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弟的妻子叫什么_百度知道
皇太弟的妻子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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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理论上只能称之为王太弟，与皇太子、皇太孙、皇太叔等，不过亦可简称为太弟，也肯定就是王爷之类的皇亲国戚。王爷的妃子肯定是王妃 哦，必须注意的是，如果国家元首是国王者。不少国家历史上都曾出现皇太弟的封号！另外，皇太弟：储君的一种，简称太弟，都是皇位继承人的封号，而此一继承人通常是皇帝的亲弟皇太弟：就是皇太子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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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弟弟可以既叫某某王，又是皇太弟么？
题，又是长广王，看到陆贞里的高湛是这样，又是皇太弟，可毕竟人家假死过一会，那么到底能不能呢
注意，问的是能不能同时存在！
我有更好的答案
长广王是他的封号，皇太弟表示他被确认为储君，将来要继承地位，和皇太子一样
我知道意思，我是问能不能同时存在
理论上不可以，皇太弟是高于亲王的封号，要了高的自然就不能再兼一个低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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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太宗朝的_皇太子_名号问题_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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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太宗朝的
? 读史札记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 ― 兼论辽代政治文化的特征 邱 靖 嘉《辽史 ? 太宗纪》有一条看似很蹊跷的记载 , 天显五年 ( 930) 三月乙亥 , “册皇弟李胡为寿 昌皇太子” 。自元代以来直至今日 , 学者们都想当然地认为此处 “皇太子”必系 “皇太弟”之误 ( 说详下文) 。然而本文的研究表明 , 这个问题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 , 这并非 一个单纯的文献正误问题 , 它牵涉我们对契丹汉化进程中某些历史特性的理解和认识 , 需要从 辽代政治文化的层面去进行新的解读 。一 、辽太祖时期的所谓 “自在太子”据宋代文献记载 , 李胡在辽太祖时曾被称为 “自在太子” 。那么 , 太祖时期的 “自在太子” 李胡与太宗朝的 “皇太子”李胡究竟有何异同 ? 在讨论主题之前 , 有必要首先澄清这个问题 。 宋琪《平燕蓟十策》云 : ( 阿保机) 妻述律氏生三男 : 长曰东丹 ; 次曰德光 , 德光南侵还 , 死于杀胡林 ; 季曰自 在太子 。① 晋末 …… 其诸大首领有太子 、伟王 、永康 、南北王 、于越 、麻E 、五押等 。据《宋史 ? 宋琪传》 宋琪本是幽州蓟县人 , 石敬瑭割让幽蓟后入辽 , 在辽登进士第 , 曾为寿安 , 王 ( 即辽穆宗) 侍读 。后仕于宋 , 宋太宗时官至宰相 。太宗欲北伐 , 命群臣献策 , “琪生长戎 虏 , 习知边事” ② 遂进《平燕蓟十策》 其中谈及辽初的君王世系和诸大首领 。宋琪长期生活于 , , 辽 , 对辽初的政治军事情形相当熟悉 , 因此记载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邓广铭先生根据此文并结 合《辽史》和《契丹国志》的相关记载 , 指出李胡在太祖时被称为 “自在太子” 直至太宗时期 ,③ 仍有 “太子”之称 。 然而根据笔者的研究来看 , 问题恐怕并非如此简单 。“自在太子”之称不见于《辽史》 ④ 唯《契丹国志》一书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 ,① 《宋史》卷 264 《宋琪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7 年 , 第 9125 ― , 9126 页 。 ② 钱若水 : 《太宗皇帝实录》卷 79 , 至道二年九月戊寅 , 《四部丛刊三编》本 , 上海 : 上海书店 , 1985 年 , 第 3a 页 。 ③ 邓广铭 ( 署名邝又铭) : 《〈辽史 ? 兵卫志〉中〈御帐亲军〉 〈大首领部族军〉两事目考源辨误》 《北京 , 大学学报》1956 年第 2 期 。 ④ 有学者对上文《宋史 ? 宋琪传》所称 “自在太子”的断句提出异议 , 王树民先生在《廿二史札记》卷 27?177 ?历　 　 　 史 研 究2010 年第 6 期 　自在太子名阮 , 太祖第三子 , 母曰述律氏 。少豪侠 , 有智略 , 善弹工射 , 太祖奇之 , 曰 : “吾家铁儿也 。 ”征渤海时 , 山坂高峻 , 士马惮劳苦 , 太子径于东谷缘崖而进 , 屡战有① 功 。后渤海平 , 封为自在太子 。如将这段引文与《辽史》相对照 , 便会发现两者互有抵牾 : 第一 , “自在太子名阮”之说亦见于 《长编》 但于《辽史》无征 。 , 《辽史 ? 李胡传》谓李胡有二子 , 一为宋王喜隐 , 一为卫王宛 , 故 《契丹国志》点校本校勘记推断说 : “宛疑即阮 , 误以子名当父名耳 。 ② 这种解释可姑备一说 。 ” 第二 , 李胡生于太祖六年 ( 912) , 天赞四年 ( 925 ) 太祖征渤海时 , “皇后 、皇太子 、大元帅尧 骨皆从” ③ 时李胡年仅十三 , 虽有可能随军征讨 , 但未必有什么显赫的战功 。 , 《契丹国志》是元 代坊肆书贾杂抄宋人史籍而成的伪书 , 纰漏谬误之处甚多 , 上文有关李胡的夸赞之辞未必可信 , 不过 “自在太子”之称既见于宋琪章奏及《长编》 应该是确有其事的 , 但可能不是一个正式的 ,④ 封号 , 而是时人对李胡的俗称 。早在阿保机神册元年 ( 916) 称帝之时 , 就已封长子耶律倍为皇太子 , 既然如此 , 照理说就 不应该再有什么其他的 “太子”称号 , 那么 “自在太子”的名号又当作何解释呢 ? 其实 , 在辽 太祖时期 , 不仅是李胡 , 耶律德光也有 “太子”之称 。 《旧五代史》云 : “阿保机凡三子 , 皆雄 伟 。长曰人皇王突欲 , 即东丹王也 ; 次曰元帅太子 , 即德光也 ; 幼曰安端少君 。 ⑤“元帅太子” ” 之称亦见于《通鉴》 述律后欲立德光为帝 , “命与突欲俱乘马立帐前 , 谓诸酋长曰 : ‘二子吾皆 : 爱之 , 莫知所立 , 汝曹择可立者执其辔 。 ’酋长知其意 , 争执 ! 光辔欢跃曰 : ‘愿事元帅太 子 。” 《通鉴》又谓德光于攻克渤海后始封 “元帅太子” ⑦ 则恐系传闻之误 , 天赞元年德光被 ’⑥ , 封为天下兵马大元帅 , 大概才是 “元帅太子”称号的真正来源 。 综上所述 , 可知在太祖时期 , 阿保机三子均有 “太子”之称 , 其实这种现象在辽金元时代 的北方民族中是不足为奇的 。 《三朝北盟会编》引归正人张汇《金虏节要》云 : 阿骨打有子十余人 , 今记其八 : 一曰阿补 , 二曰室曷 ( 父) , 三曰没梁虎 ( 与室曷同① 《辽史二》所引上文后有一条附注 : “《宋史 ? 宋琪传》云 : ‘述律氏生三男 , 长曰东丹 , 次曰德光 …… 季曰自在 。太子东丹生永康 。‘太子’二字应属下读 , 本文节取不当 , 遂成衍文 。 ’ ”按《契丹国志 ? 恭 ) 顺皇帝传》称其 “封为自在太子” 《续资治通鉴长编》 ( 以下简称《长编》 卷 70 亦谓 “自在太子阮为 , 恭顺皇帝” (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8 年 , 第 1583 页) , 知 “自在太子”确系一专有名号 , 《宋琪传》断 句不误 。 ①　 叶隆礼 : 《契丹国志》卷 14 《恭顺皇帝传》 贾敬颜 、林荣贵点校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5 年 , , 第 152 页 。 ② 叶隆礼 : 《契丹国志》卷 14 《恭顺皇帝传》 校勘记 4 , 第 155 页 。 , ③ 《辽史》卷 2 《太祖纪下》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3 年 , 第 21 页 。 , ④ 李胡在太祖朝的正式称谓可能是 “王子” 近年在辽代祖陵遗址发现的石碑残片即称 “李胡王子” 参 , , 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等 : 《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代祖陵陵园遗址》 《考古》 , 2009 年第 7 期 , 第 52 页 。 ⑤ 《旧五代史》卷 137 《契丹传》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6 年 , 第 1832 页 。这里说的 “安端少君”实为阿 , 保机之弟 , 此处误以为阿保机之子 。 《新五代史》卷 72 《四夷附录一》亦同此误 , 冯家 　《辽史与金史 新旧五代史互证举例》云 : “盖安端以功王东丹 , 与人皇王事迹相似 , 二史遂误以为太祖子云 。 ( 《辽 ” 史证误三种》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64 年 , 第 367 ― 页) , 368 ) ⑥ 《资治通鉴》 ( 以下简称《通鉴》 卷 275 《后唐纪四》 天成元年九月癸酉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56 年 , , 第 8993 页 。 ⑦ 《通鉴》卷 275 《后唐纪四》 天成元年七月壬申 : “契丹主攻渤海 , 拔其夫余城 , 更命曰东丹国 。命其 , 长子突欲 ( 倍之小字) 镇东丹 , 号人皇王 , 以次子 ! 光守西楼 , 号元帅太子 。 ( 第 8988 ― ” 8989 页)?178 ?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母 , 正室所生) , 四曰窝里孛 ( 人呼作 “二太子” 两寇京城者) , 五曰窝里 ( 人呼作 “三 , ) ) 太子” , 六曰兀 　 ( 人呼作 “四太 子” , 七曰 窝里 混 ( 人呼 作 “五 太子” 号 “自在 郎 , ① ) 君” , 八曰阿鲁保 ( 邢王) 。 从这段记载来看 , 阿骨打诸子依其排行被称为 “某太子” 应该是时人的一种俗称 , 而非正式的 , 封号 。有趣的是 , 上文提到窝里混又号 “自在郎君” 这个名号与李胡的 “自在太子”颇有相似 , 之处 , “自在”之意尚不可解 。又据《元史》 元太祖六子 : 长曰 　 , 赤太子 , 二曰察合台太子 ,② 三即太宗 , 四曰拖雷 , 五曰兀鲁赤 , 六曰阔列监太子 。 此外 , 《元史》诸列传亦称拖雷为 “四 ④ 太子” ③ 又有 “兀鲁赤太子”之称 。 由此可知 , 元太祖诸子当时皆有 “太子”之称 。清代学 ,者赵翼已注意到这种现象 , 指出蒙元初期 “皇子通称为太子” ⑤ 总之 , 辽金元时期北方民族中 。 普遍存在着将皇子通称为 “太子”的现象 。究其原因 , 无非是因为这些民族在建国初期汉化程 度不深 , 对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相当陌生 , 往往照搬汉式名号 , 而对于这些名号多处于一知半 解的状态 , 将诸皇子通称为 “太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由此看来 , 辽太祖时期李胡被称为 “自在太子” 实际上反映了辽初 “皇子通称为太子”的 , 现象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 , 在辽代只有称 “皇太子”者才是明确的皇位继承人 , 而所谓的 “自⑥ 在太子”其实并没有皇储的身份和含义 。 因此 , “自在太子”与后来李胡在太宗朝获封的 “皇太子”并无关联 , 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二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李胡李胡在太宗时期被封为 “皇太子” 史有明文 , 言之凿凿 。 , 《辽史》云 : “ ( 天显五年三月 ) 乙亥 , 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 , 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 ⑦ 但《辽史》一书中亦有多处称李胡为 ” “ ( 皇) 太弟” 。在汉人看来 , 李胡既为太宗之弟 , 则理应册为 “皇太弟” 绝不可能称 “皇太 , 子” 因此古今学者对《太宗纪》的这条记载多有质疑 。 , 元人陈 　 《通鉴续编》在后唐长兴元年 ( 即辽天显五年 ) 三月下有 “契丹主以其弟李胡为① 徐梦莘 : 《三朝北盟会编》卷 18 ,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7 年影印光绪三十四年许涵度刻本 , 第 128 页 , 据活字本校补 。关于阿骨打诸子的称谓次序 , 元释觉岸《释氏稽古略》卷 4 指出 : “ 　 第二 、 第三二子早世 , 所以误呼其四为二 , 五为三 , 六为四也 。 (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49 《史传部一》 台 ” , 北 : 财团法人佛陀教育基金会 , 1990 年 , 第 887 页) ② ③ ④ ⑤ 《元史》卷 107 《宗室世系表》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6 年 , 第 2714 页 。 , 《元史》卷 122 《按扎儿传》 第 3007 页 ; 卷 123 《艾貌传》 第 3039 页 。 , , 《元史》卷 124 《速哥传》 第 3053 页 。 , 赵翼 : 《廿二史札记》卷 29 《元帝子称太子者不一》 王树民校证 , 北京 : 中华书局 , 2001 年 , 第 675 , 页 。因元朝汉化迟滞 , 直至元代中后期仍然存在 “皇子通称太子”的现象 , 但前后有所不同 , 赵翼云 : “大概国初时 , 正宫皇后所生 , 虽非冢嫡 , 亦称太子 , 其余则称王 。中叶以后 , 则非正宫所生亦称太 子 , 而命为继体者 , 则称皇太子 。 ” ⑥ 与辽初的情况类似 , 元朝也有册封皇太子与 “皇子通称为太子”并存的现象 。如据《元史 ? 宗室世系 表》 泰定帝四子 , 长为皇太子阿剌吉八 , 第三小薛太子 , 第四允丹藏卜太子 ; 文宗三子 , 长为皇太子 , 阿剌忒纳答剌 , 次曰燕帖古思太子 , 三曰太平讷太子 。赵翼认为凡称 “皇太子”者即为皇位继承人 , 而称 “太子”者则反映了 “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 , 参前引《廿二史札记》卷 29 《元帝子称太子者 不一》 。 ⑦ 《辽史》卷 3 《太宗纪上》 第 31 页 , 中华书局点校本已将此处 “皇太子”改为 “皇太弟” , 。此外 , 《太 宗纪》中另有 4 处亦称李胡为 “ ( 皇) 太子” 详见下文 。 ,?179 ?历　 　 　 史 研 究2010 年第 6 期 　① 太弟”的记载 。 《通鉴续编》成书于至正十年 ( 1350) , 直接取材于当时刚刚修成的辽 、宋 、金三史 , 这条记载显然是源自《辽史 ? 太宗纪》 但却改称李胡为 “太弟” , 。清人毕沅《续资治通 鉴》谓李胡在太宗时 “立为皇太弟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② 究其史源 , 无非也是出自《辽史 ? , 太 宗纪》 然亦将 “皇太子”径改为 “皇太弟” , 。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有《考异》云 : “《皇子 表》及《鲁呼传》均作 ‘皇太弟’ 较妥 。 ③ 亦持有类似的看法 。罗继祖先生《辽史校勘记》根 , ” 据《辽史》所见称李胡为 “ ( 皇) 太弟”诸例 , 明确指出《太宗纪》 “寿昌皇太子”应为 “寿昌④ 皇太弟”之误 。 后来陈述先生在点校《辽史》时 , 大概即根据罗校的意见 , 将《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条的 “皇太子”改为 “皇太弟” ⑤ 崔文印 、孟默闻先生点校的《辽史纪事本末》 。 , 也将两处 “寿昌皇太子”径改为 “寿昌皇太弟” ⑥ 但这些文字改动并没有任何版本依据 。20 世 。 纪末 , 刘凤翥先生发表《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一文 , 专门讨论了李胡的皇储封号问题 , 认 为《太宗纪》所见 5 条 “ ( 皇) 太子”均应为 “ ( 皇) 太弟”之误 , 并指出辽太宗时期只册封过 “皇太弟”李胡 , 而从未立过 “皇太子” 《辽史》中 “ ( 皇) 太弟”李胡与 “ ( 皇) 太子”李胡并 ,⑦ 见应归咎于元代史官之误 。 此后 , 这一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 , 俨然已成定论 。按照上述各家观点 , 《辽史 ? 太宗纪》所谓的 “皇太子”李胡似乎只是一个单纯的文字讹误 问题 ,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辽史》有关李胡皇储封号的所有记载 , 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其实要复杂得多 。 “皇太子”与 “皇太弟”究竟孰是孰非 , 实有重新探讨之必 要 。现将《辽史》所见李胡称 “ ( 皇) 太子”与 “ ( 皇) 太弟”诸例分别胪列如下 :表1　 《辽史》所见 “ ( 皇) 太子”李胡之例 “ ( 皇) 太子”李胡之例 ( 天显五年三月) 乙亥 , 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 , 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 ( 天显十一年闰十一月) 庚午 , 仆射萧酷古只奏赵德钧等诸援兵将遁 , 诏 夜发兵追击 。 …… 仍命皇太子驰轻骑据险要 , 追及步兵万余 , 悉降之 。 ( 会同二年) 二月戊寅 , 宴诸王及节度使来贺受册礼者 , 仍命皇太子 、惕 隐迪辇饯之 。 ( 会同四年) 二月丙申 , 皇太子获白獐 。 ( 会同五年) 二月壬辰 , 上将南幸 , 以诸路有未平者 , 召太子及群臣议 。 史料出处 卷 3 《太宗纪上》 第 31 页 。 , 卷 3 《太宗纪上》 第 39 页 。 , 卷 4 《太宗纪下》 第 45 页 。 , 卷 4 《太宗纪下》 第 49 页 。 , 卷 4 《太宗纪下》 第 51 页 。 ,1 2 3 4 5表2　 《辽史》所见 “ ( 皇) 太弟”李胡之例 “ ( 皇) 太弟”李胡之例1 2 ( 天显八年正月) 庚子 , 命皇太弟李胡 、左威卫上将军撒割率兵伐党项 。 ( 天显八年) 三月辛卯 , 皇太弟讨党项胜还 , 宴劳之 。史料出处 卷 3 《太宗纪上》 第 34 页 。 , 卷 3 《太宗纪上》 第 34 页 。 ,① 陈 　: 《通鉴续编》卷 2 , 后唐长兴元年三月 , 元刻明修本 , 第 12b 页 。 ② 毕沅 : 《续资治通鉴》卷 1 《宋纪一》 建隆元年十月丙子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79 年 , 第 21 页 。 , ③ 李有棠 : 《辽史纪事本末》卷 8 《舒噜太后称制》 “寿昌皇太子”句下 , 崔文印 、孟默闻点校 , 北京 : 中 华书局 , 1983 年 , 第 206 页 ; 又卷 13 《鲁呼争立》在 “寿昌皇太子”句下亦有《考异》云 : “‘太子’ 应作 ‘太弟’ 详卷 8 。 ( 第 292 页) , ” ④ 罗继祖 : 《辽史校勘记》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58 年 , 第 9 ― 页 。 , 10 ⑤ 《辽史》卷 3 《太宗纪上》 校勘记 1 : “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弟 : ‘弟’ 原误 ‘子’ , , 。据下文八年正 月 、卷 72 本传及《皇子表》改 。 ( 第 42 页) ” ⑥ 《辽史纪事本末》卷 8 《舒噜太后称制》 第 206 页 ; 卷 13 《鲁呼争立》 第 292 页 。 , , ⑦ 刘凤翥 : 《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 《北方文物》1998 年第 2 期 。 ,?180 ?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 　 续表 2 “ ( 皇) 太弟”李胡之例3 4 5 6 7 8 9 10 11 ( 大同元年四月乙丑) 皇太弟遣使问军前事 。 ( 大同元年四月甲申) 太后闻帝即位 , 遣太弟李胡率兵拒之 。 ( 统和二十六年) 七月 , 增太祖 、太宗 、让国皇帝 、世宗谥 , 仍谥皇太弟史料出处 卷 4 《太宗纪下》 第 60 页 。 , 卷 5 《世宗纪》 第 63 页 。 , 卷 14《圣宗纪五》 第 163 页。 , 卷 58 《仪 卫 志 四 ?汉 仗 》 , 第 920 页 。 卷 64《皇子表》 第 975 页。 , 卷 70 《属国表》 第 1130 页 。 , 卷 72 《章 肃 皇 帝 李 胡 传 》 , 第 1213 页 。 卷 112 《耶 律 察 割 传 》 第 ,1500 页 。 卷 113 《耶 律 刘 哥 传 》 第 , 1507 ― 1508 页 。李胡曰钦顺皇帝 。( 大同元年) 四月 , 皇太弟李胡遣使问军事 。天显五年 , 立为皇太弟 。 ( 天显八年正月) 皇太弟李胡率兵伐党项 。 天显五年 , 遣徇地代北 , 攻寰州 , 多俘而还 , 遂立为皇太弟 , 兼天下兵 马大元帅 。 察割曰 : “太弟忌刻 , 若果立 , 岂容我辈 !” 时太后命皇太弟李胡率兵而南 , 刘哥 、安端遇于泰德泉 …… 太弟兵败 。综观以上两表 , 称李胡为“ (皇) 太子”者共计 5 例 , 而称“ (皇) 太弟”者共计 11 例。以上各 例 , 诸本皆同 , ① 且“子” “弟”二字字形迥异 , 似乎不大可能是《辽史》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 、 从上述例证来看 , 尽管称 “ ( 皇) 太子”者为数较少 , 但均见于《辽史 ? 太宗纪》 属于第 , 一手材料 。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为 “寿昌皇太子” 这条史 , 料有明确的年月干支 , 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 、最直接的记载 , 不宜轻易加以否 定 。另外 , 还有石刻史料可以间接印证这条记载 。李胡所封 “寿昌皇太子” 其中 “寿昌”之号 , 仅见于此 , 但重熙六年 ( 1037) 《韩 　 墓志》称李胡为 “寿昌恭顺昭简皇帝” ②“寿昌”盖即源 , 于 “寿昌皇太子”之封号 。或许可从一个侧面佐证上述记载的真实性 。 至于《辽史》称李胡为 “ ( 皇) 太弟”的例证虽有 11 条之多 , 但需要具体分析 。首先 , 这③ 些例证多有重复的内容 。众所周知 , 《辽史》的某些志和表并没有独立史源 , 多抄自纪传 。 如表 2 例 6 《仪卫志》条出自例 3 《太宗纪》 例 7 《皇子表》条出自例 9 《李胡传》 例 8 《属国表》 , , 条出自例 1 《太宗纪》 都能看出明显的因袭关系 , 故不能仅凭数量多寡来判断 “皇太子”与 , “皇太弟”二者的正误 。其次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表 1 称 “ ( 皇) 太子”的 5 例中 , 除例 1 之外 , 其余 4 例均未出现李胡之名 , 不易判断其所指 ; 而在表 2 称 “ ( 皇) 太弟”的 11 例中 , 有 9 例皆 可明确看出其所指为李胡 。其中例 1 、4 、5 、6 、8 、11 这 6 例系 “ ( 皇) 太弟”与李胡连称 ; 例2 与例 1 均为同年征党项之事 , 李胡之名已见于例 1 正月条 , 故例 2 三月条之 “皇太弟”一见即知是指李胡 ; 例 7 见于《皇子表》中李胡条下 , 例 9 见于李胡本传 , 其所指也都相当明确 。这就 是说 , 称 “皇太子”者多指称不明 , 而称 “皇太弟”者多指称明确 。上述情况究竟说明了什么 问题呢 ? 这就需要从《辽史》的史源上去加以分析 。 元修《辽史》主要取材于辽耶律俨《皇朝实录》和金陈大任《辽史》 “皇太子”与 “皇太 ,① 笔者所校《辽史》诸本包括 : 《永乐大典》残本 , 百衲本 , 内阁大库藏明初内廷朱丝栏抄本 ( 见杨家骆 主编 : 《辽史汇编》第 1 册 , 台北 : 鼎文书局 , 1973 年) , 明嘉靖八年南京国子监刻本 , 万历三十四年 北京国子监刻本以及清乾隆四年武英殿校刊本 。 ② 《全辽文》卷 6 , 陈述辑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2 年 , 第 120 页 。 ③ 参见冯家 　: 《辽史源流考》 《辽史证误三种》 第 51 ― 页 。 , , 57?181 ?历　 　 　 史 研 究2010 年第 6 期 　弟”并见很可能就是由于史源的不同而造成的 。上文指出 , 《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册李胡 为 “寿昌皇太子”条是目前所见有关李胡皇储封号最原始 、最直接的记载 , 那么 , 有关 “皇太 弟”的诸多记载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 也许在陈大任或元朝史官看来 , 身为太宗胞弟的李胡被册 封为 “皇太子”是不可理解的 , 因此不能排除后人将 “皇太子”臆改为 “皇太弟”的可能 。从 已知的例证正好可以印证这种猜测 。前面说过 , 在称 “皇太弟”的例证中 , 大多指明为李胡 , 可以设想 , 当 “皇太子”与李胡之名同时出现的时候 , 史官比较容易发现其中的 “错误” 故多 , 径改为 “皇太弟” 而称 “皇太子”的例证则大多不明所指 , 故往往为史官所漏改 , 从而保存了 ;① ② 史料的原貌 。 这大概就是元修《辽史》中 “皇太子”与 “皇太弟”并存的原因 。 如果仔细分 析其具体的史源 , 可能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 , 称 “ ( 皇) 太子”者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 ,而称 “ ( 皇) 太弟”诸例则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 ; 第二 , 在称 “ ( 皇) 太子”的例证中 , 既有源于《皇朝实录》者 , 又有为陈大任《辽史》所漏改者 ; 第三 , 称 “ ( 皇) 太弟”的诸多例 证 , 既有可能为陈大任《辽史》所改 , 也有可能是出自元朝史官的臆改 。总而言之 , 今本《辽 史》中 “ ( 皇) 太子”与 “ ( 皇) 太弟”并存的现象不外乎以上几种原因 , 但这几种情况也许是 互相交织在一起的 。就上述史源情况来看 , 称李胡为 “皇太子”的记载理应出自第一手的原始 文献 , 而称 “皇太弟”者则当出自金元史官之手 。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 金 、元两朝也都存在与辽代类似的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现象 , 照理 说金元史官对这种现象应该并不陌生 , 怎么会臆改 “皇太子”为 “皇太弟”呢 ? 金初女真人汉 化程度不深 , 确实存在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情况 , 但至中后期女真人已近乎全盘汉化 , 身为 汉人的陈大任对上述现象恐怕已经难以理解 。蒙古人的汉化程度远不及女真人 , 乃至元朝中期 仍有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现象 , 但有证据表明 , 当时汉人已有改称 “皇太子”为 “ ( 皇 ) 太 弟”者 。 《元史》谓武宗 “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 即元仁宗) 为皇太子” ③ 而元末邵亨贞在追 ,④ 述武宗嗣位始末时 , 却谓 “仁宗皇帝以太弟先入居东宫”云云 。 《佛祖历代通载》卷 22 壬申岁 亦云 : “武宗继统 , 仁宗以太弟监国 。 ⑤ 都是将 “皇太子”仁宗改称为 “ ( 皇) 太弟”的例子 。 ”与此类似的是 , 上文提到陈 　《通鉴续编》径称李胡为 “太弟” 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元修 , 《辽史》以欧阳玄 、揭菟 、张起岩等汉人史臣为主 , 完全有可能按照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去理 解辽朝历史 。既然如此 , 金元史官将 “皇太子”李胡臆改为 “皇太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 以上结论并非仅仅建立在史源分析之上 , 在《辽史》及宋代文献中还能找到称李胡为 “皇 太子”的其他旁证 。 《辽史 ? 百官志》云 : “天下兵马大元帅府 。太子 、亲王总军政 。 ⑥ 冯家 　 ” 先生早已指出 , 《百官志》 “大抵据纪 、传 、志所见 , 分条摘列” ⑦ 通检《辽史》 有多位亲王曾被封为天下兵马 。 , 大元帅 , 但只有李胡一人是以 “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所以此处所谓 “太子总军政”显然 ,① 不过 , 《太宗纪》天显五年三月乙亥 “册皇弟李胡为寿昌皇太子”条却是一个例外 , 或许是因为称李胡 为 “皇太子”的记载初见于此的缘故 , 史臣出于谨慎而未敢妄下雌黄 。 ② 与笔者的思路不同 , 刘凤翥先生认为 , 《辽史 ? 太宗纪》所称 “皇太子”诸例均为 “皇太弟”之误 , 但 ( 由于未确指为李胡 , 后世校史者遂因循未改 。《辽代太宗朝并无皇太子》 《北方文物》1998 年第 2 期) , ③ 《元史》卷 22 《武宗纪一》 第 480 页 。 , ④ 邵亨贞 : 《野处集》卷 3 《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兼管内劝农事汪公行状》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 本 ,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 , 1986 年 , 第 1215 册 , 第 206 页 。 ⑤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 49 《史传部一》 第 734 页 。 , ⑥ 《辽史》卷 46 《百官志二》 “北面军官” 第 735 页 。 , , ⑦ 冯家 　: 《辽史源流考》 《辽史证误三种》 第 54 页 。 , ,?182 ?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 ① 是特指李胡而言 。 《百官志》的这条史料既有可能是取资于今本《辽史 ? 太宗纪》 也有可能是 ,直接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或陈大任《辽史》 ② 不管是哪种情况 , 这条材料都可被视为李胡 。 称 “皇太子”的旁证 。 另外 , 宋代文献中也有两条间接的证据 。上文所引宋琪《平燕蓟十策》提到后晋末期辽国 诸大首领 , 其中为首者即 “太子” 。邓广铭先生已指明这位 “太子”就是李胡 , 但笔者想要强调 的是 , 此处 “太子”并非 “自在太子”的省称 , 因为 “自在太子”只是李胡在辽太祖时期的俗 称 , 这里所谓的 “太子”应指李胡在太宗朝获封的 “皇太子” 。又据《通鉴》记载 , 晋高祖石敬 瑭 “事契丹甚谨” “岁时赠遗玩好珍异 , 相继于道 , 乃至应天太后 、元帅太子 、伟王 、南北二 , 王 、韩延徽 、赵延寿等诸大臣皆有赂” ③ 前面说过 , 耶律德光在太祖朝被称为 “元帅太子” 但 。 , 后晋时期德光早已继位为契丹皇帝 , 故此处所见 “元帅太子”显然不会是指德光 ; 李胡在太宗④ 朝既已被封为 “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所以这位 “元帅太子”必指李胡无疑 。 以上两条 , ⑤ 史料亦可佐证李胡在太宗朝被称为 “皇太子”的事实 。综上所述 , 无论是就版本依据而言 , 还是从史源分析的结果来看 , 都表明《辽史 ? 太宗纪》 封李胡为 “寿昌皇太子”一事当属可信的原始记载 , 后人将 “皇太子”径改为 “皇太弟”恐怕 是值得商榷的 。三、 “皇太子”名号的政治文化解析上文已从文献考索的角度证明 , 李胡在太宗朝确实被册封为 “皇太子” 。然而问题在于 , 既 然李胡是太宗之弟 , 如欲立其为储 , 则理应封为 “皇太弟” 又为何会封为 “皇太子”呢 ? 要回 , 答这个问题 , 应当从政治文化的层面去寻求可能的答案 。 首先应对李胡被立为皇储的政治背景略作交代 。太宗即位后 , 述律后 “常属意于少子李 胡” ⑥ 有意让其承袭帝位 。况且天显五年太宗尚无子嗣 , ⑦ 于是在述律后的授意下 , 太宗便按 ,① 上文指出 , 天下兵马大元帅德光在太祖朝被俗称为 “元帅太子” 这里所谓的 “太子”是 “皇子通称为 , 太子”的 “太子” 而《百官志》此处的 “太子”则是指具有皇储身份的 “皇太子” 故所谓 “太子总 , , 军政”者并不包括德光 。 ② 有迹象表明 , 《辽史 ? 百官志》虽多直接摘抄自本书纪传 , 但也有部分条目当源自耶律俨《皇朝实录》 或陈大任《辽史》 。如《百官志》中 “东京都详稳司” “管押平州甲马司” “西南路巡察司”等条均不 、 、 见于今本《辽史》 即为明证 。 , ③ 《通鉴》卷 281 《后晋纪二》 天福三年七月戊寅 , 第 9188 页 。 , ④ 这里需要解释的是 , 为何说上文所引宋代文献中提到的 “太子” 并非李胡 “自在太子”之省称 ? 按辽 , 朝 “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仅见于太祖朝 , 而以上两条史料谈到的都是太宗朝的事情 。况且从宋琪 《平燕蓟十策》及《通鉴》上下文来看 , 其所胪列的辽朝权贵 , 均以其正式封号或官名相称 , 由此看 来 , 《平燕蓟十策》所称 “太子”应是指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 而《通鉴》此处的 “元帅太子”则是 , “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之省称 。 ⑤ 宋代文献中另有一例辽太宗时代的 “皇太子” 见于《新五代史》卷 8 《晋本纪八》天福二年 ( 937 ) 二 , 月丁酉 “契丹使皇太子解里来” 。此条记载亦见于《册府元龟》卷 980 《外臣部 ? 通好》 “契丹太子解 : 里 、舍利梅老等到阙见 。 ”然《辽史 ? 太宗纪》天显十一年十二月辛卯条载 : “闻晋帝入洛 , 遣郎君解 里德抚问 。 ”所谓 “皇太子解里”当即 “郎君解里德” 此应为中原文献之误记 。参见谭其骧 : 《 , 〈辽史〉 订补三种》 《长水集》上册 , 北京 : 人民出版社 , 1987 年 , 第 465 页 。 , ⑥ 《辽史》卷 71 《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传》 第 1200 页 。 , ⑦ 据《辽史》卷 3 《太宗纪上》 太宗长子述律生于天显六年八月 , 已在封李胡为 “皇太子”之后 。 ,?183 ?历　 　 　 史 研 究2010 年第 6 期 　照契丹世选制的传统 , 册封李胡为 “寿昌皇太子兼天下兵马大元帅” 正式将其确立为皇位继承 , 人 。在汉人的政治文化观念中 , “皇太子”名号具有双重含义 , 一是皇位继统的政治意义 , 二是 父死子继的伦理内涵 。但不可思议的是 , 辽太宗仅仅将 “皇太子”名号理解为一种皇储身份 , 而完全忽略了其父子相承的伦理关系 , 这未免让后人觉得难以理解 。其实 , 在辽太宗时期还有 过其他类似的情况 , 可能有助于我们对上述现象的理解 。 辽太宗灭晋以后 , 曾发生过原幽州节度使赵延寿求为 “皇太子”的事件 。 《辽史》云 : 太宗克汴 , 延寿因李崧求为皇太子 , 上曰 : “吾于魏王虽割肌肉亦不惜 , 但皇太子须天 子之子得为 , 魏王岂得为也 ?”盖上尝许灭晋后以中原帝延寿 , 以故摧坚破敌 , 延寿常以身① 先 。至是以崧达意 , 上命迁延寿秩 。辽太宗伐晋之初 , 曾允诺灭晋后 “以中原帝延寿” 及辽军克汴 , 赵延寿遂通过李崧要求太宗依 , 约封其为 “皇太子” 。显而易见 , 赵延寿求为 “皇太子” 实际上是要求取得类似于石敬瑭 “儿 , 皇帝”那样的身份 , 并凭借这一名分成为中原之主 。有趣的是 , 身为汉人的赵延寿 , 居然会谋 求成为契丹的 “皇太子”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契丹人对 “皇太子”这个名号缺乏真正的理 , 解 , 不仅不了解其中所包含的伦理内涵 , 就连有没有血亲关系似乎都可以不予考虑 。不过 , 显 然太宗当时并没有将新征服的中原地区交给汉臣直接统治的意思 , 于是便以 “皇太子须天子之② 子得为”的理由拒绝了赵延寿的请求 。 按契丹传统世选制的观念来理解 , 这里所谓的 “天子之子” 应是泛指天子之子嗣 。赵延寿求为 “皇太子”虽然遭到了太宗的拒绝 , 但这件事情本身可 , 以说明 , 在当时契丹人的观念中 , 对于 “皇太子”名号的理解是很不确切的 。由此看来 , 李胡 在太宗朝被封为 “皇太子”也并非没有可能 。 另外 , 在金 、元两朝也都存在着类似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现象 。天会十年 ( 1132 ) , 金太 宗吴乞买以太祖孙完颜 ( 即金熙宗 ) 为谙班勃极烈 , 确立为皇位继承人 。宋人晁公迈《历代 纪年》云 : “废主东昏王名 , 初名纳喝 , 阿骨打之孙 , 吴乞买立为皇太子 。 ③ 此处既称完颜 ” 为吴乞买兄阿骨打之孙 , 却又明言 “吴乞买立为皇太子” 这恐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宋人的传 , 闻之误 。该书撰成于南宋绍兴年间 , 所载金初帝王世系与《金史》完全吻合 , 说明其史源是相 当可靠的 , 故太宗立太祖孙完颜为皇太子的记载应该不是空穴来风 。又《宣和遗事》谓 “金 主归天 , 立太子完颜为君” ④ 也称完颜为 “太子” , 。金初实行勃极烈辅政制 , 居谙班勃极烈⑤ 之位者即为国之储嗣 。 因此当皇孙完颜被太宗立为皇储后 , 金人有可能将其俗称为 “皇太子” 而同样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号与完颜的行辈其实是名不副实的 。 , 蒙元一代滥用 “皇太子”名号的现象是众所周知的 。至元三十年 ( 1293 ) , 世祖忽必烈 “以 ⑥ 皇太子宝授皇孙铁穆耳 ( 即元成宗) ” 确立了其皇储地位 。 虽未正式册封为 “皇太子” 但授 , ,① 《辽史》卷 76 《赵延寿传》 第 1248 页 。 , ② 此事亦见于《旧五代史》卷 98 《赵延寿传》 谓 “我闻皇太子 , 天子之子合作”云云 , 《新五代史》卷 , 72 《四夷附录一》 《通鉴》卷 286 《后汉纪一》略同 。从中原文献的表述来看 , “皇太子须天子之子得 、 为”的说法显然并非契丹人的固有观念 , 辽太宗无非是以此作为回绝赵延寿的借口而已 。 ③ 晁公迈 : 《历代纪年》卷 10 ,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2 年影印宋绍熙三年盱江 , 郡斋刻本 , 第 826 册 , 史部政书类 , 第 209 页 。此书有绍兴七年 ( 1137 ) 自序 , 但卷 10 所记金朝纪年 迄于熙宗皇统末 , 其成书当在绍兴二十年以后 。 ④ 《宣和遗事》后集 , 《丛书集成初编》本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85 年 , 第 84 页 。 ⑤ 《朱子语类》卷 133 《本朝七》 “夷狄”云 : “暗版孛讫烈 , 虏中谓 ‘大官人’也 , ‘大官人’者即所谓太 子也 。 ( 王星贤点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9 年 , 第 3195 页) ” ⑥ 《元史》卷 17 《世祖纪十四》 第 373 页 ; 又卷 119 《玉昔帖木儿传》谓世祖 “授皇孙以储闱旧玺” 即 , ,?184 ?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以 “皇太子宝”毕竟有点不伦不类 。后武宗 “立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 ( 即元仁宗) 为皇太子” ① , ② 都是滥用 “皇太子”名号的显例 。 明宗亦立其弟图帖睦尔 ( 即元文宗) 为皇太子 , 对于元武宗和元明宗误将 “皇太弟”册封为 “皇太子”的现象 , 清人章邦元提出批评 : “ ‘皇太子’宜称 ‘皇太弟’ 若以兄弟为父子 , 则昭穆乱矣 。元人之无学也 。 ③ 章氏将这种现象 , ” 归结为元人的不学无术 , 并没有点明问题的实质所在 。而赵翼的评论则一语中的 : 按武 、明二帝皆以其弟为储副 , 则皇太弟之号实属相宜 , 乃反立为皇太子 , 是直以弟④ 为子矣 。盖元人不知有皇太弟故事 , 但知皇太子为继体之号 , 而不知其为对君父之称也 。武宗立弟仁宗为皇太子 , 明宗立弟文宗为皇太子 , 盖以皇太子为继体储君之名号 , 不⑤ 论辈行也 。赵翼认为 , 蒙元皇帝之所以如此滥用 “皇太子”名号 , 无非是因为其对汉文化的懵懂无知 , 误⑥ 将 “皇太子”理解为皇储的专用名号 , 而不知其中还含有一层父子伦理关系 。 上文所述辽 、金两朝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事例 , 与元朝的情况非常类似 , 反映了同样一种政治文化现象 。 综上所述 , 辽金元三朝误用 “皇太子”名号的种种例证 , 显然是契丹 、女真 、蒙古等北方 民族汉化不彻底的表现 。上文谈到的辽金元时期 “皇子通称为太子”的现象 , 其实也说明了同 样的问题 。从这样的文化背景来分析 , 李胡在辽太宗时期被封为 “皇太子”就不难理解了 。以 上就是笔者对太宗朝 “皇太子”名号问题的政治文化解析 。四、 “沿名之风” 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侧面 :上文围绕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 , 从文献考索和政治文化分析两个方面得出了一个 基本结论 , 即李胡在天显五年被封为 “皇太子”一事绝非史官之误记 , 而是反映了辽初契丹人 对汉文化懵懂无知的真实状况 。实际上 , 像这样误用汉式名号的现象在整个辽朝一代都是十分 常见的 , 从中可以折射出辽代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 《辽史 ? 百官志序》对辽朝制度有一番总体的评介 , 其中说道 : “至于太宗 , 兼制中国 , 官 分南 、北 , 以国制治契丹 , 以汉制待汉人 。国制简朴 , 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 。 ⑦ 这段话精辟 ” 地概括了辽朝的北南面官制度 , 对此前人已有诸多论述 , 毋庸赘言 , 但最后一句所提到的 “沿 名之风”却似乎从未引起史家的关注 。事实上 , 这在辽朝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 , 元朝史官 将其称之为 “沿名之风” 可谓是对辽朝政治制度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总结 。 , 所谓 “沿名之风”主要是针对辽朝在汉化过程中简单机械地效仿汉制的做法而言的 , 指的 是沿袭汉 “名”而又 “名”不副实的一类现象 。如果仔细分析辽代 “沿名之风”的具体表现 ,① 指此事 。 ① 《元史》卷 22 《武宗纪一》 第 480 页 。 , ② 《元史》卷 31 《明宗纪》 第 698 页 。 , ③ 章邦元 : 《读通鉴纲目札记》卷 20 《元纪》 “命皇太子领中书令”条 ,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3 辑 , 北 , 京 : 北京出版社 , 2000 年影印清光绪十六年铜陵章氏刻本 , 第 12 册 , 第 581 页 。 ④ 《廿二史札记》卷 14 《皇太弟》 第 291 页 。 , ⑤ 《廿二史札记》卷 30 《弟为皇太子叔母为太皇太后》 第 708 页 。 , ⑥ 张帆教授认为 , 元朝滥用 “皇太子”名号 , 乃是因为蒙古统治者昧于汉制 , 误将 “皇太子”视为不可 拆卸的皇储固定专用词 , 参见氏著 : 《元朝的特性 ―― ― 蒙元史若干问题的思考》 《学术思想评论》第 1 , 辑 , 沈阳 : 辽宁大学出版社 , 1997 年 , 第 471 ― 页 。 472 ⑦ 《辽史》卷 45 《百官志序》 第 685 页 。 ,?185 ?历　 　 　 史 研 究2010 年第 6 期 　可以大致归纳出以下三类情形 : 第一 , 由于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一知半解 , 导致汉文化中的某些政治术语在辽朝的滥用 。 辽代契丹人的汉化程度十分有限 , 对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了解相当肤浅 , 以致某些很常见的官 称和习称也屡屡被滥用 。譬如 , 在辽朝使用频度极高的 “宰相”之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历 代王朝的宰相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官名 , 而是对某一类职官的通称 。宰相的正式官名历代各不相 同 , 但从来没有哪个王朝直接以 “宰相”名官 。而契丹人因对 “宰相”的概念一知半解 , 常误 将其当做一个职官名称来使用 , 不仅在朝廷设置北府宰相 、南府宰相作为北南面官系统中的高 级官员 , 而且国舅帐设有国舅宰相 , 诸京城设有诸京宰相 , 甚至在北面部族官中也广设宰相 ,① 如女直宰相 、渤海宰相等等 , 可见 “宰相”一名使用之滥 。 又如中原王朝的三师 、三公名号 ,辽朝除了用以授予大臣外 , 甚至还将 “太师 、太保 、司徒 、司空施于部族” ② 另外 , 辽朝人口 。 中的 “京师”一名也反映了同样的问题 。 “京师”在中原王朝是特指国都而言的 , 但由于辽朝实 行四时捺钵制度 , 国家的政治中心并不在任何一个京城 , 所以当时人缺乏中原王朝那样的国都③ 概念 , 对 “京师”一词的使用也就相当宽泛 , 以致辽五京多有 “京师”之称 。 这些例证说明 ,辽人在袭用中原王朝的某些官称和习称时 , 往往滥用其名而不究其实 。 第二 , 由于契丹社会伦理行辈观念十分淡薄 , 使得某些皇室称谓在使用上不够严谨 。我们 知道 , 在契丹社会中广泛存在着甥舅婚 、姑侄婚以及 “妻后母 , 报寡嫂”等异辈婚的习俗 , ④ 婚 嫁不论行辈 , 说明契丹人的伦理行辈观念非常淡薄 。这种现象反映在皇室称谓上 , 常常表现出 用词的不严谨和随意性 。譬如在辽代文献中 , “王子”和 “皇子”两词的使用就很不讲究 。如 《辽史 ? 穆宗纪》有 “王子敌烈” 《圣宗纪》有 “王子药师奴” ⑤ 志 、传中又提到穆宗应历中有 , ,⑥ 王子必摄 、王子只没 。 据《皇子表》 敌烈为太宗第四子 , 药师奴为景宗第四子 , 必摄为太宗 ,第五子 , 只没为世宗第三子 。这四人与当朝皇帝均非父子关系 , 但《辽史》却笼统地将他们都 称为 “王子” ⑦ 又《耶律庆嗣墓志》 《贾师训墓志》均提及 “皇子燕国王” ⑧ 皆指道宗孙燕国 。 、 , 王延禧 , 两方墓志都作于道宗朝 , 其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宗与延禧乃是祖孙关系 , 但却称之为 “皇子” 。这些例证说明 , 契丹社会的伦理行辈观念远不像中原王朝那么严密 , 因此某些皇室称⑨ 谓的使用显得非常随意 。 由此看来 , 太宗封李胡为 “皇太子”一事 , 恐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这种社会习俗的影响 。① 契丹人滥用 “宰相”一名由来已久 , 早在契丹建国前已有 “北宰相” “南宰相”之类的官号 。参见岛 、 田正郎 : 《辽朝宰相考》 《大陆杂志》40 卷 3 期 , 第 71 ― 页 ; 李锡厚 : 《辽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民 , 84 , 族研究》1987 年第 4 期 。 ② 《辽史》卷 47 《百官志三》 第 771 页 。 , ③ 参见杨若薇 : 《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 北京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1 年 , 第 202 ― 页 。 , 205 ④ 参见朱子方 : 《从出土墓志看辽代社会》 《社会科学辑刊》1979 年第 2 期 , 第 100 ― , 103 页 ; 向南 、杨 若薇 : 《论契丹族的婚姻制度》 《历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 第 150 ― 页 ; 程妮娜 : 《契丹婚制婚俗 , 151 探析》 《社会科学战线》1992 年第 1 期 。 , ⑤ 《辽史》卷 6 《穆宗纪上》 第 76 页 ; 卷 10 《圣宗纪一》 第 110 页 。 , , ⑥ 《辽史》卷 61 《刑法志上》 第 938 页 ; 卷 108 《王白传》 第 1476 页 。 , , ⑦ 又《宋会要辑稿》蕃夷 1 之 25 谓咸平四年 ( 1001) 有契丹归明人来附 , 称为 “契丹王子耶律隆庆”属 部 。按隆庆为圣宗之弟 , 时人亦称之为 “王子” 。 ⑧ 向南 : 《辽代石刻文编》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 1995 年 , 第 457 、478 页 。 , ⑨ 金 、元两朝也存在着类似现象 , 如金太宗时称太祖之子宗峻 、宗辅为 “皇子” 元世祖朝皇孙也先帖木 , 儿亦被称为 “皇子” 元成宗时皇侄海山也有 “皇子”之称 , 可见 “皇子”一词的使用也很不严谨 。 ,?186 ?辽太宗朝的 “皇太子”名号问题第三 , 由于契丹人汉文化知识的粗疏浅薄 , 从而造成某些汉式名号的误用 。有关辽朝社会 中存在的此类现象 , 上文谈到的辽初 “皇子通称为太子”以及太宗朝 “皇太子”名号便是典型 的例子 。与此相似的情况还有 “皇太妃”名号问题 。在汉文化中 , “皇太妃”是授予先皇妃嫔的 一种封号 。 《辽史》屡见之 “皇太妃” 即承天太后之姊胡辇 。据宋代文献记载 , 胡辇为齐王罨 ,③ 撒葛妃 , ① 陈汉章《辽史索隐》因谓 “皇太妃”当做 “王太妃” ② 《辽史》点校本亦取其说 。 ,然而胡辇之称 “皇太妃” 亦见于辽代石刻及宋代文献 , ④ 可见陈氏之说实属臆测 。值得注意的 , 是 , 胡辇称 “皇太妃”的例证均出现在圣宗即位以后 ,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 由于胡辇为承天 太后之姊 , 地位尊贵 , 大概契丹人误以为 “皇太后”之姊当称 “皇太妃” 这可能就是胡辇此封 ,⑤ 号的由来 。 归根结底 , “皇太妃”名号的误用仍然应归咎于契丹人汉学知识的粗陋 。综上所述 , 辽朝社会中普遍存在的 “沿名之风”现象实际上是契丹汉化不彻底的重要表征 。 具体而言 , 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这种汉化的不彻底性 。其一 , 契丹在接受华夏文明的过程中 存在着明显的 “夹生”现象 。虽然自辽朝建国伊始就有意模仿中原王朝的名物制度 , 但总的来 看 , 契丹人对汉文化实际上是比较隔膜的 , 对于汉制仅知皮毛而已 , 所谓 “汉制则沿名之风固 存”的现象就是这种状况的真实反映 。其二 , 辽代政治文化中存在着鲜明的胡汉杂糅特征 。众 所周知 , “因俗而治”是辽朝一代的基本国策 , 辽朝始终坚持实行 “以国制治契丹 , 以汉制待汉 人”的二元政治 , 在吸收汉文化的同时有意识地保存契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 , 如北南面官制共 存 , 部族制与州县制并行不悖 , 皆为典型的例证 。故道宗时出使辽朝的宋人陆佃 , 有 “辽人虽 外窥中国礼文 , 然实安于夷狄之俗”的评价 , ⑥ 可谓是对辽朝社会的敏锐观察 。 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 , 美国学者魏特夫 ( Karl A . Wit tfogel ) 曾提出辽代存在着 “第三文 化”的观点 。所谓 “第三文化” 是指契丹文化与汉文化相互交融而又彼此游离的一种夹心层文 , 化 , 是两种文化在碰撞与融合 、同化与涵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在这种特殊的文化类型中 , 汉文化与契丹文化处于伴生的状态 , 既保留了各自原有的若干成分 , 又在互相交融与调适中发⑦ 生了新的变化 。 本文所讨论的 “沿名之风”现象 , 或许就可归入这种 “第三文化”的范畴 。〔 作者邱靖嘉 ,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 : 路育松)① ② ③ ④参见《长编》卷 55 , 咸平六年七月己酉 , 第 1207 页 。 陈汉章 : 《辽史索隐》卷 2 , 《缀学堂丛稿初集》本 , 民国 25 年 (1936) 排印本 , 第 9a 页 。 参见《辽史》卷 13 《圣宗纪四》 校勘记 7 , 第 151 页 。 , 如统和十八年 (1000) 《高嵩墓志》 向南等辑注 : 《辽代石刻文续编》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 2010 , , ( 1004 ) 契丹奚王及 “皇太妃”等率军南侵的 年 , 第 38 页 。又《宋会要辑稿》兵 8 之 12 有景德元年 记载 , 即指胡辇 。 ⑤ 有学者怀疑齐王罨撒葛死后 , 胡辇被景宗收为妃嫔 , 故圣宗立其为皇太妃 , 参见孙进己 : 《威镇辽代西 北疆的皇太妃胡辇》 《契丹民族史》附录 4 ,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0 年 , 第 297 页 。按此 , 说并无任何文献依据 , 不足取信 。 ⑥ 陆游 : 《家世旧闻》卷上 , 孔凡礼点校 , 北京 : 中华书局 , 1997 年 , 第 196 页 。 ⑦ 参见 Karl A. Wittfogel and Feng Chia2Shê , H istory of Chi nese S ociet y : L i ao () , New Yo rk : ng t he Macmillan Co mpany , 1949 , p . 20.?1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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