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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自考经济思想史考点：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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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学说
　　重农学派形成于18世纪中叶，魁奈是其创始人和主要代表，米拉波、杜尔哥也是其重要代表。
　　（一）法国重农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当时有一位苏格兰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叫做约翰&罗（年）。他最先提出了信用会创造资本的理论。他在法国经济极端困难的时候来到法国，向法国政府自我推荐，声称他能够通过发行纸币创造出财富，从而帮助法国政府克服财政困难。1716年，约翰&罗获得法国政府的批准，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他深信信用可以解决法国的经济和财政危机，但实践证明，经过几年的发展，约翰&罗的银行在法国社会不得不宣布破产。约翰&罗的理论和实践体系的破产，意味着从流通领域寻找财富源泉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彻底破产。约翰&罗理论和体系的破产加剧了法国经济的危机，促进了法国重农学派的产生。
　　法国重农学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术流派。它是一个有相当严密的组织的集团，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政党。他们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刊物，还定期举行公开或半公开的集会，讨论他们即将发表的论文和主张。这个集团的成员彼此自称为&经济学家&，后来，人们才称之为&重农主义者&。
　　法国重农学派产生于18世纪50－7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财政危机；约翰罗理论体系的破产；封建专制和工商业发展有深刻矛盾。
　　（二）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特点：
　　1、封建外观：重农学派用资产阶级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由于当时法国封建制度仍占统治地位，封建贵族和土地所有者还拥有巨大权势，因此在重农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封建制度的土地所有权的统治来表现的。
　　封建外观表现在：
　　第一，他们的理论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但是看起来农业资本家却像是封建土地所有者的一个佃户。
　　第二，他们的经济主张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但是看起来却像是在为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打算。
　　第三，他们即不反对君主，也不反对上帝，也不反对封建土地所有者，看起来他们似乎是封建秩序的维护者。
　　2、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的整个经济思想体系的基础，所谓自然秩序既包括自然规律，也包括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规律。自然秩序具有永恒性和普遍性。此外，重农主义还提出与自然秩序相对立的人为秩序，是指由人的意志所决定的，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重农主义认为：自然秩序是判断一个社会健康与否的标准。如果人为秩序与自然秩序一致，社会便处于健康状态；反之，人为秩序违反自然秩序，社会便处于疾病状态。
　　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实际是理想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及人身自由是&自然秩序&新规定的人类的基本自然权利。
　　重农学派主张的&自然秩序&观点也带有意志和安排，是只有&开明君主&才能实行的。
　　这种观点把君主的作用放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3、重农观点：重农主义者继承了其他先驱者重视农业的思想，认为社会财富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农业是社会财富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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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农学派是十八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学派。重农学派以为最高信条，视农业为财富的唯一来源和社会一切收入的基础，认为保障财产权利和个人经济自由是社会繁荣的必要因素。
重农学派在鼎盛时期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
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有人曾认为古尔奈也是创始人之一，但古
弗朗斯瓦·魁奈
尔奈除了经济的主张外，并没有树立任何重农学派的主要论点。魁奈无疑地首创了重农主义所有的理论。他的代表作《》，就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全面总结。
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
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
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重农主义体系上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却又是封建制度、土地产权统治的资产阶级的翻版。封建主义是以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说明，而资本主义则以大农业改造封建制度的臆想来发展。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这个实质和外观的矛盾出现于重农主义几乎所有的理论中。
在当时法国的宫廷、贵族、达官中获得声誉，甚至在巴黎所谓社会显贵名流的社交场合中，以称道农业改革和穿着带有农家色彩的装束为时尚。在法国以外的当时欧洲若干国家的统治者，如俄罗斯的，的，的，西班牙的，奥地利的，的等也对他们的学说和主张抱有一定的兴趣。但也因此他们的学说引起了革命的或进步的启蒙思想家们的反感。在《有四十个埃居的人》中，对于他们学说的臆想进行了无情的讽刺与嘲弄。
另一方面重农学派也欺骗了他们自己。他们中绝大多数是达官贵人，他们的利益和法国当时的封建制度，甚至和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绝没有认识到，他们所鼓吹的是一个与现存的社会相对立，并且只有消灭现存社会才能建立起来的制度；而总以为他们所企求的只是对旧制度的改良，而改良的目的是巩固现存的制度。
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体系的哲学基础，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启蒙学派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杜邦·德·奈穆尔在为重农主义体系下定义时，明确地称之为“自然秩序的科学”。
重农主义者指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
重农主义者指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学说第一次确认在人类社会存在着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任务。这一认识成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创立了把社会经济看作是一个可以测定的制度的概念。这概念意味着社会经济受着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间存在着相互的内在联系；事物的发展具有理论上的可预测性。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全部理论和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概念上的。但由于他们的局限性，重农主义者既把人类社会客观规律看做永恒的规律，又把社会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重农主义的自然秩序，实质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私有财产是自然秩序所规定的人类的基本权利，是天赋人权的主要内容。自然秩序的实质是个人的利益和公众利益的统一，而这统一又只能在自由体系之下得到实现。于是重农主义者就从自然秩序引伸出经济自由主义。
“自由放任”的准则，可能最早溯源于与同时代的法国商人而由魁奈予以箴言化，但只是到了重农学派才真正地成了标识着新时代的战斗口号。
纯产品学说
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
重视农业是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指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重农主义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并以“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为这一传统观点提供了理论基础。
是重农学派的。重农学派实际上是以农业资本来概括一般资本，以农业资本主义经营来概括资本主义生产。，作为的实际代表指导着全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大规模经营方式经营，土地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生产不仅创造使用价值，而且也创造价值，而生产的动机则为获得 “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而地租则是其具体的表现形式。
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它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 “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
在分析、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尝试上，重农学派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又在此前提下，把的生产，通过货币的中介，在社会三个阶级间的流通过程，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同时，在再生产过程中，包括了对各社会阶级收入来源，资本和所得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和最终消费的关系，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的分析。这些都在魁奈的《经济表》中得到了全面表达。
大量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到了17世纪，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和对中国商品的消费成为时尚，形成遍及欧洲的“中国热”。“中国热”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魁奈等，非常崇拜中国文化，将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等视为他们建立理想秩序的重要思想来源。霍尔巴赫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伏尔泰则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法规的时代”，“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①。伏尔泰甚至感慨，在欧洲各国还是森林中的野人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够用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他深以不能生活在中国那样的国度为憾。在这样的背景下，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和杜尔哥在建立重农学派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影响。
魁奈当时被尊称为“欧洲的孔子”
魁奈十分尊崇孔子，他曾经撰写《孔子简史》，对孔子进行了高度的评价。在将孔子与圣贤比较时，明显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说孔子的《论语》远远胜过古希腊圣贤的哲学。儒家哲学中的重农思想，显然对魁奈重农观念的建立产生过重要影响。魁奈以御医身份进入后，通过庞巴杜夫人，敦促于1756年模仿中国古代皇帝，举行了显示重视农业的仪式“籍田大礼”。在宣扬重农学派思想观念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的文章中，大量引用的不是欧洲的文献而是中国的典籍。在杜帮编辑的魁奈及其门徒的论文专集《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中（该书第一次提出“重农主义”概念），为了显示其神圣和权威，居然将出版地点标明为“北京”。作为重农学派理论基础的“自然秩序”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国古代哲学的深刻影响。1769年，魁奈出版了《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该书的第八章标题即为《中国的法律同作为繁荣政府的基础的自然法则相比较》。魁奈将中国作为一个实行自然法则的理想国度，通过对中国的制度实践的考察，阐述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精神。魁奈的自然法则观念，同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的“”和儒家的“”观念一样，都体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可以确定，中国古代文化对魁奈自然秩序观念的起了重大作用。
杜尔哥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代表人物
按马克思的评价，杜尔哥的理论体系使“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杜尔哥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经济学说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熊彼特认为，“它已经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杜尔阁的理论骨架，即使不谈它比《国富论》在时间上领先，也显然比《国富论》的理论骨架更胜一筹。”而杜尔哥此书的写作，与中国和中国文化有着直接的关系。1763年，有两位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高类思和杨德望完成了学业，正准备回国。“当时的法国经济学家一般都认为中国是开明政治的；人们都希望这两位中国青年能够让他们的欧洲不断地了解中国的内部情况。”于是杜尔哥向他们提出了52个经济问题，这就是杜尔哥的《中国问题集》，拟让他们回国后在研究本国经济制度的基础上予以回答，以帮助法国思想家全面系统而真实地掌握中国的经济情况。“为了使他们能够明白这些问题的目的和意义，我又在这些问题前面写了一篇关于社会的各种劳动和财富的分配的简略分析。”这就是《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直接起因。杜尔哥所提出的问题及作出的分析都与他所掌握的中国经济知识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是希望从中国的实践中得到解释，或者是受中国的情况的启发而予以发挥，或者是直接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营养。所以有研究者说，杜尔哥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书，“蒙受中国的影响最深。”
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后，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在一定意义上，重农学派是中国古代文化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之间的一座桥梁。现代经济学之父在游历法国期间，与魁奈和杜尔哥有过多次接触。斯密正是在这些接触中产生对经济学的研究兴趣并着手制定《国富论》的写作计划的。与魁奈和杜尔哥的讨论对斯密构思其研究思路和形成其写作框架具有重要的帮助，而重农学派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也对斯密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对中国资料和文献的大量引用可以作为一个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