久的计划。
1957年整风是虚，“反右”是实。
毛XX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承诺。这些花言巧语是“引蛇出洞”设下的钓饵。天真的知识分子信以为真，结果55万知识分子跌入毛XX设下的陷阱，成了政治上的死囚，中国四大阶级敌人的队伍又扩大了一个新成员——右派，成了牛鬼蛇神队伍中的“老五”。
“反右”斗争结束后，承蒙毛XX对右派的“宽恕”，对右派没有像斯大林那样肉体消灭，而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数十万右派，被押送到全国各地的劳改农场进行思想改造，如东北的北大荒，甘肃的夹边沟等荒凉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带。在60年代初大饥荒中，由于冻、饿、伤、病，有成千上万“右派”死在远离亲人的异乡。他们的尸体被草率地埋在冰冷的荒原上，连一片芦席也没有。由于周恩来总理及时关注纠正，才使死亡没有继续扩大。实际上，劳改农场的条件还不如监狱，在监狱关押的犯人有刑期，表现好的，还可以提前释放，病了还有“保外就医”，不会饿死冻死。而右派在农场劳改是没有期限的，许多人在农场劳改了22年，直到毛XX死后才摘帽释放。（戴煌：《流落到北大荒的右派们》；邢同义：《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没有被送农场劳改者，人身也无自由可言。除了群众监督之外，对每个右派还指定专人随时打“小报告”汇报他们的言行，包括夜间说的梦话。“右派”子女、亲属政治上受歧视，不能参军、入党、出国、提级、上大学等等。在我国，一旦被贴上“右派”的政治标签，摘帽、改正、入党也无法恢复清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右派”就像烤糊了的面包，永远是黑的——朱镕基已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左”爷爷们的心目中，他仍然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与毛XX所说“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同义语，是打倒和革命的对象。
有些“右派”虽然熬过了1957年，却死于“文化大革命”。请看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文革”中的毁灭：
林昭——女，原名彭令昭，林昭是她的别名，苏州人，1932年生，1957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三年级学生，被打成“右派”。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下降到猪狗不如，仍不肯“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期间她给中央写信，为刘少奇、彭德怀和她的同学谭天荣（北京大学男生，右派，1957年毛XX点过他的名）鸣不平，结果被判刑20年。其父听到这个判决后自杀。林昭不服，喊冤绝食，因“态度恶劣”被枪毙，公安部门收子弹费，可怜的妈妈也自杀而死。
王冰——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才华的青年电影导演，我关“牛棚”时的难友。其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期间，带着他和弟弟王杰（音）全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王杰当时是小学生，“捉汉奸”时总是让他扮演汉奸，在游戏时说过“反动话”，在延安整风“抢救失足者”运动中被“抢救”，在逼供诱供的情况下，王杰承认“反动话”是父亲教的，结果其父被捕，未经审判被秘密处决。
解放后，王杰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57年整风中他向党交心——由于当时年幼无知，经不起逼供的折磨，说假话害了父亲。“反右”运动中，王杰被划为“极右分子”，年青的大学生经不住这样的打击，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王冰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罪名被专政关进“牛棚”，自杀而死，终年43岁。
林昭、王冰两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都毁灭于毛XX极左路线。像这样血淋淋的家庭悲剧，在毛XX时代成千上万，无法计数。
毛XX的湖南老友罗稷南，非常大胆地向他提出：如果鲁迅还在世，1957年会怎样？毛XX回答：“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根据鲁迅先生的性格，也许等不到1957年，55年就和胡风一样成为阶下囚了。
毛XX把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视为蛇蝎，他把“引蛇出洞”的骗局说成是“阳谋”。不管毛XX怎么诡辩，群众再也不敢推心置腹讲心里话，“沉默是金”成为知识分子的座右。广大党员干部为了保住自己的党籍、职务、地位只能做逆来顺受的羔羊，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成了他们的护身符。
毛XX的“引蛇出洞”骗局使党和国家的诚信滑落到谷底，他自己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也变成了阴险可怕的伪君子。
1957年“反右”运动，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大转折。从此，毛XX给知识分子加上了“资产阶级”的头衔；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敌、特、叛之后，称为“臭老九”，请看一首打油诗——咏“臭老九”：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名曰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口吐真言遭批判，反动皆因知识有。
假如孔孟生今世，也要挂牌满街斗。
毛XX死后，根据1978年中共中央55号文件，给所有“右派”摘帽，并对错划者改正。复查结果，全国55万右派只有97人没有改正。
可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维护毛XX的威信，仍然肯定扩大5700多倍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不给改正者补发工资。
2007年6月，是毛XX发动“反右”运动50周年。
海外爱国华侨纷纷发表文章，纪念这段苦涩的历史，凤凰电视台接连一周有所报道，其中有两条值得注意。
新加坡国家报纸专门发表社论，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彻底否定1957年“反右”运动。
1957年毛XX鼓动民主党派大鸣大放，刘少奇找当时的统战部长利瓦伊汉说：有些问题在党内不好讲，希望章伯钧在人大、政协讲一讲。李向章转达了刘的意思，这就是章伯钧关于“政治设计院”发言的初衷。章为此被打成“右派”后，他并没有把责任推给刘少奇，一直守口如瓶，直到50年后才真相大白。（日到17日，凤凰电视台杨锦麟《有报天天读》）
2、1958年毛XX头脑发热，制造了全国性大饥荒，四千万人饿死
中国农民是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强大后盾，农民是用尸骨铺路让毛XX走上至高无上宝座的。农民积极参加解放战争支援前线，是因为共产党承诺全国解放后，实现“耕者有其田”。
陕北农民李有源发自内心唱颂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XX。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但毛XX欺骗了中国农民，掌权后他把农民踩在脚下。
我国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可是，中国农民从来没有享受过“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毛XX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中国宪法成了点缀粉饰社会的一纸空文而已，连国家主席都保护不了，何况农民。
中国共产党把农民从封建地主剥削下解放出来，不久，毛XX又把农民收进更为狭窄的牢笼。用户籍制度、统购统销政策，将农民死死钉在农村的土地上，他把城市和农村分割成两种经济、两种社会、两种人群、两种生活方式，农民成了三等公民。农民对自己劳动收获的成果没有自主处理权，农副产品由政府廉价统一收购。农民是种粮食的，却一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
50年代初，民主人士梁漱溟在政协会议上为农民讲了几句公道话，作为党和国家领袖的毛XX，没有等梁老把话讲完就中间打断，像泼妇一样当面辱骂梁老是“伪君子”，“你美！你比西施还美！”……当众把老人轰下讲台。
土改解放了生产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没有发挥出来，毛XX就逐步把才分到的和农民原有的土地强迫收归集体所有，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到了1958年人民公社，毛XX对农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剥夺，连锅碗瓢盆都得交给公社吃大锅饭。数亿中国农民成了两手空空，没有任何生产生活资料的农奴，连养几只鸡也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大跃进中，毛XX头脑发热，相信“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浮夸风，有些领导者投其所好，争放高产“卫星”
——亩产万斤、十万斤……
毛XX是搞阶级斗争整人的行家里手，搞经济建设的白痴，管理国家的败家子，主观武断，不懂又不听专家劝告。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这些浮夸之风，不分析调查不辨别真假，反而提出“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于是，全国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并狂妄地提出15年超英赶美。把农民组成班、排集体劳动，把男女分开居住，妄图消灭家庭。
瞎折腾的结果是几千万农民被活话饿死。毛XX的“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把中国农民祸害苦了。
辛子陵的巨著《红太阳陨落：千秋功罪毛XX》一书在“共产主义地狱”一章中，对农民的苦难有详尽的论述。
三年大跃进全国共饿死人，大部分是农民。
饿死人最多的是四川省：9402000人，占总人口13.07%。按百分比最高的是安徽省：6330000人，占总人口18.37%。
四川省温江专区东阳五大队第一生产队共491人，仅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1月，就虐杀并吃掉7岁以下的幼女48名。
河南省光山县十里公社高大店大队吴围子小队，提供了有名有姓、有死者亲属证明的名单。全队120人中有72人饿死，占61%。（名单略）
毛XX对中国农民的剥夺与祸患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农民发出痛苦的呼喊：“想社会（主义），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上书毛XX，为民请命，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病；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与会者心里都明白真理和正义在彭德怀一方。毛XX却恼羞成怒，暴跳如雷，7月23日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激烈的讲话：“话有两种，好话坏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听，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我不放弃”；“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军队！”毛XX的不讲理、惹不起的无赖痞子性格在大会上做了充分表演。邪恶战胜了正义，真理屈从了谬误。讲真话为民请命的彭德怀、
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薄一波著《关于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少将挺身而出，斥责吴法宪对彭德怀的诬陷，当场被戴上手铐，押出会场。
由于同情支持彭德怀被划为“军事俱乐部”成员，被撤职的还有邓华、洪学智上将、万毅中将。
毛XX虽然用他的特权打倒了彭德怀，但是非曲直，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彭德怀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为民请命的彭青天，身经百战的民族英雄，共产党人中的精英。毛XX最担心的是群众不服，为彭德怀翻案。以批判《海瑞罢官》为前导的“文化大革命”其实是庐山会议的继续。
毛XX往邪路越走越远——一场更大的政治瘟疫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3，十年“文革”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野蛮、最黑暗的一页
农民革命领袖一旦掌握了权柄，无不想方设法自己神化自己，无不想方设法愚化百姓，因为文化层次越低越容易被蒙蔽、受欺骗、越容易任人摆布。毛XX和历代帝王一样，坐稳龙廷后，为了给自己独裁统治扫清道路，都要清官侧，杀功臣，斩良将，消灭知识分子，使所有的人都臣服于自己的脚下，以巩固其终身制统治。
毛XX发动“文化大革命”虽然打着党中央“防修反修”的旗号，其实并不代表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是为了巩固他个人的终身制独裁统治。
毛XX发动“文革”的另一个目的是想方设法抬高、美化自己，掀起全国、全世界对他的崇拜。他不但要使自己成为中国的第二个秦始皇，还想输出毛XX思想，称霸全世界，实现他“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野心。为了实现他的黄粱美梦，死多少中国人都无所谓。正像他自己所表白的：“中国人死几亿，还有几亿！”在毛XX心目中，中国人的生命价值轻如粪土。
四十五年前，由毛XX发动的这场政治瘟疫，比前两次运动规模范围更大，波及全国每个角落，涉及每个家庭，触及每个人的灵魂，连托儿所的娃娃也不得不介入这场动乱。其规模之大，死人之多，时间之长，是史无前例的。
十年“文革”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最野蛮的一页，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叶剑英元帅说：“文化大革命整了一亿人，死了两千万。”（李锐：《如何看待毛XX》）
“文化大革命”，摧毁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及其创建这些历史文化的新老知识分子——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下至当今的吴晗、邓拓等。实际上被他革掉的都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瑰宝，知识分子的精英。
毛XX把中华民族的忠孝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弃之如敝履，不分糟粕与精华一概摧毁。其结果是：党的威信跌落到低谷，文化断层，经济崩溃，邪恶上升，人民的道德素质大倒退；在世界人民心目中，中国成了愚昧、无知、野蛮、没有人权的邪恶流氓国家。
“文化大革命”，是以毛XX为首的阴谋家、野心家整好人，他要打倒的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的精英。
毛XX搞经济建设是外行，搞阶级斗争整人却是行家老手；他就是靠这个起家，坐上龙廷的。
他知道用党内正常的组织手段，将刘少奇等一大批革命干部置于死地是不可能的，必须把他过去搞运动伤害群众的积怨转移到刘少奇身上，挑起众怒，制造混乱，搞痞子运动，借刀杀人，才能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阴谋计划。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故意离开北京，到南方休闲，横渡长江，游山玩水，特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交给刘少奇，给人一种错觉，好像他很相信刘少奇。实际上，这是他为刘少奇设下的陷阱。
刘少奇为了使“文化大革命”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按照以往搞运动的经验，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和文艺单位。工作组当然不会把矛头指向党内的当权派，而是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把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和群众——挖“黑帮”、抓“右派”，把“牛鬼蛇神”扫地出门，轰到农村去。过去和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毛XX都是这样干的。当工作组干得正起劲的时候，日，毛XX起驾回京，指责刘少奇执行了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
7月24日，毛XX决定撤消全国的工作组，解放了受到工作组打击的所有“反革命”、“右派”、“黑帮”。连被轰回农村的“黑五类”也被接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
毛XX成了受害者的大救星。被解放的受害者流着热泪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XX”。群众对刘少奇怨恨的怒火已被毛XX煽动起来了，他审时度势，先后发表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他自己的《炮打司令部》。他自己搞阴谋，反而倒打一耙，在他的大字报中，指责刘少奇“何其毒也”。
毛XX放出的毒箭，使刘少奇陷入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成为众矢之的。毛XX不愧是整人的高手，他阴谋得逞了。
毛XX整人经常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是“借刀杀人”，手上不留血迹——蒙蔽利用青少年学生的纯真热情、年幼无知，鼓动他们起来造反夺权，打倒各级党委，砸烂公检法，搞无政府主义，制造混乱，在混乱中实现他的阴谋诡计。他身穿军服，在天安门城楼上，八次接见红卫兵。
日，在接见女红卫兵宋彬彬时，给她改名为“宋要武”，鼓动她“文化大革命”不能文质彬彬；江青与他密切配合。北大附中17岁女红卫兵彭小蒙，当着江青的面，用皮带抽打北京大学工作组组长的脸，江青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拥抱、亲吻彭小蒙，以示鼓励；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在毛XX、江青夫妇和社论的煽动鼓励下，那些正处于花季的孩子们，像着了魔一样，打砸抢抄抓，抹黑脸、戴高帽、喷气式、剃阴阳头、罚跪、挂牌子、游街，血雨腥风，一场民族浩劫从天而降。由毛XX一手策划指挥的痞子运动开始了。
北京市远郊区有些公社、生产队，为了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向毛XX献忠心，一夜之间把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连同他们的家属都活埋了。
王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野蛮性和残酷性的文化根源》回忆文章中写道：“日至9月1日，北京大兴县先后杀害四类分子352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只有38天，有22户全家被杀绝”。芦成公社新立村杀了56名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反而诬陷四类分子杀了50多名贫下中农。周总理派记者林晰去调查，却不许进村。杀红了眼的农民说：“你们是干什么来的？要是为地富翻案，你们可就是有来无回了！”（《我亲身经历的文革》，作者林晰，2006年第9期《炎黄春秋》）
首都杀“黑五类”的阴风很快传遍全国，地、富、反、坏、右被推上毛XX设下的祭坛。湖南是红太阳升起的地方，零陵地区道县永祥铺区区长袁甫礼组织基干民兵120人开誓师大会，动员要杀尽本区四类分子，三天杀了569人；清塘区人民政府武装部长关有志，指挥带领民兵杀害207人；下蒋大队贫协主席陈登义见本村地主子弟陈高肖新婚妻子漂亮，于日杀死陈高肖后，造舆论说：“朱家湾、倒水洞一带，地主婆都给贫下中农开了大锅饭，我们这里为什么不开呢？杀都杀得，哪里还有搞不得的道理呢！”他组织12名民兵“开大锅饭”，轮奸了陈高肖的妻子。因此女是贫农女儿而没有杀她，为她“落实党的政策”，把她抬到老贫农陈月高家，强迫她嫁给老光棍，又遭受陈月高的蹂躏。（辛子陵：《红太阳陨落——千秋功罪毛XX》）
“文革”结束后，我厂的《万水千山》摄制组到延庆黑山寨公社拍外景。当地人以为我们是中央来的调查组，向我们反映：“文革”初期，一天夜里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都被活埋了！
北京市郊区，一个老奶奶抱着孙子一起被推进坑内活埋时，不懂事的小孙子喊着：“奶奶，我的眼睛进土了，很难受。”奶奶：“孩子！等会就好了！”（日凤凰电视台《世界论中国》杨锦麟）
描写一个人的死是悲剧，笼统地说一百万人被杀害只是一个概念化的数字。在“文革”中，每个家庭的苦难与死亡都有催人泪下的故事。
成批活埋中国老百姓的罪恶，日本鬼子在南京大屠杀中曾经干过；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北京市远郊区也发生多起这样的惨案。
又如，广西许多地方流行在光天化日下脔割支解“牛鬼蛇神”等活人，然后煮熟分食的野蛮暴行。仅在武宣县，被吃的就达一百几十人，其中被吃肉后砍头的1人，挖心肝的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北京文学》1998年9期）
我夫人的姨父黄雨声，是北京市宣武区虎访桥小学校长，1957年“右派”。“文革”初入狱，后期押送回原籍，自缢而死。我夫人的大舅张容寿就因为出身不好被红卫兵打死。三嫂表弟媳黄佳馨，北京市女一中校长、党支部书记，“文革”中自杀。我的同事，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影师丁善发的岳父孙琢良和他妻子同时被红卫兵打死，孙琢良是北京王府井大街“明明眼镜公司”高级技师。
著名作家老舍、邓拓，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言慧珠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受不了这样的人格侮辱，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
在红卫兵抄家“破四旧”高潮中，光是北京市就有九万多人被扫地出门，轰回农村老家，许多人到农村后就自杀或被当地农民活活打死。
毛XX这个迫害狂对这些野蛮、残忍、没有人性的行为，带有煽动性地说：“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有许多家庭全家或夫妇双双死于“文革”：
萧光琰1920年出生于日本，后移居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妻子甄素辉是孙中山秘书的女儿。萧光琰在美国美孚石油公司搞科研工作，他们有一个美好的家。建国初期广招人才，萧光琰夫妇响应号召回到祖国，为新中国服务。1951年开始的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主要是针对美国文化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萧光琰被怀疑是美国派遣回来的特务；1957年“反右”当然也少不了他，原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了解萧光琰是爱国的知识分子，萧、白两家一直关系很好，在白介夫的保护下，萧光琰渡过了多次政治运动关。
“文化大革命”中，白介夫自身难保，萧光琰首当其冲被迫害致死，他夫人甄素辉和他们14岁的女儿萧洛洛一起服毒自杀。几天后，当人们发现母女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相抱，已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2005年7期《炎黄春秋》，白介夫：《我与萧光琰的苦涩友谊》）
《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夫人袁震和小女儿三人被迫害死亡。
翻译家傅雷夫妇同时自缢而死。
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著名诗人闻捷和夫人杜梅芳，同时自杀；
著名摄影记者，《开国大典》拍摄者陈正青，和他的妻子何慧在“文革”初期双双自杀而死。
武汉大学刘绶松，著名文史学家教授，与夫人双双上吊自杀；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系主任、指挥家杨家仁与他的妻子程卓茹副教授二人同时自杀……这样的家庭悲剧，在毛XX时代成千上万。（《“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作者赵淮青，《炎黄春秋》2000年1期）
当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被打倒，各级党委和公检法被砸烂后，红卫兵作为杀人、制造混乱的工具已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毛XX提出：“是红卫兵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强迫红卫兵上山下乡，美其名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至此，天真的娃娃们才明白，被毛XX当枪使上当受骗了。
毛XX鼓动红卫兵和青年造反，但是，他对那些头脑清醒，能独立思考，善于辨别是非的杰出青年却恨之入骨。对他们的镇压，比对真正的敌人更狠毒。有些人因为对“文化大革命”有疑问，为彭德怀、刘少奇鸣不平，被以“现行犯革命”、“恶毒攻击”等罪名处以极刑：枪毙张志新前，怕她呼口号，割断了喉管；枪毙大学生王申酉前，用竹签子穿舌头；枪毙林昭后向她母亲收子弹费；黎九莲被活体取肾后枪毙，家人不敢去收尸，曝尸荒野，被流氓割去乳房和阴部；钟海源（黎九莲的女教师）被枪毙。黎九莲是女中学生，被杀害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摩罗著《自由的歌谣》）
八一电影制片厂在“文革”中是重灾区，江青多次来厂干预、指挥八一厂的运动。她在全厂大会上，像泼妇一样骂著名导演严寄洲是“王八蛋导演”，并从中南海的8341警卫部队抽调一批干部、战士充实到各个基层部门指导运动，所谓“掺沙子”加强领导。
全厂有200多名领导干部、电影艺术家、技术骨干被以各种罪名分别关进“黑楼”（私设的牢狱）、“牛棚”和中队（科、室、车间），实行三级专政。除了当时在社会上流行的各种侮辱人格的非法手段外，八一厂的造反派还利用制片厂特殊设备，私设监狱，进行惨无人道的拷打刑讯逼供。
八一厂拍摄的《怒潮》是写湖南平江农民起义的优秀故事片，却被认为是歌颂彭德怀的，编剧郑洪、导演史文帜、作曲巩志伟均被关进“牛棚”专政。郑洪被迫自杀。批斗导演史文帜时，他的眼睛被打伤，胳臂被打骨折；批斗著名演员王晓棠时，她的脸被打肿，还往她的身上抹桃毛；连三四岁的小女孩也被批斗。“文化大革命”中八一厂有3位导演、1位编剧自杀。
在我的家人、亲戚、同学、同事、朋友中，有30多人在“文革”中自杀或被红卫兵打死。毛XX死后，都平反昭雪。
结语：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如何评价毛XX千秋功罪，能不能与毛XX的罪恶划清界限，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由于邓小平千方百计地掩盖、保护毛XX的罪恶，毛派分子非常嚣张，公开宣称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政权，为“四人帮”平反。
据内参披露，目前，社会上活跃着一股极端的政治势力，内参称“另类”毛派，之所以称“另类”，是想与体制内的坚持高举毛XX思想派区分开。
因为，体制内毛派和“另类”毛派都高举毛XX思想旗帜，有共性，你说我假，我说你假，纠缠不清。
“另类”毛派组织全国有58个，成员人，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6个。他们以推翻现政权为活动目标，称现政权是假共产党政权，他们的政治纲领和口号是：打倒邓小平，为“四人帮”平反，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推翻现政权。
因为“另类”毛派拉着毛XX这面大旗当虎皮，对于没有经过“文革”浩劫的青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党中央虽然想取缔，但由于都高举毛XX思想这面大旗，意识形态上纠缠在一起，而态度暧昧，难以下手，还没有把这些明目张胆的反动组织的领军人物绳之以法。
日，李成瑞等73人上书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建议》，采用拉胡捧毛贬邓批江的策略，企图全面恢复毛XX的极左路线，并在网上发表大量文章，颠倒黑白，歪曲历史，把整死、饿死几千万人的悲惨的毛XX年代描绘成世外桃源。
日，极左派在天津集会，举办“缅怀主席，革命不息”大会，领军人物、部队作家魏巍在会上朗诵诗歌《让革命烈火燃烧吧》并带头呼口号：“毛XX思想万岁！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府！”中宣部虽然派观察员参加大会，却不敢制止。为了壮威制造声势，会议主持人大放《造反有理》语录歌。
像这样的集会在北京、昆明、郑州、延安等城市都举行过，与会者情绪激动，会场外还朝天鸣枪，表示要展开武装斗争。
一个叫马宾的部级干部给中央写信，在网上发表文章，认为邓小平背叛了毛XX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路线，改革开放，不抓阶级斗争，污染了毛XX创建的共产主义天堂。大骂邓小平是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叛徒；在网上炒作要“彻底为毛主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平反……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他们指控现政权推行“五假”路线——假人民政权、假社会主义、假共产党、假马克思主义、假科学发展观。
从政治纲领和口号看，“另类”毛派是货真价实的毛派。对“另类”毛派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当务之急，是全面评价毛XX，把毛XX时代的真相告诉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拨开被蒙蔽者心中的迷雾，使极左派政治上孤立，没有毛XX这根稻草可捞。
党中央越软弱，极左派越嚣张。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在“另类”毛派向党中央进攻之际，民间出现“零八宪章”建议。要求落实包括宪政在内的普世价值——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人道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对涵盖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在内的普世价值持肯定态度。认为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并非资本主义独有，而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追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
普世价值观无非就是引导教化人们，以人为本比以其它为本好。
人要有尊严地活着——自由比奴役好；民主比专制好；法治比人治好；普选比终身制好；平等比特权好；尊重比歧视好；和谐比斗争好；仁爱比冷漠好；多彩比单调好。这一切美好的愿望，是全世界人民追求的真谛。
“零八宪章”凝聚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共识，得到海内外开明人士的签名支持。但是，起草发起人之一刘晓波博士被捕并判了11年刑。
吴邦国委员长却公开宣布：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
自由、民主、人权、博爱、平等、人道主义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财富，我国不执行没有道理，不能把这些文明成果说成是“西方那一套”。吴邦国作为国家领导人，过于愚昧无知。世界上没有“多党轮流制”，民主国家由哪个党执政，是通过民主普选决定的。普选产生的政权比一党专政进步。
中国主流媒体对普世价值的声讨越来越升温，不仅一些著名学者口诛笔伐，连一些权势显赫的政要也纷纷出马，公开向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普世价值观挑战。
日，被称为“反伪科学斗士”的司马南在《经济观察报》题为《普世价值很像神话》的访谈中批判“普世价值传销是世界性的有组织的政治欺骗”；“以我多年与骗子打交道的职业眼光看，普世价值传销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大大超过图财害命的神功大师”；“普世价值是和平演变的毒药”。像他这样攻击普世价值的文章还有：
8月29日，《北京晚报》发表题为《虚伪的新闻自由与媒体的社会责任》；9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冯虞章的文章《怎样认识所谓“普世价值”》；9月16日《光明日报》刊登《一些人鼓吹普世价值实际就是西方的价值》；11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贵在保持清醒头脑》……
吴邦国的讲话“决不照搬西方那一套，决不搞多党轮流制”的声明，也是针对普世价值的。
此外，坚决反对普世价值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副院长侯惠勤，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徐天亮。他们都认为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文明、自由、民主、人权、公正、平等、人道主义等是封资修产物。在他们看来，现在的改革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倒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天城还引用毛XX的话说：“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批判普世价值的阵营公开宣称温家宝总理是“赵紫阳集团”新领袖。张德勤在《乌有之乡》网站发表《“赵紫阳集团”是当前最凶恶的敌人》。
只有重新评价毛XX，把他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向人民讲清楚，从根本上揭穿毛XX“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的画皮，改革派才有话语权。
不批毛，改革开放永远没有话语权；不批毛，中国不可能进入民主社会；不批毛，台湾和大陆除非动用武力不可能统一；不批毛，中国共产党没有希望，只有死路一条。
全面评价毛XX的千秋功罪，是端正党风、深化改革不可回避的政治大事。毛XX欠中国人民的血泪账迟早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越早越主动。全党全国人民都希望早日实现邓小平同志的遗嘱。全面评价毛XX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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