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司令说,他希望全体新战士在这座革命大符文熔炉在哪里什么

江西省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
江西省领导走访慰问部队官兵
  日18:06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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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5日下午,省领导孟建柱、黄智权、王君、傅克诚、吴新雄、彭宏松、钟起煌率江西人民春节慰问团顶寒风,冒冬雨,走访慰问驻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向驻赣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全体指战员,向广大烈军属、革命伤残军人,退伍红军老战士,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柱和随行的省政协主席钟起煌,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陈达恒,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余欣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家明,率慰问团走访慰问了省军区教导大队,看望了新战士。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陈礼久,省军区司令员郝敬民等率领干部战士,热烈欢迎慰问团的到来。  孟建柱、钟起煌一行与教导大队指战员们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孟建柱指出,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全省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解放思想,扎实工作,经受住了非典、洪涝及严重干旱等三大严峻考验,全省朝着在中部地区崛起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全省人民奋力拼搏、奋发努力的结果,也凝聚着驻赣部队全体官兵的辛勤汗水和无私奉献。江西人民不会忘记,人民子弟兵心系老区,积极投身“三个文明”建设,在扶贫帮困、抗洪抢险、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当模范,挑重担,树形象,为促进江西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作出了突出贡献。  孟建柱强调,新的一年里,各级党委、政府要继续发扬优良传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牢固树立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协调发展的思想,增强国防观念,支持军队现代化建设。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的血肉联系,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开展双拥工作,使双拥工作紧跟时代步伐,再上新的台阶。  慰问团一行十分关心来自全国各地的新战士的学习、训练情况。孟建柱说,省军区教导大队是一个具有光荣传统的“拥政爱民”先进单位,希望在这里受训的新战士们在部队大熔炉里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学好政治理论,学好科学文化知识,苦练军事本领,为保卫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副书记、省长黄智权和随行的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董君舒,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彭生,副省长凌成兴,省政协副主席韩京承等来到空军驻赣某部和省预备役师走访慰问,向部队官兵致以亲切的新年问候。  在与空军驻赣某部官兵座谈时,黄智权对部队取得的优异成绩连声称赞,他说,空军驻赣部队组建以来屡建战功,在新时期,通过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加强飞行作战训练,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加强基层建设,加强日常管理,各方面又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为我国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部队与江西人民保持着深厚的鱼水深情,积极投身“三个文明”建设,为江西的改革、稳定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希望部队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五句话”的总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确保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新的一年里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随后,黄智权一行来到省预备役师走访慰问。在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陈礼久,省军区司令员郝敬民的陪同下,黄智权一行深入新兵连宿舍,关切询问新兵们的训练、学习和生活情况。在与预备役师官兵座谈时,黄智权对部队全面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予以了充分肯定,他要求预备役师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预备役部队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一流预备役部队”和提高“快速动员和遂行作战任务能力”的目标要求,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刻苦训练,争取更大的成绩。他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继续发扬拥军优属的光荣传统,一如既往支持部队建设,优先解决部队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省委副书记王君在南昌走访慰问了部队基层官兵,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向广大驻赣官兵致以亲切的节日问候,祝大家新春快乐。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用和,副省长胡振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王林森,南昌陆军学院院长陈东祥等陪同走访。  王君一行先后来到南昌陆军学院和省边防总队,看望驻赣官兵,对官兵们为江西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刚刚过去的2003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紧紧围绕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扎实工作,经受住了非典疫情、严重洪涝和罕见干旱的考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这是全省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也凝聚着驻赣官兵付出的辛勤劳动。在新的一年里,希望驻赣广大官兵和全省人民一道,按照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的要求和部署,为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做出更大的贡献。  省委副书记傅克诚在南昌走访慰问部队基层官兵。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舒晓琴,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英培,副省长危朝安,省政协副主席黄懋衡等陪同走访。  傅克诚一行先后来到南昌市消防支队昌北大队、空军驻昌雷达某部战勤连,仔细察看了部队活动室、荣誉室、战士宿舍,关切地询问战士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认真听取了部队领导的工作汇报。傅克诚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向部队官兵致以新春的祝愿。对省消防总队和雷达某部近年来在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促进我省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等方面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强调,春节来临,我省的消防工作任务很重,广大消防官兵要不断提高战斗力,为预防和扑灭火灾、减少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损失作出新的贡献。雷达某部进驻江西已近半个世纪,为现代化国防建设作出过很大贡献。各级党委、政府要一如既往地支持、解决部队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保证部队中心工作和重大任务的完成。  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吴新雄和随行的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仲平、张海如,副省长孙刚,省政协副主席黄定元一行前往省武警总队、武警指挥学校走访慰问。每到一处,吴新雄一行亲切地和官兵们一一握手,代表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向大家致以新春佳节的问候和祝愿。  在省武警总队总队长崔阳生、政委张生枝的陪同下,吴新雄一行进营房和宿舍,看望警卫中队官兵和学员,和官兵们一起观看文艺小分队的精彩表演,观摩学校科技强军的教学演示。吴新雄指出,去年我省经济建设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这其中有着驻守江西各地的武警部队的一份功劳。哪里有危险,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武警战士的身影。在经济建设中,武警官兵维护了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保护了来之不易的建设成果。他说,部队是个大熔炉,希望武警总队一如既往地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五句话”总要求,从严治警,不断提高科技练兵、科技强军的水平和部队战斗力,为江西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发挥更加积极的保障作用。  省委副书记彭宏松一行先后来到南昌军分区、驻南昌铁路局军代处和省警卫局,走访慰问了部队官兵,听取部队有关情况汇报,询问官兵的生活和训练情况,并与部队领导座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文甫,省政协副主席刘运来,省军区纪委书记、副政委石成林等陪同走访。  彭宏松说,2003年,江西省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这离不开部队官兵们的贡献。南昌军分区和民兵组织在参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驻南铁军代处在江西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尤其是在防非典时期功不可没;省警卫局的各项警卫任务也完成得非常出色。他强调,在新的一年里,驻赣部队和武警官兵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继承和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为江西的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为维护全省的社会稳定和实现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作出新贡献。(责任编辑:沈玉婷)(稿件来源:江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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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金鸡岭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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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序曲一据有限的史料推断,我是我们那个家族走向军营的第一人。我的曾祖父是以开“子曰厂”教私塾为生的;我的祖父是大字不识一个的职业长工;我父亲读过《四书》,因为识得不少字,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村上任会计。在曾祖父之前,据一些碑文记载,无非是“耕读传家”之类的文字,并无“投笔从戎”之类的言词。推测其原因,可能一是因为中国的古训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二是家居山野之中,信息闭塞,与外界往来沟通很少,养成胆小怕事的习性;三是世代单传,为延续烟火而为人谨慎,秉承“君子不立危墙之下”的古训而自保自爱吧!听父母讲:1933年红军来到家乡,我爷爷吓得躲到一个山洞里不敢出来。他不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长工还怕红军干吗呢?他要是勇敢一点去参加红军,我们不是就更加“根正苗红”了吗!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就有当兵的理想。记得还是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文题是“我的理想”,我写的就是做梦当上了解放军,而且还参加了解放台湾的战斗,颇得老师好评。上个世纪60年代,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儿童文学》等刊物上有类似的文章,我也是模仿借鉴而已。1968年年初,我想去当兵,那一年是铁道兵,可父母以我年龄小而不让我去。加上征兵体检那几天天气异常寒冷,我也就放弃了那个念头。到了那年年底,又要征兵。开始我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是谁给我报的名。到通知我参加体检时才知道征兵的事,又是天气和父母的原因,第一次没去参加体检;过了几天,有体检复查的,又通知我去。我这才如梦刚醒,向父母提出我要参军的强烈愿望。父亲说:“你到生产队去借得到钱你就去,借不到钱就别去”。我就到生产队出纳那里去借钱,还鼓动出纳的儿子跟我一块去体检。这一招很奏效,竟然借到2.5元人民币,第二天与出纳的儿子一起奔向县城参加入伍体检。在去县城的途中还碰上了小学同学刘天祥等,他们也是去参加体检的。80多里山路走整整一天,下午六点前后才走拢县城。第二天的体检搞了一整天,直到下午五点才透完x光。出纳的儿子因从小抽烟,没过几关就被刷下。我和刘天祥则是过了所有体检关的。体检一结束,我和天祥就急急忙忙地往家里赶,走到竹子坎天就黑了。又摸黑前行,走到秦家坝就再也走不动了,就找了个人家住下来。那家的女主人娘家与天祥家住在一个院子,平时也有交往,就留下我俩并用苕叶子稀饭款待我们。那年头有稀饭喝算是幸运的了。吃完饭就与那家的儿子挤在一个床上睡觉,那孩子年龄与我们差不多大,好象那年也参加了参军体检。三个小伙伴说了半夜的话就稀里糊涂地睡着了。等到一觉醒来,太阳已晒屁股。我和天祥就急急上路往家赶。走到半路,遇上父亲去麻石赶场。他问我体检怎么样?我说过了所有的关口,到底咋样,还不知道。父亲也没多说啥,就往赶场的方向走去。我们也就继续往家的方向走去。人一旦有了一点希望,就会生活在期盼和等待中……。二1969年春节刚过不久,就不断有消息传来:我当兵体检合格。因非确切消息,我一脸无所谓的表情,但心里还是暗自高兴,毕竟还有希望。日,收到民兵排长送来的入伍通知书。在这节骨眼上,母亲不同意我去当兵,父亲态度暧昧,我心里有些着急。本来通知要求3月9日到县城报到,可9号那天并没有出发。就在那天下午,我舅舅来了,我感到事情会有转机。就陪舅舅到山上去砍柴。舅舅问我是否愿意去当兵,我说我非常想去。舅舅心中有了数,就去做我父母的工作。舅舅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才安排工作的,正好现身说法。讲了当兵的若干好处,那一年是海军第一次在本县征兵,又说海军比陆军还好,天天吃面包喝牛奶……。大约舅舅已说得唇干舌燥,父母终于有些动容,最后就勉强同意了。父亲说他是中共党员,也不是不同意我去当兵,而是当兵要走了都没个干部来说几句安慰的话。那时正处在“文革”时期,谁来管你这些事呢?很多事情都是“造反派”在做主,那些人哪会考虑得那么周到呢!日那天,天气晴朗,宜于出行。母亲很早就起床做好了早饭,然后又躺到床上,可能是在怄气。我和父亲、舅舅等忙忙地吃了早饭,就起程上路往县城进发。临走时母亲哭了,大家的心情一路上都是闷闷不乐的。中午在竹子坎吃午饭,记得每人喝了两碗稀饭就又继续赶路。下午六点才到县城,急急忙忙去报到。那负责报到的人说你们怎么现在才到,如果再晚十分钟就要截止报名了。我们说路途太远,已经走了一整天。那时不通公路没车也确实太难了。好歹报上了名,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日,是参军入伍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那一天脱下穿了将近18年的老百姓衣服,换上了海军的灰军装,虽然没有帽徽领章,虽然衣服太大不合身,但也觉得够神气的。换装后,背起背包到县城的大操场集合,县武装部长武喜玉和接兵的团长讲话,没有麦克风听不清楚,也不知道他们讲的啥。只还记得我们那个新兵连的领导有连长黄炳华、指导员吉荣生、副连长宋达武,排长曾克兴及另一个姓徐的排长。3月12日在县城呆了一天,碰到一些初中的同学,他们是当时的“造反派”,正在准备等接兵部队一走就要发动下一轮攻势,满县城都充满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火药味。日,在全县城老百姓的夹道欢送下,我们450名海军的新兵踏上了前往部队的征途。另有50名水兵是提前一天走的,他们去的是东海舰队的岱山。我们一行人排着长长的队伍,从武装部出发沿县城南街走到西门码头,坐趸船到河的对岸,然后坐上解放牌的大卡车往巴中方向进发。平生第一次坐车头晕脑胀的,待下午到巴中时一下车就哇哇直呕,抓肠拧肚的难受极了。在巴中呆了一个晚上,次日继续坐卡车往广元。下午到了广元火车站,乘上了拉牲畜的“闷罐子”车。“闷罐子”车经西安、郑州、武汉、柳州于3月20日到湛江。到湛江后各部队分兵,记得我们的新兵连长黄炳华和高炮八团的赵排长吵了起来,原因是为争一个他们认为的好兵,那个兵最后还是到了我们团里。分兵结束,就把我们拉到舰队在湖光岩的农场去围海造田。从军之路才刚刚开始。三中国的“文革”时期,到处都有农场。这些农场的主要功能是教育“老干部”,其次也是为了收获一些粮食。那时,南海舰队在湛江湖光岩也有一个农场。不知是农场人手不够,还是想获得一些廉价的劳动力,那一年的新兵都要到农场劳动10天。我们是日到达农场的。农场那一排排的草房是早就盖好了的,新兵们都暂时在那里安营扎寨。因为都知道是临时的任务,所以谁也不发杂音,那年头也没人敢说个啥的,新兵也都还算老实。21日先休息一天,发给每人一个月的津贴6元。大家就三五成群地到湖光岩的街道上去买一些牙膏肥皂之类的日用品,并四处走走看看,一切都是新鲜诱人的。从山沟里来到大海边,举目一望好似来到另外一个世界,新奇的东西直往眼帘中扑来。一天下来,仍是意犹未尽。我们到农场的任务主要是“围海造田”。就是待海水退潮后在海边用石头筑起一道挡水的大坝,使海水不再往里冲击,然后将那一片海滩改作田地来种粮食。这事要放在当今就会有人说是破坏生态,可那时还算是“一场革命”,还得“革命加拼命”地干,无知啊!我们那个班的任务是负责帮厨。一个班大约是7个人,班长向此中,副班长赵明文,还有我、李能强、薛尚书、秦武元等;伙房师傅是两个地方的老同志。我们每天只是帮忙淘米、洗菜、劈柴及往工地上送饭,比起“前线”的战友们算是轻松多了;他们每天下工回来都跟泥猴似的,一个个累得弯腰驼背的样子,都挺羡慕我们几个帮厨的。我们有时送饭到大坝上,也能看到他们与大海奋斗其乐无穷的壮观景象。有时大坝还未砌好就涨潮了,他们就会泡在海水里继续战斗;副连长宋达武更是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时他还会从海水里抓住螃蟹把它生吃掉,我们山里来的人都感到诧异,那也算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吧;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直到深夜才收工。记得还给围海的部队放了一场电影,也是在大坝上放的,内容好象有毛主席接见外宾及南京长江大桥竣工等,都是一些非常革命的激荡人心的场面,无非是红旗呀口号呀等等;电影场还时不时有口号声响起,大家高呼毛主席万岁。那年代就那样子,也无须为怪。也不知围海造田的任务完成没有,4月1日我们就从湛江港乘登陆艇前往海南。8个小时的海上行程,叫人终身难忘。南海的浪涌无情地折腾这些山里娃,一个个呕尽食物呕清水最后呕的是黄胆,浑身冒汗瘫作一堆。我在气力全无的时候还在想幸好没有福气去当水兵,不然这日子没法过;登陆艇上的兵也有呕的,但他们呕后还得工作,可能是长期锻炼的结果。下午五点前后到达海口,住在兵站的一间大屋里;4月2日从海口起程往陵水,下午三点左右抵达,老兵们在大门外的公路上列队欢迎新战友,有锣鼓有标语有口号,叫人倍感温馨。这时候,我们才算是雷达六团的一员。四我们那一年新兵入伍训练的时间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共只有17天。日到团部,全连约60多个人住在团部大灶那间很大的空屋里。4月3日上午发放服装及领章帽徽,还有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胸牌等,下午则整理整理个人物品,到团部旁边的河沟里洗洗澡……。4月4日搞体检复查,我们班一个叫秦武元的被查出有肺结核,被退回了地方。4月5日正式开始训练,训练的主要内容一是天天读,二是队列训练,三是实弹射击。天天读是以班为单位找个树荫下围在一起读一篇《毛选》中的文章或《毛主席语录》中的几段语录,然后东拉西扯地讨论;连里很少上政治课,有时搞个晚点名讲讲纪律而已。队列训练是以每天早上的早操为主,以排或班为单位在团部大灶前的草坪上练习各种队列科目。最后一周练习实弹射击,每个班一支步枪,先由连排干部讲射击要领,然后分班轮流练习瞄准;瞄了几天,就到团部东南面的一个山脚下进行实弹射击,每人3发子弹,大多数人都能打个及格以上。新兵连的食堂在团部电话排对过的树林里,搭有临时的石棉瓦房子。伙食不太行,很多时候大家都得用酱油泡饭才能下咽。炊事员老兵好象有一个是安徽人,他叫我们四川兵为“小锤子”,后来混熟了我们就叫他是“稀饭”,因为安徽兵爱喝稀饭。虽然伙食差点,但连队领导对大家还是很友好的,态度非常和蔼,一般不怎么训人。尤其是连长黄炳华、副连长宋达武和排长曾克兴待人都不错,有时他们买的西瓜还给新兵来一块,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那位姓徐的排长则要严厉一些,动辄训人,好在他不是我的排长。新兵刚到海南气候不适应,很多人都要掉蛋皮,奇痒无比,一挠就会出血;到卫生队去看,医生用水杨酸给你搽,疼得钻心,再吃点核黄素几天就痊愈。那时我屁股上还长了个疖子感染了,肿得老大,有几天操都不能出,多亏领导和医生的关照,总算挺了过来,很快就恢复了健康。4月19日团军务股来人宣布训练结束,把大家分下老连队。说实话,那时我最向往的是放电影和开汽车,学个技术回到地方能派上用场,但是未能如愿。宣布时,连长可能是故意要来点幽默。先宣布的是去“红旗劳动大学”和“红星劳动大学”的人员,大家都在心里羡慕,想到一当兵就上大学多好啊!谁知道原来“红旗”是去工建队打坑道,“红星”是去生产队劳动。我的新兵班长就打坑道去了,领导私下对他说去好好锻炼然后会重用他,可他去后就“破罐子破摔”,当了两年兵大部分时间都在泡医院。他就是连长在湛江分兵时争过来的那位,他有些自以为是所以会是那样的结局。4月20日,一辆卡车载着20多个去鹿回头和金鸡岭的新兵从团部出发……一个县的老乡就这样分散到六团的各个连队。下到火热的战斗的连队,投入到血与火的熔炉里,一步一步地向一个真正的战士的标准迈进……。(2007年7月11日—14日.博客)金鸡岭印象一金鸡岭是海南岛莺歌海边的一座小山,是我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阔别金鸡岭已近30年了,金鸡岭却时常在我的梦中浮现。初识金鸡岭是日。那一天早晨,我们一伙结束新兵训练的新兵自陵水三才的雷达六团团部乘卡车前往各自的连队。卡车途经三亚鹿回头往乐东黄流金鸡岭,在凹凸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几个小时,大约于下午五点前后抵达。连队有老兵列队欢迎新战士的到来,心里感到温馨。那天的晚餐有空心菜,味道不错。平生第一次吃空心菜,所以记忆深刻。那时,金鸡岭的雷达连是雷达六团四站,对外寄信称乐东黄流64号信箱。我被分配到四站三排(也称843排)操纵班任操纵员。当时排里的人员组成大约是:排长黄国强,雷达技师向详训,油机技师刘玉成;操纵班长郝宝何,油机班长梁志宏;操纵员陈永良、武军(兼雷达技工)、赵金祥、钟玉明,油机员刘英平。同我一起分到三排到油机班的是我的同乡余海长(已于1983年病逝)。那时的部队风气纯正,干部老兵非常关心爱护新战友。军事训练手把手地教,政治学习鼓励多发言写稿子,有空就带去种菜、割扫把草或打扫连队厕所,生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怀……初识金鸡岭,金鸡岭就让我终身难忘。二部队是锻造人的大熔炉,金鸡岭雷达连更是熔炉中的佼佼者。我是日到雷达四站的。在老兵及首长们的关心下进步很快。是年8月加入共青团,12月加入中共党组织,70年1月成为一号班,71年成为连队党支部组织委员。71年3月,排长黄国强提到连里任副指导员,老班长郝宝何复员了,我于此时担任操纵班长同时负责排里工作。班里三位天津68年的战友都很支持我的工作;又分来几位新战友,他们是:杨惠忠、卢思权、彭富仔、李慢生。杨、卢、彭后来都提了干部,慢生则是一个聪明的调皮捣蛋鬼,常常令人哭笑不得。如果按原有的进步速度,本来在71年下半年可望正式提为排长,由于受林彪事件影响干部指标冻结,直到73年7月才享受到23级的干部待遇。而且那一批干部指标是舰队特许的,全团仅四人。另外三人是:周希省、文国雄、杨德书。大约是72年的时候,指导员陈福瑛调424医院任协理员,方公毅来连队任指导员。老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写得一手好钢笔字,上课一般不备课,嘴特能吹,只是普通话中的广味较浓;老方带领大家改造营区环境,把原来的斜坡改成台阶式,铺上草皮,种上花及不少果树,营区面貌焕然一新;老方还带领大家挖鱼塘养鱼改善连队生活;为改善连队住宿条件,老方带领大家上山砍葵叶盖茅草房,把连队原来的上下铺全部改为单人铺,以免夜班交换时相互影响。老方也有缺点,比如爱开小灶,比如自负清高,比如连队班子不团结;因为这些,老方后来去了西沙雷达连并在那里转业。前不久去北京听说老方已作古,很是感叹了许久。自古红颜薄命,岂料多才也薄命,上天真是不公。我是1973年3月到连队任副站长的。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不愿从山上搬下来,站长吴敬彬就叫排里的战士把我的被子卷了下来放到连部,赶着鸭子上架;其实还有另外的原因,就是843排不上夜班,连里要上夜班,我这人比较懒,如此而已。后来,我的同乡一排的油机技师赵明文也到连里任副指导员。从此,就与王志涛、吴鎏、赵明文同处一室住了好多年。我们也就成了老方开小灶的“同流合污”者,自然还有何家积、陆小惠、曹桂生、裴家礼等一些“帮凶”;标记班的寇立言也隔三叉五来蹭几口酒喝,上次到北京他还说起此事,挺自豪的语气。三金鸡岭的夜是宁静的,但夜的眼睛却是大大地睁着的。那时,金鸡岭雷达连有三个雷达排,一个指挥排,加上后勤人员约有70人上下;全团比较人数仅少于指挥连,算得上一个大站。两部警戒雷达24小时轮流开机,测高雷达是待命开机。雷达兵最辛苦的是值夜班。海南天气炎热,前半夜无法入睡,后半夜要上夜班,瞌睡就像吊在眼皮上似的,随时都可能进入梦乡。但一想到军人的责任再困也要振作精神投入战斗。那时,美国人正在轰炸越南,军情异常紧张,有时一天要跑好几次警报。1970年的2.10空战,就是我们雷达站及时发现了第一点空情并连续跟踪,为我海军航空兵击落美军高空无人驾驶侦察机提供了可靠情报。此次空战全连荣立三等功,406排的陈星山荣立二等功还受到海军首长的接见。空战后的第二天,林彪在北京讲了话:“我们已经有很久没有打下过飞机了,向海军全体指战员祝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击落敌机的消息。1971年大约也是2月又为广西空军击落敌机提供了空情,843操纵班荣立集体三等功。那时正值“文革”期间,除了紧张的战备外,政治空气也很紧张。毛主席只要一有最新指示发表,就要学习不过夜。连夜紧急集合传达学习讨论提高思想认识。从山上到山下的路白天都很难走,晚上不准用光亮就只能摸黑凭着感觉行进,摔交或被荆棘刮伤是常有的事。那时的政治学习时间比军事训练时间多。一周大约有五天都要“天天读”,即天天学习毛主席著作。带问题、选武器、找靶子、挖根源、论危害、看效果,斗私批修;争“四好、评五好”谁也不甘落后;军训则是见缝插针抽挤时间搞,否则就会说你是“单纯军事观点”。尽管如此,在战备值班上是谁也不敢马虎的,因为雷达兵一上机就等于上了战场。老兵带新兵就要天天念这道“紧箍咒”。金鸡岭的战斗生活是火热的,也是难忘的。四金鸡岭也有郁闷的时候,雷达站的路也不光是坦途。金鸡岭雷达站确实有辉煌的历史。曾是多年的“四好”连队,受到过海军表彰;连队团支部是海军表彰的先进团支部,团支部书记汤斌武到北京开会还参加过国宴,他回来说国宴是花架子吃不饱;还屡立战功,是一个英雄连队。但也有走悖运的日子。大约是1972年的上半年,有一天连队正在金鸡岭山下组织实弹射击。到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几个人抬着一个人向射击场走来。待其走近,那些人说你们打靶打伤人啦!组织射击的站长不管三七二十一当即决定将伤者送往海军425医院抢救;还组织20多名战士随到医院准备输血。连队到医院有100多公里的路程,到医院伤者已气若游丝,抢救无效死亡。部队负责安葬并赔了钱。后经调查,被子弹击中者是一个70多岁的老头,在家生病3年多未曾出门。那天,老头感觉精神尚好,即出门去犁田,不巧却被子弹击中脑侧耳后。犁田地点距射击场约有两公里。后据专家分析,可能是子弹打到山上的硬石头上起了加速作用后转弯击中老头。不然神枪手也没有那么准的枪法。唉,也是合该有事。1977年夏天,连队组织野营拉练近1个月,连队只有很少人留守。待拉练回来后连队井水已臭。那天下午,教导员老吕就组织一些人去淘水井。淘井时,有的在井下挖泥沙用畚箕装好叫井上人拉上来;有的在修抽水机准备往伙房送水。不料抽水机漏电,将在井下挖沙的一个战士击倒,井下两人另一人却安全无恙只是受到惊吓,当即将伤者送往就近的盐场医院抢救。最后,抢救无效死亡。为此事,教导员、指导员、副指导员(油机技师出身当时在修抽水机)都受了处分。那个倒霉的时间是:日17点07分。还有一件事虽与连队无关,但却对连队有影响,因为附近老百姓的心中只认雷达站,不知道其他。当时营部住在四站,约是1974年的夏天,天热难耐。一位副营长在深夜时分耐不住性饥渴的煎熬,跑到附近的盐场家属区去“打游击”,被人发现追赶。第二天,老百姓告到团部,团里派人下来调查处理。结果是,确有不轨行为但并未得手。真是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臊。那位副营长被撤销职务按老兵复员处理。处理确实有些重,但足为好色者诫!金鸡岭,不会忘却这些!五金鸡岭是战略要地,金鸡岭也独俱诱人的魅力。日,大约在四、五月份前后,江青来到过金鸡岭。陪同江青前来的有当时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及海军、广州军区、南海舰队、榆林基地的负责人;在之前的两天,团部来人督促打扫卫生并讲一些注意事项。全连上下忙活了几天,铲除营区的杂草,把男女厕所打扫得干净透亮,把连部的办公桌搬到金鸡岭山上拼在一起,在二排所在的位置设置了一个观察哨,其意是便于首长登山了望;连队从领导到士兵都处在亢奋之中。那一天,江青一行来了。全连上下正列队准备欢迎,黑色的红旗轿车在营区绕着一个高大的语录牌转了一圈,江青本来想下车,却被保卫人员阻止。红旗轿车开走了,欢迎队伍解散。忙活了好几天就这样打发了,说实在的,真有些不敢怒也不敢言。因为谁也没有吃过豹子胆。江青一行是从三亚坐专列过来的。离开营区后去了停在406阵地边的专列上休息。江青在休息时被“呜呜呜”的声音打扰,便问声音从何而来。原来是406雷达正在工作天线马达的声音。保卫人员即令雷达关机,雷达操纵员请示到连队指挥室,值班领导请示到团情报站,情报站同意关机。为这事,在“四人帮”倒台遭批判时还成了一条破坏战备的罪状,新闻干事写成批判文章登在了《解放军报》和《海军报》上。这事有些小题大做了,因为雷达是一个覆盖网络,这里关机那里就会开机弥补,不会有太大漏洞。江青那天的午饭是在连队的食堂做的,不过其炊餐用具和水都是他的厨师团自带的,据说用的是青岛崂山的泉水,不知确切也否。那天下午,江青一行到莺歌海盐场视察。盐场的蔡场长从未见过如此阵势,听说中央首长来了,急急忙忙就往那些大肚皮奔去,经人提醒才知道是江老娘。老蔡头上的汗珠直往下滴。老蔡是青岛人,江青还和他拉起了老乡。听说江青来金鸡岭之前去了鹿回头,车过山下时几个战士正在洗澡。战士为了看希奇,来不及换衣服穿着裤衩顶着一头肥皂泡就在红旗车后面追赶。为这事还挨了通报批评。后来,江青回到北京,灵感突发,给林彪拍了一张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照片登在《解放军画报》上。到那一年的9月13日林彪就命丧蒙古的温都尔汗。这是金鸡岭的耻辱,还是金鸡岭的荣耀,金鸡岭无法选择。六金鸡岭是一座长满灌木丛的小山,因为离海边近所以显得高。据说金鸡岭山上过去是长满大树的,因为那些树会招来雨,对盐场的生产有影响,于上个世纪50年代全被砍伐光了。后来在山下种了一些马尾松,可长得很慢。金鸡岭因何得名无可考证,但金鸡岭确实适合养鸡。那时在山上的两个雷达排都养了不少的鸡。843排的鸡长势犹好且多。鸡们主要吃树丛中的小虫子和一些剩饭剩菜,那些鸡只要一听到敲打脸盆的声音就会飞快地从树丛中跑出来对那些食物你争我抢。战士们用包装机器的旧木板给鸡钉了个大大的鸡窝,可鸡并不愿意住到鸡窝里,而是住在鸡窝旁边的树上。鸡多了就捉到连队炊事班给全连改善伙食,鸡蛋则是排里私有的归全排享用。一次,两只大公鸡打架,互相追逐,不肯罢休,直打得双方头破血流,脑袋肿得老大,最后双双死去。估计它们是为争夺“鸡帝”而陨命沙场的。排里还在山上养了几只狗,每只狗都有一个好听的名字。狗能在夜间协助守夜,使大家保持警惕。不过狗繁殖多了也要选一些呆头傻脑的送到连队用于全连解馋之用。那位江苏籍的指挥排长是屠狗高手,每次都是他来行刑。连队有一只叫“爱克”的酷似狼狗的大狗,是教导员最喜欢的。“爱克”没有死于屠刀而是老死了的。连队在山上还有一群山羊,平时不用管,任其自由繁衍。到过年过节则派人带上狗去抓几只下来会餐加菜。部队生活虽然艰苦,但其中也有无穷乐趣。七金鸡岭雷达站的炊事班是谁都想进可又是不一定能进的地方。那是培养入党对象和干部苗子的摇篮。我在金鸡岭的十年前后两次进炊事班工作,时间长达9个月。第一次是1969年9月至12月,作为入党对象到炊事班接受锻炼和考验。炊事班工作比班排是要辛苦一些。早上五点就要起床做早餐。早餐一般是米饭、稀饭,咸鸭蛋或萝卜干或辣丝菜或豆腐乳。早饭结束马上准备午饭。午饭以米饭为主,菜有一荤一素加汤。晚饭大多是米饭,改善时有馒头、包子、面条、油条、烙饼或其他面食,节日则杀猪包饺子,包饺子炊事班只管剁馅和分面粉,包和煮班排自己负责。晚饭后要劈木柴直到晚8点前后,不能参加其他体育活动。炊事班最难的工作是分菜,弄不好全连都会对你有意见,主要是给领导、熟人或老乡多一点或挑几块肉之类。刚到炊事班老兵滑头就叫我分菜,分菜就分菜,埋头不看人,不管是谁一视同仁。这样反而大家没有意见反映挺好。看来不平则鸣是有道理的。我的一个同乡叫蹇明怀也在炊事班工作,一天中午部队还未开饭他就先吃了起来。指导员问他为什么先吃,他说:“报告指导员,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指导员无可奈何地笑笑走了。这人后来到406排当操纵员,文化不高但挺聪明。炊事班后面有一条污水沟,沟里常有老鼠活动。教导员没事时就拿气枪躲在那里打老鼠,有时能打好几只,老鼠也是可以吃的。教导员年龄大些牙齿不好,有时连队伙食不行,他就拿报纸点燃烤自己买的咸鱼干下饭。因为连队没有干部灶,有不能单独给他做菜。如果谁有病时,可以做病号饭。病号饭多为鸡蛋面条,不习惯吃面食的则是蛋炒饭之类。连队的副业生产搞得很好,在全团都有名气。有的同志因为种菜突出还立了三等功。连队分管后勤的王志涛副站长工作认真负责,常发动炊事班自己腌咸菜、做豆腐,改善连队伙食,以安军心。绝大多数时候连队的伙食还是说得过去的。炊事班是半个指导员这话一点不假。我第二次进炊事班是1972年下半年,843雷达进厂大修,我们全班没事干,连队就安排到炊事班工作。因为是老兵了,炊事班的同志挺关照,但自己也决不摆架子,照样严格要求自己,同大家一起吃苦流汗。在那期间,有时连队又抽出来去帮助黄流公社训练民兵,那年10月又到山东文登接新兵,接兵回来又在老机场训练新兵。训练新兵结束又回到炊事班。不久雷达大修回来,就离开了炊事班,那已是73年的上半年了。前后时间加起来约有9个月。73年的7月我被正式任命为843排的排长。炊事班还真能锻炼人,我的面食技术就是在那时学会的。八海南古称蛮荒之野,瘴疠之地。是封建王朝流放有罪之人的去处之一。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就曾在海南的儋州流放过,现有“东坡书院”存焉。金鸡岭所处的乐东境内更是瘟疫猖獗之地。据说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一些南下干部在那里搞土改,因水土不服而感染疾病又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往是十死七八。尽管后来环境条件有很大改善,但我却是领教过的。决非危言耸听。1978年的夏天,大约是在7、8月份的样子,我带队前往乐东的福抱农场砍伐木柴。一共去了12个人,进山前人人都服用了“防疟二号片”,且每天晚上都要扎好蚊帐。一共呆了10多天,砍伐木柴30余卡车,够连队烧一两年了。砍伐木柴非常辛苦,早上从农场出发,午饭在山里吃干粮,晚上又回到农场驻地。山里气候多变,时晴时雨,大雨一来个个都成了“落汤鸡”,虽不冷但衣服紧贴在身上非常难受。小溪沟涨水不一会就漫到平地,脚踩在水里哗哗直响。雨太大时就在大树底下暂避一避,讲讲笑话,放松放松。山脊上的树是不能砍的,那是农场的防风林带。山凹里潮湿,很多树上都长有像马蜂巢似的蚂蚁包。蚂蚁一旦受到惊动就会倾巢出动向人发起攻击。海南曾有蚂蚁咬死小孩的传闻。所以有蚂蚁包的树是决不能动的。砍树回到连队一周,12人中有6人发疟疾打摆子。我是发作最厉害的一个,可能因为我年龄大些。打摆子高烧在39度以上,高烧过后是持续的低烧,人浑身无力,皮肤好象被什么蒙住了一样。在连队“医助”处拿药吃了不管用,又到海军425医院去看,恰好那天不发烧,医生没查出来,就只好回到连队。不久又高烧一次,吃药退烧后到海军424医院检查。主诉病情后量体温低烧,住院观察。当晚高烧,确诊为疟疾。住院3个月,基本治愈。后来坚持服抗疟疾的药物3年,再未发过。海南是全国防疟的重点观察点,当时鹿回头雷达连曾有打摆子死亡的病例。能不让人心惊肉跳吗!那年的12月,我离开了金鸡岭,到了鹿回头。离开海南20多年,不知现在打摆子的还多吗?九上个世纪70年代,全球闹地震,金鸡岭也未能幸免。第一次是1970年年初,震源在四川松潘。一处地震,八方恐慌。海南每天都有地震前兆的消息流传,某处老鼠满街乱跑啦,某处大地裂口啦,某处狗乱咬人啦,某处海水暴涨啦……不管是真是假,都要加强防范。宁可信其有,不可说其无。雷达四站就在莺哥海边,既要防地震还要防海啸。连队坚决执行上级的防震指示,不敢有丝毫松懈。连队在营房外的空地上搭起草房,人都住到里面;按照预案人员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有的保障战备,有的负责后勤,有的负责震时的人员转移。那时我还是个新兵,正在炊事班锻炼。给我分配的任务就是当地震海啸袭来时,背起副营长才5岁的小女孩往山上跑。每天都看到莺哥海那边的老百姓往金鸡岭附近的山头上转移,气氛颇为紧张。雷达阵地上加强了岗哨,不准群众随意闯入。那时阶级斗争观念很强,也确实怕坏人趁机破坏。幸好那次地震没来,过了一个多月方才恢复平静。第二次闹地震是1976年的夏秋时节。震源在唐山,河南又发了大水,闹得异常紧张。连队各排又搭起草房搬了进去。那时我在连里任副连长,就和另一位副连长王志涛还有营部书记老康一起在连队的灯光球场边给连干和营干搭简易防震棚。我亲自绘了图纸,从营房周围砍一些马尾松搭起房架,又从石油勘探队借来好多大块的三合板盖在房架上,防震棚就搭成了。在防震棚里住了一段时间,实在太热,有一天中午我和王副连长就搬进水泥房里休息,被下连检查工作的杜副团长发现了,狠狠地批评了我俩。那时好象正在评《水浒》,读了《水浒传》突发奇想,就用粉笔在连干宿舍的门上写下“洒家之舍”几个字。一天杜副团长溜达至此,看了几眼,他读作“酒家之舍”。我害怕他将这几个字与连干常开小灶的事联系起来,等他一走我赶忙擦掉。幸好他没有借题发挥。那时人年轻,也确实幼稚。地震的警报是何时解除的已无从记忆,但那一年灾难的阴影却始终留在人们的心里。地震总算没有光顾金鸡岭。金鸡岭是幸运的!十前几天看电视,看到海南有一个叫龙贡村的地方在2006年遭受龙卷风袭击。一夜之间,一个村庄被无情吞噬,幸好人员伤亡不大。这使我回想起在1975年还是1976年的夏天,金鸡岭所在地的黄流公社也发生过一次龙卷风袭击事件。那是在一天下午的四点钟前后,金鸡岭山上的哨所向指挥室报告:在黄流方向有一根黑色的柱子快速向金鸡岭移动。顿时狂风骤起,天昏地暗,豆大的雨珠砸向地面;指挥室命令雷达关机待命,阵地加强警戒;连队随即通知全连官兵原地待命。一会儿,又接到报告:那黑色的柱子转向海边而去,马上就风停雨住,恢复平静。就在大家稍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接到黄流公社电话:黄流遭龙卷风袭击,要求部队支援。我们随即带领连队人员约30多人前往抢险救灾。大家跑步前进,刚过黄流桥即发现龙卷风破坏迹象。沿公路两侧水桶般粗的大片马尾松在约两米高处被扭断,破坏断面约100米,纵深约两公里;公路上时不时发现有洒落的碎玻璃,可能是路过车辆留下的;受灾区内多处民房屋顶被损坏。部队赶到已无险可抢,也只有安慰安慰,望灾兴叹而已。那次灾情致一人死亡,死者是冲坡粮站的职工回黄流探家,刚到家坐在房檐下休息,被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刮落房顶瓦片砸中脑袋而死。又是金鸡岭的幸运,如果龙卷风不转弯,金鸡岭将遭受灭顶之灾。十一说到金鸡岭,令人难忘的还有马和骡子。在1972年以前,雷达站养着两匹马和一匹骡子。别小看它们,它们可是战功赫赫的英雄。据说它们都是抗美援朝时的战马,驰骋沙场并多次立功,后因年龄太大,才分配到各基层连队养老的。马和骡子都有专门的配给供应,有大豆、大米及草料;连队有专门或兼职的人员负责喂养(一般是文书或卫生员的职责)。每天上午拉出去遛遛,下午则关在马厩中休息。两匹马是不干活的,一是因为年龄和资格,二也是无活可干。放马的文书和卫生员偶尔骑骑代步而已。骡子则是经常要出苦力的。连队有一辆铁制马车,骡子就几乎每天拉着那辆车到黄流去买菜或拉大米,有时还要到火车站接人或接电影组的影片。骡子颇有灵性,在没人押车的时候它能将车上的物资从黄流拉回连队。骡子任劳任怨,从不吭一声,也因此受到全连官兵的尊重爱戴和呵护。两匹马中,一匹枣红马,一匹白马。体格都十分高大,长有长长的鬣毛,昂首挺胸,走起路来踢踏有声,一副训练有素的样子;时不时长嘶一声,犹不减当年雄风。两匹马毕竟是多年战友,终日厮守在一起,高兴时还相互厮咬打闹,欢度时光。虽如此,却因岁月无情,马一天天老了,肩越来越高了,走路越来越慢了,食量越来越小了。有一天,那两匹马都先后倒下了。战士们在营房前操场的边上挖了一个很大的土坑,将它们埋葬。不久之后,骡子也死了,它在死的那一天上午还从黄流拉回一车大米和蔬菜。骡子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部队建设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战士们含泪将它和它的战友埋葬在一处。战士们埋葬的是英雄,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十二说到金鸡岭,不能不想到连队的开心果—阿明。阿明不是连队的在编人员,可他能自由出入营区。阿明出现在哪里,哪里就会有笑声响起。阿明是盐场一个工人的儿子,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他永远长不大,成了残疾人。小小的脑袋,窄窄的小脸,矮矮的个子,纤长的手臂,瘦骨伶仃的身躯,是阿明留给人们的印象。阿明几乎每天都要到连队来玩上几个小时。战士们并不嫌弃他,常逗他的乐子;有时还给他油条、包子及香蕉、西瓜等水果吃。阿明挺开心,也就愿意来。部队操练,阿明就在操场边上比比划划的跟着学;战士们打篮球,他就在球场边上作“裁判”,煞有介事地来回跟着跑;战士们去种菜,他也在菜地边转来 转去;战士们休息时在一起闲聊,他会在你的周围表演一些电影中的动作,逗得大伙捧腹大笑。他最拿手的动作是电影《地雷战》中鬼子偷地雷的做派:先趴在地上,用手作扒开沙土的动作,掏出的不是地雷,而是小孩的“恶作剧”,甩着手连声说“索噶”;还有就是作飞机平飞、俯冲、转弯等动作,张开双臂,不知疲倦地奔跑着。最爱逗阿明玩的是电影组长老何,没事就拿阿明寻开心。阿明常常是带着一身灰土和满脸的汗水往家里走去。阿明人缘很好,如果有时几天不到连队来,就会有人说:“怎么这几天见不到阿明来?”似乎是有些牵挂他;对不认识的人阿明会主动打招呼,还常常伸出他那瘦小的手跟你握一下,动作大大咧咧的,十分好笑。所以,团部机关也有很多领导认识阿明。当今时代,残疾人正在受到社会关注。不知曾经给金鸡岭雷达站带来过笑声的阿明怎么样了?金鸡岭,真叫人难忘!(2007年6月1日——24日.博客)大崖岭小记大崖岭位于陵水场站后面的山头上,是雷达一站所在地。1970年3月前后,我参加了团部在大崖岭举办的雷达技工培训班,时间一个来月。培训班由技术处雷达助理彭洪浦(后来任主任)主持,另有两位雷达技师参加,一位是一站843排的谢德祥技师,另一位是修理所的技师(江浙人)姓啥记不清了。参训人员都是各站派来的入伍才一两年的有培养前途的战士,大约有15人左右。我们四站两人参加,我和武军,都是843排的。一个排参加两人在此次培训班上绝无仅有。培训主要是讲雷达原理、维护及日常故障排除。当兵时初中一年级的文化水平,成天就象在坐土飞机,听不啥懂。什么电磁波发射接收放大,什么米波厘米波毫米波,什么仰角俯角,什么消极干扰积极干扰,等等等等,脑袋都大了。全班也就三五人听得进去,因为68、69年的兵受“文革”影响停课闹革命很多知识都没学。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啊!白天上午先“天天读”一小时,然后上课;下午也是上课;晚饭后可以在山头附近转一转,放松放松。晚上睡觉大家躺在床上要听彭助理讲故事,不讲大家就闹。每天晚上至少讲两至三个故事才能打发那帮人入睡,这是一天当中最高兴的时候。那时讲故事也不敢乱讲,乱讲是会犯错误的。每天都讲也有些难为老彭。老彭是大学生出身,对人很是和蔼,一般不发脾气。可有一天老彭生气了。那天,老彭在黑板前讲课,一个学员用粉笔头打到老彭的背上,老彭转过身来板起面孔,真的生气了。顿时停讲训了大家。老彭的意思是在休息时怎么开玩笑都可以,但上课时不行,课堂要有纪律,也是对老师的尊重。自此之后,上课时谁也不敢再乱来。那位学员是68年的重庆兵,因为与老彭是同乡,所以就敢“肆无忌惮”。一个多月的培训就这样希里糊涂的结束了。回到连队,排长“黄老三”不让我干技工,一是怕一个排两个技工会被调走一个,二是要培养我当排长接他的班。这是后来才知道的,他也是好意。我也确实不是搞技术的材料,干啥都是粗心大意的,技术工作是不能有半点马虎的。不过,通过那次培训对后来的工作是非常有帮助的。了解一些雷达原理可以更好地操纵使用雷达,可以排除一些简单故障,可以在后来当排长时不至于外行领导内行,至少是对电工和无线电学问有了一知半解的了解。学习总会有收获的。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大崖岭。(日.博客)接兵记忆1972年10月,我奉命到山东接兵。我们接兵连的组成是:连长聂炳璋,指导员玄照和,副连长陈大朋,副指导员记不清了,排长有我、王大球、周万启,司务长老鲍(司令部大灶的上士,安徽人),文书杨惠中。那时我是班长代理排长。接兵连在大致坡接受了南航的统一部署和动员,然后前往各自的目的地。南航军务处的马处长在动员中讲到纪律时反复强调不要随便和女性接触,以免说不清。他说:尿尿不疼,臊气难闻。意思是不要吃不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影响部队形象。随后,我们去了山东烟台的文登县。我们的任务是接50个特种文化兵,要求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周万启独自到青岛接5个小兵,年龄在15—18岁。先到当地武装部接洽,然后下到各公社了解兵源情况。那时山东以玉米为主,很少有大米吃。老百姓大多吃地瓜和酸菜。下去的第一天中午在口子公社吃饭,当午饭端上桌子时远远一看像油炸过的馒头,心里挺高兴。等到一吃才是玉米面做的,非常粗糙难吃但也得吃啊!几天后,我一人到了宋村公社,和济南部队接兵的住在一起。吃饭在公社食堂,有好吃的就多吃点,没有好吃的就凑合凑合。体检后就下到预定对象家走访。老百姓非常热情地留吃饭,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都不在群众家吃饭。有时路太远就吃一顿,然后给钱和粮票。群众再三推辞最后往往只收下粮票不要钱。一次在姚山头的渔民家吃海蛰皮,凉拌的,很脆也好吃。渔民的儿子入伍时还带了几斤都叫连长和指导员拿去了。那时山东的苹果价格便宜,才7.2分钱一斤,到果园才5分一斤。不过大冬天的也吃不了几个。宋村公社与拍《苦菜花》电影的塞子公社毗邻,公社武装部那位部长几次邀我去那里看一下,因天气太冷没有成行。公社所在地没有洗澡的地方,只有到距公社7里远的温泉去洗,那地方就叫“七里汤”。七里汤有两个大浴池,部队地方各有一家,部队那家干净一些。往返都是走路,洗完澡回到公社驻地,网兜里的毛巾早就成了冰块,天气非常寒冷。一天与指导员老玄去走访,午饭时间早过,几次有群众要我们在他家吃饭,老玄就是不吃,肚子饿得冒火,心里很是不满可又不敢发作,就在心里骂老玄太倔。回到公社已是下午三点多,天还刮着风裹着雪花。我们在公社的一个小餐馆里喝了二两借着酒兴回去蒙头大睡。北方天黑得早。接兵期间我最有收获的是读了《欧洲哲学史简编》,就在公社所在地的书店里买的。最后我们一行共接了56个兵(包括5个小兵),全部放在南航,我们团一个也没有分到。大约是在72年12月底回到团部,紧接着就到老机场参加训练本团73年的新兵。当兵18年接了一次兵,留下一些记忆,算是一趟美差。(2007年6月14日.博客)老机场练兵1973年1月至3月,在老机场新兵连训练新兵。新兵连组成:连长好象是黎安站的老谭,副连长陈大朋,指导员刘福瑞,副指导员肖顺忠;一排长刘翠才,二排长周希省,三排长王大球,我是四排长;文书杨惠中;司务长刘学军。军务股副股长杨陆国坐镇指导。新兵训练主要是站军姿、走队列、学条例,夜间搞一些紧急集合之类,后期搞实弹射击。训练结束,军务股分兵到连队。如此而已。新兵连伙食较差,不象老连队有节余时不时还改善一下。炊事班有时到附近的小河沟里摸点鱼虾搞点小灶也是常事。新兵中湖南人多,吃辣椒厉害,炊事班隔几天就要到陵水去买大桶的辣椒酱。那一次该四排出公差,就带两个兵去陵水抬辣椒酱,我还买了一瓶酒,不过是果酒。走到半路就在小树林中喝起来,没有菜就用辣椒酱下酒,也别有风味。最让人笑破肚皮的是有个湖南兵队列训练总出洋相,不知道脚手的左右交替,而是一边手脚同时出。怎么纠正都不行,大约给他搞了一周的单兵教练,最后勉强可以。一天晚上,连队搞紧急集合。我排12班班长刘友和背包散了,凉鞋掉了,部队在月光下继续前行,肖副指就在后面帮他收捡。我很生气,讲评时提出严厉批评;第二天是星期天,12班全班不得休息,训练打背包一个上午。还有一天晚上,连队已熄灯休息。排里几个战士总是在被窝里窃窃私语,警告几次效果不佳。我一生气,排里紧急集合打背包,然后拉出两公里远,在一块长满荆棘的开阔地上卧倒匍匐前进。人人都是满头满身大汗,回来睡觉时谁也不再讲话。排里搞紧急集合连队是允许的,二排、三排就经常独自操练。都盼的是手下无弱兵啊!在新兵连期间,学会骑自行车是个人的收获。那时,我和王大球都不会骑车。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到那平展的草地上去自我训练。学到半会时,有几次险些出事。一次是在炊事班对面的斜长缓坡上往下放,车速越来越快,也忘了刹车,直往伙房冲去。那时我别无选择只好纵身跳下,只见车轮在地上飞转,惊出一身冷汗。还有一次是骑车从陵水回新兵连,险些撞到一个老头的屁股。不管咋说,最后总算是学了个八九不离十。新兵训练连晒黑了皮肤,收获了辛苦,在那一年的7月我才成了名副其实的排长。四排能让我记住名字的也就杨自龙、刘友和、秦义明等几个了。老机场留给人的记忆仅是如此的单纯而又简单。(2007年6月15日.博客)西沙海战点滴日至24日,中国海军与南越西贡海军在西沙海域发生了一次海战。在那次海战期间,雷达六团的连队向西沙作了延伸,组建了珊瑚岛雷达连。那时我在雷达四站任843排长,本来是有机会去执行那次任务的,可惜在战斗打响前我探家去了。时间非常紧迫,用电报催回都来不及,就换别的战友去了。这是探家归队后吴敬彬站长告诉我的。据说当时气氛相当紧张,我们一个同年入伍的老乡叫李兴团,在团部汽车排开小车,用北京吉普往三亚榆林基地码头送人,80公里的沙土公路仅用一个小时,平时至少得两个小时。好象那个雷达站配置了一部513和一部843雷达。那次海战打得异常惨烈,双方都有伤亡。一是因为南越当时有老美支持,再则当时我们的海军力量也确实不太行。打到关键时候,我海军向南越军舰投掷了无数个手榴弹,打得南越海军抱头鼠窜。也开创了用常规武器打现代战争的先河,叫作海战拼刺刀,真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据说那些手榴弹是准备送给岛上民兵用的,竟然在大海上派上了用场。那次海战结束后,作家浩然到西沙体验生活,写出了一部小说叫《西沙儿女》,分为《奇志篇》和《正气篇》。小说带有一些政治色彩,江青批示要求发到部队学习。后来在批判“四人帮”时作为有问题的书收缴了,谁也不敢保留。据西沙回来的战友讲,西沙雷达连比海南还要艰苦得多。主要是没有新鲜蔬菜和缺少淡水,每天都是吃罐头和海龟肉或一些鱼。再就是青一色的雄性,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甚是寂寞。据说那一年广东省春节慰问团去西沙慰问,随团有一个50多岁的太婆,晚上还有人去爬窗户偷看。还有就是书信往来太慢,那时海南到西沙永兴岛的船是每半月一次,书信往返一次得两三个月,真有些“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味道了。在西沙最惬意的莫过于出海钓鱼。在西沙钓鱼不是休闲是任务,每天都要安排人驾着玻璃钢小艇出海钓鱼,以此来改善连队生活。还有就是晚上趁着月光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翻海龟。海龟晚上要到沙滩上来产卵,晚上把它翻过来它就动弹不得,第二天再把它抬到水产站去卖;海龟蛋的味道也非常诱人,因为那时人们还没有保护动物的意识。这些都是西沙战友给我吹的,我都听得发呆了。我失去了那次与西沙亲密接触的机会,感到有几分遗憾。我至今还珍藏着西沙战友送给我的一个虎斑贝,算是对西沙的怀念。(2007年6月29日.博客)九所岭小记九所岭位于陵水往三亚方向约20多公里的地方。1974年10月前后,“广字四号演习”在九所岭下展开,我参加了那次演习。那次演习是一次陆海空联合抗登陆演习,雷达站是临时组建的。雷达站在九所岭北面的山头上,南面山头住着陆军一个负责烟火显示的小分队,其他部队住在山下。演习时间从准备到结束前后约一个月。九所岭是一个备用雷达站,站内设施不太齐全,尤其是营房很少。我们就只能搭一些帐篷解决临时住宿问题。帐篷挡不住潮气,每天都有人喊腰疼。九所岭山下公路两边的开阔地上用石灰画了很多个圆圈,是作飞机轰炸目标用的。雷达站的任务主要是为飞行部队提供准确的情报,以确保空中精确打击。这跟雷达站平常的工作任务没有两样,也就不显得紧张,每天只是按部就班而已。九所岭山上蛇很多,晚上最怕有蛇钻进帐篷。一天晚上,连队下山看电影去了,一条蟒蛇钻进连队猪圈吞食了一头小猪,蟒蛇自己也动弹不得。被站岗的战士发现将蟒蛇捆了起来,第二天抬到山下卖到一个专门收蛇的地方,所得60元全部用作连队改善伙食。后来听说那次演习山下的陆军部队死了一个战士。据说是那个连队将一枚飞机投下的没有爆炸的炸弹拉回了连里,那天全连又参加演习去了,一个炊事员对炸弹感到好奇,就擅自去拆卸。不料炸弹爆炸将其炸死。演习结束的那天下午,在南面山头搞烟火显示的陆军小分队撤走了。可他们走时没有管制好火源,南面的山头烧了起来。眼看火越烧越大且一直往山下蔓延。山下是老百姓的村庄。火情就是命令,我立刻带领10多个战士向着火点奔去,不由分说折下树枝就扑起火来。火借风势越来越旺,枯草和灌木顷刻化为灰烬。战士们也越战越勇,从山顶扑到山腰,又从山腰扑到接近山跟的地方,眼看距村庄就几百米远了,大家用尽最后的力气,总算将那场可怕的山火扑灭。三个多小时的扑火战斗,人累得筋疲力尽。晚上睡得又香又沉,第二天醒来只觉腰疼得异常厉害,直都直不起来。反正演习也结束了,就下山到团部卫生队看医生。打了封闭和当归针,过了几天就恢复了。毕竟那时年轻力旺,一点小问题无甚大碍。此事后来一直无人提起过,我们也就此成了无名英雄。再说,老百姓的事乃子弟兵之份内,谁又在乎名呢!(2007年6月18日.博客)医院往事1978年,是我难忘的一年。在那一年的10月初我到海军424医院住院治疗“打摆子”,一住就是三个月。424医院在海口市区,环境条件比425好。我们团只有和乐连可以住424医院,我是冒充和乐连的人住到424医院的。刚到医院的那天晚上就发高烧,体温在40度左右。护士拿来冰袋垫在头下,感觉舒服些。护理人员每隔半小时就要来查看一下,心里感觉温馨。怪不得有些兵爱泡医院,医院确实比在连队好。第二天,高烧退了,输液加吃药,可就是查不到疟原虫。医生解释说大概是已经吃过治疗疟疾的药就查不到了。管他呢,只要吃药有效就行。同病室的还有三位病友。一位是高炮九团的汽车连长,上海人,每天都拿着他老婆的照片看,吹他老婆如何漂亮。另两位印象不深了,总爱跟护士开玩笑,是个兵油子。同时住院的还有老鲍“一排长”,时不时在一起吹吹。病号连的连长是清澜基地的一个艇长,重庆人,患有冠心病。内科主任是一位老太婆,人挺和蔼。在我病情稳定后经常安排我给她们科里做事,主要是抄写一些岗位职责之类,别的我也干不了。我看到病号每天吃饭时浪费粮食太严重,就在病号连的板报上写了一篇寓言《馒头的对话》,说是两块半截馒头在草丛中诉说被人扔掉的感受。引起不小的震动,赞扬声居多,对平时乱扔馒头包子的同志也有教益。424医院有一个图书室,我和老鲍常去光顾。老鲍喜欢学外语,我则是喜欢涉猎文学方面的,各取所需吧!平时在病房没事就看书;病号连集中学习时,我就溜到树荫下去读《封神演义》、《高老头》、《欧也尼.葛朗台》等,估计学习结束我再回到病房。到出院时,大约读了十多本书,不过囫囵吞枣而已。最后我和老鲍都带走了医院图书室的书,他带走的是一本《英汉词典》,我带走的是一本《稼轩词选》。借书的押金也不要了,因为那时买一本好书很难。后来医院把电话打到团里叫我们还书,书也还了,面子也丢了,押金也没退。医院住着挺好,每天衣食无忧,病也基本痊愈,还有书看。到那年的12月下旬,病号连长的妈病了,他要回重庆探望,内科主任那位老太婆想叫我代理病号连长,我不想干就说我要出院了。医院虽不赶你走,但听说你要出院是巴不得的。没过几天我就离开医院回到了连队。医院往事,伴随着青春的逝去,回想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2007年6月13日.博客)战友老余战友老余,叫余海长,是我同年入伍的老乡。我和老余相互认识,不是在新兵训练队,而是在新兵下到连队的第一天。因为他是在南航的大致坡训练队完成新兵训练的,而我则是在团部接受的新兵入伍训练。日,我们结束新兵训练,被分到各个连队。我和老余到了金鸡岭四站,而且都分到843排,他到油机班,我在操纵班。那天晚饭后,排长黄国强带我俩去熟悉连队环境,如菜地呀、水井呀等等,就是在营区内转转看看。我俩才攀谈起来,原来是老乡,各自心中都有几分说不出的高兴。从此,我俩就是形影不离。一起上山值班,他开油机送电,我操纵雷达掌握空情;一起搞副业生产种菜,翻地、打垅、下种、浇水、除草、收获;一起参加政治学习,听课、讨论、写心得;一起学雷锋做好事,星期天不休息,要到离营区几公里远的地方去割扫把草;一起到尖峰岭砍葵叶给连队盖草房;台风过后一起到附近的盐场和村庄去抢险救灾;有时星期天我们会一起到盐场老乡家去玩耍闲聊或借个自行车到黄流去转一圈。就这样,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进步,入伍不到一年我俩就都入了党;1971年3月,我俩又同时担任班长,不过他是油机班长,我是操纵班长还代管排里工作。老余是个心肠特好的厚道人。平时言语不多,不会花言巧语,永远都是只会用行动证明自己的那种人。不管是战备训练还是其他工作,都能圆满完成任务。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却很努力,入伍不久就能熟练掌握柴油机的工作性能,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那些水平不咋样的技师还强,但老余总是默默无闻的任劳任怨的每天战斗在他的岗位上。老余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会把柴油机的包装箱加工成精致的工具箱,或是制作成大家用的小板凳;他会自己动手修好坏了的锁头,一次我俩一起修锁,我的大拇指还被钻头钻伤了,疼得钻心,山上没有药,就用飞机草砸烂敷在伤口处止血;他会烹调饭菜,雷达兵住在山头上,难免会不时地搞点小锅小灶,每次都会是他露一手,有一次不知从哪里弄到一只龙虾,他把肉掏出来做成汤,非常鲜美,又把壳加工成标本,成了好看的工艺品……。老余是个苦命的人。他生长在大巴山一个偏僻的山村,入伍前就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在他第一次探家后他妻子又生了一胎。在上个世纪70年代,要养活3个孩子还是很不容易的。他本想通过当兵改善一下自己的家庭状况,但经过不懈努力最后目标没有实现。尽管他在部队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但那年月干部指标卡得很严,志愿兵的政策又尚未出台,每月的津贴又只有那几块钱,总之是个一难字。他的兵一直当到1976年才复员,那时我已经在连队任了两年副站长。都是农村来的,都穷,很多时候我都因为帮不上他一些忙而内疚,没办法,无力回天。他复员后,我通过一个在县上工作的亲戚找熟人在县农机局下面的修理厂给他找了个修理拖拉机的工作。他对柴油机很了解,也干得得心应手,不过收入也很有限。他常常是上班时间在县城,星期天就回乡下去帮他妻子种地,他妻子患有严重的心脏病,还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他每次回乡下都是开着别人送来修理的拖拉机,有时四轮,有时六轮,不一定,反正挺忙的。老余是个不幸的人。他复员到地方工作了大约5年,就得了一个难以治愈的直肠癌。1981年,我探家时去看他,那时他已经作了手术,正在吃药。精神状态看似可以,不过是强颜欢笑。他的苦只有他自己知道,谁不知道癌魔的厉害。1983年,我再次探家,也是接家属随军。我又去看他,他不在单位上,一打听他在县医院照料他病重的妻子。我和妻子就去县医院看望他们。这次,老余的脸上再也没有了笑容,因为他妻子就将因心脏病离世,这是医生给他交的底。我和妻子看着他那愁容满面的样子,也不竟流下泪来。最后只是给他点钱,嘱咐几句,就挥手作别。老余含泪相送……。1985年,我父亲病重,我回家探望。恰好在父亲住的那家医院碰到老余原来一个单位的同事,我向他打听老余的情况。那人叹着气说“老余已经离开人世几年啦”!我的心为之一震,转念一想,也在预料之中。那人说老余很惨——1983年,老余的妻子去世。老余强忍悲痛安排了他妻子的后事,送别了前来吊唁的亲友和村民,未及回头,他那三间有些破烂的瓦房就轰然倒塌,幸好没有压着人。那以后没多久,老余也就随他妻子而去了……。听了之后,我怅然良久,无法回神。反复在想,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如果天假时日,老余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了;如果人世真有来生,老余或许又是一个24岁的壮小伙子了。但这些都是不可能的。(2007年10月25日.博客)鹿回头散记日,我离开战斗了10年的金鸡岭前往鹿回头,真有些恋恋不舍。我调鹿回头雷达连的命令是78年10月下的,那时我正在424医院治疗疟疾。等到12月回到连队才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愉快地去了鹿回头。在去鹿回头之前很久就已听说过鹿回头的典故。说是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青年猎人从五指山追一只梅花鹿(海南应是坡鹿才对,坡鹿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到了大海边的一座山上。那鹿一看,前面是悬崖峭壁和波涛汹涌的大海,后面是猎人的枪口。那鹿猛然一回头变成了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猎人没有开枪,而是和那女子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结成了夫妇。这座山自此就“鹿回头”。这故事到底是叫人们要有环保意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还是“椰风挡不住诱惑”,就看各自的理解了。总之,故事的寓意是美好的。孔夫子有言在先:食、色,性也。鹿回头的山比金鸡岭高,紧邻大海边,到三亚步行只要一小时,山下不远就靠大东海,离天涯海角也不是很远。按现在的话说,是很好旅游景点。现在也确实是三亚的一景。连队分为四大块,山脚下是连干宿舍,食堂在稍上一点的地方,营房在半山腰,阵地在山头上。一到连队,先是熟悉情况,和新战友沟通沟通,到指挥室值班,上阵地察看地形和参加兵器维护。那时我仍然是副连长(雷达站大约是在1975年前后改为雷达连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了),负责军事工作,自然要不懂装懂的到处看看。鹿回头景色宜人,容易激发创作灵感。工作之余,吟几句歪诗也是有的。可惜大多早已忘却,只记得一句“近花红染绿,远鸥白蔽蓝”。那时也不管平仄,只觉意境可以就瞎哼哼。至今想来,倒觉好笑。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啊!鹿回头没有水,连队配有一台水车,每天从榆林基地拉水。所用的水碱性很重,可以把毛巾洗得雪白雪白的;人吃了容易得结石。尽管如此,还得非常节约,常常没水洗澡。我在鹿回头前后只呆了一个月时间。一个月中,最难忘的是替战友完婚。战友老杨又是同乡,近30未婚。交一女友到部队结婚。因为之前见面少,这次一见面其女友想打退堂鼓。可急坏了老杨和我们大家。于是,就动用部队特有的政治优势,对其女友做思想工作。最后,大功告成,老杨总算幸福完婚。在婚礼上,战士们叫老杨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老杨偏要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两个小时的婚礼仪式,令人笑破肚皮。老杨能顺利完婚,陶俊高功不可没,新房和婚礼现场都是他一手操办的。老杨,您现在还好吗?日,我离开鹿回头,到团部政治处报到。自此,我从军事工作岗位转到从事政治工作,当上一名宣传干事,在老龙头的手下混饭吃。今天的鹿回头是什么样子呢?早晚得去拜访它!(2007年6月10日.博客)大岭山记事大岭山位于海南岛中部的保亭县境内,属五指山脉。我去大岭山的时间大约是在1982年的下半年,政治处派我去给连队搞贯彻中共12大会议精神的教育,前后时间也就一个多月吧。本来完成一个教育的任务只需要一周即可,去后情况有了变化。连队指导员林同良的爱人病了他要请假回家,连长老王好象也探家去了不在连队。组织上就临时决定叫我代理一段时间指导员。组织决定,我别无选择,只好代着。大岭山在战略布局上位置特殊,又配有远程雷达,不敢有丝毫马虎。没过几天连长老王回来了,军事一块则由他负责,我只管管教育和其他一些琐事。临时观念也是有的。部队在山上,文化生活单调,每周抽一些晚上时间组织连队唱歌。教歌的战士叫刘志慧,湖南岳阳人。那时,彭丽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正唱得红。这个歌教了好几天,部队总算能唱。大岭山山高林密,空气潮湿,成天雾蒙蒙的,环境条件要比金鸡岭和鹿回头差很多;山上山蚂蝗极多,沾在路边的草上,稍不注意就会不知不觉叮到人的身上,上阵地下来都要脱下裤子仔细检查一下;山上的蚯蚓有似蛇大,一到气候要变化时就会跑出来在营房周围或公路上慢慢地爬,怪腻人的。大岭山的深处木材挺多,其名贵种类有花梨、苦梓、鲁楠、陆军松等。那时,团里的干部凡有机会的都要在山上搞几截木料打家具,我到大岭山也难免不动这个念头。几位战士看出了我的心思,就说进山去愿意帮忙。我也没客气,给他们每人一包烟,就进山了。进山那天是个星期天,一起去的大约有七、八个人。战士们经常到山里去,全凭他们带路。走了好久,还没有看到木材的影子,我有些泄气了,打算后撤。但又似乎挡不住大山的诱惑。山里空气非常清新,小溪汩汩地流着,不时有山花微笑,有山鸟鸣唱,大家继续前行。说实话,也不敢走得太远。终于发现一棵黄果树斜斜矗在山坡上,心想就是它吧。黄果树在大岭山不上档次,只不过勉强可以做家具。大家就七手八脚地锯将起来。正锯着,突然听到有似飞机的嗡嗡声。停下锯,举头一望,只见一大群马蜂从一棵枯树桩上飞起,马蜂窝足有五十公分直径大。我即叫大家用衣服蒙住头就地趴下不动。过了一会儿,马蜂向远处飞去,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后来分析,可能是锯木头的声音惊动了马蜂,也可能是马蜂要出外觅食。反正够吓人的。后来,我终于知道了砍树的不对,尤其是在1998年洪灾的时候,每天看着电视深深地忏悔。对不起了,大岭山!(2007年6月16日.博客)团部八年琐忆一日,我离开鹿回头雷达连前往团部政治处报到,开始了在部队的机关工作生涯。一干就是八年,直到1986年12月转业。到政治处后在宣传股上班。那时宣传股长张来光调组织股任股长,龙有钰副股长主持宣传股工作并于不久后就任股长;宣传干事汤斌武已于是年年初转业;文化干事松长青于下半年转业,金凤来调任文化干事,金凤来1981年转业郑平任文化干事;我在宣传股实际是从事的宣传干事的工作,不过滥竽充数而已。从在基层做军事工作转向到机关做政治工作,应当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感觉有些陌生。不过凭着本人的好学和老龙头的热心传帮带及政治处各位领导的调教很快就适应了宣传股的工作,和大家相处也十分融洽;十年的连队工作经历对我做好政治工作也大有裨益。刚到政治处就赶上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雷达六团地处海南前线,与越南隔海相望,是对越作战的前哨。过去是同志加兄弟,现在要兵戎相见,不过为了国家利益这是不能含糊的。不但要打,还要敢打必胜。记得在机关的作战动员大会上团长杜永财说:“邓小平不久前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卡特谈到中越关系,卡特说:‘你们可以教训他一下嘛!’”。言外之意对越作战是得到美国首肯的,因为那时苏联人是支持越南的。这也是外交上的策略。对越作战刚打响的几天,轮到我在团部值班室值班。那时值班最辛苦的是打电话,线路远声音小,每天都有很多前线战况和上级指示往下传达,以鼓舞部队作战情绪,嗓子都喊哑了。作战告一段落后,中央慰问团来慰问,每人发给半套慰问品(慰问品一套包括枕巾、茶缸、圆珠笔、纪念章),还到榆林基地观看了慰问团演出,当晚的演出明星有朱蓬博和闵桂芬。陵水到三亚往返160公里,看个演出也是很辛苦的。对越作战战端一开就打了好多年,雷达六团也就一直处在紧张的作战和战备之中。二雷达六团团部位于海南岛陵水县三才公社(后改为乡镇),距陵水县城5公里,西距三亚80公里,东到海口250公里,海口至三亚的干线公路从大门前通过。团部营区掩映在高大的马尾松、苦楝树和椰子树下,房前屋后到处都是菠萝蜜、芭蕉及其它果树。团部房屋的主体建筑为南北朝向,多为砖(石)木结构的瓦房。站在团部大门口面向团部,前南后北左东右西。紧邻门前公路的是后勤汽车排,汽车排往南是一栋可容纳50余人的会议室(有时也作图书室);紧靠会议室的是一幢“工”字型建筑,其西侧为团部司令部,东侧为政治处;再往南是四栋“一”字型建筑,分别是后勤处、技术处、修理所、警卫排及电话排等单位的办公场所或宿舍;往前有一大片草坪;草坪往南是团部83年前后新盖的砖混结构的办公楼,容纳司、政、后、技等单位在内办公;新办公楼后面是团部卫生队及招待所等。自大门口到卫生队有一条笔直的宽约40公分的排水沟。在“工”字型房屋的东侧是灯光球场兼舞台,团部的一些大型活动都在这里举行;球场往东北有一条弯曲的土路通往东边的家属区及村庄;球场往北是团部收发室及军人服务社;球场往南是四排“一”字型建筑,分别是司、政、后、技的干部宿舍;再往南是一片树林,多为苦楝树和马尾松;靠树林是司令部的大灶食堂(也兼作团部礼堂),电影组也住在该处的一间大屋里。在灯光球场往东有一大片老百姓的稻田;再往东自北向南即是团部的干部灶、副参谋长副主任宿舍、团干宿舍及家属宿舍若干栋;再往东就是老百姓的村庄了。团部西侧是一大片菜地,全部被随军家属所瓜分占有;菜地往南是一条小河沟,在上个世纪70年代河沟的水非常清亮,可以洗澡洗衣服,水中有鱼,后来由于上游污染,水臭鱼死,河沟两边长满仙人掌和野菠萝;河沟西侧是高炮八团的营区。团部往北跨过公路前行3、4公里即是陵水场站及指挥连所在地。团部大门口的北侧是团部的家属工厂,生产面包、冰棍等;再往西是三才公社的范围,有小卖部、卫生院、邮政所及公路边的鱼贩菜摊;东侧是粮站及三才小学所在地。这是雷达六团20年前的大致分布,据说早已除旧布新,人去物非。不过睡梦中和记忆中的六团还是上面所记述的样子。虽不是很详尽,但其大略也就如此了。三在团部机关工作的感受是:机关兵是自由的,单身汉是快乐的。刚到政治处时,单身汉居多,带家属的也就3—5人的样子。那时是丘华贵任主任,金鹤林和一个姓杨的任副主任;高忠源任干部股长;张来光任组织股长,梁汉骚副股长;龙有钰任宣传股长;全处有干事10人左右。在后来的几年中,有的转业,只有金鹤林、梁汉骚、赵光普等几人被提升到主任、副政委、政委的岗位。政治处的单身汉都住在第二排干部宿舍。房前是一排菠萝蜜树及几丛芭蕉,还有一间防地震时留下的草房。我当时住在南面的第二间,第一间是司令部管理股文书陈建国和作战股绘图员曹桂生在住。每到夏秋之季,菠萝蜜树就会结出硕大的果实,从根部到枝头挂得满满的,煞是喜人;芭蕉则很少结果,可能跟培植有关;树中还夹杂一棵橘子树,既不开花也不结果,只奉献一点绿意。干事们每天除上班外,晚饭后要打篮球。不管会不会都在球场上跑一两个小时,也算是锻炼身体。从球场下来,带着一身臭汗,几个人就围在房前的树下胡吹海聊,古今中外,天南地北,荤素兼备,有时会让人笑出眼泪笑疼肚皮。然后去冲凉,穿好衣服等待机关的统一活动;没有活动则各自回房或看书或闲聊或躺在床上等着熄灯号吹响。最叫人难忘的是单身汉的星期天。星期天可以三、五个人在一起加菜喝酒。所加的菜多是大家探家时所带回的特色食品,有四川的腊肉,湖南的腊鱼,福建的紫菜等;喝酒一般是西凤、尖庄、北京露等牌子。干事们加菜,有时主任副主任也会来与兵同乐,喝上几杯。往往是领导心软,经不住大家劝,你敬一杯我来一杯,三五下即酩酊而醉;每次的结果都是“家家扶得醉人归”。那时政治处做菜的高手是康天成和赵明文,梁主任则是自封的煲汤高手,每次都会因为大家恭维他的汤好而多喝几杯。后来,随着大多数人家属随军,都各自为营,分而散之。那单身汉的欢乐也随之终结。有家属者家家都养猪养鸡种菜,这些人每天晚饭后都在各自的菜园子里忙碌着,以弥补当时工资待遇的低微,也体会着养家糊口的难处。四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催生了一部著名的文学作品《高山下的花环》,也使部队的形象和待遇翻开了新的篇章。在自卫还击作战之前,部队干部有近十年没有调过工资,收入低微,一个23级干部每月工资才63元(在海南北半部是60.5元),除去生活费、日常开支、探亲花销等就所剩无几,养家糊口都非常困难;那时的军人成了“可敬不可爱的人”,一些干部连续几年探家都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对象;一个战士每天的生活费也才6、7角钱,全靠部队搞副业生产(种菜、养猪、养鸡等)来改善伙食,同时通过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艰苦朴素教育来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自卫还击作战爆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些禁区有所解冻,国人思想开始解放。在这时,济南军区的作家李存葆深入血与火的战场,了解到非常多的部队实际情况,积累了大量的真实素材,经过提炼加工,写成了《高山下的花环》这部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作品。作品一出版,立刻在全国全军引起波澜。电影导演谢晋将电话打到济南军区要求李存葆把《高山下的花环》改编成电影剧本,他要亲自执导。很快,电影拍出来了,放映了,又是一次轰动。读过那本书或是看过那部电影的人无不情难自禁地潸然泪下,真是“座中泣下谁最多,千军万马军衣湿”。不掉泪的除非你是木头人。记得那时妻子来队探亲,我将书中的部分章节读给她听,未及终卷她已泣不成声,我亦随之泪下。从此,梁三喜、靳开来、赵蒙生、梁大娘等英雄形象走进了人们的心中,人们永远地记住了他们;“人死账不能死”的朴素语言深深地激荡着人们的心弦。自那之后不久,上面就派人下来调查部队的收入状况。大家也毫不客气地汇报了真实的境况。第二年,部队干部每人加一级工资,士兵的生活费也有所提高。一级工资虽然才几元钱,也是一种安慰,我们也体谅国家的困难。那时一元钱可以买到两斤带鱼。战争给活着的人们带来的是安宁和幸福,我们该为那些在战争中捐躯的梁三喜、靳开来等英雄们做些什么呢?五1981年5月,海航政治部在青岛仓口举办师团干部理论学习班,我以宣传干部的身份参加了那次学习;南航同我一起去的还有雷达三团的一位宣传干事,名字已忘记,只记得他是江苏如东人。我们在海口取齐,一起到的青岛。那次学习主要是进行马列主义基础理论培训,同时结合一些社会现象进行研讨。主要是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思潮来拨乱反正,让大家学会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思想和认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后来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顺利出台奠定思想基础。学习方式是有教员讲课,有分组讨论,最后写出学习心得。前后搞了一个月,星期天就安排大家到青岛的中山公园、鲁迅公园、八大关、崂山等处游览;还参观了仓口机场从法国进口的米—8型直升机;我还抽时间去拜访了老战友王志涛,同他一起畅饮青岛啤酒。学习很紧张也很快乐,一个月时间很快过去。最后大家把认识统一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上面就达到学习目的了。学习班结束,我取道上海、杭州、广州一路回到海南。在上海住在水警区招待所,一早醒来,广播中传来宋庆龄逝世的噩耗。到杭州拜访了战友汤斌武干事,他带我骑自行车游览了各处景点;还在杭州买了一些书,如蔡东藩的《历代通俗演义》等。那天下午,我正在杭州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候车,行李放在身旁,坐在一捆书上看书。突然感觉有人压到了我的后背,我叫了一声“谁呀?”,那人马上回答:“同志,对不起,我眼睛看不见”。我回头一看是个盲人,也是来坐火车的。我就让他在我前面排队。到剪票时,整个队伍走走停停,那盲人不是站着不走就是靠到前面的人身上,有些让人忍俊不禁。我就指挥他叫走时才走,叫停时就停。他挺听我的话,就这样顺利地上了火车。我一直把他送到他的座位上并且给车厢服务员作了交代才回到我的卧铺车厢。我记得那盲人是在衢州下车。回到部队后,赶上银行搞还本的有奖储蓄,我就和战友杨德书一起去买了100元的,其中他80元,我20元。到后来公布中奖号码时,我竟然得了个副头奖250元(头奖是500元),高兴得都昏了头。杨德书拿着我那张奖票一下从宿舍的台阶上蹦到台阶下大吼起来“中奖啦!”。虽说250不好听,但那也是钱啊!我拿出50员请政治处的伙计们撮了一顿,将另200元存进了银行。那可是我当兵12年的第一笔银行存款。后来的好多年我就一直在想:这是不是我在杭州送盲人上火车的回报呢?管他呢!人生在世,多做好事总不会有太大差错的。连佛教都劝人向善,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也算是我学了马列后的进步吧。六1982年的上半年,团部机关出了一件案子:陵水县公安局在一个晚上将司令部管理股的家属上士(负责给机关干部家属买菜的)给逮走了。第二天天一亮,机关就传得沸沸扬扬的。后来,我在案子的审理期间担任了代理书记员,知道一些原委。那位上士平时与当地一个卖菜的18岁大姑娘眉来眼去,勾勾搭搭,常常在暗地约会。一天晚上,团部毗邻的高炮八团放电影,上士就骑上平时买菜用的自行车去看电影。电影散场时就与那位姑娘到八团往三亚方向公路边的小树林中幽会。云雨之后,那姑娘突然说:“我可能会有孩子啦!”。上士一听,横身发毛。他怕事情败露影响自己的前程,就陡起杀人灭口之心。趁那女的不注意,将其按倒并卡住其喉咙;待松手时听那女的喉咙还在咕咕作响,又照其头部踢了几脚,就再无声响;于是用自行车驮着那女的沿公路向三亚方向走了几公里,然后将其抛弃在公路边的排水沟里。上士作案后仓皇骑车逃回自己的主处,用菜刀将皮鞋的后跟削平,将菜刀抛弃在大灶后面的小水塘里。上士满以为自己做得天衣无缝,哪知老天有眼。第二天上午,一个放牛的老头发现了横睡在公路边水沟里的女人,衣不蔽体,浑身趴满蚂蚁,就立即报了警。陵水县公安局接警后将那女的秘密送到长城公社卫生院抢救,那女的竟然醒了过来。公安人员问其原由,则将上士所为哭诉出来,还从身上拿出了上士送给她的照片。那天晚上,公安局来人找到团里领导说明情况,在电影场将上士逮走。初审时是组织股的刘友和干事作的讯问笔录。审判那天,南航军事法庭来了人,团政治处保卫股参加了人。因军事法庭的专职书记员有事未来,政治处领导安排我去担任代理书记员。审判在陵水县看守所的一间屋里不公开审理。从上午八点审到下午一点,连续五个小时只是中间上了个厕所,16开的纸密密麻麻记了40多张。到审判结束时,我的胳膊已经抬不起来了,酸麻胀痛什么感觉都有,从此我知道了担任书记员的辛苦。在后来转业时本来有机会到政法系统工作,但是我没有选择,而是去了县人大机关。那天下午,团部机关在灯光球场召开了宣判大会,那位上士犯强奸、杀人(未遂)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上士没有上诉,只是要求回到他家乡的监狱服刑,以便他年迈的老爹探监时方便一些。有关方面满足了他的要求。还算没有泯灭良心。早知如此,何不多为老爹争点光呢?记录下多年前的一段往事,意在警示人们要慎独自律,遵纪守法;也在于提醒部队后来的管理者们不要忽视机关管理,因为那位上士还曾是司令部支部的党员培养对象。教训深刻啊!七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但最终还是幸运的。幸运是我们生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不幸是我们长在动乱的岁月;幸运是每个人都有平等自由,不幸是正长身体没饭吃,正长知识没书读……。幸好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最终走了出来,走到了今天,虽说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但却是“满目青山夕照明”。1984年,中国为实现强军战略,决定裁军100万,其决策非常英明。但100万军人的安置也不容易,于是部队提出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课题。培养人才,首先是补习文化,其次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团政治处负责干部的文化补习。当时规定,1968年至1978年的初、高中文凭一律无效,都得参加补习。于是找来教员从汉语拼音、一元一次方程等最基本的知识学起。每周至少两个半天,学完一科就与当地学校联系,由其出题负责考试,然后发给该科文凭;学完初中学高中,高中文凭是南航统一发的。不过考试也不是很严格,都是30多岁的人了,记忆力、理解力都跟不上趟,上课很多时候都在坐飞机,别说考试了,能放一马就放一马吧。当时我们的数、理、化教员是刘铁汉,湖北石首人,挺有才的。语文则是陵水中学的老师来负责培训的,时间好象是两周。那次我因参加南航的人口理论学习班没能参加语文辅导,回来时正好赶上考试。经过一个晚上的临时抱佛脚,第二天参考竟然考出了80多分,只是比曹桂生低一点。这与平时的学习和工作是有关系的。这次考试的监考还是相对严格的。1986年夏天,政治处领导安排我和后勤处协理员许学模给当年的转业干部补习高中语文,我负责古汉语,老许负责现代汉语。因为那一年我和老许也属转业干部范围,有一些工作情绪不高。当时就给赵光普主任提了个要求:帮我把养的两头猪卖了,才有时间去讲课。赵主任到底是理解“领导就是服务”的内涵,就分别与一连、二连、指挥连及机关的几个食堂联系,把我的猪帮忙处理了,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才专心去讲课。课讲了两周,每天只讲半天。讲完课出了一套试题送给陵水中学的老师审定,还说题的难度偏大。考试是自己组织,每个人都通过了,取得了文凭。当时团部机关一个战士想到汽车排学习开汽车的技术,就给团长送礼。团长没把事情办成,那个战士反被下到连队。那战士不服气就把团长告了,南航最后查实,团长被降职转业。不过后来听说所送的礼品大部分是假的,手表是塑料机芯,玉桂油是稀释了的,冬虫夏草是被取了汁的。不知真耶假耶,只是道听途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团长就这样倒下了,足为前车之鉴。在当时那种环境条件下,部队还算是对我们负责。后来顺利转业到地方,直到今天手里还捧着一个饭碗,就算是够幸运的了。知足常乐,就知足吧!八1984年10月,广东省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我报名参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考试。我是全团参加自考最早的人员之一,首次参考2人,另一位是在乐东县城附近那个雷达连任指导员的汤宁;我也是全团最先取得自考文凭的人之一,另一位是郑平。1984年10月至1986年10月,每半年开考一期,上半年是四月份下半年是十月份,共参加五期,每期考两科,顺利完成“中文”大专的10科考试并取得毕业文凭。10科平均成绩78分,最高现代汉语95分,最低文学概论60分。郑平比我晚一期参考,但他有一期考过了4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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