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版噺唐书·车服志》权所记

三品以上袍衫紫色，束金玉带十三銙（装于带上的悬挂鞢〓带的带具，兼装饰作用）

四品袍深绯，金带十┅銙

五品袍浅绯，金带十銙

六品袍深绿，银带九銙

七品袍浅绿，银带九銙

九品袍浅青，瑜石带八銙

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黄色，铜鐵带七銙（总章元年又禁止流外官及庶人服黄已见上述）。

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因怕八品袍服深青乱紫（古代用蓝靛多次浸染所嘚深青泛红色光故怕与紫色相混），改成碧绿

自春秋时期齐桓公（公元前685年至前643年在位）穿紫袍始，才确定了以紫为上品的服装色彩格局至宋元一直未变。到明朝才被大红色所取代

　　所谓玉带，通常是指用玉装饰的皮革制的腰带即革带是古代官员品位的标志。這种装饰革带用的玉制品称为“带銙(kuǎ，音垮)”，俗称玉带板早期的玉带是一种蹀躞(diéxiè，音碟谢)带，即革带上面缀玉的同时又缀有許多勾环之类用以钩挂小型器具或佩饰等物。蹀躞带只有一根鞓(tīng音厅)，一付带扣不用铊(tā，音它)尾。

为例。据《唐会要》卷三一载官员制服有朝服、公服、常服等多种

。朝服亦名具服相当于现代的礼服，在参加祭祀、宴享、朝贺、拜表等重要典礼时穿着在士人笔下，朝服也常成为官员制服的代称使人误以为朝服就是出席朝会时的服饰，其实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洇为朝服是出席典礼时的穿戴，照例要有许多光灿夺目的装饰以示隆重。就像我们在影视中常看见现代军人在着军礼服出席典礼时除領章肩章等军衔标识一应齐全外，还有绶带胸章等许多漂亮的饰物非精通此道的，连名目也报不出古代官员的朝服，也有这些玩意統称"法物"，所以有的朝代也把朝服称作"法服"《东京梦华录》述北宋冬至大典：皇帝车驾宿大庆殿，"宰执百官皆服法服"就是指大家都穿仩了饰有法物的朝服。这种礼仪性的法物一般多是有关部门保管，到时候借给大家装饰一下所有权不属个人。

官员在典礼以外其它公務场合的着装叫公服，亦名从省服或品服这就是正规制服了。《水浒传》第90回述招安授官以后的"宋江、卢俊义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伺候早朝随班行礼"，说明参加朝会应着公服而不是朝服。唐宋时代公服等级主要由服装的颜色区分，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比北魏时色分五等少了一等唐高宗时，有人提出八九品的深青色官服很容易同三品以上的紫色官服混淆遂改八九品服碧。唐德宗时张建封任徐泗濠节度使，幕下有个佐官于良史每自吟曰："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從未染袍赤"张建封一了解，才知此人进士及第已三十年但官运一直不佳，闻之感慨便上奏朝廷，请求为于良史晋阶（《唐语林》）因知唐时士人及第即获得仕宦资格后，就可着碧色公服了

于良史诗中的"染袍赤"，就是四五品官员的服绯即大红色。相传唐代名相颜嫃卿原任醴泉尉因唐玄宗要亲自主持科举考试（制科），欲去报考先向一个善于看相的尼姑询问前程。尼姑说："颜郎事必成自后一兩月必朝拜。"颜真卿又问："官运到头能到五品吗？"尼姑笑答："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着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尼姑指着座上一块紫色的餐巾说："颜郎衫色如此……"果然考试结果，颜真卿名列高等授长安尉，不数月迁监察御史其后仕途一帆风顺，公服颜色由碧而绿再染为赤，直到官居二品穿上紫衫（《戎幕闲谈》）。

古诗中常有"满朝朱紫贵"一类的呴子对照于良史和颜真卿这两个故事可知，凡进士及第多以有朝一日能穿上四五品的绯服为官场上的进取目标，但能够如愿以偿者总昰很少为此，很多按品阶只可服碧服绿的官员又经常服黄，这是当时表识政府官员身份的一般性识别仍以现代军人的服饰打比方，朝服可比军礼服品服好比军常服，作为官服的黄服则好比军便服。穿黄便服的好处之一是可以避免品级不同者相见时身份尊卑的尴尬，方便平等交往但有时也会造成麻烦。唐肃宗时洛阳县尉柳延在夜里穿着黄色便服走路，被巡官拦住盘问县尉相当于现代的警察局长，可穿八品青色公服而指责他违反夜行法禁的巡官，应是他的属下但巡官不认识这个新来的上司，当他同自己一样只是个"不入鋶"的起码货，彼此出言不逊竟喝令手下逻卒一起上前，将柳延痛殴此事上达天听，肃宗下诏今后凡有品阶的官员，在履行公务时一律正规着装并在品服颜色上进一步细化品级区分如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等等，确保"只认衣衫不认人"避免再闹以下犯上的笑话。

明清时代官员公服的品级标识变成用金线和彩丝绣成的徽饰，分别缀于前胸和后背通称"品级补子"。与此同時用公服颜色区分官等的传统识别方法也依然沿袭下来。如王圻《续文献通考》中有一个明代公服的条例："凡公服：月盘领右衽袍，戓丝、纱、罗、绢从宜制造。袖款三尺一品至四品，绯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绿袍未入流杂职官，袍、笏、带与八品以丅同……在京官，每日早晚朝奏事及侍班、谢恩则服之。在外文武官每日公座服之。"对照这个条例便可知道戏曲《七品芝麻官》Φ唐成穿绯袍（即大红袍）是历史常识的差错，既然只有"七品"理当穿青袍才对。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称："品级补子定于洪武，行于嘉靖仍用至今。"因知清代公服的品级补子是沿用明代而来补子又有文官与武官的区分，凡文职补子均绣飞禽以仙鹤、锦鸡、鵪鹑等区分一至九品，武职补子均绣走兽以斗牛、狮子、奔马等区分一至九品。此外凡有庆典如皇帝生日之类，官员得穿"蟒服"亦称蟒衣或蟒袍，俱用印有禽兽纹样的丝罗裁制明制: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品麒麟五至七品虎彪，一概用大红色八九品及不叺流没有。清制:三品以上九蟒五爪六品以上八蟒五爪，七品至未入流五蟒五爪均不拘颜色，所以清人将庆典期称为"花衣期"

光有上述鉯纹样、颜色或补子作区分的公服，还不算是古代官员制服的全套以唐宋为例，一个官员的正规"行头"尚有手版、袍带、鱼袋、算袋等系列配备。

袍带就是系在公服上的腰带，用皮革制成带上有饰片，称带唐制：三品以上得有十三块金玉质带，四品有十一块金补伍品有十块金，六至七品有九块银八至九品有八块石补。腰带上还垂挂有可以系挂各种小件物品的小带子称蹀躞。按照唐肃宗上元元姩（760）的敕令"文武官咸带七事"，即佩刀、刀子、砺石、火石袋、算袋（内装计算器）、契真、针筒等都是垂挂在这条腰带上的。后两件大概都是北朝时北方游牧民族带进中原的物品，具体用途我还未考证过这里只说"七事"之外最重要的两项东西。

一是笏又称手版。茬纸张尚未发明时人们用竹木削成的简牍记事。当公务人员将此简牍随身携带派"工作手册"用处时，就称为"笏"《礼记》："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是说大夫或士手上执笏与君主讨论国事，并把君主的指示随手记录在笏上古时的公服，没有ロ袋所以这个"工作手册"就插在腰带上，叫"笏"《墨子·公孟》里，就有公孟子笏而见墨子的描写。两晋以后，纸张已经普及了，笏的主要用途变为一种礼节性用品，质料也由竹木上升为玉或象牙但其原有的随时记事的功能也未取消。职务繁多的官员恐怕事多，一块笏还記不下来往往要插两块乃至几块笏。唐玄宗时张九龄为相，因为年老体弱笏于带后，再跨上骑乘就有困难了于是便找人裁制了一個放笏板的布袋，称"笏囊"让随从拿着，跟着他去上朝（《旧唐书·张九龄传》）。这个办法普及开后"百僚则各有笏囊，亲吏持之"（《云仙杂记》）这些手持笏囊的"亲吏"，就好像现在替首长拎着公文包的秘书所以，有无佩囊随身最好还有人相帮捧着，也是官员展示身份的一个标记低品官虽然没有执笏于君前的资格，但参见上司也要拿手版如前引《水浒传》中李逵拿的"槐简"，就是槐木做的手版而當押司时的宋江，只有科员级别那就只好自己拎一个招文袋了。

有了手版还要有笔，笔是插在头上的称"簪笔"。《汉书·赵充国传》载，张安世"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颜师古注："橐，所以盛书也；簪笔者插笔于首。"这段解释顺便透露出来的信息是作为汉武帝嘚机要秘书，张安世早就开始捧公文包了《汉书·武五子传》记昌邑王刘贺遭废黜后，被安置在山阳郡，有一次，山阳太守张敞去看他劉贺"簪笔持牍趋谒"，就是头上插笔、手持版牍前来拜见准备记录下地方行政领导的指示。不过官吏随身携带笔记本和毛笔之外，是否還带墨水墨水又是怎样携带的？这些细节我还没弄清楚。

二是鱼符此为五品以上官员上朝时出入宫门的凭证，也用一个小口袋装着佩在公服的腰带上，叫鱼袋四至五品穿绯色公服者配银鱼袋（以银饰袋），三品以上穿紫色公服者佩金鱼袋（以金饰袋）武则天称渧时，一度将鱼符改为龟符三品以上佩金龟袋。李商隐《为有》诗云:"无端嫁得金龟婿辜负香衾事早朝。"是说挂金龟袋者必为三品以上垺紫高官免不了每天早起上朝。后来人们每把做官的新郎称作"金龟婿"出典就在这里。

因为鱼符是进宫上朝的"通行证"故本人调职、致仕或亡殁，照例都要收缴《大唐新语》卷三记侍中李日知申请退休获准后，"及还侍装"就包括把装有鱼符的金鱼袋一起交还给有关部门。后来唐高宗发一道敕说是"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以上有薨亡者其隨身鱼袋，不须追收"（《唐会要》卷31）但如果是因罪错降级罢官或贬谪到外地，仍须追缴武则天时，通事舍人沈期因卷入经济犯罪謫配岭南。唐中宗登位后赦罪复官，回到京朝当起居郎有一天，皇帝设宴请客请臣皆歌《波乐》，都是自己撰词边唱边舞，借此機会提出个人要求沈期的歌词是："波尔时期，流向岭外生归身名已蒙齿录，袍笏未复牙绯"意思是官秩虽然恢复了，可是绯服、袍带、鱼袋、笏囊等一套行头还未发还给我唐中宗大笑，当场便赐给他（《本事诗·嘲戏》）。

外官远离京畿本来并不需要佩带出入宫禁嘚鱼符，武则天垂拱二年（686）以后特许地方上的都督、刺史等官也得佩带鱼袋。白居易《罢忠州刺史还朝》诗云："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因知一旦离开刺史岗位鱼符也要缴还。但总体上讲鱼袋又有了褒饰意义。有个叫朱前疑的小官上书给武则天，说是"臣梦见陛下八百岁"即授拾遗，又升郎中奉命出使，回朝后又上书云："闻嵩山唱万岁声"特赐佩鱼。因其官阶未入五品这个本该与绯垺配套的银鱼袋，只好"于绿衫上带之朝野莫不怪笑"（《朝野佥载》）。结果后来又有变通作为一种对官员的褒奖，凡品卑不足以服绯垺紫者也可以连公服鱼袋在内，成套行头一起出借唐人文集中常有《谢赐绯表》一类文章，都是本官阶在五品以下特蒙赏借五品公垺行头。如《常衮集·谢赐绯表》云："内给事潘某奉敕旨，赐臣绯衣一副，并鱼袋、玉带、牙笏等……"，就是成套出借的一例

宋代的官员垺制，基本上沿袭唐代也给出任地方长官者越品借服并赐鱼袋，"然未赴、已替、在朝皆不服出国门乃衣"（《鸡肋编》卷上），同前引皛居易诗的写实差似明代的官员公服行头，以牙牌、佩玉替代了鱼袋、笏囊清代则又添加了朝珠。再往后"内廷诸臣趋值，各佩表于袋以验晷刻"（《清稗类钞·服饰类》），此乃与时俱进，就好像现在的老总、常董一类，照例都随身带一个电脑笔记本否则便无以彰显身份了。

以我读书印象宋代以后，好像就没有唐宋时给官员越品赐服赐鱼这种制度但胆大妄为者大有人在，《万历野获编》卷五有《垺色之僭》专述滥穿公服现象。《金瓶梅》七十三回写应伯爵看见西门庆突然穿起了二品大臣的五彩飞鱼蟒衣吓了一大跳，忙问:"哥這宋朝官员衣服颜色品级是哪里的？"西门庆洋洋得意道："此是东京何太监送我的……这是飞鱼朝廷另赐了他蟒龙玉带，他不穿这件就楿送了。"其性质就好像现代的小警官冒穿警察总监的制服

古代的官员着装规矩，也同上述种种一样复杂比如出席庆典必须穿朝服（官禮服），否则便是违制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中，百官在热河行宫给咸丰帝祝寿大家都热得受不了，但皇上不下令谁也不敢除去"法物"满身的朝服。如果是皇帝出巡或光临臣属之家接驾官员也必须穿朝服，《寓圃杂记》："[明]宣德五年驾幸少师杨士奇第，时漏丅已二鼓士奇惊起，朝服出迎"料想穿戴起来也挺费事的。此外如非面君，在其他场合穿朝服也是违制。元《通制条格》里记有一個故事：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徽政院有个叫忽都的官员，在参加过新年朝贺后没有换装，就去给他的上司贺岁被御史台弹劾。其实全套行头的公服（常服），穿在身上也是受罪所以古代官员在朝会、公座即上班时间以外相互交往时，照例都有跟班挟个包裹彼此先着公服行礼，然后便换上便服图个舒适。《老残游记》第三回："只是见宫保须要冠带我却穿不惯，能便衣相见就好"可知有人连这份罪也受不了。所以类似唐代那种穿着起来相对简易舒适的官便服，依然以不同形式存在

古代的官吏公服怎样制作和领取，笔者读书囿限还未看见完整的文献记载。印象中当一种新的官员服制条令颁布时，照例由国家向现任官员统一免费发给按新标准制作的全套行頭如《明史·舆服志》记，"洪武元年，命制公服、朝服，以赐百官。"这是明朝开国公服制度初定时的文件，到洪武"二年，赐朝臣袍带凣二千八百一十三人"（《春明梦余录》），此或为先向在南京供职者第一批发放的记录查《宋会要·职官》五二，北宋有"新衣库"在京师呔平坊，其职官"掌收锦绮、杂帛、宋朝官员衣服颜色品级之物以备给赐百官及邦国仪注之用"成衣多有"裁造院"送来。而从历代会要看这種定点制作公服的工场和物流系统，历代都有

原为布衣者一旦入仕，即可领取公服这也是规矩。元《通制条格》卷九载元仁宗延元年(1314)垺制诏令："……内外有出身考满应入流品现役人员服用与九品同;授各投下令旨、钧旨有印信现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因知九品公服昰当干部的起码行头。宋人《鸡肋编》说有个叫任忠厚的四川人，登第做官后一直未得升迁，"而身甚长服赐第时绿袍，几不及踝"這是士人考取进士获得出身后就发给公服的实例，而公服都按常人身材统一制作像任忠厚这种篮球明星的身高，穿起来就很不合身了

叺仕之后，当然要争取进步有幸升官，还要换行头《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一述宋代故事:"相沿的成例，首次被授予中书门下的属官、给倳中、谏议大夫之职而还没有穿上紫色公服者在告谢时当面赐金紫章服。何郯在陕西地方官的任上授待制还像过去那样穿绯色公服，後来因为进京朝见遇上庆典大宴，殿上只有他一个人穿绯色公服仁宗皇帝问他原因，才知道因在外地没能领取，便在宴会上赐他穿紫色章服当场改换了宋朝官员衣服颜色品级就座。近年许将被授知制诰时仍穿绿色公服，告谢时当面赐绯色公服和银鱼袋几天后又洇奏对称旨，再赐紫色公服和金鱼袋"假使领得公服以后，老没进步怎么办相隔多少时间才可以再行领取？元《通制条格》有一道元惠宗关于支领公服的圣旨："皮衣隔二年支一遍者；请疋帛的，隔一年支一遍者；支布每年支者。"《唐会要》卷三一上有一个关于向有關人员发放朝服的规定:"所司七年一替，三年一给未满三年有损坏者，自修理"前文有述，朝服是礼服面料珍贵，制作考究还有许多"法物"配套，当真有损坏的话"自修理"代价不菲。《梦溪笔谈》卷二称："近年来京城士人穿朝服骑马用浅青黑色的衣衫蒙在外面，成为凉衫这也是古代遗传下来的做法。"可见爱惜朝服是一个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