粥稀稀借“馒头”炒作遭质疑_网易娱乐
粥稀稀借“馒头”炒作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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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闹得沸沸扬扬的“馒头”事件已呈缓解趋势，陈凯歌与胡戈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大众也已经对“馒头案”逐渐失去了兴趣。然而最近，媒体网络上却再次燃起烽烟，一首名叫《一个馒头引发的秘密》的歌曲迅速流传开来，创作及演唱者粥稀稀凭借他诙谐的唱腔与独到的见地引起了广大网友的兴趣。它从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视角对本来并不复杂的“馒头”事件做了全新的，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诠释，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陈凯歌与胡戈之间关系的判断。歌词大意如下：
一个馒头就两根草
一个馒头就两个包
一个馒头就两只鸟
看你这人还算有点才华！可不敢当
要不咱俩合伙炒做一把？说来听听
我先到处散播你的坏话！接下来呢
先把这件官司炒做大
后来我再说我宽宏大量！那是那是
对媒体说原谅你的鲁莽！OKOK
聘你以后成为我的左膀！赴汤蹈火
下个剧本由你一人抗
我说最无耻的只有你，你说我真不是故意的
但愿我们瞒过天，我们瞒过地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
我说我最欣赏只有你，你说我最愿意跟着你
但愿我们瞒过天，我们瞒过地
让我们生死在一起……
很明显，粥稀稀的观点不同于之前所有人，他认为胡戈和陈凯歌并非真正的对手，而是事先早已私下串通，合作上演了这么一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双簧”，好戏。
这种观点虽然新颖，但也有明显的两处“硬伤”，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质疑：第一，胡戈如何能攀上陈大导演？两人无论是社会地位、生活层次还是工作领域都有天壤之别，不可能走到一起，更谈不上私下串通了；第二，他们之间的这场所谓“交易”能达到双赢吗？从“馒头”事件的反响来看，网络上对陈大导演的负面评论排山倒海，而对于胡戈的态度却多是褒奖，两者的口碑差异巨大，无疑是对陈大导演的一种损害。的确，陈大导演通过此事增加了他及影片的曝光率，但是他又能从中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绝对不会晕傻到不顾自己的地位与颜面，“孤独求骂”的程度吧。
如此没有根据的观点，还要大肆宣扬，搞得尽人皆知，满城风雨，其动机也很明显——粥稀稀发表观点是假，借此机会炒作自己是真！在娱乐界日益进入炒作时代的今天，不断寻找着炒作热点，争抢着向热人热事上靠，早已成为了许多人借以出名的法宝。据说粥稀稀的第二张唱片就要发布了，自然需要找个机会显示一下自己，而“馒头”恰好被他叼了个正着。
本文来源：网易娱乐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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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至好友和朋友圈　　本书是一位平凡的中学教师63年的个人生活记录。然而，从中却可以看到共和国62年的真实史实。因为，本书的作者是我的长辈，我再进行编辑过程中，基本上做到了原汁儿原味儿。书中的历史细节让我震惊，平凡人的苦让我唏嘘，平凡人的乐让我感同身受。作为晚辈，我对他及他们的过去抱着同情与敬仰，对于他们的现在抱着欢欣与鼓舞，对于他们的未来我充满着祝福。　　
在此，我先奉献书的部分章节目录及内容。　　
建国前的家族记忆 　　七十年前那可怕的“热病” 　　耍钱输出个好出身：贫下中农 　　为鬼子送情报的无奈 　　1948年，我来到了这个乱世 　　文革前的岁月 　　大跃进与小学生活　　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活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大跃进”里的新鲜事：广播台、统计表、灭麻雀、文盲变先生　　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给饭钱　　中国人在最饿的时候　　六十年代的中学　　义务劳动　　学习雷锋　　在宣传队里 　　读毛著，好似催眠曲的落后分子 　　四清运动 　　让我至今都记得六十年代的世界革命形势 　　我的文革岁月 　　我的父母　　我的兄弟姐妹　　我的第一任妻子　　我的两个女儿　　我的教书生涯　　我的再婚生活　　退休了退休了，我的胆子却越来越大了：我的上访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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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钱输出个好出身：贫下中农　　老三成了当家人之后，立刻耀武扬威起来，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和气了，态度也不像原先那么和蔼了。在家里整天吆五喝六的，哭丧着一张脸，好像总有什么难事压着他似的。更明显的是，他吃起了小灶，而且每顿都做得很多，让他的亲子亲孙们一同分享那一杯羹。　　更有甚者，他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虽属小打小闹，却也输得多，赢得少。仅二、三年光景，就押出去十多亩地，还典出去一套四合院。　　可话又说回来，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要辨证地看，同一件事是好是坏，都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那时，当家人耍输出去很多家产时，固然是一件坏事。那时土地是唯一的收入，它被输出去很多，衣食所安的来源也就减少了。但十年后，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儿。到了土改时我们家可得了便宜，政府只给我们家定了个中农成分。呵呵。如果不是当年耍钱输了不少家当，那地主可就跑不了了。到那时，拿出去的可就不仅仅是钱财了。　　房子没了，原来住在房子就得给人家腾出去。哎。那白纸黑字上可有我们当家人的签字画押呀！出于无奈，全家人把碾房、磨房从室内请到室外。把牛圈，羊圈安在露天。千拼万凑，总算把地方给人家腾了出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遭顶头风。鬼子儿这时候来了。
　　948年，我来到了这个乱世　　1948年阴历十一月初二这一天，一个弱小的生命来到了这多灾多难的世道。他睁开了眼，看到的是黑洞洞。他伸开了手，触摸到了温暖。不久后，新中国诞生了。由此，我便在随后的62年里亲身体会着她的一切。作为一个普通人看到的、想到的的一切。　　在那个家庭中，我父亲是最受气的人。他就像压在大石头下面的一株小草，它以顽强的生命力挣扎着，生长着，弯弯曲曲地从石逢中钻了出来。他一年四季都有干不完的活，即使大年三十那天，他也要上山割柴。与他年龄相仿的几个叔叔们都进学堂念书了，他们学了《论语》，又学《孟子》，之乎者也的都能诌上几句。而我父亲则连学堂的门槛都没迈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睁眼瞎。　　他深深体会到没有文化的苦。于是他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的身上。其实，他的期望并不高，只是能认得钱，会写信而已。　　现在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真是太幸福了，很多孩子还没出娘胎，就已经接受教育了，那父母的甜蜜蜜，那优美动听的音乐，就早早的给他灌输了。等到刚刚咿呀学语时，那些父母们则又教他背唐诗，又让她念外语。一，两岁的孩子就能认得哪张是佰圆大钞，哪张是十圆小票。　　我记得也就三，四岁的时候，父亲经常从一个小木盒里拿出个小布包，里面是家里仅有的几分钱或者充其量也不过一两毛钱。一张一张地摊在炕上，让我认钱，我平时根本见不到钱，哪里认得呢，父亲就让我闭上眼睛，用手摸。因为他知道，瞎子数钱不用眼睛看，而是用手摸。可我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要说闭着眼睛，就是把眼睛睁得驴驹子似的也不认得呀。　　后来，他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每次让我认钱时，他都把他挖苗时用的那个工具摆在我面前，当我认不下来时，他就用那家伙打我屁股。可能他听说审犯人时，都摆着刑具吧。于是，只要我父亲把那东西往屋里一拿，我就知道没好事儿，吓得鬼也似的叫唤，胆子都被吓破了，就更没心思认钱了。不打不认得，打还不认得，打死也不认得，不认得就是不认得，反正不认得。　　咳，只能说明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望子心切。可是如果方法不对，也会适得其反。正如拔苗助长一样。　　不过，被吓破了胆儿也好，虽然不能日后呼风唤雨了，也不会日后胡作非为打老师、当造反派了。　　
　　耍钱输出个好出身：贫下中农　　老三成了当家人之后，立刻耀武扬威起来，说话也不像以前那样和气了，态度也不像原先那么和蔼了。在家里整天吆五喝六的，哭丧着一张脸，好像总有什么难事压着他似的。更明显的是，他吃起了小灶，而且每顿都做得很多，让他的亲子亲孙们一同分享那一杯羹。　　更有甚者，他竟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虽属小打小闹，却也输得多，赢得少。仅二、三年光景，就押出去十多亩地，还典出去一套四合院。　　可话又说回来，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要辨证地看，同一件事是好是坏，都不是绝对的，只是相对的。那时，当家人耍输出去很多家产时，固然是一件坏事。那时土地是唯一的收入，它被输出去很多，衣食所安的来源也就减少了。但十年后，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儿。到了土改时我们家可得了便宜，政府只给我们家定了个中农成分。呵呵。如果不是当年耍钱输了不少家当，那地主可就跑不了了。到那时，拿出去的可就不仅仅是钱财了。　　房子没了，原来住在房子就得给人家腾出去。哎。那白纸黑字上可有我们当家人的签字画押呀！出于无奈，全家人把碾房、磨房从室内请到室外。把牛圈，羊圈安在露天。千拼万凑，总算把地方给人家腾了出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遭顶头风。鬼子儿这时候来了。
　　不好意思，发重了，落了一节。在“贫下中农”之后“1948年”之前　　　　为鬼子送情报的无奈　　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我的家乡。他们在路边的制高点处修起了炮楼，安上了据点，他们在各村成立了伪政权：维持会。要各村派人按时往炮楼里送情报。送去的情报，日本鬼子都要对证核实。发现哪个人送去的情报有假，他们就用鞭子抽，棍子打，甚至用刺刀将人活活扎死。因此，没人愿意干这个差使。但政府军都无影无踪了，贫民百姓能有啥办法！都要活命呀！必须得有一个人去！　　我们家人口众多，维持会便摊派我们家出一个送情报的人。于是，当家人就指定让我爷爷干这份倒霉的差使。时间不长，我爷爷就莫名其妙地被日本鬼子的狼狗给咬死了。　　哎。可怜爷爷尸骨未寒，当家人竟又让我父亲去给日本送情报，我父亲死活就是不愿意去。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他的三叔。“三爷呀，我爸爸被日本的洋狗给拆了，尸首还没弄回来呢。您就别让我去了，好三爷了。求您了。”　　可是无论我父亲怎么磕头，怎么痛哭流涕，怎么长跪不起，当家人的心就是不软就是不依。最终，三太爷急了，他抄起棍子就打。村里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悄悄地告诉我父亲；“还不快跑，找你姥爷去呀！”。一句话，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去了邻村的姥爷家，总算躲过了一劫。那年他才14岁。
　　五十年代的小学课文令我记忆犹新　　1955年，春节刚过，父亲就把刚满七周岁的我送进了村里的小学。从那时起，就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一直到1968年高中毕业。我整整念了十三年的书，因为小学一年级我蹲了班。　　我的启蒙老师姓聂，是穆家峪人。据说解放前他曾在伪军队伍里当过一个小班长。此人高高的个子，浓浓的眉毛，密密的胡须，腿上的汗毛又粗又长，有人说他胸前的护心毛足有一寸多长，像钢刷子似的。这究竟是真是假，人们不得而知，因为老师是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坦胸露背的，偶尔挽挽裤脚还是可以的。他的腿毛我们是见识过得。　　依我看，他不象个老师，倒像个兵弁。因为村里有一个我得管叫二伯的人，就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他解放前曾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因此，我不喜欢这位老师，但我很怕他。　　聂老师工作责任心很强，每天下午放学时，他都把我们送出学校，送出很远很远。他人挺随和，没有架子，经常和村里人在一起聊天，久而久之我对他也就喜欢起来。乡下人朴实，就讲究实在，不会来虚的假的。谁家求他写个信或记个份子帐目什么的，他也不拒绝。赶上逢年过节，哪家请他吃饭，他也不推辞。　　那时候，三年级以下的语文教材都很像彩色小人书似的，图文并茂。课文内容都是一些寓意深刻的小故事。其中有好几篇，我现在还能够清楚的记得。　　如一篇课文讲的是：很早很早以前，有一个憨厚的农夫。一天，天已经中午了，他依然头顶烈日，在地里干活。这时，从天上飞来一只凤凰，落在农夫身边。问农夫：“天都中午了，你怎么还不回家吃饭呀？”农夫说：“我家里穷，没米下锅，回家也没啥吃的。”凤凰看着眼前这位衣衫褴褛，面容憔悴的农夫，顿生恻隐之心。就对农夫说：“来，你骑到我的背上，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农夫顺从的坐了上去。“你把眼睛闭上，我不让你睁时，你千万不要睁开。”农夫按照凤凰的吩咐，紧闭双眼，只听得耳边呼呼地生风。　　过了一会儿，凤凰说：“到了，睁开眼吧“农夫睁开眼，呵！只见眼前一座小山似的东西，发着耀眼的光辉。凤凰说：“这是金山，你眼前的东西都是金子，你随便拿，想拿多少就拿多少。”农夫看了看，走上前去，只拣了一块最小的装在口袋里。凤凰说：“再拿些吧”。农夫说：“行了够了”，他又坐到凤凰的背上。时间不长，就到了农夫刚才干活的地方。　　就这一小块金子，让农夫摆脱了贫困，发了大财。　　村里有个贪心的财主，他看到农夫一眨眼的工夫就发了财，他想，这里一定有什么奥秘。就去问农夫。农夫人很老实，不会说瞎话，就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那个贪心的财主，财主心想；我要碰到那事儿该多好呀。于是，他脱掉身上的绫罗绸缎，换上一件又破又旧的裤子，身上披着一条麻袋，像农夫当时那样，在地里耕耘。其实，他根本不会种地，只是装摸做样而已。他的两只眼睛却始终盯着天上，希望凤凰能立刻飞来。果然，凤凰真的来了。　　它像问农夫那样，问了财主几句话，财主说得非常可怜，而且还边说边哭，不知道的，以为全是真的。凤凰驮着他去了金山，脚刚一着地，财主就拽下身上的麻袋，拼命的往里装。凤凰催促说：“快走吧，这是太阳的家，它马上就要回来了。”财主嘴里哎哎的应称着，却头也不抬，只顾拣大块的金子装呀装呀，没完没了。凤凰连催了几次，财主还是无动于衷，凤凰只好飞走了。　　太阳回来了，财主被烤成了焦碳。　　还有一篇课文，是说，在一片森林里住着一条狗和一只大公鸡。它们兄妹相依为命。在这片森林里还住着一条狐狸。狐狸早就对公鸡垂涎三尺。由于有狗守护着，狐狸无从下手。狗要到远处去。它临行时叮嘱公鸡说：“我不在家，无论谁来，你都不要开门。”狗走了，狐狸来了，它花言巧语，骗取了公鸡的信任，打开了门，狐狸扑上去，咬住公鸡。公鸡拼命呼救：“狗哥哥，快救我，狐狸抓住我，要把我吃掉 。”可是，无论公鸡怎样呼喊，狗也听不到，因为它已经走远了。　　这一个个生动的故事，折射着深刻的道理，它教育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我们学校是复式班，一个老师要教四个年级的课。所以，教学只能穿插进行。老师在给某个年级上课时，其它年级的或做作业，或玩或闹。我则大多数时间听老师给高年级学生上语文课。觉得他们的听着新鲜。就这样，该我学的反而没学，该我做的几乎没做。　　那时，
战争已经结束，小学四五年级的课文上还保留着好几篇那时的文章。有写罗盛教舍生救人的；有写志愿军与
人民同仇敌忾，共同抗美的；有写志愿军部队生活的。记得有一篇以诗歌体歌颂志愿军炊事员的文章：我是炊事员，战斗在前线，山里没有水，出去几里远，山里没有柴，我就到处拣，有水又有柴，回来好做饭。蒸的白馍馍，煮的热稀饭，叫声好同志，请你坐上边。吃了这碗饭，打仗更勇敢。冲进敌阵地，拿下敌据点。消灭美国佬，打倒李承晚。　　其实，刚上一，二年级的我，既不知道美国佬是啥意思，也不知道李承晚是谁，只觉得念着顺口。那时，我国使用的拼音叫国语拼音，字母都是汉字形体，有的是汉字的偏旁部首的变形。比如“拨”这个音的字母，就是书包的包字的第一二两笔。语文的朗读方法实行唱读，读书时拉着长长的音，没有轻重缓急，没有一点感情。　　聂老师爱体罚学生。比我高的年级中，有一个叫张印笏的学生。学习成绩不佳，几乎天天挨体罚。数九寒冬，让他站在雪地里，炎炎盛夏，则让他站在烈日下。有时老师还拿小棍子敲他。我那时学习虽然也不好，记得好像没挨过几次体罚，可能因为我太弱太小的缘故，不值得一罚吧。　　不光老师体罚他，村里的教委也常体罚他，真是看人下菜碟。　　那时，村里有一个管教育的人，人们都称为教委。学校修理桌凳，买煤买柴等事宜，都由他和生产队联系。当时的教委叫张玉刚，因他是个小炉匠，会锔缸，他的同龄人都叫他缸碴子。　　一年初冬时节，聂老师叫张印笏到河边找几片废缸碴回来，砸碎后与黄土掺在一起搪炉子，据说这样搪出来的炉子结实。张印笏遵照老师的吩咐，兴冲冲的干活去了。因为对他来说，外出干活总比坐在教室里舒畅得多。其实，他巴不得离开教室呢。　　正当他低着头，大步流星地往前走时，不巧迎面碰上张玉刚。张玉刚是张印笏的爷爷辈，又是教委，上课时学生不在教室里而外出，这于情于理他都是管得着的。“站住，干啥去”。张玉刚厉声的问。“我找缸碴子去”张印笏辞严地答。张玉刚一听火了，一个孙子辈的竟敢叫自己的外号，这真是冒天下之大不讳，他哪里肯饶。他一把拽过张印笏，摁在地上，照屁股上就是两拳。“干啥去”，“找缸碴子去”。“嗵，嗵”又是两拳。　　当时，虽已初冬，天气很凉，但张印笏仍然穿着破旧的单裤单褂，这两拳下来，他也确实感觉疼痛。他想自己平白无故挨了顿打，觉得很冤，自己又没做错事。他爬在地上，粗着脖子，使劲地喊：“老师叫我拣缸碴子，搪炉子使。”张玉刚一听，这才明白。“他妈的，你怎不早说呢。起来吧。”张印笏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一溜烟似的跑了。　　体罚这事儿也就在那个时代，要搁现在，麻烦可就大了。　　2003年，我们乡中心小学的一位体育教师，因课上和一名学生发生冲突，他打了那个学生一个嘴巴。家长可不依不饶，非要到教育局去告状。最后，经人调节，算是私了。那位体教拿出八千块钱，不然的话，那是非开除工职不可。　　不过，话又说回来，教师打学生是绝对不许可的。　　有时，上级领导下来视察，为了表示欢迎，老师写了欢迎词，让我去念，我
　　我所经历的大跃进　　1958年，我已经十岁了，依稀记得那年村里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掰下的玉米场院里堆积如山。后来就干脆存放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起出的红薯更是多得无计其数，所有的薯窖都装得满满的，结果仍有很多无处储存。生产队就让妇女劳力们坐在地头切片。切成的薯片就直接倒在附近的山坡上晾晒 。时间一长，人们的手被刀把磨肿了，磨破了，这样工效就降低了许多。要照那个速度切的话，地里的红薯得切到驴年马月不可。　　于是，有人发明了“擦片机”。“擦片机”是一种简单机械。它是当时大搞技术革新的产物。它的构造是：木工把两三块一寸多厚的木版拼在一起，做成一个直径为一米多点的大圆盘。再在圆盘上挖出两个长约一尺，宽为二寸的长方形木槽。这两个长方形沿圆盘的木纹方向排列，且成对称图形。再把事先做好 的刀片订到木槽上。刀片与木槽之间略留一些缝隙。把圆盘立起，使之与地面垂直。把圆盘中间固定在一个木架上。在圆盘的一侧安一个簸箕形的木斗。以便往里填装红薯。另一侧则安一个曲柄。像辘轳似的，只要摇动曲柄，圆盘随着转动，木斗里的红薯就被一片片的切下来。现在粮食加工厂里的粉碎机，用的就是这个原理。只不过，现在用电带动，那时用人工而已。　　现在看来，那玩意确是相当落后。但在那时，已经够先进的了。它一天切出的薯片，恐怕能顶100个女劳力。晾晒的薯片，满山遍野，到处是白花花地一片。结果一场大雨给冲得沟满壕平，胜利果实被糟蹋得所剩无几。薯窖被泡塌了，整窖的红薯被埋在里面，无人问津，成堆的粮食长了芽，冒着冲天的热气，二三里外都能闻到粮食发霉的味道。那一年，虽是丰产了，但没丰收。　　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干部们各个都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说谎话，吹牛皮，报喜不报忧。社会上刮起了相当严重的浮夸风。小学语文教材也跟着进行脱离实际的大吹大擂。像什么“棉花垛，大如山。我坐在上面望云端，拽块云彩擦把脸，今日真是个大热的天。”哎，那些文章太多了。
　　“大跃进”里的新鲜事：广播台、统计表、灭麻雀、文盲变先生　　听说要搞生产“大跃进”了。一时间，村里出了很多新鲜事。先是在我家门前的大槐树旁搭起了一座高高的架子，估计有三四丈高。有一个大木梯子可供人爬上爬下。当时，人们都管它叫广播台。这个名字可能是上边人给起的吧，要不，怎么各村的人都知道那东西叫广播台呢。每天中午，都有一个青年人站在广播台上，手拿一个铁喇叭，向社员们喊话。　　他那个角色有点向现在的广播员。就是呃呐啊呀的口语太多，况且发音不准，把大跃进的跃字念成要，大跃进变成了大要进。喊话内容，有那时的号召，有生产队要求社员们干的事情。广播台建在村子的中心位置。因此，台上的广播员不能只朝一个方向喊话，他必须转动着身子，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因此，村里的人们，无论他住在广播台的哪个方向，都不能听全广播员的话。听到的声音都是一阵大，一阵小，一阵无，这样断断续续的。结果是谁也不知道广播台上说了些什么。　　为了听清广播员所说的话，我每天准时到大槐树下，扬着脖子，望着那高高在上的广播员。我很羡慕那个差使，心想什么时候，我也能站在上面向社员们做广播该多好呀。可我的愿望却始终没有实现。因为还没等我长大，广播台已经垮塌了。那几棵上百年的大槐树，吃食堂时也被放倒烧柴了。　　再有一件事是村里的主要街道两边的墙上都用石灰抹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板块牌。上面有的画着奔腾的巨龙；有的画着宣传计划生育的漫画；有的画着统计图表。统计的是什么内容，我从未知道。上初中的时候，我曾多次去那里怀着极大的好奇驻足观看。直到2006年，还有一幅残缺不全的统计图挂在墙上。好像它在见证着那段历史。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三件事，是那时大搞所谓的除四害活动。这四害都包括哪些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其中之一是麻雀。当时为什么非要除掉它们，我不知道，估计可能是他们糟蹋很多粮食的缘故吧。　　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麻雀，人们不分男女，不分老幼，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下到不会走路的孩子，统统被调动起来，参加到这场声势浩大的活动之中。只见远远近近的山头上，大路旁、小河边都站着一两个人，他们有的敲打着破油桶，破脸盆，有的脱下身上的衣服，绑在一个长木竿上摇晃着。　　被惊动起来的麻雀们漫无目的的飞着。它们飞起来容易，可要想找个地方落下来休息一下就难了。无论它们飞到哪里，那里都有人呐喊着，鼓噪着，不让他们落下。麻雀们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能不停的飞，飞呀，飞呀，等到实在飞不动时，就掉在地上摔死了。　　晚上天黑以后，劳累了一天的麻雀总该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了。它们一般都住在场房里。人们拿手电沿着椽子缝慢慢地移动着，在漆黑的夜里，麻雀只要见到灯光就一动不动 地伏在那里，老老实实的被人捉去。　　那时，消灭麻雀的方法虽然很土，但很奏效。那些年，麻雀确实减少了许多，甚至几乎灭绝了。　　当时，就有人说：“除四害，除四害，早晚有应言的时候。”果不其然，十多年后，我国又搞了一次“除四害”，但这次与上次有所不同，这一次高的是一场政治运动，要除的是四个人，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　　无论是活动也好，是运动也罢，反正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四件是“扫除文盲”运动。因为我国刚从旧社会脱胎换骨过来，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绝大部分人都是文盲。国家要搞经济建设，搞生产建设，搞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提高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的”这句话是我参加工作以后才知道的。我想，当时国家可能就是根据这句话才实行“扫盲的”。　　那时，村里办起了“扫盲”学校，老师由村里有文化的人担任。教材是上边发的，油印的，内容与农民生活密切想关。因为父母都要参加“扫盲”。他们的教材就放在家里的板柜上，我经常拿过来翻看 。记得有“麦根玉米秸，铡烂垫猪圈”两句。当时，村里的张得恩“扫盲”学习时特别积极。中午，我们还没放学，而他已经在教室前等候多时了。　　通过扫盲，他受益匪浅，认识了很多字。由一个原来是扁担倒了都不知道念“一”的人，竟能看《封神演义》和《水浒》等书了。 他还认识很多偏僻字。如木头的木字去掉右边的捺，他说念zhai，去掉左边的撇，他说念wo。还有他说一个日念ri，两个日念nuan，三个日念jing，四个日念xuan。一个月念yue，两个月念peng，三个月念suo，四个月念luo。
　　为了造成识字的氛围和收到最大的效果，老师往小黑板上写几个字，让我们拿到村口的路边，过往行人，必须认读，否则不准通过。不能认读的由我们教。村里的墙上，用石灰写了很多大字，如：核桃树，东房山等，附近有啥写啥。人们的胸前都挂着一小块白布条，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总之，都是为了提高识字水平，耳濡目染吧。
　　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给饭钱　　1958年的下半年，人们奉上级的指示，开始吃食堂。所谓吃食堂，就是一个村的人都到同一个地方去吃饭，无论老少，有劳动能力的和没有劳动能力的都一样。到了那个地方，坐下就吃。即使是过路的也一样。那时流行的是干活不要工钱，吃饭不给饭钱。　　为了让人们别无选择地到食堂吃饭，干部们带领民兵挨家挨户的翻东西，那时的人家房屋都少，鼻子眼儿似的个小地方，有啥不好翻的。除少数几个干部家外，其于的人家都被翻个底朝天，把他们辛辛苦苦积攒下来，以备荒旱之用的粮食，蔬菜翻了出来，统统搬走了。　　因为有大伙凑上来的粮食做铺衬，所以刚开始时，食堂办得不错，像什么小米豆干饭，玉米面饽饽，那是一天一顿。早晚喝的粥也是很糨很糨的。大伙像过节一样，顿顿 吃得很舒心，反正不吃白不吃，吃不了的就干脆倒掉。当时，食堂内外到处是泼洒的饭菜。　　与此同时，人们像口头禅似的谈论着“一平二调”。“一平二调”是大跃进的必然产物。由于当时各队资源不一样，有穷有富，有的队地域狭窄但劳动力多，有的队劳动力少却地域宽阔。劳动力少的队就需要从其他地方调配劳动力。记得当时我们村就从别处调了来许多人，但好像都不是强壮劳动力，都是“吃饭顶个半，干活顶半个”的能吃不能干的人。这些人主要参加深翻土地的劳动。他们把深层的土壤挖出来，在把地表的土填回去，听说最深的地方有一米多。据说这样做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　　秋天，梨树的叶子早已落尽，树上只留下一个个小灯笼似的红肖梨。他们在秋风中摇曳，显得很无助。那些调来的人都不好好干活，他们爬到树上用木竿像打核桃那样噼里啪啦地把树上的梨打下来。唉！多么可怜的东西呀，一个个被摔得粉碎。与其这样，还不如长在树上，让风摇着好呢。　　为了给土壤增加肥料，队里号召各家各户把夜里的尿倒在村口的大缸里。再由专人把它挑到被评为“卫星”的地里。　　上级有令，谁敢不听，早晨起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端着那盆臊气烘烘的向大缸走去。其实那口专门用来盛尿的大缸，已被村会计的儿子效仿司马光的举动给砸了。不过，他并不是为了救人，而是图好玩。干部的孩子有优待，砸坏了，队里再买。
　　中国人活在最饿的时候　　虽然集体的粮食被糟蹋了，但食堂还是照样吃着。与两，三个月前不同的是，食堂管理员给每家每户发放了定额的饭票，人们只能拿着饭票到食堂去打饭。当时也不知是谁，发明了一种叫“增量法”的供应方式，可是害人不浅。“增量法”，顾名思义，就是增加分量的方法。食堂把掺了沙子的粮食压碎后放在大锅里煮。也不知道煮熟没有，反之粘乎乎的。来买饭的社员，交上饭票，食堂管理员用秤给他称出相对应的一份。因为饭里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分量很重。二两的东西，也就一小口。　　那时，人们的口粮指标是每人每天二两多一点，也就是一口吧。这么一点点东西，让人怎么活呀。人吃的这样少，身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但必须照常干活。有的人走着走着，眼前一黑，栽了下去，就再也爬不起来了。当然死亡的人中，绝大部分都是在家庭中无人关爱的鳏寡孤独或有残疾的人。有人把他们应该得到的那可怜的一份给占去了。　　名曰两湿一干，干的是这样，那湿的更可想而知了。从食堂打回来的粥，稀得能照人影。即使这样，回到家里还要再兑上一些水。那时，人们打粥用的都是瓦盆。经常有人因走路摔倒，粥盆碎了，粥泼了一地。那可是全家人的性命啊，没有办法，只能爬在地上把洒粥舔干净。当时也分不清哪是眼泪，哪是粥，哪是泥土了。那时，我爸爸在食堂里做饭，每次打粥都能多得一些。为了防止洒粥的事不再发生，人们逐渐的把瓦盆换成了小铁桶。因为即使人被摔倒，也总不至于把粥洒得一干二净吧。　　谁都知道饥不择食这个成语。但恐怕现在很少有人想象到饥饿到极点的人是怎样择食的，他们为了填补一下那干瘪的肚子，只要是咬得动的都往嘴里塞。　　现在，人们都知道香椿芽鲜美，那深红色的嫩芽，晶莹可爱，用开水焯一下，又变的绿绿的。闻一闻，沁人心脾。可没人知道臭椿的叶子也能吃吧。是的，不要说吃，老远的就能闻到臭轰轰的，用手摸一下那气味半天挥之不去。而那时竟有人掰着吃。玉米核，玉米秸都成了人们不可多得的粮食。　　很多种野菜都是有毒的，虽然勉强能吃，但必须经过长时间浸泡和多次洗涤才行。可那些肌饿难耐的人，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就吃了。结果很多人浑身浮肿，用手按一下，一个深坑，长时间鼓不起来。听说治疗浮肿的办法是吃点黄豆面。有人为了讨要一把黄豆面，只能向队干部磕头捣蒜。　　又有不少人因吃野菜中毒身亡。　　社员们一个个面黄肌瘦，病病秧秧的，可干部们却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还整天站在村口骂大街。　　虽然如此，我们仍天天高唱《人民公社好》这支歌。我们村代课教师是村支书的三女儿，不知什么原因，他教的走了调。记得有一次开大队级的群众大会，会议开始前，老师组织各校学生齐唱“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天，工农商学兵呀，样样都齐全。”我们虽然瘪着肚子，但还是干着嗓子，使劲的唱。结果我们唱的和其他学校唱的大不一样。村支书的女儿脸红了，她出了丑。出了什么丑？明示。　　可能是在1962年，上级在我们村开办了一所农业中学，简称“农中”。他们没有房子，无论是老师的办公室，还是学生的教室，用的都是村民房。我经常去老师办公的那间房子前，扒着门框往里张望，见墙上挂着很多东西，有镶了框的长着大胡子的照片，还有一些条幅。记得其中的一幅上写着；“在科学的大道上，没有平坦的路可走。只要那些不畏艰险的人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农中的学生们长得都像大人似的，高高的个子。他们的伙食也很差，喝的是像米汤一样稀的黑豆粥。他们好像从来不上课，整天抬那些写着“塘子中学”字样的大木头。后来，我上了初中才知道，他们那会儿感情是为了给我们盖校舍。真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啊。　　我们上学时，总是无精打采的。课间聊天时总离不开一个字“吃”。唉，人们说的最多的，肯定是他们最渴望的。　　记得《阿凡提》的故事中，有这样一则：皇帝问阿凡提：“假如在你面前放着两样东西，一个是真理，一个是金钱，你要哪个？”阿凡提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要金钱。”皇帝说：“错啦，应该要真理嘛。阿凡提说：“是啊，陛下，因为您缺少真理，所以才要真理，而我呢，不缺少真理，只缺少金钱，所以我才要金钱。　　在我念高小的时候，上边让刨“十边地”，也叫“无闲地”。“十边”是指地边、路边、河边等等。反正是被集体荒置的地方。被饿怕了的社员们起五更，睡半夜，利用公余时间搞起了“小自搂”。有了粮食，人们吃得饱了，走路是再也不用佝偻着腰了。　　人就是这样，除了那些有贪心的人之外，大多数人，只要得到一点点好处，他们就非常知足了。现在，国家发给老年人每月二百元钱，这让许多人兴奋不已，他们振膊高呼：“共产党万岁”。是的，老百姓嘛，没有宏伟的目标，也没有远大的理想，只要能过上温饱的日子，我们就常乐不已了。　　可好景不长，没过二年，不让这样搞，说这是右倾。于是开始没收开垦出来的“十边地”。当时只见到处都写着“没收某某人的地”等字。那时，人们的生活刚刚抬头，家里还没有积蓄。又该挨饿了！
六十年代的中学　　1964年，我高小毕业，考上了离家三十余里的塘子中学。我正同社员们一起在地里翻薯秧。邮递员站在大道上喊我的名字，叫我到他那儿拿录取通知书。当时，我的那个高兴劲真是溢于言表。生产队长格外开恩，让我提前收工。　　其实，最高兴的还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成为现实。他们吃尽了几代人都是文盲的苦，现在终于有个中学生了。在文化上他们可能就要翻身，那种受人愚弄，被人歧视的状况可能一去不复返了。　　几个姨凑钱给我做了一床被子，舅舅送给我两块山羊皮。这已经是他们最大努力了。我们小学共有三人考入了这所中学。很多家境比我好得多的同学都没填报升学志愿。在家挣分种地了。现在见了面，他们都很羡慕我：每个月领着三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足吃足喝。而他们一天不干也不行。站在一块，他们显然比我要苍老的多。　　走出了小山沟，来到这大些的地方。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学校仪器室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地球仪，各式各样的烧瓶，烧杯，显微镜，以及生理卫生课用的人体模型。实验室前草坪中矗立着的风向标和观测气温的百叶窗。更有那离学校不远处杂乱地堆放着的机器，它们形状各异，有好几间房子那么大。这些机器设备原来都是苏联准备援建巨各庄铁矿的。因苏联撤走了专家，铁矿被迫下马，它们就被闲置在那里，成了一堆无用
的东西。每逢星期天，我只要不回家，就独自一人去参观那些庞然大物。摸摸这儿，动动那儿，我非常好奇，总是百看不厌。　　按我当时的意思，想当一名工人或技术员。我乐意和机器打交道。可万没想到，阴差阳错，干上了与机器一点边都不着的工作。　　我从上小学到初中毕业，都不知道什么是学习，更不用说好好学习了。晚自习，我经常说大鼓书，考试时也就刚刚及格，有时还要经过补考才勉强过关。现在，看到我的外孙们小小的年纪就知道刻苦用功。相比之下，我自形惭愧。　　几何课上，我就像听天书似的，摸不着一点头脑。不过语文这门课，我还是学得不错。特别是文言文，我理解的快，只要念过两，三遍，就能通篇翻译下来。所以，语文老师经常让我回答那些别人答不上来的问题。　　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喜欢上了写大字。托老师从密云新华书店买了一本《颜体多宝塔标准习字贴》。我就往伙房大师傅给的包挂面的纸上练习写字。只要是不爱学的课，我就写我的大字。甚至大字课上也不听讲，只顾低着头干自己的事。难怪直到现在，我的写字水平也没有提高。究其原因，是我没有得到老师所传之道，所以心中之惑始终未解。根据自己的惨痛教训，我常告戒我的外孙们：“课上一定要专心听讲，即使不会，也要努力听，千万不要走神。”　　这是我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的体会吧。我还给他们讲“小燕子听凤凰讲筑窝”的故事。　　
义务劳动　　可能是学校为了搞勤工俭学，养了好多的蓖麻蚕。教我们生物的王书策老师动员学生参加义务管理，我也在其中。课余时间，，我们去采摘蓖麻叶，饲养蚕种。那蚕小的时候，又黑又瘦，吃的也很少，需要喂些嫩点的麻叶。大约过了十多天，蚕渐渐长大了，身体也变成了黄色，食量也增大了。又过十多天，一个个长得又白又胖，非常可爱。那张嘴，总是吃个不停。人站在蚕室外，就能听到蚕食的沙沙声。蚕从麻叶边沿开始，沿着一个方向吃过去，过一会再吃回来。几只蚕同吃一片麻叶时，只需一小会儿，就能吃光。直到身体长到白得透明时，才不吃不动，伏在蚕床上，渐渐地吐出细丝，做成一个茧，把自己严严实实的裹在里面。　　蚕的蛾子漂亮极了。豆绿色的翅膀上布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纹。有的呈条状，在两边的翅膀上对称地分布着。有的圆圆的，像一只只闪烁着的眼睛。我们常背着老师，拿走几只夹在书里，当成标本。蚕产出的籽是黑色的，有米粒那么大。　　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精心的饲养着它们。学校收获了许多蚕茧。　　学校占地面积很大。前边约有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地方是操场，后面是四栋四排的平房。建筑特点具有苏联风格。最前边一排全是教室，共36 间。教室的跨度很大，每排能放四张桌子。桌椅全是苏式，课桌是双人的，前高后低，很适合学生看书写字。第二排的东边两栋分别是实验室和老师办公室。第三排的东边两栋为男宿舍，第四排是库房。西边四栋是女宿舍。在东边第二栋与第三栋之间有一条甬道，它是学校的主道。向北通往大门，向南通往操场。伙房设在第四排，大门的西边。　　伙房前边是一大片空地，也就是两栋房子那么大。学校要在这里建一座花园，中央修一个荷花池。那繁重的劳动都是我们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的。我个子虽小，但公益劳动从不缺席。手磨破了，找块布裹巴裹巴继续干活。老师教我们要握紧工具，我们照样做了，逐渐地手变得不再那么嫩了。我们象着了魔似的，只要一有空，就在那里劳动。甚至忘记了吃饭。　　花园建成后，学校召开了祝捷大会。会上表扬了我们这些做出贡献的学生。校长当场提写了“勤劳动众志成城，爱集体花园建成”十四个大字。　　花园内栽种了很多花卉，有芍药，牡丹，玫瑰，鸡冠花等。它们都是同学们从家里捐出来的。花开了，有红的，有黄的，有白的。各种颜色争奇斗艳。间有成群的蜜蜂和蝴蝶来这里助兴。　　而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池中的荷花。粉红色的花朵宛如美丽的少女亭亭于水中，真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啊。硕大的荷叶上挂满了水珠，不时的有小青蛙爬上去，呱呱地鸣叫几声。扑通一下跳进水里不见了。
学习雷锋　　我上初一的时候，举国上下掀起了轰轰烈烈地学习雷锋的热潮。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那苍劲有力的大字鼓舞着全国人民。我和全校同学一样，立即投入到这场活动之中，无论在校内还是校外，我都积极的做好事。我们经常去车站打扫卫生，帮旅客拿行李，去医院擦玻璃，帮伙房师傅检煤核。从火车上买个面包，准备拿回家去分给弟弟妹妹们的，见到路边的小孩儿，就主动的送了过去。　　我还买了一本《雷锋的故事》，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雷锋同志那助人为乐的思想品质，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在我的头脑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几年后，我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中学教师。自那天起，我就立志要以雷锋为榜样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爱人身体不好，患有精神分裂症，整天云游在外。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在我一人身上。树上的果品有被人捷足先登的时候，地里的粮食也有让人顺手牵羊的经历。但无论怎样，我每天走入校门前都静下心来，屏弃一切不利因素，全身心的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通过努力，我所带的教学班，我所教的学科，年年取得好成绩。我本人曾被校县两级给予“职工之友”，“模范教师”和“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现在，很多书籍早已被我当做废品处理掉了，但《雷锋的故事》这本书却依然摆在我的书架上。我还时常给外孙们讲里边的故事。　　我乐于助人，见到别人有困难，自己能帮而不帮的话，总觉得心里有愧。在村里，一些人长着严重的视力眼。我有困难时，他们总是站在一旁看笑话，甚至落井投石。而一旦他们有了困难，我总是伸手相助，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这可能是我的本性难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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