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说我是佛还是恶魔呢 因为不持戒好人当然说说我不对 和恶魔也高兴_百度知道
恶魔说我是佛还是恶魔呢 因为不持戒好人当然说说我不对 和恶魔也高兴
当然会骂我
但是恶魔乘机很高兴 做菩萨形象很高兴他们眼中想去破坏的人已经被得便了
我有更好的答案
正面钢自己想什么做什么，最多也就是死，比想来想去要强。你是某星座的？
恶魔敢杀修行人吗
不怕下无间地狱吗
都是恶魔了还怕什么。。。就好像你玩游戏进了PK的图，你敢杀人吗
是的 恶魔天不怕地不怕
它们是不知道什么后果的 不要和他们说就是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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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上的好人和坏人都没有差异，也就是说都是人，都一样，老百姓可以使用武器对付罪犯，而罪犯可以
使用武器伤害老百姓，对双方都有效，所以中国不能允许老百姓持有枪支， 因为老百姓可以用，犯罪分子也可以用，那么是什么办法或者武器让老百姓可以攻击犯罪分子来保护自己而犯罪分子抢过去就无法使用无法伤害老百姓？我一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
我有更好的答案
真正的坏人是制造武器的你啊，丧尽天良，好坏是法律定的吗，制定恶法的，还有你这种没有良心
如果一个暴徒拿着枪要杀你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想了，对付犯罪就要使用铁腕手段。
这个又不同了，可是你文章说的只是这个吗？为什么别人要侵害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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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书摘及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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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书摘及解读
《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是全球最具传奇的真人实境实验，了解人性最需要看的经典著作。1971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183;津巴多主持了“斯坦福监狱实验”，引发了全球心理学界重新审视以往对于人性的天真看法。实验中，通过专门测试挑选了征募来的受试者，即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接着被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实验一开始，受试者便强烈感受到角色规范的影响，努力去扮演既定的角色。到了第六天，情况演变得过度逼真，原本单纯的大学生已经变成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原定两周的实验不得不宣告终止。2007年，津巴多教授首度撰书详述其事，并结合从该实验到伊拉克监狱虐囚案三十多年来的社会现象，深度剖析复杂的人性，透彻解释“情境力量”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为什么优秀的美国女兵会对伊拉克战俘做出虐囚的性游戏？为什么护士明知医生处方超剂量，却仍遵从指示开药？为什么上司只是暗示和默许，属下却惟命是从和变本加厉？在日常生活中种种社会角色剧本的规范与约束下，我们是否会像上帝最爱的天使路西法一样，不知不觉地对他人做出难以置信之事，从而堕落成魔鬼撒旦。善恶的界限在哪里，人性的脆弱超乎你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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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拒情境影响力』如何避免负面的情境力量或与之对抗？怎样抵抗我们不愿意、不需要却每天不断向我们施压的影响力？人类的处境中存在一个基本的二元性，即抽离(detachment)相对于沉浸(saturation)，或犬儒式怀疑(cynical&suspicion)相对于参与(engagement)。尽管因为害怕被“卷入”而将自己从他人身边抽离是种极端的防卫姿态，不过当我们越是对其他人劝说保持开放态度，就越有可能被他们支配，这倒也是事实。然而，开放、热情地与他人交往乃是人类幸福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强烈地感觉到别人的存在，彻底地相信他人，希望自发地与人互动，并且与他人紧密相连。我们想要全然“沉浸”在生命当下，至少在某些时候，我们想要暂停评价机制，放弃原本的害怕与保留。必须经常评估自己的人际投入是否值得。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挑战是如何熟练自如地摆荡于完全沉浸与适时抽离的两极间。我们都常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该如何知道什么时候该和其他人站在一起，什么时候该支持并忠于某个目标或一段关系、而不是轻易离开。我们生存的世界中有些人打算利用我们，但也有一些人是真诚希望和我们分享他们认为对彼此都有正面意义的目标，而我们该如何分辨这两种人？在我们开始认识对抗心智控制力量的特定方法前，必须先考虑另一种可能性:“个人无懈可击“(personal&invulnerability)的古老幻想。我们总是认为只有别人会受到影响，自己则刀枪不入。错！情境力量确实会让大部分人沦陷其中，我们从知识性评估中所学到的教训总是难以影响我们对自己行为的规范，对抽象概念的“那些其他人”适用的教训也往往不容易拿来适用于具体的自身。由于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影响力存在，因此有必要针对每种类型发展出对应的抵抗方式。与错误的不和谐之举战斗时，需要不同的手法才有办法反抗用来对付我们的“顺从一酬赏”策略。在应付会将我们去人性化或去个人化的人时，往往会出现劝服性的言论以及有力的传播者，强迫我们采取不同的原则，但这些原则却不是我们需的。切断群体思维的做法，和减轻强力游说我们加入者的影响方式也有所不同。抵抗力的关键在于以下三种能力的发展：　　1、自我觉察力(self-awarenss)　　2、情境敏感度(situational&sensitivity)　　3、街头智慧(&street&smarts)　　这三种能力对许多一般性的抵抗策略十分重要。抵抗有害社会影响力的十个初级步骤：1、「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当机立断」，别顽固地「坚持到底」当你公开这样做时，就不再需要去正当或合理化你的错误，继续支持恶劣或是不道德的行动。坦承错误，会让降低认知失调的动机变小，当现实上的抑制物出现时，不和谐就消失了。2、「保持很警觉」，鼓励批判性思考聪明人会做出蠢事，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影响力的施为者在言语或行动上的关键特质，忽略了明显的情境线索，太常依赖自动飞行模式，依赖经常派上用场的老套台词，却从没有停下来好好评估它们是否适用于这场合、这时间。我们在熟悉的情境中时，即使旧习惯已经过时或变错误了，它们仍会继续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时常提醒自己不要用自动飞行模式来生活，而是要始终活在当下，要对当前情境的意义有所反思。必须改变我们平常漫不经心的态度，变得更加警觉，处在新情境中尤其如此。绝对不要用不在乎的心态涉足高尚、有道德敏感度人们畏俱的场合。如果能够在警觉性之外再加入“批判性思考”到你的抵抗策略里，结果会更好。要求任何主张都有证据支持，任何意识形态都必须被充分阐述，如此你才能区分什么是实质，什么是花一言巧语。试着判断别人建议的手段是不是能正当化具有潜在伤害性的目的。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下，试着想象未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拒绝用迅速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个人或社会问题。3、「自己负责」，别让责任分散，或只是「听命行事」、「每个人都这么做」无论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可以让行动者成为驾驶座上的行动者。当你允许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应负的责任时，就等同让他们去开车，不必负责任的驾驶自然会开着车子不顾一切往前冲。当我们拥有个人责任感，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时，就会比较有能力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越意识到责任分散只是种掩饰，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在执行可疑行动的共谋角色，就会越不容易盲目服从权威。当你越不接受责任被转嫁、被分散到黑帮、兄弟会、工厂、部队或企业成员之中时，就越能抗拒顺从反社会团体的规则。4、「坚持自己的独特性」，不允许其他人将你去个性化，或让匿名掩盖恶行不要允许其他人将你去个人化，不要让他们把你放入某个分类、某个盒子、某个自动贩卖机里，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一个客体、一样东西。坚持你的个体性。礼貌地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凭证，大声清楚地让他们知道你。坚持让别人也这么做。在互动时与人做视线接触(拿掉遮掩住视线的太阳镜)，释放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强化你独一无二的个性。当身处影响力作用的情境中，寻找你和占据支配地位之人的共通性，并借助这共通点来强化你们之间的相似性。匿名性会掩盖恶行，并且削弱人与人间的联结。匿名性会变成去人性化的温床，去人性化会为霸凌者、强暴犯、刑求者、恐怖分子以及暴君提供杀戮战场。试着做些事，改变让人们感觉匿名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支持让人们觉得自己特别的做法，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个人价值感而提升自我价值。绝不要对人或让人对你产生负面的刻板印象，嘲笑别人的字眼、标签或玩笑都具有破坏力。5、「我会尊敬公正的权威人士，反抗不义者。」在每一个情境中，试着分辨哪些人是真正拥有专业、智慧、资深资历或特殊地位并值得尊重的权威者，哪些人则是只会要求别人服从却说不出像样道理的不公正权威。许多披上权威外衣的人其实只是善于推销自已的冒牌领袖、乌龙先知或是过分自信的人，让他们受到公开的批判性检验。6、「希望被群体接受，但也珍视自我的独立性。」渴望被社会群体接受的诱惑力量非常强大，这股渴望被接受的力量会让一些人几乎愿意做任何事，只求被接纳，而为了避免被群体拒绝，甚至会做出更极端的行为。重要的是要能够判断什么时候该服从，什么时候该拒绝。我们每个人终究都只活在自己的心灵中，活在孤独之中，所以必须乐意并且也随时准备好主张自已的独立性，而不应担忧被社会拒绝。或者你需要的是退后一步寻求局外人的意见，寻找支持你的独立性、增进你的价值的新群体。永远都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群体等待你加人。7、「辨识框架信息，维持警觉心」创造架构化信息的人不是艺术家，就是舌灿莲花的骗子。架构化的议题往往比小心翼翼在界限内进行说服的言论更有影响力。而且有效的架构化信息可以只是一些声音、影片段落，或是标语、代表图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传达特定意识形态。我们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情况下受到影响，架构化信息形塑我们对于它们推广的观念或议题的态度。我们渴望被架构为“稀有”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满坑满谷。我们嫌恶被架构为具有潜在损失的东西，偏爱似乎能让我们获得好处的，甚至当正负结果预测为相同时也一样。重要的是去意识到架构化信息的力量并维持警觉心，才能够抵消它们在不知不觉中对于我们情绪、思想和投票行为的影响。8、「平衡时间观」当我们让自己受困于延伸的现在式时间中时，可能会被引导做出并不真正认同的行为。当我们不再感受到过去的承诺及对未来的责任时，就等同于对情境诱惑敞开自我。你可能会对你的行动的未来结果先做个损益分析，你或许充分意识到一个囊括你个人价值和行为标准的过去时间框架。借助发展出平衡的时间观，你可以根据情境和手边的任务将过去、现在或未来用于行动评估上，相较于过分依赖单一或某两个时间框架的时间观，你将可以取得比较有利的位置，做出更负责任、更为理智的回应。当过去与未来结合起来时，将能抑制现在的暴行，从而削弱情境的力量。9、「不为了安全感的幻觉而牺牲个人或公民自由」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行为有力的决定因素。当面对所谓安全威胁或是面对让我们远离危险的承诺时，我们可能会受到操弄而做出无法赞同的事。那些兜售、传播影响力的人借着提出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约而取得支配我们的权力，契约内容是：只要你交出部分自由给当局，不管是个人还是公民自由，我们就会保证你毫发无伤。扮演撤旦角色的诱惑者会跟你说，只有当所有人都牺牲一点小小的权利或自由时，他的力量才有办法拯救你。请拒绝这桩交易。绝对不要为了安全的许诺牺牲基本的个人自由，因为你的牺牲是真实而且立即生效，但他的许诺却是个遥远的幻觉。这原则不仅适用于传统的婚姻安排，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好公民考虑是否对国家利益尽到责任。10、「反对不公正的系统」个人往往会在系统的强大力量面前退却，这些系统包括军队和监狱系统，以及学校、政党、企业，甚至是家庭。抵抗系统的作为可以是指身体的出走，离开一个所有信息、赏罚都受到控制的总体情境；可以是指挑战群体思维的心态，记录下所有恶行的证据；也可以是获得其他权威人士、咨询者、调查记者或自愿者的协助。系统拥有巨大的力量，它可以抗拒改变，甚至连正当的抨击都无法摇撼。在系统中，要挑战不公不义系统和大染缸的制造者，个人英雄精神的最佳做法就是号召其他人一起加入行动。系统会把个人的反对重新定义为妄想症发作，两个人的反对当作一对疯子在发声，不过当有三个人站在你这边时，你们的想法就会变成值得考虑的一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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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一个是模拟的斯坦福监狱实验，一个是真实的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监狱中竟然有相似的社会心理过程。在阿布格莱布监狱里，从弗雷德里克中士身上，我们看到了双重的转变：从一个有为的军人变成可恶的狱卒，让囚犯们遭受莫大痛苦。弗雷德里克和军方、民间人士加诸于被拘留犯的大量虐待与酷刑，是由天性、情境及系统性因素所促进、培育，在这之中都扮演了关键角色，情形和斯坦福监狱实验一样。同时军方指挥高层和布什政府共谋创造了一些条件，让大多数的美国军事监狱充斥着毫无节制的虐刑。“恶劣系统”创造“恶劣情”，“恶劣情境”造成“害群之马”，“害群之马”出现”恶劣行为”，就算是好人也无法免于受影响。在阿布格莱布以及斯坦福监狱中，情境力量创造出一种自由，是这种自由让狱卒们不再受到一般社会和道德观点对虐待行为的束缚限制。显然对这两组负责值夜班的狱卒来说，责任分散的结果是让他们以为可以逃避许多行为的禁忌，而当新出现的规范让一度难以想象的行为变成可接受时，就不会有人挑战它们了。当负责监督的领导缺席时，戴上面具的劫掠者就大肆作乱了。造成阿布格莱布事件的部分原因是出自寻常的社会过程，而不是异常的个人邪恶特质。这些社会过程包括从众、社会化的服从权威、去人性化、情感性偏见、情境压力以及渐进升高虐待程度的严重性。人和地方的匿名性能创造出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当这种心理状态和行为责任的分散加在一起时，就会导致去个人化。演员们完全沉浸在高度的心理活动中，不再做理性思考，也不关心事情后果。在追求当下的享乐现实中，过去与未来全都暂时被丢在一旁。在这个心灵空间中，情感主导理性、激情挣脱社会束缚。这就是狂欢节效应，当个人的身份隐藏在面具之下时，平常受到压抑的各种原欲的、暴力的、自私的冲动都会宣泄出来。行为回应着情境的需求而立即爆发，不再深思熟虑或瞻前顾后。在斯坦福监狱里，一些狱卒也创造出同样的现象。如同阿布格莱布的情况，人们在这些情境中体验到行为的自由尺度放宽之际，约束侵略行为及反社会行为的规范也被搁置了。就像斯坦福监狱实验设计者从不曾鼓励狱卒做出残酷行为一样，军方也不曾鼓励它的狱卒性虐待囚犯。然而在这两个情境中都盛行一种默许放纵的宽松气氛，让狱卒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他们以为自己不需要负个人责任，以为没人看见，所以可以侥幸逃脱。在这个脉络中，传统道德推理能力被削弱了，以前学到的教训敌不过行动的诱因；狄奥尼索司所代表的原欲冲动压倒了阿波罗代表的合理性。道德脱钩接着发挥作用，沉溺在气氛中无法自拔的人们的心智及情感风貌于是改变了。领导缺失、任务特训不足甚至缺乏、资源不足，以及讯问制度，这些系统变项是促成阿布格莱布夜班虐行的主要因素。从布什、切尼(Cheney)到拉姆斯菲尔德以及指挥阶层所代表的系统奠定了这些虐行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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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角色权利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有些角色要求相对的伙伴关系，就像狱卒角色的存在如果要有意义，就必须有人扮演囚犯才行。随着以狱卒——囚犯共生关系为基础的权力差异愈益明显，我们的实验参与者也轻易地进人了他们的角色中。演出囚犯或狱卒，一开始根据的脚本是来自于实验参与者自身关于权力的经验，包括观察父母之间的互动(传统上，父亲是狱卒，母亲则是囚犯)，以及自身对医生、教师、老板等权威人士的回应，最后，通过电影中对监狱生活的描绘而刻画在他们脑海中的文化铭印，也是脚本的来源之一。社会已经帮我们做了训练。许多的资料显示，所有实验参与者的反应，实际上都曾在某个时候远超出角色扮演的要求，而这些反应渗透到囚禁经验的深层心理结构中。最残酷的行为都发生在深夜或是清晨的值班时间，狱卒们认为这时候他们不会被监视或录音，在某个意义上也可视为是实验“关闭’的时候。尽管囚犯们不反抗，而且随着这场狱中灾难达到顶点而露出颓丧迹象，狱卒对囚犯们的虐待还是每天不断推陈出新、愈演愈烈。狱卒实验头一天还曾经因为推了一个囚犯一把而感到很抱歉，但是到了第四天，他却已经对推挤和羞辱他们毫无感觉了。当囚犯私下独处时，当他们脱离不间断的压迫时，他们不是去认识对方，或讨论跟监狱无关的现实生活，而是非常着迷于当下处境的各种变化。他们增饰自己扮演的囚犯角色，而不是与之疏离。狱卒们的情形也一样：从他们私下在寝室或在准备轮班、换班空当中搜集到的信息显示，他们彼此很少聊和监狱无关的事或私事，常聊的反而是关于“问题囚犯”、狱中即将出现的麻烦或对工作人员的反应—完全不是人们认为大学生在休息时间会讨论的话题。他们不开玩笑、不笑，也不在其他狱卒面前流露出个人情绪，原本他们可以轻松运用这些方式让形势愉快点，或是跟角色保持点距离，却没这么做。在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人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都无关紧要。实验过程中来访的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律师、囚犯父母，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阻止其他现实情况人侵。而当我们由于身为某个角色犯下过错时，很容易帮自己撇清个人责任。我们拒绝为行动负责，将责任怪罪在扮演的角色身上，说服自己本性和角色没半点关系。8、匿名性与去个性化除了规定和角色权力之外，由于制服、装束和面具的采用，掩盖了每个人的一般面目，从而促成匿名性的出现并降低了个人责任归属，情境力量也变得更有权威性。当人在情境中觉得自己拥有匿名性，也就是觉得没有人会意识到他们的真正身份(所以也没有人会在乎)时，反社会行为就比较容易被诱导出现。假如情境本身又允许个人冲动、服从指令，或者鼓励建立一些一般情形下会受鄙视的行为方针，情况更是如此。有大量的研究资料证实，去个性化助长了暴力、破坏公物、偷窃等越界行为，尤其当情境支持这类反社会行为时，这对孩童造成的影响并不亚于成人。当群体中所有人都处在去个性化的状态下，他们的心智运作方式会改变：他们活在一个延伸现在的时刻中，使得过去和未来都变得遥远而不相关。感觉会支配理性，行动能凌驾反思。在这种状态中，导引他们行为不偏离社会正轨的一般性认知和动机激发过程已不再发挥作用。阿波罗式的合理性及秩序感被迫让位给戴奥尼索司式的过度放纵甚至混乱。接下来，人们不再考虑后果，发动战争就会变得非常容易。9、认知失调对邪恶的合理化及服从的压力公开扮演跟自己私下信念相反的角色会出现一个有趣的结果：产生认知失调。行为与信念之间不一致，以及行动不是随着恰当态度而产生，都是认知失调出现的条件。失调是一种紧张状态，它会强而有力地刺激个人改变公共行为或是私人观点，以降低失调程度。人们将会竭尽所能，力求拉近信念与行为的差异，以达到某种功能性统一。差异程度越大，达成调和的动机就越强，而人们也会期待看见越极端的改变。如果你有许多好理由去伤害一个人，反倒很少会出现失调，比方说你的生命受到威胁、身为军人的职业要求你得听从权威者命令行事，或者从事违背你和平信念的行动可以得到丰厚报酬时。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从事这类行为的正当理由减少，失调的效应却会开始增强。好比说你只为了微薄报酬去做一件令人厌恶的事，你的生命不受威胁，提供给你的理由也不够充分或是不妥当，失调情形就会变严重了。在人们拥有自由意志时，或者当情境压力迫使他从事与信念不符的行动，但是他或她一时失察或无法全然赞同这样的行为时，失调程度会升高，试图去降低失调的动机也会最强。如果与信念不符的行为属子公开行为，否认或修正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改变的压力会施加在认知失调方程式中较软性的元素上，也就是属于内在、私密的部分，亦即价值、态度、信念，甚至是知觉感受上。斯坦福监狱狱卒的整个工作情境也许就导致狱卒内化其公共角色的行为，并且造成他们用私人认知和情感回应方式来自我合理化，因而使得独裁及虐待行为日益增加。更糟的是，由于这些和个人信念不符的行动是他们承诺要做的，于是狱卒们更觉得必须赋予它意义，必须找理由来解释自己为什么做出违背他们真正信念及道德主张的事。在许多情境中，认知失调的情形被承诺掩盖，因此让明智的人受蒙骗，做出非理性的行动。做出违背信念的事情后，人们总会提出“好的”理由为自己无可抵赖的作为辩解。相较于合理化——替自己的私人道德观与实际行动间的矛盾开脱——的功力，人们的理性能力反而是差了点。借着合理化，他们可以说服自己和别人，主诉他们的决定都经过理性考虑。然而人们对于自己在面临失调时那股维持一致性的强烈动机，却是一点也不敏感。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10、社会认可的力量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往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11、现实的社会构建犯人感到无权力感，以及狱卒感到权力感，但造成情境上的差异并非来自服装或硬体装备的差异，反而是必须从心理元素中，亦即调查群体各自对这些装束的主观意义建构，才能找出权力的来源。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途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问都可以选择离开。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事实上对于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实验设计者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在这个研究中，还有另一种社会现实，也就是在假释听证会结束时囚犯们终于得到“假释谈判”的机会。在制定的情境架构中，如果囚犯愿意放弃他担任“囚犯”赚到的全部酬劳，通过假释委员会的运作，他可以获得假释。虽然大部分人都是勉强接受这个谈判结果，自愿放弃他们这几天实际担任“研究受试者”的所有酬劳而离开，即使如此，那时候也没有人尝试要“中止实验”。囚犯们宁可接受假释建构出的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个人最大利益采纳维护个人自由的社会现实。他们每个人都允许自己被铐起来、用头套罩住，然后从最接近自由的地方被带回到地牢里。12、去人性化：否定他者的价值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一你(I-Th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agency)会被吞没进入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斯坦福监狱实验创造出一种去人性化的生态，就像真的监狱里会出现的情形，而这是通过许多直接且不断重复的信息而逐渐形成。囚犯从一开始失去自由，接着失去隐私，最后失去个人的身份意义，一连串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去人性化过程。这过程将囚犯从他们的过去、社群以及家庭中割离，然后由当下现实取代了正常的现实。当下现实迫使他们和其他囚犯们一起生活在毫无特色的小牢房里，完全失去个人空间，而来自外在的强制性规定以及狱卒们的独裁决定则支配了他们的行为。狱卒们通过各种对待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贬低人格的制度性程序也在去人性化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囚犯们也将自己加入去人性化的过程里，他们压抑自己的情感反应，直到“崩溃”为止。去人性化过程和道德撤离的关联，以及其对人性的破坏效果。13、系统的影响为何最重大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情境是由系统创造的。系统提供制度性的支持、威权以及资源，让系统能够顺利运作。　　是什么或者是谁造成这些事情发生？　　谁有权力规划设计出这个行为环境，并且用特殊方式维持它的运作？　　谁必须为结局与后果负责？谁得到成功的功劳，谁必须为失败受责？系统权力是授权或是制度化许可，包括授权和许可从事规定下的行为、禁止及惩罚违背规定的行为。它可以提供“更高的威权”，这更高的威权批准新角色的扮演、新规定的服从，也批准从事在一般情形下受到既有法律、规范及伦理道德限制的行动。这些批准通常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出现。而意识形态是种标语或主张，通常用来合理化为了达到某个至高目的所需采取的任何手段。因为意识形态对处于某个特定时空的大多数人来说“正确无误”，因此通常不会受到任何挑战甚至质疑。当权者将政治纲领包装成善良、正直的，使它看似珍贵的道德律令。设计出来支持意识形态的政治纲领、政策及标准运作程序，是组成系统的基本要素。由于意识形态被人们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系统程序因此被视为合理而正确。而在目前的美国，所谓国家安全威胁势力对人民已经造成恐吓效果，使得他们愿意牺牲基本人权来换取安全的假象。这种意识形态接着正当化对伊拉克发动的先迫性侵略战争。而由当权系统制造出来的意识形态，又继续创造一个次级系统，即管理战争、国土安全、军队监狱的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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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性和系统性力量的运作及破坏性】实验参与者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品行偏差，实验程序反而可以确保他们原本都是一匹白布，进人实验后才逐渐被情境染缸里潜移默化的力量玷污。相较于真正的国民监狱和军队监狱，斯坦福监狱算是相对良善的环境了。不过这些志愿参与者的思想、感受和行为在这环境中的变化，的确是以各种方式作用于许多情境中的已知心理过程造成的。只不过在强度、广度和持久度上略逊一筹而已。他们陷人所谓“总体情境”中，这个情境的影响力更甚于我们可以任意来去的大多数一般情境。1、狱卒和囚犯的自我评价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好狱卒”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对照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2、认同加害者现象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为基础。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济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3、狱卒的权力变化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一些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有个有趣的相似性。4、囚犯病理分析人若处在某种强大社会情境中，本性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这个实验揭露了“性格转变”的惊人事实：当情境力量加诸于人时，好人会突然变身成像狱卒般邪恶的加害者，或如囚犯般病态的消极被害者。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大多数人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我们置身事外地想象自己的可能作为，然而一旦进入社会力量的网络中，想象自己的行为表现及实际能做的却差了十万八千里。人类会将人性及仁心屈服于社会力量、以及诸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无论人类曾犯下多么恐怖的暴行，只要处在正确或错误的情境中，这些行为就有可能出现在我们任何人身上。捐弃“善良自我”能够打倒“恶劣情境”的简化观念，正如情境感染相同处境的其他人一样，只有当我们承认情境也有“感染我们”的潜在力量，才能最完善地抗拒、避免、挑战及改变这类负面情境力量。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是告诉我们情境的重要性。社会情境在个人、群体及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和心智运作上产生的作用力，远较我们能想象的还深刻。有一些情境施加在我们身上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顶测得到的行为反应。5、规定的塑造力量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出现的情境力量结合了许多因素，这些因素单独而言并无特殊之处，然而一旦联合起来，就会发挥强有力的影响。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式而简化的方式来控制非正式的复杂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即制定什么是必需的，什么是可接受、可以得到报偿的，以及什么是不被接受并因此会受惩罚的。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故有其必要；然而有些规定只是幌子，只为了掩饰创造规定者或负责执行者在支配的事实而已。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都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尽管如此，系统仍扮演了一定角色，雇用警察并创造监狱来监禁破坏规定者的都是系统）。当时间久了，规定逐渐有了自己的生命，开始不受控制，并拥有合法的威权。即使规定不再适用、变得含糊不清，或是因为规定执行者的任意诠释而变化，规则仍然屹立不摇。借着怪罪“那些规定”，我们的狱卒可以将加诸囚犯的大多数伤害正当化。6、角色扮演的形塑力量角色和特殊的情境、工作、职务是相连的。人处在某个情境时就会扮演某个角色，而通常处在“正常的”生活中时，角色就会被抛在一边。然而有些角色会不知不觉渗透进入你的生活。这些角色不只是偶尔演出的剧本而己，它们会在大多数时候变成你。即便一开始我们只承认它们是人为的、暂时的、受情境限制的角色，但它们仍被内化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于是我们变成了父亲、母亲、儿子、女儿、邻居、老板、劳工、助人者、医治者、娟妓、士兵、乞丐及其他许许多多角色。更复杂的是，我们都必须扮演多重角色；有些角色相冲突，有些则可能挑战我们的基本价值与信念。正如斯坦福监狱实验里的例子，当初一开始我们只是用“不过是个角色”来和真实个人做区别，但是当角色行为得到报偿时，却开始造成深刻的影响。就像“班上的小丑”虽然赢得他无法用特殊学业表现得到的注意，可是接下来就再也不会有人认真看待他了。或者是羞怯，一开始时可以用怕羞来避免笨拙的社会互动，这时羞怯是一种情境式的笨拙，但是当怕羞的次数多了，原先只不过是扮演角色，最后却真的成了怕羞的人。挫败感也是如此。当人们扮演界限僵化的角色，并因此赋予既定情境许多限制，像是限制什么行为才是适当、被期待及获得强化的等等，这时候人们就可能做出很糟的事来。当人处在“正常模式”时，会用传统道德和价值观来支配生活，然而角色的僵化性却关闭了正常模式中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角色分隔(compartmentalization)的自我防卫机制，允许我们在心智上接受相互冲突的信念与期待，让它们成为彼此分隔的密室，以避免争执。无论如何，角色扮演的力量均足以形塑我们的看法。对某些人来说，将情感与认知分离的“心理麻木”成了常态；而另一些人则采取精神分裂式办法，过着“双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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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坦福监狱实验中得到的一个主要结论】不论是细微或明显的情境因素，皆可支配个体的抵抗意志。广大的受试者，如大学生、市民志愿者等等，能够符合、遵守、服从，轻易地被诱惑去做在“情境力量场”(situational&force&field)之外无法想象的事。一系列心理动力运作过程，包括去个人化、服从威权、被动面对威胁、自我辩护与合理化，都是诱发好人为恶的因素。“去人性化”是让平凡人性情大变、变得冷漠无情、甚至肆无忌惮地犯罪的主要运作过程之一，它能遮蔽人的思考，并促使当事人觉得其他人猪狗不如，认为敌人就应该受到酷刑折磨和歼灭。从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中了解到，当情境力量不受节制时，要把好人变成邪恶的加害者是多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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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监狱实验的设计透露了一个明显的事实】一开始狱卒都是行为端正的人，然而受到强有力的情境力量影响，其中有些人开始变邪恶。此外，实验的设计者及其研究团队必须对创造出的系统负责，因为是它让情境的影响如此有力并深具破坏性。他们没有提供适当、由整体到部分的约束与限制以制止对囚犯的虐行，他们所设定的工作事项和程序助长了去人性化和去个人化过程，促使狱卒创造出各种邪恶行径。当事情开始失去控制时，当内部揭弊者迫使实验设计者必须承认自己对这些虐待行为负起责任时，他们可以利用系统力量来终止实验。这也是斯坦福监狱实验和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的不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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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监狱与真实监狱』一个惊人的结论是，监狱体制的本质才是造成监狱内对抗关系的主因，囚犯和狱卒的个人特质并未扮演特殊的角色。虽然邪恶存在任何环境中，而本书让我们更近距离地检视了邪恶的繁殖地——监牢及战场，尽可能逼近制度力量压倒个人力量的环境，了解当权威、权力及支配彼此混杂，受到秘密掩饰时，看似无足轻重的情境变因，如社会角色、规定、规范、制服等，对于深陷于系统中的人所产生的强而有力的影响，这股力量让我们搁置自己的人性，并从身上夺走人类最珍视的品质：关爱、仁慈、合作与爱。书中提供的例子和信息挑战将个人内在特质当做行动主要根由的想法，这是种死板的基本归因错误。社会背景是由系统一手打造和维持的，我们有必要辨识出系统提供的情境力量及行为的支撑力量。当我们尝试了解犯罪行为和表面上的人格变化时，应对情境和系统过程投注更胜于以往的关切与比重。斯坦福监狱试验只想简单地证明综合环境变数将会对在模拟监狱中的囚犯与狱卒的行为造成一些影响。希望评估存在于制度性环境中的种种外在因素，可以压倒该环境中行动者的内在天性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效果如何。然而，经过时间的洗礼，实验真正的意义开始浮现，它强而有力地刻画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能够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揭示了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轻人屈从于行为发生背景中的内在社会力的可能极限，或者说会被诱惑到什么程度。进入同样情境背景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津巴多本人以及许多成年人和专业人士身上。善恶之间的界限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但却证明，这条线其实相当脆弱。斯坦福模拟监狱环境具有心理学强制力，诱发许多实验参与者做出强烈、逼真的反应，而且经常是病态性的反应。狱卒们在意识到囚犯造反事件出现时表现出的支配强度及反应速度，让人非常惊讶。当学生囚犯丧失了身份认同，持续服从于专制独裁的行为控制之下，并且被剥夺隐私权及睡眠之后，他们身上出现了被动、依赖及忧郁症候群，这相当类似“习得的无助感”’的心理反应。在学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严重的情感及认知失调而必须提前释放。留下来继续进行实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逐渐变得只服从狱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们慑于气焰高涨的狱卒威权，而服从于他们一时兴起的各种不合理命令，举止变得死气沉沉，简直像“行尸走肉”。“好狱卒”为数不多，勇敢面对狱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样稀少。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津巴多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他的做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他和他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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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性、情境与系统』路西法曾是上帝宠爱的天使，但因反对上帝要求他尊重亚当，而离开天界，堕落成为魔鬼撒旦。路西法的罪孽，被中古世纪思想家认定为“贪爱”（cupidity）。对诗人但丁而言，从“贪爱”涌现之罪恶乃豺狼虎豹之恶，仿佛其精神内部有个深邃的黑洞，用再多权力和金钱都无法满足。沉溺于贪爱的人，不论外在自我价值为何，都为贪爱利用，或用以强化自我。因贪爱而犯罪的恶人要归在第九层地狱，以冰湖冻结。津巴多用路西法效应解释好人转变为魔鬼的现象，是想要说明，魔鬼原本就是天使。坏人并非天生的恶，而是情景（situation）的力量让好人逐渐堕落。个人是生命舞台上的一名演员，其行为自由度是由架构他的基因、生物、肉体及心理特质所赋予。情境是行为的背景，通过它的酬赏及规范功能，情境有力量针对行动者的角色和地位给予意义与认同。系统由个人及机构施为者组成，施为者的意识形态、价值和力量创造出情境，也规定了行动者的角色以及行为期许，要求在其影响范围内的人扮演它规定的角色，做出被允许的行为。人类行为总是易受情境力量影响，在特定情境下，情境力量远远胜于个体力量，它能在许多情境中塑造我们的行为。通过引导、诱使或传授的方式，就可以让好人为非作歹。当好人沉浸在“整体情境”时，情境力量会挑战个人人格、个性和道德观的稳定性及一致性，从而影响人性的表现，引导人做出诸如非理性、愚蠢、自毁自弃，反社会、不计后果的行为。然而，情境是由“系统”这个更复杂、更强大的动力所创造出来的。行为与情境的转换，对我们而言是瞬息万变的，除非对系统的真实力量有足够的敏锐，并且充分了解系统运作的规定与法则。系统包含情境，但是更加持久难耐，影响更加广阔，涉及大规模的人际网络，包括他们的期待、基准、政策，而且或许还包含法律。随着时间演进，系统有了历史的基础，可能以政治或是经济的力量结构，在它影响的领域中统治或主导许多人的行为。系统就好像引擎，发动情境，创造行为的脉络，影响在它控制下的人类行为。在某些时刻，系统可能变成一个自治的实体，脱离原先刚开始的样子，或甚至不管国家统治集团里那些表面的管辖权。每个系统会创造出自己的文化，当许多系统集合起来时就会促成一个社会的文化。想要全面且完整地了解人类行为动力，就必须先能辨识个人、情境以及系统力量的范围与限制。要改变或避免不恰当的个体或团体行为，就必须了解他们带入了什么力量、优点和弱点到情境之中。接着必须更清楚地辨识出，情境力量在特定行为之下复杂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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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论与渐进论』壁垒分明地辨别好人与坏人能让我们感到安心，至少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1、它建立了一则二分法的定律，在这样的定律之下，邪恶被认定为“天性如此”。大部分人将邪恶视为一种内在不变的特质，也就是说，我们认定有些人性与生俱来，是他人所没有的。　　2、维持善恶二分法，可令好人免责，好人们甚至不必反省自己是否可能造成、维持、延续或姑息以下这些情境—行为不良、犯罪、破坏公物、嘲弄、欺弱、强暴、酷刑、恐怖行动，以及暴力。甚至认为自己并不能改变什么。邪恶渐进式：随环境不同都可能为恶，代表任何人可在任何时间，或多或少表观出某项的特质(如聪慧、自傲、诚实或恶毒)，而这些特质无论是朝向善或恶的一面，都是可以被改变的。渐进式的观点，意味着某项特质的获得是借由专注学习或外界提供犯罪机会的介入而来。人们沉浸于情境中，因情境释放的力量而改变性格。人和情境常常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纵使认为自己拥有稳定一致的人格，也可能不是真的。独自工作与在团体中的自己可能不同，在浪漫氛围中和在学校环境中不同、和朋友一起与陪伴陌生群众时不同、旅行中或藏身自家小窝中的自己，也都可能不同。我们对于自己的认识往往来自昔日相同情境下的有限经验，这其中牵涉了规则、法律、政策等各种外在压力。但是当我们暴露在全新、陌生的环境下，过去经验或习惯无法应付时，会是如何呢？当习以为常的游戏规则动摇了，你的老方法可能将不如从前一般好用。人若处在无法依循从前法则行事的新环境中，情境力量的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类情境中，惯常的报偿结构不同了，预期也被打破了。置身其中时，人格变项的预测力变得很低。因为它们的预测力依赖的是想象的未来行动估计，而未来行动则是以过去在熟悉情境中的典型反应为基础——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新情境并非如此。也因此，当我们试图了解自己或他人令人困惑的不寻常举动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只有以情境为基础的侦查工作无法解答谜题时，才采用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现今精神医学、临床心理学、人格与衡鉴心理学皆倾向特质论，而我们大多的体制也基于法律、医学、宗教的立场，认为疾病、罪责、犯法应指向病者和罪者。“特质取向”和“情境取向”就如同“健康医疗模式’和“公共卫生模式”。医疗模式尝试在受影响的个人身上找寻病灶的来源，相对地，公共卫生模式的研究者认为，疾病的触角衍生自环境创造出的致病状态，生病常常只是环境病原体导致的最后结果。“苹果特质论”忽略了“好苹果”与“坏苹果”间的界线，以及可能的腐败情况对所有苹果的影响。系统分析应聚焦在有权设定这些界线标记的权势精英，他们通常就在帷幕之后规划许多“我们”日常生活的情境。这些权势精英所处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得以轻易胜过我们任何人，他们可以决定许多重要议题并且产生重大的结果。只是，他们关键性的地位，远远比他们所下的决策更有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听从现代社会主要阶级和系统的命令，操纵大型财团法人，运作国家机器并自认有特权，指导军队组织，垄断社会建构的策略、命令和公告，集中了最有效的手段，享有权力、财富和名声。当这些各式各样垄断的权力结合起来，他们便开始定义、实现有如乔治&#183;奥韦尔在《一九八四》里所预言的我们的生活。这些军事结合宗教的力量是最终的至高系统，它将掌握今日美国生活的资源和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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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解读文章一则，作者佚名-----一个好人如何变坏？你不需要药物，你需要的是心理学过程。平凡的好人堕落为恶魔的七个社会化过程：1、无意间迈出第一步；2、对他人去个性化；3、对自己去个性化；4、推卸个人责任；5、盲目服从权威；6、不加鉴别地服从群体规范；7、袖手旁观，漠不关心，对恶性消极容忍。这容易在新的或者不熟悉的环境中发生，在那里习惯反应失效了，人格和道德感被关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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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想打入某个核心的渴望及被排除在圈外的恐惧，会占据所有人一生中的某些时期，甚至许多人从婴儿时期到垂垂老矣，终其一生都被这些念头盘踞……在所有热情之中，成为圈内人的热情最善于让本质还不坏的人做出罪大恶极的事。当人处在善恶边缘时推人一把、改变行为的强大力量，即来自人们想成为“圈内人”不愿被排除“在圈外”的渴望。大部分人虽然自信个人力量能够战胜强大的情境和系统力量，并且有人有刀枪不入的错觉。但是维持这样的错觉通常会让一个人掉以轻心，无法对抗那些隐晦的、不合乎社会标准的影响力，而使他们更加易于被操纵。基辛格：权力是春药。埃德蒙&#183;伯克：邪恶取得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的袖手旁观。邪恶最具关键性、同时也最不为人知的促成因素并不是明目张胆鼓吹暴力伤害的人，而是在他们背后沉默的大多数，目睹一切发生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人。纵观人类历史，有能力行动者却袖手旁观，知情者却无动于衷；正义之声在最迫切需要时保持沉默，于是邪恶方能伺机横行。——海尔&#183;塞拉西&Haile&Selassie&前埃塞俄比亚皇帝人类不是命运的囚犯，而是他们心灵的囚犯。——富兰克林&#183;罗斯福恐怖是国家所握有的最特别的心理武器。利用恐惧，国家可以使人民为了交换政府所许诺的安全生活，而愿意牺牲基本自由以及法制的保障。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以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创造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为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者根本不承认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识，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的潜在条件。思考漫长而晦暗的人类历史，你会发现，当人类打着服从的旗号时，犯下的骇人罪行远多于以叛乱之名。每一个人在一天的24小时里都被锁着，没有过去，没有未来，没有目标——除了下一餐。他们害怕，那个过去从来没有一点了解的世界（监狱）让他们混乱又困惑。他们觉得他们无法改变，所以他们作乱鼓噪，好让他们不再听到心中的颤音。他们只能自我解嘲，以确保自己不害怕那些周遭的人，就像迷信的人经过墓园时，会吹口哨或唱轻快的歌曲一样。一个群体的入会仪式越严格，人们对它的忠诚度就会越高。当你穿上制服，被赋予角色，那你就必须从内而外，都和你穿上的制服一致。一方面下达虐待的指令，另一方面却官方公开声明“我们决不宽容虐囚行为或任何非人道待遇之行为”。借助这样的方式，他们便有理由在之后假装毫不知情似的推卸责任。当紧急情况发生时，越多人目睹，这些人就越不可能介入提供协助。身为被动的旁观者群体中的一分子，这表示每个人都会假设有其他人可以协助或将要提供协助，这样一来，相较于单一目击者或只有另一位其他旁观者在场的情况，他们受到采取行动的压力就比较小。其他人在场分散了卷入此事的个人责任感。逐渐改变权威人士的形象性质。从开始的公正、讲理形象，渐渐变成不公正、苛求、甚至毫不讲理。这种技巧会让人先愿意服从，但接着因为对权威者和朋友前后一致的期望落空而感到困惑不已。转变结果就是让人们糊里糊涂地服从一切指令。许多约会强暴案例中都有这样地情节，也是受虐妇女留在施虐配偶身边的原因之一。大多数人都会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自利偏向，这样的认知偏向有助于维持尊严和抵御生命中的重大打击。我们利用自利偏向替失败找借口，将成功归功于自己。做出错误决策时则用来推卸责任，所认知到的主观世界就像生活在彩虹中一样美好。大多数人会相信自己比他人更不容易受到自利偏向误导。监狱是暴力及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情：监狱已成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转门。但是除了监狱，还有别的犯罪威慑工具吗？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得放浪形骸。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libidinous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会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服用酒精和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情况会突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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