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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影响力中文军事论坛 - Most Influential Chinese Military Forum“唐宋”抑或“宋明”；延续,①到明代汉族人政权重新建立起来以后,又在朝；问题是,从“唐宋”到“宋明”,从“创造性”领域到；首先,我认为这会真正地把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关注；我在《中国思想史》中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要关注“一；进一步分析,这里的研究领域可以举出三个方面；③第二,还要研究越来越清晰地分裂,变成公共政治的；这些“创造性”的思想,是怎么样并通过什么途径
“唐宋”抑或“宋明”
延续,①到明代汉族人政权重新建立起来以后,又在朝廷和士绅的重新强化下,通过教育、考试、宣传等等途径大体上完成的。据说,现在的经济学界对于经济的研究方法,经历过一个重视“经济策略和计划的提出”到重视“经济制度的落实和衰变”的改变,那么,我们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是不是也可以有这样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到重视“妥协性思想”的变化呢?②
问题是,从“唐宋”到“宋明”,从“创造性”领域到“妥协性”领域,这样的视域变化对于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来说,又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
首先,我认为这会真正地把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关注领域,从仅仅围绕和瞩目精英与经典,转为兼顾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
我在《中国思想史》中特别强调思想史研究要关注“一般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也就是说,注意“常识”的世界。如果我们真的把研究注意力较多地放在常识世界,那么,也许就会看到宋代很多精英思想、很多形而上的观念、很多隐隐的焦虑和思考,其实都经历了长时期的世俗化过程,而被社会接受为常识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转变研究思路,把注意力从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现象的创造,稍稍转移到思想与文化的妥协,即制度化、世俗化、常识化,我们就会更多地去研究过去思想史很少关心的领域,比如宋代到明代的家族重建,乡约、家规、家礼的制定和施行,学校教育与考试制度对社会思想观念的具体影响,政治生活世界和日常生活世界的分裂,官方的政治劝谕造成的思想与文化制约,佛教、道教与儒家学说之间在劝谕民众遵守生活基本伦理方面的彼此协调和融合,等等。
进一步分析,这里的研究领域可以举出三个方面。第一,要研究这些精英创出的思想―――其实也是对社会秩序和内在心灵的高超而理想的设计―――是怎么样进入“私秘领域”,并且开始侵入并干预日常生活的,就要去讨论理学原则怎么成为官方制度的,要研究宋元何以开始出现劝善书、功过格的,要去讨论宋代以后重新整合或建立的宗族共同体,是怎么样通过祠堂祭祀、族规家礼、谱牒书写等等,进一步限制和约束私人生活领域的。很多本来可以公开的生活世界中的观念、风俗和行为,比如对于男女、情欲、身体、信仰等等,会被那些精英规定的新原则所侵蚀,这样一来,原本公开的、合理的东西,渐渐就变成秘密的、边缘的、私秘化的领域,就出现了公开与私下、政治与生活、书面与口头等等很多分裂,于是,过去同一的话语便开始
③第二,还要研究越来越清晰地分裂,变成公共政治的、学术共同体的、私人生活的不同话语。
这些“创造性”的思想,是怎么样并通过什么途径,从上层精英向普通民众传播,并且在下层社会也获得似乎天经地义的正当性的。如果文化史、思想史关心这方面的内容,你就还得去涉猎更多的东西,要去研究一下朝廷的诏谕、地方政府的文告、官员的劝俗文,甚至包括文化官①这是丸山真男的两个比喻,“古层”的概念是来自地质学的术语,“执拗低音”的说法是音乐学的比喻,
丸山真男用来指顽固而执拗地成为思想文化的基础。参见《原型、古层、执拗低音―――日本思想史方法论につぃての私の步み》,《丸山真男全集》第12卷,岩波书店,1996年,第150―153页。
②刘子健在《略论南宋的重要性》中已经提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南宋模式,是经过北宋起源,
到南宋定型的(《两宋史研究汇编》,第79―85页)。
③关于三种话语的问题,参见葛兆光《十八世纪的思想与学术―――评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载《读
书》1996年第6期。
历　史　研　究
①你还得考察小员的任命、调动和推行这些道理的具体举措、大道理在实际推行中的变化等等。
说、戏曲、唱本以及这些通俗文艺形式在当时的演出情况,要去关心这些东西里面承负了多少新思想的传播,这些传播给民众的东西里面,对那些创造性思想,有多少修正和妥协?②而这种
③第三,你可能还修正和妥协,又需要多少时间和力量,来实现它的制度化规定和世俗化普及。
要讨论城市与乡村,中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关系,究竟那些被认为是精英的、理想的思想观念,是如何由城市到乡村,从中心向边缘区域传播的,人们都知道汉代文翁在四川的文化传播和教育普及,使得蜀地士人认同儒家文明,也使蜀地与其他地区开始具有文化的同一性。但是,中国各地文明的同一性质和文化的认同基础是逐渐形成的,宋代以后,交通更加发达,印刷品流通更加方便,士人到处游宦,商贾四处贩运,这更促进了“文明”的传播。近年来,日本学者包括研究宋史的学者,相当注意地域社会这一个视角,这固然是受到美国学界的影响,目的是消解过去研究中固定的“中国”整体观念,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提醒我们,宋代中国的文明同一性,确实是一个逐渐建构和整合的过程,因此,研究主流文化在官方和士绅双重支持下,在教育与法令的双重推动下,传向不同区域的过程,研究不同区域对于主流思想与文化的传播、抵制和接受,以及传播中的修改和妥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说到“妥协”,这里还要提到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另一研究领域的适当扩大。在上述伊佩霞的论文中提及,她之所以对于各种社会思想里面的非儒家成分有兴趣,是因为它可能是妥协性思想的来源和原因。为什么呢?我的理解是,因为在传播的时候,思想和文化的形态是会改变的,原来民众中间流行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会抵制过分严格的精英思想和纯粹的士绅原则,而上层的文化与思想在进入民间的时候,也会向原来根深蒂固的信仰和习惯作一些让步。所以,当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以后,原来聚焦在儒家与新儒家的注意力,就要适当地分给佛教、道教及其他各种民间信仰等等上面,因为这些宗教信仰在民众社会生活中间,是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的。反过来,我们也应当适当注意的是,佛教、道教以及各种民间信仰,为了保持在社会生活中的存在位置时,也要适时作出调整和妥协,否则在以儒家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里将无法生存,这就是宋代以后佛教道教接受并宣传儒家伦理道德,制作各种善书、功过格的原因
④同样的道理,宋代那些精英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成为政府官员的士人,尽管常常持严格之一。
的道德主义理想撰写著作、发表意见,但在作为地方官员处理实际事务时,也要对这些根深蒂固的信仰让步,皮庆生在作宋代祈雨的研究时,就注意到这种让步和妥协,尽管很多儒家知识分子对祈雨中的“异端”有所批评,但在“无奈的现实”面前,“只好在儒家原有的仪式方法基①比如朱熹的《家礼》,就把过去的婚姻六礼减为三礼,把过去士大夫和庶人分别在家庙和寝陵进行祖祭
的方式,改为适合一般士庶的祠堂之制。参见杨志刚《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②徐禀愉《辽金元三代妇女节烈事迹与贞节观念之发展》所引述的资料说明,寡妇守节作为普遍的社会
现象是元代后期的情况(《食货》复刊第10卷第6期,1980年)。而张彬村《明清时期寡妇守节的风气》一文中也指出,禁止寡妇再嫁,鼓励守节的那些道德风气和伦理规定,其实是在政府提倡、民间教化、经济机会、救助等等社会环境中,到明以后才渐渐形成的,而且它的长期持续,有赖于流风效应与道德压力。见《新史学》(台北)第10卷第2期(1999年),第29―76页。
③田浩在《从宋代思想论到近代经济发展》中曾经针对家庭财产分配、妇女再嫁等现象指出,尽管宋代
理学家致力于父系家族的建设,致力于强化寡妇贞节观念,但是“直到十四世纪初,蒙古人统治之下,朱子学者具有发言权时,法律才有了改变”。
④比如道教影响甚大的《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据学者考证,就是宋元时代的作品。参见朱
越利《太上感应篇与北宋末南宋初的道教改革》,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4期。
“唐宋”抑或“宋明”
础上,对释道、民间传统暂时容忍,或略加修改,并在其中注入儒家的理念,从而恢复儒学对
①社会的全面控制”。
其次,随着思想史文化史的研究重心逐渐在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创出之外,兼顾新思想与新文化的普及和落实,因而这种新思想与新文化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过程,将成为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历史脉络。我在这里特意用了“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三个词,实际上,我是想分别对应官方礼法制度的建立、民间风俗习惯的变化和一般思想世界的形成这三个方面。
官方的规定,比如科举考试的内容、法律判案的标准、地方的榜谕通告,都会对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产生约束和影响,宋代朝廷和地方政府对淫祠淫祀、杀人祭鬼、抛弃父母、薅子、火葬的禁令中②,都蕴涵了一些精英的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在长期禁止和提倡中间,会使民众逐渐形成某种观念和习惯。我在《中国思想史》第2卷里面就专门讲到,两宋官方曾屡屡下令推广各种理想的关于社会生活的规则和仪式,运用权力将经典所表述的观念转化为生活中的民众
③在《宋刑统》、《宋会要辑稿》、《历代名臣奏议》、《名公书判清明集》和《庆元条法事类习惯。
纂》中,都可以看到由于权力的介入,针对于民众社会生活的一系列严格的法律制度被建立起来,随着奖惩的真正施行,官员的禁止有了条文可依,士绅的提倡有了制度保障,一般民众的生活取向有了归依,严厉的禁绝与正面的提倡取得明显的效果。到明代初期,除了《大明律》之外,加上规定乡乡必须恭写、人人必须反复宣讲和聆听的《圣谕》六条,伦理成为制度,道德成为规定。于是,为维护社会的“秩序”,这些由士大夫进行诠释,以经典文本作为依据,为都市上层人士所认同的“文明”,就作为一套生活的普遍“规则”,在权力的支持下渐渐开始从中心向边缘、从都市到乡村、从上层向下层扩张开来,建构了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国人的同一性生活伦理,也渐渐形成了一些被称为“风俗习惯”的东西。
这是什么样的风俗习惯呢?这是精英们认可的“好的”和“善的”风俗习惯。由于官方通过法令和劝谕,精英知识分子、地方士绅通过童蒙教育进行的普及与宣传,这些风俗习惯从中心到边缘的各个地域产生了影响。人们普遍注意到,宋代的朝廷和士绅的理想,都是“一风俗,同道德”,建设这种道德秩序井然、风俗同样淳朴的社会,宋明以来一直是儒者的理想,正因为如此,从宋代到明代,就有那么多规范社会生活的乡约、家礼,那么多社塾乡校教育的蒙书课本被编写出来,并且渐渐渗透到民众的生活常识之中。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里面记载的,关于陆九渊家族的规矩,那就是士绅和精英在通过重新建立起来的大家族,传达他们的生活理
④从元代末年孔齐《至正直记》中对伤风败俗的社会风气的严厉念,提倡他们理想的社会风气。
①皮庆生:《祈雨与宋代社会》,《华学》第6辑,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6月。
②以上参见《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刑法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年)第页;《名公书
判清明集》卷14《惩戒门》中的“妖教”、“淫祠”等目,中华书局,2002年,第535―548页。
③参见葛兆光《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2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年,第357―358页。
④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5《陆氏义门》记载,陆氏家族的规矩很严,家族内的人如有过错,先由家
族来处理,实在处理不了才告官,而每天清晨都要有人击鼓唱歌,训诫家族中人,要勤劳、节俭、孝悌等等,食后饮茶,也要击罄唱训词,教育人“须有省,照自心,察前境”,宋理宗时曾“旌表其门闾”,
历　史　研　究
批判,以及对家族和成员严格的伦理道德的要求中,我们可以知道宋代理学家的那些理想,正
①根据许多明代地方志的记载,明代汉族居住的主要区域,到明代初中在一点一点地成为共识。
期,都已经变成“文明”、那时叫作“风俗淳朴”的地方了。今天,很多学者会关注嘉靖、万历时代的风气变化,但很少有人注意,这个时代的士人为什么这么怀念明初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因为明代初期,至少是隆庆以前,曾经有过一个似乎很符合理想的社会秩序和社会风俗,②万历年间,管志道在《从先维俗议》中就反复用洪武年间的事情为例,反衬当时社会风俗的败坏,说明明初通过国子监规要求读《四书》和《大诰》、规定长幼尊卑序礼的规矩、要求约长必须率领乡民学习《圣谕》等等,确实使得社会暂时出现了规范与秩序,所以管志道说“论礼必宗孔
③明初的这种现象,就是我说的“世俗化”。④同样,从宋到明,当官方和子,论法必宗高皇”。
士绅都合力来推行这些思想与文化观念,而且并不因为改朝换代而中断这种“文明”传播的时候,久而久之,不仅形成了一种社会风俗习惯,而且这种包裹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就会在普通民众心中形成了一种常识。此后,这些常识就再也不是新的东西了,而是日用不知的规则、道理了,这就是我说的“常识化”。
近来,关于“宋明”,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看法,就是宋代理学关于社会伦理和道德、人的精神世界的很多高明看法,宋代士大夫和皇帝关于社会秩序和结构的很多理想设计,在两宋时期只是在论著、奏疏、书院、语录里面,是在少数精英的思想世界里面。真正按照宋代精英的描述和想象出来的文化、思想和生活秩序,是要到明代前期经过皇权与士绅在礼与法两方面的强力推进,才真正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成为现实的。
这段历史相当复杂,决不是在这里可以讨论清楚的,但是简单地说大致是这样的:宋代尽管有朱熹这样影响广泛的杰出学者,但是,那些理学的严厉原则和高超理想,在宋代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作为规矩、常识和习俗,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大范围地出现过。直到南宋末甚至元代,才渐渐在汉族士人中开始被接纳。尽管研究者认为,元朝统治者管理的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社会,儒者的地位不高,“儒道”也不能普遍用于“天下”,⑤但是,从思想史的角度,尤
①也说这一个宗族的生活伦理“存学者齐家之道”(中华书局,1983年,第324页)。到元代郑太和编
《郑氏规范》,说其父“仿象山陆氏制训辞百余言,每月旦望令弟子一人读之,家人悉拜而听焉”(黄:《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7《青田县尉郑君墓志铭》,续金华丛书本,第1页A―B)。
①　比如关于家族的共同规矩的制定和确立,关于家族内男女上下的互相关系,关于家族内个人的道德品
格培养,对于读书修身的重要性强调等等。见《至正直记》卷2至卷3;另请参见史卫民《元代社会生活史》第14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02―305页。
②关于这一点,我在未刊稿“嘉靖万历年间关于明初淳朴世风的记忆”一文中将有较详细的讨论。
③《从先维俗议》卷2、卷3,《故宫珍本丛刊》第477册,海南出版社影印本,2001年,第112、127页。④日本学者岸本美绪在台湾发表过《风俗与历史观》的演讲,说到风俗是有关社会秩序的十分重要的关
键词,特别提到“移风易俗”的重要性,指出“风俗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反应着当时为政者或者士大夫的社会观,他们不得不承认社会的多样性,采取烹小鲜式态度来慎重地对付社会问题,同时他们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在普遍的立场来谋求天下万民的幸福”,还指出讨论风俗可以注意到的三个面向,即多样与普遍、文教与朴素、个人与社会。见《新史学》(台北)第13卷第3期(2002年),第1―20页。
⑤关于元代的情况,参见萧启庆《元代的儒户:儒士地位演进史上的一章》(《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
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40―41页)。一般研究者的结论认为,元代虽然实行科举,用朱子之学,但是,从观念上说,蒙古上层以实用为主,而汉族士人则“多以中国为本位”,汉人主汉化,蒙古所定位的,这只是大帝国的中国部分,因此有一定冲突。从身份上说,蒙古统治者本来希望儒者从事的是教育和文艺,并不很期待那些政治理想与政治方略,但是儒者常常是要谈论那些道德与伦理的,可是这种期待并没有得到更多的实现机会,因为儒士从政者中以吏员为多,尽管本来儒者的主张是道理治国,
“唐宋”抑或“宋明”
其从思想学说的制度化、世俗化和常识化角度来看,元代仍然是宋明之间的连续性环节。因为第一,元朝对汉族地区的控制是相当表面和松散的,尽管中枢大员均为西域人、蒙古人,但地方直接管理的官员和吏员却多是汉人,而且各地从宋代以来重新建立的宗族也并未受到很大的摧坏,元朝皇权的文化控制力仍然有限。第二,恰恰因为这些地方长吏往往出自儒者,所以他们仍然在以过去的理念推动“道理”的制度化。同时,由于不能进入主流的儒士对于官学之外
①第三,文化延续和思想传统,常常“私学”的格外重视,也使得元代儒学有可能真正世俗化。
并不因为王朝权力的转移而断裂,虽然在上层政治中权力归属已经发生了族群变异,但是文化却是要通过教育而延续的,元代儒者长于吏学,也许恰恰促成了理学观念的“下达”,②即在儒者官吏推行下开始普及。
到了明代初期,由于汉人重新成为统治者,来自汉族的这些历史、观念和伦理价值有了合法性和合理性,也有了现实的紧迫性的时候,这些理想才有真正落实的可能,尽管有学者已经指出,元明之间并没有民族革命的色彩,所谓鼎革的民族色彩是后添上的,③但是,这种民族政权的变化,至少给了重新建设汉族文明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明太祖建国以后推行的一系列策略,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延续汉族的传统,更准确地说是用严厉的法家手段落实宋代的知识精英的儒
④比如,《圣谕》六条体现的精神与道德约束、《大诰》的重典治国、关于丧礼应当遵照家理想。
⑤当然我们《文公家礼》的指令、关于禁止火葬、去蒙古化,要求士人伦理自觉的各种策略等。
也要注意到,他对经典儒学的刻板规定和宋代精英的理想设计也作了很大修正,使其成为一种　①但是实际上仍然偏向于“杂霸”一流。
①　方回在《桐江续集》卷31《送柯德阳如新城序》就提到公学与私学之差异,他特别称赞为私家“师”
之意义,在不能“兼济天下”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多地选择“私学”为“塾师”(影印四库全书本,第24―25页)。
②王明荪曾经总结元代儒士的取向为“下达之学”,并说,“许衡更明确地落实下达之学,以入德之门先
于小学,而后继之以四书,其他如姚枢、刘因、吴澄等莫不如此,是皆首重易知易行而普遍人间的日用之常……元代士人之学术思想而言,几乎也尽在下达之学,对于精微义理似不欲作太大的努力了”。参见《元代的士人与政治》第5章《结论》,台北:学生书局,1992年,第322页。
③宫崎市定:《洪武から永乐へ:初期明朝政权の性格》(原载《东洋史研究》第27卷第4号,1969年。
后收入《宫崎市定全集》第13册《明?清》,岩波书店,1992年,第40―65页)。钱穆也指出,明代政权并不是以汉族民族主义为口号来推翻元朝的,华夷大防等民族主义的论调,要在成化年间()才重见于文人的笔下。参见《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续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6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8年,第77―117、180―191页。又,张和平《明初讳元说析辨》也指出元明鼎革并不是一个汉族民族主义运动,对于元明之间政权变更的民族主义解释,是嘉靖、万历年间由于外患带来的刺激,使当时人重新对历史进行解释的结果。参见《明史研究》第1辑,黄山书社,1991年,第267页。
④《大诰序》中说,“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颓。学者以经书
转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全明文》第1册卷29,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⑤参见《全明文》第1册卷10至卷13所收朱元璋诸文,卷29至卷31所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
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杨一凡《明大诰研究》中说,《大诰》的特点是“律外用刑”、“重典治吏”和“明刑弼教”,总之是以严厉的方式管理朝野,规范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又,可参考《剑桥中国明代史》第3章《洪武之治》中所记载的朱元璋修改和编撰律令、以皇族配天祭祀、编撰《臣戒录》、全国祭祀孔子、颁布《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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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元璋吏治改革经验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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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四编《大诰》中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案例分析,中国古代史论文_九五至尊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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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编《大诰》中朱元璋的重典治国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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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诰》及颁行原因
　　《大诰》也称《御制大诰》,共四编,分为《大诰初编》《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共计 236 条.于洪武十八年至洪武二十年间先后颁行.是明太祖朱元璋亲自指导编纂、并以诏令的形式颁行的一部严刑惩治吏民的特别刑法.朱元璋在《大诰初编》的序中,阐明他颁行此法的用意.&昔者元处华夏,实非华夏之仪,所以九十三年之治,华风沦没,彝道倾頽.学者以经书专记熟为奇,其持心操节必格神人之道,略不究衷&&抑前代污染而有此欤,然况由人心不古,致使而然.令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脏贪,酷虐吾民者.穷其源而搜罪之.斯令-出,世世守行之.&①在《明实录》中,也记载了朱元璋在颁行《大诰初编》时,对臣下讲的一番话:&万机之暇,着为&大诰&,以昭示天下.且曰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此矣.能者养之为福,不能者败以取祸.颁之臣民,永以为训.&②他颁行《大诰》,借其中的案例警示臣民,以律令规范臣民的行为,为大明王朝、子孙后代建立良好的根基,达到他巩固统治的目的.《大诰》不仅是办案的依据,而且还被作为国子监和科举考试的必修课程.在朱元璋的大力推行下,《大诰》因浅显易懂,案例生动形象而广为流转、家喻户晓.
　　以下,便从四编《大诰》中摘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简要分析,找出其中问题,研究探讨朱元璋的重典治国.
　　案例一:秀才剁指
&&& 广信府贵溪县儒士夏伯启叔侄二人,因不愿被征召入朝为官,将自己左手拇指斩断.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二人及其家人处死.朱元璋对夏伯启叔侄二人说:&今尔不能以伯夷、叔齐,去指以食粟,教学以为生.恬然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尔身将何怙恃?&③又说:&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夫仿效之风.&④对待一些归隐山林的有能之士,朱元璋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其才能,辅佐自己完成大业.可一旦违背他的意愿,便会惨遭杀戮.朱元璋在大肆杀戮功臣的情况下,对待不服从命令的隐士,自然也不会特别优待.不少隐士文人惨遭不幸,夏伯启叔侄只是其中之一.朱元璋将其记录并颁行,目的就是为了显示他君主的权威,震慑、警示天下文人隐士.朱元璋将不愿入朝为官的隐士连带其家族通通赶尽杀绝,体现出君主的至高无上,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违抗.但实质是统治者为了维护传统社会的秩序,巩固自己的王权,不惜将反对他们的士人通通杀尽,借此昭告天下,禁锢读书人的思想.而&今去指不为君用,是异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尔宜枭令,籍没其家,以绝狂夫愚妇仿效之风.&⑤表明他推行教化万民,使其统一思想的政策.诛杀有异端思想的士人以告诫百姓,倘若有人再行仿效,就是如此下场.他用强硬的手段禁锢士人的思想,将类似的案例夸大处理,就是要起到震慑万民,杀一儆百的目的.令大家都信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遏制士人的思想,臣服于他的统治,以此巩固其政权.
　　案例二:县官求免于民
&&& 此案例选自《御制大诰三编?县官求免于民第十七》.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又一特色,便是&以民治官&.在《大诰三编》中另一篇《民拿害民官吏》中,对其政令有详细的解释:&此《诰》一出,尔高年有德耆民及年壮豪杰者,助朕安尔良民&&若民从朕伞,着实月之,不一年之间,贪官污吏尽化为贤矣!为何?以其良民自辨是非,奸邪难以横作,由是逼成有司以为关官.其正官、首领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当者,其家族诛.&⑥朱元璋规定普通的平民百姓可以评议官员得失、监督官员的行为.对本省各级地方官吏的施政行为与绩效进行测评,其意见可以用&列姓名具状&的方式递送中央,也可以在岁终考核官吏时组团来京面圣禀报.皇帝根据百姓评议,对官员进行奖惩.此外,规定官员违法,百姓可将其捆绑并押送京师,交由皇帝亲自处置.若沿途有阻拦者,不论是谁,都要诛其家族.朱元璋的这一创举,令明初成为百姓评议官员、捉拿贪官污吏的黄金时代.在通往南京的各条要道上,经常能够看到成群百姓将贪官污吏押送京师的情形.一时间,百姓成为官员最为忌惮的人.
　　有很多官员为求自保,不得不纡尊向他们求饶.《县官求免于民》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河北滦州乐亭县主簿汪铎等人因给当地百姓加派徭役,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钱财,引致群众不满.以农民赵罕晨为首,率领大批百姓将县里的贪官污吏捉拿并押送京师告御状.&去县四十里,其县官主簿汪铎等追赶求免,谓耆老言:'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⑦汪铎的恳求并没有达到他的目的,自己也被捆绑送往京师.朱元璋亲示:&孰父母生此无藉不才之徒,官于是县,是县民瞻,今既不才,为民所觉,乞怜哀免于耆民,纵然得免,何面目以居是任?呜呼!兴言至此,虽非本人,凡听读者亦皆赧焉.贤人君子,可不为之戒乎?&⑧对于汪铎等人的求饶,朱元璋认为,即使他们得到赦免,也没有颜面面对众人,这是读书人最为唾弃的.他希望借此事提高普通民众的地位,警示其他官员,不要做对百姓不利的事,更不能贪赃枉法.
　　在朱元璋重典治国的思想中,治官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首创&以民治官&,也是借此手段达到其惩治贪污的目的.当时他的这一措施确实达到了一定效果.百姓在监督、评议官员的方面发挥了其效用,很多官员迫于百姓的压力,不敢贪赃枉法.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现象,很多官员为防止百姓监督、纠举,常常私下操作.所以,朱元璋创立的这套措施,效果并不像预期的那么理想,他并没有从根本解决贪污问题.单从这件案例分析,就能发现一些问题,比如,让百姓将官吏捆绑押送京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百姓的行为举止还需要规范、对于官员的申诉应该有相应的法律程序来解决、处置官员也应该在详细调查事件之后再行定夺、处理的方法太过严酷&&这些问题也暴露了朱元璋治国之策的缺失.他出身平民,深知百姓疾苦,因此痛恨贪官污吏,希望借百姓之手严惩贪污.但让老百姓三五成群将贪官污吏押送京师,在具体操作上是否可行?首先,对于百姓而言,去往京师路途遥远,长途跋涉不仅劳民伤财,还需要自带干粮、盘缠,这无疑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更耽误他们的农耕时间,影响农事.其次,对政府、官吏和百姓而言,也有损其形象.官员犯罪,百姓大可以监督评议,向有关部门告发,如果担心上级不予理睬或官官相护,大可以直接上书给皇帝.另外,这一措施的施行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仅凭《大诰》中几条不成文的政令和他处理的相关案件是不能作为法律依据的.百姓的行为没有法律来规范,官员也没有申诉的权力,对于案件的处理更是缺少一系列的法律程序,这些都表明只有建立相关制度、完善法律法规,从立法角度保障其政策,才能有一定成效.
　　案例三:郭桓造罪
&&& 重典治吏是朱元璋重点治国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颁布《大诰》也以此为主要目的,严厉治贪,警示百官.户部侍郎郭桓等人,连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盗卖官粮.后被揭发,朱元璋将六部左右侍郎以下全部处死,各省官吏死于狱中达数万人以上.
　　作为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以其贪污数额之大,牵连之广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造天下之最,其造罪患愚者,无如郭桓甚焉.&⑨同样是经济案件,但此案的贪污数额、处置人数远远大于空印案.&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止收陆拾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伍拾万贯,致使府县官黄文等,通同刁顽人吏沈原作弊,各分入己.&⑩又有,&其所盗食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四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宝钞金银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课程共折米算所废者,二千四百余万精粮.&?郭桓等人贪污舞弊,牵连全国十二个布政使司,且数额巨大,引起朱元璋极度不满,故下令严厉惩处,除中央六部的高级官员以外,牵涉之人达数万之多.
　　朱元璋极度憎恶贪污,为达肃贪的目的,他不计后果,使上万人受到牵连.根据各方史料及《大诰》记载,郭桓等人贪污的有:太平、镇江等府的赋税;淅西的秋粮,浙西秋粮本应该上缴四百五十万石,郭桓只上缴两百多万石;征收赋税时,巧立名目,征收多种水脚钱、口食钱、库子钱、神佛钱等的赋税,中饱私囊.总共贪污两千石百多万石粮食.但朱元璋&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
　　对于贪污数额的记载,史料并不十分准确.不排除当时条件有限,记录有缺失,但作为如此重大的案件,记录简略,缺少具体数据,着实不应该.除粮食外,郭桓等人还以各种名义贪污银钱,但史料当中对此也并无详尽的记载,只是将其折合成粮食来计算,极不准确.在总计贪污二千四百余万石的情况下,朱元璋竟然担心百姓不相信,将数额改为七百万石.如果真的贪污这么大数额的粮食,为什么朱元璋还有顾虑,将数额改少呢?他大可以将真实情况告知天下.另外,这二千四百万石粮食,是贪污数额的总和,还有银钱换算得来的数据,并不十分准确,只是大概估算得出.在缺少实际调查数据的情况下,这个数字大有问题.虽然朱元璋将此案定性为经济贪污案件,但通过他处置了中央及地方大批高级官员来看,也有其政治意图.通过此案,他排除异己,整顿吏治,又体现出其重典治吏的思想.
　　总之,朱元璋的四编《大诰》,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惩治了贪官污吏,震慑百官.但实际明初的贪污现象并没有禁止,官僚政治的种种弊病仍根深蒂固.朱元璋迷信重刑,相信重典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但事实却令其失望,朱元璋总结重典的效果时说:&用法虽严,犯者自若&,&恶人不以为然,仍蹈前非&,&凶顽之人,不善之心仍未向化&.?
　　他重典治吏的措施,仅收效一时,不能够从根本上铲除官僚政治的弊端,其死后,明朝统治者便将其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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