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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日 13:20
视频简介：本期节目主要内容：
刘光典烈士是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为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的胜利，为祖国统一革命作出巨大贡献。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英雄事迹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一直没有被他所在的组织及家人弄清楚。直到2008年底，经多方努力，才最终清楚了刘光典的英雄事迹。他那英勇的斗争生涯，传奇般的事迹，永远教育着后代。（《军情时间到》
隐蔽战线上的忠诚战士 生命写就忠诚——刘光典）
&&|&&&&|&&&&|&&&&|&&论文发表、论文指导
周一至周五
9：00&22：00
忠诚的战士
2007年第3期目录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大连港货场的“小铁路” 中国论文网 /1/view-314086.htm　　 　　高鹏万，原名高学臣，化名高天然（哲）、高天彦、高天染等，1911年生于山东省阳谷县郑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小学毕业后回家务农，并学过一段兽医。 　　1927年高鹏万娶邻村女子杨淑芝为妻，婚后他有意闯关东，后在村董（村长）高天曾的介绍下，于1929年春节后到大连投奔了在铁路工作的当家叔叔高恒星。高恒星早年到大连，当时是铁路养路工区的一个工长，也是秘密赤色工会成员。他先是给高鹏万找了挂钩和搬道等工作，后大连火车站货场要招一名有文化会核算、会记录的人，他又将高鹏万推荐给货场负责人刘师傅（中共地下党员）。 　　火车站货场很大，和码头联运，是货运中转站，各类货物堆积如山。高鹏万那时仅19岁，工友们都管他叫“小铁路”。“小铁路”很肯干，每天要为货物登记造册、统计种类，从早忙到晚，工友们都很喜欢他。劳作中，刘师傅发现“小铁路”不但能干,而且常买报纸和进步书籍阅读，对日本人欺压中国工人很是不平，便有意识地对他进行反日宣传教育。渐渐地，高鹏万提高了觉悟，进步很快。 　　货场里的赤色工会组织受大连火车站中共地下党支部领导，刘师傅就是货场党的负责人。高鹏万常常接受刘师傅安排，帮助工会写标语、刻传单，有时还出去帮他们张贴散发，不久他便成了货场赤色工会的骨干。1930年春，几十万斤大豆堆放在货场大库，准备装船运往日本。刘师傅说：“这些大豆都是中国人种的，让日本人掠夺走了，真不甘心！”高鹏万考虑了一宿，第二天他对刘师傅说：“以前我学过几天兽医，有一种给大牲畜注射的大针管子，咱何不用这东西给每袋豆子打一两管子水，几天豆子就发热长毛，叫小鬼子吃臭豆吧！”刘师傅觉得这招挺好，从外表看不到任何痕迹。经请示党支部同意后，由高学臣在给每袋豆子贴标签时，顺便就办了。两个月后，日本农业食品株式会社来人到货场调查，称有两万多斤豆子发霉，在货场没查出什么问题，只好同“满铁”打官司去了。 　　同年秋，根据高鹏万的申请和他的一贯表现，大连火车站党支部决定接受他为中共党员。11月，中共满洲省委接到通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定于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于是决定派工运部长唐宏经前去参加。唐临行前到大连做工运调查，准备在大会上汇报。12月中旬，大连市委指派高鹏万陪同唐宏经先后考察了铁路货场、海港码头、造船厂及旅顺盐滩等地的工运情况，后又送唐上船赴上海。上世纪80年代唐宏经曾回忆说：“这个‘小铁路’是山东武松打虎那个县的人，他陪我半个月，工作热情，又很机灵，对大连的情况很熟悉。那时他说刚入党不久，还是个孩子……” 　　 　　积极参与组织海港工人大罢工 　　 　　九一八事变后，旅大成为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大本营，“关东军司令部”、“满铁总部”等都设在旅顺，从日本运来的大量军用物资到这里后，再由火车转运到日军侵略前线。根据大连市委指示，火车站党支部决定在货场发运军用物资时，进行破坏活动，尽力阻止军运。高鹏万与货场党员们一起采取拖延运输时间、消极怠工、破坏运输线、摘掉货车厢连接气管造成刹车失灵脱轨、错发货物等办法，使日军运输受到一定损失。 　　1932年春，高鹏万通过关系将山东老乡周忠义、周庆成等调到货场当工人，加强斗争力量。同年8月，他介绍周忠义加入中共，并在支委辛福成主持下，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1933年10月，鉴于大连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铁路系统特别是货场运输破坏活动日本人已有察觉，党组织决定刘师傅撤到北宁路，高鹏万带几名骨干转移到日本管辖区的海港码头做工，化名高天然（哲）。 　　1934年1月满洲省委为恢复大连党组织，派时任中共陶赖昭特支书记张敬文（张义堂）以省委特派员身份来到大连。张也是阳谷人，到大连后他落脚高恒星家，主要是依靠山东老乡的社会关系开展工作，并很快发展了高永岭、翟清平、高恒星为党员。高鹏万向张敬文汇报了大连党组织被破坏后的形势，以及保留下来潜伏在码头党员的情况后，张敬文认为很有必要到基层去了解情况，于是高天然带他深入到海港码头和有关企业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实地调研，鼓舞党员们坚定信心，从而使大连党的组织得到恢复和发展。高鹏万自此成为张敬文在海港码头地区的联络员。由于大部分党员均撤到海港码头做工，张敬文决定在码头、入船驿建立两个党支部，将失散的党团员团结起来。 　　1934年5月末，大连重新恢复市委，张敬文任市委书记，高家成为重建的大连市委办事机关。当时，大连市委没有经费，全靠高恒星和高鹏万的工资以及高妻杨淑芝做小买卖的收入来维持市委几位领导的一日三餐。市委在其家开会时，无论什么天气、时间多长，杨淑芝都要守门望风，做好保卫工作。 　　1935年春，大连港入船驿和码头两处的中国工人同日本工人矛盾加大，时常发生摩擦，原因是干同样的活，报酬差距甚大，日本工人每日挣1元3角，而中国工人每日仅挣3角钱，是日本工人的零头；日本工人下班后可到专用浴池洗澡，而中国工人无论冬夏只能用码头的水管子冲洗；铁路下来的旧道木，只卖给日本工人，而中国工人却没有份。 　　高鹏万向张敬文汇报了码头上的情况后，张马上把海港支部领导请到高家，连夜开会研究斗争方案，决定进行一次罢工斗争。他指示与会同志首先在码头张贴标语和揭露日本人的文告，大造舆论，使工人群众提高觉悟，认识到待遇不公，从而激起广大工人的愤怒。随后，大连市委决定码头和入船驿工人全体罢工。罢工后，船舶货物无人装卸，火车停运，信号灯、搬道岔无人职守，原本喧闹的码头一下子冷清起来。码头虽然还有些日本工人，但没有中国工人的配合，他们也没法干。罢工仅24小时，码头货物堆积如山，港务局的日本头子受不了，他们主动来找赤色工会代表谈判，答应给中国工人建浴池，每月多发3元3角工资，道木中国工人也可以买。 　　看到目的已经达到，大连市委遂决定码头工人复工。在这次轰轰烈烈的海港工人大罢工斗争中，高鹏万家成了罢工指挥部（赤色工会）中心，他本人自始至终表现得十分突出，妻子杨淑芝更是冒着生命危险，日夜为罢工指挥人员做饭送水，为罢工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调夏尚志任大连市委书记，张敬文改任组织部长。夏在高家住了一段后，市委机关便迁到了黑石礁。 　　 　　在逆境中自觉地独立战斗 　　 　　1937年，哈尔滨发生“四一五”事件，中共哈尔滨特委遭严重破坏，特委书记韩守魁被捕（叛变），敌人在他的住所搜出哈特委与大连党组织的联络地点。4月17日晚，大连日本警署逮捕了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王志清、宣传部长李明武，两人受刑后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但没有说出入船驿和码头两个地下党支部。不料，原入船驿第二任党支部书记翟清平（1936年调往黑龙江，后打入三江省凤山县警察训练所，以警察身份作掩护开展工作）因所在地处于深山老林消息闭塞，直到6月才得知哈特委已遭破坏，他担心大连党组织也遭破坏，情急之下竟忘记了敌区秘密工作纪律，直接给时任入船驿党支部书记谭广伦去了一封信，让他通知高鹏万等速回山东阳谷暂避。不巧，这时谭广伦正到哈尔滨找党组织，信被码头主管日本人山田接到。山田看后，当日将信送交日本宪兵队。 　　日本宪兵队如获至宝，立即电告三江省警务厅，不久翟清平被捕。但对大连的地下党组织，日本人没有立即采取措施，而是想将他们的住址逐一摸清一网打尽。一天，码头主管山田问一名工友高家住哪，工友不知怎么回事就将高的住处说了。晚上这名工友对周忠义说了这件事，周警惕起来便去高家告信，半路上遇到日宪兵队勤杂工吴凤山。吴说：“老周，不好了，我早上给宪兵队长送水，发现桌子上放着逮捕名单，第一个就是高天然，你快告诉他逃跑吧！”当夜高鹏万即逃到寺儿沟其表兄陶常礼家躲了起来。过了两天，周忠义找来两辆大车正给高家搬家，这时日宪兵队的三辆摩托车直奔高家开来，杨淑芝一看不好，赶紧从后窗跳出去跑了。几天后，逮捕高鹏万的通缉令贴满街头。
　　8月2日，敌人开始对大连市委所属组织进行大规模搜捕，除少数党员（高鹏万、周忠义、高恒星等）逃脱外，被捕人员达110人（后在狱中死亡达80人）。至此，哈尔滨特委领导下的大连党组织遭到彻底破坏，并与东北党的组织失去联系。 　　杨淑芝也跑到寺儿沟陶家呆了十几天，后回了老家阳谷。高鹏万在陶家阴暗潮湿的地洞里藏身，患了感冒，身体越来越坏。9月初的一个晚上，周忠义等把高鹏万带到海边一艘运粮船上，托船老大将高带到营口。后高鹏万从营口乘火车到了吉林达山城镇刘家粉坊暂避，周忠义、高恒星也先后逃回山东。 　　刘家粉坊的主人叫刘振东，是一个精明实干的人，除粉房外还有七八辆大车，搞粮油杂货运输。刘将大车交给高经营，同时两人拜了把子，成了至交。这年底，杨淑芝又被接到山城镇，并在镇上开了一家小煎饼铺，后来这个小煎饼铺成了抗日游击队的联络站。高鹏万的名字就是这时改叫的，他在刘家粉坊大车队掌包（领队的人），往返柳河、临江、大小金川一带运粮时，结识了海（龙）柳（河）抗日游击队，在运粮过程中给他们捎带一些药品、电池等，另外还从抚顺搞过两回枪支弹药。 　　刘振东后来回忆说:“我早就看出老高利用我这几辆大车夹带药品武器了，但我们是好兄弟，什么都不能问……”高鹏万虽然离开党组织一年多，但他始终没有放弃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和信念，在逆境中自觉地独立战斗。当海柳抗日游击队领导向他表示感谢时，他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受到游击队的高度重视，并希望他发挥一名老共产党员的作用，为抗日多做贡献。 　　不久高鹏万辞去刘家粉房大车队掌包工作，被抗日组织安排到通化鱼行做工。这个鱼行是为抗联筹备物资的掩护部门，一两个月从大连发来一车皮水产品供日本人用（敌人一般不检查），从中夹带一些抗联所需物资。高鹏万与大连几个渔村较熟，期间给抗联搞了不少东西。 　　1939年春，抗联组织又把高鹏万推荐到日本人冈田清治成立的东边道窑业株式会社通化工场直属分场当管帐先生。因在大连呆过多年，高鹏万会说些日语，有时还为窑场经理办事当翻译，所以受到日本人重视，故叫他代管5个分场的劳保物资保管发放工作。这是为抗联筹备物资的好机会，因此高鹏万每当发放劳保物品时，都会有意扣下一部分胶鞋和电池等，然后偷偷转送给抗联。工人虽有反映，指责他克扣物资，高鹏万也不争辩，只推说是日本人让他节约的。 　　这年夏天，高鹏万接受了抗联要他从敌占区搞武器的任务，他辗转找到在大连开铁工厂的王赞升，通过王从胶东军区搞到两支28匣子枪。深秋时节，高鹏万在?江支流二道江的荒滩上，见到前来取货的于会斌、刘素琴夫妇（杨靖宇的老房东），两人将一百多双胶鞋和两把手枪驮上两条毛驴带走了。两天后，他们将这批重要物资如数交给了抗联一路军后勤部。 　　入冬，处于日军大规模围剿之中的抗联形势十分严峻，物资供应更加困难，高鹏万多次让他在刘家粉坊大车队时的助手好兄弟戴云飞通过大车队为抗联运送物资。 　　1943年秋，?江发大水，冲毁不少村庄，许多灾民无处存身。高鹏万说服日本窑主，倒出一栋工人宿舍给灾民暂住，并弄些粮食支起粥锅，解决了灾民困境。由于发水，工人们的住处很潮湿，许多窑工都生了疥疮，互相传染没法干活。日本人见状，便想将患疥疮的工人一律解雇回家。这时高鹏万站出来向窑主保证，他想办法给工人治好疥疮。他买来一些硫磺粉，采用熏蒸的办法，没过几天就使大部分人的病好了起来，从而免遭了解雇，工人们对他都十分感谢。至于“克扣”劳保用品支援抗联的事，八一五光复后工人们才明白。 　　 　　在后勤战线上战斗到最后一息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日本人跑了，高鹏万主动组织起窑工护场。他主持卖了一批红砖给工人们发工资，还将窑上粮库打开，拿出近万斤粮食分给闹饥荒的工人，维持他们在无政府时期的最低生活。10月，第一批八路军滨海支队开到通化，高鹏万将窑场物品全部交给了新成立的民主政府，同时被滨海支队吸收到部队搞后勤工作。此后，高鹏万开始为部队筹措军粮和物资，押着大车队往柳河、临江等地运送。1947年国共在东北展开拉锯战，国民党军也来搞粮食，双方你来我往斗争激烈。5月的一天，高鹏万正在刘家粉坊院内装粮车，外面突然冲进来十几名国民党兵喊着要抓高鹏万，刘根东迅速将高藏在大粉缸里，好不容易才蒙走了国民党兵。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高鹏万千方百计乘敌人空隙，将粮食、物资等准时运到六道沟、八道江、临江一带，他还先后组织了7千辆大车、5千多名民工和3千多副担架支援前线。 　　1948年11月沈阳解放后，为解决粮荒问题，高鹏万奉命组织了上千辆大车往沈阳运粮，半年没回过一次家。沈阳粮荒解决了，他才将家属从辽源接到沈阳。 　　1949年冬，沈阳市军管会后勤部派高万鹏带数百名民工修建于洪军用机场。他顶风冒雪吃住在机场临时指挥部，日夜不停，累病了也不肯去医院，直到1950年5月全部完工。后来这个机场在抗美援朝的空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机场工作完成后，高万鹏又接受了抗美援朝的后勤准备工作，由于没日没夜的连续工作，他的身体渐渐不行了，多次昏倒在工作岗位上，但他仍是吃点药顶着干。志愿军赴朝后，他的病情加重，后勤部负责人刘旋送他回家，并给他弄来当时奇缺的盘尼西林等药品。重病期间，高万鹏仍时刻关心抗美援朝战事，让妻子打开收音机收听新闻。 　　1951年春天，高鹏万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去世，年仅4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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