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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摘要
(中外文合订)论文题目:
(中文)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大战略思想
John Lewis Gaddis’ Grand Strategic Thinking
指导教师:时殷弘
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走向复杂化,国家间竞争也由过去简单的军事领域的
竞争转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一个国
家要在竞争如此激烈的国际环境中生存,除了对本国的历史,现状,以及对将来
的发展方向必须要有极为清醒地认识外,还必须能够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制定出国
家未来发展总体规划,并且随时调整其内部各种具体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合理
配置为实现目标各种资源和手段。大战略因此应运而生。作为一个国家的昀高战
略,大战略是指导一个国家昀近几年,甚至几十年未来发展方向,协调所面临的
任务以及可能调动资源之间的一种总体规划,它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都具
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对于大战略实践和研究古时就有。就当代的大战略研究来说,
西方的大战略研究已经非常成熟和发达,涌现了不少有关大战略理论思想、大战
略历史的优秀著作,很多国际关系院校和军队院校都设有大战略研究或教学计
划,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重点之一。与此相比,中国的大战略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相关研究成果不算丰富,研究内涵和研究方法也有待充实和完善。对照
中国大战略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迅猛崛起时代特征及面临的挑战,不由中国的战略
学者不奋起。而向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引介国外先进大战略理论则成为中国大战略
研究者责无旁贷的义务。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约翰? 刘易斯?加迪斯是近二十年来全美国乃至世界上
昀负盛名的战略史与战略理论家之一。 加迪斯基于对历史考察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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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大战略理论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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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国​际​关​系​ ​安​全​ ​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类​ ​海​权​论​ ​陆​权​论​ ​外​交​ ​战​略​等​方​面​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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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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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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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战略思想先驱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他在此讲的是关于战争的大战略。
&&& 无论在战时还是平时，大战略都至关紧要。就一个国家而言，最具恶果的错误往往是大战略错误，犹如海权理论家和战略思想家马汉所说：&如果战略错误，那么无论将领的战术如何精妙，士兵的作战如何英勇，战斗胜利如何辉煌，都毫无用处&。
&&& 本文基于战略理论、历史经验和政治思考，总结、提炼大战略的目的及其基本原则。
&&& 一、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大战略的目的
&&& 大战略的首要问题在于大战略的目的。大战略目的问题的主要内涵包括：大战略的根本目标的确定方式、它们的应有特性、对它们的经久不懈的坚持以及各种基本的战略目标之间的轻重缓急次序安排。
&&& 要合理地确定根本战略目标，就必须合理地界定五项相互影响的要素，即基本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基本的国家利益，这些利益面对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还有追求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人类事务固有其能动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而要界定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要从这类形势下的众多利害关系中辨识出基本的国家利益，往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由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编织起来的网络。所谓原则化信念，包括详细说明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观念；因果信念则是关于因果关系的信念，提供了实现目标的一个指南。原则化信念一般能使人果断行事，行事果断本身又依赖因果信念，后者通过在认识上减小不确定性促使人直接对事态做出反应。然而，应当警戒往往出于其中的重大危险，即漠视或轻视客观现实的能动复杂而执迷于与之相左的既定信念，规避艰辛细致的观察、调查和反思。同样重要的是，还需认知具体的国内外状况中国家基本利益所受的威胁的性质和大小。对威胁界定过高或过低，会导致反应过当或不足，从而加剧威胁，或者生成别种威胁。至于界定可供使用的实在和潜在的国家能力及其资源基础，由于在根本上涉及大战略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因而留待后述；而它的下一项认知任务，即估量拟定的根本目标的可能的综合后果和成本效益对比，殊为紧要。国家的政治行为是否合宜，首先或主要应看它对本国的综合效应或后果，也就是看使用和消耗战略手段与其资源基础所能得到的相对收益，或反过来说获得收益所需付出的相对代价。
&&& 国家根本目标应当具备如下战略性要素：合理、明确、平衡、有限、集中和充分。其中，平衡、有限和集中尤为关键。一般而言，国家的多种利益互相间常有或大或小的紧张、竞争甚或冲突，要确定合理的国家根本目标，就需要尽可能合适地平衡这些利益，即对它们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使之构成一套内在动态平衡的战略目标体系，并且使根本战略目标既拥有明确的优先地位，又不过度损伤其他重要目的。这就要求恰当地限制根本目标，使之明智合理，避免极端。为此，道德上的适度或分寸意识非常重要，否则根本目标很可能缺乏节制。从意图与能力的根本关系出发，要反对战略目标问题上的两种不当倾向，即目标的&过度伸展&和&不足&。前者会导致由于力所不及而遭到失败，后者则会由于不充分动员和利用所有可得的资源而丧失可得的重大利益机会。
&&& 在互相间往往难免紧张、抵牾和竞争的众多国家利益和目标中间，必须确立恰当的轻重缓急次序，据此坚决地将最重要、最优先的利益或目标&&国家根本目标&&当做关注重心和努力焦点，不管确定这种次序包含怎样的忍痛割爱之苦、举棋不定之难和众说纷纭之累。这就是战略集中原则。舍此，一国有限的全部有形和无形资源难免不敷所用，大战略的成功就无从谈起。因此，最佳的大战略可谓一种形式的经济学。因而，要坚决和坚韧地对根本目标以外的所有其他利益、目标和事项打上必要和合适的&折扣&。战略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乔治&F&凯南在设计马歇尔计划时曾说：&这个世界的麻烦比我们许多人认识到的更深刻、更棘手、更顽固&&一国以其能量和物资产出当中经得起投入外部事务的富余部分所能成就的（事情）有限，比我们往往倾向于记住的更有限。因此，我们绝对必须节省我们有限的资源，绝对必须将它们用在我们觉得它们会起到最佳作用的地方。&大概没有什么能比这番话更好地表述战略集中原则了。
&&& 政治领导人必须念念不忘根本目标，排除一切对&不忘根本目标&的干扰。克劳塞维茨就战争问题揭示了一种哲理：&只有（缺乏理性制约的绝对战争）&&才会被政治引起后像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东西而取代政治&；&既然战争由政治目的引起，那么很自然，这个战争得以存在的最初原因就必然应当是首要考虑对象。&手段必须从属于目的，干事必须始终牢记为什么干事。在这方面，需要提防几种屡见不鲜的错误倾向：第一，自觉或不自觉地肢解战略目标和战略过程，将它们当做支离破碎的&专门事务&，并且沉迷于努力过程、操作技术和运行手段，从而忽视了原本的根本战略目的，在行动过程中由战略手段决定战略目的，甚至让手段毁掉目的。第二，不能真正地将利益（特别是经久的利益）与威胁区分开来，结果导致战略思维上的一种本末倒置，亦即威胁决定利益，而非相反；或者说，将安全等同于击退短暂的威胁，而非等同于捍卫经久的利益，不明白要避免将意在抗击威胁的行动过头地施行到危及利益的地步。第三，战略规划忽略或轻视估计对根本政治目的而言的政治后果，这样的战略规划到头来难免冲击、扭曲甚至颠覆原本的根本政治目的。第四，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意识和大战略目标，几乎是为行动而行动，&阔步向前迈进，走入未知领域，而对最终目标是什么、将用多长时间来达到这一目标、它的代价有多大全无清醒的认识&。要排除对根本目标的干扰，就要明了和尽可能克服如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及其造成的心理影响，坚持经过成熟的思考而来的信念。在实践中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分心之事，它们往往使得坚持原本的战略目的变得甚为困难。这就要求政治领导人不被成千上万分心之事甩出轨道，并且克服无数下属中间必定会有的相反倾向。
&&& 二、大战略的目的与手段
&&& 大战略的第二类特别重要的基本问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连同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战略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而大战略的一个从此视野出发的很好定义，在于它是&基于手段和大目标这两者之间经过深思熟虑的关系的全面行动规划&。
&&& 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涉及如何按照手段或能力确定目标，从而达到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大致平衡，排除目标过高和目标过低的危险，尤其是防止目的超出可用的手段或能力。就此而言，特别不可取的是目的最大化主义、强烈的道德主义和莽撞轻率的对外政策征伐，它们杜绝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的大致平衡。为了这种极重要的平衡，在手段严重不足时，必须克服激情的巨大影响而急剧降低目标，以避免灾难性后果的发生。同样是为了这种平衡，需要周全、细致地区分实力与潜力、总体能力与在具体问题上的可用能力、实际能力与被想象的能力，谨防将它们混淆起来。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平衡要求导致了节省使用资源的必要性。节省资源是战略的一个基本要求。战略目的应该以尽可能最经济的手段去谋求实现。与此相关的一条要求是对真正的威胁（尤其是对根本利益的真正的威胁）做出极严格的界定，从而在根本上节省资源。
&&& 同目的与手段之间关系密切相连的一个大战略问题是对称战略与不对称战略问题。对称战略意味着&针锋相对&、&以牙还牙&，而不对称战略意味着&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这两类战略都利弊相兼。大战略过程往往相对漫长，这就提供了结合运用对称与不对称战略、以兼取两者之长和规避两者之短的可能性。
&&& 服务于大战略的手段及其资源基础是多元的，因而必须辨识和使用所有各类可用的手段和资源，不能忽视其中的某一或某些类别。一位战略研究者总结罗马人历尽艰辛打赢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验，头一条就是&国力的一切成分都应被紧密结合进一种凝聚整合的国家政策&。与此同时，也必须依照具体的战略目的和战略形势，突出主要的一两种手段，或曰充分拥有关键性资源，并且为此进行关键性资源建设。它在有的场合是数量、质量和种类合适的军队，或高效的军事组织和军事战略；在有的场合是经全面动员的大众，或坚实充裕的财政能力；在有的场合是适用的国际体制或战略文化，等等。物质和精神的战略资源之厚薄，连同政治意志之强弱，决定了在造就国家成败方面屡屡最重要的战略耐久性。
&&& 与大战略的手段及其资源基础范畴密切相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大战略的&国内和国际合法性&。一项优秀的大战略必须有经久有力的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的支持，有同样经久有力的国际上的吸引力或尽可能广泛的国际可接受性。国内民众心理和民众舆论的支持特别重要。《孙子兵法》强调，战争&经之以五事&，其中第一就是&道&，&道者，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大战略家林肯也说：&公众情感就是一切。有了公众情感，无事可败。没有公众情感，无事可成。&另外，争取民众支持和塑造共识政治的必要往往与寻常的战略逻辑相左，而且在某些政治文化和事态环境下，民众及其舆论之浮躁易变构成战略性失败的重大潜因，因而政治家对民众的正确引导非常重要，而这取决于他们的政治才能、战略意识和负责精神。
&&& 必须界定和明了为大战略目的服务的各种手段的应有素质，例如应当有怎样的武装力量（包括国防体制、军事体制、兵力结构、指挥结构、武器装备、战略文化、军事思想和信条、武装部队人员素质等），应当有怎样的外交（包括外交体制、外交思想和信条、外交操作素质和外交人员素质），应当有怎样的对外经济战略，等等。从根本和长远的观点看，比这一切更重要的是战略思想家凯南最看重的国力关键&&一国社会的内在机体健康。社会机体的健康是最大、最根本的战略资源。
&&& 不同手段互相间的平衡至关紧要，就此往往格外突出的是在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军事与外交之间。平衡就意味着必须对所有各类手段各自打上合适的&折扣&，防止&跛脚战略&，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单纯经济观点&或&单纯外交观点&等。根本战略目标和大战略的全局观念主控全盘，即&政治统帅一切&。只有将所有各类手段统一在合理明确的政治目的之下，才能真正实现它们互相间的平衡和各自涉及的基本任务互相间的和谐。
&&& 三、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
&&& 大战略的思维方式和艺术本性是大战略的&活的灵魂&，它们深刻地蕴含了大战略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方面的特征，而全局性、灵活性和实践性大概是可以就它们给出的最浓缩概括。大战略思维方式理应支配关于政策行为的结果的战略评估，并且必须经常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大战略。所有这一切表明，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和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
&&& 大战略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全局观念，连同由此而来的敏锐坚定的&分寸&或均衡意识。克劳塞维茨强调，战争是个整体，在战争中甚于在任何其他事情上，必须从观察整体的性质着手。大战略家丘吉尔也有与此相同的基本理解，并且用了特别精彩和凝练的话语予以表述，即&单一的观念统一&、&全景视野&和&分寸&意识。在战略史家保罗&肯尼迪与其教授同僚主持的耶鲁大学大战略讲习班内，他们反复强调大战略需要有全方位眼界和大图景，必须抵制专门化倾向。大战略要求其执掌者同时思考许多事情，&与倾向于沿我们的X对Y轴或我们的四联矩阵出现、甚或在我们的驾驶员座舱电脑显示屏上出现的相比，天地人间的事情更繁多更丰富&。同样重要的是，大战略思维需要较为长远的历史眼界即宏大的远见，这意味着以足够深远、足够广阔的时空尺度去透视当今，设想和思考它的较长远的未来构造和走向，并且由此构思大战略路径。同时，这也意味着以平衡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的方式操作相关的实践，为此往往必须区分紧迫的眼前挑战与真正战略性的长期挑战，避免一心关注前者而忽视或轻视后者。
&&& 大战略思维素质要求大战略式的教育。战略思想家是创造性、批判性和思路宽广的宏观思考者，有相应的较特殊的智识素质，即长于剖析现状全局，把握总体图景，辨识事态之间的联系，产生有想象力的行动选择和构筑战略性观念。这样的素质要求有基础宽广的教育，它的功能主要在于拓展受教育者的眼界和智识广度，帮助形成大战略思维方式，并且为之注入真正的探索精神，以发动和武装他此后经年累月几无休止的&学习&。它应当产生战略的决定者、规划者和咨询者，他们的本领更多地由对复杂问题的精致把握和影响大事态的能力去标志，而不是由狭窄的知识、操作细节和对权威的忠顺去界定。
&&& 正确地评估战略和政策行为的结果，是大战略优化、修改和校正的一个关键。正确的结果评估必须是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亦即要有较全面的力量对比、胜负对比和成本效益评判，从全局观念出发将每个局部和在这个局部上的得失放在它们恰如其分的地位上。不仅如此，这种大战略式的综合评估有时需要有足够长时间尺度的历史性。重要的是&总的权势的微积分&，而不是一个个在认识上被孤立开来的具体较量场合的成败。有如克劳塞维茨就战争和战役所说，如果&屈从于一个观念，即夺取某些地点或夺占不加防御的省份本身就可贵&，那就会倾向于将它们视为&意外横财&，忽视其拥有&以后可以导致确实不利这一可能性&。因而重要的是最终结果而非某次孤立的收益。一言以蔽之，结果如何被看待取决于被追求的目的。
&&& 大战略需要有经常的重新审视、调整和修改。之所以必须如此，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世事（特别是战略形势）的巨大的能动性和丰富的偶然性。必须充分理解和牢记环境能动的绝对性和人类认识的相对性，在难以预料的变化的形势中进行战略调整以求适应，牢记最重要的战略素质是经调整适应变迁，或曰&与时俱进&，并且要为难以取消的受挫或失败可能性留有余地，为此规划替代性选择或所谓&退路战略&。普鲁士作为强国崛起的缔造者，弗雷德里克二世有一项历经危亡边缘而来的认识，那就是&政治家无法预见未来；那通常被称为偶然性的东西、被哲学家说成是次级因果关系的东西，是他们估算不到的&。不仅如此，信息经常不健全。几乎所有大战略缔造者都处于信息不全的状况，不仅很难充分知彼，而且不易充分知己。还有，他们往往处于紧张的工作压力之下，缺少时间去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反思，因而注意力容易局限在狭隘的当前事件上。由于这一切原因，大战略的一项绝对必要原则如丘吉尔所言：&改善就是改变，欲求完美就须经常改变。&
&&& 大战略在本质上是艺术和艺术创造，它依靠才能、实践、经验以及精神勇气，甚于依靠概念和理论。克劳塞维茨一向强调，战争及战略操作是艺术而不是&科学&。他在一篇富含原创性的文章中说：艺术既是一种发展了的能力，又是将目的和手段结合起来的创造性活动；另一方面，&理论是以概念方式展示的艺术。我们能够轻而易举地看到这构成了整个艺术，唯独两者除外，即才能&&那对每件事来说都是根本的&&和实践。&他在《论战争》中强调：战略包含的一切都很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很容易；&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本质上是艺术的大战略依靠不断的审视，依靠其最尊重的两样东西&&智慧和判断力，而智慧和判断力由经验形成，由经验优化，其中包括历史经验。
&&& 四、大战略的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
&&& 大战略的艺术本性使它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机制和领导素质。在此，&机制&一词既被用来包含相对较有形或较固定的&体制&安排，也被用来包含狭义的机制，即决策机理、惯例、风格或集体行为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说，决策体制和机制的优化是拥有优良的大战略的一个最重要的保障。与此同时，全部政治史和战略史无数次地显示，政治／战略领导的素质有重大意义，甚至有决定性意义。个人（或小群体）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也许最显赫地见于大战略领域，同时它或许也最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包含的偶然性和不可复制性。因此，对大战略领导素质的观察、叙述、理解和论说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经典的史述方式和广义的&文学透视&。
&&& 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那么有了决策体制和决策机制的优化，一般就必定有决策本身的优化，连同行动结果评估和战略调整工作的优化。参照历史经验和教训，可设想的最优化的决策体制和机制至少有如下述：它们能保障合理、迅速和有效地处理重要事变、危机事态和复杂困难的进程，形成大战略与其所有基本的分支战略，统一指挥和协调战略实施和危机处理，而且做到既高度体制化，又在必要时灵活机动。它还能及时地进行战略和政策的审视、调整和创新，同时靠体制化乃至政治文化的保障能够有战略缔造过程中的充分讨论和集思广益，并且塑造在大战略、战略和政策等各层次上尽可能广泛的共识，特别是较高层的共识。
&&& 官僚体制和官僚机构对大战略决策往往有严重的负面影响，需要将此减小和限制在可能的最低程度上。这至关重要，因为尤其是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官僚机构体系有其特定的&机构文化&和机构利益，它们往往保守僵化，效率低下，自利优先，阻绝优秀的大战略必需的战略眼界、战略创新、内在协调、高效和灵活性。这就更突出了尤其在重大、困难和新颖的问题上实现具有全局观的集中决策和统帅领导的必要。
&&& 对待大战略领导素质问题大致有两种方式：&规定&和&发现&。前者是从大战略的各项基本要求出发，规定一套行为要求系统，符合它们就是具备领导素质。这种方式的主要弊端在于模式化的教条主义，因为大战略领导者的个人特质和他们所处形势的历史特质，连同这两者之间真实和特殊的互容互动（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特殊&战略故事&），全都似乎消失或不重要了。相反，&发现&主要是从观察真实的、高度成功的大战略领导者的特殊&战略故事&出发，予以叙述、理解和论说，甚而比较某些不同的特殊&战略故事&，从中提炼出就它们而言的大战略领导素质共性。显然，这就是主要甚而压倒性地依靠经典史述方式和广义的&文学透视&，后者对观察和理解真实的个人必不可少。
&&& 战略史家加迪斯基于&发现&，曾在2005年的一篇演讲中指出大战略领导素质至少包括以下内容：(1)依据丰富经验的优秀直觉；(2)树立大战略目标并予以坚持所需的精神勇气和毅力；(3)对未经预料的事变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4)为做出大战略所需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号召而有的基于信仰的倡议和号召；(5)打动公众和感染人心的雄辩才能。
&&& 战略史家埃利奥特&科恩的《最高统帅》一书，通过精彩地论述林肯、克列孟梭、丘吉尔和本&古里安的战时领导，成就了迄今为止最好的大战略领导素质&发现&。该书论说了这四位统帅的杰出秉性：既能透视混沌，总揽全局，又能关注细节，把握区别；对于在从技术状况直至战略大局等多个层次上的新事态、新趋势异常敏感，认识迅速，及时调整，与时俱进；基于与下属相比独特的开阔的眼界，有力地贯彻和保障国家根本政治目的和政治考虑的主导地位；热爱学习并经此熟悉和把握主要国务领域的专门知识甚至技术细节，懂得&如果自己不就&&业务所知多多，就不能领导&；格外地知人善任，因为&领导的很大部分就是知道选择谁，鼓励谁，制约谁，撤换谁&；意志顽强，不屈不挠，勇敢面对胜负未卜的最大挑战，并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心理准备；掌握演说和写作的艺术，以精心塑造的词句去影响和引导各式群体和全民；还有几乎最重要的节制和勇气。节制即政治上、战略上和个人情感上富有分寸，不走极端，善于应变，严于自律，懂得胜利应适可而止，最黑暗时保持信心，曙光初照时却预感忧患。勇气则是使大战略统帅能够首尾一贯坚持到底的根本素质，它&不是鲁莽冲动的赌徒之勇，或绝望之人的孤注一掷，而是一个国务家的勇气，无论祸福俱有能力正视现实而非一厢情愿，不顾失望而坚持不已，知道众多失去了的机会和仍在前面等着的危险，尽管明了下属和同僚不足胜任或心怀敌意却照样领导他们&；这是一种比甘愿冒枪炮之险更罕见的勇气，舍此其余一切全无用处。
&&& 对大战略史和大战略机理的认知必然是有所知，也有所不知；存在认识的成功和认识的可能，但也固有制约认识的局限。局限的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人世间事（包括战略形势）的格外巨大和丰富的能动性、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另一方面，人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相对甚而绝对的有限性。然而，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必需和实践必需，加上人的特别是由政治和战略激发的那部分智识兴趣，给大战略艺术认知和艺术创造提供着经久持续的强劲动能。不仅如此，从事大战略实践和认识的人也有着在可能范围内争取较多地克服能力局限的伟大潜能，那就是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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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应当是比较全面的。
这个解，应当是比较全面的，不足呢，就是句子太长了一点，
在三十年快餐文化薰炼下的中国人们，也没几个能耐性看完............
右派尤其是汉奸就会非常认真的看了：
至于一些理论上的不足和缺点，目前就不说了.........
作者： 吴恒&&
日，高层智囊、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发表于求是杂志社《红旗文稿》2014年第18期的《》一文上网，一石激起千层浪。此文的出台、发表，乃至围绕此文的相关争论，其实是涉及到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方向、道路的重大问题，因此国内外智库都高度关注。在这里北斗深度智库为您做出客观、理性、全面、深入的独家解读和分析。
　　一、王伟光文章背后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解释权的大博弈
　　首先，此文出现的背景及其主旨都是非常明确的。文章开篇明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国家治理体系、民主与专政及其实现形式等重大问题。为了搞清楚这些重大问题，有必要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新口号后，表面的风平浪静之下其实波涛汹涌。其中争论最大的，就是治理的主体是谁?归纳起来，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治理的主体，仍然是传统的一元化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人民群众。另一种观点则主张，应该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治理主体多元化”，具体到中国来说，就是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发展壮大的国外垄断资本阶级和国内私人资本阶层，全部成为治理的权威主体。
　　国外垄断资本一直在通过中间代理人，向中国及第三世界推广其治理理论，其主要目的就是弱化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国共产党及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为西方霸权帝国及其跨国垄断资本公司干涉中国内政进而殖民化中国提供理论支撑。可以说，按照这种“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意见，现有的宪法及其规定的国体、政体，都要做根本性的改变(抑或称之为废除和颠覆)，这等于事实上重新建立一个新的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当前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宪法序言规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而按照“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意见，“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些对国体的根本性特征的描述条文都得废除和取消。宪法序言中其他的相关论断也必须得废除，例如：“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中国人民对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必须进行斗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必然不能成为当前中国的指导思想。归根结底，按照这种意见，取消“工人阶级领导”、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最终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搞资本主义的多党竞争的宪政体制。
　　后一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2003年至今一直担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虽然他是资本化的南方系媒体热捧的智囊，但在党内却是争议性很大的人物。俞可平自2003年从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升任副局长后，担任此职务已经有十一年之久。日至12日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11月30日俞可平组织的“推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就在北京迅速召开，先声夺人地抢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解释权。此会议由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政治发展研究所和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办，凤凰网大学问作为特邀媒体参与报道。
　　俞可平在会议上做了《沿着民主法治的道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旨演讲，其演讲开篇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全新的政治理念。它表明我们党对社会政治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上个世纪末兴起的新政治概念，它不同于“统治”的概念;从统治走向治理，是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是21世纪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随后他比较了治理和统治的差异：【从政治学理论看，统治与治理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区别。其一，权威主体不同，统治的主体是单一的，就是政府或其他国家公共权力;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除了政府外，还包括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等。】原来，在俞可平看来，“统治”和“治理”是矛盾的，取消“统治”和“专政”，走向“治理”是人类大势所趋。俞可平实际上是在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所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种判断在今天是错误的。俞可平这类观点至少包含两个意思，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由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了由政府、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共同治理的全民性国家。第二，中国也应该采纳这种治理体系，取消无产阶级统治、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变人民民主的一元化主体的统治或专政，为多元化主体的全民性的治理，主要是让企业组织，即私人企业资本和资本家组织作为主体参与国家治理。
　　由此可见，除了在明处积极推动宪政民主外，一些知识分子还试图通过曲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概念的方式，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宪政主张。可以说，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战略，非常高明。
　　当然除了让资本家阶级成为国家治理主体外，俞可平的主张中还有社会组织。这也是他的一贯看法。早在2011年俞可平就曾发表《走向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文章将党和政府称之为“官”，将资本家称之为“民”，呼吁“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其中就提出了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问题：【各级党政官员应当对公民社会的战略意义有深刻的认识，从而采取积极鼓励和合作支持的态度……各级政府应当广泛吸收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特别是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它们承担更多的公共服务，努力营造官民共治的社会治理格局。】这里有个基本原则问题，即人民群众究竟应该被共产党组织起来，还是由资本家出资资助的各种NGO所组织起来?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没有自我组织起来的情况下，国外所谓社会组织即NGO，其基本运营资本主要依靠资本家阶级的资助。因此，所谓的社会组织和NGO，无论是环保类、慈善类还是劳工类，都是资本家阶级控制社会的组织手段，本质上是资本家阶级统治社会的另外一只手。
　　而王伟光的文章很明显代表前一种观点，从而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全民性的“宪政”主张针锋相对。在解释为什么要写此文时，王伟光文章写道：【国家与专政问题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一提到国家，总是冠以全民的招牌，把资产阶级国家说成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阶级的国家，而把无产阶级国家说成是邪恶的、暴力的、专制的国家……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反对专政的幌子，把一切专政都说成是坏的，根本不提还有资产阶级专政，只讲资产阶级民主，把资产阶级民主粉饰为“至善至美”的反专制、反一党制、超阶级、超历史的普世的民主，其实质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
　　王伟光主张，中国应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坚持工人阶级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而不能搞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王伟光的文章以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阐释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其中包括“国家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亡，而国家的最终消亡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过渡”等等观念，进而对当前中国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做出了这样的定位：【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二、四中全会前夕，王伟光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方案
　　王伟光文章最核心的内容，其实是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做出具体的描述，从而规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确切的基本框架。其要点包括：
　　1，明确人民民主专政及国家治理体系的一元化主体。通过借用毛泽东的话，王伟光文章指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但必须由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在中国现阶段，人民是什么，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当然，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由工人阶级领导，主要基础是工农联盟。】
　　2，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对敌人的专政是对人民民主的
保障，坚决地打击敌人的破坏和反抗，才能维护人民民主，才能保卫社会主义民主。……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
　　3，随后，王伟光文章明确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两大具体任务：【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政治手段、阶级工具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对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实行专政;第二个任务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和平演变”、西化、分化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对企图颠覆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外部敌对势力实行专政。】
　　4，进而，王伟光文章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六点要义：【第一，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以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第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南;第三，坚持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为最主要的基础;第四，以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为最广泛的联盟;第五，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第六，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
　　这四条归纳起来可以发现，王伟光文章的一个关键基点，其实就是在论述如何对待新生的资本阶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广大的工人、农民等劳动阶级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属于统治阶级和领导阶级，这是不言而喻的。新生的资本家阶层对中共来说是个棘手问题。而在王伟光文章看来，新生资本家阶层中“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资本家，将以民族资产阶级的身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成为人民的一部分。而那些与国外颠覆势力相勾结，企图搞“和平演变”，试图“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家，将被实行专政。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的政治制度，以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
　　80年代以来，以邓小平、陈云等为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在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提防和平演变。然而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所谓的敌对势力一般被认为主要来自外部，即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国家，其核心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国内由于没有出现阶级分化，即便是有些力量对社会主义不满并勾结西方进行颠覆活动，也被倾向于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然而，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国内经济结构及政治形势都发生着深刻变化。在今天这种经济政治格局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和平演变势力、敌对颠覆势力，已经在国内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即王伟光文章所说的“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势力”、“蓄意破坏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敌对分子”。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敌对势力的力量、影响及破坏程度，也远远高于之前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王伟光文章认为，人民民主专政的首要的第一任务，就是对这些势力进行专政，第二大任务才是针对国外的敌对颠覆势力。
　　王伟光文章的新意，是将这种斗争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归结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其文章在最后部分着重强调：【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今天，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判定的历史时代，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就决定了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人民民主专政是万万不可取消的，必须坚持，必须巩固，必须强大。否则，不足以抵制国外反动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图谋，不足以压制国内敌对力量里应外合的破坏作用。必须建设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设强大的公安政法力量，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保卫和平、保卫人民、保卫社会主义。】也正由于存在这种严重而尖锐的斗争，王伟光判断，“国际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
　　按照这种判断，如果国内某些资本家，图谋里应外合地对中国进行“西化、分化、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活动，将被党和政府视作敌对的反动阶级和敌对势力而对其进行专政，而这种较量被视作阶级斗争的一部分。
　　需要指出，王伟光的文章主旨符合“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非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王伟光文章明确谈到：【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消灭了阶级对阶级的压迫基础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新型国家。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阶级工具职能，其范围和作用会逐步缩小、减少，而公共服务职能会逐步扩大、加重。但这不等于放弃阶级工具的职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这个职能有可能加重、加大。比如，当出现大规模的外国军事侵略的情况下，当外部敌对势力与内部敌对力量相互勾结，严重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包括意识形态安全时，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压迫的作用丝毫不能减轻。】
　　所谓“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主张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将国内阶级斗争当做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其他的如经济建设等都是次要矛盾。而王伟光文章明确指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改革开放以来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阶级斗争虽然还长期存在，并且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因此总体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例如，当前《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但已经不是主要矛盾。”当阶级斗争激化时，例如外敌大规模入侵、敌对势力即将颠覆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时，阶级斗争肯定在这些特殊时段成为主要矛盾，例如处理八九动乱时期。
　　在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处于被颠覆的亡党亡国的边缘时刻，显然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只能以国家安全以阶级斗争为工作中心，但这只是在特别时段，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在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保障的前提下，应主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的本质含义。没有毛时代抗美援朝战争、没有在朝鲜和越南战场两次打败美国、没有毛时代两弹一星核潜艇，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是不可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和四项基本原则统一在一起的，四项基本原则保障经济建设的方向和道路。如果割裂基本路线，单纯强调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结果必然是方向道路走偏了，走向了资本主义的邪路，乃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都被颠覆了，经济建设也必然失败。
　　因此，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经济建设本身，就是在增强社会主义这一力量，其本身也正是在与国内外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但是此时由于我们拥有强大国防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外部资本主义无法对我产生根本的威胁，内部的资本主义力量和敌对势力也相对弱小，因此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增强社会主义综合国力，本身就是在同资本主义力量进行博弈，本身就处在两大力量博弈的主线索之中，并没有也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时代大背景。
　　例如，改革开放后，日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这里邓小平明确认为，在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身，也就是在进行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力量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大博弈，这仍然是在承认阶级斗争为时代主线索的背景下谈的，但这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
　　邓小平于日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邓小平在这里明确认为，现实政治，主要就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这等于确认阶级斗争仍然是时代的大局即主线索，但这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
　　王伟光文章中提出的“主线索”，是指整个时代的主线索，是就整个世界两大力量格局而言，而并不是指我们国内工作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指我党中心工作。国内剥削阶级没有被消灭时，阶级斗争当然是时代主线索，但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就是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也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整个时代的主线索不是阶级斗争。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和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明显不是一回事。例如，在解放前的28年里，中国当然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前途、两条道路、两种命运、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这个时代仍贯穿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在抗日战争中，我党的主要工作及中心工作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汪伪政权，英美帝国主义、蒋家王朝及国内的资产阶级甚至官僚资本主义都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也不是主要矛盾。当时虽然处于这个时代，虽然阶级斗争仍然是主线索，但与资产阶级及与国民党的阶级斗争，并不是我党的中心工作。就当时整个世界和时段来说，虽然仍然处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力量博弈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索的大时代，但社会主义阵营力量选择和自由资本主义力量合作联盟，共同对抗法西斯势力，因此和英美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当时社会主义力量的主要矛盾。显而易见，时代的主线索，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政党面临的主要矛盾。
　　在社会主义运动产生后，在消灭帝国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这一长期时段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阶级斗争的主线索会一直贯穿着整个时代。但是我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自身力量和外部环境的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是不同的，并非在任何阶段任何时期都把阶级斗争当做中心工作。在国内剥削阶级被消灭，敌对势力力量弱小时，当然是不能将阶级斗争作为国内主要工作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进入了没有阶级斗争这一主线索贯穿的共产主义的新时代。
　　党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及相关工作，可分为党内、国内、国际三个方面。所谓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是指不仅在国际对外工作方面及国内工作方面将阶级斗争当做主要矛盾和工作，处理党内工作也把阶级斗争当做主要矛盾，把党内矛盾视作敌我性质的阶级矛盾。其实，这种全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在文革时期采用过，文革之前处理党内矛盾是按照内部矛盾而非阶级矛盾和敌我矛盾来处理的。即便是在文革时期，与外部资本主义如美国、日本、西欧的矛盾，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斗争，在文革初期是全面的斗争，而在后期则是以缓和和合作为主，斗争为辅。这个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仍然处在两大力量博弈的主线索中，但两者之间的关系却是以合作为主、斗争为辅，即便是文革后期都是如此。可见，认为时代的主线索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党的对外工作永远是以阶级斗争为主，是以斗争还是以合作为主，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及国际大环境。当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取得压倒性优势时，国际范围内两大力量的阶级矛盾会成为主要矛盾，两者的关系以斗争为主，但社会主义国家及政党的内部却并不是阶级斗争为主。因此，把党内、国内、国际的矛盾混为一谈，更是错误的，认为对国外以阶级斗争为主就一定意味着国内乃至党内也以阶级斗争为主，是教条化的思维方式。
　　邓小平在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很显然，这里邓小平仍然是在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没有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仍然在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冷战，这意味着邓小平在强调阶级斗争仍然是贯彻整个时代的主线索，并且将其提高到“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高度，然而邓小平的这些理论显然并不等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否定经济建设为中心。
　　此外需要强调，王伟光这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模式也有很大的创新之处。最大的创新之处，是其六点要义中的第六点，即“通过社会主义法制实施民主与专政”。按照这一模式，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内容有两方面，一个是让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依法享有民主。另一个则是对敌对势力和剥削阶级依法进行专政。中国自由主义法学家们所倡导的依法治国，其主要要点是保障和谋取一些异议知识分子和异议资本家富豪的政治权利和权力，试图让他们成为统治阶级和治理主体。而在王伟光的文章看来，这些人仍然是专政的对象，是依法专政的对象。
　　可以说，在四中全会前夕，王伟光的文章提出了社会主义依法治国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方案。
　　三、王伟光的文章是对习近平系列讲话的呼应，其出现是必然的而非偶然的
　　正如宪法中所指出的，“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已经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可以说，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从来都坚持“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这一基本观点。抵制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反对西化和分化，历代领导人都高度强调这些问题。然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阶级斗争”、“阶级分析”观点确实在学术界、在媒体舆论界一度有被边缘化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王伟光文章重新提出宪法、党章及历代领导人都曾强调过但却被很多知识分子所忽视的这一理论观点，自然是一个预示中国政治经济秩序正在发生新变化、进入新常态的一个重大信号，也必然会引起很大的争论。
　　综合各种信息可以看到，王伟光文章的观点并非仅仅代表其个人，一定程度上讲，这篇文章也是在呼应习近平的系列讲话。首先，日，十八大刚刚闭幕后，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提出的纲领性发言就明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随后，日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又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就是阶级斗争理论。也是在这次讲话中，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由于西方化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在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界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习近平的这些讲话一直被某些人所抵制。
　　在2014年的217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加明确地用“阶级分析”理论否定了西方化的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宪政模式，他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绝不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我国人民民主与西方所谓的'宪政'本质上是不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非常明显，王伟光的文章基本上是在呼应习近平之前的一系列讲话。重新强调要坚持“阶级分析”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很显然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及王伟光这些高层智囊为何又重新强调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要坚持“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理论?结合当前的国情、世情、党情分析，可以说做出这种选择是必然的。
　　第一，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尤其是否定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理论，中共的领导地位就没有了历史合法性。
　　当前，知识界很多人奉行自由主义理论，他们认为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毛泽东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错的，阶级斗争理论是错的。按照这种理论，近代以来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即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也没有进行剥削压迫，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没有对工人进行剥削压迫。由此，按照自由主义理论，中共历史搞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历次武装起义、历次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等，都变成了中共对中外资本家和地主这些“公民”的“人权侵犯”。因此，经济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及宪政理论否定了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也就否定了中共历史存在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第二，为了应对现实中存在的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共不得不坚持阶级斗争理论。
　　中共自身一旦否定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而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全盘崩溃，中共及中国就只能接受西方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例如，习近平在217讲话中说，“看待政治制度模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首先就是阶级立场，进行阶级分析。”因此必须对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进行阶级分析，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定性成垄断资产阶级和资本寡头统治劳动人民对人民进行专政的工具，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定性成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作为国家主人对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进行专政的工具，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拥有现实合法性，才能在西方的意识形态攻击下站稳脚跟。因此，为了巩固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须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及“阶级分析”理论。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是，为了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关键而迫切的现实问题，中共也不得不继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和阶级斗争理论。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实际的市场化私有化改革进程中，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阶级分化乃至两极分化。当前中国各方对两极分化这一现状都是承认的，但是自由主义阵营认为两极分化与亲资本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无关，主要是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所导致的，他们对中国富豪榜上全部都是民营企业家(很多是新自由主义高官的子女和代理人)身份视而不见，强行认定两极分化主要原因在于国企的垄断和官员的一般性腐败。这种看法不符合基本的历史逻辑也没有现实依据。因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是一个不断被破坏、瓦解及淡化的过程，但是腐败和两极分化却是逐步加大的过程，将其归结到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丝毫没有丝毫的说服力。在前三十年里，干部腐败和两极分化程度，都是微乎其微的，不可能越搞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力量越强大。
　　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实际导致腐败和两极分化的主要经济改革政策，如国企私有化、工人下岗、盲目引进外资、高价进口廉价出口、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市场化、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等等，明显不是根据毛泽东思想，而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理论所制定的。因此，解决这些问题，不仅仅需要坚持前三十年为改革开放所奠定的物质基础和基本的制度基础，而且也需要重新在前三十年的理论、实践及制度中汲取营养。这就是习近平所强调的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不能丢、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的现实意义。例如，群众路线实际上已经被搁置了很多年，但现在党中央重新加以强调和恢复以解决现实问题，这客观是对原有的红色传统的坚持和回归。
　　中国和俄罗斯等原苏联地区、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世界各国一样，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都是腐败的泛滥、经济的两极分化、社会财富流向西方资本寡头及普通民众原有福利的丧失。而且无一例以，所有这些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左翼运动的复兴。而近代以来中国则是左翼传统最强大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当前中共政权的历史合法性也依赖于此。按照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察中国社会就会得出如下结论：
　　随着新自由主义国企改革中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和几千万工人的下岗，中国出现了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严重的两极分化。这些问题不能归罪于党的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而只能归罪于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共党内某些握有实权的高级官员，一直奉行的就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他们推动了经济新自由主义改革并试图推动宪政化及治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改革，而这批人恰恰正是超级腐败的官员和超级大老虎，并且和国外垄断资本关系密切(其子女一代大多是直接的大买办)，他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如贱卖战略产业给外资、鼓励外资银行控制中国金融、购买美国国债和垃圾债券、稳固美元霸权等方式向西方输送巨额利益。在经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庇护下，这些高级官员的家属，都以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和外资代理人的身份，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他们在金融、矿产、石油、医药、房地产等行业兴风作浪，获得巨额财富和资本，并与国外垄断财团融为一体。客观上说，中国当前已经出现了一个与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相对立的官僚买办资产阶层，他们勾结外国垄断资本，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从而使整个国家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例如，房地产行业之所以绑架了中国，关键是一大批地产富豪属于这个官僚买办阶层，而正是这个阶层在制定并执行相关领域的政策。十年来，对高房价的“调控”必然屡屡变成了“空调”，从而带来严重的住房难的民生灾难。
　　因此，不光中国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底层劳动阶级仇恨这个官僚买办阶层，就连中国中产阶级也无比仇恨这个阶层。由于其既得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全是非法的，官僚买办阶层奉行的是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为内核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当年苏共内部的特权阶级一样，他们主张废除当前的社会主义宪法及制度，并采用各种方式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实际破坏，试图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使自己的非法既得利益合法化。
　　在这种利益和政治格局下，中共客观上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和新生的特权阶层即官僚买办资产阶层绑在一起，保护并扩大其非法的既得利益，这要求必须否定科学社会主义及阶级斗争理论，瓦解原有共产党和共和国，建立新政党和新国家，一起发财。然而走这条路必然会很快迎来底层红色革命的局面，而且由于毛泽东的原因，与苏联解体前苏联工人和左翼的状况相比，当前中国底层及左翼的觉悟程度和整体力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这条路是很难走成功的。第二条则是，和广大底层劳动人民和中产阶层站在一起，走群众路线，依靠人民群众，与官僚买办资产阶层做切割并清洗这个特权阶层，使共产党和共和国获得吐故纳新的新生机会。走这个路线，就不得不与官僚买办特权阶层针锋相对地祭出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法宝。
　　可以说，习近平及王伟光等高层智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是在试图走后一种路线，试图夯实中共的执政基础和阶级基础。换句话讲，习近平及王伟光等人是在向中国广大的普通劳动民众做这样的表态：我们不会抛弃工人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你们仍然将是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那些奉行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的地产富豪和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是敌对势力、敌对阶级和剥削阶级，我们要与之进行坚决的阶级斗争，进行输死的搏斗。这恐怕就是王伟光所说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真正含义。
　　从以上这三点可以看出：要维持中共执政地位的历史合法性，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进行现实中的政治博弈，消灭非法暴富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也必须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要推进社会主义改革、消除两极分化、改善民生、获得人民支持、夯实中共执政的阶级基础，更加必须坚持和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
　　所以说习近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文章的出现，是一种必然趋势，也是一种非常有战略眼光的理性抉择。
　　从美国的情况看，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及东欧地区、拉美地区等等世界各地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显而易见的是，瓜分国家资产、掠夺人民财富的垄断资本财团和既得利益群体，全部都否定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也一样。因此，对于中国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来说，越是抵制科学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理论的，越是坚持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越有可能是官僚买办特权阶层的一份子或者代言人。
　　由此可以判断，强调阶级分析理论的习近平及王伟光，是党内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敌人。而那部分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侵吞国有资产和人民血汗的官员，正是剥削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骨干。他们恰恰则是否定和抵制阶级斗争理论的。这一现象是世界性的普遍规律。例如，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共特权阶层及苏联解体后侵吞人民财富的前苏共团中央的寡头们，一直秉持的就是新自由主义理论，何曾坚持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阶级斗争理论?
　　四、民营企业家应如何应对新的政治经济秩序?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阶级的划分并非是按照财产，而是按照生产关系，尤其是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并剥削他人的劳动来划分的。因此，资产阶级之“产”，是指凭借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通过雇佣劳动来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这种权力，而并非指的是简单的财产。因此，没有雇佣劳动和剥削剩余价值，就不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而不是不占有财产和财富，因为即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也是有少量财产的，最起码是有一定的的生活资料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所谓“无产”，指的是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及剥削他人劳动的权力，而并非没有财产、财富和生活资料。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中产阶层，虽然拥有住房和汽车，但是他们通过出卖自身的劳动为生，受雇佣于资本家阶级并被其剥削，因此也属于无产阶级。
　　当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生产资料所有权也仅仅是资本和资产阶级的表象，关键是生产资料所有权所带来的在生产中及利润分配中所取得的支配性权力。西方一些股民和散户，虽然名义上拥有一点大公司的股票，但是广大的股民散户是无法组织起来并对企业的经营生产及利润分配产生实质性作用的，因此并不属于资产阶级。西方大企业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仍然控制在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等一小撮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手中，他们的所拥有的股份和权力，往往能够完全支配企业的经营和利润分配。
　　按照阶级分析理论，当前中国绝大部分人口，都可划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之列，属于国家领导阶级和国家主人。大部分小的私营企业主，如果规模较小，雇佣人数较少，至多只能算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大型私企及巨额资本的资本家和富豪，如果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底线和家国情怀，如果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服从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领导，将财产用于经济建设和民生方面而不是自己的穷奢极欲，那么他们也属于人民的一份子。当然，部分新自由主义官员及其亲属侵吞了巨额国有资产，他们以私营企业家的身份，实际上拥有大量生产资料，这些人属于剥削阶级和敌对阶级，即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即便中共不对其进行专政，他们由于自身财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下的非法性，也会必然仇视并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众所周知，十八届三中全会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一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认为，两个毫不动摇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认为，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就会阻碍私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发展私有制经济，就只能搞经济私有化，并推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搞多党竞争、三权分立、宪政民主的资本主义法治社会。而王伟光的文章，事实上解释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中，两个毫不动摇是如何融为一体的——即按照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视角，将资本家阶层分成两类：一类是爱国的、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党的领导的资本家，这些将成为人民的一部分，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享受民主权力。另一类则是试图在中国推行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化，主张颠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资本家，这些将被视作敌对的反动阶级和颠覆势力，将遭受专政。而所谓的“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主要是针对前一类资本家。由此，两个毫不动摇是可以融为一体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党员干部的腐败，一些原来生机勃勃的国企变得效率底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私企如华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腐败问题尤其是变质问题仍然是执政党的顽疾，在拥有一大批清廉的、有信仰的、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之前，执政党是无法真正搞好国有企业的。在这个阶段，私营企业的存在会一直有合法性。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深刻的明白这个道理。例如张维迎于90年代就提出，“腐败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润滑剂”，如果共产党干部都不腐败都有信仰，那么绝大部分国有企业运营效率都会良好，也就没有理由搞私有化改革了。因此，默许、纵容乃至鼓励干部的腐败，进而推行私有化消灭国企，进而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新自由主义官员的基本大战略。
　　然而，现代民主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公有组织，中国共产党更是一个纯粹的公有组织。假如认定公有制企业必然腐败必然搞不好必须解体和私有化，那么公有的政府和政党也必然腐败也必须解体和私有化，照此逻辑最终只能复辟政府私有化的封建社会——其实美国小布什、切尼集团信奉的新保守主义兼新自由主义，就是在用精英寡头政治取代民主政治，本质上就是在政治上向封建独裁政治回归。这显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因此，政治的公有化取代政治私有化，经济公有化取代经济私有化，是人类文明演化的基本逻辑，当前中国的私有企业是在特殊背景下出现的现象。一旦执政党本身通过制度建设、意识形态建设和文化建设消灭了腐败和变质现象，那么人民当家做主的公有制企业的复兴和扩张就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要看清楚自己的时代使命，适应中国及世界的时代潮流。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及高层智囊王伟光等屡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及阶级斗争理论，一个重要背景是在颜色革命的风险中，部分私营企业主的蠢蠢欲动。例如，某些拥有巨额财富的地产富豪，在微博、微信上屡屡发表诋毁中共合法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中国某些资本家群体和富豪，拿出巨额资本，资助各种隐性的颠覆性的研究机构和媒体，组织庞大的网络水军，编造颠覆中共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谣言和历史谣言，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新媒体舆论;某些富可敌国的资本家，拿出大量的社会财富供养自由派律师和法学家群体，他们以维权名义组织新公民运动和宪政运动，给弱势群体洗脑，煽动他们通过恐怖主义的方式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以一大批秉持反共意识形的地产富豪为核心的私营企业主群体，不仅仅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阶级意识和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宪政民主等等)，还有了各种各样的准政党组织，这批资本家大多不是依靠自力更生的科技创新和实业起家的，恰恰是依靠侵吞国资、投机倒把、依附外国财团、掠夺人民而短期内暴富的，因此在中共内部有一大批腐败的特权大老虎为其撑腰。
　　阶级分为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两种。所谓自在阶级，是指没有组织起来的、缺乏明确独立阶级意识的状态，此时一般称之为阶层，实际上存在的是一盘散沙的个体。所谓自为的阶级，是成熟的真正的阶级，是组织起来的拥有明确独立成熟的阶级意识的阶级。当前中国的官僚买办特权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转变成自为的阶级。邓小平于1985年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可见，邓小平本人也是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并坚决反对新剥削阶级的出现。可以说，中国当前的官僚买办资本阶层，正在从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转变，正在演化成一个真正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习近平和王伟光等之所以重新强调阶级分析理论，就是在坚持邓小平理论，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改革开放走向邪路和彻底失败。
　　对于今天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来说，其正途是向华为任正非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和红色企业家看齐，要有与国际垄断财团相较量的觉悟和雄心，而不要妄想再掠夺国家财产和人民血汗。通过新自由主义改革瓜分国有资产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某些特别恶劣的瓜分者还将被清算。对于一般的民营企业家来说，首先，经营活动要符合宪法和法律。其次，要引导自身企业走自主创新和自由品牌之路，不能依附在外国垄断财团身上的买办企业。最后，要善待员工和致力于改善民生。这样的私营企业仍然将获得国家的大力扶持。
　　民营企业家们尤其注意的是，千万不能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鼓动经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思潮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潮，尤其是不能资助相关媒体和社会组织，进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否则将被视作剥削阶级和敌对势力，其生存空间将遭受限制。习近平的相关系列讲话及王伟光的文章，实际上提前划出了一条警戒线，这本身也是对爱国的民营企业家们的一种提醒和爱护。
　　【注：本文作者为北斗深度智库特邀舆情分析师。北斗深度智库(
)是经济、政治、舆情方面最权威的战略分析和研究机构，由国内资深媒体人和顶尖经济、政治及地缘战略专家联合创办，是各类决策者首先的情报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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