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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此操作吗？“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新闻人是时代巨轮的望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平台上，他和他的同伴的努力和坚持弥足珍贵。... [
&&& 穿过西客站附近一条小胡同，就到了白岩松工作的地方：一座不起眼的四层小楼。楼道昏暗，室内装饰简单，地板踩起来“咯咯”直响。很难想象，如此大牌的主持人，办公室竟然如此简朴。
　　身着蓝色衬衣，休闲裤，习惯性地将双臂交叉于胸前，并时不时用手轻扶一下黑框眼镜，屏幕下的白岩松依旧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他曾说过，10年前只是姓白，而如今头发也都白了，见面之后方觉并非戏言。
　　当《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问他，在央视度过了18个年头，最为满意的是什么?他沉吟片刻，答案出人意料：“《新闻1+1》还活着。”
　　“节目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2008年，《新闻1+1》开播，不仅改变了传统电视评论刻板的说教方式，而且大胆触及有关国计民生的敏感话题。曾有人私下对白岩松说，且看这个节目能活多久。
　　4年过去了，这个节目不但还活着，而且在白岩松看来，它的锐气和精神还在，对新闻和社会的理解并未退步。“节目的媒体和公众关注度还在，‘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的确，活着并不容易。“如果只是报道事实，可能不一定特别难，但这是一个新闻评论，而且几乎是中央电视台唯一的评论节目，挑战当然是很大的。既有外在的环境问题，也有你自己的理解能力、反应速度、社会的传播过程中的分寸拿捏。这些东西，每天都是挑战。”白岩松坦言。
　　事实上，自从这个节目开播以来，关于白岩松的传闻不绝于耳。从2009年的“自杀”，2010年的“挂职”，再到今年“辞职”，几乎每年网络上都会有一条关于他的传言。
　　对此，白岩松一笑而过。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在互联网上极不敏感的人，从未开过博客和微博，甚至也从未有人收到过他发的电子邮件。每每关于他的谣言在网上流传，他大多是几天后从同事处获知，哈哈一笑置之。
&&&&&&& 今年，他再次“中枪”。温州动车事件发生后，白岩松在节目中批评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现在我不敢信，不能信……要不停地、不断地、永远说真话，直到大家的信心真正建立起来。”事后，这期节目的文字版被网友整理出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网上盛传他因此遭到批评，还写了检查。连同事都来向他求证，白岩松如以往一样大笑：“我多么希望是真的啊!”
　　他向《中国新闻周刊》确认，他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辞过职或写过检查。
　　最近，他的一番话又被过度解读。在2011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当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白岩松颁奖时，白岩松说，作为一名1989年毕业的大学生，与胡德平的家庭有着没有血缘的血缘关系。话音刚落，掌声雷动。
　　可在白岩松看来，这话再正常不过。“我是1989年大学毕业的，而且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胡耀邦充满了敬意，之前也看到中央领导写的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所以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表达。”
　　白岩松对于引起这么多的议论也有几分无奈，他说他不会把每个问题都想得那么周全。“那会太累，大家愿意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吧。”
　　央视代言人还是央视异类?
　　不管白岩松愿不愿意，每有大事，他的评论总会成为公众关注的热点，甚至会被解读为高层授意，至少是代表了央视的态度。
　　但白岩松自己却不喜欢这种“被代表”。“我们是在做新闻，不是在做某一种态度。”他说。
　　白岩松向《中国新闻周刊》详解了《新闻1+1》每天制作的流程：每天中午12点前，编辑会给他报两到三个选题，他选定一个后再跟领导碰头。确定选题之后，他与团队会有一个交流，然后各自准备。下午，他一般都是在准备晚上的直播内容，如果是不熟悉的问题，就会准备得更为仔细。不过，经过20年电视生涯的历练，少有他不熟悉的领域。
　　节目直播前，只有一个提纲，没有成文的稿子，甚至他自己事先都不确定节目上会具体说些什么。也就是说，上节目前，只有一个大体的方向和结构，更不存在所谓的领导授意。
&&&&&& 矛盾的是，在被视为央视代言人的同时，敢说敢言的白岩松又常被一些人认为是央视庞大的传播机器中的一个异类，一个体制内的坚守者。但他自己并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是央视的一员。我所感受到的所有东西也是从央视得到的。”
　　他说，许多人痛骂央视，但对于柴静、崔永元等主持人极尽赞美之词。“最后发现表扬最多的还是央视的。10年前大事看凤凰，如今已是看央视。所以，大家只是借骂央视反映另外的社会情绪。”
　　在他看来，新闻向前走的过程中，本来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所以“机缘巧合”出现了节目被取消的情况。“我能够去面对，这又不是唯一的一次，也不见得未来不会发生，这就是职业风险问题，否则全世界的新闻界就不会有开天窗这个说法了。”
　　带着理想，说有建设性的真话
　　在同事敬一丹眼中，白岩松是一个“不传播毋宁死”的家伙。“因为我比较傻还比较轴，所以才坚持到今天。”白岩松这样总结自己的新闻历程。
　　1985年，17岁的白岩松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进入《中国广播报》工作，开始了记者生涯。1993年，他调入央视，成为《东方时空》的主持人，这成为他事业的第一个转折点。很快，凭借着出色的表现，他为电视观众所熟识。
　　4年之后，白岩松迎来了事业的第2个转折点。1997年香港回归，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做大型直播节目，白岩松被选为节目的主持人。在事后的表彰大会中，他成为唯一获得一等奖的现场报道主持人。那一年，白岩松29岁。
　　随后的10多年中，面对着纷至沓来的各种荣誉，白岩松越来越从容和淡定。
　　如今，参加各种颁奖典礼前，白岩松都会问上一句：“为何把奖给我呢?”对方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你说真话，坚持新闻理想啊。”起初，听到这话，白岩松都会很开心，可当虚荣心消退之后，他颇感脸红：“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20多年前，他在大学课堂上学到的是，“说真话”是新闻的底线;而到了如今，“说真话”却成为获奖的理由。“说真话是全世界几百年以来新闻最基本的底线，从来就不是上线。就比如，你永远不能夸别人不偷东西便是好人。”白岩松感叹。
　　前几天，易中天问白岩松，“是梦想重要还是底线重要”。白岩松一如往常反应敏捷：“首先我们要做的是制止底线的不断下滑，然后夯实底线，再慢慢抬高底线，站在抬高的底线上，你就会觉得离梦想近了一点。”
　　令他担心的是，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很多地方底线都变成了上线，报道新闻时说真话也成了巨大的优点。“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如果新闻都不说真话，后果会怎样?”
　　他认为，后果就是，年轻一代失去危机感，公众失去了对真实社会的判断，很多年之后，今天的正面报道就会成为负面报道;相反，今天的负面报道，若是带着理想和建设性，很多年后回头看，它就是正面报道了，因为它促成了改变。
　　这位资深的媒体人更为担心的，是新闻行业的没落。如今，优秀的年轻人都往公务员、大型国企里挤，传媒界中的优秀人才自然变少了。所以他担心，10年之后，如果媒体中成长起来的都是二流人才，那就决定媒体也是二流的。
&&&&&&&& 他鼓励年轻人，要以比他更快的速度超过他;他也一直在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几年前，他就辞掉了3个栏目的制片人职务。在他曾担任制片人的《时空连线》团队中，目前已走出3个副主任、15个制片人和5个首席记者。他乐见柴静、张泉灵、李小萌等后辈成长起来，变得越来越成熟。
　　“或许又到推动新一轮新闻改革的时候了”
　　白岩松认为，网络让百姓变成了公民，开启了“全民皆记者”的时代，但也提出了全新的挑战：不能都渴望自由，却滥用自由。
　　若干年前，他曾问启功先生，看到那些假冒他名字的字画有何感受。启功笑答：“有些比我写得还好，署他自己的名字多好啊!”
　　白岩松未曾想到，当年他提出的问题，如今返回给了他自己。
　　在微博上，有不少激进的语言署名为白岩松。“你假借别人之口去说自己心中的话，不同样是作假吗?”常有一些部门来央视核实传言，白岩松跟领导开玩笑说，以后直接报警就可以了。
　　但不管怎样，他仍将自己定位于互联网的支持者。
　　“或许我们又到了推动新一轮改革的时候了。十几年来，我们并没有开启新的新闻改革，只不过是由于互联网的快速出现，使我们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还不是那么自发和主动的，所以新闻也应该有新一轮的、更开放更透明的改革。”
　　白岩松举例说，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证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只有新闻不断地改革，提供更快捷真实客观的新闻，老百姓才有知情权。”他说。
　　十几年前，白岩松写了一篇广为流传的《渴望年老》——并非希望年华流逝，而是企盼心智成熟。
&&&&&& 年过不惑的白岩松，现在每周要踢两场球，还喜欢听摇滚乐，甚至比女人还爱逛街。他已将工作与生活严格划分，基本拒绝了外面的应酬，几乎每天都回家吃饭。“如果没有时间陪家人、听音乐、踢球的话，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白岩松说。
　　就在去年，白岩松出了第二本书《幸福了吗?》，以此记录10年来走过的日子。他似乎更喜欢总结过去，而不是筹划未来。他表示，从不去想5年之后的事情，唯一能做的就是过好现在。
　　正如他将自己的新书送给柴静时，在扉页上写的那句话：这一站，幸福。 ★
　　(实习生李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白岩松，1968年出生，蒙古族。1989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分配至《中国广播报》工作。199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工作至今。先后荣获“中国播音与主持”大奖特等奖、“中国金话筒奖”“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奖项。
　　他被视为中国电视媒体的良心，凝重而坚毅的神态，堪称电视屏幕上的中国表情。2011年，他在重大新闻事件中持续追问，体现着勇气与睿智，尤其“7.23”动车事故之后，他以动情而犀利的电视评论，引起巨大反响。新闻人是时代巨轮的望者，在中央电视台这个极其重要的传播平台上，他和他的同伴的努力和坚持弥足珍贵。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后的、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作品。《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这一群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人、译者，历时10多年，苦心孤诣，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部巨著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 [
&&&& 2011年4月，俄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的小说《红轮》中文版第2卷，继去年的第1卷后问世。
　　《红轮》共20卷，每卷2至4部，每部40至70万字，是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的一部小说。历史学者秦晖说：“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
　　索尔仁尼琴1937年开始构思这部小说，1965年完成第一卷，在他去世前一年的2007年，这部小说才最后完稿。
　　小说中文版的遭遇同样令人唏嘘：1998年，时代文艺出版社买下版权，直到2010年，第1卷才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出版。
　　10余年间，9位译者中两位因病去世，当年点灯熬油的“年轻”译者已退休赋闲;原编辑安春海曾携《红轮》前三卷书稿，与多家出版社商谈无果。他自称“怀抱和氏璧”，而10年不遇。
　　1996年，长春
　　1996年，时代文艺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安春海，在策划一套宏伟的“巨匠丛书”。有意思的是，当他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纳入这套丛书时，这部鸿篇巨制还未完成。
　　1970年，索尔仁尼琴因为“在追求俄罗斯文学不可或缺的传统时所具有的道义力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74年，因《古拉格群岛》等著作在西方公开出版，他被以“叛国者”的罪名驱逐出境，直到1980年代末，才被祖国恢复名誉，1994年得以携家人回国定居。
&&&&&&& 《红轮》的大部分写作是在他流亡海外的20年里进行的。
　　安春海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找到索氏的代理人，拿到了《红轮》作品的优先授权。随后，跟俄国文学资深翻译家、时任东北师范大学外文系主任的何茂正签订了头三卷的翻译合同。
　　1998年，何茂正迅速组建了翻译团队，包括东北师大的朱宝宸、张达民、武学善、胡真真和李万春，吉林大学的林全胜、夏广智和李青，共9人。
　　“翻译是二度创作。要对《红轮》这样独特的作品进行再创作，其难度之大，简直难以想象。”何茂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红轮》共涉及几百个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均冠以真实姓名，力图还原“全部准确具体细节”。比如为写俄帝国陆海军部长古奇科夫，作者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还利用了未发表的信件和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
　　翻译时，需要查阅大量的背景资料。“而且它不是按事情发展的逻辑，跳跃非常多，不是常见的写作手法。一开始真的是在啃，硬啃，后来就慢慢有乐趣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翻译了第一卷第一部的后半部分，和第三卷的第三部，共60万字。
　　因为白天要上班，她只能在晚上干活。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翻译。一个人在家会心慌，她习惯开着电视做翻译。“好看就看两眼，不好看就让它开着。每晚大概得到1点左右。”胡真真说。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三年。
　　刚开始翻译时，胡真真还不会使用电脑，都是手写。“稿纸大概都有这么厚一摞。”胡真真拿手比划着，大概有25公分。之后，再将几十万字一个个敲进电脑。
　　何茂正负责统稿。仅仅统一人名，就耗费了他大量时间。“以一个人的名字来说，俄罗斯人有时称呼名，有时称呼姓，有时称呼名和姓，有时称呼全名，还有小名、尊称、卑称。”何茂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如果译成不同的汉字发表，读者会以为是些不同的人。在这方面，统稿时一点也马虎不得。”
　　何茂正花了近两年时间，才完成统稿。2001年，头三卷的翻译终于基本完成。
　　其时，责编安春海已调离了时代文艺出版社，《红轮》的出版陷入僵局。
　　安春海原本对《红轮》的出版寄予厚望，甚至策划好了让普京为中文版写序言，“因为能找到和普京私人关系很好的人”。但这一切都中止了。
　　安春海仍然觉得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几年内，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等五六家出版社谈过《红轮》的出版，都未能谈成。
　　每一次有关出版的消息传来，译者们都争相转告，兴奋不已，但希望一次次落空。“后来真绝望了，等了快10年了。”胡真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学善生过一次病，病愈后，不太会说话了，但俄文说得呱呱的，经常唱俄文歌曲，好像把中文给忘了。”
&&&&&&&& 在等待中，译者武学善和夏广智相继离世。
　　2009年，南京
　　一次，江苏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黄孝阳和学者秦晖聊天，秦晖向他推荐了索尔仁尼琴的《红轮》，称此书是百年来世界文坛最重要的巨著之一。9月29日，他收到秦晖的邮件，得知《红轮》前三卷已经翻译完成，翻译统筹是东北师大的何茂正。
　　次日，他便与何茂正取得联系，又通过何茂正，联系上了安春海，拿到了稿件。
　　在黄孝阳看来，没有任何一部俄国小说，比《红轮》更深入到了曾经的苏俄帝国的黑暗世界中，但很奇怪，《红轮》的文学性常被人忽视。
　　“复杂性是文学的最高追求。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非线性地相互作用着，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却共同构成了这株树的形象。在我看来，《红轮》就是这种写法的典范之一。”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黄孝阳提出了《红轮》中文版的出版计划。一周内，江苏文艺出版社为此开了两次会，但“基本上都是质疑和批判”。
　　在写给社长黄小初的邮件里，黄孝阳针对政治敏感和经济效益两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政治方面，有《古拉格群岛》中文版在前，所以《红轮》的压力应该不大;关键是经济方面，是否能够实现盈亏平衡，乃至盈利?
　　他写道：“《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如何有效地找到他们，并实现销售?”
　　黄孝阳建议，向图书馆发征订信函，开展图书馆的直销工作。他查了数据，除去高职院校、中学、企业图书馆、监狱图书馆等，全国共有2698家公共图书馆。他甚至表示，如果发行部门不愿意办此事，他可以来办。
　　社长黄小初看了《红轮》译稿，最后拍板：赔本也出。
&&&&&&&& 2009，北京
　　为了争取盈利，江苏文艺出版社希望借助民营出版公司的营销能力，选择了跟北京的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合作。他们看中了时代华语在渠道尤其是“馆配”(图书馆直销)上的能力;而时代华语刚从做党建图书转型为大众出版，对《红轮》也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双方一拍即合。
　　三个月后，当《红轮》第一卷100万字的一审稿编辑加工完时，时代华语图书公司策划人、《红轮》责编之一姚常伟已用废了整整6支红笔。他在编辑后记里如此形容自己的阅读体验：“我仿佛是一个惊慌的探险者，每走一步，就要停下脚步回想一下刚才走过的那段道路是否还完整存在，是否会出现坍塌的可能。然后，抬起头，继续在历史的尘埃中蹒跚而行，直到那个看不见出口的隧道出现微弱的光芒，我才松了一口气。”
　　2010年6月，《红轮》第一卷出版。年底，获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欢迎小说奖和深圳读书节年度“十大好书”奖。销量持续递增，加印了一次，实现了盈利。
　　“我当时想，哪怕只卖3000套都是好的。就算亏一点，也值。5000套就盈亏平衡了。”黄孝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2011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和时代华语图书公司又一起运作了《红轮》中文版第二卷的出版。尽管在送江苏省出版局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审查时，他们充满担忧，但春节过后，出版局就下文：《红轮》第二卷审查通过，可以出版。这简直是春天般的好消息。
　　第2卷出版后，时代华语在万圣书园组织了一次研讨会，学者止庵等人出席。
　　姚常伟给止庵寄书时，老人非常高兴，再三强调：四个角用牛皮纸包好，千万不要把角给折了。 ★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最后的、也是他一生最珍视的作品。《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这一群有历史责任感的出版人、译者，历时10多年，苦心孤诣，坚持不懈，终于使这部巨著得以跟中国读者见面。
　　《红轮》中文版出版团队，从时代文艺出版社的前编辑和策划人安春海、9位译者，到最后接手的江苏文艺出版社与北京时代华语图书公司，是一支涵盖老、中、青三代的庞大队伍，也是一支再也无法聚齐的队伍，因为其中两位译者已经去世。
　　“《鲁迅全集》卖给谁，这本书的目标读者群基本就在哪。它是卖给知识分子的书。”——《红轮》责编之一黄孝阳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的品牌奇迹;2011年，他又拿出特有的执著，以绣花般的耐心与功夫，修复并再版了民国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重现母语教育的生动、质朴和启蒙力量。他有“三有三不”原则：有趣、有料、有种，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 [
&&&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套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的民国元年的小学教科书被影印再版。
　　这套老课本由11册线装教科书和6册与之相配套的平装《教授法》组成，封面用的是传统线装书常用的瓷青纸。制作者还专门设计了一个带精致小竹片的蓝印花布书袋，用于包装全套书，以至于有人说这书“美得让人发呆”，甚至有人埋怨“过于精美，舍不得翻阅”。
　　把这套书做得如此极致的，就是出版人张立宪。
　　1969年出生的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长得浓眉大眼，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的男一号李玉和。他出书一向有着“不惜成本”的名声，有人说，他这种苛求只有当年国家搞样板戏时才有过。
　　但张立宪认为值得。他说，通过这本书，就能解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这套由商务印书馆在1912年出版的教科书，被公认是中国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套小学课本，有“公民教育读本”之誉。
　　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历经3年努力，张立宪的团队精心修复、再版了初版于1912年的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作为老课本系列修复计划中的第一套。
　　第一次看到《共和国教科书》上的文字，张立宪的内心非常震撼。
　　“竹几上，有针、有线、有尺、有剪刀，我母亲，坐几前，取针穿线，为我缝衣。”文字很简单，一年级的小学生就能读懂，但在张立宪看来，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美感和力度，胜过万语千言。
　　老课本如同打开了一扇窗，让张立宪看到，母语曾经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过。“中国的文字在当时真的是有一股勃勃生气在里面，它的正大光明的气象，后来很少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无论是社论还是小学生作文，都是在遮遮掩掩，或者是一些套话、空话、言不由衷的话，要不就是我们现在这些貌似聪明的人说一些抖机灵的话。”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从那时起，张立宪产生了出版一整套民国老课本的想法。2010年春天，他南下杭州，与对学者傅国涌见了面。
&&&&&&&&& 对民国教育颇有研究的傅国涌，为张立宪推荐了商务印书馆晚清民国时出版的3套老课本，其中首推《共和国教科书》。他认为，小学教科书远比中学和大学教科书更加重要，因为，“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
　　《共和国教科书》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十几年间再版次数超过2560次，发行量达七八千万册，被认为是中国乃至世界教科书史上版次最多的一套教材。
　　在《编辑共和国小学教科书的缘起》一文中，商务印书馆的知识精英们阐述了14条编辑要点，第一条就是：“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
　　确定出版计划后，张立宪和他的团队要做的第一步，是把这套课本找齐。但他们发现，这个事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图书馆里找不到老课本的收藏。
　　经傅国涌介绍，张立宪到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了学者石鸥。石鸥多年来一直关注基础教育，搜集有各种各样的老课本。
　　“这些老课本是石鸥老师的宝贝，要借出来特别难。后来慢慢接触，石鸥老师感觉到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们便有了信任。到最后，基本上是我们要什么他就给什么，一开始还打借条，后来借条也免了。”张立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据张立宪介绍，初小部分的大幅插图、楷体手写字，修复起来还没那么费劲，真正高难度的是高小部分的内页，因为文字笔画非常繁琐。
　　修复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出版计划一推再推——本打算当年出版，结果第二年也未能完成;本来计划一年出三套老课本，结果改成三年只出一套。
　　2010年，其他出版社出版的老课本已经开始热卖，张立宪的想法被别人捷足先登实施了。但他不后悔也不生气，他相信，好的东西需要时间打磨。
　　2011年11月，张氏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终告出炉。
　　这套书的外皮沿革了张立宪“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时候，张立宪正巧接了一个电话，电话那一头，一家出版社表示要给这套书制作腰封。听到这，他粗粗的眉毛立即竖了起来，神情显然不悦。“我不想让别人推荐我的书，也不想推荐别人的书。都做好自己的书就行了。”挂下电话，张立宪如此对记者宣示。
　　不惜成本，不留遗憾
　　张立宪对民国时期老课本的兴趣始自2009年，当时，文化学者邓康延写的一篇文章《老课本》给了他最初的灵感。
&&&&&& 　数年前，邓康延到云南腾冲拍摄纪录片时，在旧书市场淘到几本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当即被个中文字所吸引。他感慨：“教育的最大功能，是让生命产生敏感。洞彻人心者，人心生光明。”
　　《老课本》这篇文章，正是刊发在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上。
　　让张立宪声名鹊起的《读库》，创办于 2005年9月。当时，已经在出版业混迹多年的张立宪，正在考虑是否跳槽到另一家出版公司。然而，随着入职时间的逼近，他和新东家的分歧逐渐彰显，使得张立宪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选择。“为什么，总是在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挑选?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一些事情?”正值本命年的张立宪在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
　　次日，他就有了具体的目标：做一本Mook(即杂志型图书)。“突然间我意识到，不能做成‘刊’，一定得是书的质感和形态。一本做得再好的杂志，过一段时间也会被人们当成废纸扔掉;而一本做得再差的书，基本上会被保留在书架上。”
　　关于这一次创业，其中的冒险成分并不像外人想象的那么夸张。“别人和我聊起《读库》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问题都是‘谁给你投资?’我自己投啊!这听起来似乎很吓人，其实再简单不过，图书出版的资金门槛并不高。”回忆当年，张立宪说他为《读库》试刊投入了4万多元。
　　做《读库》，张立宪坚持“三有三不”原则，即有趣、有料、有种和不惜成本、不计篇幅、不留遗憾。《读库》火了，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而且这个群体每年都在稳步增长。目前，每期都能售出三四万册。
　　关于“不惜成本”一说，张立宪这么解释：大的出版商有一个诀窍，即一本书的全部成本，需控制在书定价的23%以内。而《读库》仅仅印制成本，就已经占到23%了。
　　而《读库》一篇文章的制作过程，也可以说明其不计成本精雕细琢的制作原则：张立宪约作者绿妖采访、撰写关于民谣歌手周云蓬的稿子，绿妖表示她需要花三个月采访周云蓬，然后写作需要三个月，整个过程至少半年。果然，半年后稿子发出来了，而绿妖和周云蓬已结成爱侣。
　　不久前，《读库》再版了国内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挪威绘本《童年与故乡》。较真的张立宪辗转找到译者吴朗西和手书者丰子恺的后人，把稿酬付给他们。
　　“人在做，天在看。”张立宪在博客里写道，“如果版权上有瑕疵，如何能够像一个丰收的农民一样享受收获的喜悦?” ★
　　张立宪主编的《读库》，以一人之力，创出中国出版界的品牌奇迹;2011年，他又拿出特有的执著，以绣花般的耐心与功夫，修复并再版了民国小学课本《共和国教科书》，重现母语教育的生动、质朴和启蒙力量。他的踏实、一丝不苟，乃至几近“变态”的追求完美，在当前浮躁喧嚣的传媒江湖堪称另类，却同时收获了个人的成功和众人的尊敬。
　　张立宪，别名“老六”，网名“见招拆招”。1969年生，著名出版人，现居北京。曾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记忆碎片》(新版名《闪开，让我们歌唱八十年代》)。现任《读库》主编。
　　“人在做，天在看。”
在常州这个和恐龙没有几乎任何渊源的地方开办恐龙博物馆，建立恐龙主题公园，做成中国单个主题公园的龙头企业，进而以恐龙为主题进军动漫产业，常州人沈波和他的同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中生有”“从无到有”的奇迹。... [
&&& 在中国遍地开花的主题公园中，“中华恐龙园”以鲜明的全产业链特点，为中国旅游业界写下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神话，也让沈波这位“中华恐龙园”的缔造者站在了公众面前。
　　今年40岁的沈波超前的判断力、坚韧的执行力，也让这个主题公园出现了有别于中国任何一个其他主题公园的独特风貌，并稳步向前。
　　“讨来”的恐龙园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波说：“我的人生转折，是在1994年的10月份。”
　　1994年，常州市高新区管委会提出“发展旅游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思路，同年10月，“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旅游开发办公室”成立。
　　此前两年的1992年8月，大学毕业后的沈波进入常州高新区管委会，成为一名办公室秘书，当秘书的两年间，纷杂的事务协调让沈波得到很大锻炼。1994年，23岁的沈波被任命为开发办公室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
　　旅游资源匮乏是常州当时的状况。旅游开发办公室成立之初的任务，就是规划开发一个以“龙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景点。常州被称为“龙城”，来由有三，一说和常州城垣的形状有关，二是源于当地神话故事，三是因为南北朝时期，常州出了十五个皇帝。但“龙”行无迹，唯一跟实体的龙有关系的，其实是恐龙化石。而常州却连一块化石都没有。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邹家华有一次到常州视察，听到时任常州市委书记虞振新的汇报后，了解了常州的这一想法。后来经过邹家华与地质部部长宋瑞祥协调，提出了在常州建中华恐龙馆的三个原则：一地址不选在北京，因为首都文化旅游资源过于密集;二不建综合馆，以减少日常运营成本;三不走机关事业化老路，走企业化发展道路。
　　这样，本无恐龙化石的常州，从北京“讨来”了一个中华恐龙园。
&&&&&&& 1997年9月，中华恐龙园奠基。按照当时的规划，整个园区被称为中华恐龙园，不仅有展出化石的恐龙馆，还有一些娱乐设施，计划投资规模约1亿元，而常州市在1996年的财政支出，还不到16亿元。
　　“当时常州是有不少反对声的。说恐龙馆不要变成窟窿馆。”沈波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他一直是恐龙园项目的负责人，但在该项目创立之初，沈波更像是一位执行者，需要把政府的意愿贯彻实施，能不能成功，都是当年的他无法过多考虑的。“现在看来风险还是特别大。从动漫产业的角度来讲，没有清晰的商业模式。从旅游的角度，更多是山水资源人文景观，不是人造景观。成功有绝对的偶然性，但要看你敢不敢做，能不能坚持。”
　　那几年，斯皮尔伯格拍摄的《侏罗纪公园》系列电影很火，利用电脑特技“复活”的恐龙让所有人都觉得新奇。好莱坞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很快依照此电影，设立了游乐项目。沈波出国考察发现，原来恐龙不仅只能局限于橱窗里，还能“活生生”地在公园里“觅食”“张望”。
　　“来中华恐龙园不仅是看几块恐龙骨架，而要延伸到文化、娱乐的环节上，为公众提供综合性娱乐服务的旅游业。”回国后，沈波提出了以主题公园立园的想法。
　　在一批质疑声中，常州城北的一片芦苇荡中耸立起三只恐龙的标志性建筑，中华恐龙园获得来自全国各地的50多具恐龙化石和100多枚恐龙蛋化石，并如期开园。
　　开馆当天，60元的门票虽不算便宜，但吸引了很多游客，营业收入最高的一天达80万元，据统计，这意味着有一万多人入园游玩。开业头三个月，中华恐龙园接待了三十万次的游客。
　　2001年，曾参观过中华恐龙园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在一次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说，全国的文化馆、博物馆大多是财政拨款，但常州中华恐龙园在文博设施的市场化运作上，开了先河，作了示范。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华恐龙园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常州获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但寒冬很快来临。2003年，园区准备了新项目——园艺博览园，准备在五一黄金周大干一场，但由于非典肆虐，游客稀少。5月3日，上午八点半开园到下午五点半闭园，400多名园区员工共迎来7名游客。
　　“当时死的心都有了。因为花了那么多心思在做。”沈波回忆说，“那段时间正是我们等着游客量爬坡的时候。”
　　如何在疫情过后迅速启动市场，成为沈波思考的重点。
　　沈波提出了“免费游”的方案。这个“赔本赚吆喝”的主意引起了激烈讨论。争执不下中，公园企划部组织四十多名员工围绕疫情对旅游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做了一场大规模市场调查。
　　这也是江苏省内唯一由景区在非典期间独立完成的调查报告。正因为如此，日，江苏省旅游开游启动仪式在中华恐龙园举行，四万多名游客光临，为公园做了很好的一次宣传。
　　国内的主题公园不少，大都通过人造景观、娱乐设施吸引游客，方法相似。业内流传着四句魔咒：“一年兴，二年平，三年衰，四年关。”
　　中华恐龙园虽有自身特色，但门票收入占比过大，经营模式单一，品牌影响力欠缺，和国内其他主题公园相比没有质的区别。
　　2003年11月，中共常州市委书记范燕青明确了中华恐龙园“以土地养开发，以开发反哺旅游”的开发思路，和“封闭式开发，企业化运作”的开发原则，确定了以中华恐龙园为核心的环球恐龙城休闲旅游区的用地范围。
　　2005年，一家以旅游产业、文化创意产业、房地产业为主营业务的大型文化旅游企业集团——龙城旅游控股集团正式成立。
&&&&&& “发展了四五年，我觉得纯粹文博的路子，会让市场受众比较狭窄。公园只有和游客互动，才能吸引人来。2006年，我们提出游乐互动振兴的计划。直到2009年，都一直在学习好莱坞如何运用恐龙的主题，进行项目包装、商品开发、增强游客在园区的互动。让游客的年龄一下从从8～15岁，扩大到8～36岁。” 龙城旅游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沈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09年后，国内出现了很多游乐园，买大型设备，我们发现纯粹的游乐不能是我们长期的生命力，主打教育等理念，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定位想明白，打造中国动漫产业的典范。从上游的形象内容，中游的渠道，下游的体验、衍生，读懂打通串联，这样才能有竞争力”。
　　超越动漫园
　　刚满四十岁的沈波很年轻，也很时髦，衣着款式和发型都会时常更换，下属们形容他是个“很潮”的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这也被认为是沈波相比于同行，较早决策以恐龙为原型，设计卡通形象，制作动画的原因。
　　在线上看《恐龙宝贝》，在线下体验恐龙文化娱乐，购买恐龙宝贝的动漫衍生商品，这是沈波构想并已经实现的商业模式，一种向迪斯尼看齐的模式。但恐龙宝贝只有四个，迪斯尼的卡通形象则成百上千。
　　2008年7月，中华恐龙园投拍常州首部本土原创动画片《恐龙宝贝之龙神勇士》，第一季52集于2009年8月在央视及100余家省市电视台播出，成为小朋友们熟知的动漫形象。公园再利用动漫与游客互动，制售商品。
　　2008年底，常州市将中华恐龙园和常州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常州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资源整合，成立了常州创意产业基地，并由龙城旅游控股集团通过资产并购。
　　“这样整个产业链就完整了。常州创意产业发展，已经为恐龙园发展，奠定了很多人才、市场基础。迪斯尼前台管理和后台设计、渠道员工比例是一比一的。” 沈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只老鼠(米老鼠)可以来成就一个国家的创意产业，恐龙大于老鼠千倍万倍，我倒要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开创起国人无法想象的一番事业。”
　　在常州，动漫基地也是被政府引以为傲的项目。在基地注册的公司春晖动画，其制作的《小虫三宝》已远销法德英等国，光是海外播映权就卖了200万美元，已算是很高的价码，但市场空间更大的衍生品开发销售一直无法落地。这也是动漫基地内很多原创公司的问题。
　　而很多常州动漫基地的企业也认为中华恐龙园是一个可以寄托的载体。
　　为此，沈波主导集团成立了恐龙创意产业联盟，基地将围绕恐龙在各个环节做足文章。
　　据沈波介绍，《恐龙宝贝》主题动画片是联盟的第一个实践品。此前3年的产品仅有600多分钟，而通过联盟，2011年产量突飞猛进，迅速攀升到4000分钟。
　　联盟成立不久，给许多动漫基地公司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如一款“炮炮兵”的衍生产品，就通过“主题公园衍生产品销售平台”进入恐龙园，在不足1平米的柜台里，从炮炮兵胸章、打火机、T恤等，仅10多个品种10元～50元不等的初级衍生产品，月销售就突破了1万元。
　　中华恐龙园也开始用自己的方式显示出在国内主题公园的影响力。日起，国内施行的第一个国家标准的《主题公园服务规范》，就是由中华恐龙园负责起草的。全国2000多家主题公园的服务都要遵循该规范。
&&&&&&&& 现在不用进公园内，就能远远看见巨型的钢架结构，蜿蜒盘旋，这是在建的4D过山车。和常规的过山车车厢沿一个立体空间轨道穿行不同，4D过山车的座位悬挂在主车厢外侧，在主车厢翻转的同时，座位可随轨道设计单独翻转。
　　这种过山车全球的数量都有限，中华恐龙园是国内第一个引进的。不光是游乐设施的升级引进，按计划，每三年恐龙园都会推出一个全新的主题区域。
　　“2011年，中华恐龙园有望实现销售四亿元，利润在八千万到九千万元。”沈波说，从馆到园，再从园到城，中华恐龙园的第二次蜕变正逐步成型。一个集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商务的区域正在打造。
　　对外，公园的称谓早已从“中华恐龙园”变为“环球恐龙城”，“中华恐龙园”的标识只保留在公园大门口那略旧的铭牌上。
　　沈波说，中华恐龙园曾经是国内主题公园代表，但这已经不足以承载人们对文化旅游的需要。因此，围绕全年龄段、全天候和全年度的特点，实现恐龙园从单一主题公园向主题休闲度假区的转变已势在必行。
　　这一次，沈波是否又走在了大多数人的前面?★
　　获奖理由★
　　在常州这个和恐龙没有几乎任何渊源的地方开办恐龙博物馆，建立恐龙主题公园，做成中国单个主题公园的龙头企业，进而以恐龙为主题进军动漫产业，常州人沈波和他的同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中生有”“从无到有”的奇迹。现在，常州恐龙主题公园制订的中国第一部《主题公园服务规范》已经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通过，成为国家标准;于日起在全国实施，成为中国3000多家主题公园必须遵循的技术服务规范。沈波和他的团队近乎完美地诠释了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和要义。
　　简介：
　　沈波，龙城旅游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州创意产业基地管委会主任。生于1971年。1992年进入常州市高新区管委会工作。1997年开始，带领团队大胆实践，创新公园运营模式，建立并运营了全国最大的以恐龙为主题的游乐园中华恐龙园，并成为国家5A级旅游景点。
　　言论：
　　“一只老鼠(米老鼠)可以来成就一个国家的创意产业，恐龙大于老鼠千倍万倍，我倒要看看，我们能不能也开创起国人无法想象的一番事业。”
在茫茫沙漠发展绿色经济?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笑谈，但这是在大漠边缘出生的王文彪的梦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沙进人退的变迁，目睹了土地荒漠化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而立之年，他选择放弃仕途，走上了创业之路。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如今的亿利能源集团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清洁能源、天然药业为主导产业的沙漠绿色经济企业。... [
&&& 日，内蒙古鄂尔多斯库布其七星湖。第三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在这里举办。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亿利资源集团(以下简称“亿利”)董事会主席王文彪成为了会场上的明星企业家。
　　韩国前总理李寿成在尝过亿利精品园的黄瓜和西红柿后说，他看到中国防沙治沙的成果;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表示，亿利和当地政府，农牧民紧密合作，走出了一条防沙治沙和产业化的新路子。
　　在过去二十年，亿利集团把5000多平方公里的沙漠，改造成了生机勃勃的绿洲。通过大规模的荒漠化防治，培育和带动荒漠化地区的沙产业发展;并通过沙产业的发展，反哺和促进荒漠化地区规模化防治，最终实现荒漠化地区人与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模式。
　　亿利所创造的“库布其模式”，得到了各界的高度赞扬，被誉为“全球荒漠化治理的奇迹”。
　　穿沙公路
　　王文彪的沙漠经济之路，是从中国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沙漠中的一个盐场开始的。
　　1988年，28岁、在杭锦旗政府办任副科级秘书的王文彪，只身来到了库布其沙漠腹地、被当地人俗称为“盐海子”的哈拉芒奈湖，以“竞标承包”的方式，当上了杭锦旗盐场的厂长。
　　为了扭转盐场当时的困难局面，1990年，盐场与科研单位进行了对盐海子的联合勘探，决定开始生产脱水硫酸钠;1991年又引进伊化集团的风能、太阳能的晒硝技术，并在当年实现了扭亏为盈。
&&&&&&& 1992年，盐场正式确立了发展无机盐产业化项目的方向。盐场的无机盐储量丰富，市场供不应求，企业有了方向，就有了生机。1995年，亿利资源吸纳4家企业，组建了伊克昭盟亿利建材化工(集团)总公司。用了8年的时间，亿利完成了完成了原始积累，奠定了发展盐化工的基础。
　　但问题也接踵而至——从沙漠里向外的运输阻碍了企业的成长。包围着盐场的是1.86万平方公里的沙漠。6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要绕道330公里才能到火车站，运输车辆的平均时速不到20公里。每年多增加的运费达到1500多万元。
　　企业要谋求更大的发展，就必须要从根本上解决运输的问题。王文彪终于下了决心——要在沙漠里修一条路。1997年，亿利资源集团举债7000余万元，与当地政府联手，开始了穿沙公路的修建工程。
　　但是第一次修好的路，却让每个人都高兴不起来。
　　路消失了。
　　公路建成通车的前夜，一场大风，整条公路全部被风沙淹没了。失败让王文彪领教了沙漠的厉害。单单修路是不够，要给路穿上“防护服”，用绿化带来防止风沙的侵袭。
　　于是，王文彪开始了不断的实验，种植哪种植物、以及用何种方式种植，才能让植物成活，保护辛苦修成的公路。在试验了20多种抗沙植物，以及向沙漠深处的牧民求教之后，甘草、沙柳、杨树等几种被最终选定，一条沿公路路基向两侧伸展的绿化带开始出现。
　　三年过去，这条长65公里、宽10公里的绿色长廊终于筑成。公路贯通了，产品、原材料运输的制约解除了，企业的规模日趋扩大，外运产品从5万吨、10万吨、15万吨猛增到25万吨。很快，亿利资源的主导产品硫化碱的市场占有率就达到了世界第一。
　　对于这条穿沙公路，人们这样解读：“中国第一条穿越大漠死亡之海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大通道。”
&&&&&&& 沙漠中的绿色经济
　　如果说，防沙治沙的初衷只是为了解决亿利集团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的话，在治沙的过程中，王文彪又为亿利集团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沙产业”。这是最早由钱学森院士在80年代初期提出的构想，他当时就认为，中国西部数以亿计的荒漠能够带来巨大财富。
　　“这个中国人原创的‘绿色经济’梦想，比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皮尔斯1989年首次提出‘绿色经济’概念还要早5年。”提到此事，王文彪不无自豪地说。
　　发现甘草，正是亿利资源向沙漠要商业价值的突破口。被大量种植在穿沙公路两边的甘草是一种中草药，本身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公路修成后，种植在路基两边的甘草、沙柳，每年至少为企业带来上千万元的效益。
　　这个意外之喜，让王文彪决定继续投身沙漠，经营绿色产业。这时的王文彪，已经完成了投资沙漠、深入发掘沙漠资源、以及产业开发的技术和观念上的准备。通过穿沙公路，王文彪积累了大量的治沙技术，成了名副其实的治沙专家。在植物选择上，他筛选了耐旱性强、经济价值高的沙柳和甘草;在栽培技术上，他发明了甘草半野生化栽培和水冲沙柳种植技术，使成活率达到85%以上，比普通方法提高了60%。
　　另一方面，在企业已经摸爬滚打了十数年的王文彪对经济规律的运用和资源配置的各种手段亦是驾轻就熟。在企业的主导下，原本荒芜的沙漠展现了勃勃生机：农牧民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原先自愿的种草种树，现在都有了劳务报酬;原先的荒沙废地，都变成了一沓沓钞票;绿化荒沙，从行政任务，变成了主动行为。
　　十几年间，亿利集团在库布其沙漠中，通过种树、种甘草、建锁边林、生态移民、飞播种草等方式，绿化荒漠5000多平方公里，种植甘草等中药材1500平方公里，绿化面积占整个库布其沙漠的1/3。企业创造了近100万个就业机会，当地农牧民的年均收入在10年间增长了7倍。
&&&&&&& 循环经济产业链
　　沙产业的发展，不仅为亿利资源带来了诱人的发展前景，也成就了亿利资源独一无二的发展模式。
　　从2000年开始，亿利资源开始从盐化工向能源产业转型。王文彪意识到了能源产业的发展潜力，以及原有化工产业市场的不断窄化，转型刻不容缓。他的设想是，打造一个环保型的、高科技的、综合开发利用的、封闭循环的能源化工产业基地。
　　2002年，亿利走上了能源的循环经济一体化道路。这样不仅可以做到能源的循环利用，还能将上游的垃圾变成下游的原料，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为了让亿利集团成为纯粹的生态企业，王文彪甚至关闭了净资产已达9亿元的盐场。亿利集团是靠盐场起家的，修穿沙公路也是为了救活盐场，盐场在亿利人心中的分量举足轻重。但是，为了他梦想中的沙漠生态全产业链，王文彪决定壮士断腕。
　　到目前为止，亿利资源的循环经济产业基地已完成近300亿元的投资，建成了煤矸石垃圾发电、特种PVC树脂、工业废渣、废水全回收利用等项目，形成了“煤—煤矸石发电—离子膜烧碱—PVC—工业废渣制水泥—合成新材料”的一体化循环经济产业链。
　　另外，大漠风光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成果，也成了亿利集团开发的对象。利用库布其大漠自然风光、水质极佳的沙漠温泉以及形似北斗星的七个沙漠湖泊，结合中药材基地、朔方古城文化遗址，王文彪打造了国家4A级沙漠旅游区——七星湖旅游区。
　　在王文彪的设想中，未来亿利集团的能源化工产业链和沙漠产业将会形成一个良性的大循环：煤的清洁利用，是在沙漠的载体上进行的，因为要利用沙漠的土地种树，换取碳汇;而在煤的清洁利用过程中，需要生物质能源来降低碳排放，如种植沙柳等;利用沙漠的空间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发出来的电不用远距离输送，可以就近送到能源工业用地。
　　“亿利资源未来的发展重点和扩张方向，都将会纳入其能源和沙漠产业的大循环。”王文彪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 提名理由★
　　在茫茫沙漠发展绿色经济?这听起来像是一句笑谈，但这是在大漠边缘出生的王文彪的梦想。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他亲身经历了沙进人退的变迁，目睹了土地荒漠化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在而立之年，他选择放弃仕途，走上了创业之路。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如今的亿利能源集团已经成为了一个以清洁能源、天然药业为主导产业的沙漠绿色经济企业。
　　简介：
　　王文彪，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总裁、党委书记。生于1959年。历任中学老师、内蒙古杭锦旗人民政府秘书、内蒙古杭锦盐厂厂长。1995年6月起出任亿利资源集团董事会主席、总裁、党委书记。
　　言论：
　　“如果说十多年前中国人提出‘绿色经济’可能是为了赶时髦，那么现在再号召打造绿色经济，就是中国人生存的迫切需求，也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选择。”
2011年第三季度,京东商城以37.8%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自主经营式B2C网站中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超过第2名至第10名的总和。然而，它的掌舵人刘强东显然并不满足于现状，做一个“小而美的公司”。在风险重重的互联网领域，刘强东以他精准的战略眼光、过人的胆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追逐着一个伟大企业的梦想。... [
精于算计的投资人相信他们做了一笔好买卖。2011年4月，京东商城宣布完成了C轮融资，总额为15亿美元，这是中国互联网市场迄今为止单笔金额最大的一笔融资。
　　尽管京东商城目前尚未盈利，但投资人相信，京东商城显然是最有可能成为另一个亚马逊的中国公司。在高峰时期，亚马逊的市值曾超过1000亿美元。
　　不过，刘强东并不愿意把亚马逊当作标杆。“京东就是京东。”11月29日，在位于北四环的办公室里，刘强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亚马逊已经不是京东的对手。他把手往下压了压，“亚马逊中国的销售额太小了。”
　　刘强东语速极快，普通话带有浓重的宿迁口音。偶尔，几个英语单词还时不常从他嘴里蹦了出来。
　　在业绩飞速增长的同时，京东商城也饱受争议，其中最普遍的质疑是：京东商城持续的亏损，到底是通往伟大企业过程中必经的阵痛，还是这本就是一条通往深渊的死亡之旅?
　　刘强东显然认为答案是前者。他相信，目前的亏损是为了成就一家伟大的公司。
　　不想做小而美的公司
　　许多人都说刘强东很聪明，他自己则认为，聪明是源于他在这个行业呆得足够久，“我对电子商务的每个小碎段都很熟悉。”
　　京东商城某部门高级经理李阳还记得，2009年初她随刘强东到上海视察库房，老板教给她的内容包括，把包裹放在多高的桌子上打包最省力。“我感到惊讶，刘总竟然知道这么细节的东西。”李阳说。
　　刘强东在大学期间第一次创业，但失败导致他债台高筑。毕业后，他进入一家日资公司工作了两年，还清了债务。1998年，刘强东在鱼龙混杂的中关村第二次创业，三年后公司成为中国最大的光磁代理商之一。
&&&&&&& 2003年爆发的非典疫情给他的生意带来致命打击，大量产品积压，迫使刘强东不得不在论坛上发帖售卖产品。不过，因祸得福，这也给刘强东打开了另一扇窗口。
　　一年后，刘强东发现网上的销量增速惊人，遂决定关闭所有的实体连锁店。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一场疯狂的冒险，毕竟，当时线下的连锁店贡献了公司95%的利润。
　　这场冒险被证明是值得的。从2004年开始的两年间，京东商城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但到了2007年，并不满足于现状的刘强东决定改变策略。当时，京东商城卖的产品主要是3C产品，第三方物流的服务并不能让用户满意，而用户体验恰恰是刘强东最在乎的指标。因此，他决定斥巨资建设仓库和物流设施。
　　这种投入一直持续至今。2011年8月，刘强东更是宣布将投资100亿元，用于物流配送体系的建设。
　　尽管这一举措将京东商城拉上了亏损之路，但它最终被证明是富有远见的。曾表示坚决不建物流体系的阿里巴巴在2011年初宣布，未来将投入千亿打造自己的物流体系，而凡客诚品也步京东后尘自建了物流公司。
　　京东商城的销售额飞速增长。从2005年开始，它每年增长速度在200%左右，2010年销售额达102亿元。
　　刘强东认为，京东商城的主要对手是淘宝和苏宁。淘宝的优势在于流量大，而苏宁则在家电供货商那里更有话语权，其家电产品进货价比京东低3个点左右。 “不过，我们虽然最小，但我们不着急，因为我们增长速度最快。”刘强东说。
　　“控制权绝不能丢”
　　尽管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2010年的收入达到了509.10亿元，是京东销售额的5倍，但刘强东不认为国美是京东的对手。
　　刘强东不看好国美的首要原因，是“它的灵魂人物黄光裕人在监狱”，丧失了对国美的控制权。在京东，刘强东一直坚持自己的控制地位，他不相信一个职业经理人能够创造一家伟大的公司。因此，在为京东寻找融资的时候，“控制权”是一个绝不妥协的底线，
　　一位与刘强东相熟的人士评价说，刘强东非常自信，控制欲很强。他的工作方法，就是“和大多数人讨论意见，和少数人商量，最后自己拿主意”。
　　在寻找投资人的过程中，刘强东严格区分了战略投资和财务投资。富士康、海航集团等都曾找刘强东谈过并购，但他拒绝了。出价低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还有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是战略投资。”刘强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他们初期可能是并购一部分股份，但最终会通过曲线收购等方式，取得对京东的控制权。而如果京东成为某个集团的下属企业，那么他们制定战略时就可能从集团利益出发，做出对京东发展不利的事来。”
　　即便对方仅仅是财务投资，刘强东也守着底线——坚决不能丧失控制权。“你的股份可以超过我，我可以失去控股权，无所谓，但是控制权绝不能丢。”
　　对于这一点，刘强东一见投资人就会明白相告，“行就谈，不行就散。”
&&&&&&&& 认识自己
　　在好友邢孔育眼里，刘强东为人仗义、真性情。他酒量很大，曾出言“如果连酒都不会喝，那你能干什么!”京东一位员工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久前在一次公司晚宴上，作为新员工的他第一次见到大老板，颇有些紧张。但一场酒之后，刘强东和他们一起大跳草裙舞。
　　37岁的刘强东额前正中有一撮白发。从创业至今，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不是出差或者外出应酬，每个工作日都会在八点之前到办公室。“如果京东上市了，发展稳定了，我有可能退下来休息休息。”刘强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用他的前特别助理刘爽的话说，京东是一辆高速行驶的赛车。“中途可能出现一些问题，你可以选择先减速，检修完后再继续加速，但这样要有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越;你也可以选择保持加速，直到把竞争对手远远抛到后面再修理。京东选择的是后一种方式。”
　　刘强东并不否认所面临的风险。“京东现在面临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人员扩张过快。”京东商城的人数在2011年底将突破2万。刘强东在今年7月曾说过，如果京东倒了，99%的责任都在他。他意识到，随着京东商城的规模越来越大，他也需要调整自己。
　　首先是如何放权。2008年，刘强东开始意识到要改掉事必躬亲的习惯。“那一年销售额达到了13亿，员工也增加了，我必须放权了。之前我是什么都管，呱唧一下，冲到一线去。”
　　目前，直接向刘强东汇报的京东高管仍有20多名，其中包括14名副总裁，以及6名大区总监。
　　今年8月，京东商城任命了首席运营官，目前正准备任命首席财务官。刘强东打算再多任命几名专业首席，让他们每人管理3到5名副总裁。“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关注战略发展和用户体验了。”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很多权力已经下放了，比如采购，就由采购副总裁负责，5000万的单子也不用我签字。”
　　从2008年开始，刘强东每年都花上半个多月时间，去参加穿越沙漠这样的活动。“我只有真正离开，才能检验授权是否有效。”几年下来，休假期间接到的电话越来越少了。
　　刘强东还认识到，他需要做的另一些改变，还包括改掉自己的坏脾气。要知道，每一个高管确定加入京东之前，跟随刘强东多年的助理都会提醒他们，“刘总的脾气不好。”
　　2009年，刘强东到中欧商学院读书。“第一课就是认识自己，我发现了自己的缺点，比如有时不给人留面子。”于是，刘强东开始有意识控制自己的脾气。以前，他在早会上会公开指责高管们，现在则尽量用调侃及其他更委婉的方式指出问题，尽量不让下属难堪。
　　他也希望能多倾听高管们的声音。每年年底三天的战略讨论会上，刘强东说他 “恨不得把自己嘴巴封起来，少说话，这样他们才能多说话”。
　　在互联网企业中，京东商城的高管流失率相对较低。刘强东前特别助理刘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中一个原因，是刘强东大方。
　　“等京东有一天上市了，招股书一发布，你会发现，在整个互联网行业，刘强东是最大方的。”刘强东挥着手自豪地说，目前员工和高管持股份额已经超过了他个人持股的70%。“未来可能达到80%，你要和员工分享，才能留住他们。” ★
&&&&&&&& 提名理由★
　　2011年第三季度,京东商城以37.8%的市场占有率，在中国自主经营式B2C网站中排名第一,市场份额超过第2名至第10名的总和。然而，它的掌舵人刘强东显然并不满足于现状，做一个“小而美的公司”。在风险重重的互联网领域，刘强东以他精准的战略眼光、过人的胆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追逐着一个伟大企业的梦想。
　　简介：
　　刘强东，京东商城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1974年出生于江苏宿迁。199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日，在中关村创办京东公司。2004年创办“京东多媒体网”(360buy京东商城的前身)，并出任CEO。
　　言论：
　　“我们虽然最小，但我们不着急，因为我们增长速度最快。”
与上九天揽月的“天宫一号”相对应，下九洋潜水的“蛟龙号”，昭示着中国人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和权益。以总设计师徐芑南教授为首的蛟龙团队的努力，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的光明、温暖和动力。... [
获奖理由★
　　继2010年创下3759米的下潜深度纪录后，中国首台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载人潜水器“蛟龙号”，2011年7月再次突破，它搭载三名潜航员，实现5000米级海试，这标志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全球70%的海洋深处进行科学勘察。与上九天揽月的“天宫一号”相对应，下九洋潜水的“蛟龙号”，昭示着中国人和平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能力和权益。以总设计师徐芑南教授为首的蛟龙团队的努力，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带来更多的光明、温暖和动力。
　　简介：在国家海洋局的组织领导下，中国大洋协会具体负责“蛟龙号”载人潜水器项目的组织实施，会同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和声学所等约100家国内科研机构与企业联合攻关，经过多年努力，这个团队完成了载人潜水器本体研制，水面支持系统研制和试验母船改造和潜航员的选拔、培训，为成功开展海上试验创造了条件。
　　言论：“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
　　本刊记者/钱炜
　　北京时间日凌晨2时许，鲜红色的“蛟龙号”渐渐没入东北太平洋水面，开始它的第42次下潜。1万公里之外的北京长安街，海洋局大楼里的视频会议室灯火通明，满头银发的徐芑南紧紧盯着屏幕，关注着潜航员唐嘉陵的一举一动。
　　由于身体条件不允许，75岁的徐芑南已经不能出海了。但令他稍感安慰的是，由他这个“30后”一手主持设计的“蛟龙号”，在80后潜航员的操纵下，正稳稳地向着更深的海底进发。
　　5188米!第二天早晨9点零7分，唐嘉陵一脸兴奋，他们亲自驾驶的“蛟龙号”刷新了中国深海载人潜器的下潜新纪录!
&&&&&&&& 从“70后”到80后
　　“蛟龙号”潜水器从设计到制造、海试，前后涉及100多个单位，其中，中国大洋矿产资源研究开发协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第702所、第701所、中科院声学所和沈阳自动化所、海洋局北海分局、南海分局等单位承担了主要的研发与海试工作。702所研究员徐芑南是“蛟龙号”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专项的总设计师。
　　如果没有“蛟龙号”，徐芑南应该早与老伴方之芬长居美国，与儿孙共享天伦之乐了。日，同为702所退休研究员的方之芬清楚地记得这个日子。那天下午，正在旧金山儿子家中的老伴，接到了一个越洋电话。电话里，中国工程院院士、原702所所长吴有生告诉徐芑南，几天前，中国工程院组织了深海载人运载器的院士及综合部门领导的座谈会，“会议开得很成功，项目马上就要立项了!”他们想来想去，还是想请已退休五年的徐芑南担任项目的总设计师。
　　“他是深潜器总师的最合适人选。”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这样认为。潜水器根据是否载人，分为无人、载人潜水器;根据与母船的联系方式，分为有缆和无缆潜水器。几乎所有种类的潜水器，徐芑南都做过。在1980年代，他曾先后担任了5项载人和无人水下潜水器的总设计师和副总设计师，有丰富的设计经验。
　　但方之芬不同意老伴回去，因为他一身的病：心脏病、高血压、偏头痛，一只眼睛仅存光感。要承担这么大的项目，健康人恐怕都难以吃得消，更何况一个年逾六旬、疾病缠身的老人。
　　徐芑南说，“如果不让我做潜水器，我会更难受。”讨论再三，方之芬只得依了老伴，和他一起回国，并也加入到“蛟龙号”的团队中去。按国家863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对项目专家组成员的年龄有一定限制。但当徐芑南挑起总师这个担子时已经66岁，已属破例。
　　请徐芑南重新出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缺人。徐芑南回忆说，当时，702所的水下工程师正处于人才青黄不接的“断档期”，极缺40-50岁年富力强的人才。
　　但“蛟龙号”的分系统有12个，每个都需要主任设计师。由于国外技术封锁，“蛟龙号”从最初设计到最终海试，都得自己做。 所有这些，都需要一支团队来完成，而不是靠几个人的单打独斗。徐芑南就和第一副总设计师、702所副所长崔维成商量，将几位已经退休的老研究员请了回来，并加紧培养年轻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项目刚开始时，崔维成是702所所长，但随着项目的深入，他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为了“专情”于“蛟龙号”，他主动向所里提出，改任副所长一职。
　　被人称作“深海的哥”的叶聪，2001年大学毕业进入702所，就加入到深潜器研发团队。如今他已成长为一名总体主任设计师，并多次驾驶“蛟龙号”潜入海底。“蛟龙号”每个设计阶段的潜水器总图，均出自他之手。
　　除了科研人员的参与，“蛟龙号”的建设团队，还有技术工人的身影。每次海试，徐芑南都会把工人师傅请到船上，跟技术专家们一起讨论，解决问题。有次蓄电池银粉泄漏，技术人员找不到清理的办法，是一位老工人想出了用面团粘的办法才解决了难题，保证了海试的顺利完成。
　　如今的“蛟龙号”核心团队，除了当初徐芑南他们这一批年龄超过70岁的老人以外，更多的是像叶聪这样正当年的技术骨干，而1984年出生的唐嘉陵则是整个团队年龄最小的成员。
&&&&&&& 从1000米到5000米
　　徐芑南大学时学的是船舶，而“蛟龙号”的项目负责人、大洋办副主任刘峰以前则在大学里教授矿山机械。一个在水面上，一个是陆地上，都与水下毫无关系，蛟龙团队这两位核心人物的经历，正是中国深潜事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从零做起。
　　2009年，1000米;2010年，3000米;2011年，5000米。在“蛟龙号”下海以前，中国潜水器下潜的最深纪录只有600米，“蛟龙号”一出海，就一次次地刷新了中国载人潜器的下潜纪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刘峰说，在三次海试中，下潜1000米依然是最难的。而1000米又分为三步才实现：50米、300米和1000米。这里面，50米又是最难的。“从原先的600米下潜到1000米，技术规范不一样，也没有经验可借鉴，什么样的海况可以下?什么样的情况必须终止?以什么速度下潜?我们完全是一张白纸。”
　　在海试之前，团队曾在水池里对“蛟龙号”进行过测试，但水池的水下环境与海洋仍有很大不同，一些系统，不真正下到海里就没办法测试。徐芑南说，“我们搞潜水器的有句俗话，‘是骡子是马，要到海底下试试才知道’。”
　　这一试，果然有问题。在下潜50米时，潜水器的水声通讯有故障，无法与母船取得联系。潜水器没有缆绳连着，水声通讯不通，就相当于失踪。此时，徐芑南也在船上。尽管刘峰等人都劝他不要出海，可他还是带着一个满满装着药品的药箱，和大家一起在海上呆了一个多月。
　　问题出现后，徐芑南安慰大家不要着急，因为这并未出乎他的意料。他们在海上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每天下潜、测试，反复调试。最终发现，由于50米深处的海洋噪声本来就大，而系统本身也调的不好，才造成这一问题。“问题一解决，大家都很高兴，士气立马就上来了，我们的团队也得到了锻炼。”徐芑南回忆说。
　　50米下潜花了最长的时间，到后面就越来越顺利。仅仅一年前，人们还在为3759米激动，今年7月28日，蛟龙号已创造5188米的新纪录，令人们开始向往更深的大洋深处。
　　今年的下潜对于“蛟龙号”团队来说，是全新的考验。刘峰说，这是“蛟龙号”第一次前往大洋协会多金属结核勘探合同区进行下潜，航行距离单程就有1万公里，中途不靠港，海试持续49天。“船上的叶菜只能保证两个星期，到后来顿顿都是萝卜土豆。”实际上，对于从事大洋科考的人来说，这样的苦已是家常便饭。
　　但偏巧天公不作美。往年的七八月份，都是东北太平洋天气最好的时候，浪小风轻，但今年反常，在整整49天的海试里，只有4天的天气适合下潜，而这4天中，团队本身有时又没有来得及做好调试。
　　在远离大陆的海上航行，潜器迟迟不能下水，水和油都快耗尽，人也容易变得焦躁不安。根据技术规范，潜器只有在风力小于4级的时候才能下水。但天气一直没有好转，要不要在恶劣天气下冒险一试?船上的人们分成两派，意见无法统一。这时，海试现场总指挥刘峰拍板：选择风力介于四五级之间的天气下水。
&&&&&&& “当时我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实际上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很幸运，下潜很顺利，并且就是在这一次，达到了5188米的深度。”刘峰回忆说，他们选定的这片目标海域，海底深度平均就在5000米左右，唐嘉陵驾驶潜水器正好落在了一个坑里，才使深度又往下多了几十米。
　　5000米深处的海底世界，要比浅海安静许多，但并非一片死寂。唐嘉陵说，虽然总是要隔一会儿才游过来一条鱼或一只水母，但它们的样子都很特别：透明的海参，鲜红的海虾，还有半月形的巨型单细胞生物。这次海试还邀请了两位科学家随船，在他们的帮助下，“蛟龙号”的水底作业与地形勘测，收获颇多。
　　“蛟龙号”5000米级水深的突破，意味着中国的载人潜水器有能力到达占全球面积70%的海洋深处进行探索。刘峰透露说，明年，他们将于在五六月份再次出航，在世界上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的某个地方，向7000米的世界纪录发起冲击。
　　为了“蓝色公土”
　　5188米的深度，中国花了近20年的时间才到达。早在1992年，刘峰与徐芑南等人就向当时的国家科委提出，要发展中国的深海载人事业。那时，日本、法国、俄罗斯的6000米载人潜水器刚刚相继研制成功不久。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建议被暂时搁浅。“那时我们的海洋意识还没有今天这么强烈，技术上也还有很大困难。”刘峰解释说。于是，1996年的徐芑南，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就觉得进军“深蓝”的这个梦想恐怕此生是无法实现了。
　　随着各国对资源的需求增长，人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向海洋。至今，地球表面积有将近一半的海底区域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要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申请哪个地区的预先开发权，就需要有载人潜水器这样的装备先对海底进行详细的调查。很多国家都把控制和占有这些资源的措施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以期抢得“蓝色公土”的占有权。而发展深海载人潜水器，是赢得这场“蓝色圈地运动”必不可少的手段。
　　2001年，中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群岛南面拥有了一块相当于渤海那么大的75000平方公里海域的专属勘探权和优先开采权。
　　中国向深海进发的脚步，不能再犹疑。2002年6月，深海载人潜水器研制项目正式上马。
&&&&&&& 大洋办主任金建才指出，“蛟龙号”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潜探测装备，尽管其零配件并未完全实现自给，但它证明中国对某些海底资源的勘探能力已进入世界第一梯队。它的海试成功，打开了中国海洋新兴战略产业的大门。
　　然而，和登月计划、火星探测一样，载人深潜是项有钱人的游戏。在升级改造中的美国“阿尔文”号，其投资预算已从2160多万美元，暴涨至5000万美元。“蛟龙号”项目也常常被经费问题所困扰。
　　为“蛟龙号”提供水面支持系统的母船“向阳红09”船，是一条拥有30多年船龄、即将退役的老船。“蛟龙号”用的高性能银锌电池，一组电池动辄三四百万元。2008年预备下的电池，搁置了一年后效能已大大下降。在2009年海试时，因舍不得浪费而将就使用，最终下潜到半途发生故障无功而返。
　　由于经费掣肘，团队的时间常常花在了并非真正由技术造成的问题上。在1000米海试时，为安全起见，潜水器应有“他救”措施，即潜水器如果陷进海底的泥里，需要有一套设备将它捞起来。通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寻找，刘峰他们发现，这套设备的价格，比整个海试的成本还要贵。这逼着研发团队只能想办法“自救”。最终，他们找到了解决办法：在潜水器上面，加一块浮力材料，到了海底，它可以释放出来，浮上水面。浮力材料上有一根缆，连着潜器，母船利用这个缆，就可以将潜水器捞上来。
　　科技部原部长、中科院院士徐冠华在一次上船视察时曾说，他在“蛟龙号”团队身上看到了当年“两弹一星”的精神。★
　　(实习生张立群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场重大的科技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是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从中孕育出的人才，更值得骄傲。从载人航天一项项任务的实施完成中培育出年轻的团队，这样的发展态势令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局的专家也感到羡慕。... [
提名理由★
　　中国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顺利升空;“神舟八号”飞船“零窗口”发射;“天宫”与“神八”实施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天神”成功分离后二度“拥吻”;“神舟八号”准确返回地球? 这一连串堪称完美的“动作”背后，是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它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重大突破，也是中国航天“三步走”战略中的华丽一步。
　　简介：由天宫一号载人飞船系统总指挥、运载火箭系统总指挥、空间实验室系统总指挥和载人航天工程总协调组成的天宫一号交会对接团队，是一场精彩的太空大戏的导演。他们身上凝聚着航天人矢志不渝的创新意识和精神，也体现了中国航天精神的传承。
　　言论：“有的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成功”。
　　文/黄希
　　从10月初开始，中国先后发射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其后，又在太空成功实施了二者的交会对接，成为继美、俄之后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会对接技术的国家，引起全世界的瞩目。
　　自1992年确定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以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稳步推进，取得了许多值得骄傲的成就。而今年实施完成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既是中国在载人航天计划中迈出的关键一步，也是“航天新一代”技术水平和精神风貌的崭新亮相，预示着中国航天事业的未来。
　　从“神一”干到“神八”
　　10月27日傍晚，大漠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晚霞满天。此时距离11月1日“神舟八号”的发射窗口还剩4天时间。指导完下午火箭紧急关机演练的袁家军在返回驻地的路上，对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童旭东叮嘱道：“交会对接才是真正的‘大考’。无论我们做多少次地面试验，都不可能充分模拟天上的情况，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国际航天界对中国航天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任务给予了高度关注。两个8吨多重，以相对地面第一宇宙速度高速飞行的庞然大物要在太空中实现精准控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 作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袁家军深知交会对接背后的技术风险。他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交会对接是航天技术难度最大、风险最高的技术之一，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继攻克天地往返、出舱活动技术之后的又一技术难点。一旦掌握了该项技术，就能为建造大规模、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奠定坚实基础。
　　回顾此次任务，袁家军分析道，此次交会对接，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连续组织实施两次发射任务，是载人航天领域的一次高密度发射，每一项工作都必须环环相扣。尤其是“神舟八号”任务，火箭要实现“零窗口发射”，发射时间要精确到秒。这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而言，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正是由于这项工程的复杂性，作为集团公司主管宇航业务的领导，袁家军在组织指挥其他型号发射、研制的同时，更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天宫”和“神八”的发射上，他多次在发射场组织“两总”团队眼睛向内，认真梳理技术细节。
　　“我们希望能够在保成功的同时，以交会对接任务为工程管理平台，提高对复杂系统的风险识别与控制能力，提升工程可靠性管理办法”。袁家军说，“这些在系统工程管理方面积累的经验，将是今后实施更大规模航天战役的宝贵财富。”
　　11月3日凌晨1点36分，当“神八”顺利与“天宫”实施对接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不仅用高质量的工作践行了“尽善尽美的承诺”。同时，一个高素质的团队在这场战役中得以迅速成长。
　　作为团队中的领军人物，尚志、张柏楠、杨宏、刘宇、荆木春????这些执掌载人航天工程的负责人很多都是从“神舟一号”干到“神舟八号”，他们戏称自己是载人航天工程队伍中“骨灰级”人物。他们用自己丰富的工程经验和深厚的技术功底，确保了研制、发射全程可控;一支年轻的专业团队迅速成长起来。
　　为了“神九”“神十”
　　曾经有人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看到在一线操作的基本上都是充满青春朝气的“80后”时，询问前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这么重要的工程，由这些年轻人挑大梁，你放心吗?
　　戚发轫嘿嘿一笑，“我当然放心了。因为‘领头雁’都是身经百战的同志，他们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有他们把关，我很有信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去年招聘来的毕业生，今年就能在岗位上独当一面。“在发射场，有很多与专家们面对面学习的机会，这些工程经验比课本知识更宝贵。”很多第一次来参与发射任务的队员都有这样的感悟。
　　北航硕士毕业的李力(化名)清晰地记得毕业时导师的叮嘱：头上的那片星空，究竟蕴含了多少奥秘，这太值得寻味了。毕业后，他来到了刚刚组建成立的五院载人航天总体部，成为一名最普通的设计人员，从此也开始了自己披星戴月的工作生涯。
&&&&&& “11月3日午夜对接时，我在飞控大厅 。这是中国航天实施的第一次空间交会对接。我紧张极了，当对接成功后，那无声的碰撞撞击到了我的心底。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当时我埋着头，让眼泪尽情地流淌，那一瞬间，真觉得自己很幸福。”像李力一样，在这个团队里，一大批“80后”担当主力。和同龄人一样，他们玩iPhone，看NBA，听流行音乐，所不同的是，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航天事业有着一份特别的坚守与执著。
　　一场重大的科技战役胜利的意义不仅是实现技术上的突破，从中孕育出的人才，更值得骄傲。从载人航天一项项任务的实施完成中培育出年轻的团队，这样的发展态势令美国和俄罗斯航天局的专家也感到羡慕。在美俄，从事航天事业的人员日趋老化。他们往往对本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表示悲观。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投身到这一事业上来。
　　此次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五院、八院中参与“天宫一号”发射任务的试验队队员的平均年龄分别为37岁、34岁、36岁，他们中80%以上的人员都是第一次来发射场执行任务。一工作就能在“载人航天工程”中得到历练，很多年轻人坦言这是自己“航天职业生涯的幸运”。
　　9月12日正值中秋佳节，在外执行发射任务的队员很多人已经在外呆了近三个月了。当晚的联谊会上，一部精心制作的短片让现场的很多队员“见到”了自己的亲人，镜头中，家属和同事都面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在特殊时期，看到亲人的支持，这支团队感受到巨大的精神动力。
　　任何领域都可能有捷径可走，唯独航天事业除外。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常万全多次强调，“有的时候，成功就是差一点失败，失败就是差一点成功”。为了把工作做深、做细，背后的默默付出，只有耕耘者内心最清楚。
　　11月17日，随着“神舟八号”返回舱顺利返回，这项举世瞩目的科技工程宣告圆满成功。当晚，航天城一片沸腾。对于从事载人航天工程的航天人而言，庆祝和赞誉很快就散去，他们心中考虑的是，明年，“神九”“神十”将相继升空，各项测试工作就要有条不紊地推进。 ★
屠呦呦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她的发现，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今年获得医学科学领域重要的大奖——拉斯克奖。... [
提名理由★
　　屠呦呦从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通过对提取方法的改进，首先发现中药青蒿的提取物有高效抑制疟原虫的成分，她的发现，在抗疟疾新药青蒿素的开发过程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由于这一发现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以百万人的生命，屠呦呦今年获得医学科学领域重要的大奖——拉斯克奖。
　　简介：屠呦呦，出生于1930年，药学家。多年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结合研究，取得显著成绩，带领课题组人员发现和研制了新型抗疟疾药青蒿素。2011年9月获得拉斯克奖的临床医学研究奖。
　　言论：“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文/苌清
　　日，纽约。本年度拉斯克奖颁奖典礼被安排在一个酒会上举行，在这个轻松的西式社交场合，屠呦呦的些许拘谨看起来反而别有风度。捧起奖杯，面带微笑地让记者拍照，然后照着讲稿发表获奖感言，“在青蒿素发现的过程中，古代文献在研究的最关键时刻给予我灵感。”这位80岁的女科学家声音清脆，带着浓浓的江浙口音，“我相信，努力开发传统医药，必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的治疗药物。”
　　从1600多年前的中医古籍里得到启发，屠呦呦最初的发现，让青蒿素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一线抗疟药，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拉斯克基金会为此奖励她25万美元的奖金。
　　作为一个有66年历史的科学大奖，拉斯克奖在中国并没有太大的名声。然而，“诺贝尔奖的风向标”这个说法却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兴趣。不难理解，在拉斯克奖颁奖之后，屠呦呦的名字在中国很快就广为人知，人们都对这个“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中国人”充满期待。再后来，她又被形容为“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中国人”。
　　屠呦呦对自己的突然出名似乎做好了准备，她对公众随之而来的强烈关注保持着超乎寻常的顽强抵抗。在纽约领奖之后，她一直坚持对媒体一言不发，唯一的一次露面，是11月15日在她所在单位举办的“2011年科技工作大会”上。这个听起来稀松平常的会议，其实只有一个主题——表彰屠呦呦。会上授予她“中国中医科学院杰出贡献奖”，并奖励给她所领导的青蒿素研究团队100万元人民币。
&&&&&&&& “青蒿素的成绩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这也是标志着中医药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屠呦呦的讲话始终保持一致的“腔调”，在纽约的颁奖典礼上和在北京的表彰大会上，她都是这么说的。
　　然而对于屠呦呦的“低调”，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别人的工作，现在的致谢被认为是缺乏诚意的。”不论是面对如今的“火爆”，还是多年以来同行之间的争议，屠呦呦都只做一件事——沉默。
　　对屠呦呦而言，迟来的拉斯克奖不仅是一个巨大的荣誉，它另一个意义也许更重要——为她坚守了几十年的沉默做一个注脚。即使如此，在获奖之后，屠呦呦仍然一如既往地用沉默来回应一切。在《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仅有的一次与她的电话交谈中，屠呦呦并不正面回答任何问题。她说去看她的那本书就够了，“这是‘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化工出版社出版，绿皮的，吴阶平作序，宋健题词。”
　　《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只愿意用这本260页厚的学术著作来与世界对话，对于更多其他的，她似乎无话可说。
　　屠呦呦的名字本身并不“沉默”，呦呦，是鹿鸣的声音，典出《诗经》。打开《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第一页就是那句诗：“呦呦鹿鸣，食野之蒿”。这个名字和这种植物，两千多年前就以奇特的方式联系在一起，为一个科学家的故事增添了几分令人遐想的诗意。然而，这个故事的开始，却与战争有关。
　　文革期间的1969年，各项科研工作都已停顿的中国中医研究院(现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参加一个代号为“523”的战备项目。当时正值越南战争，耐药的恶性疟在越南流行，引起双方部队严重的非战斗性减员，中国在越共的请求下开始在军内开展抗疟药的研究，并成立了“全国疟疾防治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代号“523办公室”)。屠呦呦毕业于北京医学院药学系，又有从事中医药研究工作的经验，当时在大多数学术权威都被打倒的情况下，38岁的她被委任为组长，负责重点进行中草药抗疟疾的研究。
&&&&&&&& 耗时3个月，从包括各种植物、动物、矿物在内的2000多个方药中整理出640个，再从中进行100多个样本的筛选，最终选出的胡椒“虽然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84%，但对疟原虫的抑杀作用并不理想”;而“曾经出现过68%抑制疟原虫效果”的青蒿，在复筛中因为结果并不好而被放弃。
　　其后，屠呦呦在重新复习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时，发现其中记述用青蒿抗疟是通过“绞汁”，而不是传统中药“水煎”的方法来用药的，她由此悟及用这种特殊的方法可能是“有忌高温破坏药物效果”。据此，她“改用低沸点溶剂，果然药效明显提高”。经过反复试验，最终分离获得的第191号青蒿中性提取物样品，显示对鼠疟原虫100%抑制率的令人惊喜的结果”。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要说知识产权了，即使以个人的名义发表研究的结果也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1972年3月，按照523办公室的安排，屠呦呦以研究小组代表的身份报告了青蒿中性提取物的实验结果，她报告的题目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抗疟中草药工作”。当时全场振奋。在其后的临床观察中，屠呦呦不仅带头试服，还亲自携药去海南昌江疟区现场，验证治疗效果。在她报告了“30例青蒿抗疟全部有效”的疗效总结后，掀起了全国对青蒿抗疟研究的高潮。
　　屠呦呦所在的中药研究所继续进行青蒿活性成分的研究工作，最终分离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青蒿素。在此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青蒿提取物中，由云南药物研究所用汽油从当地的青蒿变种大头黄花蒿中提取的青蒿素，在临床试验中展示了极好的抗疟疗效。之后，上海无机化学所的周维善研究小组测定了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并发现了其抗疟机理。
　　在《青蒿及青蒿类药物》一书中，有一页印制粗糙的新药证书复印件，那是中国新药审批办法实施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86)卫药证字X-01号。这份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申报获批的证书上，并没有屠呦呦的名字。
　　拉斯克奖引发的疑问是：为什么青蒿素没有拿到国内的科技大奖，反而先拿到了国外的大奖?
&&&&&&& 科学界主流的答案是：没法确定奖项的归属。1978年，“523”项目的科研成果鉴定会最终认定青蒿素的研制成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集体的荣誉，6家发明单位各有各的发明创造”。在这个长达数页的结论中，只字未提发现者的名字。当年大协作的“523”项目以“胜利完成”而告终，然而后来的几十年中却争议不断，屠呦呦则被很多人认为“不够淡泊名利”“个性执拗”。
　　2009年，屠呦呦编写的《青蒿及青蒿素类药物》一出版，就因为引文署名的细节而招致批评：未能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研究成员的作用。反对者认为，屠呦呦夸大了自己在“523”项目中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早在拉斯克奖颁发之前就高度评价过屠呦呦的研究工作。他提到：“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 但查过一些相关的非公开资料后，他还是得出结论：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因为她的研究组第一个用乙醚提取青蒿，并证实了青蒿粗提物的高效抗疟作用。
　　《科学》杂志的网络报道称，“拉斯克奖重新点燃了一个争议：是否应该把研发出强有力的抗疟药物——这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府的一个大规模项目的成果——归功于一个人。”
　　在拉斯克奖颁奖期间陪同屠呦呦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疟疾研究室研究员苏新专认为，从青蒿到抗疟药，各种各样人的贡献肯定少不了，但拉斯克奖并没有颁给整个组织，这是因为“作为一个鼓励科学发现的奖项，拉斯克奖倾向于只授予最初始的发现者”。
　　在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的描述里，屠呦呦是一个靠“洞察力、视野和顽强的信念”发现了青蒿素的中国女人。 ★
　　(小蓟对此文亦有贡献)
&&& 屠呦呦
他是中国真正的“首善”，20多年来，他累计捐款超过50亿元人民币。他的捐助模式曾被称为中国最“苛刻”的慈善。在这个“中国慈善”风波迭起的年份，他让我们看到了慈善的真义，以及不算微弱的正向力量。... [
获奖理由★
　　他是中国真正的“首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