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边是一个红星炮塔守城上下 右下边是技能的游戏然后一拨拨 小兵和坦克来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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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军旅之随波逐流全文阅读 作者:国产坦克
民国军旅之随波逐流全文阅读 作者:国产坦克 《民国军旅之随波逐流》由www.niubb.net搜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民国军旅之随波逐流全文阅读页面。《民国军旅之随波逐流》作品相关 国民革命军第18军国民革命军第18军是陈诚土木系支柱。18军可以说是陈诚的起家资本,陈诚军事集团别称“土木系”中的“土”字即代表着18军骨干部队11师,“木“则代表18军,它也是罗卓英、黄维、方天、胡琏等将领日后赖以晋阶的基础。18军是五大主力中建军最早、历史最长,在军阀混战、抗日作战、国共内战中屡立战功,为蒋介石与陈诚所心爱之嫡系部队,其骨干皆为黄埔军校毕业生,与敌作战时又都能以身作则,堪称主力王牌。抗战最有名的战绩为淞沪罗店拉锯战,当时18军力敌松井石根指挥的第3师团历时近一个月,日军为争夺这个弹丸之地,战死的就有几千,整个罗店血流成河,被日军称为“血肉磨坊”。1943年长江石碑要塞保卫战期间,奉命固守要塞的是18军11师师长胡琏。大战在即,胡琏写下5封诀别信,然后沐浴更衣,做好了决死一战的准备。在石牌外围拚搏战中,日军一度钻隙绕过石牌,冲到距三斗坪仅60里的伏牛山。胡琏立即命其属下将国旗插到最高峰上,并严令守军不得后退一步。他用电话告诫将士:“打仗要打硬仗,这一次一定要使日军领教中国军队的作战精神!‘11师在孤军奋战的情况下,为保证这个将来可作为反攻的支撑点,保卫陪都的最重要门户,一直坚持到国军展开全面反击并彻底击败日军为止,11师的巧妙部署,顽强坚守,为最终胜利起了关键作用,此役日军损失惨重,死伤2万多。有报纸在报道时曾将其寓为东方之斯大林格勒,虽过分夸张,但是第11师所固守的要塞对于整个会战获得最终胜利的重要性则不言而喻。石牌口战役是抗日战争重要一役,使日军占领重庆进入四川计划破产,使重庆国民政府转危为安。战后,师长胡琏因固守石牌要塞有功,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所属之团、营长也各获得了最高级的奖章。石牌战后,18军将此战阵亡的15000名官兵的忠骨埋葬在他们用生命鲜血保卫的土地,深信忠骸有寄,然而仅仅60年之后墓地已然被夷平,成为学校,带路的学生居然还很新奇地称当年学校伙房还把挖出的棺木当柴火。为国御侮而亡的将士最终受到这样的对待,实在令人寒心,是为民族的不幸……!!!1944年11月,作为嫡系主力,18军得到了第一批换装美械的待遇,使得战斗力大幅度提升。在不久之后的湘西雪峰山会战中表现突出,和74军联手作战,给日军重大杀伤。在整个湘西战役历时55天中,18军共击毙日军12400多人,击伤23300人。1946年5月,18军整编为11师,师长胡琏。在解放战争中,他率领的整编第11师一直充当着救火队的任务,哪里有难便被投入哪个战场,取得了辉煌战绩:1946年10月章逢集大战,中野主力近6万人(3、6、7纵),三个纵队围攻整11师32团一个团五天五夜,最后打成平手,中野伤亡四五千人,11师32团伤亡2700余人,当时32团本不想撤退,因一营营长牛镇江擅自带两个连突围撤走,才不得不带余部撤走,战斗连头带尾总共5天。32团一个团能够面对十倍以上解放军人海般猛攻,奋战5天,坚守章缝集3天3夜,重创对手,最后安然撤退,保存了500多人的骨干,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属罕见。中野忙活了一大顿,不但没有战果,反而受到重大挫折,全军不得不后撤100余里休整,丢掉了鲁西南所有根据地,损失重大。山东南麻战役,华野集中五个纵队,其中一个打援,四个纵队外加鲁中军区三个团猛攻南麻5天5夜,仅歼11师一个团,而解放军自身伤亡达1万余人。1947年9月曹县战斗,整11师孤军突出到土山集、大义集一带,华野急于报南麻一箭之仇,调动5个绝对主力纵队:华野1、3、4、8、10纵,中野11纵,设下口袋阵,严密包围,11师师长胡琏嗅觉敏锐,马上停止前进,进驻两个村庄挖掘工事固守。解放军还是老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以3、8两纵猛攻土山集守军18旅,4纵阻击大义集增援。18旅坚定守住土山集,经过3天激战,重创3、8两纵,同时大义集的11旅及时出击,痛扁4纵一顿,打垮4纵坚强阻击,猛烈从后攻击3纵后方,华野见势不好,迅速撤退。解放军伤亡4413人,11师伤亡3000多。进入大别山之后,18军这只猛虎更是威风凛凛,中野不但是高度警惕,几乎是轻易不敢接战,如:中野1纵绝对主力20旅于1948年1月在包信集与整11师遭遇,损失很大,其中一个主力营,4百余人被成建制消灭;中野2纵也好不到哪里,在大别山里不停地躲避11师,基本上是一个11师追着打,追着包围的过程。中野6纵虽然整天躲躲藏藏,但在日,在王家店宿营的中野6纵18旅还是被逮了个正着,旅长肖永银一听整11师来了,丢掉旅直属队,使300余人全部被俘虏,总算保全了18旅。王家店成为永远抹不去的痛。一直到18军淮海战场被歼之前,解放军数次企图歼灭18军的计划都没有成功,在此之前可以说18军对中野、华野基本保持了非胜即平的长胜战绩,虽说1946年底宿迁整69师被歼一仗不太光彩,但至少自己也没吃亏。胡琏也被毛泽东称为“狡如狐,猛如虎”,即放在哪里,哪里解放军都头痛,属于“最不受欢迎的部队之一”。尤其是18军118师“老虎团”33团,该团全部是由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作战时凶狠顽强,罕遇对手,堪称是18军之精华,在淮海双堆集战役中,成为12兵团的刀尖,当时33团守卫核心阵地大王庄,与解放军两个团血战大王庄,殊死肉搏,攻守双方几乎都拼光,此战为整个淮海战役中最残酷、激烈的争夺之一,战况之激烈,以至吓得旁边85军一个主力团直接投降了事。淮海双堆集全军覆没之后,重建的18军随胡琏12兵团参加了金门之战中有名的古宁头之战,撤台后胡琏官至陆军一级上将,金门警备司令,当了一回“金门王”,1977年病逝。胡琏去世之后的1979年,粟裕视察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时与老三野们座谈,提及胡琏不无惋惜地说:悍将谋才,古宁头之恨难消啊。与74军不同,18军不那么张狂冒进,更加谨慎、狡猾,且注重构筑工事,例如子母堡,进可攻,退可守(如南麻之战);胡琏1944年掌军后,经过调教,其战术与一般国军完全不同,为对付解放军的近战、夜战,18军也改变了防御战术,采取“大纵深的弹性防御”,其特点就是主要加强本阵地周围的移动警戒,通常以一个前哨连游动不定,迷惑对手,使之扑空,一经接触即迅速后撤。与之相应,其村落防御的重点不在村外而在村内,又以村中心为核心,沿街构筑无数地堡,核心阵地外围鹿砦多至3层,不仅障碍进攻,更主要的是诱使冲锋部队进至鹿砦前沿后实行突然的火力杀伤。攻击得猛时,全部收回去,在攻击无效或攻击乏力时,一下又反弹回来。对付这种防御,突破村沿只是战斗的开始,这与一般国军部队作战有本质不同,即突破村沿强固工事即基本获胜有很大的区别。针对解放军巷战特点:用炸药包先爆破房屋,然后突击组迅速冲锋,一般国军不降亦跑。胡琏制定了特别反突击的战术:解放军爆破组将房屋炸开后,突击组一涌而上,就遭到11师守军小集团有组织的射击和反扑,一般小集团由两三个人组成,全部配备冲锋枪和卡宾枪,两三个小组在爆破后同时出击,从不同方向对准爆破口集火猛烈射击,突击小组几乎无一幸免,大都死伤在突破口,章逢集就是最好的例子。与74军一样,18军作为王牌军,军纪严明,1948年3月,在执行搜索任务的时候整11旅(11师)有一个便衣队纵火烧毁民宅数座,致使民怨沸腾。整11旅从1928年建师起至今从未发生过烧杀抢掠违反军纪的事件,此一事件引起旅长杨伯涛极度重视,立即命令将带领纵火的班长逮捕枪决,以肃军纪。在双堆集被围困的日子里,第11师担负着保卫第12兵团兵团部的任务,官兵仍兢兢业业,克尽职守。18军先后产生了5个一级上将、4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1个空军总司令、1个勤联总司令、20多个军长,在五大主力中排名第一。总的来说,18军在抗战时的战绩不如74军,荣誉也没74军多,国共二次内战期间的战绩在国民革命军中绝对数一数二,由于形态意识的缘故,人们对战绩知之甚少,加上74军“御林军”的名头,知名度不如后者,屈居第二。作品相关 国军在抗日战争中阵亡将领部分名单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阵亡将领的名单:张自忠上将李家钰上将郝梦龄上将唐淮源上将陈安宝上将王甲本中将武士敏上将冯安邦上将佟麟阁上将吴克仁上将黄梅兴中将蔡炳兴中将张本禹少将梁鉴堂少将姜玉贞中将杨杰少将刘家麒中将郑廷珍中将庞汉木贞中将秦霖中将官惠民少将刘眉生少将吴继光少将夏国璋中将饶国华上将萧山令中将朱赤少将高致嵩中将姚中英少将李兰池少将易安华少将司徒非少将刘震东中将王铭章上将范廷兰少将杨怀少将刘桂五中将陈钟书中将扈先梅少将周元少将李必蕃中将杨家骝少将范筑先少将徐积璋少将李国良中将张胥行中将王禹九少将唐聚五少将马玉仁中将钟毅中将燕鼎九少将张雅韵少将蒋志英少将谢晋元少将王竣中将梁希贤少将陈文木已少将寸性奇中将陈忠柱少将金崇印少将石作衡中将赖传湘中将李翰卿中将朱世勤中将戴安澜中将王风山少将胡义宾少将周复中将彭士量中将许国璋中将孙明瑾中将卢广伟少将王剑岳少将陈济恒中将史蔚香复少将齐学启少将高志航少将张数桢少将尉迟凤岗少将吴国璋少将庞泰峰少将赵锡章中将方叔洪中将萨师俊上校毛岱钧少将胡文臣少将赵渭冰少将邹慕陶少将黄启东,少将林英灿少将郑做民中将张敬少将刘世焱少将朱实夫少将吕旋蒙少将1、张自忠1891年出生,山东临清县人。1911年入天津政法学堂,后转济南政法专门学校就读。1913年投笔从戎,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衔中将总司令,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阵亡,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举行国葬,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2、李家钰1891年出生,四川蒲江人,早年毕业于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抗日战争中任第一战区第三十六集团军中将总司令,日,在河南陕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3、郝梦龄1898年出生,河北藁城县人,先后入陆军军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学校。抗日战争时任卫立煌部中央兵团中将前线总指挥,日,在山西大白水前线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4、唐淮源1882年出生,云南江川人。云南将武堂毕业,抗日战争中任第二战区第三军中将军长,日在中条山战役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5、陈安宝1891年出生,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九战区第三十二集团军第二十九军中将军长,1939年五月,在江西反攻南昌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6、王甲本1901年出生,遇难富源人,毕业于陆军大学军官班,抗人战争中时任第九战区第十九集团军第七十九军军长,1944年九月七日,在湖南东安山口铺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7、武士敏1892年出生,河北怀安人,早年入天津北洋政法专门学校学习,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二战区第十四集团军第九十八军中将军长,1941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山西沁水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将他的烈士墓重新安放在太行太岳烈士陵园。8、冯安邦1894年出生,山东无木隶人,第四十二军军长,1938年十一月三日,在大别山战役中,转战襄阳被日机炸伤后牺牲,国民政府按上将阵亡抚恤。9、佟麟阁1891年出生,河北高阳人,1911年投笔从戎,曾代理察哈尔省主席兼任抗日同盟第一军长,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二十九军中将副军长,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战役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10、吴克仁1894年出生,吉林吉安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中任第六十七军中将军长,1937年十一月九日,在上海会战中牺牲。11、赵登寓1898年出生,山东菏泽人,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三师中将师长,1937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北平战役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12、黄梅兴1904年出生,广东梅县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二六四少将旅长,1937年八月十三日在上海会战中开始的头一天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3、蔡炳兴安徽合肥人,黄埔军校毕业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一一0旅少将旅长,1937年八月二十六日在上海罗店战役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14、张本禹1889年出生,安徽人,抗日战争中时任第十三军四师十二旅少将副旅长,1937年八月十二日在北平南店口作战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15、梁鉴堂1897年出生,河北蠢县人。1920年东渡日本学习,抗日战争中爆发时任第三十三军第六十九师二0三旅少将旅长,1937年九月二十九日在山西作战牺牲。16、姜玉贞1893年出生,山东菏泽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三十四军第六十六师一九六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月十一日在山西原平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7、杨杰1896年出生,河北容城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一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月十一日晚在上海北岸与日本作战中牺牲18、刘家麒1894年出生,湖北武昌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五十四师少将师长,1937年十月一十六日在山西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19、郑廷珍1893年出生,河南人,抗日战争中时任独立第五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月十六日在山西南怀化东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后追认为革命烈士。20、庞汉木贞1901年出生,广西靖县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毕业,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七军一七-0师五一0旅少将旅长,1937年在上海战役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21、秦霖1900年出生,广西桂林人,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七军一七一师五一一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月二十三日在上海战役做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空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2、官惠民1906出生,广东曲江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抗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九十师二七0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战役中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23、刘眉生1905年出生,贵州遵义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五一0团长,在1937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山西作战做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24、吴继光1904年出生,安徽人,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陆军第五十八师一七四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上海战役中牺牲。25、夏国璋1896年出生,广西容县人,保定军校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三战区二十一集团军第七军一七五师少将副师长,193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浙江吴兴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26、饶国华1984年出生,四川资阳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二十一军第一四五师中将师长,1937年十一月三十日在广德作战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27、萧山令1892年出生,湖南益阳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宪兵副司令兼任南京警备司令,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28、朱赤1900年出生,江西修水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他与全旅官兵在南京雨花台全部牺牲。29、高致嵩1898年出生,广西人,黄埔第三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八十八师二六四旅少将旅长,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雨花台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30、姚中英1989年出生,广西平远人,抗日战争时任第八十三军一五六少将参谋长,1937年在南京太平门牺牲。31、李兰池1899年出生,辽宁锦西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五十七军一一二师少将副师长,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32、易安华1900年出生,江西宜春人,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五军第八十七师五九旅少将旅长,1937年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33、司徒非广东省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第一六0师少将参谋长,1937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34、刘震东1893年出生,山东人,东北讲武堂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五战区第二路游记司令,1938年二月二十三日在茴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35、王铭章1893年出生,四川新都人,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四十一军一二二中将师长,1938年三月十七日在腾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上将,毛泽东等联名赠挽联36、范廷兰1903年出生,河南温县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游戏第四纵队少将总队长,1938年三月八日在河南修武县牺牲37、杨怀1897年出生,四川人,抗日战争时任第十集团军第六0师一八0旅三五九团上校团长,1938年四月五在靠近安徽省的戴埠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38、刘桂五1902年出生,曾任张学良骑兵第六师师长,在西安事变中因为捉蒋有功张晋升为少将,1938年四月二十二日在内蒙古武川县牺牲,追认为陆军中将,后追认为革命烈士。39、陈钟书1891年出生,云南安宁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六十军一八三师五四二旅少将旅长,1938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台儿庄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革命烈士40、扈先梅1895年出生,河南安阳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一0二师三0六旅少将旅长,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41、周元1894年出生,广西明江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预备队第一七一师少将副师长,1938年五月9日在徐州会战中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追认为烈士。42、李必蕃1892年出生,湖南嘉禾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第二十三师少将副师长,1938年五月十四日在山东菏泽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43、杨家骝1904年出生,贵州荔波人,抗日战争时任第六十师一八0旅三六0团上校团长,1939年二月在江西麒麟峰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44、范筑先1881年出生,山东馆陶人,抗日战争时任山东省第六区保安司令兼任第六区督察员,1938年十一月五日在山东聊城作战牺牲45、徐积璋1906年出生,陕西襄汾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二0五旅少将旅长,1938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山西温喜县牺牲46、李国良1896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抗日战争时任陆军军训部中将辎重兵监,1939年三月七日在重庆因为防空洞中弹塌陷牺牲。47、张胥行浙江杭州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中将副参谋长,1939年在陕西西安因为防空洞中弹塌陷牺牲48、王禹九1902年出生,浙江黄岩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七十九军少将参谋长,1939年三月二十七日在江西高安牺牲,后追认革命烈士49、唐聚五1898年出生,吉林双城人,抗日战争时任东北游记队少将总司令1939年五月十六日在河北平台山牺牲50、马玉仁1875年出生,江苏盐城人,抗日战争时任苏鲁战区第一路游记司令1940年一月三日在江苏望乡台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51、钟毅1901年出生,广西人,抗日战争时任第十一集团军第八十四军第一七三师中将师长,1940年五月九日在河南巷台牺牲52、燕鼎九1894年出生,河南新蔡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游击挺进军第二十二纵队副司令,1941年一月二十八日被俘,壮烈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53、张雅韵四川成都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七十二军新编第十五师四十四团团长1941年三月二十四日在江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54、蒋志英1902年出生,浙江人,黄埔军校潮洲分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浙江台州少将守备司令1941年四月十九日在浙江海门牺牲。55、谢晋元1905年出生,广西蕉岭人,黄埔第四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八十八师五二四团团副1941年四月二十四日在上海被汉奸杀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他重新修坟墓56、王竣1902年出生,陕西蒲城人,黄埔三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第八十军新编二十七师少将师长,1941年五月九日在山西台寨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57、梁希贤1898年出生,陕西同官人,黄埔第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八十军新编二十七师少将副市长,1941年在山西作战投河自尽58、陈文木已1904年出生,福建莆田人,黄埔五期,抗日战争时任第一战区八十军新编二十七师少将参谋长,在1941年五月九日陕西台寨牺牲59、寸性奇1895年出生云南腾冲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三军第十二师少将师长,1941年五月十三日在山西毛家湾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60、陈忠柱1906年出生江苏建湖人,黄埔六期毕业,抗日战争中时任鲁苏皖游击第四纵队少将司令1941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武家泽阵亡61、金崇印1890年出生,河北通县人,时任第十七军少将参谋长,1941年七月十六日被俘后被杀害62、石作衡1905年出生,山西浑源人,抗人战争时任第四十三军七十师少将师长,1941年在山西绛县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中将63、赖传湘1904年出生,江西南康人,黄埔军校毕业,抗人战争时任第一九0师少将副师长,1940年九月二十四号在长沙第二次会战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64、李翰卿1895年出生,河南濮阳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五十试少将步兵指挥官,1941年九月二十七号在长沙第二次会战中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65、朱世勤1904年出生,山东单县人,抗日战争时任暂编第三十师少将师长,1942年五月四日在山东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66、戴安澜1904年出生,安徽无县人,黄埔一期毕业,1942年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00师少将师长,1942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缅甸北部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举行国葬,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追认为烈士67、王风山1904年出生,山西五台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二战区第四十三军暂编第四十五师少将师长,1942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山西万泉牺牲68、胡义宾1907年出生,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毕业抗日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五军九十六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七月在缅甸牺牲69、周复1901年出生,江西临川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战争时任苏鲁战区中将政治部主任,1943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山东西南城顶山牺牲70、彭士量1904年出生,湖南浏阳人,黄埔四期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第七十三军暂编第五师少将师长,1943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湖南石门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71、许国璋1898年出生,四川成都人,抗日战争时任第二十九集团军第四十四军一五0师少将师长,1943年十月二十一日在常德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72、孙明瑾1905年出生,江苏宿迁人,时任第九战区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少将师长,1943年十二月一日在常德赵家桥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陆军中将73、卢广伟1903年出生,辽宁风城人抗日战争时任骑兵第八师少将副师长,1944年五月五日在安徽蒙城牺牲74、王剑岳1906年出生,湖南人,黄埔军校毕业,抗日时任第五十七军第八师少将副师长,1944年六月十日在河南牺牲75、陈济恒1893年出生,广西人,抗日战争时任桂林城防司令部参谋长1944年十一月十日在桂林战役中以手枪自杀,壮烈殉国,追认为陆军中将,后追认为革命烈士76、史蔚香复1891年出生,江苏粟阳人,抗日战争时任广西少将高级参谋,1944年在广西被俘后慷慨就义77、齐学启1903年出生,湖南宁乡人,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于美国军校就读,抗日战争时任中国远征军第三十八师少将副师长,1942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缅甸被俘,1945年被杀害78、高志航1908年出生,辽宁通化人,中央航空学校高级班毕业,抗日战争时任空军驱逐司令兼任第四大队队张,1937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河南周家口机场牺牲,国民政府追认为空军少将79、张数桢第七十哦师四一六团团长,1937年八月二十二日在河北牺牲,政府追认为陆军少将80、尉迟凤岗第哦十一旅少将副旅长,1937年在保定牺牲81、雷忠国民革命军皖北军事联络委员兼任游击副总指挥1938年九十哦十八日在安徽牺牲82、吴国璋第七十五师副师长,1937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浙江湖州牺牲83、庞泰峰第二十二旅少将副旅长,1937年十月十二日在河北牺牲84、赵锡章第二一五旅旅长,1938年二月二十一日在晋西牺牲追认陆军中将85、方叔洪第一一四师中将师长,1938年在山东冯家场牺牲86、萨师俊中山舰长,1938年十月二十四日在金口牺牲,追认海军上校87、毛岱钧第九预备师三十五团团长,1938年九月二日在江西朱家山牺牲,追认陆军少将88、胡文臣第三十三师游击第三团团长,1938年冬在江苏宿迁牺牲,追认陆军少将89、赵渭冰陆军第一二三师参谋长,1938年三月十七日在山东腾县牺牲,追认陆军少将90、邹慕陶一二师参谋长1938年三月十七日在山东腾县牺牲。91、黄启东,第二十三师少将参谋长,1938年五月十四日在山东菏泽牺牲92、林英灿一五二师少将副师长,1939年一月十三日在广东清远县牺牲93、郑做民第二军中将副军长,1940年二月三日在广西昆仑关牺牲94、张敬第三十三集团军少将参谋,1940年五月十六认真湖北南瓜店牺牲95、刘世焱暂编第八师团长,1941年九月在河南东流牺牲,追认陆军少将96、朱实夫新编三师少将副师长,1941年十一日十三日在甘肃牺牲97、吕旋蒙三十一军少将参谋长,1944年十一月十三日在桂林牺牲98、胡厚基一七0师副师长,1944年十一月在桂林牺牲99、陈绍堂一0四师步兵指挥官,1944年五月二十一在河南秦家岭牺牲100、周鼎铭三十六集团军副官处长,1944年五月二十一作品相关 一个侵华日军士兵三十年前的忏悔:本多告白序文回想我90年的生涯,自然会联想到和各种各样的人的交往。曾有一法国诗人这样写到:“人生,就是相遇和分别,再用时间的线绳串联起来的项链”,我视之为真理。首先到来的是无数的相遇,随后便是同样次数的分别。其间也有些貌似不经意的偶遇,但却把对方深藏在心底;同时也有虽然时常会面或信件往返,但却行不起来对方长相的事情。人心,真的是很微妙啊。我是个男子,理所当然会像大家一样地关注异性。尽管交往深浅各不同,我有过和几位女子相遇,最后还是以同样次数的分别而告终的经历。她们中间,几乎所有人的面容和声音都回想不起来了,但唯有一人,和她的相遇和分别都是那么的离奇。相比于我90年的生涯,那依然是没有造作的偶遇和分别。这个人,是一异国女子。她的影子长久埋藏在我的内心,没有丝毫退色。她始终活在我心中,和我对话。那时的我,和她一样年轻。当我独自一人或是梦中,她会常常地出现,而我同样应对着她。由此,我会心满意足。可是现在,奇迹发生了。这不是单纯的梦,梦幻和现实居然交叉起来,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正文1939年8月,一身戎装的我抵达了中国江苏省金坛的县城——作为驻扎在当地的日军补充部队的一员。当年5月,我从故乡的步兵第25联队被分配到中国派遣第15师团第51联队,经过3个月的现地教育,我受命编入第二大队第六中队,起居于中队本部所在的下新河村。当时,那里是占领地带的第一线,白天虽然和日本的农村一样景象和平,但到了夜间就一变而为局势紧迫的战场。时不时的,眼前的寺庙会突然爆炸燃烧,黑暗中会枪声骤起,让你实实在在地觉悟到自己已是身在前线。或者是作战,或者是讨伐,我们编组成规模各异的部队深入中国的奥地。每一次出征,都会有些人或者受伤、或者死亡。尽管这样的日夜,在我内心被诠释为一个士兵的义务,但我同时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做着不该做的事情。岁月在一天天流逝,我盼着它们早点结束,盼着自己能早日回家。年关过去了。到了40年1月,我进级为上等兵。尽管我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没做出什么过人之举。大概长官在什么地方发生了错觉,把我高估了吧?于是我被调到金坛城内的大队本部,担任新兵教育的助手。尽管我得以由此逃离第一线凄惨的夜晚,但和日本内地一样,等待着我的是严格的纪律约束。城内的治安虽然维持的不错,但也绝不能疏忽大意了。有一次,在一个理发店就曾发生过日本兵被割断喉咙、而理发匠却逃之夭夭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案件还不少。同时,尽管勤务时间内要求很严格,但作息时间也和内地一样正常。休息日,外出(所谓的外出,当然是限制在城内了)的士兵将拿到俗称“突击第一号”的避孕套——使用它的慰安所就位于城内。相当数量的士兵、下士官、将校都会前往慰安所,但我不在那些人之列。我们都明白:在那里发生的行为既非双方自愿,也不是出于爱情,不过是一系列暴行而已。但当时的日军上层却认为男人们的欲望已经超越了基本的分辨能力。慰安所便是在此前提下作为其对策而设立的,所以它与国家和军队的关联密切。时值今天,却有人说“那是卖春禁止法实施以前的事情”、“那是民间业者的行为”,等等。这种话根本站不住脚,因为那本身就是军队的设施之一。我的父亲不断地给我寄书过来。那些书都是“岩波文库”的哲学类、文学类,时不时还夹杂着小岛政二郎《关于日本糕点》的专著。伙伴们笑话我说:“你老爹真古怪,居然会寄这样的书?应该寄些点心过来才是”。父亲参加过日俄战争,所以可能不希望儿子空闲太多乃至于去干蠢事吧。他责令我“看完后一定要写下感想!”由于这样的老爹挺可怕,做儿子的只好每个星期天都抱着三、两册书,跑到城里的小公园,坐在池畔的小亭子里消磨时光。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那段小小的空闲对我来说是很贵重的。有那么一次,我拾起了偶然从公园旁侧空地上滚过来的孩子们玩耍的球,并以此为缘分,我和一个十岁前后的少年相识了。后来,我们曾并坐在高高的城墙上,一边晃荡着双腿一边交谈。少年表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去日本看看。少年结结巴巴的日语是学校里教出来的,我这个日本兵则告诉他:“到时候别忘了去一趟我的老家北海道,我们家人会把你当我的小弟一样看待的”。眺望着展开在眼下的农村风景,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慰藉。随后,我自然而然地结识了少年的家人。他的父亲在县衙门做事,长身瘦骨白胡须;他母亲则相反,圆脸型,体态发福,看上去很贤惠的样子。他父母应对我的时候自然大方毫无拘束,我甚至可以和他们家的佣人随意打招呼。但只有一个人始终把自己藏起来回避着我。这个人,就是少年的姐姐。第一次,好像是在女子学校放学之后回家的路上,她站在公园树林的后面对弟弟厉声吆喝:“不许你接近日本人”。而弟弟则回敬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但越是神秘的事情,对我这个年轻人就越有吸引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少年家做客的目的已经变成了:想了解一下这个少女的世界。最后,意想不到的幸运的日子来到了。翌年二月,在城外古塔下成片的桃林中,人们设宴赏花。我这个士兵也应邀前往,和少年的家人、村民们坐在一起。也许因为酒的原因,我多少有些陶醉其中。宴会的半途,老父亲指名要女儿唱歌。但无论众人怎么拍手欢迎,少女就是迟迟不肯站起来。到最后,她好像下定了决心,猛然站立,并且狠狠盯着眼前的士兵,毫不客气地说道:“我会唱颂扬殉国勇士的歌,但没有什么可以唱给敌国的鬼子的!”咬牙切齿般的话音刚落,少女就扭头奔进了桃林。我理解她的意思,于是也站起身来,冲着吓坏了的村民们做个安慰的手势,沿着少女奔走的方向静静地走去。少女伫立在桃林深处的一棵老树底下,从背后望去,她细削的肩膀上飘落着几片红色的花瓣。士兵在那个极致美丽的背影前垂下头来,开口如同祈祷一般:“什么时候,希望你让我听到你幸福的歌声,我期待着那个时刻的到来。我想,那一天对我们日本人来说,应该也是幸福的日子吧?谢谢你了。”我略一施礼便转身离开,但胸中如同堵塞了什么一般,是无法抑制的哀伤。几天后,部队接到了出发的命令。行进在武装齐整的队列中,我的军靴嗵嗵嗵地拍打着通向城门的石板路。这时,大脑中不由得浮现出少女的面容。那,应该是一张充满仇恨的脸。突然,少年白色的身影一闪而过,我手中被迅速递来一张小纸片。就听一声“这是我姐姐的”,白色的影子已经消失了。纸片上,墨迹很新。君我同胞を傷付る勿れ君不应伤我同胞君死に給うこと勿れ君不能死在疆场我下意识地抬起头,透过老百姓默默伫立的人墙,发现了那张苍白的面孔。看到它的一刹那,我仿佛找到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那一瞬间,我几乎冲动地要把全身的装具当场投掷于地,毅然扑向少女的方向。可我最终,只是向着少女稍稍点头,挤出一点微笑。随之,少女黑色的眼瞳中,泪水猛然流淌了下来。我尽力克制着眼眶中的泪水,猛地抖擞肩上的背包,挺起胸膛面对前方。前方是一望无际苍白而漫长的征途。君我同胞を傷付る勿れ君死に給うこと勿れ士兵在内心发誓:就算我无法恪守“不能战死疆场”的约定,但我一定不会重开杀戒的。可以说,那是一个士兵走向新生的瞬间。后续这篇《告白》本是我三十多年前的文字,早已把它压在箱底了,可哪知奇迹居然出现了。今年五月,在中国友人的招待下,我开始了北京、上海之旅。最后,竟然访问了思念已久的金坛、下新河村,那是我自认为无颜以对的地方,但等到衷心赎罪的旅行终于结束,满身罪责多少有些减轻的时候,在当地对我甚为关照的朱弘先生一封来信,透露出一个意外的事实。“在金坛为本多先生引路的范学贵先生今天通知了一件了不得的发现,他找到了那位当年和本多先生关系密切的少年。(注:作为本文的翻译人,我朱弘的原话是:有可能找到了那位少年)但很遗憾,他的姐姐业已去世。范先生与对方虽然还未见面,但如有新的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的。”我甚为惊讶。那个少年居然找到了!他的面容顿时浮现出来。并且,当年孩子们嬉戏的空地、公园池畔的小亭子,都毫不走样地定格在我的心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犹如往昔一般回响在耳际。可是,唯有那个人,却已不在了。呜呼,唯有那个人不在了。本多立太郎日记作品相关 是谁保下了靖国神社?中新网9月30日电当年到底是谁保下了靖国神社?香港《凤凰周刊》日前披露了其中不为人详知的全程内幕,并指出,当年,麦克阿瑟统治、改造日本时,负有关闭靖国神社的任务,但最后却鬼使神差地保留了它,如今该后悔得在坟墓里打滚。靖国神社的“说情”与“改制”早在日本投降前,改造日本就被列入了美国的考虑日程。作为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和超国家主义土壤计划的一部分,靖国神社与明治神宫、伊势神宫将被关闭。对靖国神社的性质,美国国务院战后计划委员会的报告认为:日本传统神道是宗教,但国家神道则是邪教,靖国神社是国家神道培养军国主义和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场所,关闭靖国神社,无关乎宗教自由政策。美军登陆日本不久,一队嚼着口香糖的美国大兵就闯进靖国神社,只等麦克阿瑟一声令下就放火。但卤莽的事件被罗马教廷驻日特使比特鲁神父阻止。这位出生于德国的神父与日本素有渊源,战前曾在上智大学当过院长,对日本文化颇有好感。比特鲁神父劝告麦克阿瑟道:无论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对为国捐躯者表示敬意是人类的“自然法”。烧掉靖国神社将是一种野蛮的犯罪行为,也会在历史上给美军留下一个不名誉的污点。今天很多人把靖国神社的存留归公于比特鲁神父的说情,实际上,麦克阿瑟当时虽未“楚人一炬”,但并未改变对靖国神社的看法。日本“太上皇”麦克阿瑟当时为改造和重新设计日本忙得不可开交,靖国神社的命运只是暂时缓一缓而已。靖国神社的权宫司(负责人)横井时常很清楚联合国军总司令部(GHQ)对靖国神社的态度,也知道GHQ要在日本鼓励宗教自由的政策,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改制”的方案,以挽救靖国神社。这个钻宗教自由政策空子的“改制”方案里,把靖国神社名字改为“靖国庙宫”,国家退出管理。日,横井时常向GHQ负责具体废除国家神道的宗教科科长Bunce兜售这套改制方案,时年38岁的Bunce觉得这是个Goodidea(好主意),因为,横井时常描述了“靖国庙宫”的转型后将变成像公园之类的公共设置,靠游玩消费活下来。后来延续下来成为靖国神社一大特色的“慰魂节”狂欢,就是横井为证明靖国神社能迅速转型想出来的点子。为显示靖国神社和军国主义脱钩,横井还命人把炫耀皇军赫赫武功的浮雕用水泥糊了起来。“许可证”与“国有土地不得转让”日,麦克阿瑟发布了第448号令:禁止政教合一、废除国家神道。作为“改制”成民间宗教法人的靖国神社,基于宗教自由与其他宗教享有同样待遇,获得了继续经营的许可证。但刚刚获得许可证的靖国神社,马上就开始张罗招魂阵亡者的合祀,Bunce等一干办事人员终于回过味来,原来日本人搞得还是老一套,于是GHQ立即对合祀做出限制,天皇和皇室不得出席,不得继续使用皇室的菊花纹章。裕仁天皇非常自觉地表示不出席,虽然这让组织者很失望。靖国神社搞合祀的举动还是引起了麦克阿瑟的警觉,GHQ对靖国神社详细的调查报告亦认为,虽然它已在经费来源等项上脱离了国家管理,但依然是个危险的所在。禁止公开合祀的命令下达后,靖国神社的对策是合祀在私下继续进行。不过,脑子里程序意识强烈的美国人虽认为靖国神社不能留下来,但靖国神社“改制”后属文部省管辖,既已成宗教法人,就宜不直接废除甚至干脆直接拆迁,而是想办法在程序上为难,令其自生自灭。1946年11月,麦克阿瑟下令,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性质的神社,不同于传统神道,故其占用的国有土地,不得直接转让给靖国神社。GHQ这一釜底抽薪的政策,迫使横井时常们琢磨靖国神社如何自给自足活下去,很快,原本庄严神圣的靖国神社门前搞成了娱乐一条街,买卖纪念品、祈愿牌以及经营博物馆和电影院之类成为捐赠外的一大收入来源。60年后,靖国神社挂的祈愿牌几乎全是神灵保佑升学、健康、晋级、发财、朝鲜不发射导弹之类的内容,也许,这是横井时常们当时并不真正希望看到的。靖国神社小心翼翼看着盟军脸色终于捱到了冷战东西方对抗的重大转机。朝鲜战争爆发使美国占领政策彻底改变,因为日本要成为在亚洲的共产主义“防波堤”。从宪法制订、日皇的非神格化宣言、战犯的审判,再到教育和传播体系已能放心地对日本国民进行长期持续洗脑改造,日本完全朝着美国人希望的方向前进。1951年9月,GHQ经研究后认为,若关闭靖国神社将导致与日本民意的冲突,因为日本民间为靖国神社发起了一拨又一拨的请愿,遂同意国有土地转让给靖国神社。甲级战犯“公务死”天皇从此不参拜随着占领结束,横井时常命令用水泥糊上的那些浮雕,水泥又被重新敲掉。另一项活动就是靖国神社的大规模合祀祭。因为在美军占领监控下,靖国神社未便于统计二战中大批死去应进入合祀的名单。1953年日本国会通过的《战伤病者战殁遗属等援护法》,确立补偿对象时,被处决的战犯遗族与战死者遗族同享国家以年金等形式的抚恤,这本属无可厚非,但战犯被处决被定为“公务死”(因公殉职),却为战犯最终进入靖国神社被合祀打开必然的通道。被处决的战犯被定为“因公殉职”,自然死于监狱的战犯亦属“因公殉职”,最终一并被靖国神社合祀。关于合祀,事实上,靖国神社并无所谓灵牌,小小的靖国神社也无法存放得下246万个灵牌。所谓的灵位,是经过认定后,造册存放在靖国神社最靠里的一间名叫“灵玺簿奉安殿”的花名册。战犯合祀问题随着战犯被迅速大批释放而加速。1955年,日本议会通过了《战犯释放问题》决议案,先是全部甲级级战犯被释放,到了1958年,乙、丙级战犯亦全部释放,这些人多数迅速重新回到政界和商界。譬如1957年担任首相的岸信介就是甲级战犯。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强烈要求先辈该进入神社享受祭奠的战犯遗族,往往持有模糊而矛盾的双重态度,一方面,这些人几乎都对盟国审讯判决持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又承认其负有日本战败或引起战争破坏之责,同时,又认为,即使有罪那也是因公行为。1978年10月,14名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终于使靖国神社成为国际焦点。但实际上,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始于日。第一批名单都是乙、丙级战犯,此后,每隔一段时间,经“资格认定”后,就有一批新的战犯夹在新增名录中被合祀。不过,因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有可能造成重大误解”,影响到今后合祀的进行,因此日本厚生省和靖国神社未对外宣布。“毅然决定”合祀14名甲级战犯的,是当时靖国神社的权宫司松平永芳,当时除此14人外的几乎所有战犯都早已进入靖国神社。令靖国神社方面始料未及的是,甲级战犯进入靖国神社引起了天皇裕仁的不满。联合国军占领终止后,天皇于1952年恢复参拜。不过,他不再身着军装,也不再年年参拜,到1975年,总计前往8次。但甲级战犯被靖国神社合祀,天皇便终止了参拜,这一态度被延续到了今天的平成天皇。不过,天皇很长时间隐忍不发,也一直未对停止参拜原因做出说明,在其病逝的前一年1988年,终于对身边的宫内厅官员富田昭彦说:“自那以后我就没有参拜,这就是我的意愿。”然而,天皇临终前终于表明心迹的说法,直到日才被媒体披露出来,这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能不说造成了巨大舆论压力。靖国神社是纯粹的“民营”?战前“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归陆军和海军共同管辖,权宫司亦由其任命。什么人该进入靖国神社,程序上先由陆海军进行“神格检查”,后经天皇裁定,最后名册交给靖国神社举行合祀。因此,对有资格被合祀的阵亡者和“因公殉职”者,靖国神社从来没有专门机构进行的统计确认。事实上,这种大规模的统计工作,只有官方组织机构才能完成。战后,靖国神社迅速与国家脱钩“民营化”,与旧有的军方的统计联系被切断,但二战中日本大批阵亡者和“公务死”须进入靖国神社合祀,这种统计确定工作,实际上由厚生省接替了军方来完成。当然,厚生省在程序与以往军方直接递送名册完全不同,而是采取一种巧妙的政府为民间宗教法人提供咨询服务的方式。按靖国神社的惯例,战场上战死者无须遗族意愿一律进入神社,厚生省撤退援护局对战死者遗族抚恤发放名册,就自动成为靖国神社统计战争阵亡者的名册。厚生省的这部分工作,的确可认为是政府部门对社团法人的咨询服务,阵亡者是否“拥有神格”与厚生省无关。而“公务死”则复杂些,往往需由遗族提出申请后进行核查认定,而何为“因公”,厚生省的认定标准援引的是“终战前惯例”,即过去军方的标准。所以,“拥有神格”的非阵亡者,实际上至少是厚生省参与了选择的。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厚生省与靖国神社的往来是政府咨询答疑的方式,但往来的文牍格式却依循旧例。譬如,厚生省提供给靖国神社的名册是专门的“祭神名票”,无论是普通阵亡士兵还是悄悄塞给靖国神社的战犯,递送的统统是“祭神名票”。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日,日本政府在靖国神社进行最后的临时大招魂的军方仪式主持者人贺屋兴宣大佐,在关押释放后进入厚生省,职责上继续与靖国神社对口。推敲靖国神社“民营化”纯度的另外一个案例是,1956年,厚生省曾向掌握阵亡者情报的各地方政府提出“协力合祀”的要求,经费由国家负担。靖国神社的“民营化”是联合国军占领日本期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产物,自然,靖国神社在生存无虞后,要求恢复“国有”的呼声一直就有,上世纪七十年代达到顶点,1974年自民党依仗席位优势,强行在众议院实施单独表决,通过了《靖国神社国家护持法案》,但旋被参议院否决,此后这种以立法促“国有化”的尝试基本消失。今天,日本人早已习惯“改制”后的靖国神社,也习惯了平成天皇即位后从不出席靖国神社的例祭仪式。某种程度上,今天“非国有化”的靖国神社,当年手下留情的美国人是可接受甚至是乐见的,但是,1964年病逝的麦克阿瑟绝对想不到,他死后没几年,那些战犯全被送进了靖国神社,而日本政要为了显示个性,时不时还要去参拜一下。(黄章晋)作品相关 以血肉撕开的封锁线——惨烈的湘江战役红军生死存亡的战役揭秘以血肉撕开的封锁线——惨烈的湘江战役1934年9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不得不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准备前往湘鄂西与红3军和红6军团会合。1934年10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开始突围西征。11月中旬,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沿着此前红六军团西进路线,进入湘桂边界潇水、湘水地区。蒋介石在红军突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才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意图不是南下,而是西进,进而判断红军“必沿五岭山脉,循肖匪故道,经兴、全西窜”,于是急急忙忙调兵布防,企图“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围歼红军。一、面对国民党军重兵的堵追围截,“左”倾路线的领导拒绝毛、彭的建议,命令红军往“口袋”硬闯11月12日,蒋介石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湘粤桂边“追剿”军总司令,中央军嫡系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统领中央军9个师,湘军何键7个师,粤军陈济棠部4个师,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5个师共26个师的约30万兵力,合力围剿红军。11月16日,何键、薛岳在衡阳召集中央军和湘军各军军长、参谋长开军事会议,会商“追剿”计划。薛岳,广东乐昌人,曾率部在上海参加过“四一二“大屠杀,在潮州堵击过南昌起义部队和镇压过广州起义,1934年10月间又率先攻占兴国和龙岗,因此颇受蒋介石和陈诚的信任,陈诚在一次军官集会上公开说:“剿共有了薛伯陵(薛岳字),等于增加十万兵。”因此使他更加狂妄,但就军事素质而言,此人也的确是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翘楚。薛岳根据作战战报及搜集来的情报在会上推断:“敌军企图从湖南西北入湘西与贺龙合股,公算不大;徘徊于粤边之连县,桂边之贺富地区迟迟不动,南入粤桂,生存不易,因之公算也小,全面观察,企图西行,强渡湘江入桂转黔,步萧克故技可能性大。”由此,他认为“追剿”军应“利用湘江地障,一面猛追,一面猛堵,以强有力之一部,协同广西友军扼守全州迄灌阳以北四关,并沿湘江布防堵截,主力衔尾追击,并先占道县,另一部机动于祁阳、零陵、全州间作战略预备,以防共军取道零陵北进;俟在湘江将其击破后,加以追歼”。会上部署了兵分五路“追剿”红军的任务:(一)以湘军刘建绪之28军率4个师开到广西全州依湘江东岸布防,与驻广西灌阳的桂军夏威之15军取得联系,进行正面堵截。(二)以周浑元率中央军36军所属3个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三)以湘军第27军2个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四)以湘军第16军1个师取道蓝山、临武,与粤军取得联系,防止红军南下。(五)薛岳亲自率的中央军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同时,何键还派代表至广西与桂军“剿共”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人协商湘江堵截计划。何、薛的整个军事计划就是企图凭湘江之险,借优势兵力和精良装备,利用桂北湘南沿岸大大小小600多座碉堡,在全州、兴安、灌阳长约130公里、宽约50公里的三角地带张开口袋,对红军前堵后追,左阻右拦,进行“铁壁合围”,以一举歼灭。在南昌督战的蒋介石对这个计划内十分赞赏,他在给何键的亲笔信中一再叮嘱:“党国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追剿”。为了鼓动“追剿”军的士气,何键甚至在报上宣布悬赏:除南昌行营原定拿获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各赏10万元外,如在湘境长追拿获者,加增赏5万元。红一方面军在过湘江之前就已大量减员,从出发时的86000万人下降至64000万人,战斗力有不少削弱,而近前面又有30万国民党军又摆开口袋阵,从四面八方压迫过来。如果红军继续西进渡江,代价必然是惨重的,而且,与二、六军会合的计划实际上也很难实现。而且,一些不安和不满的情绪也开始在部队中流露,当时任红3军团五师15团团政委的罗发回忆:红军以两个军团在前面开路,一军团为左路前卫,我三军团为右路前卫,八、九军团在两侧,五军团为后卫兵团,掩护中央机关。敌人走大路,我们走田间小路。整个部队一天只能前进几十里。我们部队为了掩护大部队的行动,常常要急行军,有时一夜要走百多里地。这段时间里,我们只打了几个小仗,伤亡也不大,但部队十分疲劳,病号不断增多。像脚上打泡,磨破脚都是很平常的事。部队谁也不知道往哪去,总是一直向前走。这样,使许多战士产生了不少思想问题,新战士不愿远离家乡,有的战士就说怪话:“打不像打,走又走不动。我们这样如同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是为了什么?到哪里去?同志们并不清楚。这时掉队人员也日益增多起来,部队里的兵也一天比一天少了。巩固部队战斗力已成了当时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身为团政委,我深感肩头的担子很重。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局势,已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外的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向中央最高权力机构“三人团”提议:湘南地区有过暴动的历史,党和群众基础比较好,而且不是国民党军防守的重点,兵力不多,构筑的堡垒很少,有利于红军的机动作战,乘国民党各路军队正在调动,“追剿”军主力薛岳、周浑元两部还没有靠拢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根据与敌征战多年的经验,也向中央建议:以3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进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中央率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人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如果中央红军按照用毛泽东、彭德怀的建议改变原定计划内,实行新的战略,也不失为摆脱困境的出路。但是,这两条建议都被左倾路线的领导人博古和军事顾问李德拒绝,他们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命令部队继续向西钻进蒋介石设置好的口袋,与敌人作面对面的硬拚,这就注定了湘江战役的惨烈。二、桂军“送客”放开一条大道,红军却没有抓住这个稍纵即逝的有利战机在第四道封锁线上,蒋介石最不放心的的是处于半独立状态的桂系军队。此前蒋、桂几度勾结、也几次分裂,桂系集团高层内部一致认为:“蒋介石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其他各党派都是我们的同盟者”,积极参加了地方实力派掀起的几次反蒋战争。蒋介石的两次下野,都直接与桂系有关。长期以来,蒋、桂之间的疑忌很深,蒋介石也看到了这点。为了拉拢桂系,利用桂军,他在发给李宗仁、白崇禧的电报慷慨许诺:“共军将南窜桂黔,贵部如能尽全力在湘桂边境加以堵截,配合中央大军歼灭之于灌阳、全县之间,则功在党国,所需饷弹,中正不敢吝与。”并随即派飞机送去两个军3个月的开拨费100万元、堵剿计划和电台密码本等等。李、白两人也复电“遵命办理”,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和有力量在境内外堵击红军,暗示不希望中央军趁机入桂作战。表面上,桂系除大张旗鼓修碉堡筑工事外,还积极响应何键封锁湘江的军事部署。11月16日,湘、桂双方在广西全州召开会议达成“全州协议”,议定湘军担负零陵至黄沙河之线防务;桂军负责全州、兴安以南防务,在湘、桂边境的黄沙河与湘军衔接。当然,桂系也有自已保存实力的小九九。11月上旬,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连续召开军事会议,商讨防堵红军的对策。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禧在会上分析得头头是道,他认为红军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攻四川。这三种可能性,他认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所以第三种可能性最大;而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符合红军的作战战术,因此第二种可能性次之;而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很难立足,第一种可能性最小。桂军第四集团军高级参谋刘斐估计:红军虽然失败了,但仍有一、二十万的兵力,广西全部兵力只有一个集团军两个军16个团,总共才20000多人。他特别提醒与会者:“如果我们以20000人去堵200000人,肯定会被红军吃掉。古人云:哀兵必胜,红军到了无路可走时,拚死战斗,我们肯定会被吃掉的。老蒋的阴谋是叫广西军与红军两败俱伤,他好一箭双雕,坐收渔利。如果我们打输了,共军进入广西,老蒋就说‘我来替你剿’,到时广西就是他的了。如果侥幸打胜了,广西也已疲惫不堪,老蒋会说‘我来为你善后’,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名义吃饭,也会顺利地进广西。这个仗的确不好打。”几次会议研究的结果,桂系最终确定了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是“送客”,即不让红军进入广西内地,但在形式上作出堵击模样,实际上保全桂军的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具体做法是放开一条道路让红军从北部经过进湖南、贵州,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后卫部队做文章,以敷衍蒋介石。会后,白崇禧立即部署第十五军在灌阳、全州一带占领阵地,第七军则控制恭城、兴安一线,作出侧击阵地。据说,白崇禧在视察防线时兴致很高地对十五军军长夏威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虽是笑谈,其心态倒是真实。就在桂军逐一展开部署期间,白崇禧收到潜伏在南京内线的密电,称:蒋介石已定下一举除三害的毒计,即压迫红军从龙关虎两侧地区流窜广西、广东,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中央军的大举进入,从而达到桂系、粤系、红军俱除的目的。据时任桂军兵部参谋长的汤圭回忆,白崇禧当时气极败坏地咒骂:“好毒辣的计划,我们几乎上了大当!”立即命令转移桂军主力扼守龙虎关,灌阳到永安关只留少数兵力,全县完全开放,第七军在恭城机动待命。汤圭劝说要考虑防止红军由灌阳、全县突入。白崇禧愤然地说:“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这个计划是他最理想的计划。管他呢,有匪有我,无匪无我,我为什么要顶着湿锅盖为他造机会?不如留着朱毛,我们还有发展机会。如果夏威挡不住,就开放兴安、灌阳、全县,让他们过去,反正我不能叫任何人进入广西内地,牺牲我们全省的精华。”11月21日,红九军团攻克江华县城,并派出两团兵力向广西要隘龙虎关作佯攻,以吸引桂军东调增援。白崇禧接到报告后极为紧张,意识到红军过境势不可免,深恐红军由江华进入贺县或富川,深入广西中部。他权衡得失,为了避免与红军决战,决定立即放弃湘江防线。当天向蒋介石发电谎报龙虎关、富川、贺县遭到红军进攻吃紧,要求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到龙虎关防堵,让湘军前来接防。第二天下午,第十五军除留在全州、兴安、灌阳各留下一个团,其主力以及第七军的1个师全部转移到富川、贺县,而以第十九师担任龙虎关防务。桂军从全州、兴安一线突然撤防,顿使何键手忙脚乱,他不得不下令刘建绪部4个师立即南下全县,各路追击部队加紧追击。11月23日,何键发给蒋介石一封长电,除指责桂军撤走让湘江防线“门户洞开,任匪长扬而去”外,更是叫苦不迭声明湘军无力迅速接替桂军所通防务外,愤激之情溢于言表。至此,桂北湘江一带只有桂军3个团分别闭城固守,从全州到兴安界首之间的130里湘江两岸,整整3天没有敌正规军防守,这等于给已陷入困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如果红军能利用蒋、桂矛盾,抓住桂军后移和湘军未到的3天宝贵时间,轻装突过湘江,损失就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则战局也更为主动。然而,受博古、李德控制的中央军委对桂军暗中让道“送客”的用意毫无知晓。11月25日下午5时,中央军委才发布关于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红八军团组成进攻部队,迅速在全州、兴安之间抢渡湘江,以红一军团1个师和红五军团、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阻击敌人进攻,计划分兵四路纵队向湘江地域前进,转入湘桂边境的西延地区。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回忆录中遗憾地感叹:本来,当11月16日我5军团攻占临武,敌人弃守蓝山,我军继续向江华、水明方向开进时,白崇禧一度命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这时白崇禧部已撤走,湘敌刘建绪部还没有赶到,全州、灌阳、湘江一线空虚得很,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没有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是完全可以先敌到达抢渡湘江的。但我们丧失了这个宝贵的时机。直到11月25日军委才发布命令,我军兵分2路渡江,这时的湘江就很难渡了。11月27日,作为前锋部队的红一军团二师和红三军团四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右翼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赶到界首,因为界首无敌防守,守敌已退至光华铺,所留几十民团迹逃之夭夭,故未经战斗即占领了这一全、兴交界处的重要渡口。左翼红三军团四师则占领光华铺,向南警戒兴安方向桂军,其第五师也占领了新圩、马渡桥,准备阻击从灌阳北上的桂军。至当日晚,红一军团在右翼、三军团在左翼,已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长的湘江两岸,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以徙涉。红五军团作为全军的后卫,边打边走迟滞追击之敌,掩护后续部队通过。这无疑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央纵队已在27日到达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如果当时仍决心抢渡,由桂岩到最近的湘江渡点,不到80公里,采取轻装急行军,一天就可到达,仍可能以较小的损失渡过湘江。但中央纵队行军速度太慢,带着很多辎重。当时红军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3000多副挑子,连需要七八个人抬的印钞机也舍不得丢。这些笨重的辎重和坛坛罐罐,以致行动十分迟缓,每天平均只走一、二十公里,整整四天,在湘江以东只行走了72公里,平均每天18公里。这种行军速度,给了敌人以重新调整部署的时机,以致我军再次丧失良机,使有利的态势丧失殆尽。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系谎报军情撤离湘江防线后大为震怒,在电报中插斥责桂军“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再次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河点,对过湘江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江的各部进行堵击。一场恶战即将开始。三、血肉撕开封锁线,四个阻击阵地敌尸横遍野桂军撤防,湘军未及,红军前卫部队乘隙占领了湘江渡口,使全军形成了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势态。11月28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我军自29日起至30日全部渡过湘江”,但是事实上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驮负辎重,行动缓慢,从11月28日晨至29日晚,左右两翼前卫部队和后卫掩护部队与敌军激战两天两夜,竟然无一支部队过江。30日晨,军委第纵队才从界首渡河,而此时,敌军已形成南北夹击势态,红军面临的情势十分危急。11月26日,中央军周浑元部4个师占领道县。27日,湘军刘建绪部从黄沙河一带南下,占领全州。白崇禧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为了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一面宣布红军“已沿湘桂边境,向北窜走,富贺边境,干戈已告平靖”,一面指挥第十五军和第七军的1个师回师灌阳,分兵由公路对进,一路由灌阳地区北上,向湘江东岸进攻,一路由兴安向湘江西岸的红军进攻,与左翼的红三军团展开激战。湘江两岸的红军将士,为掩护全军过江,以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残酷的决战,为了掩护后续部队过江付出惨痛的代价。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战斗主要在四个战场展开。首先打响的是灌阳新圩阻击战。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不过70多里,一条公路连接灌阳,是桂军进逼湘江的必经之路。公路两侧是一片方圆几公里连绵的丘陵,草木丛生有利于隐蔽设伏。丘陵的背后就是无险可守的一马平川。一直担任军团前卫的红三军团五师在向湘江急行军的途中文市接到军团的紧急电报,命令该师立即赴灌阳新圩附近,阻击桂军,保证整个方面军左翼的安全掩护中央纵队过江。军团长彭德怀的在电报里的语气象他性格那样斩钉截铁:“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至四天!”深知新圩阵地重要性的彭德怀特意把军委配属给军团的直属炮兵营调给红5师协同作战。师长李天佑是广西临桂人,在百色起义时就与桂军打过恶战,对流传在军界的说法并不陌生: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而且这次面对又是俗称“钢七军”的桂军第七军两个师又一个团,以一挡二,其困难可想而知。李天佑给军团的回电表示也是坚决的——人在阵地在!28日清晨,桂军第七军军长夏威亲自率部就沿着公路向红五师阵地猛扑过来。在武器和兵力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桂军一开始并不把红军放在眼里,在军官的督战下,凭借着数架飞机的低空扫射轰炸和重炮的轰击,其进攻十分猛烈。红五师尽管重武器不多,但炮兵营的头一回协同作战,让大家的作战信心顿时增强不少,因此阻击的特别顽强。野战工事被敌人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子弹打光了,就与敌白刃格斗,前赴后继,反复争夺。这一天,桂军以伤亡近500人的代价仅夺得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头。桂军第四十四师师长张文鸿在当天的战报中无可奈何地说“几次进攻均无进展”。红五师十五团政发罗元发在回忆录中写道:双方一经接触,战斗就十分激烈。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满天,很快扩展到看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来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向敌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响成一片。经过激烈的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这时,敌人屁股正对着我们,我军抓住机会,步枪机枪一齐向敌人射去。第一天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多次进攻,阵前留下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余人。部队坚持到晚上,边吃饭边加强工事,准备第二天的战斗。初战失利让白崇禧极为震怒,一向能征惯战的桂军以7个团加6架飞机反复冲击,却拿不下新圩一线阵地。他在大骂属下指挥无能的同时也非常奇怪,是红军什么部队在阻击,他们长途跋涉哪来那么强战斗力?回报说是彭德怀三军团的红五师,自师长李天佑以下,很多都是参加过百色起义的广西人。白崇禧这才恍然大悟:真是冤家路窄!于是,接下来的两天,桂军投入更多的兵力,进攻集群由班排改为整连整营,并派出部分兵力沿红军左侧一带高山迂回。腹背受敌的红军却誓死坚守在阵地,往往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经过多次反复冲杀,红军的伤亡越来越大。至29日下午,红十五团3个营长已牺牲2个,团长白志文身负重伤,政委罗元发头部中弹,前来代理团长指挥作战的师参谋长胡震也于30日上午阵亡。战斗到最后关头,全团能战斗的人员不足400,带伤坚持指挥战斗的罗元发把团部机关的警卫、通信、参谋、干事,凡一切有战斗力的人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一线战斗,使十五团始终没有被打垮,保持着阵地坚如磐石。与红十五团并肩作战的红十四团也打得很苦,团长黄冕昌在第三天的反冲锋中牺牲。11月30日下午4点,李天佑接到军团电报,得知中央纵队已安全过江,阻击任务完成,命令其把防务交给红六师,迅速过江。此时红五师已是损失过大半,据《红一方面军军史》中记载:(桂军)两个师又一个团,对我红五师发起疯狂进攻,红五师自师参谋长胡震以下,第十四团团长牺牲,第十四团政委和十五团团长、政委均负重伤,营、连干部几乎全部非伤即亡,全师3000多人,损失就达2000多人。红五师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彭德怀亲自指挥了11月29日打响的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光华铺地处兴安县与湘江重要渡口之一的界首之间,距界首不足6里,是一片比较开阔的丘陵地带,并不适合选作防御阵地。但是,它是距界首的最后一道防线,对担当阻击任务的红三军团四师来说除了背水一战,已别无选择。彭德怀决定亲自指挥场关系重大、异常艰巨的战斗。他把军团指挥部设在界首镇北端距渡口仅几百米远的一座名叫三官堂的祠堂,以便能随时观察到渡口情况。29日晚,熟悉地形的四个团的桂军对红军发起夜袭,采用迂回战术,很快突破光华铺阵地,向界首渡口直插过去。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时任红四师十团三营营长,被命令不惜代价追击敌军。他回忆起当年那场激烈的战斗时说:我们奉命追赶,同敌人短兵相接。夜里漆黑,展开混战。30日拂晓,我们虽已消灭大部分敌人,但界首渡口西岸失守。此时,中央第一纵队即将抵达东岸渡江,情况万分危急。团长沈述清同志率领一、二营直奔渡口,经过多次冲杀争夺,最后消灭了敌军,夺回了渡口,加强了守备力量,巩固了周围阵地。第二天的战斗更为激烈,炮火纷飞,血肉横飞。数十倍的敌人蚂蚁般地向红十团阵地涌来,一批战士倒下了,又一批战士牺牲了,团长沈述清也中弹牺牲。团政委杨勇杀红了眼,他咬牙一把将钻入他的右大腿的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与敌军展开白刃搏战,又一次打退敌军进攻。彭德怀立即命令师谋长杜中美代理指挥十团。当天下午,杜中美在2营阵地指挥作战时也中弹身亡。一日之内,连续两位团长战死,可以想象战斗是如何的激烈。天黑的时分,被打得尸横遍野的敌军才占领光华铺阵地。彭德怀急令撤退至第二道阻击线的红十师连夜主动反击,经过一夜苦战,稳住了阵地。12月1日,在完成新圩阻击任务的红五师配合下,又连续阻击敌人数十次的进攻,直至中央纵队过江后才奉命撤离。全州觉山铺阻击战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红军牺牲最多的一场血战。湘江西岸的觉山铺是距全州30里、离界首50里的小村庄,与湘江并向而行的桂黄公路从这里穿过,公路的两侧夹峙着四、五里长的小山岭,是敌军进攻湘江渡口的咽喉要地。11月27日,右翼前卫红一军团二师涉水渡过湘江后,并欲相机占领全州,发现已被湘军刘建绪部抢先一步占据。红二师唯一能做的就是速迅在觉山铺设置布置起凹形防御阵地,以阻击从全州过来的敌人。29日上午,刘建绪部3个师15个团从全州倾巢出动,向觉山铺猛扑过来,配合他们进攻的是数十门山炮和五、六架飞机。红四团的前沿阵地首当其冲受到进攻。红四团前身为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曾参加过彪炳史册的南昌起义、湘南暴动。敌人的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把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震昏,耳鼻出血,但是他们不顾一切牺牲,仍顽强地抗击了一整天飞机、大炮协同步兵集团的进攻,双方形成对峙。30日的战斗更加激烈。随着友邻部队阵地失陷,红四团三面受敌,敌人直接从侧翼公路正面展开宽大突击。团指挥所已成为前沿,身患疟疾的团长耿飚亲操马刀率团部人员与敌格杀,政委杨成武也率通信排杀入敌阵。战斗中一颗流弹击中杨成武的右膝盖,在警卫员的拚死掩护下才得以从枪林弹雨中脱险。红五团的阵地也被多次突破,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面对端着刺刀冲过来的敌人,为了不当俘虏,他夺过身边警卫员的枪自尽。紧急关头,从潇水完成阻击任务的红一军团一师不顾疲劳,火速赶到了战场投入战斗。两个师联合起来很快打垮敌人的多次冲锋,再次牢牢掌握了阵地。以福建宁化子弟为主组成的红五军团三十四师一直担任殿后的重任,在水车地区与超过自已数倍的敌军进行浴血阻击战。这个师由闽西红军逐步改编而成,每个团有1600人左右,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了一年多的阵地防御战,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都比较强,是红五军团的基干力量。11月26日,军团长董振堂和参谋长刘伯承向师长陈树湘宣布了该师的作战任务:坚决阻止尾随之敌,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尔后为全军后卫;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但尽可能赶上主力。刘伯承的最后语重声长地叮嘱:“在重兵压境的情况下,把军团的殿后任务交给你们师,这个担子很重啊!”红三十四师接受任务后,几十里急行军赶到水车一带,迅速占领了有利地形构筑工事。28日,阻击周浑元部4个师的战斗打响,战斗异常激烈。原红三十四师一百团团长韩伟对当时的战况记忆犹新:守卫在前沿阵地的我团,提出了“誓与阵地共存亡,坚决打退敌人进攻,保证主力部队抢渡湘江”的响亮口号,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有位福建籍连长,身负重伤,肠子被打断了,仍然指挥战斗。阵地上铁火横飞,前沿工事被打得稀巴烂,山上的松树只剩下枝杆,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伤亡越来越大。但同志们仍顽强地战斗着,阵地上烟尘滚滚,杀声震天。许多同志重伤不叫喊,轻伤不下火线,顶住数倍于我的疯狂敌人。在激烈的血战中,师政委程翠林和大批干部、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红三十四师拚死苦战至30日中午才奉命撤退,广大干部战士以自已的血肉之躯迟滞了整整4个师的敌人的进攻行动,对掩护整个方面军顺利抢渡湘江有着重大意义。五、胜负关全局的12月1日,碧绿的湘江水被红军的血水染红11月30日晚,在兵力和武器都占优势的敌军疯狂进攻下,担任两翼掩护任务的红一、三军团的几个师伤亡愈来愈重,不得不且战且退,交替掩护向后收拢阵地。坚守在觉山铺的红一和红二师被迫退到第二道阻击阵地,敌人的炮弹都可以打距觉山铺不到2里的屏山渡口,并且敌人的飞机频繁地在湘江东西两岸渡口狂轰滥炸。当天深夜,除中央纵队正在过江外,湘江西岸的只有红一军团第一师和第二师、红三军团第四师和第五师,计4个师,未过江的却有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第六师及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的共计8个师,占一方面军力量的三分之二。如何保住湘江渡口,组织湘江东岸的各部队星夜兼程过河,成了摆在中央红军面前最严重的任务。12月1日凌晨1时半,中央军委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红一、三、五军团“消灭由兴安、全州向界首进攻之敌,钳制桂军及由东尾随而来的周浑元部,保证我军后续部队于二日晨通过湘江。”两个小时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又联合向红一、三军团下达完成作战命令的指令,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切断……全体指战员要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12月1日的战斗空前激烈。敌军主力对红军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红军于半渡。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觉山铺的战斗打成白热化,红一军团在20多里的第二道阻击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地拚杀战。狡猾的敌人在几次冲锋失败后,转而集中兵力和炮火猛攻红一、红二师的结合部,并最终突进4、5里地,迂回包围了红一师1个团。被包围的部队奋力反击,在另一个团的接应下,多数人突出了重围。红二师则硬是凭着你死我活的拚刺刀,顶住了气势汹汹的敌人。红四团团长耿飚后来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邀功的心切的敌军甚至一度打到红一军团指挥部的门口,由于政委聂荣臻沉着冷静的指挥才安全摆脱了敌人。与此同时,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和第四师也在新圩、光华铺地域与桂军展开激烈的战斗,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渡江争取更多的时间。12月1日中午,军委纵队全部通过工兵营在界首渡口上用煤油桶架起的浮桥渡过湘江,跨桂黄公路,进入越城岭山区。下午3时,根据军委命令,工兵营炸毁了浮桥。由于桂黄公路光华铺阻击阵地已撤离,桂军向界首渡口蜂涌而至,九军团大部及随后的五军团十三师、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12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九军团、五军团十三师过江时均遭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当他们正在争分夺秒过江时,五六架敌机径直朝渡口飞来,在渡口的上空猛烈轰炸,疯狂扫射,江面上到处一簇簇机枪扫射的浪花,一处处冲天而起的炸弹水柱。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毫无防护措施的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碧绿的湘江水,转瞬之间变成了一江血水。敌机直至扔光了炸弹才得意洋洋地飞走。八军团来不及喘一口气,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这股敌人打退,最后冲过了湘江,但损失极其惨重。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10000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1个团给五军团,八军团建制自此撤消。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湾,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就是灰色的,可见渡江战斗的惨烈和红军牺牲数量之多。红一师和红二师在悉知中央纵队完全过江后才交替掩护,撤出战斗。这天的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8个师有6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进入西延地区。历时6天的湘江战役遂告结束。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作为殿后部队的最后的后卫,在敌人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12月1日,红三十四师在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冲破敌军的截击,急行军赶到湘江边却发现渡口已被全部封锁,处在湘、桂、中央军的四面包围之中。师长陈树湘决定率领余部400多人决定回征湘南开展游击战。沿途多次遭到地主民团武装的袭击,部队一再减员,陈树湘也在战斗腹部受到重伤。几天后,伤势更加严重的陈树湘在昏迷中被俘,让敌人如获至宝,连忙用担架抬着准备去邀功领赏。陈师长苏醒后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壮烈牺牲。被打散的100多人在师参谋长的指挥下继续战斗。21日,这支小队伍在蓝山、宁远交界地被敌军重重包围,弹尽粮绝,除极少楼战士被冲散潜逃进深山外,大部分都战死牺牲,红三十四师至此结束了它辉煌的战斗历程。湘江一战,红一方面军牺牲和失踪约31000人,被俘近1000人,最后过江红八军团不复存在,其它各部队的编制在湘江之战后也剩不足半数。官多兵少,部队大量缩编,这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从另一方面来看,“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丢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战役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红军指战员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在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正如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中所写的: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日,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参与中央领导,直接指挥军事,从而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央的统治,事实上开始确立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作品相关 蒋介石和复兴社十五太保蒋介石的法西斯秘密组织军统的前身是复兴社。这个特务组织以蒋介石的黄埔亲信为主,比较有名的有“十五太保”。十五太保的由来1931年冬,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决定效仿墨索里尼,建立一个绝对效忠自己的特务组织。于是,召集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等十几个得意门生开会,哭丧着脸说:“现在曰本帝国主义者压迫我们,共产党又捣乱,我们党的精神完全没有了,弄得各地的省市党部被包围、被打,甚至南京的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都被包围,我们的党一点力量没有,我们的革命一定要失败!我的好学生都死了,你们这些又不中用,看着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了!”话讲完后,蒋介石就宣布散会。过了几天,蒋介石又连续两次召集这些人开会,再三重复骂过的话。有着“黄埔三杰”之称的贺衷寒终于悟出蒋介石的意图。随后,贺衷寒上窜下跳,联络了一些黄埔同学密谋成立特务组织。此举得到上下认同后,在曾扩情举行的南京“浣花菜馆”晚餐上,被蒋再三骂过的黄埔学生推举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等五人负责筹备。后又决定由贺衷寒起草章程,康泽起草纪律条例。将该组织名称定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曰,复兴社在南京秘密成立。按社章蒋介石是“真命”社长,他在为复兴社致的训词中强调了“攘外必先安内”、“内部团结统一”、“发挥硬干、快干、实干精神”,并鼓吹其“力行哲学”。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腾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会后,蒋介石又指定贺衷寒、酆悌、腾杰三人为常务干事,腾杰为书记,辖组织、宣传、训练、特务四个处。内中,具有实力和名望的特务头目共有15人。他们以封建社会的“太保”自居,故称“复兴社十五太保”。他们是:大太保贺衷寒,湖南岳阳人,黄埔一期生。号称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他除了有较深的资历外,还具有较深的理论修养和狂热情绪。二太保邓文仪,湖南醴陵人,黄埔一期生。在意识形态领域为蒋介石拼命鼓噪,疯狂宣传法西斯主义,是一个十足的拥蒋狂和反共狂。三太保刘健群,原籍江西吉安,先世以避乱进入贵州,定居遵义。他能说会写,也很会活动,但不是黄埔生。四太保康泽,四川安岳县人,黄埔三期生。一生主要从事宣传、特务工作,曾参与筹建复兴社、别动队和三青团。五太保胡宗南,浙江镇海县人,黄埔一期生。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第一: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六太保桂永清,江西贵溪人,黄埔一期生。任复兴社训练处长,鼓吹:“德国出了一个希特勒,使德国复兴;中国有了我们的蒋校长,只要大家一致拥护,中国必可复兴。”七太保郑介民,广东文昌县人,黄埔二期生。从事特务工作20余年,戴笠死后,他任军统局代局长和保密局局长,显赫一时。八太保潘佑强,湖南湘乡县人,黄埔一期生。曾任复兴社中央干事和作为复兴社外围组织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中央干事兼书记。他牢牢记住复兴社的宗旨“内求统一,外抗强权,拥护领袖,收复失地”,一言一行都要对照一番。他把蒋介石奉若神明,除了蒋,他谁都瞧不起,在复兴社里几乎与所有的人都有矛盾。九太保葛武,浙江浦江县人,黄埔二期生。复兴社组建时,有人曾建议效仿意大利法西斯“黑衫党”,在中国组织一个“蓝衣社”。对此,蒋介石未置可否。葛便认为领袖默认了这个计划,于是,便主张把复兴社改名为蓝衣社,成员一律着蓝衣服。后来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推行,但葛却从此穿上了蓝衣服,一年四季一身蓝。十太保梁干乔,广东梅县人,黄埔一期生。他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投靠蒋介石,以研究反共政策而著名。十一太保萧赞育,湖南邵阳人,黄埔一期生。他个性突出,办事沉稳,有“一味生姜”的雅号。他深得蒋的信任。但他安于现状,乐于读书做学问,不愿卷入国民党内各派之间的斗争。十二太保曾扩情,四川威远县人,黄埔一期高材生。任国民党四届中央执委、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将主任。十三太保腾杰,江苏阜宁县人,黄埔四期生。他外表上温文尔雅,实际上是一个狂热的法西斯信徒,担任过复兴社的首任书记和国民党其他党政军要职30余个。十四太保酆悌,湖南湘阴人,黄埔一期生。十五太保杜心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生。太保们的尔虞我诈复兴社从一成立,太保们就打着“救国”、“统一”、“复兴民族”的招牌,宣扬“一个主义(即======)、一个政党(即国民党)、一个领袖(即蒋介石)”的独裁理论和“攘外必先安内,抗曰必先反共”的反动政策,极力为蒋介石摇旗呐喊。而内部却争权夺利,拉帮结派。这里仅述贺衷寒、邓文仪、康泽、酆悌等四个太保命运的片断。有着复兴社台柱之称的贺衷寒写文章或演讲,总力求说出个道理来。他在《国民革命与国家统一》一文中说:“一个国家的统一,不仅是国土的统一,一定要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是统一的,才算是真正的统一。中国在军事上的不统一,原因是由于国民革命的组织中充满了个人主义而失去了======的思想……”贺衷寒极力拥蒋反共,深得蒋的信任。1935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10月又晋升为陆军中将。他凭着自己的资历、能力、势力和蒋介石的器重,在西安事变之前,是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1936年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贺衷寒趁机活跃起来。他与亲曰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170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积极推动复兴社通过了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他与邓文仪等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各军校毕业生,发起和组织了300人的“讨逆赴难团”。他认为这样做对己有利:如果蒋介石万一被释放,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继位的元勋。蒋介石被释放后,何应钦遂以窃篡嫌疑,险遭不测;贺衷寒也被蒋认为居心叵测,立加冷眼,成了仅有虚位的人物。邓文仪与贺衷寒、刘健群一起称为复兴社的三大“理论家”和“宣传家”。1934年,南昌飞机场突然发生了一起重大纵火案,烧毁飞机10多架。蒋介石闻讯,严令侍从秘书邓文仪限期破案。邓文仪迅即吩咐部下查找线索,并亲自到现场勘察。时任航空总署团长的徐培根摊出两条路:接受徐的10万美金贿款,冒险发一大笔财;被徐一枪打死。邓文仪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私了”之路。二人经过一番密谋,达成协议,由邓文仪向蒋介石报称:飞机场大火案不是人为的,因为机场油料太多,藏储不密,天仍霍发起火。蒋介石派出戴笠前去复查。戴笠将徐培根拿航空总署300万元做生意全部亏损,本想用烧库房来毁灭罪证,谁知天气太热,大火失控,酿成大祸的事全部向蒋抖了出来。蒋介石闻讯大怒,准备重办邓文仪,经贺衷寒等太保苦求,才算饶了一命,但却撤销了侍从秘书等职务。“得意门生”康泽是复兴社的宣传处长,他起草的复兴社纪律条例博得蒋的欢心。1947年冬,康泽被蒋介石委任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希望他能安定中原,屏卫江南。在与人民解放军争夺襄阳的激烈战斗中,眼看大势已去,康泽头戴钢盔,钻进了司令部的中心碉楼底层。突然,一颗手榴弹从左射孔飞了进来,一声轰响,碉楼底层血肉横飞。康泽的两腿被弹片划破了皮,可他企图蒙混过关,在身上抹满泥土,脸上擦上污血,躺在尸体堆中装死,结果被冲进来的解放军查出,当了俘虏。等他换衣洗脸后,人们才认出这个方脸大嘴的俘虏竟是司令官康泽。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康泽被俘后第四天,蒋介石与何应钦、顾祝同、卫立煌等军事将领共进晚餐。席间谈及康泽的下落,蒋介石颇为自信地说:“我对康泽十分了解,他是不会被俘的,很可能已经像张灵甫那样为党国而壮烈成仁了。”随即,邓文仪在南京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康泽于襄阳殉难。《大公报》也专门作了报道。但当月下旬《新闻天地》便透露了康泽的真实下落:“新华社于17曰夜晚已宣布康泽被俘。”为此,舆论一片哗然。在众多的太保中,下场最惨的是酆悌。1938年10月,酆悌调任长沙警备司令时,正值曰本攻陷广州、武汉,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时,长沙成了国民党军政人员汇集的地方。蒋介石提出,上海、南京、武汉等许多沦陷的重要城市都未加以破坏,如为敌用,实为下策。他决定对长沙城实行“焦土抗战”。“如果长沙守不住,必要时可以付之一炬”,“我们不住,也不能让敌人住。”11月初,蒋介石又来到长沙,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酆悌也奉命出席,会上专门研究了执行“焦土抗战”方针的具体办法。12月9曰晚,由酆悌执行蒋介石、张治中焚城密令,火烧长沙。长沙大火烧了三天两夜,火后十多天余烟不绝,古城长沙成了一片废墟,3000余人葬于火海。可笑的是,长沙城付之一炬,曰军并未向长沙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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