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仁先生传略(超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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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仁先生传略(超长篇）
李济仁先生传略(超长篇）2009年，适逢菜九的老师李济仁先生与师母张舜华先生行医60周年。按中国的传统算法，今年（2009年）也是李老的80大寿年。李老生于日，按旧式算法，应该是上一年的十一月十三，即庚午年戊子月丙辰日。这样算下来，李老即1930年年末生人。那么，到今年年底，可不正是李老的八十大寿（虚龄）。这样一个标志性年份当然要庆祝一下了。今年（2009年）早些时候，我的师弟、即李老的大公子张其成嘱我为此盛时盛事写点随喜文字，李老对我恩同再造，好事如菜九者，向来对师门寸功未有，碰到这样的题材与机遇岂能放空。正当菜九酝酿写什么来着之时，传来李老当选为当代国医大师的喜讯（见日中国中医药报头版）。据报道，这个有史以来的首次评选活动，是在全国范围内从符合省以上名中医且要求从事临床工作55年以上者遴选出的。只是中国太大，老中医又都精通长寿之术，符合条件的人还是非常多的。因此能最终胜出，确实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只是菜九以为，这种标准客观则客观矣，杠杠硬则硬矣，而且如果两者能凑齐，也确实是一种罕见的机缘，但是否大师，或者还应该在这些硬指标之外另有要求。那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呢？在菜九看来，大师也者，除了年限够长、技艺出众之外，还应该有可以一股长存于天地之间，与山河同俦、与日月争辉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理当包括第一流的人品、第一流的胸襟、第一流的眼界，第一流的抱负，当然也少不了第一流的才气。国医大师中的其他人，菜九知之甚少，但菜九的老师李济仁先生确实符合菜九心中的标准。&菜九的老师李济仁教授，老徽州歙县人，出生于贫寒之家，父亲李荣珠，是个技艺高超的篾匠，母亲洪聚娣在家务农。他最初的名字叫李元善，元善者，善之始也，善之长也。这个名字承载了其父母对他的殷殷之望，即希望其成长为道德高尚之士。李元善有一哥一姐，元善居末。虽然家里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男孩子还是要供其读书的。因为家族里读书向上的传统，并非始于李元善这一代，而是由来已久。听听元善这个名字，很难想像其出自于最寻常不过的农家，而且还是最僻远不过的农家。从这个名字上，就可想见其家族追求上进的的志向抱负。不学何以为善？老师的家在古徽州歙县南乡山区小川镇的桥亭山。徽州多山，又以歙县为最，美丽的黄山就在歙县境内，老师家所在的这座山虽然比不了黄山，但也有其奇特之处，山形如罗汉，相当高，走上去至少有五里地。之所以叫桥亭山，是因为山下建了一座桥，而桥上有一座即是庙又是亭的建筑。远看是个亭，近看是个庙，这个庙叫龙蟠庙。这个庙可能是在山里的李家出钱修的，因为李家所在的村子坐落在罗汉山的肚脐眼里，叫做凤逸村，村名与庙名一合起来，意思是此地善出龙蟠凤逸之士。老师家的整个村落都姓李，而且是有来历的。后来村里人口多了，就有一部分迁移到山下，虽然分开了，但山上山下仍然共一个祖宗。所以当地又有“先到桥川立祖庙，后迁田坂建宗祠”之说。山下的李姓祠堂门口有一副对联，道是：道德五千言门第，皇王三百载人家。原来凤逸村的李氏家族以老子为远祖，属于李唐皇室的一支。虽然家势衰落了，但向上奋进的雄心仍然始终不泯。所以虽然僻居深山，但向上奋进的传统始终保持了下来。菜九一向信奉陈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信条，但验之于老师的家族史、村落史，我以为这个“种”还真的是真实的存在着呢。如若不然，就解释不了一个闭塞无比的小山村里持续了上千年的执着。李元善记得很清楚，老家的村头，也是李家的大门口，保存了四个升旗用的石墩，相传，如果村里有人考上了举人或贡生，这个旗杆上就会飘扬起家族的彩旗，以示庆贺。李元善记事时，已流行新式教育了，这种升旗的盛举盛况，也就无缘目睹了。但这些石墩的存在，仍然能起到激励后生子弟的作用。我老师的老家的地势很特别，夏天到中午十一点才能见到阳光，而冬天则整日有太阳。所以就有了“冬天暖，夏天阴，有钱难买癸山丁”的老话流传了下来。老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菜九一点也摸不着头脑。后来，张其成的学生邱浩先生告诉我：“癸山丁”，即“癸山丁向”，壬、癸为水居北，丙、丁为火居南，“癸山丁向”是“座北朝南”之意。然而即使这样，冬天与夏天的光照现象还是解释不了。如果是周边的山遮挡了阳光，冬天怎么就不遮挡了。这是一种神奇的现象，不知道科学上能不能找到这方面的解释。当然，现实中无法解释的事情也非常多，这种奇异现象，就算是李老成长的小花絮吧。与之有关的是，清末有个李执之老塾师，是个拔贡，在一次乡试前，不仅在梦里梦到课考的主官是朱大人，而且还梦到了朱大人放考所出的考题，于是就让全体考生按其梦中所示准备。等到真实考试时，果然是朱大人主考，并且就是梦中的考题。李老师的试题完全押对了，他的学生，大概主要是那些李姓子弟，一次考中了十八个秀才。李执之先生很兴奋，一次在村口写石碑时，把“癸丁加丑未”写成“癸丁加丑朱”，表示人们时刻铭记朱大人放考的恩德。于是，原先乡里流传的“外向丑未加癸丁”，演变成“外向丑朱加癸丁”。但究竟是什么意思，菜九又糊涂了。无论是什么意思，前人的成功，对后人的进取肯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效应。李元善老家的学习风气很盛，当与此颇有关联。据老师说，整个歙县南山地区，以小川所出李姓人才最多。李元善在七岁的时候，也进了私塾，跟李近仁先生学习四书五经。李近仁先生是晚清秀才出身，当时已七十多岁了，学问很好，特别是背了一肚子的诗，所以上课很风趣，涉及面非常宽，李元善就是从李先生处培养了浓厚的学习读书兴趣，并奠定了儒学的学问根基。弗洛伊德学说认为，人的早期经历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验之于李老的经历，诚哉斯言。李老最后弃文学医，但其立身处世的原则，显然还是当年背四书五经时打下的底子。而且这些四书五经老底子也为其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李老跟菜九说过一件事，颇能反映李老对基本国学的捻熟程度。几十年前，有一个老学究在李老面前卖弄其国学基础特别深厚，其拿手的绝活就是能把《论语》倒背如流，李老就笑着说要考一考他，老学究心想，你这个搞中医的又如何能考得住我，就说考啊。李老问，你说《论语》乡党篇里有几个“子曰”。老学究哈哈大笑：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能考倒我吗？李老也笑了，说：“乡党”里没有一个子曰。老学究大吃一惊，觉得不可思议。李老说你不是会背吗，背背看。老学究默背一遍，果然没有一个子曰。惊问：你又如何知道没有一个子曰？李老说：早年有个对子非常有名，不知您老听说过没有？这个对子说：鲁论二十篇，唯乡党无子曰；周易六四卦，独乾坤有文言。而这个对子，老学究还真没听说过，这一来，老学究彻底折服。李老自从少年开始学医之后，基本上也不去摆弄那些儒学经典，但数十年之后，仍能熟练地搬弄早年所学与行家辩难，除却天资因素，这些儒学的基本核心内容可以说已印到其骨髓里了。李元善读书时，正处在新旧学转型时期，虽然旧学在他所在的僻远之处仍大为盛行，但如果要进一步深造，则非进行现代教育不可。大约到了相当于四五年级的时候，李元善转入了新式学堂。李元善六年级的老师是潘荣生，潘老师对学生极其认真负责，而李元善又是班里的皎皎者，所以师生相处非常和谐相得。李老记得很清楚，潘老师把全班的成绩单都裱装起来，张贴在家里。看来潘老师对这些学生是非常满意的，也是引以为自豪的。这些让潘老师满意而自豪的学生当中，又以李元善为最。此后的几十年里，潘老师与李老都一直保持联系，直到去年潘老师去世前，李老每年年节时，都要写信或电话与潘老师互通音问，还不时给老师寄钱寄物，以尽学生对老师的感激之情。1941年秋，李元善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的深渡简易师范，相当于今天的普通中学。此学校后更名为深渡中学。此地距李老的老家桥亭山凤逸村较远，而距李老日后取得发展的定潭较近。这个学校一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日后李老的五个子女中的前面三个，都曾在此学校学习，并学到毕业，算是延续了李老当年未竟之学业。李老的中学经历只有一年，便发生了决定其命运的转折。这个转折是疾病。李元善约在中学学了一年左右时，染上了较重的疟疾，而不得不休学。当休学届满，打算回到学校继续学习时，家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当时李元善的哥哥已完成了中学的学业，到上海去谋生了。李家可能因为经济压力，觉得再供养一个孩子上学有点困难。父亲觉得，让李元善继承自己的手艺也是一个不坏的选择。父亲李荣珠的手艺在当地很有名气，同时能带十几个徒弟，而自己没有一个孩子继承其技艺，也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因此，父亲决定不再供李元善继续读中学了。读书很有天分的李元善可不愿意接受这种安排。怎么办？少年李元善也不能跟父亲硬扛，他找到出嫁的姐姐家，让姐夫出面跟父亲谈判，谈的内容不是继续上中学，而是不当篾匠。不当篾匠又能做什么？原来李元善在病中有所感悟，觉得家族中对付疾病缺少必要的手段，而他所在的山村，医疗条件又是奇缺，看个病要走很远的路才能找到医生。因此，他准备学医。历史上的很多名医都有这样的经历，即一场病灾之后，全身心地投入到医学事业中去。医圣张仲景著《伤寒论》就慨叹“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徽州的名医方有执也是在一场大病之后，中年开始以医为业，这种事例实在是太多了。大概孟子所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就要给点磨难，就是这种情况。李元善在疾病过程中来了个顿悟，又成就了一个从病中走出的名医。世事难料，夺去无数百姓性命的疾病，居然也能诞生一代名医，生活的辩证法或者就是这样。值得称奇的是，李元善当时也就十二三岁，与前贤相比肯定年轻了许多，居然小小年纪就为自己规划了未来。现在不要说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二十二三岁的孩子，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仅此一点，可见其非常人也。经过姐夫的斡旋，父亲总算答应了李元善的请求。李老的履历表上，通常都将其学医的时间定在1942年10月，菜九以为可能要稍晚于这个时间。因为从生病，自然康复，到家里决定其做手艺，到姐夫斡旋，到父亲答应其请求，是要很花一些时间的。父亲本来已拿定主意，哪能凭姐夫说几句深明大义的话，就一拍即合？肯定是要有几个来回的，总是要反反复复、掂量再三，才会改变原有决定。而且即使父亲松口，也不是今天同意，明天就能投到师父门下的。估计还会有一个打探学什么、跟谁学比较合适或可能性较大的过程，这个过程就需要花时间。李家僻居深山，与外面的联系诸多不便，也不知费了多少周折，李元善大约在1943年开始跟随深渡洪村的名医汪润身()学医。据歙县人民医院汪寿鹏医师介绍，其祖父汪润身是属于出道较早且较长寿者，擅长杂病的治疗,经验颇多,名噪歙、严、睦三州,人称“老润仙”。据李老回忆，在汪老师处的学习大概三年左右，因李元善天资聪颖，很快就把汪老师的医术学了个差不离，同时也把中医的基本原著都认真看过，其中的重要内容都能背诵。可能人们会以为，中医博大精深，三年又能学到什么。菜九以为，此类认识实在是不靠谱。中医博大精深，不等于汪老师博大精深。何况一个人的思想、学问不论多精深，实际上也是非常有限的。马克思还不算博大精深吗，其核心思想，估计有个两三万字就足以穷尽。至于用心体味，是一生的事，犯不着天天跟着马老爷子屁股后面讨教。李元善聪颖过人，接受能力奇强奇快，花三年时间在汪老师处，已属于过长了。难怪李元善不满足于汪老师处所学了，他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要找名望更高的人拜师学艺。杜甫不是说过吗，转益多师是我师。李元善小小年纪就懂这个道理，他要多方求教，博采众长。大概就在这个期间，李元善的家里还出了一件大事，更加坚定了他学医的决心。他那个在上海寻求发展的哥哥，因病去世。这一来更强化学李元善学医的信念，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此前李元善已因病发愤了一次，这次因亲人的丧失，更加强化了其要成为一代大医的决心。那么下一步跟谁学呢？这时他想到了深渡附近的定潭名医张根桂，张的名望比汪老师又高出了许多。张根桂就是当地有名的张一帖世家的传人，其医术之高明，除本县本省以外，附近的江西、浙江的患者也都慕名而来，真正是医名远播。深渡离定潭非常近，估计李元善在深渡汪老师处学习时，就非常了解张一帖的情况了。大概在1945年与1946年之交的时间，李元善毛遂自荐到张根桂门上拜师。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可是史家从来没有说清楚的，菜九又岂敢自承一定就很清楚，所以只能推测。当然，菜九也不是胡乱推测。菜九搞考据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也有一套自以为能测得准的办法。像这样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时间点，其实包含了大量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又被许多相互冲突难以解释的现象或假象所包围，以致人们甚至包括李老本人与子女都说不清楚。菜九处理这种事情可能是最拿手的，所以试着拆解一番。这方面一直无解的事情是：①李元善是拜师在前，还是接受婚约在前；②菜九师母张舜华先生学医的时间究竟始于何时。而这两个问题其实关联非常密切，只要解决了其中的一个，另一个也就自然而解了。根据各种迹象，菜九判断，在张一帖家族接受李元善拜师学艺的同时，李元善也接受了与张一帖家族的婚约。这两件事应该是同时进行的，也只能同时进行，否则就不会进行了。而且在进行这两件事的当时，如果我们把时间暂定为1946年初，菜九师母张舜华先生应该在这个时间点上已经开始学医了，尽管当时她的年龄可能还不足十二岁。太不可思议了吧，但事实可能只能是这样，不会有其他的解释。让我们把时间倒回60多年前，看看当时的场景究竟是怎么样的。&定潭“张一帖”渊源颇远，相传为北宋名医张扩之后裔。今天人们可考知的“张一帖”之名，起于明代嘉靖年间的张守仁( 1550 ～ 1598 年 ) 。据史料介绍，守仁先生之前，张家也世代行医，直到守仁先生因了特别的机缘，得到一位“异人”亲授医技秘方，从此便医名大噪。相传，张守仁的家风就是仁慈为本，对待患者不论贫贱均能悉心治之。当地各种史志都记载了张家的仁厚事迹。张一帖家靠在路边，自祖上起就长年在门口免费摆放茶水供邻人与过往路人饮用，而到了冬春流行病高发的季节，更是提前有针对性地将有预防作用的药物放置在茶水中，日夜无偿供应，村民和过往路人因此受益无限。这种风气一直传了下来，到张守仁这代，可能做的更好，在当地善名远播。一次，张守仁在山上采药，看到一个乞丐昏倒在山路上，通过把脉，张守仁觉得这个乞丐没有病兆，便告知乞丐他没什么大碍。谁知这个乞丐做出一副疼痛难忍的样子，张守仁看这乞丐穷困无助，只好把他背回家中，好生侍侯着。就这样，这个无来历的乞丐在张家过了好些日子，受到如上宾一般的款待。一天，这个乞丐不辞而别，但留下了一个无名药方与讨乞用的拐杖。后来，这个药方就成了张氏家传秘方的核心成分，这个药方就是日后大大有名的末药，而那个拐杖，就成了张家的传家宝。很显然，这个乞丐是一个高人假扮的，以此来测试张守仁的操守，测试的结果非常满意，所以才有此不菲之馈赠。走笔至此，菜九不由得想起苏东坡在《留侯论》里咏张良有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僻居古徽州的张氏医家可能不会有张良那样的宏图大志，但其骨子里特有的大度澹定，应该是一样的。说来也巧，这个定潭张家，与汉代的张良还真有不小的渊源呢。扮为乞丐的高人，与当初圮上令张良穿鞋的黄石公，真正是异代同风。当年的圮上老人戏耍张良，后来的乞丐存心讹上张守仁，结果都是皆大欢喜——测试效果与结局也基本相同。张良凭借黄石公传下的兵法佐汉高祖打天下，张守仁凭借高人传下的医方奠定历史地位。想到这一节，菜九又不禁感叹，这个世界真小，定潭张家何止与张良有关系，与写《留侯论》的苏东坡也不是毫不相干啊。其祖先张扩曾师从当时的名医庞安时，而庞安时又与苏东坡大有交情且脾胃相近，庞安时的名作《伤寒总病论》就同时请苏东坡与黄庭坚写序，苏东坡还把庞氏的事迹记入了《东坡志林》。如果把李元善的家世渊源加上——张良、东坡加上老子、李广、李陵、李世民以及与他们干系绝大的李太白，李老崇尚的孔夫子——怎么菜九一向喜爱的人，都在这个地方扎堆了？看来菜九老是在这些人物中间出入周旋，也是渊源有自啊。此是题外话，打住不说了。张守仁之后，其医学家世中间从未间断地经第二代张凤诏 (1576 ～ 1643 年 ) ,第三代张赓虞 ( 生于 1602 年 , 卒于清康熙年间 , 具体年月失考 ) ,第四代张康荣 (1640 ～ 1703 年 ) ,第五代张灵汉 ( 年),　　第六代张锡 ( 具体生卒年月不详 , 行医于清雍正、乾隆年间 ) ,第七代张进德 (1730 ～ 1788 年 ) ,　　第八代张魁寿 (1756 ～ 1818 年 ) ,　　第九代张觉之 (1798 ～ 1866 年 ) ,　　第十代张秋林 (1823 ～ 1890 年 ) ,　　第十一代张春太 (1846 ～ 1912 年 ) ,第十二代张景余 (1884 ～ 1948 年 ) ,传至张根桂 (1908 ～ 1957 年 )为第十三代。张根桂，又名耀彩, 字祥森。张氏之医名至张根桂而达到鼎盛，张氏医术也应该是在张根桂先生手里达到了顶点。张氏家族与李元善的共同特点是聪颖而早慧，根桂先生的医名也是在其早年创下的，根桂公擅治急性热病、经隧之病及其它急危重症 , 皖、浙、赣各地求诊者云至焉。如果在当地于半夜看到有人抬着患者飞奔，问都不要问，就知道他们是赶定潭。赶定潭干什么，求张一帖救命啊。所以赶定潭的名声一直延续到今天。在歙县的网站上，就能看到有人对赶定潭不甚了了，最终又都接受了赶往定潭求医的解释，而这种解释还是不甚准确，因为求医与救命毕竟不是一回事嘛。显然救命更有震撼力与震慑力。李元善在汪老师处学习时，与张一帖家可谓是近在咫尺，可能于夜深人静时常常能看到赶定潭的灯火，那种仰慕之情又如何抑制得了。所以，他在前往张家面试的时候，一定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而此时的张家，也非常期待有这样一个人的到来。李元善的到来，恰好似瞌睡递上个枕头，真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为什么说张家此时在等待这样一个人的到来呢？那实在是因为此时的张家特别需要有这么一个人。张根桂先生育有一子四女，菜九师母张舜华先生即为根桂公之次女。听师母说，她上面还有一兄一姐，姐姐早就送人当童养媳了，哥哥大概也在她学医之前几年夭折了。这个夭折的时间也从来没有说清楚过。但菜九可以断言，这个夭折是发生在李元善前来拜师之前，而且前的不止一点点。理由非常简单，这就是张氏的家规，张氏医术皆为传子不传女。女儿尚不可传，又岂能传给外人。但到了李元善前来拜师的时候，不传女的老规矩已经被打破了，也就为传外人创造了条件。相传，传子不传女的老规矩在张一帖家已奉行了十几代，怎么到了这个时候要被打破呢？菜九以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传男不传女，不止是医学，可能任何技艺都是如此，形成这种风气的最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大气候。旧时代女子基本上不抛头露面，学点烹饪女红等为人妇为人母的技能就可以了，医学及其他技艺，学了也无用武之地，所以先天就杜绝了女子学这些技艺的可能性。到了西风东渐，国门大开，男女平等之风渐盛，原先没可能的事，尽皆有了可能。于是，张家的这个以前不言而喻的做法，到了这个时代节骨眼上，确实有了明确化的实际要求。于是，这个遵行了十几代的老做法，以一种最新的方式提了出来。所以，传子不传女，这个张根桂先生与菜九师母张舜华必须斗法过招的焦点，还应该算一个新规定。照我们今天人的看法，这种规定似乎守旧与迂腐。但菜九对这种看法首先要持保留态度。即以张一帖家而言，哪能将十几代人辛辛苦苦打拼积攒下来的知识与技能，莫名其妙地就送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可能又会说了，女儿不也是你的后代，怎么就不能传了。这可能是现在人的想法，过去可不这么看。比如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就说过，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因为女子出嫁后，就算是人家的人了，跟自己原先的娘家关系淡漠了。仔细想来，人的生命并不完全属于自己，可能更多的情况下，是属于整个家族，即使自己再喜欢自己的女儿，总还要想想，日后如何在九泉之下与列祖列宗相见吧。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即使技艺失传，恐怕也好过传给他人。在更加强大的命运面前，又有谁能打算得周到，又有谁能坚守原先的决心？等到那个命运降临到你面前时，原先的一切设计都算不了什么，都会稀里哗啦立即变得粉碎。能不能考虑的那么周全，能不能坚守的那么坚定，也只能走着瞧。总之，当张家的这个新规定明确下来的当下，实际上已面临着自己的家传技艺有被带走的可能了，而且这样的前景还是非常现实的。&首先是张家唯一的男丁的夭折，给根桂先生一个沉重打击。当时的根桂先生还不到40岁，居然就一病之后，再没有康复到正常。原因也很简单，这个男丁不仅是根桂先生的唯一子嗣，而且也是张氏医术的唯一传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这门传代家艺，有传不下去的危险。其次是根桂先生在此打击之下，其身体健康状况变坏，且得不到恢复的机会。出现了这么大的事故，根桂先生主观上没有心情打理自己的身体，客观上也没有时间打理自己的身体。因为根桂先生作为一个医名远播的名医，其生命除了属于家族外，还有一大部分属于患者。比如患者半夜三更被抬到你家，你总不能说你身体欠佳，就不予以处理吧。张家沿河而居，以往可是河对岸有人高声呼唤求医，就要亲自操舟过河赴诊的。到了这个时候，还有这付精神吗？至少不能有求必应了。即使如此，患者仍一如既往络绎不绝而来，还不停地有出诊的请求，你不打点起精神，又如何应付得来。张氏家族久居定潭，积了十几世的德，做了无数的善事，如果因为身体健康的原因而不对这些功德予以维护，也是根桂先生无法容忍的。因此，根桂先生就要拼命透支生命，也要护住这些无形资产有形品牌。而根桂先生在这些年里可能是既无身体也无精神，即使要透支生命，那虚弱的身体也没什么可透支的了，实在是苦不堪言。在这种条件下，需要帮手是非常迫切的。于是就有了其三，迫切需要帮手。而最现实的帮手就是根桂先生的次女张舜华。此时的张舜华虽仍年幼，但非常早慧而勤奋，且有心向医。长女送人，独子夭折，这个次女差不多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作为一个大家庭，上有爷爷奶奶，病弱的父亲，下有两个更年幼的妹妹，这个次女就要配合帮衬母亲，侍奉父祖，照顾妹妹，真是须臾离不得也。一个小女孩子迷上了医学，这在当时是无法想像的事。菜九孤陋寡闻，在我的记忆中，似乎还没有女子业医的更早记载。有之，则自舜华先生始矣。菜九亲耳听师母告知，不仅她学医的条件非常苛刻，甚至读书的条件也很艰苦。以往女孩子是不上学的，到师母那一会，女孩子上学已不稀奇。但舜华的家务负担过重，对她的读书非常不利。而生来就是女强人的舜华先生，硬是在完成了全部家务后坚持学习，这些家务可能包括带妹妹，烧饭，洗衣服。一大家子人，这些事情非常繁重，舜华先生往往要忙到很迟才能定下心来学习，在昏暗的油灯下，她小小年纪，视力就搞坏了，很小就是近视眼了。舜华先生的孝顺在当地可是非常出名的，有孝女香之誉。菜九以为，这个孝，不仅仅是尽心服侍长辈，应该包括为长辈分忧。这种拼了命的读书识字，应该就是打定主意为父亲分忧而创造条件。换言之，舜华先生的拼命学习，就是在暗暗地为分担根桂先生的医疗辛劳作准备了。舜华先生学得一些文字后，就有可能为父亲抄方了，抄着抄着，舜华先生无形中就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甚至可以在半夜三更替根桂先生出诊采集病情。因为年纪太小，这类深夜出诊，都是由她的母亲即根桂先生的太太陪伴。从这个细节可以推断，外出采集病情的事，根桂先生的太太自己干不了，非得识字懂医的女儿出面不可。而采集回病情后，还要由根桂先生开出药方，再由这母女俩给病人送去。在操劳了一整天加上学习后，还要承担这种外出采集病情的事，对一个十岁大小的女孩子实在是难以忍受的。如果不是有伟大的孝心及坚定的学医之决心，能这样做并坚持下来反而是不可想象的。菜九甚至认为，舜华先生对医学的热衷除了热爱之外，可能更多的是出自孝心，她是在想尽一切办法分担父亲的劳动强度，并将父亲从痛苦的深渊中解脱出来。比如懂了点医，至少可与其父亲探讨医理，这样根桂先生也可以短暂地忘却丧子之痛。根桂先生或者是出于对女儿求知欲的惊奇，或者是为了使自己从痛苦的泥潭中稍稍解脱，也经常解答舜华先生的一些问题。就这样只鳞片爪但持续不断，舜华先生也学到了不少家传医术。大概是学到一定程度后，舜华先生正式向根桂先生提出学医的要求，这一来就让她父亲根桂先生犯难了。首先女子业医从未有过，其次就有家学外传的可能性，这又如何使得？何况女儿学医的问题也不是根桂先生自己能决定的，他的长辈还在，还轮不到他说话。可能那条著名的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就是在这个时候大大地突出了出来。颁布这个规矩是父亲还是祖父，这种区别从来没明确过，菜九以为可能两者都以为应该如此，而以祖父的态度更强硬一些。具体如何，则不得而知。但无论如何，这种硬规定出台后，无疑增加了舜华先生学医的难度。&当时张家的困局是，让一个女孩子学医是不可想象的，而没有医术方面的帮手也是无法想像的。舜华先生并不因此而气馁，仍然一个劲地闹着要学医。这样一来就演变成这种局面，舜华先生不屈不挠地闹着学，家里也非常需要有这样的帮手。这两股力量严重地冲击了那个明确不久的家规。张家的局面非常有趣，在舜华先生是横下一条心，坚决要学医，不让学也要学，学不是个问题；而张家大人面临的则是让学还是不让学，这是个问题。一个有问题，一个没问题，形势对舜华先生是有利的。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向来如此，在张家的这个传男不传女问题上也不例外。女孩子坚决要学，家里也真需要有这么个人来承家技，家规又是那样规定的，那么张家应该怎么办？实际上也好办。只要与家规的精神不冲突，一切都可以进行。家规的精神不就是怕家族的核心竞争力流落到外人之手吗，那么只要这个女子不嫁到外家，就可以了。时光无法倒转，历史无法重现，但可以肯定，就是这样的结果，也不知要经过多少个来回的申请驳回、再申请再驳回的反反复复，最终才非常艰难地争取到的。传男不传女的规定到这个时候总算是有了松动，只是师母要为了学医付出代价。据师母说，为了学医，她向家里写了不嫁出去的保证书。仅这一个细节，就足以透露出，学与不给学双方缠斗的激烈情况。当然这种事情也不是写个保证书就万事大吉了，还要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因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的保证书又有什么严肃性与可靠性呢。所以一些行为上的限制性措施也就一项项地出台了。比如不许与异性说话，出门要装哑巴，不许看戏。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女孩，就戒备如此，可见家里的担心程度还是非常严重的。像不给看戏这样的事，根桂先生一直说演戏的是傻子，看戏的是孬子，这固然有根桂先生的价值理念，但其中一定也包含了生怕这个宝贝女儿被舞台上的戏子诱惑的成分。但不管怎么样，舜华先生学医的愿望算是得到满足了，从此她可以正式业医了。此前她就经常为父亲外出采集病情，这时，她就不仅仅是采集病情，还可以在根桂先生正式开处方之前，自拟方药，以求父亲的指点。舜华先生不愧是医学世家出身，天生的资质加上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学习就很上心很卖力，也很容易就能学通学会，这实在是一件奇事。中医学的内容其实还是蛮艰深的，记得当年菜九学医时已二十来岁，对很多内容还非常头痛。但舜华先生还不到十二岁，就学得有模有样。更值得稀奇的是，在这种学习期间，其所承担的家务活一样也不能少干啊。想到这一点，就不由得人不对其医学天分肃然起敬。而且当时的学习不仅仅是书本上的医理，实践上的诊病，还要亲自上山采草药。当时的医家很多是自备药材的，张家大概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师母亲口告诉菜九，当时她就能认得二百多种草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虽然时间不长，菜九也算是给人看过病的，想来开过的药物不过百十来种，而且也只是认得这个名字，至于各自长什么样子，是根本不知道的。要爬到山上把这些药物采集回来本身已非常辛苦，而这一切都是在完成日常家务与学习之外的事，菜九不禁要慨叹，世上怎么会有如此的人，而且还是个孩子，故日后师母在当地有“铁打的身体”之誉，当非虚语。总而言之，从那个时候起，张舜华先生已经开始学医业医了，这样推算起来，菜九师母的业医时间还要早于李老，也就长于李老。尽管舜华先生为了学医已经明确表示了不外嫁的承诺，但孩子的婚姻大事总是做父母的永恒关注。舜华决心不嫁，张氏的家传固然保住了，那么，女儿的婚事怎么办，做父母的岂能毫不关心。一个问题的解决常常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在张家也不例外。在那个时代，女孩子十四五岁出嫁非常普遍。舜华已十一二岁了，做父母的难免要为这个婚事上心了。何况舜华最孝顺最勤快最聪明，长辈们又岂能因自己的某些打算，就将这个最懂事不过的女儿给耽误掉。而就在这种时候，天上掉下个李元善，张家的难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了。转投明师的李元善的到来，使张家为舜华的婚事有了新的打算。李老告诉我，当时他毛遂自荐到张家拜师，张根桂先生问他看过哪些书，还特意问了本草和《内经》两本书。而这两本书，他准备得滚瓜烂熟，当场就可以背诵，因此老师特别满意。告诉他；药书不厌千回读，熟读心思理自知。这个道理李元善也懂，学而不思则罔嘛。总之，张师对他非常满意，就决定收他为徒了。难道事情就这么简单？非也非也。收李元善为徒，只是解决了李元善的问题，对张家自己的问题毫无帮助。而张家自己的问题不解决，又如何能轮得到解决素不相识的李元善的问题呢？不过在问话顺序上，还真有可能是先考察学问，后考察家世呢。从龙蟠寺凤逸村来的李元善，年轻时是个绝对帅哥，人又机敏聪颖，一通百通，真正是良材美质，可不正是有龙蟠凤逸之姿的龙蟠凤逸之士吗？就在张根桂先生一家为女儿舜华今后该如何择偶而犯难的时候，上天派来了李元善，张家的难题一下子就变得好办了。而在李元善来说，一个毫无家庭背景的人，能与当地行医十几代的张家联姻，那是何等的好事？正是秀才当状元——哪有什么不愿意的。李元善当时只有十五六岁，家境不好，又长年在外面学习，大概此前还没有提亲，突然间，仰慕已久的张一帖家要把女儿许配给自己，估计当时就能答应下来，连回家禀报一下的程序都省掉了。这是个双赢的好事，张家得佳婿得佳徒，李元善得良师得佳偶。大概还有这样的君子协定，即未来李元善的第一个儿子姓张，其余随便。按说李元善到张家为婿为徒属于招亲性质，其后嗣应该都随张姓。但张根桂先生一代名医，阅人多矣，看出李元善非常人也，典型的龙蟠凤逸之士，所以在这种问题上也不能让他太吃亏。因为年代久远，这类事情可能永远码不清，上述这些推断，应该是大致符合当时的情境的。不论怎么样，李元善在张家有了一席之地，就开始进一步医学深造了，跟舜华先生一起学习了。这下来的两三年时间，李元善在张家过上了非常惬意的日子，而师母舜华先生则因为家里增加了人丁而增加了劳动量。六十多年后，师母对这种情况还颇有微辞，她对菜九说：“他（指李老）快活呕，我妈妈喜欢他，什么事都不要他做。因为家里没有男孩子，特别惯他。”在旧时代，徒弟住在师父家，那可是什么都要干的，估计李元善以前在汪老师家就没少干事。但在张家，仗着根桂先生与太太的庇护，居然什么事都不用做，也是一件大福气。只不过苦了舜华先生，她比元善还要小个三四岁，却整天忙得不可开交，难怪她要气不顺。气不顺怎么办，就在学习上压他一头。整天忙碌个不停的舜华要在学习上压过元善，在外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元善龙蟠凤逸之士，聪颖过人，一点就透，想占他上风谈何容易。但师母舜华先生应该也是天生异禀，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十一二岁就成了一个大家庭的顶梁柱。关于当时学习的形式，师母告我，她父亲根桂先生经常说一些病案，然后要元善与舜华各下诊断并开具处方。菜九特意问及，一般情况下，谁的正确率高。这时师母的老脸上漾起了顽皮的得意之色，手一举说，是我。李老当时就坐在一边，没有吭气，看来情况属实。看来当年李元善在张家，暗地里也没少被这个小师妹使坏。其实这也很正常，我这么忙你这么快活，学习还不如我，不给你使点坏，也太便宜你了。如今这对老师兄妹相知相交共同生活60多年，金婚也过了好几年，而当年的这些恶作剧，正是生活中的原动力啊，回味起来，当有返老还童之功。&就这样，李元善在与师妹的磕磕碰碰中，在根桂先生处学了三年，加上以前所学，其学习时间长达六年，以他的天资，应该是学有所成了，基本上掌握了张一帖的家传绝学了。学有所成的李元善当然要大展鸿图，从此开始闯荡江湖，让他的所学为社会造福了。身负高明医术的李元善在行走江湖之时，就改名为李济仁了。这个名字与此前的李元善也是密切相关的。仁是善的延续，善是仁的根基，善与仁的衔接，靠的就是高明的医术。善的个人属性强，仁的社会属性强。善多的是个人操守，重在独善其身；仁则多在施惠回报社会，重在兼济天下矣。善为仁心，医为仁术，仁心合之于仁术，可以济世矣。从社会分工来看，医为普通一技，多数从业人员，以之糊口而已。但古来为大医者，多以此道拯溺救焚、济世惠民。因此，医虽俗技，其中有大道存焉。有关这一点，张一帖家的十几代传统是遵行的最好的。这些年来，菜九翻阅古代大医著作甚夥，感慨最多的就是，名满天下的大医，往往也是经济条件非常一般化的。非其术不足以致利也，实乃其仁心无暇及此也。验之于张一帖家世，这种特点也是非常鲜明的。张一帖家居定潭十几代，成年累月患者盈门，如果以当今社会的行情，恐怕其富庶程度当钜亿累万。而在张氏医门，不过中等人家而已。何以至此？对于看不起病的病家，张家不但不收其诊费药费，常常还要周济一点米粮，于是乎，原本应该产生效益的看病，反而变成有所支出的行善，这一进一出，就与致富无缘了。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李元善改名李济仁，或者是根桂先生的意思。因为李元善当时出师，要离开根桂先生，去闯天下，根桂先生要他记住，其所学的本事是用来济世的，而不是用来获利的。当然，这个改名还有意图使社会上的人忘记那个少年李元善、记住医师李济仁的目的。但这种意图是否能见效，还要走着瞧。事实上，并不是改了个名字，事业就会顺畅，李老的起步阶段还是颇费周折的。从家庭从学堂走向社会，社会并不会天然地给你提供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的获取，还是要靠自身的努力。获取立足点，求得社会承认，实际上就是今天让全国上下最为焦虑不已的就业问题。看来中国的就业问题并不始于今日，只是以今日为甚。尤其是作为传统行业，不可能有任何空白点的，中国特色嘛，从来都是人满为患的。李济仁先生师从张一帖，应该是名师出高徒了，但他到了自己老家的家门口，仍然没有一下子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怎么办？李济仁先生在小川这个地方先是借钱与人合伙开了个药店，边卖药边行医。但李济仁先生当时可能太年轻了，兼之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原理，即使你把名字改成李济仁，在家门口又有谁不知道你就是原来的那个李元善，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中医，会有什么生意？所以李老的第一个从业经历并不出彩。但在此期间，李老也不是没有一点收获，这个收获即考取了医师联合会的资格证，像今天的校徽一样，发了个牌牌，可以别在胸前。大概在小川干了一年左右，李济仁先生的事业还毫无起色，这样耗下去，实在不是个事。怎么办？只能向外发展一条路。李济仁先生经过一定的调查后，经远房亲戚介绍，到离家较远的三阳坑寻求发展。三阳坑实际上也就是一个跟小川大小差不多的小集镇，就在那个狭小的地面，居然已有四家药铺，其中三家已自备了坐堂医生，而唯一没有配备医生的，就只有“长春堂”药店，而“长春堂”药店的老板恰好也懂医，只是这个老板因为胆小，从来没敢给人看病，那么其药铺的生意肯定比不了另外三家。所以李济仁就在这个药铺得到了机会。“长春堂”药店老板看年轻的李济仁胸前佩戴医师联合会的徽章，感到非常新奇，当地还没有人具备这种资格呢，不由得灵机一动，如果此人精通医术，何不让其加盟，以提高本药铺的生意。老板自己懂医，便对李济仁当场面试，他让李济仁替自己把脉，来测试这个年轻医生的医道究竟如何。这种事对李济仁来说真是小菜一碟，一下子就把个脉象讲了个头头是道，并把老板的身体状况与应该如何调理解析的非常到位，测试的结果远远超过老板的心理预期，于是当场拍板，接受李济仁为“长春堂”药店的合伙人，并将“长春堂”药店更名为李济仁诊所。李济仁先生当时只有二十岁，作为行医者当然是太年轻了，他便对外声称三十岁。李济仁诊所开张时间不长，就陆续有病人上门求诊。李济仁得张一帖真传，在治病过程中，把张氏的辨证精、出手准、用药狠诸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开具的药方，往往只需要短短几天就大见成效。尤其是在看好了几个疑难杂症后，声誉鹊起，病家口口相传，诊所的业务顿时火爆异常。以今天中医之地位，较之于李老开业之事迹，实在令人汗颜。时下的中医被人诟病久矣，废除中医之言时有耳闻。其中的原因，业医者要负绝大责任。因为中医疗效欠稳定，逐渐沦为医疗界的配角，人们只将其作为一种治疗的补充，看一些慢性病，主要用来调理，这种状况实在是愧对祖先。中医并非不能看大病，像赶定潭的徽州乡亲，完全是冲着张家能救人性命的绝技而不舍昼夜奔赴之；李济仁先生当年如果不是仅用几副药就拿下几个旁人治不好的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扬名立万。因此，凡是能传名久远的医道，其核心技术总离不开能看大病看重病看濒于绝命之病。定潭张家只须一帖药就能起死回生，年轻的李济仁也只几付药就能治愈疑难杂症，表明其真正掌握了中医治病的精髓，所以才有药到病除的疗效。反观今天的多数中医，常常开些不着边际的方，下些不温不火的量，欲其能医好人亦难也。当然，这种情况其实并非始于今日，自古就有有病不医、常得中医之说。班固在《汉书》中如是记。班固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传说呢？因为据他的长期观察，非常会看病能看好病的医生只占一小部分，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从来看不好病，可能还有一大部分有时能把人看好，有时能把人看死。而得病不看，无非是要么就自愈，要么就不治而死，岂不是与碰上中等水平的医生没什么两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为医而精于业者实在是少之又少，且自古而然。其实这种情况又何止限于医家，各行各业莫不如此，什么行业不是三脚猫、万金油占主流，你一旦超越了万金油，免不了还要受这些人的闲气呢。果不其然，当新开张的李济仁诊所正在蒸蒸日上之际，三阳坑当地的原有业医者就不高兴了。理由也很简单，李济仁诊所的兴旺，也使他们的生计受到威胁。但也没有办法阻止病家不奔李济仁诊所而去啊？怎么也得想个办法扭转当前的局面。办法想出来了，比较温和，李济仁诊所不是兴旺吗，但你李济仁是个来历不明的外来户，总得证明你有那个行医资格吧。所以嘛，还是劳驾你小先生回去开个行医证明。看来地方保护主义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也是自古皆然，教都不需要教的，你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总得有个能拿得上台面的东西吧。好在李济仁诊所的医名很快就传了开来，歙南地区的人都知道新近出了个特别能看病的李济仁。所以，当李济仁先生应三阳坑当地的要求回到小川地方去开具行医证明时，小川地方就把他卡了下来。理由也很简单，你是我们这里的人才，怎么跑到外地行医造福啊。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结果，对李老来说是一件好事，他所要者，行医而已，至于在什么地方，不在其考虑也。既然家乡人愿意他在本地行医，也省得跑到外地。于是，三阳坑那个开张不过一年的李济仁诊所就不得不关闭了。但病家舍不得李济仁先生走，极力挽留，而小川地方不给开证明，要留在三阳坑还真不好办。那些经李济仁先生治好的患者挽留未果，就以多馈赠财物的方式表达他们对李济仁先生的感激之情。财物的数量还颇为可观，足以偿清李济仁先生早先欠下的债务。小川地方给李济仁先生提供了行医的方便，但没有合适的场地，只能在一座被废弃的破庙里开办了新的联合诊所。诊所开办后，因李济仁先生医术高明，很快就生意火爆，甚至比在三阳坑时还要好。这大概也与李老有了三阳坑的历练，业务水平更加提高有关。因为太忙了，不得不多找帮手。这时，当年李元善在汪润身老师处的师兄弟，便被请来帮忙，估计早先因张一帖家医术高明而兴的赶定潭热潮，恐怕要在小川这种地方出现了。因为以李老看病之快捷，每天应付百八十号病人应该一点问题没有，到了他一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这个病人潮就相当可观了。这样一来，小小的小川突然崛起了一个医学高峰，形成了当地的一个热点。&&&到了1957年年底，就以李济仁的小川联合诊所兼并了歙县南部街口区的六七家联合诊所，成立了一个大的街口区联合诊所，仍由李济仁先生负责。一家高兴百家愁。李济仁诊所的兴旺，可能搅得其他六七家诊所门庭冷落，所以这种联合，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你李济仁先生断了人家的生计，那就负责为这些人发工资吧。所以，诊所的规模扩张，不代表业务量加大，而只是经济负担加重而已。在此期间，李济仁先生还到省里参加了安徽中医学校（安徽中医学院前身）师资班学习。这种师资班是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一个新事物，传统的中医药要走现代教学的模式，而这个模式以前没有，就只能便干边学了。因此，当时全国各省的中医学校的这种师资班，就相当于把一些优秀临床医生集中起来探索未来中医药的教学模式。在这种班上，可能都没有老师而只有组织者，前来学习者，也就成了搭建新式中医药教学模式的建设者。李老身处僻远的歙县乡下，能参加到这种全国意义上的创建工作，说明其当时的医名已非同小可。这个学习期限是1955年至1956年，约一年时间。大的街口区联合诊所成立时间不长，李老就调到歙县县人民医院工作，工作的时间还不足半年，就正式调到安徽中医学院参加筹建工作。这里的筹建不是盖房子，仍然是搭建教学模式，具体工作是在内经专业学习班学习，实际上还是便干便学，摸索未来的具体教学中黄帝内经这门课应该怎么上。有关这个时间，在以往的记载中是有分歧的。一说1958年6月始，至1959年；也有说1958年8月开始，至1959年6月；还有记载为1959年3月起便调到安徽中医学院工作。如果要菜九下个判断，大致应该是这样的：1958年6月，可能就有了调动的动议，而真正的调动筹建，应该是1959年的事。当时的中国有这样两个特色，一是大干快上，一是一平二调。大干快上，决定了这种事或者不应该耗时一年余，当时一个公社都可以办大学，举全省之力办个大学还要筹建个一年半，时间显得过长。而在筹建阶段，李老的人事关系完全可以留在原先的歙县县医院，等到中医学院正式招生开办后，才正式将人事关系调动到安徽中医学院。从此以后，李老开始了自己的主要学术生涯。&考察李老早期事迹，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凡事都赶了个早。首先是立志早。李老上学并不早，但他定下未来的发展方向却比任何人都早，十二三岁就自行决定学医了。行动早，李老凭闯劲自行找到张一帖家拜师成功。得风气之先，医师联合会一成立，李老就取得了会员资格证。创业早成名早，李老行医出人头地时，也不过二十岁的年纪，病人已多到看不过来。进入现代教育序列早，李老是在中国现代中医药教育刚刚启动时就进入到这个系列中，相当于第一批拓荒者。进入领军人物行列早，李老于1965年参加了全国的内经教学研究班学习，性质与此前省里的两次经历差不多，也是干与学相结合，参加者都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佼佼者，基本上都入选了刚刚评出的国医大师。这一连串的早，决定了李老一生的优势地位。李老的第二个特点是走出去，而且是不停地走。龙蟠凤逸之士嘛，又岂能窝在山坳里过一生。家里给他的人生定位是当一个优秀的篾匠，而素有大志的李元善要飞出山坳坳，走自己的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这样的抱负或可和他们血脉流淌着的骄傲自负相一致。从凤逸村走向深渡，从深渡走向定潭，从定潭又走向小川，从小川走向三阳坑，从三阳坑又走回小川，又从小川走向街口走向县里省里。这一连串的走动，与定潭张一帖的家传不甚一致。新安张一帖至此已流传13代，此前的宋人张扩、张杲，亦为歙人，像如此医术高明之士，十几代乃至几十代安居于一隅，没能将医术远播天下，在菜九看来总觉得怪可惜的。前人给李老设定的人生轨迹或者也是要其传承张一帖的医术，但李老并没有严格按照前人的设定方案行事。从各种记载中都没看到李老在定潭工作的经历，那么后来学到绝艺的李济仁，与当年啥都不会的李元善的行为方式倒是一致的：当年李元善从凤逸村头也不回地走了出来，日后大体上得张根桂先生真传的李济仁先生也是头也不回地开始了其走的程序。正是这种不回头的走，一直走成了国医大师。与李老不停的走截然不同的是，师母张舜华的固守定潭，坚决不动摇，哪里也不去，也自有其风采。有关师母最初的行医时间，历来的报道多含糊其辞地表达为是婚后的事，实则不然。婚后的理由可能是这样的，婚后其父根桂先生去世了，由她来接替父业。但据菜九的观察，张根桂先生的最后岁月，是处在退居二线状态，而这种状态很可能又是一种传统。张根桂先生的先人张景余过世时间是1948年，而此前已是张根桂在打理张一帖的一切事物，早就没有张景余的行医记载了，即使根桂先生面临丧子之痛，外出采集病情的事，即由尚未学医的舜华先生替代办理，未见景余先生出手相帮的迹象；根桂先生培养出了李济仁、张舜华之后，也就没有了行医的记载。那么，定潭方面的医疗业务就应该由同样学成的张舜华先生承担了。至少张景余、张根桂这两代人在盛年就淡出医界，似乎怪可惜的。但仔细想想，也有道理：传人已培养出来了，以后的事当然应该由他们承担起来。师母亲口告诉菜九，她行医时的年龄是16岁，估计这个岁数还是虚岁，这就是说，在1950年左右，舜华先生就全面接替了张根桂先生。参照以上的学医过程，这种判断的理由还是比较过硬的。因为在与李元善共同学医时，舜华所学明显好一些。那么，既然李元善能单独行医，她也完全可以。即使李济仁先生单独闯荡江湖之初，舜华先生没有立即行医，待到了李济仁诊所火爆歙南地区后，舜华先生的独立行医之事，可能就想挡也挡不住了。知女莫如父，根桂先生见舜华先生尽得其真传，估计也没什么不能放手的。于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医师出道了，只是这个女医师居然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就不能不说是一件奇事，一个奇迹。正因为年龄小，在当地就博得了一个“老舜”的谑称。这个谑称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其行医年龄相当小。设想如果是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大姑娘行医，这种称呼就不那么合适。因此，舜华先生行医的时间很可能与李老出道的时间非常接近、甚至同步。不难想像，当病家看到一个十四五岁或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老滋老味地把脉开方的场景，而且中规中矩，非常老到，当其治疗效如桴鼓时，当地人会且喜且怜之，于是乎，这个充满了爱护敬重之情的称呼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之名也开始流行起来了，女张一帖的威望也就水涨船高起来了。&&师母行医未久，就遇到一个病例：屯溪水运社陈土根，因不慎落水后致高热不退，周身无汗，中西医看遍无效，命悬一线，这时水运社想到定潭女张一帖或者会有办法，于是赶忙把病人送到定潭。师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种大症危症，毫不推诿，即刻针药并用，又用酒精冰块等物理降温，同时不断变换治疗方法，一直忙了整整一夜，到第二天上午，病人热退病安。水运社领导知道此事后表示一定要重重酬谢。当时还只是个小姑娘的师母说，你们不要感谢我，一定要表示的话，你们就到定潭放场电影给群众看吧。此后，每逢水运社弄到新的影片都要拿到定潭放映。而每到这个时候，乡亲们就会说：看老舜搞来的电影喽。而每次电影放映之前，都会有一个专门宣讲，说感谢张舜华看好了某某病人，为表示感谢，特放某某电影。这种免费放映活动持续了好多年，好多次，以至于几十年后，李老的子女都能清晰地记起放映前的宣讲场面。&在菜九的印象里，也不知有多少人看了一辈子病，也不过尔尔，怎么张根桂先生的女儿十四五岁、十五六岁，看起病来就屡起沉疴，活人无算呢。难道她的家传就那么神奇，她的天分就那么高明？家传与天分固然重要，但在行医一道上，这些宝贵资质确实不是决定性的。那么决定性的东西是什么呢？从师母的经历来看，决定性的东西应该是腔子里有一颗仁心，骨子里有一股狠劲。医生作为一个社会职业是非常普通的，但因为关乎性命，就又有别于其他普通职业。定潭张家如同古往今来的所有大医一样，并没有把行医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是作为一种解救乡人疾苦的天职。人命关天，性命至重，岂能容得一丝苟且。因此，定潭张家在医道上总是全身心投入，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他们信奉的是“天下之至变者，病也；天下之至精者，医也”的执业信条，全面继承前人，不断完善治疗技巧。张舜华先生完全继承了先人的优良传统，如果有所不同，那一定是其所拥有的那股狠劲，更超出其先人之上。正因为这种狠劲，使得其力求尽善尽美，从不言弃。像上述那个病例，中西医束手，师母其实也没有办法，她完全可以推辞掉。但她没有这么做，而是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终于找出了救命的办法。师母疗效出众的秘密应该离不了仁心与狠劲这两条，救治陈士根一案，也正好体现了这两条。而这两条也正是其他众多从业者所不具备的素质。徽州的胡适之先生曾写过一个非常有名的《差不多先生传》，讲的就是中国人中间普遍存在的特性，凡事只搞个大差不差就以为说得过去了。作为胡适的信徒，菜九对此作了延伸，以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中国人就最不讲认真，凡事有个有个大概就满足了，顶真深究的功夫，一般是不肯下的。在相当多数自视精明的人眼里，顶真深究那么吃苦受累的事情，只有傻瓜才会去做呢。这也是良医大医历来稀少的原因。历来中西医相互攻讦时，业中医者往往会说西医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深究起来，多数的中医从业人员不也正是这样干的吗？如果伤风就发发汗，如果腹胀就行行气，再不解决问题，就推给老天爷，这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又有多少差别呢？此类情景，宋人张耒在为庞安时写墓志时就多有慨叹：“吾尝谓医之在天下，其资民生之用，盖与谷帛等，窃怪世之工其道者何少也。自三代以来至今，以医名世者多矣，其为论说方术大备矣。又尝怪夫世之医者，皆忽而不学，大抵从里闾俗师，其治病苟不杀人，众已指为良医矣，使孝子慈孙不能无恨于疾苦之际者，以此也，可不悲哉。”张耒称颂的庞安时是反其道而行之，而徽州张氏业医之祖张扩，应该从其师庞安时处继承了好学求真的精神。但定潭张家这种十几代的坚守，只能是家族行为，对业界甚至连示范作用都未能起到。遥想当年，张仲景慨叹世人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实际上，不精究方术的何止世人，业医者亦不例外。因此张仲景对业医者亦有批评：“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以仲景之言比照于当前的医界，其间的差别又有多少呢？看来班固对绝对多数业医者持不信任态度，是有其道理的。可能读者诸君会以为菜九之言过于刻薄，菜九不过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并且没打算把自己从不顶龙的医家中摘离出去。因为菜九自忖无论如何也不具备师母的那份仁心与狠劲，所以也不可能在医道上有所作为，如果要以医为业，充其量也就是班固讲的中医而已。在菜九看来，师母的那种狠劲可能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狠劲人们从她学医的过程中已能领略一二，待到后来，这种狠劲更让人钦佩莫名。师母婚后，前后共生了五个孩子。在现在人看来，有五个孩子的母亲可能连工作的能力都要丧失了呢。但师母非常人也，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其行医行善。出诊与带孩子冲突怎么办，没问题，就把还不能丢手的孩子往背上一驮，母子一道出诊。所有五个孩子都有过在娘背上出诊的经历，而且为数不少是在半夜三更进行的。有时为了给病家诊治，背上的孩子怎么样了都顾不上了。听师母说，有好几次夜里出诊，因为治疗过程较长，差点把放在一边的张其成给弄丢了。有谁能想的到，今天穿梭全国、并在在各档电视上风度翩翩、侃侃而谈为国学布道的大学者张其成，居然会在襁褓中迭遇险情呢。如果菜九师母还是像以前的传统世医那样行医，此等情形也不算离奇，问题在于师母早就成了体制内的人了，每天八小时上班，下了班还要应付这种事情，就太匪夷所思了。毕竟上班还是比较辛苦的，还要支撑一个大家庭，其所需要的精力与体力可以说是一个无底洞。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应接所有求诊者。菜九听到这种事迹，脑海中就浮现出了这类画面，一个枕戈待旦的战士，一个随时准备投入搏杀的壮士，师母就兼具这两种身份——只要有病情的召唤，就立即投入到战场上。病情就是命令，没有商量犹豫的余地。所以在定潭老家行医的岁月里，师母是绝对没有八小时以内还是以外概念的，只要有病人上门或约请出诊，她不仅是要拿上治具就走，而且常常是背上孩子就走。师母长期以来就是这么干的，所以乡亲们非常感动，称赞其品性如“漂白的毛巾”，没有任何污点。其实不是没有污点，而是心中全是病人，基本上没有自己，所以就表现出病情压倒一切。菜九想到了什么，好像也是她们张家的宋人张载说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想当初，幼年的张舜华死死纠缠父亲张根桂先生要学医，莫不是为了日后更多地拯救家乡父老的性命。当年根桂先生坚持不松口让师母学医，说什么传男不传女，这种观念可能还成了日后舜华先生的行医动力，她一定要比男孩子干得更好更出色，才能证明父亲把医术传给自己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师母成年累月不辞劳苦的出诊，乡亲们还给师母的看病编了个口诀：铁打的身体，马不停蹄；上到北京，下到农村。一个拖儿带女的女流之辈，哪来的什么铁打的身体，无非是以济世行善的信念作为支撑，去完成在常人看来根本无法完成的工作。像师母这种玩命式的诊病，即使是古之大医，也未逾于此。而其携子诊病之经历，恐怕更是空前绝后的了，足以载于史册，传之后世。估计古之大医，以生民为心，以拯病立命，就是这种风范。可以断言，师母这种大医，此后将绝版矣。所以，在菜九看来，今天评选国医大师而师母未能入选倒像是网漏吞舟。因此，菜九不仅为师母叹惜，也同时为主事者与时代叹惜。如果按师母的意思行事，她可能会一直在定潭这个小地方行医一辈子的。但时代变了，以前可以十几代守在一个地方，在新的时代面前可能就非常困难了。李济仁先生搞的联合诊所，可能就是一种时代的催生产物。当时各行各业都要组织起来，定潭张家肯定也不能例外，也被组织到当时的医疗体系中去了。进入体系后的张舜华，常常面临着要调动的变故——你医术太高、名气太大，放在定潭那个小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区里、县里一直要调她过去，但她坚决不走，哪里也不去。她的这种态度不仅组织上不理解，我们寻常之人也很难理解。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区里县里怎么样也好过你那个定潭吧。既然我们世俗的观念理解不了张氏一门十几代人的坚守，那么世俗的观念又岂能动摇定潭张家坚守的信念呢。张舜华先生的固守是延续了张氏家族的传统，还是家中的长辈有特别的交代，不得而知，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每个人的行为自有其道理，而这些道理常常不为外人所理解。作为定潭张家，其实也不需要外人的理解。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回报生我养我的土地，所谓生于斯，长于斯，植根于斯，造福于斯，这样的理由难道还不够充分吗。有一种力量叫执着，到菜九师母处就表现为一股子狠劲。在看病一道上，不论病人身处何地，也不问自己的身体条件有多糟糕，都全力以赴。如浙江省淳安县五都乡薛木瓜的腹痛不已、四肢厥冷，师母不顾冰天雪地，翻山越岭，步行60余里到患者家里，连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立即给予针药并用，整整折腾了三天，才解决问题。又如歙县富朅乡竹器社张金罗因患肠梗阻大便不通，病情严重，师母连饭都顾不上吃，背上还在喂奶的小孩，直奔富朅乡，药针并施的同时，还用手伸到病人肛门里掏粪，将病家从危难中解脱了出来。即使是到晚年中风后，仍然有病人前来诊病，此时的师母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但对待病人仍然是全力以赴。这样的精神，可能已不能用敬业来形容，而只能用狠劲来形容了。师母的狠劲在其固守定潭固守歙县之事上，表现得也非常突出。与前人相比，固守的生态环境已发生了很大改变，身边的各种势力都在鼓动其迁高枝，还有一个夫妻分居的现实问题也使得安家定潭实为不智之举。但师母均不为所动，一个人独自承受着家务的繁重与工作的繁忙。好在师母从来就是一个女强人，有着老徽州人吃苦耐劳的优良素质，那么多在我们常人看来无法承受的事，在她那里是稀松平常做惯了的。当然，凡事都有个限度，即使是当作家常便饭做惯了的事，一辈子做下来，也是吃不消的。大概到了年事已高之时，师母回首往事，就会对这些早年的辛劳颇生出些不平之气。所以当菜九询及早年往事时，总能听到师母的口风中时不时会透露出些许不满，而这种不满所及，当然只能是李老了。遇到这种情况，菜九当然要设法让师母消消气，为李老减少一些压力。菜九说，李老也很辛苦，把几个子女都培养成才。一提这茬，师母气就更大了，哪里是他培养的，完全是我培养的。这五个小孩子，没有哪一个他抱过十次的。难得从外地回来探亲，也不愿意抱孩子上街，说不好看。看来师母在数落李老的不是时，无非落了个嘴快活，其他的事可是一样没少干。而培养子女这种事，还真没看李老涉足其间呢。见此路不通，菜九只好另外设法，说李老打天下很重要。师母立即接口说，我守天下就不重要了？打天下云云，只是菜九对老师开创事业的一个比方，但师母将自己的作为喻之为守天下，足见其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自己事业的自豪。李老长年在外工作，又是单位的重要骨干，有无数次要将师母调动到一起，但都被师母拒绝了。除了对家乡的依恋之外，这种死不调动的狠劲，或者与早年师兄妹同时学艺相互较劲有关。师母所学不在李老之下，能力不在李老之下，疗效或者还高过李老，她当然不愿意以一种附从的身份调到一起工作。最后在1980年的时候，师母终于愿意调动到一起了。估计这里有其长子张其成的因素。因为那个时候，张其成正好面临毕业分配工作了，如果父母分居两地，就免不了要两头探望。作母亲的可能不愿意让唯一的张姓子嗣搞得太辛苦，所以就不再死硬到底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子女，什么都愿意做，连死守的原则也悄然更改了。&看到师母坚守的毅力，人们或者会以为师母是个老古板，实则不然，张舜华先生也是会与时俱进的。比如在大跃进时期，在各地掀起的向国家献方的热潮中，师母也赶了个新潮，这时根桂先生已经去世，师母献方都不要请示不要批准，自己就可以办了。在大跃进热潮的氛围下，人不受鼓动与影响是不可能的。于是，报国心切的师母也一下子把祖传的秘方献了出去。张一帖家传方非同小可，这一献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号的《安徽日报》以“歙县中医献方采风，发掘祖国医学珍宝”为题进行表彰。此事报道甚广，但菜九以为其报效国家的良苦用心并没有达到目的。有谁听说过这个祖传秘方被发扬光大了？根本就没有嘛。大概是献了献了，献了就了，没下文了，不了了之了。因为师母是将药方捐赠给有关部门了，而这个有关部门一向是中国最大且最办事不力的部门，指望药方在他们手里发扬光大，难矣哉。所以这个秘方只有留在定潭张家手里，才能更好地继续为社会服务。现在这张秘方由师母的老三李梃研制为成药，继续在定潭地方为乡亲们服务。&其实守天下与打天下是各有各的难处。李老的打天下，实则为闯天下。而这个闯天下，又具体为角色转型，即从一个临床家向教学家转变。教学不是师带徒，怎么教不是自己说了算，是有一整套通行做法的。而搞现代教学，李老的浓重乡音是一大障碍。徽州话特别难懂，跟听外语没什么两样。菜九读研时，就有徽州的吴健农同学向我示范过，他曾用徽州话矮必西地（ABCD）考我，菜九不懂。告知。原来ABCD者，即徽州话“我不晓得”也。徽州话难懂如斯，而李老的歙县山南话，恐怕又是几十种歙县方言中最难懂者。我的师兄弟们不时会为李老的口音抱憾，以为如果不是口音，李老完全可以在全国形成更大的影响。口音又改不掉，李老在课堂上肯定会遇到困难。对于这种困难，李老是有所准备的。李老大概有一种本事，就是善于打开局面，口音改变不了，就把课备好。按当时的情况，可能连个正式的教材都没有，所有老师都是初学乍练，上课非常生疏。李老就把每次的授课内容作充分准备，背到滚瓜烂熟，上起课来不要看讲稿，一下子就把学生给征服了。其实大部分学生可能根本听不懂徽州话的课堂教学，但李老烂熟于心，表述流畅，一眼也不去看备课笔记的风范，彻底征服了学生，以为这个老师水平高、肚子里有货。课都听不懂居然也能产生好印象的事，真是奇哉怪也。但凡事都是相比较而成立，根据当时的教学水平，其他的老师估计都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为中医药教学本身是个新事物，教师从医生转到教学，也就从老手变成了新手，教学的效果不佳也很正常。全面一相较，估计李老的课堂风范超过侪辈甚多，于是便赢得了学生的赞美。大概是因为教学的成功，李老很快就担任了安徽中医学院基础教学的负责人。当年安徽中医学院的教学只分临床与基础两大块，临床方面的负责人是陈超群老师。后来菜九在安徽中医学院学习时，对陈超群老师的印象最深刻也最佩服，因为他看病最厉害。菜九曾对李老表达过对陈老师的景仰之情，李老说，陈超群跟他关系最好，他与陈超群也是相互最为佩服。陈超群老师以看病快捷著称，而陈李二人曾单独比试，李的速度还稍胜一筹，唯英雄能识英雄，陈李二人惺惺相惜，相交莫逆。从年纪上看，陈比李还年长十岁，而由一对好友分别执掌安徽中医学院的两大板块，倒也是杏林或学林的一段佳话。后来陈老师去世，其名下新招的研究生夏黎明的进一步深造没了着落，最后还是由李老出面将其招至自己的门下，其中就有陈李相交甚厚的原因在起作用。而菜九到李老门下，又是由夏黎明师兄做的引渡人，此是后话了。在中国普遍有尊老的传统，中医药界更是以老为尊为贵，而李济仁先生可能是当时老师中年纪最轻者，却成了学校的教学标兵、教学骨干、重要台柱、主要负责人，如果没有过人之能，这一切是无法想像的。所以当年的《光明日报》都报道了年轻的李济仁老师的教学成功事迹。在菜九看来，当年光明日报的这个报道的写作尺度不甚正确，该述评文章的标题是“要善于向年长教师学习”，文章以为李老“原来教课比较吃力，后来，得到一位七十多岁老中医的指导，他努力进修，刻苦钻研，业务上进步较快，现在已能独立开课，效果较好。”中医药教学是个新事物，李老及其同事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训练磨合都没把握，从来不知道中医药教学为何物的老中医又如何能知道，而这个老中医姓甚名谁，也语焉不详，估计是杜撰的。这可能是寻常思路，一个人搞不定的时候，如果得到高人指点，情况就会有所改善。一个没有教学经验的年轻教师，得到有经验老手的指导，正是顺理成章的事。只可惜，当时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白天不懂夜的黑，寻常之人也理解不了非常之人。菜九的老师夫妇均为非常之人，故能行非常之事，一个十五六岁，一个十九二十岁，看起病来疗效超过老手，而且超的不是一点点，难以置信吧，但事实确实是这样。以此等事迹例之于教学，李老一个生手，一上场就像个老手，好像生平就惯做此事一样，又有什么大惊小怪呢。当然，那个写新闻稿的人这样写法完全是出于好心，是为了让广大读者容易理解容易效仿。李老领受中央大报报道殊荣的时候，也不过就30岁年纪，一下子就成了当时举国各个领域中高校青年教师的模范人物，从而在业内占据了有利位置。&回顾李老最初的行医及教学经历，有一点可能一直没被人注意。这就是李老一开始就是独立自主的或走在头里的，从来没有给人打过下手。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对一个人的成长甚至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委以重任。否则，就会在成长的过程中积累起察颜观色、见风使舵、谨小慎微等等恶习。李老虽然不是政治领袖，但有些道理是相通的。李老在创业阶段及教学起步阶段始终都是当老大的，所以就保全了天真率真的本色。因此，他的治学道路始终能坚持自己的方向，绝不会去看他人的眼色。这样一来，就集中了精力，减少了消耗，所以成长很快，进步很大。当惯了老大的李老，现实中就有一定的优势心态。他常常说，自己跟群众的关系好，跟领导反而一般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从来不去找头头脑脑，只有他们来找我。我又没什么事要他们办，不需要找他们；头头脑脑找我干什么，找我看笨（徽州话，病读作“笨”）。每当我怀想李老的时候，我的耳边总会响起 “找我看笨”的徽州口音，我就感到非常亲切和开心。这真正是随和中的清高，谦虚中的自负，也体现出了凭本事吃饭者的自信与自傲。&找李老看笨的又岂止是头头脑脑，社会名流有了疾患，也要找李老看病。中医药的基础课老师上临床看病也是中医药教学界的一大特色。在中医药教学的起步阶段，所有的专业课老师都是临床上的佼佼者，他们上临床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则是因为临床本身就是中医的强项及教学内容的重要来源，因此不搞临床的中医药基础教学反而是不可设想的。西医则不然，基础与临床分得非常清楚，你根本不可能看到有西医的解剖老师或生理老师到临床上给人看病。李老本身就以临床见长，看病是其拿手好戏，1965年年底，戏剧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因严重失眠，也是找到李老才解决问题的。当时的严凤英誉满全球，正处于艺术表演与创作的高峰，她这严重失眠可是惊动了党中央的。当时的各路中西医名流都尝试用各种办法解决严凤英的失眠，但都没有什么效果，真正是中西医束手。周总理为此特意通过外贸渠道从联邦德国进口了世界上最有效的安眠药，严凤英起初服用还有微效，时间一长就又不管用了。走投无路之际，严凤英只得回到省城合肥，找到比自己年纪还小的李老为其看病。此时的严凤英头昏烦躁，腰膝酸软，口渴咽干，大便秘结，眼眶四周青黑凹陷，脉弦数，两寸尤显，舌绛少苔。治病必求其因，李老经过问诊得知，严凤英因创作新戏目，竭尽心计，用脑过度，严重失眠一年有余。虽然经过中西医诊治，甚至服用进口高效安眠药时有微效，但现竟日夜目不交睫。李老以为失眠属中医所说的不寐之证，病因多端，临床最常见者为心脾不足，心肾不交，心胆气虚，胃失和降四型。如果细分，还有阴虚火旺、肝郁血虚、气滞血瘀、痰热内扰等等证型。严凤英的症状显然与心胆气虚及胃失和降之证无涉，所以以前的中医治疗就循着心肾不交、心脾不足的路子予以证治，但均不获效。看来以前的治疗应该也是基于严凤英失眠的起因是用脑过度，考虑其耗损心血，伤及心脾肾，但屡治不爽，就应该考虑其他原因了。当时活血化瘀法正大行其道，血瘀阻碍气机，亦可导致不寐，而严凤英眼眶四周又呈青黑凹陷，如果这样，又有王清任血府逐瘀汤施治之成法。只是李老经过反复参详，觉得严凤英除眼眶青黑凹陷外，并未见其它瘀血征象，应该排除瘀血为不寐之病因。再经仔细询问，李老得知严凤英尚有胁肋酸胀、头晕眼花症状，兼之眼眶青黑凹陷，脉弦等，显然与肝相关。而这种相关又非血虚，更像是阴虚，似是伤及肝本。严凤英创作的用脑之性质，即中医所说的谋虑。《内经》曰：“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谋虑过度，必损肝本，肝体阴而用阳，本伤则体现为阴伤，不寐之原由当不出乎此。这种情况古代的大临床家有论述，如明人张景岳有言：“寐本于阴，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中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不足。”其实张景岳此前还有说曰：“无邪而不寐者，必营血之不足，营主血，血虚则无以养心，心虚则神不守舍。”血关乎脾、关乎心，也关乎肝，前两者注意的人多，至于后一种，则注意者寥寥。而严凤英的失眠，正是业者关注较少的从肝而生。一旦将这种理论引入到严凤英的情况中，这个病的关系就理顺了。李老据此判断，此不寐为因肝而起，病机在于肝阴不足，酿生虚火，火性炎上，上扰心神，心神不安，故成不寐顽证。这种比较少见的不寐，可以诊断为肾虚肝旺型。因此，治疗上要从肝从阴从神上考虑。李老拟了一个镇肝纳肾，阴阳并调，兼顾养神的方子，用生牡蛎30克& 细生地30克& 白芍药15克& 黑玄参20克& 杭麦冬15克& 莲子心12克& 酸枣仁15克& 生竹茹15克& 合欢花、皮（各）15克& 夜交藤20克& 灯心草3克。日服一剂，服用一周。这组方药旨在滋阴养肝，以除虚火产生之源，同时清火宁心，安心神，以抑虚火妄动之标。方中细生地、白芍药、玄参、麦冬等滋阴养肝，清虚火；夜交藤、酸枣仁、合欢花皮，益肝宁心，解郁安神；莲子心、竹茹、灯芯草既能清心除烦，又可引热下行。李老还特别关照服用方法：水煎分两次，午后、睡前各服1次。&严凤英服用了李老开的方子，从昼夜不眠，到能每天能入睡少间，一周后复诊时称，已能每天睡上4小时，便秘问题解决，头昏减轻，眼眶青黑色渐淡。但心烦依旧，睡时梦多，舌脉无变化。一年多的顽症，李老一击奏功，看来判断正确，嘱严凤英仍用原方，只是增加安神的炙远志12克、茯神15克，以便加强宁心安神之效，继服7剂。再一周，严凤英来看病，说情况更好了，服用5剂后便能很快入寐，睡时酣香，极少梦扰，眼眶青黑色淡，精神转佳，脉弦，更可喜者，舌已生出薄白苔。这表明李老的治疗完全对路，于是上方去竹茹、夜交藤，加柏子仁10克、蒸百合12克，滋养心阴，清热除烦，再进10剂。疗效巩固，随访半年，未见复发。这种让严凤英痛苦一年多且中西医束手的顽疾，在李老这里只用了30付药就彻底根治。其中除了用药对路之外，还有一个窍门就是服药时间，不是早晚服用，而是安排在午后及晚睡前各服一次，此因由于人体阴阳昼夜消长变化规律，凡属病本在阴者，每于午后、夜晚加重，故嘱其择时服药，以便药效及时发挥。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验之于严凤英的失眠沉疴，似乎李老抽这个丝也抽得太快了，大概就是用机器抽，也不过就这种速度吧。然而群医束手之症，何以到了李老这里就见效快捷如此呢？这可能跟李老一贯以来的勤奋而多思是分不开的。李老出道时就高出常人甚多，这表明其本身有看病的天分，而这种天分的发挥，又借助于熟读前人医著与医案。这大概就是其总能取得良好疗效的原因所在。李老走出歙县，到了省城，其语言不通的问题比较突出，要在当地站住脚是有难度的。尤其是中医学院建立之初，各路精英荟萃，来自大码头的比比皆是，如果不下苦功不设巧法，则很容易就被湮没了。所以李老要将张一帖的辨证精准特点更加大大提升，才有可能在诊病时一击奏功，建立自己的威信。那么，除了自己不断思索总结提高之外，尽可能借鉴前人的高明诊疗技能，就成了必由之路。比如关于本病服药方法的独特之处，李老或者得之于清代徽州著名医家程杏轩，程杏轩在其所著《杏轩医案》中记载了大量分时用药的验案。李老早期的学习，接触得最多的就是这种实战性强的医案，可谓烂熟于胸，所以在使用时也挥洒自如。李老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自己还有新的体会，就严凤英一案，他的处置出发点还根据“肝藏血”、“人卧血归于肝”之论，让患者睡前服药，或药后即卧，宜静忌动。药物有效成分进入血中，流入于肝，肝血流量愈大，药物在肝内有效浓度相应增高，疗效也就愈彰。日后李老下大气力搞《杏轩医案并按》，也算是借此形式，向先贤呈交一份学习功课。启功先生对李老的医术作过这样的题字，道是“神存于心手之间”。给李老题字的著名书法家可谓多矣，而题字内容最好的，则非启功先生莫属。看来启功先生不仅懂得李老的医术，也懂得李老的为人。因为这个题字内容，不仅仅是李老治病取效的真实写照，其实也道破了其治验如神的一个关键。这里的神，指的是治验特效的一种神明。这种神明又表现为日常积累的自如运用，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像大医临证，其素有之知识储备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跃如状态，一触即发。这种临战状态与病态卒然相逢，便会高速运转，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正确的决定，因此其效如桴鼓，岂偶然哉？李老临床之治验，常常神乎其技，就表明他经常使自己处于大医临证的跃如状态。如果要寻找与此可以类比的寻常说法，大概可类比于艺术创作之灵感——所有积淀之全部能量，在一个点上突然爆发出来，必然会有杰作产生。医艺相通，李老临床多佳构，其道理亦在于此。厚积薄发的根基是厚积，没有厚积，亦无从薄发。今世之业医者，通过严凤英一案，通过启功先生的题字，从李老身上能悟到点什么呢？&菜九之所以要从李老无数的医疗治验中选中严凤英一案来表现李老医术之高明，一是因为严凤英之病可能不仅看遍了全中国，而且可能还看遍了全世界，这样更能显现出李老医术之神奇；二是因为菜九与严凤英或者也能沾上一点边：严凤英的儿子王小英与菜九的哥哥交情甚好，其儿媳海伦与菜九的嫂子是闺中密友。王小英菜九没见过，但见过海伦。算起来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海伦的那个美丽，直令人不敢正视。此是题外话，找时间把这段逸事转告王小英。此后不久，就进入了文革的混乱时期，严凤英受到极大的冲击，最后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其情状之惨，菜九亦不忍复述。而李老的一些知道严凤英治疗经过的同事曾拿这事说李老，就是因为你治好了她的失眠，她的安眠药积攒下来了，所以你要对严凤英的死负责。此等话当然不能放在台面上说，但也表明世事难料。进入到文革的混乱年代，全国上下都疯狂了，菜九当时年纪还小，但也颇为着魔，背起红宝书劲头很大，听说一些血腥场面也颇神往，只因年纪太小，没有闯祸造孽的机会。回首当年，全国没疯狂的为数不多，李老就是其中之一。后来的菜九对文革深恶痛绝，也下过一番功夫，那个年代真正是怎一个混字了得。到现在，文革还是一笔烂帐，说清楚的地方不多。如果要去研究，可真是遍地题目啊。据李老告诉我，以他在当时的经历来看，文革是分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是，斗争知识分子，第二个阶段是斗争干部。李老此说，与菜九所知有所不同。看来菜九的所得是来自粗线条的宏观，李老的感受是根据实际展开的具体过程，而具体的历史则无不是由各个具体的过程组成的。如果要菜九下判断，则李老所说的两段论或可作如此推测：就全国范围而言，这两个阶段就应该是：由党政干部为主导的文革前期，大致是1966年的大部分时间；由夺权为主导的文革中期，大致是1967年全年至1968年的大部分时间。因具体的安徽中医学院乱局之一叶，李老便知全国乱局之全秋。这种闹烘烘的乱法，他是看不下去的，以为是瞎胡闹，不得长久的。因此，李老没有蹚任何一路浑水，始终置身事外。事后来看，李老的认识是一种智慧，李老的处事态度，则是一种定力。&&& 李老早年的出身贫寒的弱势，到了文革中就成了一种优势，因为根红苗正，一般的冲击都不会波及到他。如在李老所说的第一阶段，他年纪轻、出身好，斗争的锋芒自然不会落到他身上。但李老具有一种侠义精神，并不因为斗争的锋芒到不了他身上，他就完全置身事外，他还是要利用他当时的总支委员的身份，尽可能保知识分子。有时候，斗争与否就在两可间，有人帮衬与没人帮衬，结果大不相同。因李老出面为知识分子缓颊，估计受其惠者为数不少。比如程北溟老师，跟李老同住一个房间，因为家庭出身是大地主，就在第一阶段落难了。整人的人让李老揭发程北溟的材料，李老岂是肯编排他人不是的人啊，当然不可能从他这里听到对任何人的坏话，相反，李老还说了一大堆好话，为程老师评功摆好。到了李老日后落难时，他的这种为人开脱罪责的行为，就成了一条罪证，被冠之以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即使是到了李老所说的第二阶段之初，斗争的锋芒仍然不是对着他的，他毕竟不是当权派嘛。但这个第二阶段属于运动升级，波及面大，人人都必须涉入其中。即使李老不想涉入，即使李老不是斗争对象，要想清静也是绝无可能的。他的根红苗正的出身优势，至此甚至成了他总是不得安宁的根源，此无他，皆因他的贫苦出身及业务骨干身份，各种组织纷纷拉他入伙。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月，加入一个主流组织确实是一种安全之举，甚至于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也强于一个人置身乱世。但李老始终没有陷进任何一派的队伍中。须知，在那个年代想不陷进去，没有极高的定力是不可想象的。据菜九长期观察，文革中有两种人性大行其道，其一为巴结权势，其二为突出自我。而且这两种人性往往相互缠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无可分。凡人都有一种自我中心的情结，而这一情结一旦刻了意地去落实，往往会使人失去理智。尤其在文革的混乱局面中，这种情结就经常会表现为驱使人去整垮他人，突出自己，而且在文革的特定时期，这样干实在是方便得很呐。文革中确实有无数被忽悠着去整人的事件，但也不乏受自我中心情结驱使而整人的事件。对这种现象，菜九是经过长期研读得到的印象，相当普遍，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基层，概莫能外。其表现形式往往是，趁着混乱，拉下高于自己的，整倒跟自己差不多的，然后，自己自然而然就突出出来了。最终人算不如天算，整人者往往又被他人以同样的方式整倒，并循环不已，可能也正因为此，文革的乱局似乎总是没有尽头。菜九一直对李老没陷进是非漩涡中一事感到有点意外，因为李老给人的感觉是太随和了，太好说话了，如果有人来拉他入伙，真难以想像，他又怎么能开得了拒绝之口。在举国若狂的氛围中，当时只有三十多岁的李老，欲不为其所动，实在是比随风而动、逐流而行，要困难得多。但如果分析一下李老的行为定势之内涵，也可以理解何以他会在大乱中取如此作派。这种分析，此前应该还没有人做过，菜九最乐意的事，就是做这种分析。菜九通过分析以为，造成李老在动乱中的行为取向的首要因素应该是其善良的天性，李元善这个名字可不是白叫的，人世间应该是有绝对的善恶标准的，动乱中有理没理的乱揪乱斗，说破了天去，也与传统上的善绝对无缘。与善无缘的事，李元善/李济仁又如何会去干？君子朋而不党，动乱中一帮一派，打着莫名其妙的旗号，喊着似是而非的主张，再加上无以名状的躁动，怎么看也与善挨不上边嘛。因此，李老对大乱的反感是天然就形成的，不掺和进去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李老的高智慧使他看出，这种乱哄哄的局面极不正常，因此他也不会受人忽悠，头脑一发热就掺和进去。其三，李老已是出类拔萃的有本事之人，他并不需要借这种乱局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比如搞倒同行，抬高突出自己。大概这三种因素的合力，使得李老在一片火热火爆中，过着相对清醒悠闲的日子。但在那个人不如狗的岁月里，你想独善其身，也是一种奢望。你不加入组织，不参加运动，可是任何组织、任何运动都可以不受限制地找你的麻烦。李老作为学校的教学负责人，你总能了解当权派的动态吧。所以就不停地有各个派别前来找李老打探学校领导的思想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情况，当时叫整材料。跟那些造反派相比，李老的智商要高出许多，那些整材料的各路好汉，非但没有从李老这里打探到什么，反而被李老探到了他们掌握的情况之底细。尽管李老一向与领导的关系平平淡淡，但当时的学校领导确实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那么，造反派所作所为怎么看都像是鸡蛋里找骨头，李老很反感，也就很同情领导。只要有可能，他就把他掌握的情况设法通报有关领导，让他们在某些方面多加注意。但你老是这么干，就没有不穿帮的。好在李老的人缘好，本人又不是斗争对象，各路好汉纵然知道李老的所谓地下活动，也没打算把他怎么样。这种情况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到了全国大串连时，从上海方面来的造反派到了安徽中医学院，李老的处境就开始不妙了。跟上海相比，安徽的造反显得土了点，火药味不浓，不够档次，上不得台盘。上海来人一了解，怎么贵校还有李济仁这种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者，居然还能逍遥法外，啥事也没有。再一追究，岂止是与当权者穿一条裤子，与牛鬼蛇神也是不清不楚。于是，秋后算账，双罪并罚，李老的问题一下子就升级了，被冠之以铁杆老保——走资派的保护伞与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受到管制。而李老问题升级之时，正赶上运动也升级了，升级到了暴力层面，文斗也演化成武斗了，像李老这种非主要斗争对象，即使只是受了株连，也是要戴高帽子背牌子示众的，那些主要斗争对象的日子简直就没法过了。天性善良的李老哪里见过这种阵式，自身受管制批斗，他并不是特别在意，毕竟只是受波及、当陪衬，而其他挨斗者受暴力殴打的场面，他实在看不下去。但到了那个乱局之中，这种事情就由不得李老了，你看不下去也得看，而每看一次暴力场面，李老就会哭一次，每次这种失态的哭，又都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有一次，看到刘晓峰院长，是个老红军，被打得跪地求饶，遍体鳞伤，生命垂危，李老也顾不上哭了，救人要紧。但当时李老并不是自由之身，他就找加入了派别的陶老师，让他赶快救刘院长，迟了就没命了。陶老师表现不错，知道情况严重，加紧施救，终于救了刘院长一命。还有教务处的总支书记徐观，也被关被斗得人发战手发抖，李老也及时叫来了学校里针灸术最为高明的张维老师，赶快用针灸控制了病情。古人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李老身陷囹圄，穷之极矣，独善其身尚不能够，却在做兼济天下之事，看来李济仁的名字也不是白叫的。&&& 大乱中的那些暴力场面对李老的刺激太大了，以至于四十多年后，李老提到这些事，仍然有心惊肉跳之感。像附属医院院长肖世鸿被涂了花脸，跪在地下，被鞭打着膝行而前的场面，怎么也不会从李老的心头抹去。李老在文革中流了无数的泪，非其好流泪也，实在是这种暴行与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也。而且李老的流泪，并不意味着其性格的软弱，他不顾自身安危，一次次挺身而出对落难之人施以援手，就体现了其过人的胆识、气节与风骨。李老对自己行医一生曾有这样的评价：未敢抱经国治世之宏愿，但常怀拯疾济羸之仁心。以李老的自况验之于他的文革经历，亦若合符节。救国无心亦无力，济弱有心且有为。当年的李老乃一介普通年轻教师，于决定国运之秘事，无缘与闻，对自身之命运亦无从把握，当时最合适的做法莫过于跟着走、随大流，至少还能落个法不责众，而你一个人逆势而为，私下里接济落难者，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置于更加危险的境地了。以李老之智，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