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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秘：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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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不经心的传奇：透过法国电影品位法国文化
　　书名：漫不经心的传奇：法国电影与电影的法国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作者：谢强 严倩虹
　　内容简介：
　　《漫不经心的传奇：法国电影与电影的法国》是一部透过法国电影咂摸法国文化的佳作。
　　本书贯穿着作者对法国社会和文化长达十年的观察、体验与求证，电影成为作者向读者描绘法国的最好介质，因为他发现，法国电影至今仍然传承着法国良好的文化传统，从不模仿和媚俗，主张品质与生活。本书几乎涉及到了法国文化中所有被认为最独特或最不可解的现象与本质：法国人独特的情爱观、法国人的电影品位和遗世独立的精神、法国城市对艺术的态度、咖啡馆在法国文化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国人对世俗生活细节的热爱、法国不同城市独特的人文精神的来源、法国电影与绘画的一脉相承等等，这些现象与本质被文中一部部精彩的法国电影透露着、解读着，在作者活泼的讲述中，我们看到旅游、风俗、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时事等诸方面与法国电影进行了链接，我们倾听电影及其故事的同时，也体味到法国文化之趣味，以致可以清晰地看出为什么电影这种伟大的艺术必然会起源于法国，本书更呈现出作者对法国的生活哲学、爱情哲学、对艺术和人性的态度等的独到解读，令人会心和回味。
　　作者简介：
　　谢强：57岁，曾任职《中国银幕》杂志主编。主张人生三段论：三分之一学习，三分之一工作，三分之一生活。在三分之一的工作中，做过法语教师、外交官、总经理、主编、译审、驻法国商务首席代表；在三分之一的生活中，翻译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等人的近十余部作品。著有四部法国文化随笔（《红磨坊》《感觉无度》《淘趣无疆》《情爱无错》）；爱好收藏明清家具、法国古钟、案头文玩；游历世界三十余个国家，在法国和非洲生活近十年，自述只是一个“追求生活品质、文化趣味的普通人”。
　　严倩虹：水瓶座一枚。少时写诗写词，混沌莫名。曾任职《中国银幕》杂志编辑部主任，对法国文化情有独钟。“视自由为第一要义，送平等与博爱两翩迁，庄子是也。”
　　书摘正文：
　　引子 电影百年纪念
　　你觉得电影会死亡吗？
　　我不同意，那是回忆。
　　——雷吉斯·瓦格涅
　　“太短了！通常我们得喊停，但现在都没有时间叫停。”灰白头发的雅克·里维特惊奇得哈哈大笑。“说实在的，这片子确实是太短了！”对这位以艺术纯粹而著称、风格偏冗长的法国导演来说，一次性只能拍五十秒——这简直难以置信。
　　而这，正是最初的电影拍摄形态：一次性拍摄约五十秒，自然光线、手动卷片，没有同步录音。里维特所用的三脚架上，一个胡桃木的方盒子，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体式摄影机——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的“电影机”（Cinematograph）。
　　这是1995年，电影百年的纪念活动中，影片《卢米埃尔和四十大导》的一处拍摄现场。世界各地的著名导演，被邀请作为卢米埃尔新一代的电影摄影师，各自以自己的方式体验电影最初的神奇与浪漫。他们要用卢米埃尔兄弟的古老摄影机拍摄一段短片，而且有三个规则：五十秒，不能同步录音，不能重复拍三次以上。
　　另一处拍摄现场。蝉鸣声中，法国导演帕特利斯·勒孔特在把卢米埃尔摄影机架在了拉西奥塔火车站，一如百年前的1895年路易·卢米埃尔所做的那样。那正是世界上第一部公开放映的著名电影短片《火车进站》的拍摄角度。
　　勒孔特被称为奇才导演，影片风格以多样著称，著名的如《理发师的情人》（1990）、《火车上的男人》（2002）、《亲密的陌生人》（2004），宫廷喜剧片《荒诞无稽》（1996）曾荣获恺撒奖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大奖。2007年勒孔特曾来到北京，参加“国际导演拍北京”活动。但此刻，这个土生土长的巴黎人，站在地中海小城强烈的阳光下，注视着铁轨的远方。被风吹拂的树叶闪闪发亮。
　　远远的，火车来了。但勒孔特看到的不是百年前路易眼中粗重的蒸汽火车，而是轻盈的TGV高速列车闪着光无声地越过车站——它已不在拉西奥塔停站，只是带起了地上的报纸，飞旋在月台上。
　　事实上，现在这个小车站只有郊区快线火车在迎来送往，如拉西奥塔小城一样宁静。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拉西奥塔　　第一篇 上帝创造女人，法兰西创造电影
　　记忆是由回忆保留下来的
　　——皮埃尔·达克
　　被遗忘的时光
　　被遗忘的拉西奥塔
　　帕特利斯·勒孔特曾说过，如果不干电影的话，就想去做莫奈那样的画家。那他一定熟悉莫奈的杰作《圣拉扎尔火车站》吧。铁路在当时是一个热门的绘画题材，杜米埃就有十来幅关于火车站的画作，刻画了火车旅行的社会和心理面相，莫奈则捕捉了繁忙的车站里火车在进出站时的瞬间力量与动态。或许正是这些画，直接启发了卢米埃尔的影片《火车进站》的拍摄视角。
　　自1843年法国第一条重要的火车干道通车以来，火车、车站和铁桥已成为作家与画家笔下代表力量、旅行或命运的浪漫象征，同时也反映了都市拥挤喧哗的社会和心理现实。1877年左拉写道：“如同其父辈在森林和河流中找到诗一样，我们的艺术家大概在火车站找到了诗。”
　　俄罗斯电影大师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曾在《雕刻时光》一书中表示：“我至今仍无法忘怀出现于19世纪的那部天才之作、揭开电影序幕的影片《火车进站》&&那正是电影诞生的时刻，它不只是技术问题，也不只是一种再现世界的新方法，而是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的诞生。因为人类首度发现了留取时间印象的方法。”
　　电影这种活动影像使得观众犹如进入时空置换，身临其境之感如此强烈而美妙。于是从1896年至1898年，几乎所有卢米埃尔的竞争者都拍摄了一部火车进站的短片，包括《火车进拉西奥塔站》《火车进索纳·维尔弗朗什站》《火车进里昂·佩拉什站》《火车进加法站》《火车进纳格亚站》《火车进亚历山大站》《火车进纽约站》等。
　　初生的电影把火车摄入镜头，似乎顺理成章，其实这跟拍摄地拉西奥塔有关，因为卢米埃尔兄弟的乡间别墅就在那里。
　　拉西奥塔是法国普罗旺斯地区南部蓝色海岸的一处度假胜地，距离马赛不到一小时车程。美丽的海湾桅杆林立、帆影点点，海岸线长达二十公里，沙滩绵延伸展。这里没有尼斯和戛纳的衣香鬓影，来晒日光浴的大都是本地人及周边居民，气氛放松慵懒。尽管是盛夏，也不会看到有人下海游泳，因为地中海里的水是从雪山流下来的，清澈而冷洌。沙滩的尽头是老港，老港的尽头是欧洲第一高的悬崖鹰咀岩，倾斜四十五度插入海中，既像鹰嘴，也像鱼翅。
　　这座地中海小城有着自己的节奏和传统，如每年11月份在老港举行的“重回1720”节庆活动。街区会瞬间改装成18世纪的模样，穿着传统服装的居民，有兜售鲜鱼的、织染纺布的，贵族们身穿华服招摇过市，海盗们把酒欢歌，流浪艺人表演着杂耍，连路边咖啡馆的侍者们都成了旧时的酒保。小城尊重祖先的习俗，怀念旧日的好时光。
　　1890年，卢米埃尔兄弟的父亲安托尼·卢米埃尔在拉西奥塔建造了乡间别墅，共有四十间房，有三间画室。两兄弟和一大家子在这里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正是在这里，他们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电影摄影机。
　　于是，这栋乡间别墅成为卢米埃尔最早一批电影短片的诞生地，如《水浇园丁》《婴儿的午餐》《玩纸牌》等。《婴儿的午餐》中第一次运用了特写镜头。《水浇园丁》可以说是最早的喜剧片，是路易·卢米埃尔受弟弟爱德华一次恶作剧的启发，找了工厂里一个学徒和家里的园丁来出演的。可惜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飞行员的爱德华牺牲了。
　　当时路易拍的一些短片，亲戚、朋友和工人都有参演。《玩纸牌》中左边那个就是父亲安托尼，中间的是温格罗尔（安托尼的亲家），仆人正给他们送上新鲜的啤酒。《火车进站》里那个一手挽着妈妈、一手拉着护士的小女孩，是路易的大女儿，披着苏格兰斗篷的则是路易的妈妈。这部短片首次运用了景深镜头中固定视点的单镜头表现方式，即是今天所说的“长镜头”。1962年，让-吕克·戈达尔在他的影片《卡宾枪手》中，对《火车进站》做了一次幽默的模仿。
　　电影的纪实风格和纪录片的真实性问题，都是后人学术讨论的内容。在路易最初的拍摄中，有拍摄手法的探索，但更重要的是其基于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态度。正是这一点打开了初生电影的广阔空间。
　　发明电影之前，卢米埃尔兄弟已研制成功了彩色照片，在拉西奥塔海岸第一次还原了这个世界的色彩。这才是他们真正的工作和职业兴趣——研究和生产照相器材。电影一开始只是活动照相而已，对他们来说，或许只是照相额外的副产品和好奇心的产物。对自身伟大发明的不经意，让我们感叹灵感、偶然等命运不确定性的关键词。真正的伟大总是不自知的，不经意中成为“电影之父”，成就一世英名，还有比这更动人的命运传奇吗？
　　因为与卢米埃尔兄弟的渊源，拉西奥塔被称为“电影摇篮”城市：海边矗立着卢米埃尔兄弟的雕像；小城博物馆里有关于卢米埃尔兄弟的展览介绍；城里最大的电影院以卢米埃尔兄弟的名字命名，影院外墙上有两兄弟标签似的大画像，门前特地修建了一个小广场。影院的前身是建于1889年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电影院——伊甸剧院，最初是被当作戏院、音乐厅和运动馆使用的，1899年安装了电影放映机。2013年，《电影手册》前主编让-米歇尔·傅东在拉西奥塔创办了一个新的短片电影节，就在这家影院放映。
　　其实拉西奥塔早已拥有每年一度的“电影摇篮”电影节，只是其声名和影响完全无法与距其仅两小时车程的戛纳相比，甚至，也远不如里昂有名——因为卢米埃尔兄弟来自里昂，里昂作为电影发源地和法国第三大城市的声名，都轻易地掩盖掉了拉西奥塔这座小城。双流记&里昂的漫步　　双流记
　　里昂不是一个正面看着你们的城市
　　它是一个低头前行的城市
　　——贝特朗·塔维尼埃
　　打捞一个城市，甚至事无巨细地铺陈开来，不仅仅出于对其历史的兴趣，更是出于一种异乎寻常的尊重。位于法国东南方的里昂，没有北部巴黎的喧嚣，也没有南部马赛的热闹，低调恬静，既古典又现代，既是工业基地又是文化艺术之都。身处罗纳河与索恩河的交汇之地，里昂成长的独特性，是我们解读其作为电影故乡的一把钥匙。
　　里昂的漫步
　　贝特朗·塔维尼埃的漫步开始于富尔维耶尔山脚下的圣保罗街区。这里是里昂老城区的北部。在这片引人入胜的老城区里，15—17世纪哥特式古旧宅居彼此相连，橙黄和粉红色调鲜艳夺目，满目皆是竖格窗、空中花园、瞭望塔、螺旋楼梯，还有随性的涂鸦、精美的壁画，以及圣保罗大教堂、圣让首席大教堂、圣乔治大教堂等建筑，处处流露出文艺复兴风格的迷人气质。这片约五百公顷的里昂老城，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文化遗址，其名气与历史价值仅次于威尼斯。
　　电影《圣保罗的钟表匠》（1974）描述了索恩河、河上桥梁以及咖啡馆。这是塔维尼埃的首部剧情长片，改编自著名作家乔治·西默农的同名小说，由于预算微薄而把电影场景移到他出生的城市里昂。影片揭示的对立角色之间的独特关系和社会障碍的不可逾越性，恰如一幅社会肖像。影片获得路易·德吕克大奖和柏林电影节银熊奖，塔维尼埃由此崭露头角，成为一代老练的电影人，被称为“电影先生”，人称“里昂的塔维尼埃”。影片主演诺瓦雷也由此成为塔维尼埃的御用男演员，两人共合作了八部影片。诺瓦雷于次年主演的《老枪》（1975）获得首届法国恺撒奖最佳影片、最佳男演员奖，影片在中国也受到热烈欢迎。
　　塔维尼埃年轻时做过大导演让-皮埃尔·梅尔维尔的助理，也写过美国电影的专著。他的电影题材广泛，温厚和悲悯感的气质有点类似让·雷诺阿。令他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的影片《乡村星期天》（1984），就是一部向让·雷诺阿《乡村一日》致敬的作品，极缓慢的横移镜头，配以印象派油画般的法国南部乡村风光，很好地模拟了片中老画家的视觉感受和心理节奏。塔维尼埃的最新影片《奥赛码头》（2013）是一部聚焦法国外交部的搞笑喜剧，因为法国外交部位于塞纳河左岸的奥赛码头，法国人喜欢用地名称呼政府机构，所以奥赛码头通常代表着外交部的意思。
　　在另一部关于公共教育现状的影片《一周的假期》（1980）中，塔维尼埃用镜头表现了里昂最著名的小巷。三百二十条大大小小的穿街小巷、喷泉、碎石甬道让人产生身在佛罗伦萨或罗马的错觉。4世纪，当古罗马居民从富尔维耶尔山移居到山脚下时，这些通道被修建起来，以方便居民从索恩河取水。
　　索恩河长四百八十公里，弯弯绕绕地穿城而过，在城市的南端与罗纳河汇合，将里昂一分为三。索恩河的西面是老城区，罗纳河的东面则是新城，两河之间狭长的半岛区，是里昂的中心地带，坐落着市政厅的沃土广场，堪称里昂的心脏，美术馆、歌剧院等都在附近。沃土广场往北是红十字广场，往南是白莱果广场。红十字小山俗称“工作山”，与俗称“祷告山”的富尔维耶尔山相对应，是里昂的丝织业中心。宽阔的罗纳河发源于瑞士，是除尼罗河之外流入地中海的第二大河流。阳光下，平静的罗纳河宛如微风轻拂下的一匹翠锦。
　　自1536年开设第一个丝绸纺织作坊以来，里昂逐渐发展成为欧洲的丝绸之都，是法国王室及贵族所用丝绸制品的唯一来源。其产品不仅有上等衣料，还有高级室内装潢用料，用于枫丹白露城堡、凡尔赛宫和卢浮宫的装饰。
　　丝绸贸易使得里昂在19世纪成为工业重镇。里昂位于地中海通往欧洲北部的战略走廊带上，有“欧洲十字路口”之称，又是横跨欧亚大陆古丝绸之路的欧洲终点站。如果说中国是丝绸之路的开端，那么法国里昂就是丝绸之路的末端，是丝绸最后的集散地。
　　红十字街区离里昂旧城区不远，是当时运输来自中国丝织货物的主要线路。这一片有许多像迷宫一样狭窄的封顶小巷，就是当年为避免丝织品风吹雨淋而设计的。里昂的丝织品及装饰艺术博物馆还收藏了一件世界罕见的清朝龙袍（另有三件收藏于北京故宫）。
　　由于丝绸工业的商业联系，1902年，里昂开设了法国大学里的第一个中文系，开展中文教学。里昂还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学科齐全，所以中国早期利用“庚子赔款”建起的海外第一所也是唯一的一所大学——中法大学，就设在了里昂。
　　位于北京东城东皇城根北街的原中法大学，即是建于1920年，其前身为蔡元培先生发起组织的留法俭学会和法文预备学校，1925年该校文科移至今址，占地约9500平方米。
　　从1921年到1946年，里昂圣·依雷内堡的中法大学登记在册的四百七十三名学生中，有诗人戴望舒，画家常书鸿、潘玉良，建筑师林克明，作家苏雪林，翻译家敬隐渔、李治华等，今年九十九岁的李治华是法文版《红楼梦》的译者，历时二十七年才将《红楼梦》翻译完成。
　　里昂与中国早期的共产党领导人颇有渊源，周恩来、邓小平、陈毅、李立三、蔡和森和李维汉等人都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在这里从事过政治活动，有的也曾在中法大学求学。1921年9月前往里昂游行的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在共产党的党史中被称为“里大运动”，标志着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青年勤工俭学留学运动的结束。
　　1921年9月，里昂中法大学是在激烈的冲突中开学的。二十五年后，它似乎完成了使命，留下一段中法教育合作的历史。以中法大学的中文图书为基础建立的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书库，拥有一万多部中文书籍和四百多种期刊，是法国最丰富的汉学资料中心之一。1980年，中法大学复校，更名为中法学院。2014年3月，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主席访法第一站就到了里昂，并为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揭牌。
　　圣·依雷内堡位于富尔维耶尔山，原为一座军营。至今存留的拱形石门入口上，镌刻着四个阴文汉字：中法大学。历史的记忆就像山脚下流淌的索恩河，永远不会消失。
　　索恩河上悠悠的游船，已看不到卢米埃尔镜头中岸边成排的洗衣妇，但或许会发现临河一幢七层老式楼房的墙面上，那一幅八百平方米的大壁画“里昂人”。上面描绘了里昂历史上二十多位著名人士，包括发明家、科学家、艺术家和宗教人士，其中最出名的，大概就是电影的发明人卢米埃尔兄弟了。
　　里昂被称为壁画之都，大型的就有四十多幅。在红十字街区的鲁斯街口，一幅一千二百平方米的“卡尼”壁画，据说是目前欧洲最大的城市壁画。在卡尔基拉街上，一幢民宅的正面墙壁被画成“丝绸之门”，上面画着与中国有关的风光和人物，如长城、成吉思汗、张骞、马可·波罗以及敦煌壁画上的飞天等，充满东方韵味。无声的壁画讲述着里昂城的历史与生活，也把这个冬天多雾的山城装点得色彩缤纷。里昂的漫步　　作为法国第三大城市，里昂是个著名的工业城、科技城，协和飞机的设计研究总部就在这里。它还是法国第二大博览会中心，每年4月举行国际博览会的历史比里昂的丝织业还要悠久，早在1420年就开始摆摊交易了，并成为当地一项传统的贸易盛事。
　　但里昂历来也是个文化城市，可惜这一点就像当年的里昂画派已无人了解一样，被有意无意忽略了。在欧洲，除了威尼斯，里昂是拥有印刷工人最多的城市，这里的印刷厂印出了第一本法语书。文艺复兴时期的大作家弗朗西斯·拉伯雷，大学毕业后成为名医，他的名作《巨人传》就是在里昂的住所完成的，那里离他工作的医院不远。
　　里昂现有三十余家专题博物馆，其中有世界上最大的细密画博物馆，还有十五家颇具规模的剧院，以及遍布全城的上百家小型实验剧场和影院。在周末，沿着河道，来自各村镇的艺术家会在假日市场里聚集展览。里昂文化生活的丰富与开放由此可见一斑。
　　每年里昂都会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艺术节，如4月的里昂木偶节，市中心的里昂历史博物馆拥有全世界种类最丰富的木偶收藏。10月有卢米埃尔电影节，以及每逢双数年份的9月至10月的国际舞蹈节，每逢单数年份的9月开始持续到12月的里昂双年展，还有各种音乐节、音乐季。最著名的是12月的彩灯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852年为庆祝富尔维耶尔山上大教堂重新开光而设立的城市节日。在两千多年前高卢人建城时，“里昂”的拉丁文含义即为“灯光”的意思。
　　里昂还是第一个收藏印象派绘画的城市，1901年即收藏了雷诺阿的作品《弹吉他的女人》，随后收藏了莫奈、马奈、西斯莱、莫里索和德加等人的作品。半岛区紧邻市政厅的里昂美术博物馆，即圣皮埃尔宫，占地一万五千平方米，藏品数量仅次于巴黎卢浮宫，有“小卢浮”之称。
　　建于17世纪中叶的里昂市政厅，有着浓郁的路易十三时期建筑风格，金顶方壁，内部是巴洛克装饰风格，为法国著名的皇家建筑。市政府每年都要投入三千万欧元用于历史建筑的保护，因为城市的历史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
　　市政厅附近的里昂国家歌剧院，位于罗纳河边，1993年翻修自1831年开业的歌剧院旧址，建筑大师努维尔以他标志性的金属和玻璃材质，搭建了华丽的半圆顶玻璃外壁结构，与以大理石为饰的古老歌剧院合成一体，颇具现代感。整座建筑物的外壳屋顶灵感来自于努维尔外婆的百宝箱，而当夜晚来临，歌剧院内点燃一片红灯，犹如烤炉一般，故被里昂人称之为“面包烤炉”。
　　说起吃，里昂可是法国美食的发源地，号称法国的美食之都，拥有“一千五百间餐馆之城”的名气。里昂人不仅爱吃，对于食材、烹饪的手法也十分讲究。这里的名菜种类繁多，比如有一道名菜叫“消防员的围裙”，其实就是煎煮的猪肚。除了龙虾、鹅肝，还有著名的里昂干红肠等。里昂的乳酪世界闻名，种类多达一百种以上。
　　遍布全城的餐馆足够满足食客的胃口。里昂城里有全欧洲最古老同时也最大的餐馆“乔治啤酒店”，创办于1836年，海明威、罗丹、凡尔纳都曾是座上客；人们也可以驱车去近郊的保罗·博古斯米其林餐厅，主人是米其林三星教父保罗·博古斯，这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儿是法国国宝级厨师，他说自己擅长做菜只是因为生于里昂。当然，食客也可以随便走进一家大众餐馆，如果招牌以“LAMERE”开头、后面加姓氏的餐馆就是最正宗的里昂菜。
　　平常的下午，找个咖啡馆落座，比如塔维尼埃影片中的“艾奈之腹”咖啡馆，这里如今已成为电影爱好者的旅行目的地之一。市政厅所在的沃土广场以及南边的白莱果广场都是不错的休憩场所。
　　沃土广场由罗马时代的古河道填土而成，广场中央有一大喷水池，池中女神驾驭四匹烈马的塑像栩栩如生，游客多在此留影。据说这四匹马代表世界文明的起源，分别是埃及尼罗河、中东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印度的恒河。孕育华夏文明的黄河不在此列，我们只能将此归为偏见吧。
　　河流孕育文明。里昂在历史上就是个发明之城，这或许与罗纳河和索恩河的交汇不无关系。
　　1783年，蒙哥尔费兄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个热空气气球，在凡尔赛广场把活羊、活鸡、活鸭成功送上了天空，被称为人类航空事业的先驱。
　　同年，茹弗鲁瓦首次使用推进器，驾驶一百八十吨的自造“火船”在索恩河逆水上行。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机动船。
　　物理学家安培奠定了电磁学的基础，还发明了电流计，电流的单位因此被命名为安培。里昂的雨果大街上有个安培广场，那里有安培的铜像。
　　1804年，贾卡发明了能完成全部编织动作的提花织机，使工效提高了五倍。新织机在纺织业被称为贾卡机，为里昂的丝织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新织机的高效引起大批工人失业，贾卡多次遭到人身攻击。难怪红十字广场上的贾卡雕像有一种苦涩的表情呢。
　　发明家蒂莫尼耶于1829年发明了世界上最早成批制造的缝纫机，缝纫机被誉为“继犁之后造福人类的工具”，里昂也为蒂莫尼耶建立了纪念碑。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一点，正是缝纫机的工作原理启发了路易·卢米埃尔电影机发明的关键一步。有意思的是，卢米埃尔兄弟还在医药领域发明制造了“卢米埃尔”油膏纱布，这是对付烧伤的著名包敷纱布，还有用小钩和复杂的铰接构成的人形夹子，这大概因为卡钳是占据路易潜意识的器械：从缝纫机到手动器具，还有电影摄影机的胶片传动都需要它。如果活在现代，这两位不知疲倦的发明家还会有什么惊人发明呢？
　　生活没有假如，就像没有谁会在古代预见到网络滔滔的当代一样，唯有时间的洪流冲刷一切，奔涌向前。
　　贝特朗·塔维尼埃出生的房子今天已看不见了，但它在影片《圣保罗的钟表匠》中留下了影像。在这里，塔维尼埃的父亲收留过法国大诗人阿拉贡。里昂的漫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昂被纳粹占领。塔维尼埃的父亲是知名记者和诗人，在家里冒险接待了著名诗人、有“20世纪的雨果”之称的抵抗运动领军人物路易·阿拉贡。就是在这里，阿拉贡写下“这里没有幸福的爱情”的诗句。
　　虽然塔维尼埃父亲的家被拆掉了，但他祖母在富什街20号的寓所还在，被摄入了纪录片《里昂，塔维尼埃眼中的城市》（1988），从一个孩子的视角看里昂。
　　里昂成长的历史就像两条河流的交汇一样，充满独特的混合性。
　　在法语中，罗纳河是阳性的，索恩河是阴性的，就像半岛区的白莱果广场上17世纪的铜雕，罗纳是男像，索恩是女像。铜雕作者纪尧姆·古斯图是出生于里昂的大雕塑家，他的“马利的骏马”被视为法国雕塑杰作，原作收藏于卢浮宫。
　　里昂，就是男人河罗纳与女人河索恩的爱子，诞生于公元前43年。最早，里昂是罗马殖民地，自高卢时期，古罗马帝国就在这里建立首府，恺撒大帝以此作为征服高卢的基地。当时巴黎只是法国北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而已。
　　富尔维耶尔山是这个城市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就是里昂的宗教中心，山顶的白色圣母大教堂被视为里昂的标志。大教堂的建设始于1870年，于1896年竣工。在右边相连的圣母礼拜堂塔顶上，玛利亚塑像圣洁高贵，在阳光下闪着金光。教堂左侧建有半悬空的平台，可俯瞰里昂全景，那一望无际的红瓦屋顶。山上建于公元前15年的高卢—罗马剧场，是法国最古老的剧场，可容纳三万人，至今还经常举行音乐会和露天演出。两千多年前的里昂即以此为中心，是一座山丘上的都市。
　　直到14世纪，里昂才正式归属法兰西。1515年，达·芬奇在这里将自己发明的一个会走的机器狮赠予法国国王，以庆祝佛罗伦萨与法兰西达成新联盟。狮子是佛罗伦萨的标志，当国王对着机器狮抽上三鞭，狮子胸部就会打开，开出一朵鸢尾花，即法国王室的标志。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法王亨利四世要在里昂的圣让首席大教堂迎娶来自佛罗伦萨王族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了，教皇约翰二十二世也在这里加冕。里昂大主教享有首席大主教的地位，因而他的座堂冠以首席大教堂的名称。这座位于索恩河畔斑驳古老兼具罗曼和哥特式风格的首席大教堂，已有近千年历史，而其建造时间更长达三个世纪。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里昂的丝织工人织成一块路易十四的装饰挂毯要花费二十年时间了。
　　作为“第七艺术”的电影诞生于里昂，是偶然，或许也是偶然中的必然。从地理到历史的混合性，造就了里昂开放、自由与包容的习性。19世纪末，正是法国社会各种思想交汇激荡、艺术活动异常活跃的时代，那种深具创造力的环境，使得艺术家能自由地发明观看世界的新方式。而对细节的完美追求，让身处里昂发明和工业生产氛围的卢米埃尔兄弟，在无意识中超越美国、英国、德国的同行，发明可以进行商业放映的电影机，从而名垂青史。不仅仅是发明的技术的成功，更有卢米埃尔兄弟“大胆的写实主义”带来了美学上的真实，使得电影这一门新的艺术形式，很快便如火如荼地燃烧到新世纪的旷野上。
　　圣让首席大教堂的对岸，隔着索恩河，就是白莱果广场，它是欧洲最大的净地广场，被称为“美丽的庭院”，用红土铺就，与里昂老城的红色屋顶相得益彰。广场中间，一座高大的太阳王路易十四的骑马青铜雕像，是最重要也几乎是唯一的装饰。广场周围是19世纪的建筑，有着欧洲最长的商业步行街，奢侈品牌名店林立。一群群鸽子起起落落，生动着广场的景致。
　　白莱果广场的东面，跨过罗纳河就是里昂的新城。这里有法国中部唯一的摩天大楼，以及法国最大的城市公园提德多公园。国际刑警组织总部就在这里。
　　2011年，奥利维埃·马夏尔的新片《里昂黑帮》上映。他被认为是梅尔维尔黑帮片的继承者，而从影之前他本身就是一名警察。他的前两部作品也讲述了警察的故事，但《里昂黑帮》将镜头对准了他们的对立面。影片有成为一部法国版《教父》的野心，但马夏尔认为自己并不是在美化六七十年代的黑帮，相反，表现了黑帮中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男人情谊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已。
　　这是里昂的另一面。19世纪时里昂曾多次爆发工人起义。这里不仅盛产柔软的丝绸，也有一身的血气与傲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里昂是法国抵抗运动的中心之一，1941年创建了抵抗运动宣传报纸《解放报》。
　　抵抗运动领袖之一的马克·布劳契1886年出生于里昂，年轻时先后在巴黎和柏林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劳契被征入伍，战争结束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中世纪历史。20世纪30年代，布劳契被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聘为教授，先后发表了研究专著《国王和奴隶》及《封建社会》。布劳契是当时法国历史学界研究中世纪历史的泰斗，他的一些著作如《历史学家的手笔》和《封建社会》，在他去世后曾多次再版。
　　1942年，身为犹太人的布劳契参加了法国抵抗组织，并很快成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日被捕后，他遭到酷刑拷问，但闭口拒不合作。几天后，恼羞成怒的盖世太保将他和其他二十七名抵抗运动成员一起枪杀于里昂郊外。里昂的漫步　　《小王子》的作者圣·埃克苏佩里，1900年出生于里昂。身为飞行员的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四十岁高龄加入法国空军。日，圣·埃克苏佩里在最后一次执行前往法国南部的侦察任务时，飞机钻入云端后神秘消失了。同年8月，盟军解放了巴黎。
　　在圣·埃克苏佩里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他的肖像连同他的《小王子》，被法国政府印制在面值五十法郎的新版钞票上。《小王子》是20世纪流传最广的童话，出版五十年来译成一百○二种语言，被誉为阅读率仅次于《圣经》的最佳书籍。法国版的音乐剧《小王子》是法国经典音乐剧的代表作品之一，1974年美国导演斯坦利·多南还把《小王子》搬上了银幕。
　　纪录片《里昂，塔维尼埃眼中的城市》中的演员皮埃尔·梅兰多勒，像塔维尼埃的父亲一样是个记者、作家，他的作品《里昂，鲜血与金钱》《里昂，鲜血与墨水》和《时间天桥》，内容都是关于里昂政治生活的。
　　1988年，梅兰多勒还出演了《终点旅馆》（又名《监狱终结：克劳斯·巴比的生命》），这是一部记录审判克劳斯·巴比的纪录片。克劳斯·巴比是名纳粹头目，号称“里昂屠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下令杀死四千多人，二战后逃往南美，并为美国情报机构服务，最后遭玻利维亚驱逐，押回法国受审，被里昂法庭判终身监禁，囚禁于罗纳河右岸的蒙吕克监狱。
　　说起来，像是历史开了一个严肃的玩笑。1943年，作为法国抵抗组织成员的法国军官安德烈·德维尼被捕，就关在蒙吕克监狱。四个月后，他在被克劳斯·巴比枪决前成功越狱。1971年晋升为将军。
　　法国电影怪杰罗伯特·布莱松唯一一部大团圆结局的影片《死囚越狱》（1956），就取材于安德烈·德维尼的越狱回忆录。影片就在蒙吕克监狱拍摄，德维尼是重要的拍摄顾问。他到现场帮助布莱松重现情节，也展现逃跑场面中的不同技巧。
　　布莱松在影片中再一次坚持了“纯”电影倾向，与主流叙事相对抗。影片唯一的配乐是莫扎特的弥撒曲，布莱松非常节制地运用它，传达了语言无法传达的意义，即人的自由意志与神的恩宠，如同影片的副标题“风吹向它想去的地方”，说明“人唯自救，神才救之”。影片也印证了那句话：“宗教和艺术是两条平行线，它们只在无限远处，在上帝那里汇合。”
　　虽与小津安二郎的克制、严谨和静观的影片风格类似，但布莱松是自觉地限制材料和手段，摒弃明星制与表演，达到个人风格的高度统一。布莱松是影史上少有的把事先形成的观念完美融入自己电影的导演，所以塔可夫斯基盛赞说：“如果布莱松在世界影坛位居第一，其他所有导演只能位居第七八位。”
　　值得一提的是，该片摄影师路易·马勒，一年后即拍摄完成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通往绞刑架的电梯》（1957），获得了路易·德吕克奖，其影像风格有布莱松的味道，好几场电梯里的戏都刻意模仿布莱松《死囚越狱》的狱中场景。路易·马勒因该片被视为“新浪潮”的开山人物，但他与新兴的潮流若即若离，一直都以拍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边缘题材而知名。
　　作为电影的故乡，里昂似乎被遗忘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电影大梦中。与巴黎相比，这里的电影拍摄活动并不活跃。在里昂拍摄的重要影片，除了布莱松的《死囚越狱》，大致还包括克里斯托夫·雅克的《归来的人》（1946）、马塞尔·卡尔内的《红杏出墙》（1953）、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密西西比美人鱼》（1969）、菲利普·考夫曼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1987）、雅克·德雷的《犯罪》（1993）、克洛德·贝里的《露西·奥布拉克》（1996）、安德雷·德切尼的《窃贼》（1996）、让·贝克尔的《恐怖花园》（2003）等。
　　里昂出生的电影明星寥寥可数，如雅克琳娜·德鲁巴（1910）、阿兰·莫代（1928）、雅克·德雷（1929）、罗杰·科奇奥（1934）、多米尼克·布朗（1953）等。里昂出生的著名导演除塔维尼埃、雅克·德雷之外，还有如黛安娜·克里斯。她1948年出生于里昂，年轻时曾出演过费里尼执导的《卡萨诺瓦》。她的导演作品有讲述两个女人之间友情和爱情的《禁色迷情》（《一见钟情》，1983），有描写19世纪法国小说家乔治·桑和诗人缪塞暴风骤雨恋爱史的《恋恋红尘》（《世纪之爱》，1999），该片由朱丽叶·比诺什和意大利男星斯特法诺·迪奥尼斯主演，后者就是《绝代妖姬》里阉人歌手法里乃利的扮演者。克里斯还拍摄了传奇女作家萨冈的传记片《萨冈》（2008），全景式展现了萨冈以其书其人成为战后一代女性象征的非凡人生。萨冈十八岁时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你好，忧愁》，获得巨大成功，这部小说是她用七周时间在巴黎咖啡馆的露天座上写成的。萨冈漂亮出众、自由不羁，写作、赛马、飙车、赌博、酗酒，一生烟不离手，还染上了毒瘾，却备受法国人钟爱，被视为一个时代的青春代言人。
　　回到《终点旅馆》。该片导演马塞尔·奥菲尔斯，是德裔法籍和美籍导演马克斯·奥菲尔斯之子。马塞尔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纪录片处女作《悲哀与怜悯》（上下两集），一经问世便震惊了国际影坛，但在法国却长期遭到禁映。因为影片毫无顾忌地挖掘和展示了法国当代史上黑暗的一页，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短短一年间，号称强大的法国不仅不战而退，还与德国纳粹合作迫害犹太人。
　　马塞尔的影片经常触及敏感的当代政治问题，如反映纽伦堡审判的《法庭的记忆》（1976）、关于两德统一的《十一月的日子》（1990）、报道萨拉热窝事件的《我们看到的麻烦》（1995）等。
　　与马塞尔类似，塔维尼埃拍摄的纪录片《无名的战争》（1992），回顾和反思了发生在20世纪中期的阿尔及利亚战争。1951年到1962年，将近三百万法国青年参加了一场如今不愿提起的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三十年之后，这些从未对外人说过这段战争经历的老兵在摄影机前开始讲述。塔维尼埃成长于笼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阴影之下的50年代，他拍摄这部影片是对自己也是对三百万同龄人的一个交代。
　　60年代，塔维尼埃有了儿子尼尔斯·塔维尼埃。尼尔斯1965年生于诺曼底，十岁就在父亲的影片中扮演角色，曾主演过《豪情玫瑰》（1994）等剧情片，却以拍摄短片和纪录片出名，2001年他还与父亲合导过一部有关里昂的纪录片《受伤的生命：里昂的双重痛苦》。尼尔斯热爱舞蹈，2006年导演的第一部影片《芭蕾公主》，就用童话的形式献给了钟情已久的舞蹈。影片主演卡洛尔·布盖的电影生涯始于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影片《朦胧的欲望》（1977），1989年的《美得过火》为她赢得恺撒奖最佳女演员的桂冠。她和尼尔斯2007年作为法国电影代表团成员到过中国。
　　有时候，电影就像个储蓄罐，不是吗？
　　目光掠过富尔维耶尔山顶的白色圣母院。无论在城市的哪个角落，一抬头便能看到它。
　　向东，向东，贝特朗·塔维尼埃的漫步最终停在了卢米埃尔学院，他是这里的院长。卢米埃尔，卢米埃尔　　卢米埃尔，卢米埃尔
　　里昂东部的蒙普莱基尔，新城的卢米埃尔街区，现在从白莱果广场坐地铁D线可直接到达，但在19世纪末时，那里还是远离市中心的乡下。1900年，万国博览会在巴黎举行，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机大放异彩。这一年，卢米埃尔一家决定迁入蒙普莱基尔，父亲安托尼·卢米埃尔请三位建筑师设计建造了一幢四层别墅。1902年落成后，这座雄伟壮丽的私人住宅被当地居民称为“卢米埃尔城堡”，安托尼在这里居住到1911年去世。
　　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末，这里是卢米埃尔公司的所在地。如今这幢别墅已成为卢米埃尔博物馆，顶层安托尼的原画室开辟为图书馆和档案中心，但他二楼的卧室还保留着当年的样子。
　　这里也是卢米埃尔学院的所在地。院长贝特朗·塔维尼埃曾说，安托尼·卢米埃尔比他的两个儿子更相信电影的未来。这句话显然意味深长。
　　安托尼·卢米埃尔出生于1840年，父亲是葡萄种植人，母亲是接生婆。十五岁时，安托尼成为孤儿，由二十八岁的姐姐抚养，学习木匠手艺。1858年，十八岁的安托尼到巴黎，跟著名的静物画家奥古斯特·龚斯当丹学画，为他日后的照相手艺打下坚实的基础。
　　1862年，卢米埃尔夫妇定居贝桑松，开了一家照相馆。贝桑松位于法国东部，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是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出生地，那儿出生的名人还有画家库尔贝、诗人马拉美、无政府主义创始人普鲁东、乌托邦社会主义创始人傅立叶等，当然还有日后的电影发明人卢米埃尔兄弟。
　　1870年，为躲避普鲁士人，卢米埃尔一家从贝桑松迁居里昂，又开了一家照相馆。当时路易·卢米埃尔刚六岁。在罗纳河上年复一年的汽笛声中，卢米埃尔兄弟渐渐长大了。
　　1876年左右，安托尼开了一家大一点的店，专门为里昂名流制作肖像。1878年，安托尼在巴黎博览会上获摄影金奖。他的照相馆门庭若市，但他对照相器材有了更大的兴趣。
　　1881年，代替湿版技术的溴化银摄影干片已经问世，但是质量不稳定，价格也非常昂贵。安托尼一直想自己制作，但没成功。
　　当时卢米埃尔兄弟是巴黎最好的技工学校的学生，他们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极有天赋。聪明的路易发现了问题：父亲居然用母亲称面粉的秤来称化学试剂！他改用精确的天平秤，结果做出了非常好的感光硬片，即蓝干板，不但质量稳定，而且适合大批量生产。于是两年后安托尼干脆关了照相馆，建立照相器材厂并成立公司，由此奠定了卢米埃尔家族的事业基础。
　　到1890年，卢米埃尔公司已售出四百二十万张蓝干板，遍布五大洲。安托尼开始动工兴建拉西奥塔的乡间别墅。这一年，卢米埃尔兄弟利用伊士曼的方法，将照相术从黑白变成了彩色，并于1893年将这一技术商业化。
　　同一年，一位商人温格罗尔迁至这里，与卢米埃尔一家结下深厚的友谊。用安托尼的话说，为了让两个丈母娘省钱，温格罗尔家先后有两男两女四个孩子与卢米埃尔家的四个孩子结为了连理。你可以在早期的卢米埃尔影片和照片中发现这个有趣的大家族。
　　这时候，经过十年的发展，卢米埃尔的工厂已成为法国最大的照相器材厂，雇用三百多位工人，生产一千五百多万张蓝干板，行销世界各地。
　　1894年6月，一向对新事物敏感的安托尼买回一台爱迪生发明的笨重的西洋镜摄影机。在一番研究摆弄后，他要求奥古斯特和路易两兄弟设计可以离开木箱观看活动影像的机器。于是这对兄弟就着手研发活动视像机模型。
　　当时，艾蒂安·朱尔·马莱、乔治·德梅尼、托马斯·爱迪生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没人能在银幕上把影片放映出来。必须找到一种驱动胶片的系统。奥古斯特考虑用一个圆筒来实现，但做出来的系统非常笨重，效果不好。
　　路易也为了这个发明而辗转反侧。有天晚上，答案突然在脑海中闪现，那就是缝纫机的驱动装置，用缝纫机缝衣服时，衣料“一动一停”的运动不是跟胶片传送所要求的方式很像吗？他兴奋地告诉哥哥奥古斯特，可以用类似缝纫机“压脚”那样的机械所产生的运动来拉动片带。
　　经试验，果然可行。后来奥古斯特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弟弟在一夜之间就发明了活动电影机。”路易一开始把它做成偏心圆的形状，后来改成三角形。厂里的技工师傅于勒·卡尔邦蒂埃根据路易的图纸，把机器组装了出来。
　　当时法国没有透明的赛璐珞胶片，路易是用照相纸来测试的，因为透明度不够，它们实际上不能投影到银幕上。路易特地派人到美国去买了一些赛璐珞胶片回来，然后在实验室开始一系列的试验，最后终于做成了合用的片子。
　　1895年年初，路易改进了这一发明，并于2月13日将这种电影系统注册了专利。当时还没有名字，只是把它描述为可以连续照相和放映的机器。又过了几个星期，才取了“电影机”这个名字。
　　专利是卢米埃尔兄弟两个人联名拥有的，那只是因为他们习惯这样，不管那项工作是谁完成的。一次，卢米埃尔一家去布列塔尼的一个小岛游玩，兄弟俩还在一个山洞中时，涨潮了，他们被海水堵在山洞里。两兄弟认为自己必死无疑，发誓永不分离。自此之后，他们真就这样做了，干什么都在一起，就像一对孪生兄弟。所以尽管事实上路易是电影机的唯一发明人，就如同奥古斯特其实是其他某些发明的唯一发明人一样，但都是两个人一起署名。卢米埃尔，卢米埃尔　　日，路易在楼房外边的工厂锅炉房窗户前架起了机器，开拍第一部电影：《工厂的大门》（《工人离开卢米埃尔工厂》），头戴羽帽、腰系围裙的女工们和推着自行车的男工人相继走出大门。由于那时候镜头的透光率不好，路易需要很强的日光，所以选择在中午时分拍摄。
　　当年这个架设摄影机的地方，如今被卢米埃尔博物馆郑重地辟为“摄影机之处”，以示纪念。当年拍摄《工厂的大门》的圣·维克多街，于1929年被命名为“首部电影街”。而当年工人们走出厂门的地方，是今天卢米埃尔学院电影放映厅的入口，它是经过修复的首部电影摄影棚的延伸。摄影棚是电影历史上的第一个布景，曾作为远景出现在《工厂的大门》中，1995年被列为历史遗迹。而卢米埃尔摄影机更属于文化的遗迹，神圣如耶稣裹尸布一样，被恭放在卢米埃尔博物馆一层的展览大厅，供人瞻仰。
　　日，路易在巴黎全国工业促进会作演示，介绍活动视像和彩色照片样品，第一次放映了影片《工厂的大门》。这是“活动摄影”首次在大银幕上放映，但只是作为学术成果而已。到年底的12月28日在巴黎作首次商业放映时，才被公认为电影诞生的日子。作为专利的联名者，卢米埃尔兄弟一起被称为“电影之父”。
　　有意思的是，法国人讲“histoire du cinema”（电影史），美国人用“histoire du film”（影片史）。这种语言和概念上的距离在追溯电影起源时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分歧。
　　美国有理由把影片的发明归功于美国发明大家托马斯·爱迪生，并将日爱迪生的西洋镜摄影机上市的日子作为电影的发明日，尽管爱迪生的成功也源于许多前辈，像麦布里奇、马莱和艾金斯等人奠基的原理及技术的巧妙综合，但他仅仅把它作为自己发明的留声机上的一种视觉附件，忽略了其美学上的可能性。他的创造本身并没有脱离“照相馆”的原有模式，每次仅能供一个人观赏的“窥视镜”，不过是一次次地重复着摄影师的“窥视”，其内容大都是简单的跳舞、拳击、变戏法、做游戏等娱乐性场景，只是套用了舞台剧模式虚构的一些小节目而已。
　　与爱迪生仅供一人观看的“窥视镜”相比，卢米埃尔的电影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同时解决了拍摄及放映的难题，包含了大银幕，由此奠定了“电影”的整体概念与形态。除了精巧轻便的摄影机技术上的胜出，卢米埃尔制作的电影的内容更本质、更人性，他的电影机镜头是向世界开放的。
　　路易·卢米埃尔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他的纯粹帮助了新生的电影。他用摄影机拍一些朴实的主题，如同一个在周末作画的质朴画家，或者一个娴熟的照相师，但他自觉地摆脱了照相馆摄影师封闭的人为空间的束缚，迈向了广阔、开放的自然空间。作品的内容，多是表现和复制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形，比如最初拍摄的一些短片：《工厂的大门》《火车进站》《烧草的妇女们》《出港的船》《警察游行》等，就直接表现了那些下班的工人、上下火车的旅客、劳动中的妇女、划船出海的渔民、街头行进中的警察，等等。路易的镜头真实地捕捉和记录了现实生活的即景，如乔治·萨杜尔所说：“从卢米埃尔的影片中人们了解到，电影可以是&一种重现生活的机器&，而不是像爱迪生的&窥视镜&那样，仅仅是一种制造动作的机器。”
　　“爱迪生喜欢非凡的、卓越的、大场面的东西，但他只能制造一些外表的东西，它们是活动的，但都是扁平的，没有实体、没有生命。路易·卢米埃尔只想复制周围的真实，表现外表的变化，亦即普遍的、平凡的、日常的东西，由机器眼和导演的直接观察重新审视的东西，结果它们在文学上成为卓越的，成为认识的对象和节目的主体。”拉鲁兹在《法国电影史》中这样表示。
　　追本溯源，爱迪生和卢米埃尔对电影的不同兴趣和表达，恰好代表了美国电影和法国电影的迥异风格。最好的交响乐并不总是使用大鼓，法国电影的日常性、品位与趣味，都已在卢米埃尔的早期电影里得以展现。那些电影持久的生命力，已经包含电影的过去、未来和现在。任何时候，它们都是极具现代性的画面。
　　1895年放映的那些影片，都是路易·卢米埃尔亲自拍摄的，大概有五十部。只有一次例外，《烧草的妇女们》是哥哥奥古斯特拍摄的，那次刚好哥哥前来度假。路易的拍摄无意中开创了一些不同的影片类型，如纪录片、喜剧片。1895年6月，路易拍摄的关于议员下车的一部短片，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片。
　　路易不仅亲手拍摄，也亲手在盛有显影剂和定影液的搪瓷铁桶里冲印。相应的正片同样如此。这些片子都是十七米长，放完要一分钟。十七米的长度是由片盒的容量决定的。
　　1895年之后，路易基本不再亲自拍摄，而把培训出来的约五十名摄影师，如加布里埃尔·维耶尔、欧仁·普罗米欧、费利克斯·麦斯基什、弗朗西斯·杜布利耶等派到世界各地去拍摄。这些摄影师可以说确立了两种纪录片雏形，如费利克斯将各地游历的真实见闻记录在胶片上，而弗朗西斯被派往俄国时曾到过一个犹太人聚居区，但没有带回影像资料，当时正值德雷福斯案件闹得沸沸扬扬，于是他便将来源各异但与案件无关的镜头组接在一起，配上详细的字幕，以虚构的方式讲述了德雷福斯的故事。
　　加布里埃尔是卢米埃尔最杰出的摄影师之一，曾是里昂医学院的学生，有一天突然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就肩扛一部摄影机出发了。他到过墨西哥、日本、印度、加拿大和摩洛哥。在摩洛哥拍摄的彩色底片都堪称杰作，而他也在摩洛哥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几年之内，卢米埃尔的摄影师在全世界拍摄了不下一千二百部片子，记录了各地的人情风貌。这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
　　尽管如此，在路易的思想中，电影机只是进行“运动研究的一个宝贵副产品”，摄影师在控制速度时，可以实现“真实运动的完美复制”。他预言“电影是一种没有前途的艺术”，电影机会像万花筒和立体视镜，被抛弃在物理实验室或玩具店的尘埃中。所以1895年年底在巴黎举办的首次电影放映活动，只有其父安托尼参加了。他比路易更相信电影这种新发明的潜力。
　　由于卢米埃尔电影机在技术上的优越性，1896年时，这部机器已经出现在布鲁塞尔、马德里、圣彼得堡、科隆、孟买、上海、墨西哥城等地。日，在上海徐园内的“又一村”放映的“西洋影戏”，使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电影。卢米埃尔，卢米埃尔　　到了1897年，由于世界各地对电影机的需求日益迫切，卢米埃兄弟的小公司再也无力独揽，于是他们将制造机器的专利权卖给了实业家夏尔·百代。同年，为满足观众需要，卢米埃尔公司还出版了一套小电影纪念卡，就像现在的幻灯片，共有九百个画面。这实际上是一部卢米埃尔的电影文献，有些照片是原来片目上没有的，有些是在当时当地拍摄的现场画面。
　　夏尔·百代敏锐地把电影视为新时代的象征，认为“电影是明日的戏剧、报纸和学校”，并在几年之内打造了集制造摄影机、放映机和影片于一身的第一个世界电影王国，成为影业巨头。1909年，百代公司曾派摄影师到北京拍摄风光片。电影的发明为20世纪抢攻下一个最赚钱的新经济区块。
　　1899年，路易研发了三百六十度摄影机和电影放映机。1900年，路易在巴黎万国博览会上展示三百三十六平方米超大银幕的放映，相当于现在的最大银幕，可供两万人观看。
　　1902年和1903年，路易做全景照片的巡回展出，并于1903年出版了《卢米埃尔记事录》，一时成为摄影爱好者的圣经。
　　尽管电影摄影机大获成功，卢米埃尔兄弟还是于1905年结束了所有的电影制作，回到老本行照相器材上，尤其是彩色胶片。十年，一场平凡而伟大的电影发明传奇落幕了。
　　1909年，路易成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奥古斯都则成为法国医学院院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米埃尔的工厂被迫关门。
　　1925年，因妻子去世，路易迁居巴黎近郊的诺伊市。1935年路易在法国科学院展示立体电影，这是他最后一次参与电影技术的发明。
　　1939年，路易被任命为第一届戛纳电影节主席。戛纳市长在火车站亲自迎接路易，然而电影节最终却因战争停办。
　　1948年，路易在邻近马赛港的邦多勒去世，享年八十四岁。奥古斯都于1954年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从今天来看，路易·卢米埃尔做到让全世界忘掉了爱迪生和迪克逊，还有马莱和雷诺，这应该归结于更本质、更深刻、比机械更重要的东西。“摄影机只能诞生在一个创世者手中，他必须集发明家和创作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工业家和导演于一身&&就好像路易·卢米埃尔是莫扎特、帕格尼尼、史特拉第瓦里三位一体，他因此才是电影之父。”原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亨利·朗格卢瓦如是说。
　　在法语中，“卢米埃尔”的词义是“光”。“光”发明了电影，真是恰如其分。一种目光，两种方式&印象派的目光　　一种目光，两种方式
　　自然中存在的
　　艺术中也存在
　　——雨果
　　2005年夏天，卢米埃尔学院与里昂美术博物馆联合举办了一次重要的主题展：《印象派与电影的诞生》。展览将四十幅印象派画作与六十部卢米埃尔兄弟的影片同置一室，公众才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画作与电影之间存在某种神秘的联系。
　　电影史学家萨杜尔说：“像电影这样的艺术之所以能出现在我们眼前，是因为我们的眼前不是一片荒原。”如果说19世纪末工业文明的发展是孕育电影的子宫，那么印象派绘画就是电影的精神血脉。这条隐秘的河流，长久以来无人知晓，尤其是印象派绘画对初生电影的巨大影响。
　　印象派的目光
　　作为西方现代艺术史上最著名的艺术运动，印象派成为西方现代绘画与古典绘画的分水岭。它打破了古典绘画的传统，使绘画表现更加自由。
　　从源头来说，印象派属于巴比松派风景画家一脉，他们年轻时的某些作品深受柯罗的影响，女画家贝尔特·莫里索还曾是柯罗的学生。居住在巴比松长达二十七年的米勒，在1873年，即去世前两年完成的《春天》中画了彩虹，并给予光线以重要地位，这预示了莫奈、毕沙罗和西斯莱等印象派画家笔下春光烂漫的花园即将怒放。但印象派画家们不再在风景画中使用浪漫派笔触，而是注重风景画的客观性。
　　1863年春天，莫奈、雷诺阿和巴齐耶利用格莱尔画室的假期去巴黎郊区的巴比松，确切地说是枫丹白露的森林写生。他们在距巴比松两公里的沙耶-昂-比耶尔开辟了住地，两年后搬到了森林边上的另一个村子马尔洛特。毕沙罗、西斯莱、塞尚等人也先后去了枫丹白露，形成了早期印象派小团体。他们在露天作画，诚实地面对风景。而那些在年间先后到达巴比松村的风景画家们，通常先去户外写生，然后在画室里根据需要对素材进行改编加工，完成一幅具有现实感的风景画。这两者的区别是微妙的，也是根本性的。
　　印象派的发展来源于艺术上写实主义的兴起。如果追本溯源，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欧洲宗教及非宗教势力的动摇，社会的剧变，让艺术和艺术家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由。源于对意识形态的全盘否定，写实主义相信肉眼所见的现实，而非空洞的宇宙性信念。
　　写实主义代表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发表的写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艺术应真实地表现当代生活，他还宣称：“写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艺术。”但他提出绘画只应该去画眼睛看到的东西，从而在事实上否定了历史画之类的体裁。
　　同时，文学从19世纪中叶雨果的浪漫主义过渡到福楼拜的写实主义，其后司汤达、乔治·桑、巴尔扎克等人的写实风格将之发扬光大，雨果也以写实力作《悲惨世界》闻名于世。
　　左拉将写实主义发展为自然主义，主张以科学为指导，保持绝对的客观和中立，实录现实世界的真相。不过，在他好朋友马奈的画作《左拉》里，他那有点僵硬的姿态可不那么自然。左拉是早期印象派积极的鼓吹者和狂热的捍卫者，他肯定印象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精神：“绘画给予人的是感觉，而非思想。”这种震撼的观念才是印象派最深刻的贡献。左拉小说《作品》中，于埃先生的原型是一位印象派收藏家肖凯，当时是财政部的一名小职员，早年几乎是塞尚画作的唯一收藏家，而左拉与塞尚从小就是至交。但在后期，左拉与印象派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
　　绘画中的印象主义和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相对应，都受到哲学上实证主义的影响。印象派画家在形体写实的基础上，用看似杂乱的笔触描绘更加真实的自然色彩，即印象的真实，或者说感觉上的真实。莫奈的《花园中的女人》是一幅取材于维尔达弗莱花园自然景色的杰作，它成功表现出原初“印象”的自然性：阳光透过树叶洒落下来，在地上形成明暗分明和斑驳的光影。
　　这幅杰作被1867年的官方美术沙龙拒之门外，后来被巴齐耶出资收购。巴齐耶出身富有家庭，经常慷慨解囊资助同行。第二年，巴齐耶的《家庭团聚》为当年的官方沙龙所接受，这幅画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花园中的女人》的呼应。不幸的是巴齐耶在1870年11月的普法战争中阵亡于博纳拉罗朗德战场，时年仅二十九岁。
　　这一年，随着普法战争的爆发和后来巴黎公社的成立，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些政治事件对艺术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直接、最痛苦的就是巴齐耶的英年早逝。这些事件还造成艺术家们四处流散。莫奈决定离开法国，第一次去了伦敦。他喜欢上伦敦的雾，自1899年开始曾连续三年到伦敦绘画写生。当年毕沙罗也跑到英国，和莫奈一起参观伦敦的博物馆。印象派的目光　　历史的诡异之处在于它的不可捉摸。于此，印象派的脉络有了一条隐秘的支线。
　　1871年，莫奈途经荷兰回国。这期间，莫奈接触到大量从透纳到弗朗斯·等绘画大师的作品，从中获益匪浅。
　　1874年首届印象派画展上展出的著名海景画《日出·印象》，是莫奈追忆透纳的风景画而在诺曼底的勒·阿弗尔港创作的。这一印象派绘画的渊源，直到1892年才被毕沙罗道出：“我们的道路是从英国大画家透纳开始的&&”
　　英国大导演迈克·李的最新影片《透纳先生》（2014），就是一部表现透纳人生经历的名人传记片。主演蒂莫西·斯波是迈克·李的御用演员，为了演好透纳，他专门学习了两年绘画，最终成为2014年戛纳电影节的影帝。
　　西斯莱是英国画家博宁顿水彩画的崇拜者。虽然他生于巴黎，但他的父母都是英国人，所以直到1899年因喉癌去世为止，西斯莱也未取得法国国籍，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印象派团体中的重要一员。不过他大概是其中最不幸的画家之一，因为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其画作《水灾》以四万三千法郎的高价卖出，比他有生之年所获得的全部收入还要多。
　　阿让特伊是印象派群聚时代的一个绘画地点，位于巴黎西北的郊区，是当时巴黎人的一个休闲去处。莫奈从伦敦和荷兰回来后就住在这里，时间长达七年。这地方是马奈介绍给莫奈的，马奈家在阿让特伊对面的热纳维里埃拥有大片不动产，所以他对这一带的风景很熟悉。
　　莫奈喜欢画流经阿让特伊的塞纳河上来往的帆船，那美景可与勒·阿弗尔港的点点帆影媲美。后来由于画商迪朗·吕埃尔的大量订货，莫奈有了可观的收入，于是他买了一艘平底船，改装成画室。马奈见他居然在这种停泊在河边、周围长满水草的小船上工作，揶揄他是“水中拉斐尔”。
　　一天，莫奈正在河边画画，一个身穿划船运动服的年轻人上前搭讪，他就是卡耶博特。当时他住在河边的一个别墅里，在那里制作赛船。他曾经在画室里学过画，因为实在忍受不了学院派枯燥的教学方式而放弃了绘画。
　　与莫奈的相遇让卡耶博特重新拿起了画笔，而且很快参加了1876年的第二届印象派画展，展览的场地还是卡耶博特帮忙找的，那是他朋友的房产。这个正直宽厚的年轻人在事实上接替了巴齐耶在印象派团体中的位置。在经济危机的艰难日子里，卡耶博特用当法官的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以周到和不露声色的方式帮助印象派画家们，尤其是莫奈。他专门收购在他看来卖不出去，也就是一般收藏家难以接受的作品。
　　1894年，四十五岁的卡耶博特去世。他多年前就留下遗嘱，要把收藏的六十七幅作品捐献给国家，希望以后能在卢浮宫展出。雷诺阿是遗嘱执行人，在他的努力下，三年后终于由国家收藏了其中的三十八幅，并在卢森堡博物馆（当时的巴黎现代艺术馆）展出，引发学院派的强烈抗议。直到1937年，这些卡耶博特遗赠的画作才被移送到卢浮宫。
　　这批印象派画家看起来不追求官方荣誉，曾被认为是无政府主义画家，其实他们只是反对官方对艺术的垄断而已。毕沙罗爱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雷诺阿是温和社会主义者，德加出身于贵族银行家家庭，马奈是生活安逸的布尔乔亚，莫里索是大家闺秀，莫奈向往克莱蒙梭的激进主义。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在一个地方度假或居住，比如巴比松、翁弗勒尔或阿让特伊，只有德加例外，他反对露天作画。但无论艺术观点是否相左，还是出身不同，印象派画家们一致的热爱现实世界、热爱世俗生活，从而把社会生活和大自然的生动光影引入了画布。
　　位于诺曼底的埃特雷塔海岸有着19世纪艺术家们最为欣赏的景色。曾住在此地的莫泊桑1886年在《一个风景画家的生活》一文中，描述了莫奈的作画方法：“我经常跟着克劳德·莫奈去寻找印象。他已不再是画家，而是猎人。他走着，身后跟着一群孩子，他们帮他提着五六幅同一题材但在不同时刻画的、因而有着不同效果的画。他随着天空的变化，轮流拿起它们。这位讨厌弄虚作假和墨守成规的画家，面对着他的画，等待着、窥伺着太阳和阴影的形状，他几笔就把洒落的光线和飘过的云朵采集下来，快速放在画布上。我曾亲眼看到他这样抓住一簇落在白色悬崖上的灿烂阳光，把它锁定在一片金黄色调中，使这难以捕捉的、耀眼的光芒产生令人惊异的效果。”
　　其实，印象派在形式革命之前，首先是一个类型革命，过去被视为小主题的风景、肖像、静物、日常生活景象成为主要的绘画题材。印象派们走出画室，面对自然万物进行写生作画：田野中缤纷的花草，夕阳下的树林；农民在小酒店喧哗聚餐，布尔乔亚在咖啡馆高谈阔论；半裸的舞娘，撑阳伞的淑女&&光线和色彩交织出缤纷动人的画面。在他们看来，世界万物在阳光下一律平等，如雷诺阿所说：“自然之中，绝无贫贱之分。在阳光底下，破败的茅屋可以看成与宫殿一样，高贵的皇帝和穷困的乞丐是平等的。”他们的艺术是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思想在作品中的反映。
　　而火车、汽轮等快速交通工具的出现，对19世纪下半叶风景画的演变构成一个决定性的因素。1870年的画家们选择写生地，一般是从巴黎很容易去到的地方，从而表明他们对于交通工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写生地分布在铁路或塞纳河沿线，这与道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完全吻合。虽然印象派画家徜徉过枫丹白露的森林小路，像巴比松派一样描绘田野风光，但他们同样赞美工业化所带来的新景象。铁路、桥梁以及马车、火车和船等各种交通工具统统被搬上画面，从而创作了一种风景画的新图像，比如莫奈的《圣拉扎尔火车站》《阿让特依的铁路桥》，雷诺阿的《沙图的铁路桥》则掩映在花木丛中若隐若现，至于马奈的《铁路》，与其说是风光画，不如说是以火车为背景的肖像画。印象派的目光　　此外，能在户外与素材的互动中作画，要归功于一种能把颜料装进小管内的新工艺。以前的颜料容易氧化，搬运时必须将它们放在皮口袋里，需要时将之研碎，并与一种配方极为保密的黏合剂搅拌后才能使用。1841年，美国画家约翰·兰德发明了盛放颜料用的软金属管，从此，画家们就可以带着轻便的画盒到室外写生了。颜色的品种也不断增多。1807年出现了钴蓝色、朱红色和深茜红色，1822年有了祖母绿色，而到了1840年年末才出现镉黄色。
　　“正是这些便于携带的颜料管使我们能完全进入大自然作画。没有它们，就没有塞尚，没有莫奈，没有西斯莱，没有毕加索，更没有被记者们称为印象派的一切。”雷诺阿幽默地评价这一绘画工具革命性进步的贡献。
　　应该说，在不同艺术形式的融合与借鉴中，绘画和摄影的相互模仿最为典型，早期摄影被称为“用光绘就的图画”，而其后摄影卓越的再现能力又对古典绘画的艺术观念造成极大冲击，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绘画道路的转向，如印象派的出现。
　　当然，照相术的发明也使得印象派画家多了参考和描绘的工具，比如马奈在为后来担任法国总理的乔治·克莱蒙梭画肖像时，没法让政治家在画布前坐那么久，这时就需要相片的帮助。但马奈肖像中的现实主义，不是逼真再现模特的脸庞，而是一种解读和分析，这让他的作品与众不同，耐人寻味。
　　马奈被称为印象派之父，尽管他从不参加印象派画展。他位于巴黎圣·佩特斯堡街51号的画室，就在圣拉扎尔火车站附近，从1878年起成为印象派画家的圣地。但塞尚不喜欢他，大概是觉得马奈的优雅和高贵太过于烦琐，当时的马奈已是名噪一时的人物。应该说，起源于1863年落选者沙龙的印象派运动，以马奈激怒观众的《草地上的午餐》为标志，到1883年马奈逝世，这场长达二十年的艺术运动也进入了尾声，以1886年最后一次集体展览为终结，多年遭受非议的印象派画家们也开始进入主流视野，并走向各自的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这帮印象派画家人人酷爱音乐，几乎都是瓦格纳的狂热追随者。1882年1月，雷诺阿在意大利旅行期间，特意前往巴勒莫的棕榈饭店为瓦格纳画肖像，大师同意拨出三十五分钟的时间，结果这位声名显赫的模特儿在肖像画中像是“一名新教牧师”。
　　德加的父亲经常在家举行音乐会，德加因此结识了许多前来表演的歌剧院管弦乐队的乐手，并分别为他们画了肖像。后来他将这些肖像组成了一幅《歌剧院管弦乐队》。当然德加更倾心于画芭蕾舞演员。德加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现了德彪西，他是唯一认识德彪西的印象派画家。德彪西的作品恰似用音乐表现印象派画家所表现的绚丽光彩。
　　从1874年至1886年间，印象派举办过八次展览，知名度越来越高，以至于每一次出现都成为巴黎的大事件。剧作家梅雅克和阿莱维甚至创作了一部趣味横生的三幕喜剧《印象派画家》。作为阿莱维的密友，德加为此剧提供过素材，当他和雷诺阿在剧院看演出时，还是被惹得捧腹大笑。
　　应该说，除了印象派画商如迪朗·吕埃尔的努力，上流社会也是印象派画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上流社会的人没有资产阶级那种多疑而庸俗的偏见，习惯于某种程度的精神自由。在他们眼里，与流行观点持相反意见、对那些受到社会排斥的人加以庇护是件有趣的事。比如出身于巴黎富豪之家的夏庞蒂埃夫人，是福楼拜、莫泊桑、左拉等人的出版商的太太，她的父亲曾是拿破仑三世的御用珠宝制造商。她在格勒奈尔街11号的沙龙，接待第三共和国初期巴黎所有的重要人物，包括政客、作家、画家、演员和歌手。巴黎公社后，她的沙龙成为印象派小社团。正是通过夏庞蒂埃夫人的大力引荐，指名请雷诺阿画肖像的名流接踵而来，使得雷诺阿得以度过1874年后的严重经济危机。雷诺阿为夏庞蒂埃夫人画过数幅肖像，其中一幅《夏庞蒂埃夫人及子女像》在1879年的官方沙龙展上广受瞩目，雷诺阿自此声名鹊起。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花费了不少笔墨追忆这幅名画，赞叹其为“一幅可与提香精品媲美的杰作”，并认为相形之下，雷诺阿的画更彰显出一种“画中诗情”。
　　那时候，奥斯曼的大都市改建计划正隆隆进行，现代主义黎明的巴黎，展现出新的城市风景，现代生活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艺术主题。印象派的城市风景画大多描写首都的休闲娱乐生活：赛马、夜总会、咖啡馆、歌剧、舞蹈、群众性舞会、在公园和林荫路上散步等，构图、取景和透视方面往往受到日本版画和摄影艺术的启发。马奈名作《草地上的午餐》和莫奈《花园中的女人》的场面，几乎是以照相的视觉营造的，人物与风景的关系都体现出一种“瞬时性”。德加和雷诺阿更乐于描绘这样的现代生活场景，如德加的《舞蹈课》、雷诺阿的《煎饼磨坊的舞会》。
　　自学成材的德加在印象派团体中比较特别，他对自然风景不感兴趣，只热衷于对行为动态瞬间的捕捉，这大概也是他成为业余摄影师的原因之一。他做事总是出乎意料，只和马奈走得比较近，但两人经常产生激烈的争论。德加还喜爱收藏，在他陈列得如同私人博物馆的大房子里，收藏了数以千计的同行作品，包括油画、素描和版画，其中有德拉、克洛瓦、安格尔、杜米埃及马奈、塞尚、高更等人的作品。马奈所有风格的作品他都有，还有数量可观的日本版画、素描和书籍——他是当年的哈日族。奇怪的是，他没有任何莫奈的作品。尽管德加一向蔑视成功，也蔑视奖章，但他算得上是成功最快的印象派画家，1912年，《把杆的舞女》在拍卖会上的售价高达四十三万法郎！在他去世的第二年即1918年，德加的画更卖出了惊人的价格，标志着印象派不可逆转的胜利。卢浮宫也以四十万法郎买下德加的《贝莱利一家》。
　　艺术史学家克洛德·安贝尔说：照相术与绘画，相互抄袭，相互重叠，这是“雌雄同体”的形成。德加的画作尝试用摄影的方式“看”事物，用摄影的语言思考，比如《勒皮克子爵像》，有如画家带着一个空取景器在街上闲走，选择取景。这一点对电影至关重要，用“镜头”和“画面”叙事。
　　印象派绘画直接地见证生活。初生的电影，与之有着神秘的相似性。印象派的目光　　可以说，电影与绘画反映的是同一种生活，只是电影让画面动了起来，“尤其当电影被涂上色彩时，它简直就是真实的自然”。
　　“海水和河水的千姿百态，云层中光线的千变万化，花朵鲜艳夺目的色彩，炽烈阳光下树叶五彩缤纷的折射——这一切都被他抓住，并真实地表现出来。”评论家戴奥多尔·杜雷评价莫奈的一段话，可以用来描述印象派整体的迷人特征。
　　事实上，卢米埃尔影片固定视点的单镜头表现形式，以及“当场抓住的自然”的特性，与印象派绘画何其相似。“抓住鲜活的自然”是印象派绘画，也是卢米埃尔电影的首要目标。
　　这是一种目光的革命：看不见的事物（光、风）、不可企及的事物（云、雪）和不可触摸的事物（烟、汽）的形象化。卢米埃尔的镜头如印象派画笔一样重现那个时代尤其是工业革命的图像：蒸汽、车水马龙、人群涌动&&
　　虽然绘画是一种古老的艺术，与人类意识同样古老，而电影是一种现代艺术，是工业和科学发展的产物，但这两种艺术形式如此相亲相近，正如戈达尔所说的，“卢米埃尔兄弟是一个小作坊，但他们却是印象派的表兄弟”，他认为“路易·卢米埃尔因为受印象派影响而成为福楼拜和司汤达的传人”。
　　应该说，印象派是发端于19世纪中期的一场意义深远的艺术运动，是自然主义倾向的巅峰，也是现代艺术的起点。印象派作品表现的移动，与以前的所有作品皆不同，这代表它的现代性。19世纪末诞生的电影就体现了这种移动的现代形式。印象主义的作用在于让初生的电影一下子进入现代性，立即成为一种诗意现实主义的艺术。
　　看一看印象主义的原则：用色彩塑造空间，光在模仿自然中的核心作用，捕捉视觉瞬间的方式，心眼合一的表现，取景与定位的科学，这些也都是电影创作所遵循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卢米埃尔兄弟无意中用胶片延续了印象派画家的研究课题。
　　尽管路易·卢米埃尔本人喜欢巴贝迪安的铜雕，不一定喜欢印象派绘画，但当他着手发明电影这一艺术新门类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印象主义这一时代艺术思潮的影响，当他用胶片进行拍摄时，便无意识地使用了雷诺阿或莫奈的视角：在方式上，表现为对露天光线的采集；在情感上，表现为对原始感觉的捕捉。他们的主题大多雷同，同样追求再现现代生活场景：家庭与孩子、城市与街区以及新兴的工业社会场景。
　　不过，绘画和摄影一样，单一而静态的影像，如同视觉上的过去式，是过去时空中某一刻的回忆。而电影提供了视觉上的现在式，使动态现实的本身宛然再现。电影的动态影像，记录时间片段的同时使得空间也运动起来。这是视觉艺术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这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人类重现动态的可能性，更改变了观众与银幕世界的心理关系。
　　1895年，电影诞生这一年，法国画坛各种流派艺术观并存：学院派代表威廉·阿道夫·布格罗在官方沙龙展出《幸福的灵魂》，而他曾经的学生、年轻的马蒂斯在为参加第二年的沙龙展做准备；十四岁的毕加索初露头角；后印象派的高更第二次赴塔希提岛。
　　这一年，巴黎举办了后印象派代表画家塞尚回顾展，毁誉参半；印象主义色彩派代表莫奈的二十多幅《鲁昂大教堂》组画在吕埃尔画廊展出，大获成功。这是两个对印象派历史有重要意义的画展。
　　这一年的3月，莫里索因感冒猝死，享年五十四岁。这位矜持、生性高贵的女画家，从做省长的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笔财富，虽然她一直处在印象派运动的边缘位置，但所有印象派画家无一例外地都喜欢她，而她只是一往情深地喜欢马奈。马奈为她画过多幅肖像，包括《阳台》《贝尔特·莫里索在梳妆》《带手笼的贝尔特·莫里索》等。1874年，即印象派举办首次画展那年，三十三岁的莫里索心甘情愿地嫁给了马奈平庸的弟弟欧仁·马奈，婚姻算得上美满。她的家成为印象派的一个活动地点。莫里索去世前一年，雷诺阿画了幅《莫里索与女儿朱莉》。莫里索去世后，雷诺阿和朱莉的监护人、诗人马拉美共同照顾十六岁的朱莉。雷诺阿和马拉美是在马奈画室认识的，他们也都是在那里结识了莫里索。
　　以1874年的首次轰动画展为标志，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这时期的印象派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绘画流派。马奈惊世骇俗的画作《奥林匹亚》于1889年进入巴黎卢森堡博物馆，度过一段饱受非议的时期后，于1907年被正式移至卢浮宫。这是印象派胜利的一年，美术馆不得不开始收藏大批印象派画家的作品，成为今天巴黎奥赛博物馆的主要展品。
　　在印象派后期，新印象派和后印象派接踵而来。前者被称作点彩派，修拉和西涅克用最先进的科学成像规律来作画，用将纯色小圆点直接点在画面上的办法形成所需要的调色效果，改变了几千年来画家在调色盘上调色的方式；后者认为绘画不应只是客观世界的描绘，而要揭示主观世界，更重视自我的感受和情绪，如凡·高、高更与塞尚，强调写意而不是写形，这种写意手法受到东方艺术尤其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后印象派标举个人特性的现代艺术精神，对西方现代绘画起着直接的影响，如塞尚之立体派，高更之野兽派，凡·高之表现派。
　　塞尚虽然参加过第一届印象派画展，但他基本都在出生地普罗旺斯的埃克斯偏居一隅，孜孜研究色彩与形体的结合，强调画面视觉要素的构成秩序，而无意于再现自然。同样脱胎于印象派的高更，对欧洲文明和艺术传统的怀疑让他偏爱更原始的艺术方式，用平涂、强烈的轮廓线以及主观化的色彩表现经过概括和简化了的形体，从而取得音乐性、节奏感和装饰效果。而凡·高认为，“颜色不是要达到局部的真实，而是要启示某种激情。”他说：“作画，我并不谋求准确，我要更有力地表现我自己。”为了更充分地表现内在的情感，凡·高探索出一种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浓重响亮的色彩、跃动的笔触，以及躁动不安的情绪。
　　从印象派到后印象派，是从追求物理真实到心理真实的过程。此后绘画越来越偏向内心，摈弃对外部自然的描摹，以探索潜意识的意象为目的，形成各种新的艺术流派，如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未来主义等。毕加索是现代主义种种流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同时性视像”语言，彻底打破了文艺复兴以来透视法则对绘画的限制。这些现代绘画流派同样成为实验和艺术电影的源泉之一，如布努埃尔和达利合作的影片《一条安达鲁的狗》。而主流电影的发展在于用画面讲述故事。
　　一个事实由此展现：绘画的发展在于削弱叙事性，而电影的发展在于强化叙事性，或者说，电影接过了绘画的叙事功能。电影与绘画渐行渐远，终至分道扬镳。而它早期留下的印迹无疑是绘画的，而且是印象派的。
　　光与影，是印象派绘画的关键词，同时也是电影的代名词。
　　初生电影与印象派绘画之间的亲缘关系，还可以从参与发明电影的人的绘画素养中得到佐证。乔治·梅里爱酷爱绘画和雕塑，他的职业生涯是从绘画开始的，后来的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收他为徒。梅里爱影片的幻觉和想象嗜好，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夏尔·百代本人是业余画家和画家赞助商。
　　安托尼·卢米埃尔自幼习画，他的老师龚斯当丹的老师托马斯·库图尔，正是马奈的老师。安托尼的作品被归为贝桑松画派，也正是在贝桑松孕育了他的两个儿子，电影的真正发明者。
　　可以说，初生电影与绘画、摄影的渊源关系，就如同罗纳河与索恩河的交汇造就了里昂——电影的确是一项伟大的综合艺术。
　　当然，文学与电影、艺术的关系也相当紧密，比如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与六便士》中，那个抛弃了巴黎的事业去塔希提岛生活的画家原型就是高更。马奈的画作《娜娜》，其灵感就来自于左拉的成名作《小酒店》。此后左拉完成以娜娜为主角的小说《娜娜》。这部小说被多次搬上银幕，其中让·雷诺阿于1926年将其拍成了同名电影。他的父亲，正是印象派画家奥古斯特·雷诺阿。父与子，绘画与电影　　父与子，绘画与电影
　　有“埃克斯的易怒大师”之称的塞尚，1902年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瞧不起所有在世的画家，除了莫奈和雷诺阿。”
　　奥古斯特·雷诺阿出生于利摩日的一个穷裁缝家庭。五岁时全家迁居巴黎，十三岁时他已学会瓷器画的手艺，由此对绘画发生兴趣，后进入格莱尔画室学画，结交了莫奈等好友。雷诺阿性格随和，一生像个手艺人一样兢兢业业地作画，被让·科克托形容为“像一棵盘枝错节的树长年繁花盛开”。他一生中从不浪费白天的时间，比如每年去地中海小城卡涅度假，每次转火车时都会看到有一株玫瑰花的枝叶在一面墙上攀缘，每当这时他就会拿出画架和颜料，画一幅玫瑰写生。
　　最初去枫丹白露森林写生时，年轻的雷诺阿没有钱乘坐火车和马车，全长五十八公里的路程，他经常是背着行李从巴黎徒步走到那里，中途需要休息两次。“画风景，就是一种体育运动。”雷诺阿愉快地说。
　　1865年，在枫丹白露森林边上的小村子马尔洛特，二十四岁的雷诺阿认识了十八岁的莉丝，莫奈也遇上了来自里昂的妙龄少女卡米耶。她是莫奈一生中唯一画过肖像的女人，从1870年结婚，到1879年她因病早逝，卡米耶一直是莫奈最喜欢的模特儿。雷诺阿为莉丝画过近二十幅肖像，《打阳伞的莉丝》被1868年的官方沙龙所接纳。二人的亲密关系一直持续到1872年。
　　“雷诺阿擅长描绘具有人情味的人物。这突出表现在一系列明亮的色调上，这些色调以一种神奇的和谐相互搭配。我们会以为看到委拉斯开兹画中的炽烈阳光照耀在鲁本斯的画上。”左拉如此评说雷诺阿。
　　雷诺阿于年创作的巨幅画作《划船者的午餐》是他在那一时期的创作顶峰，一幅当世的“调情宴游”图，不同阶层的人在此聚餐同乐，有着莫泊桑所说的“船夫的傅立叶式乌托邦”情调。作为背景的富尔奈斯餐厅，位于巴黎西北塞纳河畔的克罗瓦西岛上，紧邻沙图桥，和岛对面的水上咖啡馆“青蛙沼泽”一样，现在已成为印象派历史的一部分。
　　画作上的人物都是雷诺阿的朋友，比如跨坐在椅子上的是卡耶博特，几年后成为雷诺阿长子皮埃尔的教父。画面左边正逗小狗玩的年轻女郎，后来成为雷诺阿生活中的重要人物，也就是让·雷诺阿的母亲阿丽娜·夏里格。两人于1879年年底相识。当时雷诺阿住在蒙马特圣乔治街35号，常去对面的乳品店吃饭，阿丽娜和母亲因为跟老板娘是同乡，也常去那家店。母女俩在蒙马特山脚下的一家缝纫厂工作。
　　1882年，雷诺阿从阿尔及利亚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决定娶比自己小二十多岁的阿丽娜为妻，但直到1890年才正式成婚，那时长子皮埃尔已经五岁了，他们也把家搬到了蒙马特吉拉尔东街13号“雾之别墅”。次子让·雷诺阿1894年就出生在那里，教父为印象派画商迪朗·吕埃尔之子乔治。自从1875年为创作《煎饼磨坊的舞会》第一次来到蒙马特，雷诺阿便再也没离开过，他喜欢蒙马特的乡村气氛。
　　德加一向不喜欢女人，但在一次展览中，他看到阿丽娜后对雷诺阿说：“您夫人像是一位正在看着街头流浪汉的王后。”阿丽娜擅长烹调，每周六炖砂锅来接待不期而至的朋友，已成了这个家的惯例。
　　自从有了阿丽娜，雷诺阿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在晚间去咖啡馆，也不再参加其他社交活动，只是晚上在家接待朋友或者邻居。“母亲给予父亲很多东西，除了宁静的心情，还有孩子。他可以把孩子当成模特画进画里，这也是他无须再出门的一个好借口。”让·雷诺阿回忆说。父亲有一幅《写字中的让》，画中的小男孩让趴在桌子上，正在聚精会神地涂鸦。
　　在这种舒适、惬意的家庭气氛影响下，雷诺阿开始画柔软温暖的《浴女》系列大裸体。从意大利旅行归来初期的“安格尔式”的作品，到去世前的《浴女群》，画面上那些又像小孩又像女人的悠然自得的浴女，充满了纯真无邪的性感，洋溢着一种欢乐与青春的活力。
　　直到去世，雷诺阿的生活中都只有家庭和画室这两样东西，而多数时间这两者是混淆在一起的，因为他在继续用画笔描绘妻子，而且也越来越多地把妻子雇用的手脚粗壮的女仆作为模特画进作品中，尤其是让·雷诺阿的保姆加布里埃勒，她是阿丽娜的表妹，来自老家勃艮第的埃索瓦。对让·雷诺阿来说，道德和社会教育已经和艺术教育融为了一体。
　　1885年，雷诺阿首度前往埃索瓦，其后数度在该地小住，甚至购置了一栋房子定居下来，并布置了一间画室。他喜欢置身于那些朴素的乡民之中，画那些河边的洗衣妇。雷诺阿最小的儿子可可于1901年出生在这里。雷诺阿去世后，就葬在埃索瓦的墓园里，尽管他是在尼斯附近的滨海小镇卡涅去世的。
　　晚年的雷诺阿饱受风湿病的折磨，不得不前往南方。1907年，雷诺阿买下卡涅的科莱特农庄，将其改建成一座宽敞舒适的现代庄园。此后，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科莱特度过的。“他生命的最后时光是最华彩的篇章！”夏加尔说。尽管风湿病导致的变形，将雷诺阿变成一棵枝丫蜷曲的老树，手上还缠着绷带，绷带之间夹着画笔，但他对绘画的激情，一直不曾消退。
　　雷诺阿最后一次出门是在1919年夏天，去世前的三个月，他应邀前往卢浮宫参观自己的肖像画《夏庞蒂埃夫人》的首展。坐在由人抬着的椅子里，雷诺阿像绘画界的教皇一样，一个展厅一个展厅地看过来。他在有生之年实现了自己的最大心愿。
　　12月2日，雷诺阿因肺部感染去世。他的床头有一幅油画，画着从科莱特花园采来的银莲花。“我想，我开始有些明白了。”临终前一天，他把笔还给看护时，喃喃低语。
　　雷诺阿去世后，让·雷诺阿在科莱特庄园拍过数部影片。这座大宅院在1960年被地方政府买下来，改建成一座美术馆，藏有部分雷诺阿的作品。
　　对雷诺阿来说，他画画是因为那很有趣。他从来不相信将颜料抹在画布上，是在进行某件神圣的事。在伟大与令人愉快之间，他选择了愉快。“人们轻视那些爱笑的人。&&对我来说，一幅画应该是可爱、令人愉快又漂亮的东西，对，漂亮的！”也许雷诺阿是唯一一个从未画出悲怆画作的伟大画家，他一向讨厌黑色。画画也从不以锐角或直线入手，他的笔锋是圆的。“自然中没有直线。”他说。
　　“我所喜爱的法国绘画传统，是那么温和亲切、明快、好相处&&而且不特意引人注目。”雷诺阿这句话同样可以用来形容法国电影，尤其是他的儿子让·雷诺阿的电影。
　　让·雷诺阿的作品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通俗性”，这根本上来自生活哲学的引导，他也因此成功地拍摄出电影史上最生动的影片。而这种“通俗性”，或许正来自雷诺阿的言传身教。雷诺阿告诉儿子“人生要随遇而安”，让·雷诺阿奉之为座右铭。
　　雷诺阿的大儿子皮埃尔是戏剧和电影演员，曾主演过四部让·雷诺阿的影片；小儿子可可是陶艺家；皮埃尔的儿子克鲁德是摄影师，一直是让·雷诺阿的御用摄影。这个不大的家族涉及绘画、电影、摄影、陶艺、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并且他们都是这些行当的杰出者。许多制片人曾希望让·雷诺阿拍一部有关父亲生活的影片，但他以儿子不能以商业用途拍老子为理由谢绝了。
　　让·雷诺阿的专业是哲学和数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军，当过骑兵和步兵，两次负伤。当年雷诺阿钟爱的模特，也就是让·雷诺阿的保姆加布里埃勒，这位十五岁的少女带着两岁的让·雷诺阿看了第一场电影，完成了第一次“触电”。
　　卡特琳·海丝琳，又名苔苔，雷诺阿的最后一个模特，是马蒂斯推荐给他的一个阿尔萨斯女孩，当时在家养伤的让·雷诺阿很快爱上了她。1920年1月结婚后，遵照前一年去世的雷诺阿的遗嘱，让·雷阿诺和妻子定居在枫丹白露的马尔洛特，从事陶器制作。这个雷诺阿早年活动过的小村子，后来成为让·雷诺阿好几部影片的外景地，如处女作《水姑娘》和《乡村一日》。
　　2012年，吉尔·布都拍摄的《雷诺阿》，讲述了奥古斯特·雷诺阿的晚年生活，以及他的模特儿安蝶与雷诺阿的二儿子、后来成为法国大导演的让·雷诺阿的情感故事。扮演奥古斯特·雷诺阿的米歇尔·布盖，曾因主演《密特朗总统》（2005）获恺撒奖最佳男演员奖。法国新星克丽丝塔·泰瑞特饰演模特儿安蝶，让·雷诺阿的扮演者樊尚·罗蒂埃曾出演娄烨的《花》（2011）。
　　在马尔洛特期间，让·雷诺阿经常去巴黎观摩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可以说，他的电影志向源自美国默片大师埃立克·冯·斯特劳亨和查理·卓别林，他看过至少十次斯特劳亨的影片《愚蠢的妻子》，并从中欣喜地发现：“也许可以在法国现实主义的传统中用真实的主题来感动观众。”“我又从父亲的作品中研究了法国人的举止&&”1936年斯特劳亨定居法国，第二年主演了让·雷诺阿的《大幻影》。
　　其实，让·雷诺阿开始电影之路的一个动力，是希望在银幕上展现妻子苔苔的美丽，如同父亲在画布上所做的那样。所以苔苔是他前五部影片的当家花旦，其中就有1926年的默片《娜娜》。该片的拍摄受到了《愚蠢的妻子》的直接影响。这是让·雷诺阿第一部“值得被人谈论”的作品，也是他唯一一部突出金钱分量的作品。1956年的《艾琳娜和她的男人们》某种程度上是对《娜娜》的应和。《娜娜》是战后在柏林影棚拍摄的第一部法国电影，耗资整整一百万法郎。尽管当时取得很高的票房，但初出茅庐的让·雷诺阿作为投资者却面临破产，因为他为这部影片倾其所有，直至最后一个铜板。让·雷诺阿不得不出卖父亲的画来偿还债务，并着手拍摄片商预约之作《玛尔基塔》（1927）以摆脱困境。
　　1927年，让·雷诺阿和妻子一起出演先锋派导演阿尔贝托·卡瓦尔康蒂的短片《小莉莉》，由此认识了卡瓦尔康蒂的外甥女迪多·弗里尔，当时她十九岁，在片中扮演一个小角色。1935年让·雷诺阿与妻子离婚。1939年，让·雷诺阿与在《游戏规则》中担任场记的迪多相恋同居。1940年12月迪多跟随让·雷诺阿前往好莱坞拍片，并于1945年成为让·雷诺阿的第二任妻子。
　　《游戏规则》是让·雷诺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也是法国诗意写实电影的巅峰之作。萨杜尔曾指出，《游戏规则》之于战前时代的重要性正如《费加罗的婚礼》之于法国大革命，是对一种精致、不自觉而又堕落的文明最清晰的表现。这部诚实而睿智的影片，在相当程度上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曲。这是一部“快乐的悲剧”，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