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之一。日于中央红军在礼州会合，结束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军和作战，胜利地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曾亲切称誉红九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红九军团，是1933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由红军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组成的，归红一建制。罗炳辉被任命为军团长，由担任。此后，红九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1934年4月的广昌保卫战中，部队在战斗中人员牺牲惨重，军团下辖的第十四师被中革军委下令解散撤编。1934年10月，中革军委将红军独立第二十二师划归红九军团建制。红九军团在于都临时补充兵员1300余人，在长征出发前夕，整个军团人数达到11500人左右。
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九军团在中央苏区编成，属红一方面军编制，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政治部主任怜（后代），下辖第三师、第十四师和独立第一团、第四团。
日，参加长征，此时编制为：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中央代表何克全、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师和第十四师。第十四师：师长因子昆、政治委员。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九军团改编为红三十二军，随四方面军活动。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命令，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
1937年，原红九军团主力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一部，投入抗日战争战场。 &
&血战湘江，掩护主力红军安全过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古城、于都等地出发，向贡水与信丰河之间开进。突围方向是西进湘西，准备与湘西地区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为左路，攻歼、金鸡之敌，向安西、铁石口方向发展；红三军团为右路，攻歼韩坊之敌，向坪石、方向发展；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掩护左翼安全；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右侧跟进，掩护右翼安全；军委第一、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主力红军和中央机关前进。中央红军从渡、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山路西进。先后从湖南省汝城以南的至广东省的城口间、湖南的良田至宜章间闯过第二、第三道封锁线，进至临武、、嘉禾地区。
当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第三道封锁时，蒋介石已经判明了红军西进的战略意图。日，他任命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国民党中央军主力和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从后面尾追；命令粤军部共4个师北进粤湘桂边界地区进行侧面截击；命令广西和部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至黄沙河一带进行下面堵击，企图将中央红军主力围歼于湘江和漓水以东地区。
中央红军自进入湖南到达湘江以东地区的作战中，几乎天天是白天打仗，夜间行军。加之山路崎岖，一夜也翻不过一个山头。在掩护主力红军渡湘江的战役中，红九军团担负着断后任务，与红五军团交替掩护主力红军前进，们不分昼夜地边打边撤，整个部队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十分疲劳和被动。11月28日，敌军桂系白崇禧部正向红军湘江急进，企图夺占渡口。形势非常危急，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敌人的进攻，保证中央红军侧翼的安全。罗炳辉军团长亲自上阵动员，对战士们地说：“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顶住，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保护先头部队渡过湘江。”
红九军团在岭和青塘一线与敌人展开了激战。在敌机疯狂轰炸和敌重兵压制下，红九军团处境十分艰险，但英勇的红九军团指战员，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发扬顽强战斗的作风，不顾一切牺牲，同优势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拼搏，用和打垮敌人整营、整团的一次又一次集团冲锋，阻止了国民党军的疯狂进攻。在胜利完成阻击任务后，中革军委命令红九军团经全州以南的石塘圩到达湘江边，从浅水区徒步过江与主力会合。红九军团立即分成十余路纵队向湘江边强行军，敌军在后面追得很紧，不断从战士们的头顶上呼啸而过。当红九军团部队到达湘江渡口徒涉场时，国民党追兵已经从后面压上来了，情况异常紧张，红九军团指战员们不畏严寒，纷纷跳进冰冷的江水，举着枪支和包袱，地涉水渡过了湘江，部队上岸后迅速地摆脱了追敌，与主力会合。湘江之战，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和红军大部都安然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但是红军也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元气大伤，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红九军团也大半伤亡，被迫将原有的两个师缩编至3个团。
驰骋川滇黔边，担任长征的“战略骑兵”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等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红九军团经三元场和习水，于2月间到达附近。中革军委原打算指挥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到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但由于国民党军在长江两岸调集重兵堵截，中央红军主动放弃渡江计划，挥师东进，在太平渡、滩，再渡赤水河，重新向敌防守力量空虚的贵州腹地进军，并在敌军未弄清红军真实意图时，分兵向南，直逼敌防守薄弱的贵阳城。为了保证红军主力南渡，中革军委决定红九军团暂留于活动，执行掩护的任务。
1935年3月底，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致电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和新任军团政治委员何长工，明确指出：“我一、三军团明二十九日继续南下，争取控制，执行新的行动。九军团的任务须在西北路上摆露天红，路侧放烟火扮，散消息，伪装成我军主力将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红九军团接到命令，即在罗炳辉军团长的领导和指挥下，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各种有效措施，在乌江以北的金沙和马鬃岭一带大造声势，所到之处地贴标语喊口号，用红布制成许多旗帜，插上各个山头，配合号兵，旗舞号鸣。部队忽而东进，到坎、南北镇一带活动，并派人调查经湄潭和去湘西北的路线，扮成红军主力将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模样；忽而又西进，转向西北的松林和芝麻坪方向，摆出红军主力将北渡长江的。红九军团的东进西跑，，使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还徘徊在乌江一带，赶紧，围剿红军。这样，红九军团迷惑和牵制国民党中央军、和黔军共约6个师的兵力，中央红军主力乘虚安全南渡乌江。
红九军团顺利完成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南渡乌江的任务后，即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随红五军团南进，准备抢渡乌江，与主力红军会合。不料国民党军已经封锁了渡口，亦被敌人破坏，红九军团遂被阻于乌江以北地区，处境十分危险。红九军团为了摆脱被动的局面，军团首长罗炳辉和何长工立即召开以上干部会议，讨论了敌情和军团的处境，决定部队立即转移。黔军尤国才部一直紧紧尾追在后，红九军团几次阻击都未能甩掉敌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军团长罗炳辉决定在老木孔附近以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打敌人一个，歼敌，鼓舞战士们的士气。红九军团经过一天一夜的隐蔽急行军，提前在鼓新场的老木孔以南20里处设伏，，准备痛击黔军尤国才部。黔军尤国才部一路追击，未曾遇到红九军团大的抵抗，误以为红九军团，压根没想到红军会设下埋伏。待黔军地走进红军的伏击圈，军团长罗炳辉一声令下，埋伏在周围的红军齐发，子弹和手榴弹成片地飞向黔军，黔军尤国才部，在红九军团的突袭下，乱作一团，死伤惨重。罗炳辉乘势率部队猛冲猛打，此役共击溃黔军尤国才部5个团，俘其副团长以下官兵18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这一仗打出了红军的威风，极大地威慑了黔军，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是红九军团单独行动中的关键一次战役。
1935年4月下旬，红九军团离开黔北，向川滇边境进发。4月29日不费一枪一弹，顺利地进占城，红九军团把缴获的大量驰名中外的宣威火腿和粮食分发给广大的贫苦百姓。接着，红九军团又攻占东川县城，召开全县万人群众公审大会，处死了百姓深为痛恨的东川县长杨茂章，并把没收来的积谷、盐巴和等分给贫苦群众。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迅速在川滇边界扩大，广大贫苦百姓也十分欢迎与支持红九军团，为红军筹办了大批粮食、猪肉和蔬菜，妇女帮助红军战士缝洗衣服，做布。在短短的一星期内，红九军团筹款达十几万余元，有1500多人加入红九军团。5月6日，红九军团由东川西北、蒙姑以南的因民和坝等地顺利渡过。
按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红九军团纠集在城东北一带，构筑。并派出一个团在机动，随时摆出渡江的架势，牵制九军团经披沙（今称宁南）北上，日于中央红军在礼州会合，结束了历时近两个月的单独行军和作战，胜利地完成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牵制和消灭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行动，周恩来曾亲切称誉红九军团是长征中的“战略骑兵”。
编入右路军，被裹胁南下
红九军团掩护主力北渡金沙江后，继续跟随红军大部队北上。红军顺利通过彝区，跨过大渡河，翻越终年积雪的，向懋功前进。1935年6月中旬，在四川、懋功一带，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议后，中央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由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由原红一、红三军团改编)和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组成，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包座，出到甘南。左路由红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分别由原红五、红九军团改编)组成，在朱德、和时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率领下，从卓克基出发，准备经查理寺、阿坝，到班佑、包座，与右路军会合后一同北上，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8月底，毛泽东和周恩来率领的右路军已经走出草地，占领包座。但是左路军一到阿坝，张国焘就，中央。他先是，继而借口嘎曲河涨水，草地环境恶劣，不易通过，公然抗拒中央要他北上向右路军靠拢的命令，反而提出南下的错误主张。他又命令和率领右路军南下，并且妄图以武力危害中央，迫使党中央率领红1、3军脱离右路军先行北上。编在左路军的红32军(原红九军团)，在得悉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北上后，也强烈要求北进。张国焘为了稳定和控制这支部队，亲自出面与罗炳辉将军谈心，企图拉拢他，并派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到红32军进行煽动性的诬蔑宣传，攻击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是无止境的逃跑，不冻死也会饿死。但罗炳辉将军不为所动，义正辞严地拒绝了张国焘的拉拢，明确表示反对南下，要求北上抗日，并收回在张国焘在32军中散发的诬蔑中央的材料，全部销毁。张国焘见拉拢不成，便，公然说红32军的干部中有分子，下令没收了红32军与中央联系的电台和密码，使红32军从此失去与中央的联系，并精心策划了对红32军指战员的所谓“改造”。先后以种种借口从红32军调走一些干部，再把其他部队的干部调入，设立自己的“耳目”，并把坚决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反对南下逃跑路线的红32军参谋长郭天民和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分别撤职和调出原部。不久，红32军重新进行整编，罗炳辉仍任，任政委，辖第94、96两师。罗炳辉将军此时实际上已被架空，失去了对红32军的指挥权。红32军被张国焘裹胁，被迫南下。
1936年春，张国焘的所谓“创造川康根据地”南下计划完全落空。红四方面军在天全、芦山、雅安地区，受到国民党军和四川军阀重兵围攻，部队损失严重，南下时部队一度曾达到8万余人，部队被迫撤向、甘孜、一带时，只剩下4万余人，红32军也损失惨重。
参加红二方面军，胜利完成长征
1936年6月，、、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甘孜，贺龙向张国焘提出，红二、六军团人少、枪少、子弹少，要求红四方面军给予支援。张国焘看到红32军是原来中央红军的第九军团，不是自己直接带出来的部队，很多干部战士一直对他有看法，难以控制。同时为了拉拢贺龙和任弼时，便答应把32军给红二、六军团。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罗炳辉任32军的军长，任军政治委员。这样，红32军终于摆脱了张国焘的控制，并进一步增强了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斗争的力量。
由于南下道路走不通，党中央采取了严肃而灵活的斗争策略，曾多次来电，严厉批评张国焘擅立“中央”的行为，加上朱德、刘伯承和贺龙、任弼时等同志的积极推动，以徐向前为代表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北上抗日，张国焘才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红32军在罗炳辉的带领下又一次踏上了过草地的艰难路程。1936年10月，红一、二和红四方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32军也胜利地完成长征。1936年底，红32军在奉命整编，取消师部，94师与军直属队缩编为280团、282团，96师缩编为286团，由直辖。日。红军主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32军部队大部改编为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一部合编到120师358旅715团。
红九军团，从长征开始后一直担任战略掩护的重任，指战员们以敢打硬拼的顽强战斗作风，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殊死顽强的搏斗，胜利完成了掩护主力红军部队实现战略转移的艰巨任务，在红军长征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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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毛泽东与张国焘的交锋 （２）
来源: 新闻午报　
　　“刘伯承也过来说‘两个人都过去了，证明河水不深，应当抓紧时机赶快过河。’董振堂过来请示：‘总司令，我们前卫部队先过去吧。’张国焘竟然不等老总说话，大声吼道：‘不行！现在谁也不准过河，要等河水不涨了，才能决定。’他的蛮横，使左路军只好在嘎曲河边宿营。第二天早晨，天空密云不雨，河水明显地退下许多。朱老总正在组织部队过河，作战局向他报告说，四方面军的部队已经按照张国焘的命令返回阿坝去了。这时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来见朱老总，气愤地说，他因为坚持要过河，不等总司令的命令决不后撤，遭到张国焘的训斥，还被张国焘打了一耳光。他说‘我当兵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侮辱。若不是为了团结，我会当场给他好看。现在他已带四方面军部队回阿坝，我决定带红五军团北上同右路军会合’……老总却摇摇头，说：‘要顾全大局，向远看，不能凭一时感情用事。你如果带走红五军团，就要承担分裂左路军的责任。我们还应当对张国焘做团结争取的工作。’” 　　如何对待张国焘，来自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和陈昌浩的态度最为引人注目。徐向前态度十分明确，而陈昌浩在考虑再三后也认为中央的北进计划是正确的。于是，两人联名给张国焘发出了一封电报，电报表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去南进为下策”。目前是红军进入甘南的最佳时机。至于“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徐向前和陈昌浩请求张国焘“飞示”，因为“再延实令人痛心”。 　　当天，张国焘回电，没有解释，没有答复，只有命令： 　　［发总指挥部］徐、陈： 　　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朱、张 　　8日22时同时，张国焘严令左路军第三十一军政委詹才芳：“飞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徐向前和陈昌浩感到事情严重了。 　　徐向前让陈昌浩带着张国焘的电报去向中央汇报。晚上，陈昌浩来电话叫徐向前去中央开会。 　　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聚集在周恩来的病床前进行了紧张的讨论。讨论的结果是以七人联名的名义再次致电张国焘。 　　张国焘焦急地等待着右路军开始南下的消息，结果等来的却是中央北上的决心毫不动摇的电报。 　　张国焘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日，他对左路红军部队下达了南下的命令。 　　5 　　叶剑英将一封电报交给毛泽东 　　事态急转直下。 　　紧跟着，陈昌浩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主张南下。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看到了张国焘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依旧表示北进的时机不成熟，坚持右路军掉头南下。叶剑英立即赶往毛泽东的驻地作了汇报。1937年3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讲到，张国焘在电报中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张国焘的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因为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了军事争论的范畴。 　　当时，红一军团已经北上到了俄界，毛泽东身边只有红三军团。彭德怀对张国焘的野心洞察已久，当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时，他命令军团机要人员另外编制了一套新的密码，以便与红一军团保持联系。当听说陈昌浩改变了主张时，彭德怀找到了毛泽东，说如果强制红三军团南下，红一军团也就不能北进了，两个军团一同南下，“张国焘就可能仗着优势兵力，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彭德怀认为红军已处在“危急的时刻”。 　　毛泽东先是亲自找到了陈昌浩，就南下还是北上这个问题，再次征求他的意见。陈昌浩说，既然张总政委命令南下，就南下，这个问题不必要再争论了。毛泽东听罢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总要开个会。周恩来和王稼祥同志因为生病在三军团，我们去三军团叫他们来开个会吧。”陈昌浩点点头。 　　晚上11点，毛泽东又特地去看望了徐向前。他站在徐向前住处的院子里，问他对北上或是南下的意见。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泽东听后，让徐向前早点休息，然后告辞了。 　　凌晨，毛泽东一行出发去红三军团。毛泽东此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6 　　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领先遣支队北上 　　到达了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5位政治局委员立即召开了中国革命史上著名的“巴西会议”。 　　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 　　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将毁于一旦。 　　巴西会议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先遣支队，迅速向红一军团靠拢，之后与红一军团一起向甘南前进。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想到一旦中央红军离开后，徐向前和陈昌浩也许只有掉头南下了，红四方面军的数万官兵将再次经受草地之苦，于是他向毛泽东建议再给徐向前和陈昌浩发一封电报。 　　是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国焘同志并致徐陈：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如何速复。 　　中央九月九日 　　日，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这是一个因危机四伏而紧张混乱的日子。 　　凌晨刮起了大风。 　　叶剑英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在以后数十年里，毛泽东多次提到叶剑英的贡献，他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张闻天交给他的任务是，天亮之前把中央机关的同志全部从班佑带到巴西。李维汉分别通知了凯丰、林伯渠和杨尚昆，让他们分别负责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红军总政治部的行动。半夜里通知立即出发的时候，很多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凯丰低声说：“不要问，不要打火把，不要出声，都跟我走。”李维汉一直站在路口，一一清点着从他面前走过的各单位的队伍，结果没有发现政府机关的人，于是赶紧跑到政府机关的驻地，发现他们还有大量的辎重需要捆扎。李维汉急了，要求把大东西统统丢掉，必须带走的全部放在马背上。 　　一直追随红军大学行军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在这个时刻表示：我虽然同中央一直存在分歧，但在张国焘这个问题上，我拥护中央的主张。他对红军大学党总支书记莫文骅说：“中央决定北上，把你身边的人组织好，要密切注意李特，不要让他把队伍带走了！” 　　红军大学是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由红四方面军的军事学校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团联合组成的，政委何畏、教育长李特都是张国焘的追随者。红一方面军干部团在红军大学中叫特科团，团长韦国清，政委宋任穷。干部团中的干部大多是红一方面军的，学员大多是红四方面军的。听说中央要强行北上，宋任穷对红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刘少奇表示：“中央要走一定要把特科团带走，否则我们就开小差去追中央。到时候可不要因为我们开小差开除我们的党籍。” 　　7 　　李特气势汹汹难挡北上步伐 　　红军大学是凌晨3点接到出发命令的，命令由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签发。宋任穷立即集合队伍，阐明了南下和北上的两条路线，说愿意北上的跟我们走，不愿意的就留下。结果红军大学全体人员都表示愿意北上。学员们出发的时候，政委何畏还是跑到了陈昌浩那里，报告了中央红军已经单独出发的消息。陈昌浩十分震惊，他不停地说：“我们没有下命令，他们怎么走了？赶紧把他们叫回来！”陈昌浩派李特率领一队骑兵去追。 　　李特很快就追上了红三军团。毛泽东走在红三军团十团的队伍里。李特质问毛泽东：“总司令没有命令，你们为什么要走？” 　　毛泽东说这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中央认为北上是正确的，希望张国焘认清形势，率领左、右两路军跟进。一时想不通，过一段时间想通了再北进也可以，中央欢迎。希望以革命大局为重，有什么意见，可以随时电商。 　　李特再次转达了陈昌浩的命令，要求部队立即回去。毛泽东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边敌人的力量很强大。再过一次草地，在天全、芦山建立根据地是很困难的。我相信，不出一年，你们一定会北上。我们前面走，给你们开路，欢迎你们后面跟上来。” 　　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在后来的回忆中都记述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如果这些话确是毛泽东当时所说，那么毛泽东的话具有惊人的预见性―――红四方面军北上恰好是在一年以后。 　　9月10日深夜过后，得到消息的张国焘发来了电报。林、聂、彭、李（富春）并转恩、洛、博、泽、稼： 　　甲、闻中央有率一、三军单独东进之意，我们真不以为然。 　　乙、一、四方面军已会合，忽又分离，党内无论有何争论，决不应如是。只要能团结一致，我们准备牺牲一切。一、三军刻已前开，如遇障碍仍请开回。不论北进南打，我们总要在一块，单独东进恐被敌击破。急不择言，幸诸领导干部三思而后行之。候复示！朱、张 　　8 　　战胜“最黑暗的时刻”，凸现一代伟人远见 　　日夜晚，乌云密布，星月无光。从巴西到阿西仅仅20里的路途，由于不允许点火把，在泥潭沼泽和灌木荆棘中，毛泽东和他率领的部队竟然走了6个小时。天亮时，国民党军的飞机来了，部队只好走进了一座大山中。好容易遇到了一个小村庄，红军弄到了很少的一点粮食，毛泽东和官兵们用水调了一点青稞面喝了下去。 　　第二天继续前进，这里距离俄界还有60里的路程。红军走到了包座河边，一边是翻滚着浪花的河水，另一边是高耸的悬崖。走着走着，包座河水突然猛涨，淹没了河边的山路。红军中会游泳的奋力游着，不会的便往悬崖上爬去。 　　毛泽东带头跳进了冰冷的河水中。 　　当他游到了水浅的地方，湿淋淋地站起来时，问身边的警卫员有没有可以充饥的东西。见警卫员没有吭声，毛泽东笑了一下。 　　毛泽东与张国焘北上和南下之争，与其说是军事争论，不如说是意志的对抗。 　　此刻，即使与红一军团会合，中央红军的这支部队也只有不足八千人。红五军团、红九军团，还有朱德、刘伯承，都还在张国焘那里。 　　毛泽东在以后的岁月里提及这段历史时，称之为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 　　在黑暗中行走的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一切需要从头开始。但是毛泽东坚信“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对他的革命理想和政治信仰的执著与坚守无人可比。毛主席晚年让人心碎的照片，看哭所有人 ！_存在之思-爱微帮
&& &&& 毛主席晚年让人心碎的照片，看哭所有人 ！
毛主席与美国总统尼克松毛主席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日，患有肺心病的毛泽东在心律失常情况下严重缺氧，突然休克。经医疗小组全力抢救，不久即转危为安。1974年春天，毛泽东的身体出现了短时期的好转，可以到室外散步。可是，负责毛泽东医疗保健的医护人员却发现毛泽东的好转只是表面现象，他体内的病变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出现了许多让人担忧的情况。此时，眼科医生初步诊断毛泽东又患上了老年白内障。不过病痛缠身的毛泽东依旧兢兢业业的工作着，依然继续保持着超常的洞察力和敏捷的思维......日，与尼克松日，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日晚，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会见了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外相大平正芳和内阁官房长官二阶堂进。日，在长沙会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博士。1975年6月，会见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家人。日晚上，会见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进入垂暮之年的毛泽东，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尽显疲惫，面无表情，最后已经不能站立与外宾握手，只能头倚在沙发上与客人寒暄，此情此景，怎不禁让人感到震惊和凄怆？日，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接见外宾。晚年的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陈毅追掉会参加陈毅追悼会和周恩来的最后一次握手最后一次到人民大会堂。日，在中共十大开幕式上。“九”是最大的单个数字，又是“久”的谐音，中国人视“九”为吉数。农历九月初九重阳也定为老人节。历代帝王穿九龙袍、造九龙壁，故宫三大殿的高度也是九丈九尺，金黄色门钉也是横九竖九，连台阶都是九或九的倍数。而毛泽东的一生与九也有不解之缘。每逢九月九日毛泽东都有事发生。& &&日，毛泽东与潘心源徒步前往农军三团，准备组织秋收起义。经过浏阳的张家坊时，被当地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了。在押送团防局处决的路上，他向没暴露身份的潘心源借了十几个银元贿赂团丁，团丁假装不备，毛泽东趁机跑离了团丁的视线，跑到一处水塘边的草丛中躲了起来，一直到黄昏才死里逃生。当夜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率领三个团围攻长沙，一个多星期后，毛泽东带领攻打长沙失利的队伍走向农村，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日，毛泽东说是他一生最黑暗的日子。& &&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野心勃勃凭借人强马壮人多势众向中央要权、要官，并不顾中央决定坚持南下。当时红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红四方面军的第三十军和第四军编入左路军，中央机关随其行动；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后改称红五军）和红九军团（后改称红三十二军）编入右路军，红军总部随其行动。9月9日上午，张国焘发密电给陈昌浩，如果左路军坚持北上不南下，就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其意思是要采取非常手段，这是张国焘惯用的手法。当时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正讲话，译电员将电报交给了叶剑英，叶看罢悄悄走出去将电报交毛泽东看，毛泽东令中央机关向彭德怀的三军团靠拢。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以统一指挥为由收缴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这样各军团只能跟总部联系了，彭德怀粗中有细总觉得不对劲，另编了一份密电码备份。当时马上派人沿一军团走过的路交给了林彪。此时一军团已经前出北上，林彪接电后做好了接应准备。9月10日凌晨，毛泽东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何畏是红军大学政委，红大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何畏命令停止前进，毛泽东等人走在红大前面，过来问究竟。红大教育长李特也带人追了过来，他原是四方面军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抢。问毛泽东：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李特的几个警卫手提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手指头按在扳机上，气氛十分紧张。毛泽东耐心讲了形势、北上的道理及中央的意见，最后话锋一转说：“彭德怀同志率三军团就走在后面，彭德怀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的很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李特脾气暴，彭德怀脾气更暴。彭德怀在红军中有猛将之威，这一点李特也十分清楚，在对峙中毛泽东的这些话不能不使李特有所顾忌。李特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带走了红大中四方面军的学员。中央机关随三军团撤离险地北上，并放了警戒。红九军副军长许世友报告了徐向前，并问打不打，徐向前说：天下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四方面军的红三十军和红四军未跟随北上，归建红四方面军;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也未能北上。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因在总部亦未能随中央北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经历了因内部分裂而面临覆灭的危险。（西路军部分人员到达乌鲁木齐，李特被问到是去苏联还是去延安，答曰去苏联，因而被秘密处决。）& &&日。1971年，毛泽东一路南巡于9月3日零时到达了杭州。9月8日晚上，毛泽东得到消息说有人在杭州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专列停在杭州笕桥机场专用营运线上“碍事”；这种情况从未有过，而且在杭州负责警卫工作的是林彪死党陈励云。尽管78岁了，但岁月没有消磨毛泽东那罕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敏锐直觉。为了防止不测，在9月9日这天，毛泽东把自己的专列立即转移到离杭州远一点的绍兴附近。并当即决定离开杭州，9月10日毛主席离开杭州到了上海。& &&后来得知9月8日，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手令，当晚林立果等人在京策划密谋害毛泽东的三种办法，地点选就在杭州、上海、南京附近。9月11日，毛泽东出其不意一路急返北京。正是9月9日的决策，使林立果等人的谋害方案落空。& &&1976年9月，毛泽东病重，8日上午11时，心律失常；下午插鼻饲管；晚上8时神智模糊。这一天，毛泽东看书、看文件11次，都是让工作人员捧着给他看；累计两小时五十分，最后一次是下午4时37分。7个多小时后，刚跨入9月9日的门槛，9月9日零时10分，毛泽东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与世长辞了。& &&日，毛泽东没能走过去。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恸哭，举世哀悼！江河凝滞，天地呜咽！毛主席逝世追悼大会 有字幕他来是为改天换地他走时留下太平盛世他注定是一代伟人9月9日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今天，请向我们伟大开国领袖毛主席深鞠一躬！没有他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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