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新亚种 《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继、、亮相后，腾讯《》今天公布了即将在5月30日的极限封测中登场的新亚种怪物紫毒鸟的介绍。昔日被认为是毒怪鸟老年种的紫毒鸟，最近逐渐有学士提出，应该是一种独立的，罕见的亚种类型，相比毒怪鸟，紫毒鸟的招式更具威胁和攻击性。紫毒鸟具有的不仅仅是比毒怪鸟更加强壮的身体和更危险的毒性，智能也明显更高，它们的头部冠状器官虽然能够和毒怪鸟一样发出闪光，但紫毒鸟能够发出数种不同颜色和强度的闪光，还能够将其当作‘交流器官’，以闪光来传达自己的意图，这种习性很难相信是毒怪鸟所能够具有的。闪光信号：紫毒鸟的闪光能够传达它自身的意图，表达其情绪，甚至对较为低级的生物具有催眠作用，目前学士们还在尽力研究这一不可思议的现象。 闪光信号出其不意的施放 令猎人措手不及毒霾扩散：紫毒鸟的毒液具有惊人的挥发性并且仅仅吸入就能起效，猎人一旦被紫毒鸟喷出的毒球击中，其身周一定范围内会扩散出固定的毒霾，累及周围的狩猎伙伴。 毒霾扩散发动后毒气迅速扩散 毒霾扩散发动瞬间疾奔闪光：在奔跑途中发出闪光，令猎人来不及防备地笼罩在黑暗之中，是紫毒鸟远胜于毒怪鸟的战术体现。 紫毒鸟在奔跑途中急停施放疾奔闪光剧毒狂奔：在紫毒鸟感受到危机的时候，会激发出其内在的求生本能而高速奔走，并且完全释放出体内蕴藏的毒性污染周围环境，拖慢追击者的脚步。 紫毒鸟感受到威胁一边放毒一边狂奔
《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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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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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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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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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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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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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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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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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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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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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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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新怪物紫毒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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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霾扩散发动后毒气迅速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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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霾扩散发动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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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信号出其不意的施放 令猎人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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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毒鸟感受到威胁一边放毒一边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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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毒鸟在奔跑途中急停施放疾奔闪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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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将于5月30日开启，届时将开启全新的地图和怪物，并加入可爱的艾露猫与猎人们一起战斗，同时各武器的全新奥义也将让玩家体验到别样的狩猎乐趣。网易游戏发号中心将于下周开始发放《怪物猎人OL》极限封测的激活码，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玩家可以留意一下：已公布的全新武器奥义：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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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游戏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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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做嘴炮 只管约到
Recommend list　　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美)芝加哥大学 何炳棣
马中 译　　　　　　本文原载《农业的起源》(Mouton出版社1977年版)，这里选译的是的前三节．　　 　　1．年 表　　　　自从1949年以来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农业和动物驯化是与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文化同时出现的，这个文化以河南西部的仰韶村命名，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Andersson)在这里发现了彩陶和新石器制品。1928年，在山东省会济南附近的城子崖村，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员发现了另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其特点是黑陶和卜骨，并以附近的龙山镇命名。虽然后来在河南北部几个地方接连发现了一些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遗址，但是这两个新石器文化在年代上显然有一些差距，在本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猜测和争论的话题。而由安特生开列并校订的比较年表，大概是1949年以前在西方流传较广的仅有的一份，但这只是一份水平不高而且有时还自相矛盾的猜测性作品。　　　　到了五十年代，在中国各地又发现了许多重要的局部和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考古学家们这才能够根据比较系统的材料对中国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重新分类。这些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包括河南西部、陕西东部、山西南部的庙底沟Ⅱ期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淮河地区和江苏南部的青莲岗文化；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以及湖北和河南最西南部汉江下游流域的屈家岭文化。这些新石器文化脉络清晰地代表着从仰韶时期向龙山时期过渡的一个完整而又漫长的时期。我们现在知道，安特生在甘肃省西北部发现的马家窑、半山、马厂这样一些新石器文化遗址，从文化和地层学上看也是过渡性的。安特生在他修订的年表中认为甘肃的齐家文化比仰韶文化要早，现已证明实际上比上面提到的所有主要的新石器文化都要晚。　　　　耶鲁大学的古人类学家张光直(K．C．Chang)，根据按照发展分类的方法，将这些新发现的局部或地区性的新石器文化总称为“龙山式”，并作了如下说明：　　　　“大量提到的这些阶段(新发现的庙底沟Ⅱ期文化等等)虽然全都以彩陶为其特征，实际上与仰韶文化并不一样。可它们与仰韶文化的不同之处却是与龙山文化的相似之处。虽然这些遍布各地的文化中可能有些要早于龙山文化，但是在凡是有过仰韶文化的地区，它们是晚于仰韶文化的。”(87)　　　　“龙山式”这个总称一直没有引起考古学家的重视，尤其是在中国。我认为这个名称是非常方便的，并将在本文中根据张所下的定义使用它。　　　　1972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恢复出版了官方刊物《考古》。学术界这才知道这个研究所早在冬天就已经进行了第一次放射性碳年代测定工作，文化大革命延误了结果的公布。1972年夏天，公布了29项放射性碳年代数据，其中有关中国史前时代的20项列在表1中。　　　　系统的中国史前期年表制订还须有待于来自北京的范围更为广泛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　　　　现有的数据对于重新评价仰韶文化(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时期)和年代学，以及更清楚地了解一些主要的地区性龙山式文化出现的顺序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放射性碳数据中关于仰韶文化半坡阶段的为数最多。半坡阶段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发端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已经证明它代表着最早的文明阶段，半坡阶段的田间农业以谷子为主，动物驯化以猪为主，并且有建造得很好的带有墓地的定居村落公社和彩陶、原始的文字和数字（100）。四项放射性碳数据和我的年代换算表明半坡遗址在公元前第五千年里前后几乎存在了600年。　　　　但是，成熟的半坡阶段的出现，并不能等同视之为仰韶文化的诞生，这将在第三节中作进一步的解释。现已知道，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是仰韶文化的最早阶段。这个遗址位于秦岭山脉的自然分界线以南。虽然到目前为止，在这里和秦岭以北相似的文化遗址都没有发现谷物遗存，但是绘有条纹的陶器、特别是石铲和磨石的发现很可能表明了某种形式的定居生活和原始农业已在这里出现。我们完全有把握猜测仰韶文化的李家村阶段必定是出现于公元前第六千年的某时。　　　　由河南西部的庙底沟遗址所代表的另一种形式的仰韶文化在文化的重要性上同半坡几乎不相上下．这种文化形式的主要特征是彩陶上绘有非常生动的螺旋花纹，这种文化形式在地理上分布于河南最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西安以东的渭河下游流域。半坡型同庙底沟型之间时间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自从1950年代后期以来一直是广为争论的题目。直到得到了放射性碳年代数据，我们才知道庙底沟型要晚得多，甚至比河南北部的后岗型还要晚一些。后岗型虽然深受半坡型的影响，但也有自己的显著特色。最晚的数据也表明半坡型的分布比庙底沟型广泛，远至河南北部、河北南部和西部（100）。　　　　这些在时间上晚于仰韶文化，由张氐为了方便定义为“龙山式”的各种地区性文化，最近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表明，它们在年代上并不是大致同时而是有先有后的。早在仰韶文化发展起来之前，青莲岗文化就已在中国东部出现了。吴山菁根据南京博物馆没有发表的报告，对青莲岗文化有以下概述（67）：　　首先，现已发现的大约80处青莲岗文化遗址中，江苏省界内有65处。这种文化从江苏向西延伸到安徽，向北延伸到山东中部和南部，向南延伸到浙江北部，在浙江后来出现了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分布地区大约有10万平方公里。　　第二，青莲岗文化可以分为江北和江南两种类型。江北类型由四个时期组成；江南类型由三个时期组成。从地层学和文化形式来看，江南类型的三个时期可以看作与江北类型的前三个时期同时。　　第三，江北类型的早期，以江苏北部邳县大墩子最下文化层为例，最近已经放射性碳测定年代为距今5年，换算年代应是5 B．C．。浙江东北部嘉兴马家浜是最典型的早期江南类型，但那里的最下文化层一直没有进行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上海附近崧泽遗址的最下文化层放射性碳年代测定为距今5年(注: 表1中为5195——译注)(换算年代： 5 B．C．)，但崧泽遗址属于早期江南类型中的晚期。吴山菁认为，两处遗址在年代上455年的差距很可能代表着南北两种类型的早期存在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江北类型出现得较早。　　　　浙江北部的良渚文化出现于大约公元前三千年(作者推算)也是出人预料的。过去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的出现比更靠北的龙山式文化要晚得多．青莲岗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年代确定对于证实水稻文化的起源和提供中国中部、东部家畜和水牛的早期驯化的线索具有重要作用，这在下面几节中将要讨论到。　　　　公元前四千年末至三千年末，其它地区的龙山式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相继出现。铜石并用的齐家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中国历史上第一有史记载的时期一商朝的建立。 最近我对确定商朝和周朝的方法所作的批评使我更倾向于认为商朝建立于大约公元前1600年，西周肯定是建立于公元前1027年（100）。虽然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放射性碳测定数据才能知道龙山式文化和龙山文化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年代，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距今7000年前开始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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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原始环境　　　　仰韶时代原始中国人的家乡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就是位于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和河南西部的整个渭河流域。从地质学的角度看，这个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是一个“典型的”黄土地区。这里的黄土沉积异乎寻常地厚，而且黄土的颗粒结构特别均匀。对形成这种特殊的土壤结构的解释只能是：很可能是风(而不是其它自然因素)把黄土从四面八方运送而来，并在中国北方长期的以干燥为特征的更新世气候中积沉而成（47）。中国3000年来的历史记载也表明中国北方各地经常发生风成黄土沉积（63）。　　　　在过去的100万年中间，由于三个雨量相对充足时期的隔断，共出现了四段干燥期。在雨量比较充足的时期内，发生了大规模的土壤侵蚀。结果，黄土被从高原地区带到了中国北方的低地平原。虽然低地平原黄土的成因是非常复杂的，但是这个地区的土壤很大一部分来自冲积和洪积。在低地平原的许多地区，土壤是由卵石、砾石和砾岩混合而成。相比之下，黄土高原的土壤因为主要是风成，所以在结构上均匀、细小、松散、易碎，因此使得原始的掘土木棒比较容易入土。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气候尽管非常干旱，黄土高原地区却是中国新石器文化的摇篮的原因之一。 　　　　中国北方的气候向以恶劣著称，那里冬天冰封，夏天酷热，春天又经常扬起沙暴。黄土高原的年平均降雨量在250～500毫米之间(比10～20英寸稍微少一点)。低地平原的年平均降雨量是400～750毫米，只有在再沉积黄土地区的南部和东部边缘才有年750毫米的降雨量。如果把10～20英寸的年降雨量在四个季节平均分配，那么只能满足一般旱地农业的最低需要。但是在黄土地区，降雨量大部分集中在夏季，这时候的气温和蒸发速度都非常高。雨量集中在夏季，对某些抗旱作物是有利的，例如谷子，但也给其他类型的农业带来了很大困难，至少在史前时代是如此。另外，因为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于暖气候季节风和冷气候旋风暴这两个主要造雨构造的边缘，所以，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地区。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中国北方的原始气候有相当多的争论。根据对于中国黄土高原多方面的科学调查。对这个问题最新的看法是，尽管在整个更新世内，气候在非常干旱期和相对湿润期之间变化，但是长期的气候变化趋势，一直是周期性的， 而且可能越来越干燥（113）（47）。　　　　在这种干旱条件下形成的黄土的性质十分明确地反映在土壤的物理和化学特征上。如所周知，气候潮湿地区的土壤易风化、滤水性强、呈酸性；而干旱地区的土壤则不易风化、滤水性差、呈碱性。中国黄土高原的黄土风化程度微乎其微，保持着大部分主要的原始矿物成分以及几乎不变的碱性。通过同欧洲几个国家的黄土仔细比较，中国地质学家的结论是，中国黄土形成的气候条件要比欧洲普遍情况更为干旱（47）。　　　　为了研究更新世期间中国北方气候的改变，中国地质学家近些年来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了埋在厚厚的黄土沉积层中的各种红土层上。这种红土层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意义，因为只有在不正常温暖和潮湿的气候条件下，黄土才有可能风化为红土。但是对山西省离石县黄土剖面的各种红土标本的系统分析表明，这些红土层的P H值在7．5～8．8之间（46)。也就是说，这些埋在下面的红土壤仍然呈中性或者比较强的碱性。更有说明意义的是埋藏在山西午城黄土剖面上部的红土层内发现的花粉构成。这一特殊的土层位于距地面10．6～12．9米之间，这土层应表明在较近的地质年代里存在着一个“湿润的”从属时期。在这个土层内发现的47粒花粉中，只有4粒是树木的（Abies一粒，Pinus三粒）；其余43粒全被认为属于蒿属植物(Artemisia)(45)。这类植物是干旱、半干旱环境一个最好的植物学证明。因此，在讨论中国北方的原始气候时，“多雨”一词必须谨慎而且只能在相对意义上使用。　　　　与中国北方的原始环境相关的所有科学因素中，最令人疑惑的是动物群的遗存。其内容一应俱全。从原产于冻土带和北极附近的长毛犀牛 (Coelodonta antiquitatis) 和猛犸(Mammuthus Primiqenius)到产于热带的大象(Eelephas maximas)和犀牛(Rhino- ceros sp)。今天有些学者仍想以象和犀牛的遗存为证来说明中国北方的原始环境必然一度处于温湿时期。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因为此地同样也有长毛犀牛和猛犸的遗存发现， 而在一般情况下这些动物只应北极附近才有，另外还可以举出只有在沙漠或半沙漠地区才能见到的骆驼和驼鸟的遗存为例。　　此外，本世纪初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许多大象和犀牛的化石，当时因为没有详细的地层报告，结果被错误地归之于不同的土层。最近对这些古生物学资料重做的系统验证表明，这些大象和犀牛的化石几乎全都来自湖床，这些湖床形成于土壤侵蚀期内，并且在上面普遍覆有不规则的黄土沉积层。一位主要的中国黄土高原的综合学者在全面研究了这些动物资料之后认为， 自更新世中期以来黄土地区的动物群一直是以啮齿类为主，特别是鼢鼠类(Myospalax sp)更清楚地表明了半干旱的草原环境(47)。　　　　近年来，研究黄土地区原始环境最引入注目的进展大概是在孢粉学领域。据我所知，至少有十项孢粉研究与中国北方有关(12)。除了辽东半岛普兰店一项反映了古代沿海气候外，其余九项都非常有助于了解中国北方低地平原和黄土高原的原始环境。其中尤以山西午城柳树沟整个黄土剖面的孢粉成份的研究最有价值，因为这里的黄土断层最为全面，而午城这个名称也成了中国地质学家用来代表更新世早期黄土沉积层的代名词。其它中国北方的孢粉研究都只涉及更新世的某一时期，午城研究则与众不同，它概括了过去的100万年。为了便于进行古生物学的研究，全部121米深的午城剖面被分为106层，这样就能对植物及其所代表的气候变化进行审微度详的研究。因为本文主要关心与中国农业起源最接近的地质时期的植物与气候，所以我把午城剖面上部20米的孢粉分析开列如表2(附表2)。　　　　从表2中，我们能够看到黄土高原原始环境的几个重要特征。第一，在1，622粒孢粉中乔木和灌木只占74粒，这说明这个地区的森林资源一向是贫乏的。在总共74粒木本孢粉中，松(Pinus)和柳(Salix)地位显著，共有47粒，但是应当指出，松树的孢粉由于有两个气袋，所以能从很远的山区产地飞来，而柳树一般生于水边。因此说，虽然在为数稀少的森林资源中独有这两种树引人注目，但这更说明了在这个半干旱草原上，森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也是极其稀少的。　　
　　第二，在剖面的孢粉构成中最明显的是草本植物占压倒优势，总数为1，548粒，占孢粉构成的95．4％。毫无疑问，黄土高原除去大小山脉、坡地和近水地区，都是不长树只生草的半干旱草原。仅蒿属(Artemisia)就占64．8％的事实更是说明了这个地区的生态环境。　　　　第三，蒿属在20米以下的孢粉中占53．3％，在20米以上的孢粉中占71．8％。这个百分比的上升表明到了更新世晚期气候已变得更加寒冷和干燥。　　　　第四，在草本植物中，重要性仅次于蒿属的植物，是禾本科(Gramineae) 和藜科(Chenopodiaceae)。前者中一些品种后来被人驯化为粮食作物，后者许多类似菠菜的植物曾为原始人当蔬菜食用并经常为了得到它们的种子而种植(95)。在孢粉总数中，禾本科占10．7％。这类植物在过去的一百万年间分布相当广泛。但是从考古学和关于中国谷物最早的文字记载看，禾本科虽然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并不意味着自从更新世早期以来它就是广泛存在的潜在的粮食作物。相反只能说明为数有限的几种谷类植物在同蒿属和藜属等早生植物进行了长期、无情的斗争后，还是在半干旱地区有效地保存下来，终于为仰韶农民所利用。　　　　表2表明的原始环境的主要特征不仅还为中国北方其它地区(辽东半岛一处除外)的孢粉分析所证实，而且中国古典文学著作中植物学的记载也能提供证据，在这些古典文学著作中，以《诗经》的植物学记载最全面。《诗经》描写了公元前十一世纪末到公元前六世纪中期中国人的生活，它那优美的文笔和可靠的史料历来为全世界的汉学家所称道。这部诗歌选集收录的305首诗歌，采自周天子及各侯领地，其中提到的植物近150种。当然，这个数字同今天的植物分类学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但在当时的时代，同世界其它古代文明相比，《诗经》所反映的植物学知识则是首屈一指。例如圣经、古埃及人的著作、荷马史诗、希罗多德(注)的史书中提到的植物分别只有83、55、60、63种(104)。因此不能不说《诗经》真正是历史学家、植物学家的宝库。《诗经》还在许多地方提到了植物生长的地理环境——山川、平原、河边洼地、沼泽、池塘和河流。305首诗歌包括的地理区域非常广泛，计有陕西、山西、河南省、汉江下游流域到长江中游流域、山东中部和西部、安徽西北部、河北南部。很幸运，这部古书对黄土高原东南部的植物记载尤为详细。　　　　我根据中国古书的记载，验证了近些年来在黄土高原的科学发现，并将《诗经》中提到的所有植物，除去水生植物和粮食作物外，做了一个鉴定、分析并开列成表。因为我主要关心古代“野生”植物，所以我还从先秦和两汉年间编写的各类历史、地理和哲学著作中，以及公元6世纪编纂的最早的取材广泛的文学选集《文选》中挑选了一些资料来补充《诗经》中的植物学记载。通过和现代科学发现相比较，我得出了以下结论(详见（12）：P35—84， 表3和表4) ：　　　　注 希罗多德(约前484—约前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在西方有“历史之父”之称。——译注。　　　　第一， 自从更新世晚期以来，中国北方的森林构成一直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有的话，也不具有实际意义，并且落叶树总是在数量上超过针叶树。　　　　第二，通过考证《诗经》中提到的乔木和灌木的产地，可以发现这些植物实际上局限于山区、丘陵、坡地和河边。也就是说，撇开不均衡的季节性雨量分布和夏季的大量蒸发不讲，中国北方的黄土地区看来一直不能为木本植物的生长保持足够的水份。中国地质调查的创始人丁文江在对格莱尼特(Marcel Granet)《La Civilisation Chinoise》一书的著名评论中指出，该书关于黄土高原上散布着草木丛生的沼泽的说法是很有见地的，并且值得引用以作为对一些论述中国原始环境的著作的纠正：　　　　“现在所有的地质学家都认为黄土高原从来就没有森林形成。…水线是如此之低， 甚至今天在黄土高原种树仍需在幼树期灌溉直到根部扎得足够深。…山坡上有过森林是不可否认的，但是黄土高原一直是一个半干旱草原。就是今天的沼泽虽然在冲积平原上，但是格莱尼特教授所说的沼泽大多位于黄土地区，”（139）　　　　对于丁的观点，我仅有的修正是在陕西的渭河流域甚至今天也有沼泽存在，这是因为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引起的排水不畅造成的（36）。尽管气候并不湿润，在排水不畅的低洼地还是有许多沼泽和泥炭沼泽形成，其中有些据知形成于史前时代晚期和有史时代早期。　　　　第三，《诗经》中提到的蒿属植物达10种之多，在《诗经》记载的各类植物中遥遥领先。蒿属在黄土地区的优势同《诗经》中的记载决不是巧合。从各类植物在《诗经》里出现的频率看，蒿属仅次于桑(mulberry，19—20次)、黍(Panicum miliaceum，载15首诗)和稷(载12首诗)。鉴于谷子是古代中国人最重要的口粮，而桑树对养蚕业至为重要，商、周时代曾在中国北方广为种植。蒿属在《诗经》中如此受到重视明确无误地表明黄土地区是一个半干旱草原。　　　　第四，《诗经》中只提到藜科(Chenopodiaceae)两次。结合其它古书的记载，表明藜科植物在黄土地区普遍生长。除非藜科植物确为某地区特产，否则对现代学者说来，将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周代(如果不是更早)休闲地一般称为莱，处女地称为“草莱”(12）。著名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地层剖面孢粉分析也证实了古书中关于藜科记载的准确性。在2．8米深仰韶文化层中发现的278粒孢粉中，木本植物仅占40粒，而藜科和蒿属分别占到141和38粒（6）。　　　　中国古书所表明的黄土地区古代植物的主要特征，同近年来的古生物学研究完全一致。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些主要因素的影响，诸如黄土沉积的气候条件；黄土的物理、化学性质；动物群中典型的草原动物特点；比较稀少的木本植物；一些旱生碱性植物如蒿属和藜科在地质学和历史上所占有的数量优势；就不难得出这些的结论，即，黄土高原不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半干旱的草原。 　　
　　对中国农业起源的研究者说来，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尽管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非常严酷，却不失某些可取之处。准确地说，黄土由于其风成起因和长期的干旱半干旱形成条件，使其土壤结构异常均匀、松散并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很利于木质原始掘土农具的翻掘。可以认为，覆盖在黄土高原上的草从未象欧亚大陆其它重要的大草原和森林草原那样茂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森林草原地区)最常见的土壤表层是黄土和类黄土，”后者的特征是稍黑的“黑土牧草地”，俄国其它“草原地区”是典型的暗黑土壤，这表明地面的草曾非常茂密（133）。　　使用综合法研究历史的著名学者麦克内尔(william Mcneill)曾正确地指出，在旧世界农业一般首先出现于长树的山坡或山脚下，因为“天然草地对于掘土木棒是非常棘手的（124）。但是在旧世界中重要的也是仅有的例外就是仰韶中国。这个例外一般可以解释为黄土的特殊结构和稀少的地表植被。因为黄土不易风化，保持着大部矿物成分，所以非常肥沃。尽管有限的年降雨量连20英寸都不到，但是它集中在夏天，这使得仰韶农民能成功地种植少数几种在半干旱环境中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存留下来的谷类植物。另外，黄土一般具有良好的保水和供水性能，在雨量较少的情况下，粮食作物的收成高于其他土壤。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中国农业和新石器文化突破某些自然条件的限制，在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区的出现。大概只有在中国的黄土高原，这些限制条件才能被抵销。　　　　黄土高原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对于建立仰韶式农业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此之外，不受黄河下游冲积大平原的影响以及没有原始的灌溉也是中国原始农业的特点。　　　　在本世纪的头几十年，由于对中国史前时代知之甚少，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华文明的摇篮可能是在黄河冲积大平原。因为仅从19世纪末以来就在位于低地平原的河南最北部的安阳发现了几万件卜骨。在西方，这个观点是由麦斯皮罗(Henri Maspero)系统阐述(123)，并通过托恩比(Arnold Toynbee)的史学巨著((140)：P318—321)而广为流行。在过去的20年里，由于许多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的年代顺序也已比较清楚，所以可以肯定中华文明的摇篮是在黄土高原的东南部，这里同黄河下游的大平原几乎毫不相干。　　　　从中国北方属于仰韶、龙山式、龙山和其它史前文化遗址的大量考古报告概括、明确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下列事实，这些遗址不管是在黄土高原还是在低地平原，大多是沿着黄河的各条支流旁的黄土坡地或山丘，而并不沿着黄河的主流。对这些遗址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大多位于小河或溪流边，而这些小河溪流甚至在详细的中国地图上往往也找不到，只有当地人才知道。这更加说明中华文明的诞生并不能归功于黄河主流，虽然从理论上说这许多小河溪流属于黄河流域(（12)P107—117)。　　　　当然，在甘肃、山西西南和西北部、河南西部有几十处史前文化遗址是沿着黄河主流的上游和中游的。可是，从地形上看，这些遗址同其他遗址也非常相似，都是位于距离河床16、20到几百英尺的高地上。这就是说，中国北方所有史前文化遗址都是近水的，同时又保持有效的高度以免遭洪水的侵害。这些高高在上的遗址是对复杂的水轮和水泵发明之前就有灌溉的说法的最有力的反驳。 　　　　除了一千多处新石器遗址的地理环境表明原始时代不可能有灌溉外，我还可以另外举出中国出现灌溉较晚的证据。在西安附近的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商朝最后的首都安阳小屯都发现了沟道，但是当地的考古学家认为半坡的这些大围沟是为了防御，小沟道(全都通过居住区)也不可能用于灌溉（14）。小屯的沟渠网比较复杂，遍布大部分皇宫、皇家祖庙、住宅和工场，但显然是用于排水（62）。中国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在广泛研究了商代甲骨文之后的看法是商人只是害怕洪水，全然不知道筑堤、水利和灌溉（74）。　　　　大概是出于灌溉的目的而在田里挖沟的文字记载首见于《左传》。其中说公元前571年，子驷当了河南中北部的郑国的执政之后不久，“为田洫，司氏、堵氏、候氏、子师氏皆丧国焉。”结果，公元前563年，子驷被五个贵族鼓动的一帮“不逞之人”杀害。书里没有指出开挖这些沟渠的确切年代，很可能比较接近公元前563年。这个夭折的灌溉工程在大约20年后由郑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子产继续建造，一开始，他也招来人们的非议，三年以后，当灌溉见到收益后，他赢得了人们的敬重。如果灌溉不是一件人所不知的新鲜事物，这两位高级官员在建造初期就不可能遇到反对。《左传》还提到公元前548年，位于长江中游的强大的楚国“数疆潦，规偃潴”，计算水淹地、规划蓄水池（116）(作者引的是《左传》英译本——译注)。　　　　公元前424—296年间，魏国在河南北部的漳河地区完成了第一个著名的灌溉网，从公元5世纪《水经注》的详细描写中，我们得知这个灌溉网只有20里长，也就是6英里多一点（75）。直到公元前8世纪，大规模的灌溉网才出现于陕西渭河流域和四川盆地。
　　表1 中国史前期碳—14年代测定　　　　地 点| 文化类型| 碳—14测定(半衰期=5,570年)| 碳—14测定(半衰期=5,730年)| 作 者 换 算　　1．四川资阳黄鳝溪| 不 详| 0B．P．| 0B．P．| ?　　2．陕西西安半坡| 仰 韶| 0B．P．| 0B．P．| 0B．C．　　3． 半 坡| 仰 韶| 5B．P．| 5B．P．| 5B．C．　　4． 半 坡| 仰 韶| 5B．P．| 5B．P．| 5B．C．　　5． 半 坡| 仰 韶| 5B．P．| 5B．P．| 5B．C．　　6．河南安阳后岗| 仰 韶| 5B．P．| 5B．P．| 5B．C．　　7．上海青浦崧泽|青莲岗| 5B．P．| 5B．P．| 5B．C．　　8．河南陕县庙底沟| 仰 韶| 0B．P．| 0B．P．| 0B．C．　　9．浙江吴兴钱山漾| 良 渚| 0B．P．| 0B．P．| 0B．C．　　10．甘肃兰州曹家嘴|马家窑| 0B．P．| 0B．P．| 0B．C．　　11．江西修水跑马岭|新石器| B．P．| B．P．| B．C．　　12． 庙 底 沟|龙山式| B．P．| B．P．| B．C．　　13．河南淅川黄楝树|屈家岭| B．P．| B．P．| B．C．　　14.甘肃永靖马家湾 村|马家窑| B．P．| B．P．| 0B．C．　　15．甘肃兰州青岗岔| 半 山| B.P．| B．P．| 0B，C．　　16．辽宁旅大双砣子| 龙 山| B．P．| B．P．| B．C．　　17．河南洛阳王湾|河南龙山| B．P．| B．P．| B．C．　　18．青海诺木洪搭里 他黑哈| 不 详| B．P．| B．P．| B．C．　　19．甘肃永靖大何庄| 齐 家| B．P．| B．P．| B．C．　　20． 大 何 庄| 齐 家| B．P．| B．P．| B．C．　　21． 　　来源，[39]： P52—56． [40]： P56—58。　　　　显而易见，中国农业和文明的出现同黄河的洪积平原并没有直接关系，而在旧、新世界各文明发祥地中，中国人是最后知道灌溉的。麦克内施在广泛研究了新世界农业的起源之后认为（122），灌溉在中美洲大约出现于距今2，750年前，晚于美索不达米亚几乎4，000年，但仍然略早于中国。威特弗格尔的文化或“专制国家”起源于“水力”的理论（145）长期以来曾在无知的人们当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代中国的事实证明这个说法是没有一点根据的。中国文明出现于半干旱的黄土高原，那里的仰韶农民实行着旱地农业。 (未完待续)　　　　表2 山西午城黄土剖面孢粉分析　　植物名称| 孢粉总数(1—20米)| 孢粉总数(20—121米)| 孢粉总数(整个剖面1—121米)　　A．木 本|||　　Abies| 2| 0| 2　　Pinus| 15| 13| 28　　Cupressaceae| 3| 0| 3　　Juglans| o| 3| 3　　Carpinus| 0| 3| 3　　Quercus| 2| 6| 8　　Ulmus| o| 1| 1　　Morus| 2| 0| 2　　Acer| o| 1| 1　　Ephadra| 0| 2| 2　　Salix| 7| 12| 19　　Corylus| 2| 0| 2　　总 计 (木本)| 33| 41| 74　　B．非木本|||　　Typha| 1| 1| 2　　Gramineae| 56| 118| 174　　Cyperaceae| 3| 3| 6　　Humulus| 3| 16| 19　　Chenopodiaceae| 18| 58| 76　　Caryophyllaceae| 1| l| 2　　Clematis| 48| 5| 53　　Convolvulus| 14| o| 14　　Compositae| 32| 45| 77　　Dicotyledoneae| 72| 1| 72　　Artemisia| 722| 330| 1.052　　总 计 (非木本)| 970| 578| 1,548　　总 计 (A+B)| 1,003| 619| 1.622　　　　注：原表中Filicales和Bryales成一小类。因原表中未予计数，所以我在此表中将这两种全部略去。来源:[45]　　
　　3．田间农业　　　　在分析仰韶农业制度的主要特征之前，似乎有必要先简略地讨论和推测一下仰韶人的人种学和地理学起源。仰韶人之为原始的中国人是很少有争议的。但对于他们来自哪里却知之甚少。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英国学者罗克斯比(Roxby)（134）和斯马利(Smalley)（136）对仰韶人的地理起源作了明确推测。他们两人都认为仰韶人是在冰期时期以后从北方进入黄土高原东南部的。他们提出的主要根据是就在仰韶文化在黄土高原出现的前几千年里，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为冰川所覆盖。他们猜测，导致仰韶文化突然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从北方迁来的人们面临着黄土沉积的挑战；他们用定居和发展文明来回答这个挑战”（136）。　　　　如果现有的科学证据能够证明中国南方确曾为冰川覆盖，而且这样一种“大陆”类型对于人类在南方的定居造成了巨大的困难，那么仰韶人北方起源的假设将具有一定的可信程度。但是，现有的科学证据表明冰川作用在中国并不是大陆型的，它主要限于山脉，而山脉冰川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都存在（57）。近几十年在中国发现的1，120个冰川和冰川遗迹中，30％以上位于秦岭山脉以北中国的高原地区（46）。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科学证据表明中国在更新世内山脉冰川虽曾反复出现，但却从未出现过大陆冰川。中国北方和南方许多地区的土壤是从白垩纪(140，000，000到65，000，000年前)和第三纪(65，000，000到1，800，000年前)的岩石变化而来。因为多冰川期准确地说是近100万年间的地质现象，而中国许多地区的土壤是早在大冰川期之前很久就已经形成了，这说明中国冰川主要限于山脉，这个国家总的来说从未覆盖过大陆冰层（7）。　　　　植物地理学的证据对中国南半部在更新世内曾数次冰封的观点提出了更有力的反驳。有位中国植物学家曾这样概述中国南部主要的植物地理特征：　　　　“东亚木本植物种类非常丰富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1935年报告说中国的木本植物不少于959种，这个数字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其它北温带地区的总和，是在植物比较稠密的北美发现的种数（313)的三倍多， 由于最近的发现这个数字很可能达到1，000种…东亚，特别是中国丰富的植物资源要归因于这个地区地形、气候和生态条件的巨大差异。 从历史上说，因为在更新世内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冰河作用， 也使得许多以前广泛分布但后来在世界其它地区灭绝的树种在这里保存下来。”（119）　　　　因为在北半球其它温带大陆存在过的大陆冰川没有在中国出现，所以在中国一直大量生存有所谓残遗植物，象仅存的裸子植物银杏(Ginkgo biloba)和唯一的原始残遗针叶树种水杉(Metasequoia)。它们不仅是最著名的活化石，而且是中国没有出现过大陆冰川的活见证（118）（120）。　　　　通过以上科学证据，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最后一个冰川期内，对于原始人类来说，秦岭以南的山谷、盆地、低地一直是比秦岭以北地区，从气候上，特别是从人类野生食物资源的易取性上更宜于人类。　　　　我们认为仰韶人可能是从秦岭以南某地进入黄土高原的。支持这个观点的根据主要来自体质人类学。近年来，对从陕西渭河流域半坡、宝鸡、华县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大量具有重要意义的人体骨架进行了研究（70）（71）（72）。同蒙古人种的一些分支相比较，仰韶人最接近现代中国南方人和现代印度支那人，然后是现代中国北方人。他们的体质特征同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满州的通古斯人、西藏人、贝加尔湖地区的蒙古人显著不同。根据大陆的中国学者采用的苏联人类学术语，仰韶人属于“蒙古人种的太平洋支”或“南蒙古人种”，有别于贝加尔湖地区的原始蒙古人和满州的原始通古斯人，这些人属于“北蒙古人种”。另外，还有语言学的证据。自古以来， 中国语言一直同各个“北蒙古”种族所说的属于阿尔泰语系的凝聚的语言有根本的区别。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根据都指明了仰韶人的“南方来源”。　　　　从制造品和文化上也同样可以发现仰韶人来自南方的有力证据。拉里科夫(V．Y．Lar- ichev)是很少几位对东北亚和中国考古学都很熟悉的苏联学者之一，他从亚洲史前期的前后关系上研究了仰韶制品的特征：　　　　除开类型特征之外，仰韶石器最显著的特征是工具普遍磨光。这个文化的人们还不知道剥落和削凿的技术，在制造斧、矛、箭、镞、犁、镰和打孔时，他们采用磨制法。这表明了仰韶文化独特的传统和来源，它们显然同流行打制法的北方沒有关系，而是渊源于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109)　　　　当仰韶中国人掌握了原始的削凿技术时，拉里科夫的比较类型说依然站得住脚。　　　　最近由中国考古学家建立的文化年代表为仰韶文化南方来源说提供了最为明确的证据。根据这个年代表，秦岭南侧陕西省西乡县李家村遗址代表着仰韶文化的最初阶段。李家村遗址出土的陶器，在形状上相似于其它仰韶文化遗址，但有两点显著不同，就是条纹陶非常普遍，没有彩陶。在秦岭以北渭河之滨和河南西部许多仰韶文化遗址，含有李家村型陶的文化层紧压在含有独具特征的仰韶彩陶文化层的下面(17)(58)。　　
　　因为亚洲南部和东南部太平洋沿岸和中国南方许多地区早期陶器都绘有条纹，还因为李家村位于秦岭南侧，汉河上游，地系陕西与长江中部，仰韶人继承了某些南方文化传统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当然，仰韶文化极有可能的南方传统并不能抹杀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即仰韶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毫无疑问是黄土高原的产物。这就清楚说明了为什么仰韶文化同从仰韶时代之前到有史时代初期曾在自满州起经内蒙古大草原到甘肃、新疆最西部的广大区域内繁荣一时的细石器文化绝少共同之处．　　　　因为秦岭以南的考古调查没有黄土高原广泛，所以对繁盛的半坡阶段之前的仰韶人的文化进化知道的不多。李家村遗址的手工制品包括条纹陶器、石斧、扁斧、铲、凿、坠和磨石等。斧和凿代表了木头的砍削和修整；石坠代表了深水捕鱼；铲和磨石代表了一些原始的农业生产，但详细内容不能得知；陶器的使用意味着当时的人们已喜欢过某种程度的“定居”生活。可以设想，将来某时会在秦岭以南紧邻渭河流域仰韶文化心脏地区的陕西南部、四川北部或汉河中游的某个地区，发现已非常发达的采集经济阶段的重要线索，而这个阶段将是早于半坡阶段以后出现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农业的。　　　　虽然我们不太清楚仰韶人文化进化早期的明确特征，但是我们能够举出一些基本原因，说明为什么农业和成熟的定居村落公社的出现在秦岭以南要比紧邻的以北黄土地区困难得多。实际上，秦岭以南丰富的植物资源和动物资源更利于集约的采集经济和渔猎经济。 但是，原始人类在这里也面临着两个巨大的困难，这就是满山遍野的树木森林和南部平原长着茂密野草的重粘土。虽然许多原始人类用剥树皮、放火烧的办法来清除森林，但是史前期和有史初期的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就是不愿意用这样一种简单的、任意的方法毁坏森林((12)： P85—106)。显然，南部平原的重粘土也给原始农具造成了很大困难。这些摆在秦岭以南原始中国人面前的发展农业的困难，可以从其它农业的发展过程得到印证。 哈兰(Jack R．Harlan，私人通信)指出：“在非洲实行的是锄耕农业，重土全都避开， 或是通过烧草和在雨季末插秧来耕种。”他们下面一段话更有说明力：“同普遍的看法相反，在这个潮湿的热带和亚热带发展农业是困难的，而且就我们所知也发展得比较晚。”　　　　根据历史的观点，世界上最持久的、一直完全是按照中国文明的不朽特征发展的自给自足的中国农业制度的基础，是公元前5000年在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奠定的。这个非凡的农业制度的建立是仰韶人对自然条件做出的回答。这里的自然条件虽然具有某些局限性，但也有其独具的有利的一面。自然条件的局限性表现在气候恶劣、降雨量少、植物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地块零乱不整。由于黄土受侵蚀后形成直壁，所以在渭河流域和其它厚黄土地区往往沟壑纵横，其间只有一小块平地。至迟从周初起这个地区的人民将其称之为“塬”。仰韶农民就是在这零散的河滩、山岗上首次露面。仰韶文明赖之以发端的地理条件不仅不同于旧世界其它发明农业的地区，而且在这种小块土地上也不可能采用具有热带农业特征的“刀耕火种”、“轮作”等古典耕作方法。　　　　这个地区最可宝贵的大自然的恩赐是黄土，黄土的价值弥补了这个地区所有的缺憾和不足。美国地质学家普姆皮利(Raphael Pumpelly)是一位杰出的具有历史感的黄土研究的先驱者，1904年他曾率领一支考古远征队来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普姆皮利指出，黄土在人类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的黄土：　　　　“它的肥力似乎是用之不竭的。正如里奇瑟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所说，这种性质部分是由于黄土的厚度和结构，部分是由于雨后，盐份通过腐烂的草茎留下的管道由毛细吸附作用带到地面积聚起来，部分是由于新鲜的土壤不断被风从内地带来。几千年来，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多施肥料，但收获却一直不断提高，这个事实说明了土壤的自肥能力。也正是不断增加的稠密的人口限制了这些土地供养生命的巨大能力。”(128)　　　　因为热带的“刀耕火种”方式如果土地不长期休闲肥力就不足，而中国的黄土高原具有著名的自肥能力，所以仰韶农业制度不是通常意义的“刀耕火种”，甚至在它创立之初也不是。　　　　仰韶农民大概是先用火烧去杂草，再用石锄和石铲开垦处女地，他们也可能使用掘土木棒（14）。因为一开始没有经验，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开出荒地之后紧跟着播种。可是他们可能不久就发现第一年的产量要低一些，第二年、第三年产量就多得多了。这是因为第一年土壤中的氮大部为各种微生物消耗了，而正是这些微生物使得植物残体腐烂。到了第二年，植物残体已经腐烂，微生物也转化为氮，这时就有了足够的养料供给农作物生长。这种不同产量的现象可能很自然地引导仰韶农民发现新开垦的土地应该休闲一年，从第二年起再种谷子。　　　　我们也可以猜想，仰韶农民初期没有经验，可能在一块土地上连年种植谷子。对保水性能好的黄土来说，连年种植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保水性能不太好的黄土，连年种植就可能造成减产，甚至绝收，尤其是在降雨量不正常或严重干旱的年份，这不仅是因为土壤肥力减退，而且因为水份不够。减产或绝收的土地自然应该暂时休息一下。仰韶农民可能也认识到了如果休闲的地里长出草来，那么他们将前功尽弃。根据黄土的类型，这种不长杂草的土地可以在一、两年内保持足够的水份，使得种植得以进行。仰韶农民从经验上知道了定期休闲土地的必要性，因此诞生了他们原始的土地休闲制度。　　
　　典型的“刀耕火种”方式需要长期的休闲以储存土壤的肥力。仰韶方式则不同，它似乎只需要很短的休闲期以储存土壤中的水份。从农学基本原理看，仰韶短期休闲制度几乎同《诗经》和《尚书》中提到的陕西的休闲制度一模一样。周初著作中关于农田有三个重要的词，即：菑、新、畬。菑字由三部分组成，上部为草字头， 中部为古代意为“带来灾害”或“杀害”的宇形，下部意指土地。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的各种注解中，我们知道菑有两个基本含意，第一，指在荒地开垦以后，草的残体还田的过程。第二，还不准备种植的头年荒地。因此，苗是由于草在地里腐烂所以要等一年才能种植的新开垦的荒地。因为《尚书》中提到菑的两章肯定是写于周初（114）， 那么这种最早的土地准备方式的出现无疑要比公元前1000年早得多。　　　　新这个字指的是已准备好在第二年可以播种的土地。新从字面上理解是旧的反面，因为它是实际种植的新土地。畲字意指开垦后的第三年已整治得很好的土地，已很适于种植。这两个字历史上在中国诃源学家中从来没有不同意见。《诗经》中年代最早的一首诗，第275首诗中描述了在陕西谓河流域周天子的领地耕作的情形：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　　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何文引的是《诗经》英译本，见（115）。上文引自高亨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原诗最后还有三句，何文未引。——译者注)　　　　在这首诗中反映的谷物只在第二年和第三年的土地上种植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中国古代词源学家对苗这个字的正确解释，第一年的土地还不准备实际种植。　　　　土地休闲、耕种的三年循环期也反映在《周礼》关于土地分配制度的概述中。因为《周礼》中既有珍贵，可靠的周初史料，也有汉代时的伪窜，使得《周礼》中各个篇章段落的历史价值很不相同，因此每一段都应同周代史料加以对照。关于周代土地分配原则《周礼》写道：“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6）　　　　周代很可能有这个土地分配原则，因为各种周代典籍都表明一个农户100亩土地是一个标准的土地分配单位。《周礼》中指出的休闲制度同《诗经》中提到的土地使用的三年循环期完全一致。甚至《周礼》对“不易之地”的旁注，不休闲连续种植的土地，也不会使熟悉黄土性质的农学家和东方文化的研究者感到惊奇，因为在近东史前时代有些土质很好的土地也能连续种植。　　　　总而言之，从仰韶时代起，自给自足就是中国北方农业的根本特征，黄土高原更是如此。而对于中国南方的农业来说，则是由于人们的不懈努力才得以保存并具有高度的生产率（100）。历史地看来，中国农业最为非凡也是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它的持久性，而这个持久农业的根源必须追溯到仰韶时代。　　　　我们下面把注意力转向史前时代和有史时代早期中国的种植体系。植物栽培的起源长期以来一直是植物学家和地理学家的热门话题。对此西方虽有大量文献，但对于中国原产和首先广泛种植的粮食作物却未给予系统研究。由于巨大的语言和技术障碍，西方科学家对于大批关于粮食作物的中文文献知之甚少，而中国植物学家对此也缺乏系统利用。根据最近大量的考古学发现以及丰富的中国古代文献，我们能够讨论中国各种原产和引进农作物的起源，并可能对那些在事实面前站不住脚的西方观点提出修正。谷子、稻谷、小麦、大麦、大豆、大麻和桑等粮食作物和工业用植物将依次进行讨论。　　　　中国谷子是野生粟属(Setaria)和稷属(Panicum)的驯化种。主要有粟(Setaria italica)和黍、稷(Panieum miliaceum)。但是对于这种植物分类，中国古代和近代的词源学家和草本植物学家当然不会非常清楚，可以说中国自从有史以来谷子的命名一直有些混乱。新石器时代的谷子一直称为粟，而在商代的甲骨文和《诗经》中主要的粮食作物又是黍和稷，可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和8世纪编纂的古书中，粟又重新占具了主要地位((12)：P123～135)。粟和黍、稷的地位的交替变化只能解释为命名上的某种混乱。　　　　我们现在已经确切知道，粟在仰韶时代的黄土高原曾广泛种植。最重要的考古证据是在典型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址半坡的几处窖穴里发现了成堆的粟壳。谷子的数量，大量农具以及完整的村落确证粟是一种由人种植和收获的谷物（14）。粟壳在陕西、山西南部的另外三处仰韶文化遗址和甘肃永清大何庄齐家文化遗址也有发现。虽然史前谷子遗存发现多为粟属，但据报在山西南部荆村也有稷属谷子发现（80）根据表土列出的年表，半坡的谷子农业应开始于公元前5000年之后不久。　　　　由美国植物学家单独进行的两个试验表明，在一般谷类作物中，粟的“蒸腾效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最耐干旱((107)：P180，表4)。虽然没有对黍和稷进行类似的试验，但它们的抗旱能力也是很著名的。《诗经》中提到的谷子有红、黑、白、早熟、晚熟、不粘、粘之分，可谓种类繁多，甚至今天在黄土地区也能发现野生谷子，所有这些证据以及谷子悠久的栽培历史，应当肯定粟属和稷属谷子是中国原产植物。　　　　两位研究栽培作物起源的先驱者迪肯道尔(Alphonse DeCandolle)和瓦维洛夫(N．I． Vavilov)都认为粟属和稷属原产于中国。但是关于它们的原产地的说法仍然相当混乱。例如《A．Engler’s Syllabus der Pflanzenfamilien)（90）一书认为黍和稷原产于印度。印度一位著名的谷子专家克里施奈斯瓦米(Krishnaswamy)认为一般说来谷子原产于热带和亚热带而不是中国（108）。一位研究干旱地带的地理学家威斯曼恩(Hermann von Wissmann)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谷子起源于印度西北部((142)：P285)．众说纷纭，远不只上述之数，这些现象说明应当从世界发展史的角度来重新验证谷子的起源。
　　在旧世界，黍和稷曾在希腊的阿吉萨(Argissa)史前遗址有所发现，年代是在距今年之间(132)。 在新世界，粟的大穗变种在大约年前曾是墨西哥塔曼利帕斯地方人类的主要食粮，当时玉米还没有在这里出现(86)。但是在这些地区，谷子不久就被其它粮食作物取代了，谷子在近东和中美洲发挥的作用从未象在仰韶中国那样重要。 　　　　当然，瓦维洛夫也指出可能还有不同于粟属和稷属的谷子起源于埃塞俄比亚，它们是Eleusine coracana和Pannisetum spicatum(141)。最近有关的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非洲谷子可能是为公元前第2000年期间某时属于“石碗文化”的人们所种植(88)。当然，由于种类不同，而且年代较晚，这些非洲谷子同我们研究中国谷子的起源毫不相干。　　　　稷属原产于印度的观点也经不住仔细推敲。一则印度植物学家也承认在印度次大陆没有野生谷子存在(93)，二则在印度，在含有印度最古老的谷物—小麦和大麦的文化层里从来没有稷属的发现。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更是进一步雄辩地证明印度不是谷子的原产地。黍和稷的梵文名称Cinaka(音)意为“中国的”(111），印度语名称Chena和Cheen，孟加拉语名称Cheena和古吉拉特语名称Chino在发音上都非常接近(英语的)China(中国)（83），而另一个变异的孟加拉语名称bhutta则清楚地表明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小国不丹是从中国长途引进谷子的一个落脚点(Edward C．Dimockl969：私人通信)。另外还有许多从中国引进的栽培作物，它们的梵文名称也忠实地反映了它们的来源。例如桃子称为cīnaní，意为中国的水果，梨称为 cīnarōjaputra，意为中国的花冠王子（111）。黍的波斯语名称*（上为兹的上半部，下为su ）*（上为兹的上半部，下为su ）无疑是从中文黍黍(P．ni- liaceum glutinosa)派生出来的。这也表明这种谷物是从中国传入西亚的（111）。　　　　当然，研究栽培植物的起源不能单靠语言学的证据，但是我们的证据不单是语言学的，我们还可以举出考古学、植物学、历史学，以及地质学和孢粉学的证据。在我们前边提到的编年史式地概括了过去100万年的山西午城剖面的禾本科植物中一直实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只有粟属和稷属。确实，自从有农业以来，黄土高原的聚居生活是如此依赖谷子，甚至周族传说中的祖先—后稷的名字意思就是“谷神”。　　　　1921年在仰韶村被J．G．安特生发现并带回瑞典作进一步研究的各种新石器制品中，最有意义的一项发现是两位瑞典植物学家对印在一块陶罐碎片上的栽培稻谷(Oryza sativa)的形象的鉴定（89）。用安特生的话说：“这项发现是非常惊人的，这不仅因为它把稻谷的历史向前推了一大段时间，而且它指出了稻谷的故乡不是干旱的亚洲中部，而是多雨的亚洲南部（78）。”正如我们现在知道的，虽然中国第一个成熟的新石器文化的名称得之于仰韶村，但是在这个村发现的文化群在年代上要比半坡晚得多。　　　　1949年以后，在中国史前期稻谷的发现非常丰富。虽然1921年在豫西仰韶村的发现一直是黄土高原东南部稻谷文化的仅有证据，但是在淮河以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发现了十多处史前稻谷遗存，这些地区全都不在新石器文化中心地区的范围之内。如表工所示，现属上海市的青浦县崧泽青莲岗文化遗址的稻谷遗存，据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5年，换算年代大约是公元前4000年。崧泽稻谷经鉴定为早熟长粒的“热带”亚种—籼(Oryza sativa indica)。从浙江北部太湖南岸吴兴县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碳化稻谷遗存，经放射性碳测定为距今0年(换算年代：公元前0)。这两处稻谷遗存的发现不仅互相证实了年代的可靠性，而且后者因为既含有籼又含有粳(圆粒晚熟稻，即japonica亚种)，在科学和历史上更具价值。这些证据也肯定了我以前单凭文字和当地历史记载研究的结论：虽然一直到大约公元后1000年在中国种植的稻谷大多是高产晚熟的粳稻，但是中国南方的原产却是籼稻（98）。　　　　在长江下游三角州地区的吴县草鞋山遗址和无饧仙蠡墩遗址最下文化层中也发现了稻谷遗存，这两处遗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在地层学上相当于马家浜期，即青莲岗文化江南类型的最早阶段。正如我们在年表中作介绍时所指出的，青莲岗文化这两处遗址已知的放射性碳年代(5B．P．和5B．P)可能代表着这个文化早期阶段比较靠上和靠下的年代界限，可以设想在长江下游地区将会发现比崧泽稻谷遗存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早几个世纪的稻谷遗存，长江下游稻谷文化的起源根据树轮年代计算的话很可能是在公元前第6千年的后半期。(编者按：后来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和桐乡罗家角发现了距今七千年左右的碳化稻粒，证明何炳棣教授的预测是正确的。)　　　　除长江下游以外，在属于屈家岭文化的湖北几个地区的红烧土中也发现了很多稻壳。从稻壳的数量看，稻谷种植已具有相当规模。但是这些发现的年代可能只能上溯到公元前三千年的早期。　　　　这些考古发现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对到目前为止植物学家们普遍持有的观点提出了挑战，这些观点认为稻谷原产于南亚和东南亚，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特别是瓦维洛夫的说法广为流行，值得抄录如下：　　　　“尽管热带的印度在(栽培作物的)种类上要少于中国，但中国的稻谷却是从印度引进的，并且千百年来在中国一直是主要的粮食作物，这就显得印度在世界农业中更为重要。印度之为稻谷的故乡，证据是那里有许多种野生稻和象草一样野生的普通稻，这些普通稻具有野草一样的特征，即成熟时掉粒以保证自播。那里也发现了一些介于野生稻和栽培稻之间的中间品种。印度栽培水稻的品种差异在世界上是最丰富的，尤以那些粗劣的原始品种为典型。印度与中国以及亚洲其它次要的水稻栽培地区的不同之处就是它的稻谷品种具有普遍的遗传优势。”(141） 　　　　象瓦维洛夫这样著名的植物学家从科学上论证热带的印度是稻谷的故乡固然不可漠视，但是科学家和史学家必须进一步调查稻谷是否确实是从印度传入中国的；是否中国，至少是秦岭和淮河以南地区不可能是稻谷，特别是东亚温带的粳亚种的原产地之一；是否有足够有力的植物学和历史学证据来证明野生稻种在中国的存在。　　
　　在历史上也具有重要价值的现存最早的系统的中国农书，编篡于公元六世纪上半叶的《齐民要术》在关于稻谷一章的序言中开列了许多稀有稻种，其中有些是籼亚种。可是不言而喻， 自古以来，数量有限的籼亚种一直不具有真正的经济意义。直到公元11世纪初从印度支那占婆(越)引进早熟和比较抗旱的籼稻种，中国人才真正开始发展更多更好的籼种，并通过这个稻种把稻作农业的前沿从南方的三角洲、河滨、低地推向了丘陵和山区，这个发展过程在过去100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进行着（98）。从钱山漾新石器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稻谷遗存中，既有粳稻也有籼稻，这更肯定了中国史书和农书的可靠性，因为放射性碳测定这里已经碳化的稻谷年代是4568B．P．(换算年代为3300B．C．)。　　　　尽管东南亚学者的最新看法是在泰国北部高原“水稻农业”可能“从5500B．P．”就已经开始了（148），可我们综合考古学和历史证据，可以肯定中国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 并且肯定是世界上最早种植粳稻的。因为稻谷是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主要食粮，并且因为东亚的温带占世界稻谷产量的三分之二，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最大生产国，中国对于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应比瓦维洛夫和其他植物学家所认为的大得多。小麦是近150年里才在西方农业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稻谷在过去的上千年中一直维系着大部分人类的生存。所以说中国对于世界农业的贡献比最早向世界提供小麦和大麦的美索不达米亚都要大。　　　　在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讨论中，仍有两个关于稻谷的问题要解决。第一个，虽然稻谷一般说来是热带和亚热带植物，可考古发现和古代文字记载都表明它在半干旱的黄土高原曾被种植过。正如我在原始环境一节中指出的， 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低地平原都有沼泽，这是主要的自然地理原因。除了水之外，稻类作物还需要一个高温环境，为了生长和成熟还需要长时间的日照。因为是大陆性气候，黄土地区的平均温度是摄氏24°到26°(7、8月份)，这个平均温度实际上比亚洲东部温带维持稻谷的正常生长所需要的最低平均溫度20．5℃要高得多。中国北方的太阳射线也要强于江南地区。近年来的实验也表明．中国稻谷的最高单位面积产量不是在南方省份厂而是在陕西，在新石器文化的心脏地区（8)。通过对中国北方夏季气候条件的了解，史前时代和古代中国北方的沼泽地区生产稻谷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个问题是史前的稻谷文化是不是一定不含有某种灌溉形式。中国有些古文书研究者肯定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没有灌溉，而且从商代甲骨文中的稻字认为稻依赖于灌溉也是牵强的。事实上原始稻作并不依赖灌溉，两位西方专家曾这样评论东南亚的稻作：　　　　“象小麦这样的旱地作物需要某种农具来开垦土地，即使它只是根掘土木棒。洼地里种稻谷则不需要这样的农具。甚至今天(在东南亚的)有些地区，稻田既不犁也不铲也不锄，只是把土壤完全搅成糊状。杂草全都被受驱赶的水牛在田里来回走除掉了，或是由农民和他的家人用赤脚踩来达到同样的目的。”(144） 　　　　中国十二世纪的官员兼学者周去非曾这样描述中国最南部的原始稻作农业：　　　　“深广旷土弥望， 田家所耕，百之一尔。必水泉冬夏常注之地，然后为田。苟肤寸高仰，共弃而不顾。其耕也，仅取破块，不复深易。乃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壤，又不耔耘。一任于天。”(4）　　　　周去非对十二世纪时落后的中国最南部原始稻谷文化这段描述，必也符合史前的稻谷种植。几乎可以肯定史前时代稻种是撒播，直到公元后， 中文“秧”字才始见于《说文解字》，公元二世纪，一部短篇农书才提到移栽和插秧的方法（55）。能大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插秧技术无疑是中国人的发明，因为甚至今天印度许多地区还没采用插秧技术。　　　　表3 汉代以后关于野生稻的记载　　　　年(公元)| 地区 (现名)| 要 述　　231| 浙江 嘉兴| 野稻自然成熟。　　446| 嘉兴| “野稻自然成熟，有30多种。”　　537| 江苏 (淮南)| 阳历九月， “20多万亩(约3万英亩)地长有野稻。”　　537| 浙江 吴兴| 野稻成熟，当地穷人饥民多得其惠。　　731| 江苏 扬州| 早春，21,000亩野稻成熟，180,000亩多年生野稻成熟。　　852| 江苏 高邮泰县| 两县穷人在河中打捞“奇稻”以获其籽粒。他们称之为“神稻”。　　874| 河北 沧州| 20多万亩野稻成熟，当地和邻近各县穷人多受其惠。　　979| 安徽 宿县| 阳历八月，湖里野稻成熟，穷人采收之，称为“神稻”。　　1010| 湖北 公安| 阴历二月，野稻成熟，人们收获400斗。　　1013| 江苏泰州四县| 阳历二月， “神稻”在四县各地成熟。　　1023|江苏苏州和浙江嘉兴| 六月，两地湖内“神稻”成熟，穷人采收之。　　　　资料来源：(12)P137—139。　　
　　在讨论了谷子和稻谷之后，按照年代的顺序应是小麦和大麦。　　商代甲骨文中小麦有两个名称，大麦却一个也没有，考虑到小麦是一种“奢侈”的谷物，大麦却不是， 甲骨文中虽然没有大麦， 也不能就肯定商代晚期的老百姓不知道大麦。除开古文字的证据外， 中国一直没有史前小麦和大麦发现。安徽北部淮河沿岸一个龙山文化遗址虽曾发现近1公斤炭化小麦籽粒，但因为装在一个周代陶罐中，一些慎重的中国考古学家不认为这些小麦属于史前时代(（12）：P 160—161)。　　　　由于西方对小麦和大麦的科学和考古学研究，特别是近年来的研究已非常精深， 中国农史学家已无必要再来检验这两种粮食作物的起源（94）。中国北方肯定不是小麦的故乡， 因为这些谷物原产于西南亚冬季降雨地区，而中国北方的气候和降雨方式同西南亚和东地中海截然不同。甚至今天小麦在中国北方许多地区生长也有困难，因为这些地区降雨量不均匀，尤其是经常出现春早（8）。　　　　许多谷类作物的中文名称都有禾字做偏旁部首，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小麦的中文名称‘來”和“麵”(麦)，大麦的“麰”(牟)，文字学上全都是从“來”字派生而来，來字在这三个字上都为偏旁部首。谷子的起源在许多诗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而提到小麦的很少几首诗总是说这种粮食是天上的神赐予的， 从而可知小麦不是起源于中国北方，可造字的聪明人又不知道它原产于何地，只好说它来自天上，因此就有了来这个偏旁部首。因为在公元前1300年以后的商代甲骨文中发现有小麦的字形，而大麦很有可能是和小麦一起引进的，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谷物是在公元前第2,000年期间来到中国的。　　　　小麦和大麦引进中国后的一千多年里，在北方的发展似乎并不迅速，周末和汉代的各种古书表明它们在低地平原的境遇要好一些，那里的降雨量高于黄土高原。公元前二世纪著名的学者和哲学家董仲舒在其所著编年史中充分反应了小麦和大麦在半干旱的黄土高原遇到的困难，他敦促皇帝鼓励黄土高原人民多种小麦，这说明当时这个地区的人民不太愿意种植小麦（11）。　　　　应当指出的是，直到公元初年，小麦和大麦一般是作为旱田作物在中国北方种植的。这种旱作农业只有在屡经试验发现了保持土壤水份的某些特殊方法之后才有可能实行。公元前一世纪的著名农书《氾胜之书》的残篇提供了有趣的独具一格的中国式小麦种植法的资料：　　　　“当种麦，若天旱无雨泽，则薄渍麦种以酢浆并蚕矢。夜半渍，向晨速投之，令与白露俱下。 　　　　秋旱，则以桑落时浇之。　　　　冬雨雪，止，以物辄蔺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58）　　　　用现代科学的眼光来看，公元前中国的这些方法大多是很巧妙的，尤其是黎明前露水的利用。露水对于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的重要性在西方直到最近也还几乎未被全部认识。正好一位以色列科学家杜德瓦尼(Shmuel Duvdevani)的发现所表明的，在许多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清晨的露水“可能等于每年10英寸的降雨量”（117）。　　　　《氾胜之书》中首次提到了旋麦即春麦的存在。因为春麦曾在古希腊比较寒冷的山下乡村生长过（103）（如果西南亚和东地中海没有更早的地方的话)，还因为西汉的统治者曾同中亚的希腊——巴克特利亚(史称大夏——译注)国家有过外交和军事接触，所以几乎可以肯定春麦是在纪元前不久传入中国的。　　　　像稻谷一样，小麦在古代中国是一种奢侈食品，供统治阶级成员在正规场合享用。小麦和大麦尽管原产于西南亚，传入中国又比较晚，但是如同自公元前第4000年中期以来在美索不达米亚一样，小麦和大麦在古代中国也是种植在没有灌溉的田里，这一点才真正具有意义，它们已经适应了中国北方典型的旱作农业制度。从谷子和水稻的土生起源， 以及我们的其它证据都清楚地表明了古代东、西方耕作制度的根本区别。以上小麦和大麦在中国早期发展史略进一步证实了我们的看法， 即中国古代的农业有它与众不同的地区特点和性质，是独立于美索不达米亚发展而成的。　　
　　原始中国同旧世界其它农业体系之间另一个显著差别是没有富含蛋白质的豆科植物。在中国北方任何一处新石器文化遗址，或是在商代甲骨文的记载中，都没有豆类的足迹。直到公兀前1027年周灭商以后， 大豆才出现于青铜铭文和《诗经》中。 ．　　　　毫无疑问，大豆(Glycine maX L．Merrill)原产于中国。因为大豆野生祖先(Glycine ussurensis Regal et Maack)的许多变种今天在中国还能找到(135)(96)。野生大豆的典型生长环境是潮湿的洼地和河滨、湖岸， 同芦苇混杂在一起。由两位中国植物学家所作的广泛的野外调查表明中国许多地区，包括黄土高原都有野生豆种生存，但主要集中于长江以北的东部各省(56)。　　　　尽管黄土高原部分地区有野生大豆，但我们却不能确切知道是否自从史前时期以来这个地区就有野生大豆。现代科学试验表明，大豆产生同样重量的固体物质(不包括根)所需的水量等于粟的三倍，大豆的“蒸腾效率”在一般粮食作物中是最低的（107)。植物学家还发现大豆所能适应的环境条件范围比较狭小，需要较长的生长季节、充足的供水量。黄土高原的自然环境似乎不适宜这种植物，至少在适宜的品种由人发明出来之前是不适宜的。山西午城、离石和0半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剖面的孢粉中都没有豆科植物发现，这个现象虽然重要，但却不是结论性的，北京附近的剖面，不论是属于更新世中、晚期，还是史前时代晚期和有史时代早期，其孢粉构成无不含有豆科植物(100）。　　　　大豆很有可能是在有史时代早期驯化成功的，周代史料精确地指出了首先驯化大豆的地区。周末汇编的《逸周书》内专有一章描写周灭商后不久，各地人民向周天子进献贡品，其中提到公元前八七世纪曾扩张到河北东北部的原始通古斯人种的一支——山戎人交纳“戎菽”作为贡品（23）。在《诗经》的一些诗歌中大豆既叫“菽”又叫“荏菽”。汉代古书的注释者认为“荏”是“戎”的变音，也就是说“荏菽”是山戎人贡品“戎菽”的变音。这个解释是有道理的。　　　　尤其重要的是，《逸周书》中部分章节精确地指出了驯化大豆的地理和种族起源。《逸周书》公认是周末编成的，但是它的记载也为其它周末著作所证实。《国语》记载周灭商后不久，各地人民向周进献贡品，其中包括山戎人和肃慎人——满州的另一支原始通古斯人种。（38）成书于公元前七世纪初，据说为山东齐国名相管仲所著的《管子》收录了许多宝贵的周代史料(虽然此书的汇编直到汉代才完成)。《管子》对这个问题则另有说法，据其记载，齐桓公率军队进击山戎(山戎对它的中国南方紧邻曾是一个严重威胁)，带回了“冬葱与戎叔布之天下”(37）。其它晚周著作指出这件事发生于公元前664年。《春秋•谷粱传》记载公元前663年，齐国国君把一些新得到的大豆作为个人礼物送给邻国鲁国的国君（41）。所有这些记载全都说明，虽然早在公元前1000年前周人就已经知道了大豆，但是大豆在中国北方的广泛种植却是在公元前664年以后。这就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在公元前四和前三世纪的许多著作中，总是说大豆和谷子同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　　　　西方最权威的大豆驯化的研究认为中国北纬35°到45°地区是大豆最早的驯化地区（101）。从周代许多著作的记载来看，满州平原是野生豆类最集中的地区。山戎人居住的丘陵地区位于野生豆类集中产地的西南边缘。大概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利于野生大豆的自然繁殖， 山戎人必须选择驯化的方法。经过长期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获得了成功。野生豆类最集中的起源地和驯化地似乎是在北纬40°到45°之间，准确地说，这个地区是从满州平原中部向西南延伸到现在北京以北山石裸露的长城以东。尽管周代著作的记载很翔实，我们还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在周灭商之前好几个世纪，大豆可能就已经在满州平原上被除山戎人以外的通古斯人部落驯化了。　　　　不管怎样，大豆无疑是古通古斯人对中国农业的一个重大贡献。从大豆今天在美国农业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说，从大豆在世界贸易中不断增加的重要性来说，中国主要通过稻谷和大豆对世界农业作出的贡献，要比瓦维洛夫和其他植物学家所认为的大得多。　　　　大豆一旦为周人所认识，它的根瘤菌的固氮作用就被农民和其他发展中文词汇的知识分子发现了。同其它粮食作物的早期中文名称不同，这些名称强调茎和叶，代表大豆的“菽”字却强调根瘤。因为数字“三”象征着多，所以在“菽”字的下部用三个长点象形地代表由于根瘤菌而形成的根部鼓起来的小瘤（21）。　　　　大豆的驯化和传播对中国农业和古代中国人的营养做出了很大贡献。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周人终于发现这种作物并不消耗土壤的肥力，相反却能帮助储存和增加土壤的肥力。大豆向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提供廉价而又丰富的蛋白质，它也是一种重要的油料资源，虽然一开始不知道榨油技术。直到大豆被驯化并广泛种植以后，古代中国的种植体系才开始均衡起来。从公元前664年比较广泛地种植开始以后的三个世纪内，大豆和谷子是淮河以北地区最重要的作物。从谷子首次驯化到大豆首次驯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这表明中国古代农业体系的成熟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试验也有挫折，这个体系的缔造者不仅是原始的中国人，而且还有现在居住在中国领土之上的其他民族的祖先。　　
　　最后，我们来讨沦一下两种工业原料植物——大麻和桑树。在仰韶的陶器上曾发现了一些纺织品的印记，但无法辨认是何种纤维。安特生认为是大麻(Caanabis sativa L)，这可能是正确的（77）。瓦维洛夫凭借他广博的植物地理学知识认为中国北方可能是大麻的原产地之一（141)。现代科学研究表明在仰韶时代中国北方除了大麻之外不可能生产其它纤维植物，因为棉花直到公元1000年以后才引进中国，苎麻则是原产于中国最南部。在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青铜铭文中都没有大麻的象形文字，但在《诗经》中大麻出现了7次。据知古代中国人不仅使用大麻的纤维，而且食用它的种子作辅助食品。　　　　对桑树(Movus alba)的了解比较多。几种“山区野生桑树”中有一种经鉴定为BrOus- sonetia papyrifera vent（12）。在黄土高原和低地平原的剖面层的孢粉中都有桑。1927年，一位中国考古学家在山西南部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半个被切割过的蚕茧（42）。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虽然这半个蚕茧是否属于仰韶文化最近受到了质疑（18）。一些商代青铜器上的织品印记经鉴定是很好的丝绸（137）。商代甲骨文中有桑树、丝绸和某些丝织品的文字。在《诗经》中如果黍和稷单独计算的话，那么桑就是提到次数最多的植物，达20次。这些提到桑的诗所包括的地区范围说明桑树在古代中国北方的分布要比现在广泛得多。桑与大麻不同，大麻主要是为普通人使用，而桑蚕生产的丝绸织品主要供统治阶级享用。　　　　以上我们详细讨论了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和纤维作物的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史，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代农作物在植物学上是不同于古代西方的。这种独具一格的种植体系， 这种黄土高原特殊的自然环境，这种不受洪积大平原影响的独立性， 以及没有出现灌溉，全都是中国田间农业本土起源的见证。 　　
　　参考书目及注释　　1．安志敏：《中国史前期之农业》，载《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第2卷。　　2．《城子崖》，1934年，南京。　　3．《京山屈家岭》．1965年，北京。 ．　　4．周去非：《岭外代答》，丛书集成版。　　5．周昆叔：《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孢粉分析》，载《考古》1963年第9期。　　6．《周礼注疏》，四都备要版。　　7，周廷儒、刘培桐：《中国的地形和土壤概述》，1956年，北京。　　8．竺可桢：《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载《地理学报》1964年第1期。　　9．《沣西发掘报告》，1962年，北京。　　10．滨田耕作(Hamada sosaku)、水野清一(Mizuno Seiichi)： 《赤峰：红山后》，1930年，东京(日文）。　　11．王先谦注：《汉书》，台北重印版。　　12．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1969年，香港。　　13．何炳棣：《周灭商后年代决定方法的批评》 (译)，载《香港中文大学杂志》1973年。　　14．《西安半坡》，1963年，北京。． 15．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 载《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　　]6．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载《考古》1960年(何误记为1962年—译注)第2期。　　17．夏鼐：《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载《考古》1964年第10期。　　18．夏鼐：《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载《考古》1972年第2期。　　19．《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2年，北京。　　20．徐中舒；《耒耜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0年第2本第一分。　　21．胡道静：《释菽篇》，载《中华文史论丛》1963年第三辑。　　22．《淮南子》，四部备要版。 　　23．《逸周书》，四部备要版。　　24．《临夏大何庄、秦魏家两处齐家文化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8期。　　25．《甘肃兰州西坡*（山＋瓜）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0年第9期。　　26．《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2期。　　27．《山东滕县岗上村新石器时代墓葬试掘报告》，载《考古》196s年第7期。　　28．《山东曲阜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载《考古》1963年第7期。　　29．《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载《考古学报》 (何误记为《考古》—译注) 1965年第2期。　　30．《山东蓬莱紫荆山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1973年第1期。　　31．《1972年春临潼姜寨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73年第8期。　　32．《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第9页。(原文如此—译注)　　33．《河北唐山市大城山遗址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8期。　　34．《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载《考古学报》1963年第l期。　　35．《江苏邳县四户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　　36．关恩威：《渭河谷地地貌发育史及有关问题的讨论》， 载《中国第四纪研究》1965年第4卷第一期。　　37．《管子》，四部备要版。　　38．《国语》，四部备要版。　　39．《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一)》，载《考古》1972年第l期。　　40．《放射性碳索测定年代报告(二)》．载《考古》1972年第5期。　　41．李长年：《豆类》，1958年，上海。　　42．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　　43．李晓丁(音)：《甲骨文字集释》，台北，1965年。　　44．李学勤：《殷代地理简论》，1959，北京。　　45．刘东生、张宗祜：《中国的黄土》，载《地质学报》1962年8月。　　46．《第四纪地质问题》，1964年，北京。　　47．刘东生等著：《中国的黄土堆积》，1965年，北京。　　48．《洛阳中州路》，1959年，北京。 ．　　49．吕遵谔：《内蒙赤峰红山考古调查报告》，载《考古学报》19586第3期。　　50．吕遵谔：《内蒙林西考古调查》，载《考古学报》1960年第一期。　　51．《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年，北京。 　　52．石昌儒(音)：《小屯》I。《殷墟建筑遗存》，1959年，台北。　　53．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1956年，北京。 　　54．石声汉；《齐民要术今释》，年，北京。　　55．石声汉：《四民月令校注》，1965年，北京。　　56．孙醒东、耿庆汉：《大豆品种的分类》，载《植物分类学报》1952年(何误记为1959年—译注) 第2卷第1期。　　57．孙殿卿、杨怀仁：《大冰期时期中国的冰川遗迹》，载《地质学报》 (何误记为《中国地质学报》—译注)1961年第41卷笫3—4期。　　58．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载《考古学报》 (何误记为《考古》—译注)1965年第一期。　　59．《大明会典》，1587年。　　60．丁颖：《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红烧土中的稻谷壳考察》，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4期。　　61．佟柱臣：《黄河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分布与分期》，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62．佟柱臣：《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历史的几个特征》，载《考古》1960年第5期。　　63．王嘉荫：《历史上的黄土问题》，载《中国第四纪研究》1965年第4卷第l期。　　64．王毓瑚：《中国畜牧史资料》，1958年，北京。　　65．《文献通考》，商务版。　　66．《晋南五县古代人类文化遗址初步调查简报》，载《文物参考资料》 (何误记为《文物》—译注)1956年第9期。　　67．吴山菁：《略论青莲岗文化》，载《文物》1973年第6期。　　68．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载《中国考古学报》1049年第4册。　　69．杨子范：《山东宁阳县堡头遗址清理简报》，载《文物》1959年第10期。　　70．颜訚、刘昌芝、顾玉珉：《宝鸡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报告》，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 1960年第2卷第一期。　　71．颜訚等：《西安半坡人骨的研究》，载《考古》1960年第9期。　　72．颜訚：《华县新石器时代人骨的研究》，载《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　　73．于省吾：《商代的谷类作物》，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　　74．于省吾：《从甲骨文看商代社会性质》，载《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2—3合刊。　　75．友于：《管于度地篇探微》，载《农史研究集刊》1959年第一册。　　
　　何先生的这篇文章，对我帮助颇深，敬此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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