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除的喜欢 | LOFTER（乐乎）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LOFTER for ipad —— 记录生活，发现同好
删除 的喜欢
&nbsp&nbsp被喜欢
&nbsp&nbsp被喜欢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type==1 || post.type == 5}
{if !!post.title}${post.title|escape}{/if}
{if !!post.digest}${post.digest}{/if}
{if post.type==2}
{if post.type == 3}
{if !!post.image}
{if post.type == 4}
{if !!post.image}
{if !!photo.labels && photo.labels.length>0}
{var wrapwidth = photo.ow < 500?photo.ow:500}
{list photo.labels as labs}
{var lbtxtwidth = Math.floor(wrapwidth*(labs.ort==1?labs.x:(100-labs.x))/100)-62}
{if lbtxtwidth>12}
{if !!labs.icon}
{list photos as photo}
{if photo_index==0}{break}{/if}
品牌${make||'-'}
型号${model||'-'}
焦距${focalLength||'-'}
光圈${apertureValue||'-'}
快门速度${exposureTime||'-'}
ISO${isoSpeedRatings||'-'}
曝光补偿${exposureBiasValue||'-'}
镜头${lens||'-'}
{if data.msgRank == 1}{/if}
{if data.askSetting == 1}{/if}
{if defined('posts')&&posts.length>0}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_index < 3}
{if post.type == 1 || post.type == 5}
{if !!post.title}${post.title|escape}{/if}
{if !!post.digest}${post.digest}{/if}
{if post.type == 2}
{if post.type == 3}
{if post.type == 4}
{if post.type == 6}
{if drlist.length>0}
更多相似达人：
{list drlist as dr}{if drlist.length === 3 && dr_index === 0}、{/if}{if drlist.length === 3 && dr_index === 1}、{/if}{if drlist.length === 2 && dr_index === 0}、{/if}{/list}
暂无相似达人，
{if defined('posts')&&posts.length>0}
{list posts as post}
{if post.type == 2}
{if post.type == 3}
{if post.type == 4}
{if post.type == 6}
this.p={ dwrMethod:'queryLikePosts',fpost:'4f38',userId:,blogListLength:28};分享给朋友：通用代码: <input id="link4" type="text" class="form_input form_input_s" value="" />复 制flash地址: 复 制html代码: <input type="text" class="form_input form_input_s" id="link3" value="" />复 制分享视频到站外获取收益&&手机扫码分享视频二维码2小时内有效【传奇永恒】【王老道第二期】1小时新手玩家1-13级升级攻略下载至电脑扫码用手机看用或微信扫码在手机上继续观看二维码2小时内有效【传奇永恒】【王老道第二期】1小时新手玩家1-13级升级攻略扫码用手机继续看用或微信扫码在手机上继续观看二维码2小时内有效，扫码后可分享给好友没有优酷APP？立即下载请根据您的设备选择下载版本
药品服务许可证(京)-经营- 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京字670号 请使用者仔细阅读优酷、、Copyright(C)2017 优酷
版权所有不良信息举报电话: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我生命中的王老
2007年第1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再过几十天，就是王老的百岁诞辰纪念日了。但我总也不愿相信，我亲爱的王老在他91岁时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些年来，老人慈祥的笑容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娓娓的叙谈一直回响在我耳畔……我从来以为、直到今天也仍然以为，像王老这样热爱人生、热爱我们所有晚辈的老人，一定不会舍下我们而永远睡去的!我深知在他的心中，不管人生多么艰辛，这个世界都永远是一位美丽的新娘子，他的诗和他的生命都会因此而永远年轻，永远像朝霞一般璀璨绚丽……也许，他只是悄悄地闭上了一下眼睛，然后就会轻轻地说：“世界，我的新娘子，那是你吗?……请给我一秒钟，让我再想象一下。” 中国论文网 /5/view-1354323.htm　　就是因为我固执地以为王老一直活着，才使我至今无法为他写一首悼诗、一篇纪念性的文字，我只想给他写一封信(让这封信长到没有结尾)，可我又不知道该怎样寄往另一个世界……这也成为我一生都无法排解的无限痛悔! 　　 　　一 　　 　　初见王老是在1979年7月的一天。 　　那时，创办于1958年的《云冈》杂志即将重新向全国发行，编辑部的工作非常忙碌。加之分工明确，凡是来大同的省内外领导和客人，都是由上级领导或联络部负责接待，所以虽有不少文艺前辈到过这里，我却都未能一瞻风采。王老是在李国涛老师的陪同下来大同考察和指导文学工作的。想不到这回领导不仅安排了我们和两位前辈的见面，还特许我跟随他们一起游览了恒山。 　　其实李国涛老师那时还不满50岁，只因他是位有名气的评论家和编辑家，又颇具学者之风，作为才疏学浅的晚辈同行，我在他面前便总觉得很有些拘谨。由此而想到王老，我就更感到忐忑不安了：且不要说老人家已经年过古稀，又有着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经历，仅就诗歌成就而言，也让我不敢望其项背!正是在王老到来之前，我才知道了王老的真名叫王玉堂，笔名叫冈夫，抗日战争时期就已是一位著名诗人了，影响广大的诗集《战斗与歌唱》正是他的代表作――而我的年龄才只是他老人家诗龄的一半啊!我虽然名义上是个文学编辑，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了解却近乎一片空白，王老该是哪一个类型的诗人呢：儒雅?豪放?高傲?威严?嫉恶如仇?海阔天空?……直到见到王老的那一刻，我才发现，王老和我们所有人能够想象出的任何一“类”诗人都不一样。眼前的老人，既不像印象中的诗人或领导，也不像担任领导职务的诗人!慈爱、谦和、儒雅、朴素……脑袋里这些能找到的词语同时涌现出来，却又远不能概括那一刻王老留给我的真切印象。 　　我在大同期间曾至少十几次陪同友人和宾客游览恒山，但在脑海里烙印最深的还是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许多年过去了，我心中王老的形象也定格在了那一天：那单薄而挺直的身板，那清癯而慈善的面容，那含蓄而明澈的眼睛……在忽高忽低蜿蜒弯曲的栈道上，他对别人的每一次搀扶都不忘报以感激的颔首微笑，又忽而健步如飞，让晚辈人一溜小跑才能跟上…… 　　美好的感觉终归也只是一种感觉，但辈分和级别的差距明摆在那里。见到那么多领导和师长们簇拥在王老身边，再加上也怕在王老和李国涛老师面前出丑露怯，我便总是有意和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可是走着走着，却又总是被王老一次次召唤到他的身边。后来我才悟出：细心的老人早已发现了我的局促不安，才有意对我这个无名小辈示以了更多的关注。我记得那天王老跟我说了许多许多话，却又怎么也回想不起王老都说了些什么。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其实王老那天并没有吟诗诵文或发表任何议论，更没有一句话谈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成就，他只是在不停地询问，认真地倾听：关于名胜古迹的历史和现状、关于煤矿工人的工作和生活、关于业余作者的学习和创作…… 　　那一天，我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激动。我从北京来到山西11年了，转眼已近而立之年。我深深感激异乡对我的接纳和包容，它让我受到了怜悯，获得了友情，同时也让我学会了逆来顺受……可是当王老在恒山路上一次次轻轻拉住我的手时，我却总是不禁联想到自己童年时在小胡同里蹒跚学步或疯跑乱叫的情景，也许，王老给予我的，该就是那种早已使我感到陌生、遥远了的亲情吧?那种感觉，并不是怜悯和友情可以替代… 　　后来，我曾无数次想用文字把自己心目中的王老描述出来，又总感觉是那么力不从心!他像一位一生勤劳的灌园叟?一位劈波斩浪的老艄公?一位踏遍青山的采药人?都不像!或许，王老从来都不需要别人用任何语言来形容他、赞美他：他曾在敌人监牢的铁窗下宣誓入党，曾经战斗和歌唱在烽火连天的太行山上，解放后又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职务，可他却又像一位乡村老教师一样不喜张扬；他在喧闹的人群中永远不会被人一眼就发现，又使任何人一旦注目之后就永难忘怀；他对所有人都肯于袒露那纯净透明的灵魂，但又有谁能看出他灵魂的潭水到底有多深? 　　与王老有了这“一面之缘”，记忆的相册中又多了一张精彩的照片。我那时曾这样想：除非王老再来大同，我以后不会再以任何美丽的借口去侵蚀他老人家忙碌而宝贵的晚年时光了。生命中有过这样永远难忘的一天，我已感到非常满足。 　　王老的这次大同之行，还有一件与我毫不相关的事情深深记在了我心里：我们编辑部的老溪流也成名于诗。出于对诗人的热爱，他在50年代就收藏了王老已出版的所有诗集，并在历难经劫中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他在闲谈中听说王老的家中竟再也没有一本《战斗与歌唱》了，马上表示要把自己所珍藏的那一本奉献给作品的主人。王老十分惊喜，我也为王老感到高兴，我想，这倒真是王老此行的一个意外收获。可我又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人间的喜剧还是悲剧…… 　　本以为再见到王老会很难很难，不想只过了八九个月，我们就又一次见面了：不同的是，这一次是王老在台上讲话，而我只是台下众多聆听者中的一个。 　　日，山西省第四次文代会在省城隆重召开，这也是我到山西后第一次来到省城。文代会上致开幕词的正是王老。当清癯消瘦的王老走上演讲台时，谁也没有想到他的声音竟是黄钟大吕般震撼人心!会场里，上千名代表时而屏住呼吸，让王老的声音激荡在自己的心头耳畔，时而又不约而同地报以海潮般的掌声，欢呼文艺界的劫后重生，也为向这位生命力无比顽强的老诗人表达自己最崇高的敬意! 　　此时的王老，更像是一名走完长征的老兵，一位祝捷会上的将军!我想，王老的思绪，此时一定也飞回了他战火烽烟中的青春岁月 　　那天，我和诗友王颂都激动得彻夜难眠，趴在床头，我们一同含泪写下了一首小诗。诗中写道：“……年逾古稀的老诗人呵，见到您／我们恨不得扑上前去把您拥抱／那些年，承受岁月煎熬、历尽霜剑风刀／您今天依旧是诗韵铿锵，青春不老……／望着满堂师长呵，我们还在寻找／找誉满秦晋的丁老师、找人民爱戴的老赵……” 　　许多年后，王老那悦耳的声音仿佛从天
籁中传来，依然常常回响在我耳边：“……谨以我在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期间所赋的小诗一首，微申敬意，结此开篇：母亲爱儿女，儿女爱母亲，人民需艺术，艺术需人民。百花喜齐放，百家喜争鸣，四化春光里，进军听鼓声!”在省文代会期间，我只是在会场的休息室里和王老匆匆打了个照面，寒暄了几句。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没有勇气表达内心的思念，也不忍心过多打扰他老人家。 　　王老从事革命斗争和文艺工作几十年，认识的人岂止成千上万?我知道，并非是王老对我格外关爱，而是他对每一个曾经接触过的人，特别是晚辈后生都非常关爱，才使我有幸在不经意间就沐浴到了他的恩泽。正因为如此，我才对他老人家更加崇敬。当然，这种崇敬之情，依然只是珍藏在心里。 　　 　　二 　　 　　1982年5月，省作协为地市级文学期刊的编辑们开办了一期读书班，地点就在作协驻地也是王老所住的东四条里，我忽然间成了王老的“邻居”。 　　这一次可以名正言顺地去看望王老了。在王老的书房里谈兴正浓，王老好像忽然间想起了什么，忙从书桌的抽屉里找出一张小小的信笺递给我看。接过信笺，我的心和捧着信笺的双手不禁同时颤抖起来：原来这竟是王老为我写的一首小诗呀!王老在诗中深情脉脉的写道：“……我爱读‘周总理的时间表’，／我爱读‘我们要登攀’。／登攀吧，我的忘年的少友，／用周总理的时间对表，／用周总理的时间表迈进，／向着普世大同的憧憬，／向着诗艺的高峰。”小诗后面注明的写作时间，竟是一年多之前的1981年4月! 　　想不到年迈的王老竟真的是每时每刻都在悄悄地关注着我，学步中的我只踩出了这么几个浅浅的脚印，它们却全都留在了老人的眼里…… 　　东四条里住着好几位我所景仰的文学前辈，可惜除了王老，我竟不曾有勇气拜访过其他任何一位，回想起来，我也常常感到遗憾。去王老家却不必遮遮掩掩，因为那时出版社正要给王老出一部诗选，王老便趁机约我“必须”去给他的诗作“提提意见”。我知道，“提意见”只是王老“制造”的一个借口，这样我不是就可以比较坦然地去他家串门了吗?令人兴奋的是，那一段时间，王老不断有佚散了几十年的旧作被陆续发现，读着那些从纸张黑黄的报刊上刚刚复印下来的战斗诗篇，想象着催生了这瑰丽诗篇的峥嵘岁月，那种阅读快感和敬仰之情真是无法言传，哪还敢给王老提什么“意见”呀! 　　而王老却愈发显得认真起来，直到有一天，王老竟忽然郑重地向我表示，他希望在读书班结业之后，能通过省作协的协商再把我从大同借调到太原来三五个月，以便和他“共同”把这部诗集编选出来，也以此为我们这一老一少留下一点“友谊的纪念”。我一听就傻眼了：该不是王老想开个小玩笑吧?如此抬爱我何以堪、我何以堪!应允王老，我岂非太不知天高地厚；不答应吧，我又怎忍舍弃一段能和王老朝夕相处的宝贵时光…… 　　为期两个月的读书班很快结束了。离开太原时，王老也没有对我再提及此事。谁知没过多久，省作协党组果然给我的单位发来商函，希望能让我尽快去太原协助王老整理诗稿。可是仅仅因为听说省里的另一个部门有意调我，上级领导就说什么也不肯允我前去，全然不顾作协的一再催促和我的反复解释。事情好像又一次不了了之，只是我的心中也因此留下了几分隐痛和对王老深深的愧疚。 　　哪知这位“过于”随和的老人竟忽然“固执”了起来。1983年1月底的一天，正值农历新春将至之时，我忽然收到了王老的一封信，信中说：“我大约于春节后、元夜前会到你们那里一次，届时再畅谈吧……” 　　天哪，大同的冬天多么地难熬!王老体质单薄更兼年事已高，此时来同，怎能吃得消啊!我相信王老会很快改变这个主意。岂知春节过后刚一上班，我们单位就收到了省作协拍来的电报：“王老今晚抵达……” 　　正月十一那天，王老在赵二湖的陪同下来到大同。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只因大同这边不肯让我去太原，王老便决定“亲自出马”了。挺好的事情竟搞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不光要怪某些领导的不近情理，我自己也难逃良心的谴责。王老却是谁也不怪，反倒觉得他的“不请自来”更是让大家皆大欢喜的“三全之策”。 　　王老的下榻处是南宾馆。大同是个避暑的好地方，夏日里此地宾客如云好不热闹。而此时正逢塞上隆冬，又是春节期间，宾馆里显得异常冷清，除了王老和二湖兄，连其他客人的影子也难见到。那年冬天好像也特别寒冷，又赶上煤炭供应十分紧张，房间冷、餐厅冷、饭菜也冷。老人对这一切却毫不在意，依旧是谈笑风生，乐哉悠哉。那几天，我整日“一本正经”地在房间里和王老“谈诗”，我们谈着谈着话题就跑到了十万八千里外，又赶忙一同使足劲把思绪收拢到眼前。仁义厚道的二湖兄除了为王老的起居饮食忙前跑后之外，就是静静地坐在一旁陪伴我们，真挚的笑容时时粲然在他黑亮的脸膛上，一任我们这一老一少海天漫步、神思飞扬。 　　得意之中就难免忘形。有一回读到王老50年代曾被传诵一时的小叙事诗《老战友的幽默》，匆匆浏览了一遍后，我未加思索就脱口放出了一声“冷枪”：“王老，我觉得这首诗好像也不怎么幽默呀?”老人听罢，有些感到意外似的微微蹙起了眉头，脸上现出沉思的神态。天哪，我怎么可以如此小儿胡言!这不是让老人难堪么……我后悔万分，正琢磨着如何找个补救的法子，却忽见王老竟哈哈哈哈地大笑了起来：“你说得对……我也是早就有这个感觉呀……你说‘不怎么幽默’?我说它怎么也不幽默!……你还说它‘不怎么幽默’……”就这样“幽默”、“不幽默”地反复念叨着，接下去又是笑得喘不过气来了。我只见到过王老笑吟吟、笑呵呵、笑眯眯(他当时刚发表的一首诗题目就叫《矿山笑眯眯》)，却从未见过老人笑得这般前仰后合，天真烂漫，连眼泪都笑出来了!于是我也释然而又惊喜地大笑起来。这时二湖兄也正好推门进来，见我们笑得如此不可思议，先是一愣，接着也莫名其妙地笑起来了。我们三个人就这样各笑各的，足足笑了有两分钟吧!我们全然忘记了屋内的寒气彻骨，窗外的风雪交加。我曾无数次哭泣，也曾无数次笑过，但笑得如此忘情、如此陶醉而又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原由，这在我的生命的记忆中是仅有的一次呵!那是我一生中一段最美好、最温暖的时光啊! 　　也算不负王老的一番奔波劳累，在大同的日子里，几乎所有的大同诗作者都跑到宾馆里来看望王老、给王老拜晚年。这个春节，王老的莅临让诗人们显得格外风光。王老也是在这几天里结识了不少爱诗的年轻朋友，后来每次见到我或写来信，也总是要一一问候他们。杂志社的主编应化雨先生则更是几乎每天都要到王老的房间里来谈古论今，王老很开心，往日里从来不苟言笑的老应更是乐得合不拢嘴。其实王老在大同期间，我们一同“编选诗集”的时间实在是少之又少，这让我愈发相信，老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只
是希望尽可能地找些机会，多和年轻朋友们在一起聊一聊、聚一聚、笑一笑啊! 　　在大同期间，王老执意要到我的家里去“探访”一下，这让我感到荣幸，也让我更感到惶恐：且不要说我那个家无法安锅做饭，连摆放一把椅子的正经坐处也没有啊!为了表示隆重，王老把“来访”的时间选在了元宵节这个好日子，还特意给我两岁的儿子带来了一身小衣服作为礼物。出发前王老又再三叮嘱：饭馆里请客我是决不会去，饭桌上有鸡鸭鱼肉我就不动筷子。你若非得请我们吃饭，那就吃几个元宵吧。我自然不敢违命。上午，我和二湖兄护侍左右，陪同王老在宾馆门前挤上公共汽车，一路走走停停，足足用了一个多钟头才到了我家所在的西门外，之后又踏冰踩雪，缓步登楼，终于走进了我的那间狭窄的陋屋。房间被一张床、一张桌、一个书架和一只火炉拥挤得已无空地，两位贵宾和被我邀来作陪的老作家曹杰就只好都在床边儿上就座了。由于那只火炉点燃后几次烤着衣物险些引起火灾，它久已形同虚设，于是房子里的温度也就无异于室外了。火炉不能用，我只好用一只300瓦电炉子给客人们煮元宵。水总算开了，蒸汽弥漫，仿佛房子里也暖和些了。可是过了不下一个小时，元宵却怎么也煮不熟，眼看锅里的水已变得比浆糊还要粘稠，还怎敢再继续煮下去?谁知咬开一看，里面还是又生又硬!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王老却笑嘻嘻地连声说还不错、还不错…… 　　我在这间破旧的书店宿舍里借住了近6年，直到之后又把家搬到了矿区。在这里，我曾无数次和市里的作者们浅酌畅饮、谈诗改稿，也曾无数次用花生酱肉、啤酒白干接待素昧平生的陌生远客、浪游诗人，惟独王老，他是我最年长、最尊贵的客人，唯一一次来到我家，吃到的竟是这样一顿饭!早知如此……我心里说不出有多么难过! 　　可这却丝毫没有影响老人家的兴致。吃下了几个天底下最难吃的夹生元宵之后，王老又让我陪他们到市中心的广场上去观看灯展和花会表演。他不顾二湖和我的一再劝阻，在大雪初霁的古城街头伫立和漫步了很久很久，趁着余兴，然后又一直走回宾馆…… 　　哪知第二天王老就病倒了，先是胃胀、腹泻，继而又开始发烧、感冒，吃药、求诊都不见效。最害怕、也是最不相信会发生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且不说万一有个好歹谁也担不起责任，光是看着一位古稀老人如此被病痛折磨，也让人受不了啊!无奈之中人们只有怨天怨地，嫌天公不作美，恨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怪宾馆的伙食太次房间太冷条件太差……而我更是追悔莫及：王老生病的根源，也许就是那几个可恶的元宵呀!可王老却像是对不起所有人似的更显得坐卧不安，连声抱怨自己不该生病给大家添麻烦，让大家跟着担心受惊……好在王老的“革命意志”真是坚强，就在人们忧心如焚之际，他的身体竟奇迹般地渐渐好了起来。尽管如此，但庆幸之余，大家也一致认为王老必须尽快返回省城调养身体方为稳妥。于是，王老“整理书稿”的大同之行也就只好这样有始无终了。 　　勤勉的王老在他的晚年曾无数次出游远行，也曾几次来过大同，相比之下，这次寒冬里的大同之行，肯定是最艰苦、最惊险的一次了。可谁知在王老的记忆中，竟成为了一瞥如此动人的回眸：“无言最合默契，多情更似忘情。记得明月三五，双双雪里观灯。”1984年的盛夏，王老为鼓励我坚持创作，又曾在一封信中风趣地写道：“我单方面代你立个军令状：国庆节前交出一首好诗；年底前交出一本诗集。届时我们再共同度一次诗蜜月。”在大同之行的四年之后，王老在一封信中又一次提起了在我家中做客的情景。有趣的是，在他诗意的怀想中，那顿糟糕的午饭竟也变成了“丰富的关餐”，“老曹和你陪我纵饮畅谈――还有比这更可纪念的厚礼吗?……”1992年，那时我刚回到北京后不久，我又在无意之中从当年的《大同文学》上读到了王老的诗作：“诗曾降福我们／一个诗蜜月。／它或仍会以蜜与月／降福我们吗?／我在这样想，／这样盼。”往事历历，契约犹存，我却再也见不到王老了，怎能不让人痛彻心脾! 　　 　　三 　　 　　王姓是百家姓里首屈一指的超级姓氏，王姓名人多不胜数，灿若星云。可奇怪的是，在三晋诗坛文苑，乃至在整个文学界，一提到“王老”这个原本平淡无奇的敬称，首先会想到的那个人，却肯定就是诗人冈夫和他的本名王玉堂了。作家燕治国那篇广为人知的著名散文，标题就是《想念王老》。我想，人们不约而同地宁愿只呼唤“王老”而不肯叫出他那响亮的笔名，一定是钦敬于他的人品太高洁了。其实，王老的诗歌和他的做人同样出色，只是因为岁月风尘的掩遮和我们的目光无力洞彻，才让我们久久不能窥其堂奥。 　　王老和我“共度”的这个“诗的蜜月”，也是我一生最宝贵的一次学习和理解诗歌的机会。在此之前，我对根据地的诗歌创作还仅仅是“墙头诗”和“诗传单”的概念。正是由于无知、浮躁和时间太紧，当时对于好不容易才搜集到的王老那数千行战地诗篇，我往往是在泛泛浏览的同时就随口“发表”上几句肤浅的议论，而王老却总是在静静地倾听且频频颔首，从不反驳，更无愠色。见我对一些诗作该不该编入选集显现出暧昧的神色，王老就会很认真地和我商量：“那我们是不是该把它拿掉?”我于是便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而王老便也会更果断地摆摆手说：“把它拿掉!”也许仅仅是为了对我这个稚嫩的晚辈示以足够的尊重，王老才决定“把它拿掉”?让我后来一直感到不安的是，只是由于我的粗心和浅薄，选集中不知漏掉了多少需要认真咀嚼品味的好诗?它们其实都是岁月长河的珠贝和老人生命天空中的彩虹呵……许多年后我才省悟：想必这就是贤哲与智者的谦逊和豁达啊。 　　当然，更多的还是惊喜和陶醉，当我读到《路之歌》时，这种感受最为强烈――一首长达近400行的长诗，怎么还没有读就读完了呢!它是叙事诗?是抒情诗?是连环画?是油画?是版画?是独奏曲?是协奏曲?是电影大师魔术般的蒙太奇?……第一次读到这首诗时，已是人静夜深，窗外正飘着大雪，我却忽然间倦意全无。那是王老和我睡得最晚的一天，我对这首诗有太多想说的话，却又找不到语言来表达，我只能一遍遍复诵着那些奇妙的诗句，手舞足蹈，心向往之!后来我读到了李国涛先生的一段评论：“全诗的表现力是很强的。从形式上看，每行都很短，一般是二、三字，四、五字，最长的诗句也只八个字。读起来，如阵阵的鼓点，急促而连贯。诗的意象如剪辑起来的电影镜头，若断若续，诗的节奏，如夜行的脚步，踏踏而过。”这段精辟的议论与《路之歌》的语境相得益彰、璧合珠联，难怪它此后便被诸多诗评家反复引用了。然而，《路之歌》的创作成就决非只体现在语言上，我只想说：它真是人民战争年代的一部不朽的“诗史”! 　　在王老这次大同之行的几年之后，我才从李伯钊前辈的《敌后文艺运动概况》中有幸读到这样的文字：“关于诗的写作，敌后有两
员主将，一个是冀察晋的田间，另者为冀晋豫的冈夫，后者于太原失守后到晋东南创办诗的定期刊物《文化哨》”；“……冈夫则富有中国文化的修养，且从事诗的写作的年代也久，同农村的生活的接触时间甚长，对民间语汇颇肯下功夫，因此，他的作品，别具一种中国风格……从他的短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特有的情趣，和象形化了的人物来。”在这段回忆和论述中，伯钊老还特别全篇引录了当时“最著名的一篇诗”《河边草》，那20几行诗句居然是她靠记忆写下来的!她在文章中写道：“可惜手中无原稿，也许有不对的地方，但大致的风格和词句是错不了的。”可见王老的诗作在当时的影响是多么大啊! 　　王老的创作成就并不仅仅体现于那些早已被公认的诗歌名篇，他有许多一二十行乃至只有短短几行的小诗同样气象非凡。《粉笔标语》是一首写于1932年的早期作品。诗中写道：“……字迹跳跳腾腾，／腕臂飞飞舞舞。／走着路，／呵着手，／在黑的地方，写上光的言语。”这是叙事还是抒情?这是写真还是写意?这是意象派还是意识流?穿过这跳荡的诗行，我分明看到一个青春勃发的身影，正用他进放出的生命之光，把沉沉的暗夜豁然照亮……70多年过去了，仅就艺术上而言，那些舍弃了思想而只讲究唯美或语感的“纯诗”，又能比它高明多少呢?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到了一首题为《十一个》的小叙事诗。这首仅有30余行的诗作早在1942年就已经发表，但我好像是在王老1991年出版的《远踪近影》中才第一次读到，可我至今一想起它来依然觉得热血澎湃!诗中写道：“十一个人，／遭着同样的命运，／十一个人，／同样地顽强。／‘区公所在哪里?’／在哪里?／在――兽性的敌人／不知道的地方!／……红的血滴，／一滴一滴往下流淌……／苦痛终结了．／再没有了声响!／垂着头，像一条条的／指南针!／只没有指出来／那个秘密的方向。”诗中的主人公不是战士，更不是烈士和英雄。他们只是抗日根据地十一位最平凡、最普通的老百姓，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生在哪里、家在何处、叫什么名字，只是为了心目中那个神圣的“村公所”，他们都心甘情愿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所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吗?这样的诗我们也能写出来吗?60多年过去了，这首诗已成为了那十一个鲜活的生命曾经在我们这颗蓝色星球上存在过的唯一证据了!……诗人可以在诗中标榜天子呼来不上船，可以愁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可以相信自己能把地球、太阳和宇宙都吞了……然而同样也有诗人用滴血的文字在远处筑起了一座坚固的墓碑，让那些早已融入泥土的平凡而尊贵的生命永远活在生者的世界! 　　当然，既然已被王老高看为他的“忘年少友”，我偶尔也会“倚小卖小”了。在挑选准备编入《冈夫诗选》的作品时，我在不经意间一下子读到了他在上个世纪20年代所写的数十首小诗(这些诗作也都是被刚刚重新发现)，它们的“洋味儿”和精美的语言带给我的冲击力远非“震撼”二字所能包含，我不禁脱口感叹道：“这些诗比徐志摩、艾青他们当时的诗不在以下呀!”有趣的是，王老这一次、或许也是唯一一次一改他往日谦虚的“常态”，他认真地点了点头，脸上好像还淡淡浮现出会心的一笑。也是在这时，王老第一次向我回忆起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片段经历：“也许你说得对?如果一直写下去的话……我念完小学后考进了公费教育的山西外国文言学校，这里的老师讲课是直接用德语，我那时也是用德文读了不少哥德、席勒、海涅他们的诗……”于是我主张在诗集中把这些珍贵的早年作品尽可能地多保留一些，并把它们安排在集子的第一部分，还为此讲出了好几条理由。但王老却迟迟不肯答应。他总说这些诗多是自己青少年时代排解苦闷心情的感伤之作，艺术上也不太成熟，若再重新拿给读者来看，也怕让年轻朋友们无意中受到消极的影响。王老主张这部选集还是以他创作于1930年的《我们是来了――盼红军北上而写》作为头篇，从30年代初到80年代，时间的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足够长了。王老还说，如果你对这些小诗特别“偏爱”的话，那我们就稍稍选上几首，作为附录看行不行?可我依然不肯让步。我举了这些小诗中的许多例子，说明它们不仅很扣人心弦、让人感奋，也有很高的艺术水平；把它们尽快重新出版，也算是为今后人们研究现代文学史、研究老一辈老诗人们的艰辛曲折的创作历程做点贡献呀……两年之后，《冈夫诗选》终于问世，当发现那些我所熟悉的小诗都已被收入书中时，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我想王老在最终编定这部诗选时，一定还是想到了我当初的“固执己见”吧?而这，也成了我唯一值得自豪的一点点“成绩”。后来，我在《远踪近影》和《冈夫文集》中又看到了更多王老早年的诗篇，它们都写得非常出色，其中的《被雨》、《世界》、《热情》以及仅有七个字的《单相思》等，如今都已是许多晚辈诗人津津乐道的经典之作了，可见时光之河的山重水复并没有阻碍心的沟通，这也让我欣喜如初。王老在《冈夫诗选》的后记中曾深情地写道：“几位青年同志辛勤代我收集整理花过不少宝贵时间，却嘱我不要提他们的名字，我只好照办。事实上，他们在创作道路上都已有不小的成就，我除了祝愿他们继续前进之外，还感到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所谓‘代沟’的阻隔，并非那么不可逾越，而是大有灵犀一点，可以互通的。这给我以莫大的欣慰，它远远超过这个浅陋集子本身。”这段清纯如水而又滚烫如火的文字，更像是空谷传音的心灵之歌，20多年来一直感动着我、抚慰着我、激励着我…… 　　但我仍然深信王老的诗艺高峰更体现于他老人家晚年创作的大量作品。《冈夫文集》中注明写作时间的最后一篇文章写于日，而这正好也是一篇关于振兴诗歌创作的动情之作：有团队优势的把握，有诗家作品的赏识，有诗坛前景的展望……见解独到、思路清晰、文字诙谐、感情炽烈。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王老留给我们的最后一篇关文华章，也不知道还有哪位九秩老人的文笔和诗思会如此流畅?文集中注明写作时间的最后一首诗歌写于同年的12月12日，这是一首描述喜得友人书后的感怀之作。老人在欢快地唱着：“野诗闲话好／每看每想笑／看时笑过了／再看又还笑／生活乐一乐／人便少一少／多谢赠我书／因以笑相报。”就在这看似重叠反复的回旋之中，不可言传的愉悦与思友之情在字里行间一波波扩散……谁会相信这就是王老生命中最后的吟唱? 　　再让我们来读一读下面这几段随意罗列下的文字： 　　“诗意至广阔，执滞则偏颇，／披薜苈，戴女萝，／含睇凝笑――固窈渺而婀娜，／若徜徉乎山阿，泛泛乎水波……” 　　“不押韵的诗，完全可以成为好诗，如莎士比亚的诗剧，米尔敦的《失乐园》等。但押韵的散文不能成其为诗。诗人内心深处的贝阿特丽丝，接引诗人到天国。” 　　“晨光熹微，而你又沉于酣睡，太阳的金箭，射不进你的心扉。……我不知道我应不应
唤醒你，你会不会叱我为无礼的闯入者，然而你熟眠的酣态，又还引起了我的睡意。我不知道我该怎么说和说些什么，但我又似浮动着希望：你会自己走出你的梦境。” 　　――它们分别代表了哪一种风格、流派?它们的写作者又该属于哪一个年龄段或第几“代”呢…… 　　而这竟是诗人冈夫随手写在同一个时期的谈诗杂感中的只言片语――它们全都写于老人的耄耋之年。更不用说，老人还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斑斓绚烂的呕心之作! 　　也许，王老就是想用自己生命之烛的最后光芒，为我们这个缺少诗意生存与心灵理解的世界留下更多诗的梦想…… 　　然而，对于王老的心灵世界，我们又读懂了多少呢? 　　魏丕一教授1994年在冈夫作品研讨会上的一段发言曾让我怦然心动：“……我在大学中文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竟然没有发现过冈夫的名字!这是很令人费解的事情。解放后直到‘文革’之中，由于有囿于某种政治的尺度，某些著作等身的大作家如沈从文、张恨水等，没有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是能够理解的；但冈夫这样的革命诗人不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却不能不引发我们无尽的深省和自责。” 　　身在人生境界最高层的王老却始终全然无我。整整20年前，老人就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深情地写道：“你又提到我的‘寿’，这其实是无可奈何的悲哀。明年我满八十岁，又是我的习作初见于铅字的六十年。这里的同志倘有建议，我希望的是开个小型座谈会，也谈规讽和期望，也作实事求是的品评，这比流于礼俗的祝寿形式为好。并且真有什么可‘祝’的呢?碧海狂潮未掣鲸，残苔碎藻自知轻。风雷搏荡曾多少，甘作无名愧得名。” 　　的确，王老在他一生中又有何时曾以名人自居过!在战争年代，他是炮火中出生入死的战士、号手、宣传员和指挥员；解放后，他又成了一名竭诚为文学家和党的文学事业做好服务工作的“后勤干部”――变幻莫测的文坛风云、繁杂琐碎的日常事务，他还有多少精力和心情去写诗呢?就连那部在“文革”中险些夺去他性命的长篇小说《草岚风雨》的写作动力，不也是来自于他那崇高的战友情、沉重的使命感吗!也是在无意之间，我读到了曾与王老共事过十几年的何锐同志的一篇文章，这也是我第一次读到有关王老解放后在中国文联任职期间的点滴文字：“王玉堂同志是学习部部长，分管组织文艺界的学习……王玉堂同志的精明能干的特长，在这一工作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玉堂同志邀请杨献珍等同志讲课时，都先找了薄一波同志请教。这样我们才发现，原来薄一波、杨献珍等同志是王玉堂同志的狱中战友。这样，每当我们青年迎‘五四’青年节、‘七一’党的生日时，共青团就请王玉堂同志讲革命斗争史，狱中的斗争极为精彩，震动着我们的心，受到了生动的教育。这时，我们才全面了解了王玉堂同志。”“……玉堂同志最为难过的事，莫过于他所了解的文艺界好友竟成了‘右派’。他想不通，但无能为力，只有百般安慰和鼓励，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他的心情怎么能好的了呢?于是，过了1957年，他请了创作假，在西山碧云寺里独自写作，一来是他下定决心完成在狱中就想写的一部小说，二来他要平静一下心情，思考一下自己想不通的问题……三年困难时期，在他的参与下，在张家口地区办起了农场，收获的东西――包括羊肉、白萝卜等等，拿到北京送给文艺界中老病残的人，多少作家被感动啊，有的流出了热泪，有的高喊‘感谢共产党’、‘感谢文联’!阳翰笙、阿英、王玉堂、张雷等同志带领着中国文联的人马只讲奉献，不作索取，做了许许多多‘化腐朽为神奇’的事，文联的凝聚力大大增强了，直到今天，人们还不时提起那时的工作，真使人留恋啊!”从这些朴素的文字中，我仿佛真的看见了当时王老那朴素轻捷而又像风一样匆匆来去的身影。这让我对王老的“甘作无名”有了些更真切的理解，它比许多人履历表上的非凡经历和辉煌成就更令我感动。 　　甘作无名愧得名――这是王老的座右铭，也是他磊落人生最质朴无华的真实写照，因为“他的历史本身就是战斗与歌唱的历史(这也是何锐老人的话)”，这是我们何以能够企及的高度!对我这个不成器的晚辈来说，除了崇敬，一切赞美的言辞都太过苍白。我只想说，像王老给予我的无限关爱和他的品德一样，他的诗也因此而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四 　　 　　但我也将永远怀着无法忏悔的愧疚思念王老。 　　回忆王老给予我的无限关怀和太多的偏爱，也许还需要更多的文字才能表达――而单薄的文字又怎能承载我山一般沉重的思念?更何况语言和文字已经失去了它本该具有的真实属性和感情色彩…… 　　老人生前曾赐赠给我许多诗，也曾给我写过许多信。他写了诗不需要我酬答，他写来信不要求我回复。王老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也许是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遇到的最宽容的长辈。1989年底，我的家庭如发生地震般突然崩溃，我不得不又住在了办公室里。幸好正赶上政策开恩，为了户口在北京的幼小的孩子，我最终选择了半老还乡。 　　此时，年迈的王老仿佛对我的处境比我自己看得更清，对我的关心甚至早已超过了对他自己那两个生活在北京的孩子。他的来信一函接着一函，信中惟有真挚而焦灼的声声询问。老人在1990年初的一封信中曾急切地写道：“自从去年11月末我们由此间匆匆分手，听说你频频往复于北京大同之间，想来是够心烦意乱的。不知一些现实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小欣欣是留在祖母处的吗?上学了吗?……你的近况如何?今年的计划如何?较长的确定的落脚点将在何处?北京?大同?太原?读书吗?写诗吗?或散文吗?……或有时间烦闷吗?如那样，何不出来走走，消散消散，这里的朋友都会热诚欢迎你的……重要的是切莫把自己关闭起来!”老人在信中竟一连用了十几个问号!――一生中还有谁曾如此为我忧虑? 　　一年后，我终于成为了一家报社的大龄新人。边干边学，从头起步，再加上照顾孩子、重建家庭、接待来看望我和托我办事的大同朋友，遵命去办理那些大多力所不能及的事务，更忙得越来越不能给王老和各位恩师挚友“认真”回信了――而我又怎么也没有胆量给长者们随随便便写封便函或打个电话……王老却不气也不恼，依旧时送飞鸿无限挂牵，有一封信中，他甚至用了更多的“问号”，并特意叮嘱：“请以电报的语言把你的情况告诉我……”可我又怎好意思“用电报的语言”去回应王老那心的呼唤呢?更何况望着这长长一串充满了灼热期待的问号，我又该何言以对、何颜以对啊…… 　　就在这时，我又从一家刊物上读到了王老的诗作： 　　“相信你从此／会走向／更为美好的遥远；／但此刻我禁不住／思念，与／挽留的缱绻。” 　　“人生哪能长相聚!／但只要互知情／互知意，／偶尔，／也互相忆，／长相忆，／便也可生无悔，／死无愧，／任伯劳东飞，／燕西飞，／
听一声唳，／洒几滴泪”…… 　　好在这一年的初冬时节王老来到了北京。我是在王老的次子佑纯兄长家中见到老人的，下班后赶到他家时已是晚上七八点钟了。转眼两年不见，耳聪目明的王老竟有些重听了；不知是不是视力减退的缘故，他注视着我时，总是会眯起眼睛，那神情让我感动也让我的心颤动。灯光下，我忽然感到王老真的有些苍老了，也忽然感到了时间的无情、离别的残酷……我想在短暂的聚会时光把万千心事都倾吐出来：诉说思念之苦、打听熟人们的消息、解释没有及时回信的原因，以及新环境中诸多的不适应……语无伦次、不知所云，还常常需要佑饨兄把我的话条理化后重复一遍，王老才能大致听清楚些。王老不计较我的浑噩和焦躁，只是认真地颔首、沉思、让我诉说。后来，我一直都对自己那天晚上的表现感到无比羞愧，我知道回到京城的我太让他老人家失望了!我还想再去看望老人一次，却再也鼓不起勇气了…… 　　1994年10月中旬，王老又赐函告诉我，省里最近要为纪念他从事文学创作70年而出一本有关评论文章的汇编。老人在信中竟以这般极其恳切而温和的口气和我“商量”：“你见此信后，如果不太忙的话，请你写一篇评论文章很有必要。文章长短不拘，主要要客观、实事求是，尤其不要避免指出其缺陷、弱点、不足与局限等等。时间限于下月5日之前，过此就知你太忙，腾不出手，不等了。说必要者，是因我那点东西，你都经过手，知得最清楚。你如不写或写得不够实事求是，人将不仅指摘其文，且还会怀疑我们友谊的质量呢!” 　　可是面对着王老70年用热血和赤诚熔铸的煌煌诗篇，我又岂敢妄论或敷衍?……王老大概也没有想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一贯缺乏自知之明的我，又在报社的本职工作之外，兼起了为这个行业创办一家文艺刊物的分外之事，我深信那是一个值得抛开一切个人得失的神圣的使命…… 　　于是我就又一次在王老面前失约了!同时我也对自己更感到失望了! 　　我依旧还是梦想着尽快给王老写一封长长的信，诉说我的满心愧疚……但那些由于我自己的过失而造成的后果，还要让王老去宽容吗?那些由于我的愚钝而流失的岁月，真的还可以再找回吗? 　　我怎么会想到，我和王老的最后一次见面，竟然就是在1992年初冬的那个夜晚!更没有想到，1994年的秋天我没有按照约定写出的文章，王老再也看不到了…… 　　日，星期天。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永远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午后我正准备吃饭，接到了山西作协焦祖尧主席的电话，他语音沉重地告诉我：“王老走了……”我不相信耳边的声音，也不相信这是幻听，因为我从没想过王老会说走就走了!但这不幸的消息又怎么可能不是真的!慌乱中我急忙问王老的悼念仪式将在何时举行，接着才想到问王老是何时走的，焦主席说：“王老是在4月14日的早上走的，送行的日子就是明天……”我本应该感谢焦主席在这个时刻还能想到给我打来电话，可我却突然丧失理智地喊叫起来：“那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那您为什么还要告诉我!……”其实，放下电话，我还来得及赶到太原去为王老送行，可是我最终却只是发去了唁电。我在瞻前顾后和不知所措中又失去了和王老再见最后一面的机会! 　　孙谦、西戎、马烽诸老先后辞世我都曾以悼诗寄上哀思。惟独仰望着我最熟悉、最亲近的王老，我怎么就写不出一句诗了! 　　我没有能力写一首庄严的挽歌叩献在老人家的灵前，是因为过度的依赖和猝不及防，让我无法感知王老的离去；是因为在我心中最圣洁的诗翁灵前，我不敢写诗…… 　　许多年来，我总是在乞求着王老对我的宽恕和谅解。我相信他老人家一定知道我也更想写出好诗来让他笑逐言开，更想用长长的回信倾诉我的无限思念，更想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面前再度一次“诗的蜜月”……可是这些最重要的事情都没有做!我总以为会有能够静下心来的时候去做这些最美好的事情，就像是在诗国的花园里散步一样从容而又惬意……因为我记忆中的王老就是一位长生不老的仙翁，我深信他一定会陪伴着我走完今生……我像一个被宠惯坏了的孩子，倚仗着最亲近的长辈所给予的那海一样博大的宽容和体恤，没有勇气去正视和改掉王老多次给我指出的缺点，依然我行我素，总是误认为任何人堆在眼前的任何事全都是我所不该不做、不可不做、不敢不做的事情，哪怕它们给我带来的只有痛苦……令我痛苦万分的还有情感之债的日益沉重，有多少友情、亲情俱已因此而散落流失于岁月之河!如果有谁还会原谅我，这个人肯定就是王老――而王老，也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该原谅我的人呵! 　　 　　五 　　 　　我还想对王老说：我其实从来都没想过要当一个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都没有过梦想。只是在命运很随意的安排下，才使编辑工作成为了我从事最久的职业，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对得起自己的工资和良心。又是在王老和其他师长们的催促和鼓励下，我才偶然写了一点成行押韵的东西，而他们的格外青睐，又常常更让我自惭形秽。我对诗和诗坛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复杂的感情，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感谢王老和山西，让我在憔悴的青春岁月里居然还留下了几个诗歌的麦穗…… 　　就像冈夫那个响亮的笔名一样，我心中的王老才是一位山一样伟岸的诗人，他的诗也令我只能仰望，无法超越。他的诗是珍珠、是钻石、是汗滴、是泪水，是生命的刻度、灵魂的重量、血液的潮汐……而我的诗不过是草叶上的露珠，只是在阳光照耀着它的时候才偶然闪出了小小的亮点。 　　王老的谦逊同样是我永远敬仰的高贵品质，面对物欲的诱惑、挤压和颠覆，不觉之中人类身上特有的这种品质已经变得缺稀殆尽，可它却被王老如此坚定而执著地保存下来了!在30年代初的北平草岚子监狱里，他本是被误捕入狱的进步青年，只要做出一点悔过的表示便可重获自由之身，可是他不肯!他反倒是在狱中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并宁愿为此把牢底坐穿!这是何等的铮铮傲骨?在壁立万仞的太行山上，在惊涛动地的黄河之滨，他是冲锋陷阵的抗日健儿，也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啸吟着前进的文化战士，他的手中不仅要拿枪还要握笔，他在阵前不仅要杀敌还要写诗!古今又有几多这样的诗人?――我们可以模仿无数种高超的创作手法去写诗作文，可这样的人生经历有谁能模仿的了呢? 　　人生色彩的反差是如此强烈：比铁还硬比钢还强的王老为什么在所有人的面前又总是那么的谦逊呢?_这自然更不是可以模仿的了!因为，这种品质只能源于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历练和眼界，源于“甘作无名愧得名”礼让和超然，源于对自身价值与人生境界的自知和自信，也源于对所有他人的生命与尊严的尊重和善待……对照王老，我没有理由不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卑微――哪怕因此而在太多的时候被看成是可欺可辱，得失相抵，不足惋惜! 　　2003年3月，我应约为曾与诸多文化界
名流密切交往过的原煤炭部副部长的张超同志整理自传。老人其时已病情危重，听力丧失，呼吸困难，我们只好进行笔谈。我把一些想法写在几张纸上，他艰难地看着，表情平静，惟独看到我在无意中提到的“我和王玉堂老人是忘年交，80年代初，曾陪同他去过您的家一次……”这段话时，这位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竟突然睁大了眼睛，仰起身来，像是在用力呼喊一样大声说道：“王玉堂同志可是我的老上级呀，这个老同志可是德高望重啊!”沉吟片刻，他又像是感到几分疑惑似的重复着一句话：“你和王老是忘年交……”我肯定地点了点头。我的心中同时也涌过一阵热浪，我真想告诉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王老，我才敢称为忘年交啊! 　　后来，我在张超老人提供的原始素材中，果然找到了这样富有感情色彩的文字：“1937年9月，牺盟会上党中心区开学习班，我调去学习。……之后，我被分配在第三行政区民族革命中学工作，住在沁县冀家凹村，校长是薄一波专员……王玉堂老革命也到学校来任政治部主任”。我还读到了他有关自己投身革命队伍时的片段回忆：“这时，国民党98军冯钦哉部队进驻武乡，学生会的人很快分化了，大部分大学生跑到了国民党一边，跟随了98军。这时我又经抗日自卫队总队长王玉堂同志(这是一位曾和薄一波等同志在北平同住国民党监狱多年的老共产党员)荐举到东区任自卫队教导员。在工作中……我也对加入党的一些同学和什么特派员等人动不动就耍傲气、逞威风、不容人的作风有些厌恶。某日，在自卫总队部和王玉堂同志谈起这些事，他说：现在仍有人有‘左’的情绪和作风。又说：党的方针是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成分和出身也不同，你们属于小知识分子……通过这次谈话，我的心情舒畅多了。”我很想把有关的往事记录得更详尽一些，不幸的是，正值“非典”肆虐之际，张超老人也因癌症医治无效而去世了! 　　在这个世界上，王老走过了漫长而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道路，即使是在无意之间，他也像春风化雨、红泥护花一般，把温暖和关怀留给了太多的人，并被人们铭记在心。 　　而我，竟是王老的“忘年交”，比所有受惠于王老的人都更幸运!也许，我人生路上遇到的所有风波与曲折都没有走出王老的预料，老人才把自己生命的余辉化作了太多的关爱赐福于我…… 　　可是王老真的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告诉王老，我是多么想念他呀! 　　王老真的走了!我不知道他写给我的那么多信该怎样回复，只知道再也收不到他的来信了――也再不会有人能收到这样的信了! 　　所幸王老毕竟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好诗!可是，我们竟至今也还没有细细地品读……我不是诗人。但我还是梦想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首真正的诗歌，献给天上的王老。
转载请注明来源。原文地址：
【xzbu】郑重声明：本网站资源、信息来源于网络，完全免费共享，仅供学习和研究使用，版权和著作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不愿意被转载的情况，请通知我们删除已转载的信息。
xzbu发布此信息目的在于传播更多信息，与本网站立场无关。xzbu不保证该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文字、数据及图表）准确性、真实性、完整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