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处走进红石峡
从何处走进红石峡
走进红石峡，万象俱惊。那密密麻麻的文化符号和蓬蓬勃勃的文化气息迎面袭来，令人猝不及防、仓皇失措。那雕塑相映、金光灿灿的石窟文化；罗刻满山、鬼斧神工的石刻文化；烈火熊熊、火光四射的红色文化，格具精严、各领风骚、令人惊愕、骇人心目。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小偷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真是“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红石峡，把中华历史文化和世界文明历史长廊装扮得多姿多彩、厚重博深。一个个大文明、大智慧犹如千里雷声万里闪，向世人展示出一个不小的文化格局。
世界上的几个大文明，就像我们可以想象的那些大人物，身份越高，年岁越长，越不容易放下身段来互相学习和切磋。大家都威风凛凛的站立着，虽然心里很在乎对方，却都不愿意在眉眼间流露出希望亲近的表情，反而超常地敏感着对方是不是尊重自己。结果，很多隔阂千年未化，大量冲突无由而起，甚至爆发一次次彼此都宣称是“捍卫尊严”的血腥大战。
文明本来是对野蛮的摆脱，为什么文明自己的历史却又回到了野蛮？这真不知道让人说什么才好。
但是，地球上真有一个地方，居然让世界上几个最大的文明相遇了、交流了、甚至局部地融合了。
这个地方，就是红石峡。
红石峡位于秦晋宁蒙甘五省交汇处毛乌素沙漠南延的陕西省榆林市城北五公里处。其地貌类似于敦煌莫高窟，在沙漠腹地中两山相峙，石崖壁立，中间一水，飞湍而出。崖壁上古洞层回，题刻遍布，更兼亭台楼阁向望，曲径回廊映衬，历代踪迹尽在其中，享有“边塞文化宝库”，“塞上碑林”之美誉。
红石峡古迹文化宝库大体可分为三块：一是石窟文化。史记44窟，现有20余窟，内有彩绘、泥塑、顶雕和窟面雕刻，内容丰富、构图精美、规模宏伟、雕饰华丽、技法精湛、线条优美、色彩斑斓、颇为壮观，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而且中西结合，有门楣、内门楣、小字碑13幅（座），石壁、顶部雕刻100余幅，多种艺术风格在石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时间跨度从1487年到1776年，约290年;二是摩崖石刻、碑刻和小字纪刻文化。其中摩崖石刻69幅，时间跨度从1581年万历年间到1940年约360年。碑记碑刻共30余座，时间跨度从1580年到1851年共381年。小字幅题刻共41幅，时间跨度也是360年；三是红色文化。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址。
我从2003年开始，由于工作关系曾随同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以及中省市其他领导和学者专家去红石峡参观考察100余次。所去者无不为之引起强烈震撼。我本人每去一次震撼一次，而且震撼的强度与次递增。退休后独自一人为寻找其文化脉络又连续去了三次。
静静地矗立于石窟的雕刻图案前，眼前的景象悠悠地走向深远，气象逐渐放大，最后被无限化了。
这个地方，不管是近一点的西方文明，还是稍远一点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抑或更早一点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都出现在眼前。
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
斑斓也不奇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
最先出现的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恐龙把脚印留给人类，森林把煤炭留给今天，黄河和长城在这里聚汇，农耕和游牧在这里交织，使得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出现最早而又唯一没有中断的大文明。当然农耕文明也就是黄色文明还有古埃及、苏美尔、古印度的哈拉巴。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成城市。
其次出现的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化”，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乐，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
第三种是“游牧商贸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和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背上，唱那“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
然而阿拉伯半岛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头，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这就是伊斯兰。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色。
当然，还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色表示蒙古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色表示其它。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这当然是世界地图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圈的。
我们仅用红石峡石窟图画的颜色来判断各种文明和文明圈，未免太草率、太鲁莽、太武断、太牵强了。但用三教殿的释迦摩尼座塑、睡佛殿的睡佛来判断佛教文化、用圣母殿的圣母玛利亚也就是耶稣的母亲来判断欧洲天主教文化和拉美基督教文化，用图案的图像和颜色共同来判断伊斯兰文化，就不会有误了。而且从图案、雕刻、泥塑的互相印证，可以看出，无数的交集诞生在这样一个地方，足见历史的大手笔给红石峡留下无尽的财富。
那么，几大文明为什么能走进红石峡？他们是怎样走进这里的呢？
原因是，这里离那些大文明的政治中心都比较远，到处是荒原和沙漠。由于是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和丝绸之路上重要货物集散地，因此，任何一种文化都无法独霸其身。争斗和交流的结果，都把自己的文化留在这里。你看，孔子和老子争斗了两千多年，却和释迦牟尼一起走进儒道佛三教殿中，获得了精神安顿。还有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也在这里和谐共处。这大概是在释迦牟尼的劝说下，走向了友好。因为佛教是唯一没有引发过宗教战争的世界性宗教。其次，再好再强大的文明，一直置身于它的中心地区也一定会逐渐疆化。而到了这样一个边远地带，都无法霸道，彼此之间，相见而欢。于是，这片看似荒昧的地方，不经意间拥有了蓬勃的文明生态。再次，任何军事战争者不管多么雄赳赳、气昂昂，都会在红石峡石窟面前低下头来。因为这里有人间信仰，并且到这里已经构成历史，至于丝绸商贸往来客人，凡经此处者必然要把踪迹留在这里，把信仰投入到这里。宗教的力量和时间的力量都是极其强大的，强大在默默无声中，足以让这些燥热的心灵冷却下来，匆忙的脚步停顿下来，产生几分敬畏。他们突然变得像孩子，一路撒野下来，到这里却睁大了眼睛，希望获得宗教裁判和时间裁判。因此，再强悍的人物都会信仰，只不过信仰不同，到三教殿后，不论是信仰佛教、道教、还是中国传统儒教者都要低下头来向自己信仰的主子汇报和请教，至于信仰天主教、基督教者就自然到圣母殿去祭奠玛利亚去了。使得这里成了中西文明汇聚的敞亮地方。
佛教在印度传播之始，石窟是僧人的修行场所，却不在里边雕塑和描绘佛像，要表现，也只用象征物来替代，用的比较多的有金牛、佛塔、法柱等。后来到犍陀罗时期，受到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代带来的希腊雕塑家们的影响，开始开凿佛像石窟。因此，人们往往可以从哪里发现希腊雕塑的明显痕迹。
你看，仅仅是佛像石窟，就已经把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包罗在里边了。而圣母石窟则把基督教和天主教等西方文明也搬到此处了。墙壁上的彩绘则将伊斯兰文明刻印在上面。实在是世界文明大荟萃。这些石窟处于荒山野岭的石峡之间，远远看去，很不起眼。哪里知道里边蕴藏的，却是几个伟大文明的精彩。
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主体文化的中华文明。佛教从印度、伊斯兰从阿拉伯半岛、基督教从美洲、天主教从西欧一进入中国，立即明白这是一个需要用通俗、形象的方式来讲故事的国度。因此，在石窟造像艺术中又融入了越来越重的中华世俗文明。结果以人类的几大文明为背景，一步步走向中国化，一代代的佛像、圣母像、真主像在石窟里深刻而又通俗地端庄着、微笑着、快乐着、忧伤着、行动着、躺睡着、也苦涩着、牺牲着。渐渐地，这一切都与中华历史接通了血脉，与儒教、道教一起构成了一部坚石雕刻的历史，一个有泥土和彩绘塑造的强大精神世界。
看红石峡，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不是看着了一幅幅的塑像，而是看出了一个个的文明。在红石峡，我常常会走神。不明亮的自然光从洞窟上方的天窗中淡淡映入，圣母殿、三教殿、小须弥殿、大雄殿、观音堂、地藏十王殿、圆觉殿、睡佛殿、翠然阁等等，我依次游览，每过一个洞窟，都要先走到年代标示牌前，快速地算出年龄，然后再恭敬地抬起头来，凝神注目，渐入空灵。一会儿，壁画上的人群和壁画前的雕塑融为一体，在一片朦胧中，似乎都动起来。他们身后，是当年来这里参加巡礼的民众，一群又一群地簇拥着身穿袈裟的僧侣，绅士风度长须蓝眼的牧师，长袍圆帽的阿訇。定睛一看，还有很多画工、雕塑家在周边忙碌，他们在修改原作，还是再重新创造？是中国雕法，还是外国刀法？看不清楚。这么多人走了，又来了一批。一批就是一代，一代代接连不断。一直在不断地建造、修补、延伸，真正构成了一个有呼吸、有代谢、有年岁、有传承的生命群。还有声音：佛号、磬钹、诵经、木鱼声、丝竹管弦乐器声、旌旗飘荡声、人们的笑语声以及石窟外的山风声、溪水喧哗声、暗道水流声、匈奴南下马蹄声、汉宋大军抗击声、丝路运货驼铃声，一齐袭来，难名其状。
看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自己也被裹卷进去了。身不由己，踉踉跄跄，被人潮所挟，被声浪所融，被一种千年不灭的信仰所化。自己已经碎成轻尘，甚至轻尘也没有了。
这样的游览是一种晕眩，既十分陶醉，又十分糊涂。因此，一个人待在那里，完全着迷了，彻底忘我了，犹如梦入天宫。
红石峡的看守人员等不及了，只好进来催我，才从梦幻世界回到现实中。苏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无用了。走出石窟，才知道已是黄昏，还有几窟尚未游览，只能明天再来了。
走出红石峡，站在峡外的高处，静静沉思，为什么在国外盛大宏伟的宗教场所也未曾出现过如此震撼的奇特现象？一阵风沙过后，感觉晚风起了，夹着细沙吹得脸颊发疼。沙漠的月亮分外清冷。山下一泓清泉，在月光下波光闪烁。总算，我的思路稍见头绪。
借着月光远眺近观，向北不远处，离此二里，就是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再向北稍远一点是4200年前，中华民族跨入成熟的最后一个台阶——石峁遗址，向西便是统万城遗址，再向东白云山传来了黄河滔滔声，扶苏、蒙恬墓发来了哀怨声。原来是中华文明作了底色，几大文明进入红石峡后，农耕与游牧文化的交汇将这些文明大大向前推进；黄河与长城两条中国文脉在这里聚汇后，让红石峡出现了大生态、大景观、大气象。
第二天，我决定再去红石峡。昨天，我用一整天时间，看完了没被破坏的几个石窟，今天接着游览几个已被破坏的石窟，看看在那里还能寻找到一点什么。
红石峡本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友好交往的场所。然而战争给这里留下很不文明的见证。那些士兵在洞窟里支起了锅灶，生火做饭。黑烟和油污覆盖了整个洞窟。再大的文明也敌不过残酷的战争。令人再也无法看下去了，只好悻悻地走出洞窟去欣赏两峡壁上的摩崖石刻、碑刻和小字记刻。
中华文明千变万化，中国文人千奇百怪，却都有一个共同的载体，那就是文字。这文字肯定是人类奇迹。一片黑黝黝的流动线条，既实用，又审美，既具体，又抽象，居然把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族群连接在一起。千百年来，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什么都可以分裂、诀别、遗失、湮灭，唯一断不了挣不脱的，就是这些黑黝黝的流动线条。正是这些汉字证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已经彻底摆脱了蒙昧时代、结绳时代、传说时代，终于找到了可以快速攀援的文化台阶。如果没有这个文化台阶，在那些时代再沉沦几十万年，都是有可能的。有了这个文化台阶，则可以进入哲思、进入诗情，而且上下传承。于是，此后几千年，远远超过了此前几十万年、几百万年。也正是这些汉字，展现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一种共同生态的契机。辽阔的山河、诸多的方言、纷繁的习俗，都可以凭借这些小小的密码而获得统一，而且由统一而共生、由统一而互补、由统一而流动、由统一而伟大。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便进入了一种集体人格。这种集体人格，有风范、有意态、有表情，又协和四方、对话众人。于是，书写过程既是文化流动过程，又是人格修炼过程。一个个汉字，千百年来书写着一种九州共仰的人格理想。这些文字一旦被书写，也进入一种高层审美程序，有造型、有节奏、有徐疾、有韵致。于是，永恒的线条、永恒的黑色，至简质朴，又至深至厚，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美学品格。
我曾经考察过人类其他重大的古文明废墟，特别关注那里的文字遗存。与中国汉字相比，它们有的未脱原始象形，有的未脱简陋单调，有的未脱狭小神秘。在北非的沙漠边，在中东的烟尘中，在南亚的泥沙间，终于明白了那些文明中断湮灭的技术原因。
由此可知，文字，因刻刻划划而刻划出了一个民族永久的生命线。人类的诸多奇迹中，中国文字，独占鳌头。
一般所说的书法，总是有笔有墨。但眼前的文字，却不见笔迹和墨痕，而是以坚硬的凿刀凿刻在山水之间的石崖上。石刻，可能会有笔墨预稿，但一旦当凿刀与山岩强力冲击，在声响、石屑、火星间，文字的笔画必然会出现特殊的遒劲度和厚重感。这种以凿刀为笔、以石崖为纸、以火星为墨的特殊书写，却也保持了洪荒之雄、太初之质。
红石峡摩崖石刻共有69幅、小子幅题刻41幅、碑记碑刻30余座。有题诗、有题字、有记游、也有题咏等。其内容涉猎极为广泛，有感叹历史之悠久，赞颂红石峡境地之优美的，如“禹迹摩崖”、“中华天柱”、“天外奇峰”、“蓬莱仙岛”、“开天图画”、“天成雄秀”等；也有形容其军事地位之险要的，如“大漠金汤”、“长天铁垛”、“
天边铁锁”、“雄镇三秦”、“榆关雄寺”、“威震九边”等；还有表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如“中外一流”、“蒙汉一家”等。尤以清代朝廷大臣左宗棠所题“榆溪胜地”为书法极品，更有满文题刻，是红石峡摩崖石刻瑰宝之一绝。
这些大人物和书法家，他们是从何处走进红石峡的呢？
“红石峡”字幅为行草阴刻。行书中因草、楷比例不同，分为行草和行楷两种。不管什么比例，行体一旦与它们结合，便会产生奇迹。在流丽明快、游丝引带的笔墨间仿佛有一系列自然风景出现了。清泉穿石、流云出岙、鹤舞雁鸣、竹摇藤飘、雨叩江帆、风动岸草。能从行书里看出那么多风景，一定是进入到了中国文化的最深处。然而，行书又是那么通俗，稍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看懂，不像狂草那样“出鬼入神”、醉步如舞、云烟迷茫，令一般人望而生雾、雾里看花、一头雾水，斩不断、理还乱。“红石峡”三字，一看就令人舒畅淋漓、心情愉悦、属于行草体。作者王森然（1895——1984），河北定县人，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民国七年（1918）任陕北联合县立中学教师，培养出“群众领袖”
刘志丹、“革命先烈”杜聿德以及国家原副主席高岗、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清华大学原校长高景德等一批精英人才。
“磐石千秋”，为楷体阳刻，其书写技术上内圆外方、侧峰转折、撇捺郑重、钩跃施力、点画爽利、结构自由，书写起来干脆迅捷，总体审美风格，雄峻伟茂、高浑简穆。作者光昭，旗人，光绪二十年（1894）题刻，迄今已有122年历史。另一作者孙云宫，山东招远人，举人大排，光绪二十二年任榆林县知县。
“河山千古”，为楷体阴刻，其书法特点是，笔墨雄瞻、雄逸绝伦、雍容和雅、刚柔适度，实属书法之妙品，一看就顿生愉悦、身心熨贴、阴霾全扫、纷扰顷除。作者田玉广，贵州人，光绪二十八年任延榆绥总兵。王守范，山东人，绥镇城守营都司。
“横云”，为篆文阴刻，是在同治十三年（1874）题刻，迄今已有142年的历史。中国书法由篆书出发向隶、向楷、向行、向草一路前行，完成了艺术创造的重大使命，向世界展示出东方文明的独特魅力。此幅篆刻体型恭敬、不苟言笑、装束严整、薄衣少带、骨骼精练，堪称篆刻上品。作者长安人，姓甚名谁因风化看不清楚了，实在令人遗憾。
“功在名山”，为楷体阴刻。光绪二十五年（1899）题刻，迄今已有117年的历史。此幅书法深得北方之气，兼呈山石之力。在书写技法上，纤浓得体、刚劲不挠、笔笔晋法、敛入神骨，当为楷书中无上神品。一看落款，才知道，作者李棠，字镜蓉，榆林双山人。其书法曾参加京都竞赛名列第七，与陕西的于右任、王雪樵齐名。终于使自己的神奇得到了回应。
“振河不泄”，为楷体阴刻。光绪八年（1882）题刻，迄今已有134年的历史。本来此幅题刻雄稳饱满、力扛九鼎、昆玉台阶、青铜基座，具有颜筋柳骨、书圣之范，但与李棠之书放在一起，就把他比尴尬了，有点相形见绌。文化对比，素来残酷。作者谭仁芳，湖南湘阴人，光绪三年出任绥镇总兵。
“天开图画”，为楷体阳刻。康熙六年（1667）题刻，迄今已有349年的历史。此题刻端庄儒雅、奔放酣畅，是书界不错的精品。作者韩应琦，河南唐县人，康熙四年出任延绥都督总兵。
“大漠金汤”，为行楷阳刻。光绪二十五年（1899）题刻，迄今已有117年的历史。此幅题刻刚劲和顺、欹侧沉稳、唯美大气。在我看来，是把魏晋南北风格糅合了，把唐宋大气吸纳了，把明清丽质烘托了。每次玩索，颇感惬意。作者龙德胜，湖南人，光绪二十四年出任绥镇总兵。
“蓬莱仙岛”，为行体阴刻。同治十一年（1872）题刻，迄今已有144年的历史。艺术作品欣赏，很难讲得出确切理由。但一看便有感应。每次相遇，一股文脉、文气、文势拂面而来，这些似乎无可名状的东西，大概就是文化的灵魂，题刻将魏碑筋骨和晋代舒丽巧妙结合，又在唐宋雄壮气氛中焕发新姿，令人震撼、令人陶醉。作者林士班，安徽怀远人，举人出身，同治年任榆林府知府；成定康，湖南宁乡人，同治九年（1870）任延榆道；蔡兆槐，江苏崇明人，咸丰癸丑进士，咸丰十年由户部主事入直。同治三年（1866）出任榆林知府。
“力挽狂澜”，为行书阴刻。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题刻，迄今已有92年的历史。这是英年才俊题刻，其笔触、结构，全是才气流泻所致，愤怒蓬勃而出。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分拆开来，会因气失而形单，青年才俊与老臣书家的区别在于，老臣书家不管何时何地，笔下比较均衡，起落不大；而青年才俊则凭才气驰骋，高低险夷，任由天机。作者刘志丹（1903——1936），陕西延安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
“重新胜境”，为行楷阳刻。光绪二十六年（1900）题刻，迄今已有116年的历史。此幅题刻表现了一种倔强中的丰腴，大气中的天真。笔墨随着心绪而偏正自如、错落有致。看得出，这是一种十分随意的状态下快速完成的。正因为随意而快速，我们也就真实地看出一种恣意舒畅、神韵绝佳的风格。作者下浣，无据可靠。但其上款曰：雄山寺榆之胜迹也，自甲申（1884）之秋河流涨发逼近山根，山门钟楼尽付逝波府刑席泉熊公，名世沂，来送于此，叹息良久，爰集同人募化重修，来客皆翕然乐从，于是凿石导流，创开蹊径，而庙貌之一新，是可见胜迹。常心曰：足以决我辈之登览者夸泉公之力也，恭赠四字，勒诸贞泯，以志不朽云。会末……等谨跋。
&“山河巩固”，为楷书阳刻。光绪二十五年（1899）题刻，迄今已有117年的历史。此题刻端庄大气、笔力坚挺，端庄中露出大手笔，坚挺中透出大人格。作者马相如，汉军旗人，翰林出身。光绪十四年（1888）任延绥道（正四品），二十年（1894）升任陕西按察使（正三品）。
“恩衍宗嗣”，为行体阴刻。崇祯十二年（1639）题刻，迄今已有377年的历史。相信懂得书法的人，只要看到它，都会心魄俱奇，其魅力在于直抵经典。我们的眼光一旦盯上它，就会进入典雅和本性，因为它游动的墨色生命线条已经把外部形式牢牢控制住了。作者傅开德，湖北人，任定边营副将。
“威震九边”，为行楷阴刻。光绪十五年（1889）题刻，迄今已有127年的历史。在我看来，这是一位十分了得的书法家。把王羲之、欧阳询、诸遂良、颜真卿、柳公全全都认认真真地学了一遍。而且都学得相当熟练。然后，所有的“古法”，全成了自己的手法。那些笔法都很眼熟，但又无法确定是谁的“古法”，他们被交相取用，又交相破格，成就了一个峭拔而大气的他。作者叶伯英，一品顶戴，清代十六名家之一。安徽乡宁人，光绪年间两度出任陕西巡抚。
“还我河山”，为行体阴刻。民国三十年（1941）题刻。作者马占山，陆军上将。东北挺进军司令。“九一八”事变后，打响了武装抗日的第一枪，成为蜚声中外的抗日名将。1938年进驻陕西榆林时正值日军大举进攻、山河破碎、国土沦陷、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石刻的悲壮气概和淋漓墨迹反映出当时的马占山泪已吞、声已噤，恨不得拼死一搏、玉石俱焚。而且抬头一看，全是乌云奔卷的图景；低头一看，竟是献血喷洒的惨状。最后期盼的只是一种美学支撑。
康德说过，美是对功利的删除。但删除功利难免剧痛，因此要寻求美得安慰。美的安慰总是收敛在形式中，让人一看就不再挣扎。“还我河山”把马占山的哭声和喊声收敛成形式，因此也就有能力消除我们的哭喊声，消解在七十五年之后。删除了、安慰了、收敛了、消解了，也还是美，那就是中华之大美。不知他人是否明白，那是一幅因右膀受伤左手写成的，而且是匆忙涂成，纷乱迷离的墨迹。即使不诵书字，也能成为后人心里兴奋图谱和心理释放图谱，居然多年有效，并且仍可后续。
“榆溪胜地”，为行体阴刻。光绪元年（1875）题刻，迄今已有141年的历史。世界上很少有这么一种艺术作品，即使不了解它产生的背景，一上眼，就被它淋漓的墨迹、悲壮的线条、倔强的笔触所感动。傲然筋骨毕现无遗，足以顶天立地。这是红石峡勾勒伟大文化人格的作品。这种伟大的文化人格，刻画出一个英雄的时代、英雄的文人。作者左宗棠（1812——1885），晚清军政重臣，洋务派重要首领，湖南湘阴人，曾任陕西总督。
“万里长城”，为楷体阴刻。万历十四年（1586）题刻，迄今已有430年的历史。作品用笔既丰富多变，又整体统一、形神兼备、丰韵遒劲、风姿绰约，在异彩纷呈中放射出“中和”美的光芒。作者梅友松，湖北枝江人，明代嘉靖乙丑科进士，任朝议大夫，因在工部佐理营建有功，寻升陕西右布政使，万历十七年，加兵部侍郎衔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总督陕西三边军务。
“龙蟠虎踞”，为行体阴刻。万历九年（1581）题刻，迄今已有435年的历史。此刻用笔的方与圆、中与侧，结字的收与放、大与小，用墨的浓与淡、涨与松，布局的松与紧、开与合、上下俯仰、左右顾盼、首尾照应、无不令人击股叫绝，作者王汝梅，河北徐水人，万历时出任延绥镇巡抚都御史。
“天限南北”，为楷体阴刻。万历三十五年（1607）题刻，迄今已有409年的历史。照亮此幅的思想闪电是形不脱神、神不离形、实不脱虚、虚不掩实。形神相生，虚实有机。作者涂宗浚，江西南昌人。明代著名教育家。明万历十一年进士，万历年间出任延绥镇巡抚都御使。万历三十五年（1607）修镇北台和款贡城，撰文《镇北台》记，并在镇北台南侧题刻“向明”二字。后任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巩固山河”，为隶书阳刻。隶书，尽管风格各异，但从总体上看，几项基本技巧还是比较单纯、固定。因此学起来既易又难。易在得形，难在得气。隶书诞生于秦代，传说一个叫程邈的狱吏犯罪，在狱中简化篆书而成隶书。一到汉代，并形成风气，把篆书圆曲笔态变为“蚕头燕尾”的波荡。使中国文字向着抽象化又解放了一大步，这种解放是技术性的，更是心理性的。结果悠悠笔墨，潇洒不羁，使汉字从此率真、随意、趣味、活泼、调皮起来。到东汉碑刻成了一种时尚，有的刻在山崖上，笔墨又一次向自然贴近。叮叮当当间，文化和山河在相互叩门。此幅隶刻隽逸守度、刚柔并济、笔笔入典，是我特别喜欢的石刻。但因风化无法考证题刻人。题刻时间为康熙六年（1607），迄今已有409年的历史。
&“山水奇观”，为行体阳刻。刷刷数笔就把君子人格提炼为美，抽象为意境，这就是中国书法用单纯而高贵线条表现出来的魅力，也是本刻飘逸而流动的美的艺术魅力。因风化无法考证题刻时间，但题刻人为湖南提督二等轻车都尉宋庆和广东陆路提督骑都尉世职张矅。
“天成雄秀”，为满文行书阴刻。乾隆四十二年（1777）题刻，迄今已有239年的历史。这是红石峡唯一一幅满文题刻。是书法美学的重要图腾，既高度神秘，又玩味不尽，永远是研究和欣赏的对象，我每次来此，驻足时间最长，但它永不退色。永不解下神秘面纱，既诱人向往，又迷人难离。作者德明，满洲（正蓝旗）人，内阁帖写中书出身。乾隆四十二年任榆林知府，后任陕西巡抚。
六十九福摩崖石刻仅观赏二十二幅后，守门员就催下班了要关门，打开手机一看，已是中午十二点，好在文物管理所负责人认识我，经请示后允许我接着看看。但要用一个中午和下午的时间将剩余四十七幅大刻和八十余幅小字记刻看完，显然速度得加快。为此只能大概地浏览一遍。
那篆刻古朴厚重的婉通美，隶书雄健沉稳的宽博美，楷书端庄典雅的劲健美，行书妩媚圆通的流动美，草书流畅飘逸的狂放美，像春天的百花园，放射出多彩多姿的迷人异彩，把红石峡完全映染了，也把我深刻震撼了，彻底美醉了。
粗略估计，有二百多位作者，来自除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四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外，大陆所有省市均有人在此题刻。时间从明万历年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么多的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红石峡并题刻，那或拙朴雄健、或飘洒闲逸、或苍劲挺拔、或媚婉秀丽的书法风格齐聚此峡，实在是中国书法的大回涌、大游荡、大澎湃。足鉴红石峡宝之山也，宝之臧也。
在返回的路上，踏着初秋夜色的月光，我陷入深思。为什么当代书法汗牛充栋，竟没有能让我看到一幅像红石峡题刻那样的书法？想来想去，一种可怕的感觉悠然而生。书运既衰，气象大减。而且书运越衰，书家越多。这是因为，文化之衰，首先表现为巨匠寥落。因此，也就失去了重心，失去了向往，失去了等级，失去了裁断，于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且猴子总比老虎活跃的多，热闹的多。也许老虎还在，却在一片猿啼声中躲在洞里不敢出来，时间一长，自信渐失，虎威全无。为此，我的好友赵榆生曾劝我也习练书法。面对红石峡的前辈们，我连提笔的资格也没有。思虑再三，还是打消此念。
第一天和第二天，我用两个整天实地考察了红石峡的石窟文化和石刻文化。第三天我决定再去红石峡，考察那里的红色文化。
红石峡因山石含铁高而显赤红色，顾名红石峡。原有宋元名刹红山寺，有上千年的历史。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延绥镇巡抚郑汝璧改红石峡为雄石峡，此后红山寺亦称雄山寺。清代以后，又恢复原名红石峡。
红石峡，承载了千年历史，它用亘古的沉默和坚砺的冷峻，说尽了世间沧桑。石窟听懂了，甘愿成为红石峡射出的灵魂，将自己放在蓝天之上，为那些迷途者重塑精神的仰望；石刻听懂了，历经艰辛万苦从崖底攀援至崖顶，仿佛得了文明的口令，忽然停下脚步，秩序井然地排列起来，高高低低、前前后后，站满石崖，为世界展示着中国书法的无穷魅力。然而，红石峡最波澜壮阔、风起云涌、壮怀激烈的一页却发生在最近的一百年里，即红色革命或红色文化，似一道道闪电撕裂了陕北黑暗的夜幕，榆林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说起红色文化，人们都知道，延安是红色革命根据地，亦称革命圣地。殊不知延安的红色革命火种其实是在榆林採集的，红石峡孕育了陕北红色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九年四、五月间，中共陕北特别委员会（简称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在红石峡天门洞室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刘志丹、杨国栋、刘澜涛、冯文江、贾拓夫、白明善、李文军、常立德、刘秉钧、霍士杰、乔乃文、韩俊杰、胡颖民等。会议集中批判了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的右倾错误，着重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确定武装斗争可以有“白色”（派人做争取白军工作）、“灰色”（派人做土匪工作）、“红色”（发动组织工农建立革命武装）三种形式。主要以争取白军为主，同时决定加强党对灾民分粮“吃大户”斗争的领导，进一步推动农民运动。会议宣布刘志丹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这次会议为陕北党组织开展活动确立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进一步领导和开展兵运及群众运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革命时期，在陕北有两所“红色学校”对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一所是民主人士杜斌丞任校长的榆林中学，另一所是经李大钊等人介绍入党的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任校长的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当时，这两所学校汇聚了陕北的进步青年，榆林中学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等一大批革命志士，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培养了贾拓夫、刘澜涛、马文瑞等革命家。今天，延安的志丹县、子长县、榆林的子洲县，就是以三位革命烈士的名字命名的。一九二七年因国共合作破裂后，被称为“红色学校”的榆林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共产党员被迫走上职业革命生涯。
一九二八年两所“红色学校”的中共党员确定成立陕北特委。四月，中共陕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绥德县（今子洲县）苗家坪村南丰寨古庙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杜衡（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焦维炽、杨国栋、冯文江、李文芸（榆林代表）、张蜀卿（神木代表）柴培桂（府谷代表）、赵通儒（绥德代表）、师应三（清涧代表）、景仰山（米脂代表）、苗仰宾（苗家坪区委书记）等十几人。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陕西省“九二六”扩大会议精神，讨论通过了《陕北政治形势与当前工作任务》等决议，选举成立了陕北党团特委，掀开了陕北斗争史上新的一页，开辟了陕北革命斗争的新纪元。
红石峡会议后，陕北特委领导的武装革命斗争队伍逐步壮大，创建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开辟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正当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讨论问题，结果被叛徒出卖，很快有特务上门来抓人。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一出门即遭到逮捕。正在结账的贾拓夫发现险情，立即从后门撤离。陕西省委因主要领导人被捕叛变，敌人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人，省委组织遭到破坏。身为省委秘书长的贾拓夫经和刘志丹（黄埔第四期学员）等同志商量后，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陕西的情况。
贾拓夫到达上海后，给中央写了一份长达48000字的《陕西工作报告》涉及军事、农业、抗日运动等方方面面。但中共中央已经因为叛徒顾顺章的告密开始向江西瑞金的苏区转移。贾拓夫随即跟着奔向苏区。在江西期间，贾拓夫在陈云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学校担任白区理论班班主任。参加长征的时候，23岁的贾拓夫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下面的“白区工作部”部长。
被誉为“人类军事史上伟大奇迹”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全过程始终面对一个重大问题：落脚点问题。而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高岗等人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正因为这块根据地的存在，才使历经千难万险的红军有了落脚点，使中国革命有了一个新的大本营。
1935年9月18日，红一方面军到达甘肃宕昌县哈达铺镇。侦查连在一名刚从兰州回来的敌少校副官所带物品中搜到几张近期报纸，便连忙交给聂荣臻。聂荣臻在其中一张《晋阳日报》上读到：“陕北刘志丹‘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多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并可能与徐海东部会合。”报纸还附有一张所谓“匪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略图。聂荣臻立即派人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张闻天、毛泽东看到这份报纸后，决定中央红军到陕北根据地。并详细了解了陕北红军的活动情况。此后，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一连几天倾听贾拓夫介绍陕西情况及他掌握的刘志丹、谢子长等人的情况，终于将报纸上报道和陕北的实际情况联系起来，决定中央红军向陕北进发。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贾拓夫的引领下，终于进入了当时保安县吴起镇。
至此，从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的瑞金等地，踏上长征路，到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历时12个月零9天，行程两万五千里，纵横十二个省，用顽强意志征服人类生存极限，沿途共进行三百八十多次大小战斗，冲破国民党军的中央军和地方军阀部队共二十九各纵队（军）和三个师的围追堵截，表现了压倒一切敌人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结束了长征，将陕北作为中共中央中国革命的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
经红石峡点燃的革命火种在党中央的正确指引下，燃向大江南北，燃遍全中国。红石峡的红色不仅仅是因为含铁高，更有300多万铁骨铮铮的榆林人民革命精神和2万烈士的鲜血共同映染了红石峡。使其不仅汇合了世界几大文明，而且注入了中国革命的红色基因，构成了上下几千年，聚焦国内外多种文明，色彩斑斓的文化宝库。没有红色基因，红石峡的文化地位就没有那么高。就石窟文化，有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等等。就石刻文化，差不多全国各省都有，其中著名摩崖石刻区就有陕西汉中、山东泰安的泰山、掖县的云峰山、湖南祁阳的浯溪、江苏镇江的焦山等等。而石窟文化、石刻文化、红色文化，三位一体的只有红石峡。红石峡不但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五大宗教信仰，更有共产主义信仰，使得多种信仰集于此峡，实在是人类思想渊源的巨大宝库。
站在红石峡“红色会议”的会址前，我陷入了深思。红石峡红色文化的地位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上。如果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那么红石峡会议挽救了陕北、挽救了陕北根据地。遵义会议清算了李德等的错误路线，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红石峡会议批判了杨国栋的右倾错误，确立了刘志丹的领导地位，从此，陕北革命根据地才逐步巩固发展壮大。如果说陕北革命根据地接纳挽救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那么，红石峡就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火种，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没有全中国，没有红石峡就没有陕北革命根据地。因为，陕北特委第一次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错误或部分错误的，而陕北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已被实践证明而不争的事实。因此，理解红石峡的红色文化，要放到陕北革命根据地，放到中国革命的大格局中去理解。
追忆陕北革命斗争史，我被中国革命的熊熊烈火彻底燃烧了。刘志丹、谢子长、李子洲等革命先烈鼓励我把红石峡的红色文化继续写下去。
本来，对红石峡的考察极为肤浅，而且其文脉远未理清，就此动笔，难免错讹之误、疏露之差。但写作的冲动实在按捺不住。只好停下考察，匆匆动笔，撰此三篇。待后兴致，再去考察。毕竟那里有我的向往、有我的追求、有我难以割舍、难以放下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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